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早期走向“汉化”的历程里，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北魏太武帝三朝的汉族士大夫崔浩，在北魏汉化关键过程里，他和拓跋鲜卑早期的帝王们一样，最终成为了一个悲壮的殉道者。
关于他的身份，至今还有一种争论：潜伏!相当多的史家信誓旦旦地认为，这位学问渊博、身份高贵的大臣，其真实身份是南朝汉族政权派入北魏政权的奸细。对于一个对北魏忠心耿耿的名臣来说，这样的评价显然令人啼笑皆非。但细观此人的一生，这类的评价，也显得有一些“道理”。
崔浩，字伯渊，河北清河人，虽然他是否是卧底的说法，经常被人争论，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却是无可争论的：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无论他是不是卧底，对于北魏的发展壮大，身为三朝元老的他，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崔浩的出身很高贵，他的家族河北崔家，世代都是高官显贵，是当时出名的士族大家，与当时河北另一个大家族卢家也是儿女亲家。他的先祖崔林，三国的时候为曹操做过高官；他的曾祖父崔悦，在羯族后赵政权里做过司空；他的祖父崔潜，在后燕做过侍郎；父亲崔弘，到了北魏的时候受封白马公。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北方，像崔浩这样的家族，素来都是稍微有政治头脑的政权，无论汉胡，都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到了崔浩这一代，更加青出于蓝胜于蓝。崔浩的父亲崔弘，本身就是以学问著称，年轻的时候号称冀州神童，崔浩更厉害，不但博闻强识，而且博学多才，对儒家以及佛家的典籍都有研究，科学造诣也很深，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公认的通才。20岁的时候，崔浩就成了著作郎，也就是北魏皇帝的私人秘书。那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期，崔浩以一手漂亮的书法，得到了拓跋珪的赏识，当时拓跋珪大部分的诏书，都是由崔浩执笔的，皇帝的私人秘书，在今天看来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但放在拓跋珪时代，却是一个人人都要躲的工作。崔浩给拓跋珪做秘书的时候，正好是拓跋珪人生的晚期，当时连续发生贵族叛乱，3个从小情同手足的堂兄，都因为反叛自己而死，这一切对拓跋珪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位一生文治武功良可称道的英雄，在晚年却变得精神分裂，不但喜怒无常，还喜欢“磕药”，服用一种叫“寒食散”的毒品。每次嗑药的时候，还经常借故杀人，那时候他身边的官员甚至太监宫女，经常莫名其妙地就被他干掉了，所以每当拓跋珪嗑药的时候，别人都是能躲就躲，唯独崔浩不躲，不但不躲，还主动侍奉在拓跋珪的身旁，鞍前马后非常殷勤。但不躲不意味着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公元409年，拓跋珪的儿子拓跋绍发动政变，杀死了拓跋珪，并且逼迫满朝文武向他效忠，崔浩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和父亲崔弘一起装病在家，这场政变持续了没多久，就因为太子拓跋嗣的反攻倒算而失败了。事后拓跋嗣即位，即历史上的北魏明元帝。崔浩虽然在这次政变中失语，但因为他侍奉父亲时候的忠孝行为，外加拓跋嗣本人，也是一个汉化比较深的帝王，因此对崔浩非常敬重，拓跋嗣即位后，册封崔浩为“博士祭酒”，即皇帝的私人家庭教师。拓跋嗣经常利用各种机会，让崔浩为自己讲学，拓跋嗣虽然对汉文化很有兴趣，但是他认字不多，所以学问渊博的崔浩，这下有了用武之地。趁着给拓跋嗣讲学的机会，崔浩建议拓跋嗣调整内外政策，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尽可能地爱惜民力，不要贸然发动战争，在他的劝说下，拓跋嗣开始改变拓跋珪时代四处扩张的政策，并且把北魏的均田制推广到全国。北魏统治区内的政局，因此而稳定下来，这几年对北魏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拓跋珪虽然一生建树颇多，但是长期的征战，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经济贫困，拓跋嗣在即位早期，也想过乘胜追击，继续扩张地盘，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北魏很可能走上五胡十六国时代诸多政权因为穷兵黩武而亡国的老路了。
这时候的北魏，面临的问题远比想象中的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的疲敝，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北魏的地盘，当时主要包括山西、河北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的战争，造成了当地的贫困，虽然有屯田等各项政策，但是都是对长远有利，很难解决眼前的问题。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也和北魏作对，公元414年至415年，中国北方发生了大面积自然灾害，尤其是在中国河北、山西地区，可以说赤地千里。这种情况引起了北魏朝廷的恐慌，本身北魏建国早期，在是否转化为农耕定居问题上，北魏鲜卑贵族的反对声音就颇大，这下又一次老调重弹，但当时是否农耕定居是其次的，关键是怎么度过此时的灾荒。当时北魏的灾荒已经严重到连国都的粮食都很少了，这时候主流的观点，就是迁都，将国都迁移到储粮充足的河北邺城地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但当时把持大权的鲜卑贵族纷纷赞同，许多汉族士大夫也表示赞成，在满朝的赞同声音中，唯独崔浩唱反调，他只反问了一句话：今年平城闹灾，我们可以迁都到邺城，那么明年邺城闹灾，我们又可以迁都到哪里去呢？一句话，就把北魏的官员们驳得哑口无言，甚至北魏明元帝本人也深以为然。