1940年的六七月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紧张的几个时刻之一。
因为攻取宜昌的日军随时有直接打重庆的可能。
此时的欧战战场，法国没抵抗几个礼拜就投降了，除英吉利海峡外，似乎已没人能挡住纳粹德国的进攻步伐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已有人发出这样的论调：看这意思，得跟日本人讲和了。此时，很多日本人也相信：重庆政府会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为此，东京下令加强对华的空袭频率和强度。
早在1940年5月，日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就发起了代号为“101”的重庆大空袭。无差别、不间断的大轰炸使整个山城陷入一片火海，民众死伤惨重。这是抗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整个夏天都在轰炸。在雾都，只要天一放晴，日军飞机就会蝗虫般扑来。与此同时，延安也遭到大规模空袭。重庆和延安之外，兰州、西安、成都都是日军轰炸的重点。
在大轰炸中，从市民到官员乃至蒋介石都在煎熬。
在历时五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蒋介石寓所曾家岩德安里101号“尧庐”多次遭空袭。至于黄山别墅，一开始，日本人摸不到具体位置。但事儿坏在一个意大利人身上。日本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从这个离开重庆的意大利外交官嘴里大致搞清了别墅方位，对“尧庐”和黄山别墅同时进行轰炸。这时，蒋在黄山。空袭警报叫响后，在侍从人员催促下，他躲进云岫楼附近的防空洞。刚钻进去没几分钟，炸弹就掉了下来。54岁的蒋介石虽腿脚还比较利索，但多少年的委员长做下来，已使他一举一动都比较矜持，故而对侍从人员来说，最煎熬的是从小楼下来到钻进防空洞这个过程。“可算钻进去了！”每一次，望着蒋介石的背影，侍从人员都会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声音。
半个多月后，日机再次空袭黄山别墅时，正赶上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警报声中，高级将领们都跟在蒋介石后面往防空洞转移，虽然心里忐忑着急，但步子又不好超过蒋，琢磨起来还真比较难受。这一次，大人物们无恙，但两名侍从室的卫士被炸死。
至于重庆平民之安危，也就可想而知了。军国日本之罪恶如此。
7月的时候，东京又走马灯一般换了首相。已是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武藤章想建立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他认为留着分头的首相米内光政太过消极，而且反对日本跟德国结盟，难以应对欧洲战争以来急速变动的世界大局。这个变局之一即法国降服后留在亚洲的殖民地比如印度支那由谁去装入口袋的问题，陆军的很多人都在嚷嚷“不要耽误公共汽车”了。于是，在武藤的鼓捣下，畑俊六不情愿地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按日本的规矩，米内内阁也就垮台了。
接下来，前首相近卫第二次组阁。
好战的东条英机入阁出任陆军大臣。与此同时，近卫启用了声称自己“必须具有外交决策权”的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有着极富煽动性的口才，在外交上属于亲德而又对苏联怀有拉拢之心的奇怪人士（他梦想建立德、意、日、苏同盟）。近卫再次上台后，仍要面对他们眼里的所谓“中国事变”这个棘手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棘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日军全部撤离中国，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还会有事么？日本人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怎么一边占着中国的便宜，一边从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腿。这是强权时代日本人最典型的思维逻辑。
当时，日本那边有几拨人谋求占中国便宜下的和谈。
一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情报课课长今井武夫；二是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的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以及追随他的几个参谋；三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此人也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给重庆传话。此外，还有一拨看似无关的人也在打酱油般地“谋求和谈”，比如日本的某些商人、前军人什么的。说起来，他们其中的不少人根本没经过军部和政府授权，也就是说没有跟重庆政府和谈的资质，但仍嘻嘻哈哈地去凑热闹了。
上面这帮人有个相同点：都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建立了汪政权，重庆方面就更不会坐在谈判桌前了。
各种渠道出现后，慢慢地，其中一条亮了。
这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叫铃木卓尔。他对外身份是驻香港武官，实际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专门从事跟重庆政府接触的任务。
早在1939年底的时候，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曾做过新闻记者，一度在华北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任职），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公司任职。宋子文一度居住于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张治平是同学）的人接上头。按参与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这个“宋子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经常把雪茄拿在手里。
当时还做陆军大臣的畑俊六觉得这件事可以进行下去，就想把秘密接触转变为内阁的正式授权。可这时东京正计划扶植汪精卫政权。最后呢，香港的接触就定位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牵头的谋略工作了，日方谈判代表最终定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和陆军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臼井茂树。
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接触中，日本人提出条件：承认伪满洲国、华北驻兵、内蒙古特殊化、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后来，日本人又一度加上优先开发华北矿藏以及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华南岛屿进行“海军合作”。此外，还有一条：叫蒋汪合作。
日本人末了表示：在重庆政府接受以上条款的前提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撤出大部军队，此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呵呵。
