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颂尧：绰号“冬瓜”，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对付入川红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徐向前：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出任总指挥。
王铭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与红军作战时，担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
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其人骁勇善战，被称为川中第一战将。
刘存厚：生于四川省简阳市。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川军“武备系”的核心人物，但在红军入川时，其部已衰弱不堪。
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在历次四川内战中取胜，逐渐统一四川。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刘湘的军师，“孔孟道”教主，帮助刘湘实现了“以神治军”。
王陵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帐下的首席大将，时任四川“剿匪总部”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长于军事，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范绍增：绰号“范哈儿”，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袍哥出身，有上山为匪的经历。在刘湘手下任旅长，曾出川攻打贺龙的红三军，之后又参加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
唐式遵：绰号“唐二瘟”，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与潘文华同为刘湘最亲信的战将，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出众，且被指缺乏阳刚气质。
邓锡侯：字晋康，绰号“水晶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八军（后番号改为第四十五军）军长兼第一路军总指挥，他为人圆滑，因此方方面面都吃得开。
李家钰：字其相，绰号李矮子，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当时依附于刘湘，并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他作战勇猛，不惜气力，在二线川将中可排第一位。
刘湘率诸侯联军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场好戏的始作俑者田颂尧却不见了。
不是冬瓜不爱热闹，而是不得不缺席。
我们熟知的第四次反“围剿”，以蒋介石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不过这个失败指的仅仅是进攻中央红军失败。在打击另外一支红军，即红四方面军时，他得手了。
在发起第四次“围剿”后，蒋介石即亲自督师武汉，集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其麾下悍将卫立煌率先攻陷了安徽金寨。
如今的金寨，只是大别山里的一座偏远小县，但当时的地位非常显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甚至被作为安徽的临时省会。卫立煌攻克此地，对击破鄂豫皖苏区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大别山，溯汉江西上。
那时节，田颂尧正调兵遣将，当着刘文辉的面拿板砖拍自个儿的胸脯呢。他听到风声，说红军已到了陕南，陕南与他的川北防区离得很近，这让冬瓜心里立刻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直到有一个人给田颂尧来了封信，读完这封信，他才松了口气。
来信的人叫邝继勋，原为邓锡侯手下的一名旅长，现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邝继勋在信中对田颂尧非常客气，口口声声称他为前辈，说要借路经过川北防区，请他高抬贵手。
冬瓜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他把红军当成了跟他思维差不多的四川诸侯，当下便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将主力从防区抽到了成都。
可是随后传来的情报却渐渐不妙起来，说是在防区内发现了红军便衣的踪迹。这些便衣化装成磨刀匠，一边走街串巷，喊着“磨剪子哩戗菜刀”，一边绘制地图，其所绘地图都非常精细。
不是说路过吗，这是在干什么？
还没等田颂尧回过神来，红军突然对川北防区发起闪电进攻，且兵锋直指巴中三县。
田颂尧在巴中三县原驻有大量部队，但抽调后仅留了一个团，平摊下来，每座县城仅能分到一个营。如此微弱的兵力，自然顶不住红军的猛攻，一时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
田颂尧这个后悔啊，然而再悔再恨也来不及了，因为成都巷战已经开始，他被刘文辉逼到城内的一角，自己都快完蛋了，哪有余力再去援救。
所幸邓锡侯的居中调停又把他从深水里给捞了出来。与刘文辉达成协议后，田颂尧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川北。
此时他的巴中三县早已落入红军的掌握，田颂尧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竭力防止红军继续推进而已。
成都巷战，已经把田颂尧给打惨了。
当年川中诸侯曾有多种实力榜单，除了耳熟能详的“七雄四强”外，早一点的还有“春秋五霸”，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和田颂尧。这些榜单里面，田颂尧虽然排名都不靠前，但每一次都少不了他，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在田颂尧的鼎盛时期，他拥有四万多人马，防区囊括川北二十六县，这也是他敢跟刘文辉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学着刘湘建空军，并且正经八百地成立了“航空筹备处”，连机场都已经修了个样子出来。
经过成都巷战，冬瓜虽然还不至于像那幅时事漫画上所描述的，“摔到稀烂”，但已颓象毕现。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时的田颂尧已渐成一蹶不振之势。
就在他既紧张又惶恐的时候，蒋介石送来了委任状，将他由军长升为“督办”。
蒋介石的乌纱帽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奉送的，田颂尧的这个督办有专用名称，叫做“剿匪督办”。也就是说，给你升官，是为了让你在跟红军作战时能更起劲一些。
假如红军“造访”的是别人的防区，田颂尧也许会觉得乌纱帽有些烫手。现在被夺去的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防区，就算不升官也得干呀。再想想，刘湘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不过也是个“督办”，田颂尧真有一种无功受禄、喜从天降的感觉，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就职。
田颂尧实力不济，蒋介石也看到了。随乌纱帽一道奉送的，有近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军费，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告知田颂尧：“胡宗南驻军陕甘边区，要是你觉得吃力，可以让胡宗南派两个旅进川协同作战。”
胡宗南的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战斗力自然是没得说。可田颂尧又怕胡宗南来了之后赖着不走，所谓“送走者行孙，又来孙行者”——一样不好对付。
于是田颂尧只派一个参谋前往甘肃，见了见胡宗南，却没有表示欢迎对方入川的意思，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是敷衍一下蒋介石而已。
田颂尧这边刚刚办喜事，红军那边也张灯结彩地在巴中创立了川陕苏区。
很明显这是要建房上梁，做长居打算了。
田颂尧再也无法安之若素。
论军政才能，冬瓜属于比较平庸的类型，他打仗主要靠孙震。孙震名为其手下的副军长，但实际权力很大，田颂尧的二十六县，他本人不过才直管五县，孙震却能直管十三县，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下面的小诸侯。
长此以往，自有功高盖主之嫌。平日不打仗时，将帅之间难免会生出各种猜疑和冲突，孙震一气之下便托病去了上海。
