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多年以来史家争议颇多。贬斥者认为，北宋灭亡，就是始于王安石变法，因王安石变法，北宋分成新党旧党，轮流坐庄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倾轧几十年，直到最后被金人全都给倾轧了。支持者却认为，王安石变法有莫大的勇气、时代进步的意义以及高瞻远瞩的思想。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变法本身不好，而是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阻挠，因此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尊重。
一
王安石变法，是对还是错，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北宋发展到王安石所在的时期，究竟都有哪些问题。
把北宋中期所有的问题，归结成一句话，估计应该有6个字：缺钱、兵弱、臃肿。
这6个字，应该就是北宋在宋仁宗、宋神宗两代，面临的最主要难题。
宋朝以经济发达著称，后人一直用富宋来形容宋王朝，但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的穷却是真穷，确切地说，是国穷。
北宋怎么穷呢？主要是严重的财政赤字.每年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相比，几乎都是负数。就以宋仁宗在位40年的平均值算，北宋每年的岁入，高达1亿3千万两白银，但是每年的支出，却约为1亿5千万两，如此搞下去，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北宋为什么会这么穷，其实原因很简单，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公务员工资问题。北宋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对文官采取恩养的政策，在北宋如果你是个文官，日子可以说非常爽。就算你开始是个芝麻绿豆官，什么都不干，慢慢地熬资历，最后估计也能熬到个二三品退休，至于工资，更是肥得流油。北宋宰相的工资，如果以大米的比价折合人民币的话，估计一年可以拿到100万人民币。另外普通的公务员，都有各种福利补贴，比如加班费、粮食补贴、取暖费、消暑费。就是最普通的八品县令，每月基本工资就有15贯，折合成人民币1万多，换到今天，也是一个十足的金领。外加北宋机构臃肿，从宋真宗开始，北宋的科举就一直在扩招，比起明朝科举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景，北宋科举的录取要宽松得多。到了宋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三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进士的地步。录取得多了，当然官也多。王安石在自己给宋神宗的奏折里就说了，北宋在宋神宗初期的官职数额，比起北宋建国时，几乎多了6倍。
至于兵弱，那就更好理解了。北宋一直贯彻“强干弱枝”的建军方略，中央掌握的禁军数量，到了北宋末年足足有100万人，水浒里说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其实还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兵多了，可质量那叫一个次，北宋的禁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招募来的，平时训练松懈，甚至每个月领税粮，都要雇人给他们挑担，更别说打仗，几乎就是一群兵大爷。北宋忌讳边境将领专兵，对边境军事力量控制极其严格，外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指挥体系，想打赢对外战争，也就做梦可以想想。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对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宋朝调40万京军镇守西夏，又以范仲淹、韩琦等名将镇守，也只能是制约西夏的进攻，平灭西夏基本没戏。最后达成议和条款，又白白地加上一笔岁币。
对了，最后还有岁币的问题。今人皆说宋朝和辽国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其实就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要求宋朝增加岁币，特别是动不动就要求宋朝归还柴荣当年从辽国占领的关南17县。对辽国的每次无理要求，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息事宁人。到了北宋中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已经到了50万，而给西夏的岁币也有10万。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支出激增。
北宋对士人这么好，那么国家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呢，就一个字，慢。北宋官场的特点，是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好好的一件事，差不多有六七个人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别说是平时日常生活，就是北宋对西夏作战这么大的事，北宋的政府机关，在传送公文，批阅战报时的拖沓情景，让在前线打仗的范仲淹都气得七窍生烟，斥责说好好的一件事情，哪怕再急，也总要给你拖十天半个月，等你批下来，我这边仗都打完了。打仗尚且如此，平时更不用说。
这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面临的问题，国家穷，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花钱多。一是花钱养官，养到最后官都养得不干活。二是花钱养兵，养到最后兵都不打仗；三是花钱买和平，谁知道买和平的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买不起。偏偏宋神宗本人也是个很有志气的皇帝，在即位初期，年少气盛的他也很想做一番事业，因此经欧阳修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伶俐的口才，对时局的分析，都让宋神宗有醍醐灌顶之感。公元1070年，宋神宗正式下诏，以王安石为相，全国变法。
二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要论是非，却还要看看王安石都变了哪些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政治上，设置三司条例司，其实就是收拢权力。原先北宋宰相众多，办起事情来颇多掣肘，有了这个就好办了。变法的事，王安石管。
经济上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条：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军事上是保甲法。