这就好比美国作家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说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飞行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残酷死去，主人公渐渐厌战而想逃避。但飞行大队有军规，其中第二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了你是个正常人。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现在，日本人弄得就是这种悖论：前面已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后面又说，中国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人的逻辑荒诞如此，但他们却很认真地这样说。这正是该民族令人难以理解之处。
至于蒋汪合作这一条，日本人也没动脑子。退一万步说，就算蒋介石接受了前面的条款，会接受跟汪精卫的“合流”么？本来一府独大，正做着最高领导人，最后放弃了，而跑着去跟一个国人眼里的汉奸握手言欢，他蒋介石是傻子么？
对香港的接触这件事，东京陆军军部的一些人显得很兴奋，异想天开地期待蒋汪合流，甚至有人拿着和谈备忘录去拜访海军军令部的人。
海军的人看完后，说：“你们陆军缺心眼啊？这种接触实际上是重庆政府使用的一种缓兵之计，跟我们接触而又不签字，目的除了阻止、破坏和拖延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外，还会影响我们的用兵。”
提出以上观点的是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冈山县人），也就是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明“神风敢死队”的那位。此人做到联合舰队参谋长，辅佐山本五十六。
这时候，为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还真就把汪精卫政权成立的日子向后推迟了。板垣一直叫香港的铃木催促“宋子良”，叫他尽快带来重庆的答复，但了无音信。板垣觉得被耍了，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政权成立后，局势也就更复杂了。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一个“忧心忡忡”的兵站主任甚至私下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日军撤出武汉地区，在华中实现跟中国军队的停火，撤销中国派遣军编制，叫司令部成员全体复员回国。
在随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席会议上，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广岛县人）怪叫一声：“断不能放弃武汉！”
随后岩畔又神经质地大喊：“还应该攻占新加坡！”
谁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也参加了这个会，听完岩畔的话后笑了，拍了他肩膀，说：“岩畔课长，你把大家都吓着啦！”
从岩畔这句类似于被刺激后的胡话（事实是，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占领了新加坡）中可以看出来，当年日本军人之疯狂。岩畔特工出身，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在关东军做参谋，是“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的“专利发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岩畔代表陆军参与美日谈判，在美国转了一圈的他，一反以前的观点，又开始反对跟美国开战，认为开战后日本必败。那时候，东条英机已经主导开战，一气之下，将岩畔发配到近卫师团做联队长，叫他跟着山下奉文下南洋，意思是，以前不天天叫着要打新加坡吗？这一次就叫你真的去打新加坡。
回过头来继续说“桐工作”。
重庆政府真的有跟日本人和谈的想法吗？
1940年4月12日，北欧被德国攻占的当天，英、法大使在重庆拜会了蒋介石。
英法大使说的都差不多，大意是：由于欧洲大战爆发，波兰被闪击，北欧遭席卷，英法两国已无暇顾及远东，为保持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就是印度支那、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稳定，希望看到日中两国尽早结束战争。
两国大使说：“我们是中国的朋友，有我们监督，停战后，日本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否则的话，对中国不利。”
法国大使甚至说：“现在法国唯一想做的事是对付德国的威胁，所以根本没精力顾及远东，也不想开罪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要求关闭滇越公路，我们也许会从了，请中国一定要理解啊。”
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回答是：“在日军全部撤出中国前，中国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中国当然希望实现和平，前提是日本撤走它的侵略军。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
接下来的事，自私的英国和怯懦的法国还真做得出来：为自身的利益，不愿得罪日本，先后关闭了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7月18日关闭，3个月后才重开）、滇越铁路。
这让蒋介石感到抗战局势尤其困难。
5月13日，在香港，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宋子良”约今井武夫进行会谈。
今井去香港前，板垣征四郎给他定的底线是：重庆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存在。
板垣说：“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5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5个字的问题？板垣真是说得出口。
今井对板垣的固执表示疑虑，当然他也明白其固执的缘由，那个“满洲国”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龙半岛旅馆的会谈中，关于伪满地位问题和日军在华北驻军问题成为双方的鸿沟。最后，“宋子良”表示：两大问题可成为悬案，留着以后去解决。
今井说：“好啊，那就停战吧，国民政府先发个‘亲日防共’的声明，然后进行正式和平谈判。”
随后，会谈又转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里。
今井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前，双方搞个高级会谈，我们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席，你们的蒋委员长也要出席，地点可以定在长沙。”
后来，今井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是因为板垣虽在“满洲国”问题上不肯让步，但只要他来到谈判桌，领略了双方的谈判空气，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松口，这样停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议被“宋子良”一口否决，原话是：“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正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会谈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一时又无法调查。
第二次会谈，仍在九龙半岛旅馆，跟随今井来的铃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机从门锁的洞眼拍摄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后，立即请来陈公博、周佛海，叫他们认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周佛海说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陈公博说一点也不像，于是还是无解。
