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1941年，宜昌的秋色是令人惆怅的。不过，此时整个世界形势对中国却是非常有利的。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发生大变化。虽然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大溃败，国土大片丧失，士兵战死、受伤、被俘总数超过1000万人，可由于苏联有着广阔的纵深、雄厚的兵源与资源，德国人很快就会吃到苦果了。
美国和日本间的巨浪也已在太平洋上掀起。
在华盛顿，日美已经开始谈判，议题主要围绕着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及美国对日石油禁运等问题。此前，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对民众的演讲中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东南亚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他们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想要得到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事件直接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到这时候，美国人才真正感受到日本人漫无止境的胃口与危险。当美国人开始寻找盟友的时候，发现中国已经孤独地跟凶暴的军国日本战斗四年多了。
至于那个叫日本的国家，1941年秋天的他们——这台战争机器，在军国魔兽的掌控下已经完全地失控了。
日本人觉得，跟美国的谈判形势似乎把他们逼得毫无退路。其实没有谁逼谁，日本的路有的是，但它却选择了通往悬崖的那一条，而且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理由。10月18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这个岛国的战争步伐从此加速。这时候的日本，从陆海军省部，到内阁，再到昭和天皇，都已下决心向美国开战。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奇袭美军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的计划在下旬已被御前会议原则上批准，他已经开始带着舰队在鹿儿岛内海进行模拟演练了。
面对日本和美国的谈判，重庆的蒋介石面对合众社记者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美国不要跟日本妥协，在正义与和平未获保证前，中国必会继续抗战。”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和朱德出席大会，分别做了致词和报告。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美日华盛顿谈判如何，中国的抗战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日本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个理由是华盛顿对其制裁力度的上升，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存和战略资源”被美国掐断了，只有“自卫才能自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军不败，这是军国日本迷恋侵略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时，德军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在此之前，日本的这个盟友已横扫西欧大陆，降服了法国，登陆英伦似乎也指日可待，上帝好像真的站在了日耳曼民族的一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岐阜县人）曾给东条发去这样的电报：“苏军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俘，斯大林已把首都迁往古比雪夫，莫斯科有可能在严冬到来前陷落。”面对上面的电报，叫人浮想的其实不是莫斯科会不会陷落，而是日本跟德国的盟友关系问题（意大利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国家是盟友吗？
形式上确实是，但事实上却一塌糊涂，因为在二战中，两国的结盟没起到任何战略协同作用。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这件事事先根本就没通知德国，两个多月后德国闪击苏联前也没跟日本打招呼。希特勒恳请日本夹击苏联，东京没接话茬儿。至于1941年年底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战败的事，日本压根不知道，还以为德军快把苏联降服了。后来发生的事实是：莫斯科城下的德军接到撤退令的前一天，日本的轰炸机出现在了珍珠港上空。德国人有意无意地坑了日本一道。其实是互相坑。日本也没跟德国交心啊，关于跟美国开战这件事，也从没想过跟希特勒打个招呼。换句话说，两个盟国在各自采取重大行动前，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向对方绝对保密。
这确实是一个奇异的轴心。
事情就是这样，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暴雪中进退维谷时，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之弓已经拉满。日本人决定狂赌，跟当年打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一样，拿国运去狂赌。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很大原因在于想通过开战之初凌厉的攻势，迫使美国人迅速地“丧失战争意志”，之后在掌控东南亚资源的情况下再与之谈判。
假如美国人不坐下来谈判怎么办？