要打仗了，田颂尧又想起这位必不可缺的悍将，成都巷战前便将其紧急召回。耍大牌归耍大牌，孙震也明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指挥作战时不敢稍有大意，能使的解数几乎都使了出来。
成都巷战惨败归惨败，但丝毫不影响田颂尧对孙震的倚重。他自己刚刚官拜“剿匪督办”，就力保孙震为“剿匪总指挥”，再度将指挥权全部交到了对方手上。
红军入川后有如秋风扫落叶，田颂尧和孙震知道不容易对付，所以最初在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上，都十分审慎小心。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分左中右，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出动部队占去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超过已入川红军的两倍以上。
三分之二上去后，果然大不一样，基本上是川军有进无退，红军有退无进。尽管一进一退之间，过程都极其缓慢，但起码得说，川军打的是胜仗，不是败仗。
两个多月之后，田颂尧得以收复巴中三县。
田颂尧蒙了，是那种随时都想喜极而泣的蒙。成都巷战后，连他自己都一度有种不祥之感，觉得自己的军队可能要沦落为不能打仗的垃圾了，没想到小子们如此争气长脸。
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啊，你们就算真是垃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些反常。
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做冬瓜了，可就是这么个老实孩子，一下子变得出奇的高调。在各种文告上，田颂尧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得，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了川中名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但冬瓜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诱敌之计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里的通江县城后，曾发电报给田颂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字。
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谁谁谁战死了，就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
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了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他的幕僚还要冬瓜。拿了电报看见有恽代英的名字，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名，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我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物，当然不可错过。
当下便上报蒋介石，说他的部队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蒋介石接到战报又惊又疑。
恽代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说，不可能不熟悉。让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已经在南京被处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了？而且还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田颂尧在报告上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就是被处决者身份没查清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便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
正因为“重要”，蒋介石就问得极其具体，包括死时的情况，尸体的下落，证件证物，一个都没放过。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随即转问王铭章。
王铭章的回复是：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不知详情如何——敢情王师长更不知恽代英是何方神圣。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说不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
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
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的，又有谁活腻歪了，敢碰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实情。
“恽代英”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攻城略地总没有掺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过来了。
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良好：“红军的确厉害，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行了。”
如今的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还是老川军那棵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码事。
比如说田颂尧，他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宗，虽然从辛亥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一个不参加，却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田颂尧首先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即新川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但无论是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后都以溃散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
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熊克武，毕竟要单打独斗的话，他没在熊克武和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多少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的”。
现在的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那还要不要穷追呢？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但还是有部将提出怀疑：“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
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吗？
听到这里，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陆士生，湘军干才，生前位列中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
他想通过飞机侦查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负责随机侦查的是田颂尧的幕僚长。这家伙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画比画，让飞行员开过去。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此君早已头昏眼花，哪里能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幕僚长举一个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
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都喜不自胜。