在南京，今井对板垣的固执深表不满，觉得他一根筋。他认为，不管重庆承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都已存在：“再没有比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破坏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会谈在澳门继续进行。
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
6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飞往南京，会见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带来陆军中央的一个说法：关于华北驻兵和“满洲国”问题可以不作为谈判条件，等停战后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欧洲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法国投降后，东京的一些人急于结束战争，以把兵力用到出现势力真空的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这就是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秘密接触的来龙去脉。
不过，随着7月份蒋介石极为讨厌的近卫文麿的二次组阁，“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废除当年提出的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是废除跟汪伪政权的条约，三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时不涉及蒋汪合作的问题。
驻香港武官铃木转回东京，拜访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卫，后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蒋介石阁下：
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所派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谨启
随后，在南京，板垣也写了封信：“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作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对铃木卓尔说：“近卫首相的信有点问题啊，信中没提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外，对长沙和谈，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个旁观者。万一以后日本内阁再换，继任者有可能把会谈的执行问题推到板垣的个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诺。”
随后，“宋子良”告诉铃木：“在当前情况下，和谈很难进行下去了。”
“宋子良”说：“在另一个渠道，你们又提到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北驻军问题。”
铃木说：“另一个渠道？”铃木心里琢磨，有可能是和知鹰二开展的“兰工作”。
“宋子良”说：“你们都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我们相信谁？另外，据情报得知，你们把秘密和谈的情况拍了照片，有这事吧？”
铃木慌忙摆手，说：“断无此事。”
“宋子良”说：“你们说的蒋汪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认为中国依旧有很强的抗击下去的力量，没必要谋取屈服性和平。”
铃木愣了一会儿，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至于照相问题，没有事实根据。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宋子良”说：“你们也要清楚一点，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铃木想了想，最后说了一句：“我们知道你不是宋子良。”
诡异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这是1940年9月的事。两个月后，日本正式承认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
虽然有这次接触，但一个事实是：东京军部更多的好战者，其实从没想过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当时没计划点对点地直接跟蒋介石谈判，而是只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如果成功了也不错”的想法在香港接触重庆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接触还在继续时，也就是一个月前，1940年的8月，华北的八路军出动至少105个团，发动了敌后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可以说，在情绪悲观的1940年，延安发起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作了全国抗战的士气。后来，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这样说：“这（香港接触）是八年中中日最接近的时候，但就在这种时刻，在华北，八路军断然发动了深出日军意料的作为运动战的百团大战，因为觉察出了重庆政府和日本要进行谈判的蛛丝马迹。”
在重庆跟日本人在香港停止接触的9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趁法国在欧洲战败之际，连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一起主导策动了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意图切断中国另一条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并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一点点控制其殖民地印度支那。
日本如此急切的扩张野心令美国大吃一惊。
此前两个月，进入1940年7月后，《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美国宣布不再续约，两国进入无约束的条约空白时代。在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即开始对日本禁运废钢铁（在此之前，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宣布其“东亚新秩序”中的“东亚”涵盖东南亚地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美国已禁止向日本输出航空汽油）；与此同时，宣布向中国追加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半年前曾有2000万美元贷款；到1940年底，另有1亿美元的贷款打向中国）。而英国，也在10月8日也重新开放了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真正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由此开始正视中国的抗战并大规模开始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
对于日本来说，从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他们确实有下南洋的具体想法了。