日本人不去想。这是他们典型的非理性的一面。入侵中国的战争是这样，跟美国开打也是如此。所以，在几十年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结尾，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虽然感到前面有危险，但还是选择了感觉有希望的道路：向美国开战，一种所谓的‘非逻辑存在’的人类的宿命。”
日本人把自己后来的悲剧看成是宿命，没有真正的认知和缺少反思是这个民族的致命伤。
从东条上任，到联合舰队的攻击编队向珍珠港驶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知道决策内容的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兴奋与忐忑间打着秋千，毕竟真要跟美国打仗了。一切都已山雨欲来。进入11月下旬，东京那些知道战争决策的人，状态已由兴奋过渡到癫狂。欲望在这个秋天爆棚，用多日后蒋介石的话说，无异于饮鸩之狂夫：“他拿烈性的毒药，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寻绝灭。”[7]
1941年12月7日凌晨。
从迫近瓦胡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在总指挥渊田美津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52期，奈良县人）中佐率领下，以密集阵方式直扑珍珠港！7时53分，飞临珍珠港上空的渊田看到外面晴空万里，白云静伏如棉花糖，随后向攻击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6期，山形县人）发出“虎！虎！虎！”的奇袭成功的信号，接下来才开始扔炸弹。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在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4艘战列舰被炸沉，1艘搁浅，3艘遭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炸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死伤3600多人。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以及6艘袖珍潜艇。唯一让南云失望的是，美国人的航空母舰没在港里（这也是后来有人怀疑美国人事先知道日本偷袭计划的原因）。
从纯粹的战术角度看，珍珠港事变确实是战争史上一次“经典的偷袭”。这里面有一个插曲：按山本五十六跟内阁达成的协议，发起奇袭前三十分钟，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这样的话，半个小时后再进行攻击就不算偷袭了。阴差阳错，日本人递交的最后通牒晚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这边的日本轰炸机已把美国军舰炸沉了，那边的日本人才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后者看完通牒后，没法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民族。”
美国沸腾了。
中国正是深夜。
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
前一天晚上，从不熬夜的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下。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尤其是春天时，美国宣布将租借法扩大到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贷款和军事援助将更多地到来。随后罗斯福又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数十名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及出版社编辑以版税500万美元援助中国抗战。而陈纳德统领的由美国志愿人员参加的飞虎队已升空与日机战斗多日，并取得令人欢欣的战绩。凌晨四点左右，蒋介石被电话铃声吵醒，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是侍从室军情处的人：“委员长！得到确切消息，日寇在刚刚不久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大战爆发了！”
虽然早就清楚日本和美国间的矛盾，但听到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还是大为吃惊。他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然后大声喊人，要立即到重庆城里去开会。一旁的宋美龄提醒他：“会还是上午开吧，现在天还黑着，这下你可以安稳地睡一觉了。”蒋介石想了想，觉得有点道理。这个消息的确能叫他上安稳地睡上一整天，但又确实睡不着。终于忍到五点半，蒋介石下了山，来到重庆城里的曾家岩，此时后续电报已雪片般飞到手边。
日军侵入天津、上海英美租界；
日机轰炸了马尼拉；
日机轰炸了吉隆坡；
日机轰炸了新加坡；
日机轰炸了香港；
已有日军在马来亚半岛哥打巴鲁登陆（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是在12月7日早晨7时53分，实际上，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是日军第18师团陀美支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两个小时，以第56联队为基干的该支队，在支队长佗美浩率领下于哥打巴鲁登陆，从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大幕）……
华盛顿和伦敦陷入震惊，东京市民开始祝捷游行。