当然崔浩反问，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他马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把都城最穷的农户，分配到各个州县就食，并且国家向富裕的世家大族告贷，要求他们出粮，来年再按照利息偿还，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公债了。反对迁都看似简单，其实意义重大。当时的北魏皇朝，特别是上层的鲜卑族贵族，依然保留着传统游牧民族的观念：反正是这里闹灾了就迁到别处去，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时候的北魏已经不是游牧部落，反而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政权，都城就是国家的根本，轻易迁都势必引起国家的变乱。如果当时没有崔浩，北魏迁都的事情肯定顺理成章，外加自然灾害严重，到那个时候，北魏很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来雄踞中原的北魏鲜卑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暂时度过了自然灾害后，北魏马上又面临着新的考验：此时已经掌握了南方东晋王朝大权的刘裕，发动了对北方后秦政权的进攻。当时的后秦，是北方各政权中比较强大的一支，和北魏唇齿相依，后秦遭到攻击后，立刻向北魏求救，这个时候的北魏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北魏的北边，就是著名的柔然游牧民族，此时也在大举进攻北魏。究竟是北上抗击柔然，还是南下救援后秦，北魏朝廷犹豫不定，大家也莫衷一是，这时候的崔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都不救。崔浩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北魏贸然进攻刘裕，不但很可能失败，并且北方柔然部落会趁机南下，大肆攻掠北魏州县；但如果北上抗击柔然，刘裕很可能掉过头来攻打北魏。所以北魏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借道给刘裕，让他进入关中平原与后秦决战，然后无论胜败，他都会元气大伤，到时候只要断掉刘裕的归路，刘裕的北伐军必定会全军覆没，而遭到重创的后秦，也从此无力和北魏抗衡，关中平原也注定会落到北魏之手。崔浩极力劝说北魏明元帝听从他的主张，甚至说这是“一劳永逸定南北”之计。崔浩的这个计谋，就是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如果照他的计谋，刘裕和后秦会相继被北魏消灭，而东晋政权也会因此元气大伤，如果那样的话，不要说北方的统一，就是天下一统，也很可能会在北魏明元帝手中完成。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元帝并没有听从崔浩的建议，他认为崔浩这个建议太不切实际，因此自作主张，答应了后秦的求救，发兵攻打刘裕。事实果然如崔浩所料，北魏军队遭到刘裕的截杀，被刘裕的重装弩外加战车打得溃不成军，伤亡3万多人，而柔然也趁机南下，北魏抵抗柔然的六镇，被掳掠了5万多人口，伤亡极其惨重。北魏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家底，在这场动荡中差点一次性赔光。幸亏崔浩提出建议，要北魏坚壁清野，修筑堡垒，牵制刘裕的进攻，这才让刘裕没有趁机反戈一击，否则的话，刘裕做到的，就不仅仅是平灭后秦，而是吞并整个北方了。
崔浩的“隔岸观火”之计虽然没有奏效，但却让他继续得到了北魏明元帝的信任。或许是为了回报崔浩，北魏明元帝还给了崔浩另一个职务：太傅，也就是太子拓跋焘的老师。这个职务非同小可，这就意味着崔浩不但得到了北魏明元帝的信任，将来还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重臣，在当时的北魏朝廷里，这样的身份，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对于拓跋焘，崔浩耐心培养，他对拓跋焘最大的影响，就是为拓跋焘讲习中国的各种兵法，很快他发现，拓跋焘军事上的领悟力非常强，这也让崔浩感到了不安。在北魏另一个汉臣卢度世的笔记里，说崔浩在成为拓跋焘老师后，曾经忧虑地对身边的子女说，太子如此喜爱征战，将来很可能是一个暴君，我们家族子孙的灾难很可能要发生了。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只是家族的灾难，没有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这时候的崔浩，正在他人生里最得宠的时候，公元423年，拓跋嗣去世后，拓跋焘即位，即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帝。这个时候的北魏，经过拓跋嗣在位期间常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大大增强，而当时的中国北方，原本强悍的后秦已经亡国，和北魏有世仇的夏国也已经衰落，有能力统一北方的，就只有北魏王朝了。但是在统一的路线图上，北魏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究竟是先打北方的柔然汗国，还是先灭掉一直威胁北魏的夏国。在多数大臣的眼里，灭掉夏国是必须的，因为夏国有丰富的物产，如果得到夏国，就能够补充北魏的实力，而柔然居住在草原地区，素来贫困，且他们以骑兵作战为主，来去迅捷，根本不容易消灭，劳师远征的话，很可能劳而无功。关键时刻，又是崔浩唱反调，他坚持认为，必须首先消灭掉柔然，否则统一北方无从谈起。因为长年以来，柔然对北魏的政策就是“远交近攻”，如果北魏攻打夏国，柔然势必会从背面袭击北魏，那样的话，灭掉夏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攻打柔然，就是要解除北魏统一北方的后顾之忧，这一次拓跋焘听从了崔浩的决定。大军出发前，南朝刘宋政权突然屯兵边境，大有进军北方的姿态，此事又一次引起了朝臣的恐慌，崔浩却自信地断定，刘宋绝对不会北进，他只是虚张声势，防备北魏南侵而已。事实证明，崔浩还是对的，在攻打柔然之前，崔浩给拓跋焘上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八个字，成为拓跋焘攻打柔然的座右铭，结果这一战，柔然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几十年里，一度无法威胁北魏。北魏的政权，也就这样稳固下来了。