不过是“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帅都一并瞧不起了，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眼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胜利不过是指顾之间的事。”
话音刚落，川军即奉命围歼通江以北的“流寇”。
田颂尧坐着飞机也侦察不到徐向前的实情，徐向前却对他的上下左右看得一清二楚。
红军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情报网络。早在入川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就在田颂尧的军部发展了地下军事小组，田颂尧的许多幕僚甚至他的机要秘书长、随行秘书都是地下党员，试问田颂尧和孙震还有何秘密可言？
川军大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小到内部番号、通讯联络信号，徐向前无不知之甚详。他从情报中获悉，川军虽夺巴中三县，但实力损耗严重，有的主力团成建制被歼灭，显然，这个时候川军需要休整，而不是继续出击。
田颂尧前期能收回巴中三县，缘于当时红军入川才一两个月，兵力较少，又无险可恃，等退至通江北面，大部队其实早已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还要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除了准备诱他入笼外，也没有其他解释了。
诸侯经验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若论防守阵地，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在一些险隘之处，红军只需摆上几个连，就能顶住川军整团整旅的进攻。
徐向前要在这里把田颂尧从“损耗严重”磨到“精疲力竭”。
果然，田颂尧的所有前线部队都被阻在山区，一步不得前进。两三天后，见川军士气逐渐陷于沮丧，徐向前一声令下，发起了大反攻。川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溃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孙震又把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让对方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跑路。
殊不知红军不是川军，徐向前下令，各部队一律不准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狠追。
在红军系列中，红四方面军一向以猛和狠著称。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加入追逐赛，一口气追过一座四十里的大山。大概是跑得太快了，体力透支严重，下山后，徐帅头疼欲裂，两手抱着脑袋，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川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狼狈就别提了。不仅前线大部队全面崩溃，就连原先布置在较后地区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势打垮。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后方都是一片空虚——他此前早就把部队全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兵力。
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对方究竟掌握多少兵力，最终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有一点招。
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人倒霉的时候，连天都不帮忙，忽然下起大雨，河水暴涨，渡河效率也大受影响，岸边的溃兵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王铭章见势不好，当场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风格当后卫。然而军心已溃，哪里还能找出这样的活菩萨，反而会上闹到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
田颂尧那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遭到了命运齿轮的无情报复，不仅再度丢掉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再受重创，出来三分之二的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连一个稍完整些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这下真的摔烂了，田颂尧别说进攻，连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只好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之职。
川军是第一次跟红军照面，蒋介石可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红军有多凶猛，他比谁都有数。
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反倒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自有主意，他提出“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得等我干趴幺叔，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威望。
1933年10月4日，刘湘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便发布了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
出征之前，刘湘公开宣称“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这并非完全大语，而是有一定的实力依据。
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六强皆有定数，所谓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六强”。除刘湘自统一路外，其余五路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完全按照“水泊梁山标准”，武功与资历综合，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六路集中了当时所能集中的大部分川军精锐，共计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打垮田颂尧后立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兵。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王道。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诞生奇迹的地方，这回创造奇迹的是徐向前。
早在刘湘宣誓就职之前，徐帅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的两路：杨森和刘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也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那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地盘很小，部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呢，杨森什么都没捞着，干嘛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杨森另辟蹊径，他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提出“互相支援，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他率先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
这些当然都得瞒过蒋介石的耳目，所以还得演戏。
先是红军那边假装杀过来，然后杨森这边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喊：“红军又过来啰！”
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双方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就撤走了。
仗打得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得这么快？”