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心情中，蒋介石于12月8日清晨主持召开中常委会议，讨论骤变的时局。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下午时，他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表明和宣示了中国将与友邦共同战斗的坚定态度以及立即向日、德、意轴心国宣战的决定，同时提议成立美、中、英、苏、荷、加、澳、新等国同盟，在彻底打败日本及德、意轴心国前，任何一国不单方面与之和谈。
珍珠港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其中讲道：“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实际上，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在谈话中讲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
美国在珍珠港被袭的转天对日本宣战，同样已遭攻击的英国紧跟其后。
美国以及英国的参战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时候，他内心深处更迫切希望苏联参战，所以在12月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这一天，他专门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后又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敦促苏联尽快投入对日战争。但半年多以前，斯大林已跟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的就是避免将来两线作战，故而以“苏联正担负着抗德任务而不宜分散力量”为由拒绝了蒋。后者很失望，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八个月前，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后，随之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一天后，国民政府又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德国和意大利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美国随之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二十多个国家陆续向德、意、日宣战。这个世界上，除日苏因有条约而未处于交战状态外，其他主要国家都已泾渭分明。这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所以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从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开始，而是从1941年12月7日本袭击珍珠港开始。
在一切泾渭分明后，中国终于不再孤独地抗战。
但必须说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虽然在国际大势对中国有利，但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军民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前赴后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荣光可以经他人而拱手相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周，1941年12月22日，美国、英国、中国等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政治上以吝啬著称的丘吉尔亦表示赞同。因为中国战区划定的范围，虽然除了中国外还有印度支那和泰国，但不属于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蒋介石欣然上任，立即叫美国政府给他派一个参谋长，后来跟他打得不可开交的史迪威就这样到来。
兴奋中的蒋，在12月23日，于重庆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亚洲战局（中国战区和二战中的中缅印战区、东南亚战区是不同的概念。中缅印战区，是美国陆军对其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军队的作战境地的称谓。东南亚战区则成立于1943年夏的盟国魁北克会议之后，由英国人蒙巴顿出任战区总司令，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协调史迪威任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和斯利姆指挥的英国驻印缅部队以及温盖特指挥的英军特种部队）。
盟国虽然站在了一起，但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战局是非常不妙的。
以寺内寿一为总司令官、塚田攻为总参谋长的日本南方军，以凌厉的攻势横扫东南亚的英美荷军队，整个亚太战场一片黯淡。但是，就在这时候，在湖南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阴霾之下的盟军以巨大鼓舞，此战也成为薛岳平生最得意之作。