一个动作是：东京将华南方面军隶属于大本营，而不再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理由是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华南方面军又处关键位置，直接归大本营指挥可达到所谓“针对局势神速用兵”的目的。
随后，在东京举行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次官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东京人）、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次长泽田茂、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两个变化：一是在陆军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干了九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离职，杉山元接替了他的职务；二是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被调回国内，坐在了作战部长的关键位置上。
跟以前的会议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和出兵南洋两个议题。
鬼子高层最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一直抵抗是因为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低，而且自身依靠外援。如果占领南洋，一可完全切断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二可用那里丰富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一年前的1939年秋，日本就遭遇经济困难。早在1938年6月，为解决枪支不够用的问题，军部就下令把军校所有教练用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中国前线；三可以把对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而出现的抱怨化为取得南洋新胜利后的兴奋。只是，兴奋能持久多久呢？在这个秋天，日本人不去想这个问题。
9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9月27日，在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推动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缔结了同盟条约。
条约看上去是针对美国的。
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国还曾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
松冈的外交时常叫人摸不透。有人认为他反美而亲德，有人则认为他并不反美，认为只有三国成为轴心后，才可以避免同美国的战争。他曾跟密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1939年8月），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随后一天，昭和天皇把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叫到皇宫，问：“跟德国也已经结盟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把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也调到中国大陆去了，开始说调到华南，后来又调到华中，说叫他们打败重庆政府，但最后又调回华南，你们有没有一个坚决的计划？”
杉山元吭哧半天，说他没参与此事。
这件事是这样的，东京要压缩山海关内的日军而充实关东军，受到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抵制。讨价还价后，最后决定将85万日军削减为1940年底的72万。削减前，派驻东北佳木斯的大阪第4师团和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到华中参战。按板垣的计划，后者放在华南。不过，决定确保宜昌后，板垣又将之调入华中，于是华南方面军就不高兴了，正在东京的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走后门，又把该师团弄到了华南。
天皇望着杉山元，1937年夏，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保证3个月打败中国而结束战争。
天皇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本军，是不是感到中国军队很难对付了？”
杉山顾左右而言他。
天皇说：“现在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等于说跟重庆政府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既然如此，你们有没有把握彻底打败他们呢？”
转天，天皇近臣木户孝允再次质问杉山元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这个问题。
这一次，杉山元说了句话：“很难。”
木户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呢？”
杉山说：“很难。突然撤兵，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
木户说：“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即使如此，是不是应下决心，制定个方案呢？就是说，怎么打败重庆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一年年这样拖下去，对日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杉山说：“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木户说：“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作为总长，您需要关心国家的财力和资源问题。”
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公平匡武一度提出直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既然政略不行，就用武力降服重庆。后来，他叫一个参谋回东京汇报，其中一条是，如进攻重庆，则需要10个师团和六个月的时间。建议到了杉山元那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不过，新上任的杉山元为显示自己精神抖擞，随即出差走了一圈儿。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是新上任的东条英机的同学兼密友后宫淳，他极力反对用兵南洋，而主张集中力量给重庆致命一击。后宫说：“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总是侧重于切断援蒋通道而不是直接对其政权所在地给予一击？假如陆军中央再给我三四个师团，我就可以率军占领昆明，与华中和华北的部队一起成功合击重庆。”
杉山元说：“你这个想法很怪，跟陆军中央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难以实施的。”
在中国继续抗战、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对整个南洋蠢蠢欲动、日德意已经结盟的1940年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职务，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