杨森跟田颂尧最初一样，他的那套经验还是诸侯经验，不知道红军并非诸侯，可不会跟他玩梁山泊兄弟那一套。事实上，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伸入巴中，极大地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红军是一定要拔掉他这颗钉子的，这是战略高度，没得商量。
几天之后，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乘着雨夜发起隐蔽大突袭。杨森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也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刘存厚了。
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六强”里面，数刘存厚的资历最老，邓锡侯、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他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的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也始终对此念念不忘。虽然他早已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所用军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诸侯通用的“青天白日旗”。他给中学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还是北洋赐给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情形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属难得。盘点刘存厚这一辈子，他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还是缘于没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总算“厚”了一把。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留在了那个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徐向前初来乍到，但他对刘存厚的评价和印象也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乩仙”的预言红军出击之后，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住，走之前务必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不料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内就已响起了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什么销毁武器，用报上的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实际已提前垮了三路。不过刘湘一开始也并不拿其余五路当回事，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一路，即第五路。
和其他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
当时蒋介石在武汉发起第四次“围剿”，除用“中央军”重点攻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红三军展开围攻。
川军极少出省，往前追溯，真正重大的出川作战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
例外也有，比如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又如中原大战时，鄂北红军声势浩大，刘湘也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但当时刘湘的注意力并不在外部，以致于每次部队出川时，他都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奉命作战啊。
结果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川军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招摇招摇，摆摆造型，闹闹声势，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并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行事太夸张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且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他认为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还是得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从没灰过心。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
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两个弟子”在一起，他突然大发豪兴，很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浦澄（刘湘的字），何愁天下不定？”
刘从云还曾当着刘湘的面说过：“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给您。”
要是别人听了这些话肯定会生气，但刘湘却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犹豫，他毫不犹豫。
当然，这话不能他说，得让“乩仙”说。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示：“湖北荆沙（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这回要动点真格的，以便“收复湖北荆沙”。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作为“主公”自然不能再亲自跃马上阵，他让王陵基代理此职，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
这都是“九一八”以后的事，自从日本人打进东北，诸侯们外出打仗又多了一个极其时髦的口号，叫做“抗日”。
王陵基扛着“抗日”旗号出川东入湖北，在宜昌停留了三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并进占沙市。
红三军系由贺龙指挥，在发现川军动向后，贺龙即亲率主力星夜赶回洪湖，向范绍增率领的前卫部队发起反攻。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伤亡都很大。范绍增虽拼了老命，但他只有一个旅，红军有一个师，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最后“哈儿”被打得落荒而逃，乘骑和行李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右手也在突围中负伤骨折。
范绍增吃了败仗，然而这只是战术上的失败。
王陵基老谋深算，他坐拥三个旅，一前两后，范绍增落败之后，他第一时间便对败退下来的那个旅进行整补，随后又向沙市增援了一个旅，使得沙市防守大大增强。
贺龙击溃范绍增后，继续向沙市发起攻击，但面对两旅川军防守的城池，打了近半个月都没打下来。
这个时候，王陵基将他手中的第三个旅置于红军侧背，尽管没有主动出击，可是威胁之大不言而喻。鄂军则乘隙从后方攻击洪湖中心区域，等于是川军主防，吸引红军主力后，支起架子来让鄂军攻。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打发鄂川军全部上船，输送回川，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
花了大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惹得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只有那么高，就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时，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可内心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像盯着颗定时炸弹。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里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拉下去。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到刘备和孔明都不在世之时，刘湘自信也能镇住灵官，就算对方是个定时炸弹，那定时装置也是在自己手里，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充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峙格局。