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间隔了没多长时间。日军为什么再攻长沙？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京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阵营里抽调了第5、18、21、33、38师团以及第3飞行团，为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做准备。此外，第4和第6师团也改为大本营直属，随时准备南下。大本营告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第3师团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调走。与此同时，考虑收缩华中防线，放弃宜昌、南昌和岳阳。这遭到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阿南在武汉召开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会议，说：“东南亚攻略已经开始，有些人认为中国战场已退居次要位置，这是错误的！大本营认为，只要第11军待在武汉四周，就会收到最大战略价值，而不支持军队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给第11军的弹药补给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里加在一起，只有13300吨。具体到使用的弹药数字，这三年，平均每年只有武汉会战的十分之一。”
参谋长木下勇则说了具体的事：“现我第23军第38师团已开始香港攻略，根据拿到的情报，薛岳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如第4军已从长沙向广东转进，第5、6、66军似乎也在向云南集结[8]，在湘桂边境休整的王牌第74军的动向也值得注意。”
在会后转天，木下勇给驻广州第23军去电报，询问欧震第4军南移对香港攻略的影响。但第23军没有及时回复。这种情况下，木下在一个小时内决定对长沙发起新一轮进攻。计划立即被阿南批准。阿南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11月底的时候，阿南被畑俊六召到南京开军司令官会议，在那里听到派遣军司令部流传着一种说法：“打长沙这件事，在很多时候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机会，对日本军很不利啊。”
这叫阿南很生气，他决定再打一次长沙，叫派遣军的那些人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从军部到媒体，都在看着山下奉文（负责攻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今村均（负责攻打印度尼西亚）、本间雅晴（负责攻打菲律宾）等指挥东南亚作战的将领，甚至连攻略马来亚半岛的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都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这种突然的落差叫阿南心有戚戚，结合在南京听到的冷嘲热讽，他决定以牵制薛岳部队南下为由，在他任内再打一次长沙会战。
由于时间仓促，木下勇拟定的第三次长沙攻略计划简单到家：先用第6、第40师团击溃新墙河南岸杨森第27集团军主力，随后将从鄂北应山赶来的第3师团配置在第6师团右翼，渡过汨罗江，击溃南岸陈沛第37军，随后就收兵。
阿南思忖：“真的这样吗？难道不进攻长沙城？”
就在这时候，南下的第3师团路经武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说了一句话：“愿取长沙。”
阿南确定12月24日平安夜发起攻势。虽有攻打长沙之意，但此时并没正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开始行动后，仍没有明确到底要不要攻打长沙城。这种仓促叫他们先输了一着。
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941年11月1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该会战跟第一次长沙会战都是按1939年春的作战指导部署的，这个指导后来被证明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逐次抵抗、断敌退路以及选择决战区域上都比较模糊。薛岳在会上说：“通过两次会战可以发现，鉴于地形使然，日寇攻长沙，兵力重点必保持于其左翼，也就是东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怎么使用右翼兵力就成为一个关键。”
薛岳在会上正式提出“天炉战法”。
薛岳说：“什么叫天炉战法？就是说，在敌进攻前，正面坚持破路清野，于新墙河、汨罗江之间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重点保持在右翼，以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为手段，既不叫日寇捕捉到主力，又逐次消耗其战力与锐气。当敌人进抵浏阳河、捞刀河之间，战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补给也出现问题且兵力更加分散时，集中长沙以南、东部山区和西部湘江沿岸的优势部队，断然实施反包围。此战法的关键在于长沙的守军能不能死死顶住。如果这个炉底漏了，就功败垂成！”
薛岳特别提到年初上高会战的例子说，罗卓英之所以打赢了，是因为王耀武第74军死守日军攻到纵深后的正面；王耀武之所以打赢了，则是因为余程万第57师守住了上高。会后，薛岳将印刷成册的新应战方略发给军以上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敌情判断、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军队部署、兵站补给、交通通信、设施破坏等。
也就是说，阿南惟几再次发动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这边的部队长都是有准备的。
比如，薛岳对杨森第27集团军的要求是：第20军应守备江南桥方面现阵地，敌以全力或主力由湘北进犯时，应先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梅仙、平江外线转移，尔后待命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断敌归路，或依据情况派一部向蹿至长寿街地区之敌攻击。再如，当日军向汨罗江进攻时，要求孙渡第58军、陈沛第37军主力向相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之间的偏僻地区，等日军大部队通过后，潜伏部队进行攻袭，并阻断其退路，等总反攻时，主力再向捞刀河以北攻击。