解释一下这些变法的条文，似乎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清丈土地，重新核算赋税，为的是查清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情况，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是要规定各地由老百姓集资兴修水利，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上；均输法，是国家垄断商品“物流”，取平均价，减少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就是国家在灾年借米粮给农户，农户丰收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养马法，是由老百姓负责养马，并且减免赋税；军事上的保甲法，是把农民编成保甲，农时耕种，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为老百姓着想，考虑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么，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呢？
我们还是结合北宋当时的官场实际，从法令本身来看一看吧。
先说农田水利法。这个法规定由当地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兴修水利，官府补充剩余的部分，农民来年偿还官府的欠款，看似是很为民着想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漏洞可钻：一个水利工程要花多少钱，老百姓没这个概念，都是地主和当官的说了算，说多少就多少，100万的工程，摊上没良心的，敢给老百姓报价200万，老百姓白白挨了宰，还要还官府的钱……
方田均税法。说是要清丈土地，但是别忘了，此时北宋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大部分的官僚地主，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执行下去，会得罪一大堆人。不得罪人的方法，就是把多余的土地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造假账。你王安石不怕得罪人，难道大家都跟你一样？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也是清丈土地吗？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成功呢？其实很简单，张居正改革的第一项，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我的话，我就端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要狠得多，外带张居正当年从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爬上来，官场的蝇营狗苟都看得透，哪是王安石这样读死书的书生能完全掌握的。
下面就是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唯一在地方上实践成功的方案。他做地方官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成功，老百姓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吧，这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向官府借贷，第二年，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这个问题就来了，官字两张口，利息究竟是多少，官员们如果想从中渔利，完全可以抬高利息标准，慷国家之慨放高利贷，估计要这样，工资可以基本不动了。
至于募役法，就是让老百姓出钱代替劳役。问题是，这个钱数怎么核算，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怎么办？
保甲法就更搞了，很明显参考了唐朝的府兵制，但唐初的府兵制是有土地保障的，北宋能给农民什么保障呢？战时编入军队打仗，几乎就是不堪一击。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条款，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三
要说王安石变法多年来一点成果也没有，这也不公平，最大的成果，就是税赋增加了，但这个税赋是怎么增加的呢？
在这里，就要说到王安石这个人。
千百年来，对这个改革家，后人总是好的地方说得比较多，但是王安石本人，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弱点：偏执，甚至偏执到极点。
在这个问题上，宋神宗本人是有体会的。
王安石性格强硬，在他当政期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皇宫里纵马穿行，如果有阻拦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就是对宋神宗本人，也是经常拿领导不当干部，说吵架就吵架，说翻脸就翻脸，很多时候把宋神宗也气得脸铁青。
对领导尚且如此，对下属就更不用说了。王安石派到地方上执行变法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得力门生，对于变法的考核，王安石的方式也相当简单：看地方官的税收。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你得给我弄来钱。
所以在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但问题是，全国农民被逼得破产的却大有人在，几乎各个州县都有逃荒的。这很正常，王安石变法，要的就是能收上钱，当官的要的是能保住官，为了保住官就要逼老百姓交钱。偏偏新法里又有这么多捞钱的空子，可以一边收钱一边捞钱，升官发财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王安石的政策，执行到地方上，基本上都走了样。
但王安石本人并不这么觉得，相反在他晚年，对于新法的用人办事，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你只要说新法好，你就是大大的忠臣，你只要说新法不好，你就是大大的奸臣。这种搞单边主义的混帐做法，就是把大批朝中的有识之士，甚至许多一开始支持变法的朋友，都搞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了。而他所任用的改革派，又都是吕惠卿、章淳、曾布这样的投机分子，大多数都是借着变法捞官捞钱往上爬的，就连一开始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参军郑侠，最后也坚决地给宋神宗上了《流民图》，后来有人说这是诽谤王安石变法，但联系当时的史料，那个场景是真实的。
四
公元1076年，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在变法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也最终扛不住巨大压力，准奏了，是年王安石离职，王安石变法，也就从此落幕了。
但王安石变法的余音，却真正影响了北宋政治。北宋政坛从此分成新旧两党，多年来相互争斗，北宋的内耗一直不息。之后新法旧法之间几经反复，朝令夕改的结果，就是把北宋王朝拖得元气大伤，最后被代辽国而起的金朝轻而易举地连锅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