公元450年之前，三朝元老的崔浩，屡屡在北魏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献计献策，在北魏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他都能以超凡的眼光找到最正确的道路。公元439年，随着最后一个北方割据政权北凉被平定，拓跋焘终于完成了他的祖先没有完成的大业——统一北方。居功至伟的崔浩，也得到了他的宠信。对崔浩，拓跋焘一度信任到了极点，比如他曾对崔浩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候可能当面不会同意你的意见，但只要你说的对，事后我只要冷静下来，就一定会听从的。在他剿灭柔然之后，面对柔然的俘虏，他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别看这个人文弱不堪，他却能顶上你们的千军万马。”这个时期，对崔浩的荣宠，在当时北魏的汉人中，可以说无出其右。
但老话说得好，否极泰来，政治上也不例外。精于谋国的崔浩，也是一个拙于谋身的人，这时期拓跋鲜卑内部，反对汉化改革的声音依然很大。毕竟早年拓跋鲜卑的几代帝王，都是死在守旧派手里，拓跋焘是个狠人，下面的官员自然不敢反对，可对崔浩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成为整个拓跋鲜卑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着除之而后快，不止为了除掉崔浩，更要通过除掉崔浩，打击北魏朝廷的整个汉人势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崔浩越受宠，他的处境其实也就越危险，晚年的崔浩，对这种事情的反应，几乎到了迟钝的地步。这期间他还干了几件惹众怒的事情，一是他撺掇魏太武帝灭佛，这是因为他本人笃信道教，而且认为佛教寺院势力增长，会成为国家经济的累赘，但当时佛教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不但百姓里信徒众多，许多士大夫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崔浩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把原本和他是一个战线的许多汉族官员也得罪了，而那些在灭佛中被剥夺了财产的贵族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另一个得罪人的事，就是崔浩要求按照南朝的规矩，区别士庶的地位，其实这一条本身，守旧派官员们起先并不太反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贵族，区别地位，更可以让他们凌驾在士大夫之上，但是崔浩主张把北方的世家大族，抬高到和鲜卑贵族同等的地位上，这等于得罪了大部分鲜卑贵族，这样一来，崔浩的祸事也就不远了。
崔浩招祸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著名的《修史》事件。公元439年开始，崔浩受命修订北魏的国史，这个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但这时期建树颇多的崔浩，已经变得飘飘然了，修史成功之后，他身边的谋士建议他把他的著作雕刻在石碑上，来彰显自己的功绩，崔浩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引起了整个鲜卑政权内部的暴怒。因为拓跋鲜卑早期是个游牧民族，非常的落后，那一段历史对于鲜卑贵族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让他们觉得耻辱。本身崔浩就建议用寒门和士族来区别身份，这么一修史，再一曝光，原本是正统的北魏，一下子就成了世人眼中的野蛮民族。这件事情引起了鲜卑贵族们的愤怒，纷纷斥责崔浩的罪过。结果，一向对崔浩言听计从的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下子也翻了脸，立刻把崔浩下牢狱，这还不算完，更大肆诛杀无辜，凡是参与修历史的，以及崔浩的亲人好友，统统不放过。这场“国史案”在当时中国北方引发了强烈震荡，崔浩的家族，即著名的河北崔家，被整族杀戮，与崔家有亲戚关系的卢家等家族，也纷纷被杀，寒门知识分子中也有多人连坐。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己说，如果不是太子劝阻，他还要杀几千人。即使如此，整个北方的士族，在这场风波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崔浩的死，是非常屈辱的，那是公元450年的盛夏，他被囚车押上法场，一路上鲜卑士兵不断往他身上撒尿，一个功勋卓著的名臣，就这样含冤被害。关于他的死，当然不是简单的“修史”，而是当时北方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所致。魏太武帝事后也搞平衡，赦免了许多参与此事的汉族知识分子，主要是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崔浩死后40年，进行汉化改革的魏孝文帝拓跋宏，用“国姓”和“郡姓”来区别身份，划分等级，崔浩梦寐以求的抬高北方世家大族，让北方世家大族拥有和鲜卑贵族平等权力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
至于流传很广的崔浩是卧底的说法，好多人依据的论据，就是魏太武帝每次要攻打南朝的时候，崔浩都拼命阻止，相反一直撺掇魏太武帝去攻打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以有人就认为，崔浩这是真心为南朝着想。事实上从当时局面看，先北后南，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抉择，忠心耿耿的崔浩，最终还是为了帮北魏完成统一大业，至于所谓的潜伏，也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