长沙军事会议后的一个来月，各部队都在执行新方略，一直处于备战的状态。
整个战区的兵力配置如下：
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主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江津人）第78军，控制在赣北澧溪，一部在修水、上高，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以九宫山、大湖山为根据地，并在幕阜山一带活动；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杨宏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云南绥江人）新编第3军，主力控制在赣东高安、奉新（孙渡第58军隶属该集团军，但一直在杨森那边作战）；萧之楚第26军在浏阳、洞阳一线；杨森第27集团军，辖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江南桥占领阵地，一部在平江以北；孙渡第58军主力亦控制在河南岸；陈沛第37军由战区直辖，主力控制在汨罗江南岸，在北岸长乐街、伍公市、新市设置前进据点，主力位于南岸瓮江、栗山巷一线。战区直辖的部队，欧震第4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往广东，准备策应香港的英军；傅仲芳第99军依旧控制在汨罗江口、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警备洞庭湖沿岸；第10军守备长沙，军长暂有李玉堂代理，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败，李被撤职留用，新军长还没下来。
12月1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
同一天，第11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神田正种第6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在岳阳集结完毕，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则正往这边赶。
薛岳这边的情报很准确。
当日军在岳阳刚伸懒腰，结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大势，薛岳即用最快的速度破除疑惑（毕竟离上次会战只有两个多月），断定日军又将进攻长沙，下令各部队按既定的新方略应战。
对湘北日军的异动，重庆军委会也非常关注。
日军于岳阳一集中，重庆即令由军委会直辖的王甲本（已接替夏楚中）第79军由衡阳推进到渌口、株洲一线；第6战区的彭位仁第73军亦由湘西北澧县转进到益阳、宁乡待命；军委会直辖的另一支部队王耀武第74军则由广西柳州做好开拔北上的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王耀武率部到江西萍乡补充，随后转至广西柳州休整和训练新兵）。
这是真正的严阵以待。
平安夜，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下达强渡新墙河的命令。
对于是否攻占长沙，阿南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要根据香港作战的情况再定。事实是，圣诞节刚到，香港的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
以前两次会战，日军都是在天气尚热的9月发起的，这一次时间已是深冬。
平安夜逢雨雪天气，到半夜后气温骤降。新墙河不宽也不深，每一次强渡，日军都无须用船或搭浮桥，而是直接涉水而过。不过，现在正值隆冬，天上还下着雨夹雪。熊本兵哆嗦着下饺子般跳下河。被军国与皇国洗脑的他们，其内心的狂热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或许跳下河的一瞬间会有片刻的迷惘：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但随着对岸杨汉域第20军士兵的猛烈机枪扫射，他们就又恢复了亡命之姿。
新墙河再一次陷入血雨腥风！
河以南二十里的龙凤桥，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与第20军夏炯（泸州讲武堂，四川温江人）第133师激战长达八小时。该师王超奎营奉命死守南岸最高峰向公岭，全营五百多人几乎全部战死，王营长最终亦自杀殉国。
在另一个方向，第40师团最活跃的户田义直联队不等师团集结完毕，即向第20军杨干才（泸州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134师发起进攻。第134师阻击极为猛烈，户田联队一度前进不得。激战中，该师团龟川良夫联队乘汽车赶到，随即投入战斗。在两个联队夹击下，第134师的防线才被撕破。接下来，两支日军分别向关王桥、陈家桥进击。龟川联队在黑夜中迷路，到26日下午才望见陈家桥，随即又遭孙渡第58军梁得奎（云南讲武堂，云南景东人）新编第11师一部猛袭。
杨森第27集团军所辖第20军一直是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川军色彩为薛岳所器重，可知该军战力确实非凡。抗战爆发后，杨森就带着第20军参加淞沪会战了，是川军里表现最出色的，随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初，杨森专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由杨汉域接任，夏炯任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杨干才出任第134师师长。接下来，几乎参加了中南正面战场上所有的会战。
圣诞节之夜，雨夹雪终于转为大雪，日军第40师团户田联队进入关王桥后，继续向前进攻时，跟龟川联队一样，在大雪中遭到第20军一部的埋伏，双方在冰雪寒天的午夜中展开肉搏。
12月底，中国最寒冷的日子。三湘大地，滴血成冰，而雪在烧。
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与敌恶斗，随后根据既定方略，向三江口、王家坊侧面转进，协同杨林街、关王桥侧面阵地的孙渡第58军，自东向西尾随和侧击日军，让一路向南的第6师团和第40师团难受不已。
扬言要取长沙的第3师团在哪儿？
由于乘坐的粤汉线火车发生事故，延误了日子，直到12月25日，在师团长丰岛率领下，他们才赶到新墙河。渡河后，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几乎与此同时，薛岳命令赣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向平江转进，向日军的侧翼靠拢。
12月27日午后，大雪又渐渐转为雨雪，第6师团、第40师团和后来赶到的第3师团迫近汨罗江北岸。在这一线布防的仍是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控制在江北，罗奇第95师和李棠第140师控制在江南，前者在神鼎山、影珠山一线，后者在金井一线。第60师在长乐街与敌激战后，转进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其他部队亦按计划，在相应阻击后即做离心转向，让开通往长沙之路。
观战时，第3师团长丰岛认为雨雪不会很快停止，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江水上涨，于是命令部队将渡江时间由入夜时提前到下午。在被炸毁的汨罗江铁桥遗址附近，第3师团的士兵同样像下饺子一样跳进寒气逼人的江中。汨罗江比新墙河深，加上日军个子矮，水一下子就没到他们的胸部（日本男性在当年的平均身高是1.60米，战争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的士兵由于选拔严格，平均身高能达到1.65米，但随着兵源渐渐枯竭，挑选就不那么严格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平均身高又下降到1.60米）。就在第3师团的日军徒步渡江时，突遭斜后方猛烈射来的机枪子弹的袭击。野地里，只要听到第一声枪响，日军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散开，各自找到隐蔽物，但眼下是在河里，他们也就惨了点。
原来，第37军两个战士，完成北岸阻击任务后，撤退时，掉了队，他们没有选择跑掉，而是决定留下来，隐藏在铁桥附近偷袭日军。在毙杀十多名日军后，这两个战士牺牲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汨罗江两岸的山野因大雪而洁白。
由于下午雨雪加大，当第6、40师团在夜间准备渡江时，发现河水已涨，只能搭桥通过了。就这样，第3师团反超了那两个师团，其步兵率先进入汨罗江南岸。按阿南的命令，第3师团要跟两支友军配合，迂回围歼第37军。但渡江后的丰岛，没琢磨怎么迂回，而是在第一时间叫还在江北的骑兵联队渡江后直扑长沙。丰岛似乎必取长沙而后快，但这是个独断，因为阿南此时并没正式下达攻击长沙的命令。
在汨罗江两岸，陈沛第37军出色完成逐次抗击的任务。在飘风山，进行截击的该军罗奇第95师见机会有利，一度将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本部包围，后者借助于飞机轰炸下才得以解围。第40师团户田联队则在磨刀尖、鸟石尖、牙尖一线同遭第37军另一部伏击；该师团滞留在新墙河以南十公里处寺庙中休息的辎重联队，遭第20军一部袭击，联队长叫森川敬宇，被当场击毙。傅仲芳第99军一部堵击第3师团骑兵联队，导致其始终没看到长沙城的影子，破坏了其本欲在战场上的穿插扯动，直到几天后日军北逃时，他们才在枫林港追上主力部队。
以上种种，就是薛岳在新方略中所说的不间断的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
对日军来说，虽然又已打到汨罗江南岸，但由于香港已陷落，也就不再存在牵制战的问题。既然这样，就要反转了吧？很多士兵问部队长是不是这样。天气实在太冷了，而且从渡过新墙河后，雨雪几乎就没停。可是，从分队长到联队长乃至师团长，都不太清楚下一步行动是什么，用日本人的话说：“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阿南惟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作战开始后，阿南把前进司令所推进到岳阳。到12月26日，他计划由岳阳回武汉，但由于越来越偏向攻取长沙而取消了这个行程。在他看来，香港虽然陷落了，但从态势来讲，中国军队仍有可能在广东发起攻势，故而有必要继续向长沙进攻，把牵制作战这件事搞周全。对进攻长沙这件事，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比较忧虑。阿南认为岛村不解其真意，所以当夜“冒着风雪”找岛村谈心，说了五点好处：一是给蒋介石政权无声的威胁；二是把第9战区向南转进的兵力留滞在湖南；三是第11军仍具有强大的力量，证明给薛岳看；四是叫湖南民众感到蒋介石不可依靠；五是给第6战区以威胁。
在香港已被攻占的情况下，同时结合广东的情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这五点基本上都不是必攻长沙的理由，说继续进攻与否需要向东京请示后另行通知。就在这时候，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给阿南发了封电报，认为如果不进攻长沙，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收获更大成果。恰逢此时，阿南又得到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议会演讲时的内容，大意是：薛岳战区向广东转进兵力，意图牵制甚至攻击进行香港攻略的日军，而第11军向长沙挺进，进行了反牵制，挺有效果的。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阿南记载：“对此深感惭愧，期待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断的攻击。”也就是说，阿南觉得他这几天的作战，有点撑不住东条的夸奖，加上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的几个中国军并没受到打击，这就更坚定了他攻取长沙的想法。
在以上背景下，阿南不等畑俊六回复而进行了独断，通过空投通信筒的方式向顶在最前面的第3师团发出向长沙追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