绥、宣既破，重庆和万县北面都亮出了空档，全川为之震动。刘湘压力很大，他急于稳定人心，乃向王陵基发出严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发动第一期总攻，以收复绥、宣。
渡河作战向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买卖，王陵基即便被压得再紧，也不敢贸然行事，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起雾了。
1933年12月15日，拂晓，宣汉河上雾气蒙蒙，能见度极差，这边看不到那边，那边也看不到这边。
川军以浓雾为掩护，成功实施了强渡。北岸红军发觉后，急忙组织反攻，要把已渡河的川军赶下河。
王陵基指挥作战，极有章法。攻击时有主攻，有佯攻，有预备队，分得清清楚楚，防守时则配备重火力，一般为三线配置：重机枪阵地两线，迫击炮阵地一线。这使得双方的攻守战相当激烈残酷，伤亡也都很惨重，红军战死将领很快达到了师长一级，徐向前事后对此的描述是“杀声震天，山河尽染”。
1933年12月17日，川军收复绥、宣两城，红军退守马渡关。
马渡关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乃川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向前十分重视，不仅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这里，而且调精锐部队严密布防。
王陵基也是一样，他只有将此地夺过来，才能反过来扼制红军南下。
1934年1月24日，王陵基调动两个主力团向马渡关发起进攻，在伤亡一千多人后，红军阵地仍岿然不动。
负责把守关口的是许世友许和尚，那是徐向前部下第一勇将，素以能打苦仗恶仗著称，他的防线岂是那么容易被突破的？
王陵基一向岸然自高，连刘湘见他都得尊称“王老师”，从来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当下大叫一声：“我不信红军是三头六臂，这马渡关就打不下来！”
红军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川军连攻四天，连续激战，就是拿不下一个马渡关。
1934年1月28日，王陵基亲临前方督阵，随其前往的还有两个手枪大队和独立团。
手枪队是刘湘成名前后的必杀技，队中人手一支盒子炮，近战时火力甚是威猛，过去刘湘每遇过不去的坎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调手枪队出阵。独立团则拥有机枪营、炮兵营这些重火力，可掩护步兵进攻。
依靠这些生力军，王陵基当晚终于如愿以偿地攻下了马渡关。
至此，川军境况逐步趋于好转，刘湘也高兴起来。他用兵向来谨慎小心，生怕王陵基像田颂尧那样，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正好又临近春节，便连电王陵基，让他固守原有防线，不得再纵兵深入。
见前方没有新的军事行动，王陵基便乘飞机回万县过春节去了。
你要快快乐乐过春节，红军可没这打算。
红军在田颂尧处设有地下军事小组，有了这一情报来源，徐向前对“六路”的动态全都了如指掌，王陵基要过春节，他偏不让“王老师”过舒服。
1934年2月12日，农历是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之后就是小除夕。红军突然发起夜袭，在击溃川军前哨阵地后，直趋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
川中诸侯作战，自有它的一套路子和规矩，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各归各家，完全想不到会遭袭。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官兵伤亡近千人，被红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预备过节用的鱼肉食品，更是数不胜数。
王陵基闻讯很是惊慌，急忙赶回前线，但川军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他的主力部队之一，许绍宗旅被红军三面围困。
红军夜袭成功，除了出其不意外，与担任副总指挥的范绍增援救不力也有很大关系。
刘湘对王陵基“用而不信”，就需要有人替他在旁边进行监控和牵制。但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老，潘文华、唐式遵等人见了都得喊他老师，让他们做“监军”，情面难却。范绍增则不同，他是绿林袍哥出身，才不管这一套呢，于是“哈儿”就成了王陵基的“固定副手”。
对刘湘来说，“王范配”更有利之处还在于，这两人以前就不对付。“出征洪湖”时，范绍增受王陵基之命，率先向红军出击，结果大受损失，他认为自己是吃了王陵基的暗亏，从此便多了个心眼，防王灵官跟防贼似的。
等到红军发起夜袭，范绍增也装聋作哑，“哈儿”似的对战况不闻不问。
王陵基回防后，给范绍增的部下发了封电报，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通，中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字眼。
那位部下颇有范绍增的风格，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吵起架来却毫不示弱，他也反唇相讥，说王陵基是“温柔难舍，姗姗其行”——知道红军为什么会趁这个时候偷袭吗，还不是您老人家要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前线无人指挥的缘故！
王陵基无言以对，这两封骂战电报遂在川军中被引为笑谈。
除了红军，大家春节过得都不开心，王陵基如此，刘湘亦如此。红军夜袭，使得第一期总攻变得虎头蛇尾，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承诺也沦为吹牛皮，噗地一声就破了。
这是一个导火索，刘湘与王陵基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眼看就要爆发了。
关于灵官的罪状，除了过去那些，刘湘桌上新近又积了好大一摞，当然里面最刺刘湘眼睛的，还是集中在“有反骨”这一条。
王陵基的部队有一个团长职位空缺，刘湘要派员接替，但遭到王陵基的拒绝，王陵基以“前线不能易将”为由，自行升任了一位营长。
按理说，王陵基的做法也没什么错，一个前线总指挥，如果在团长任免上都没有职权，那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而且王陵基以前就在这事上吃够了刘湘的苦头。
从万县整军开始，刘湘对部下就控制得很紧，在王陵基的部队中，所有旅团长均系刘湘委派，而且他们经过刘湘的精心调配，即都是从师旅长整编下来做旅团长，有这两个背景，王陵基很难驾驭他们。
王陵基在万县招兵买马，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立山头单干了，而是他拿这些神人一样的“御派旅团长”没办法，不得不另建一些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亲兵部队，比如在马渡关攻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枪大队和独立团，就是王陵基自己组编的。
可刘湘不会这么想，他对此非常痛恨，在王陵基任命团长后，他马上派王缵绪前往，名为襄助，实为监视，后又加派唐式遵为后备总指挥，以便随时替换王陵基。
一般的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唯有王陵基一向眼高过头，尤其在多次取胜的情况下，更是得意忘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身处敏感之境，必须适当收敛或低调一下了。
收复绥、宣后，他收容了刘存厚的残部，并将刘存厚的无能无为写成材料，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蒋介石对刘存厚之类的“老朽”本来就看不顺眼，便顺势撤销了刘存厚的军长职务。
刘存厚下了课，王陵基当仁不让，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自己继任第二十三军军长。
蒋介石予以批准，但光老蒋任命还不行，王陵基是刘湘的部将，需经刘湘本人同意，但刘湘当然坚决不同意，此议只得搁浅。
经过这件事，刘湘认为王陵基胆子越来越大：你竟然都能越过我，让蒋介石来升你做军长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魏延”可能要反！
最早判定王陵基属于“魏延”的那位也没歇着，刘从云站出来了。
原先的神仙斗法倒是早已结束。有一段时间，王陵基对请来的那个本家王神仙深信不疑，尤其着迷于此人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想想看，石头都能变金子，这年头谁不想啊？
可王神仙说，仙人有仙规，仙规里面规定，“点石成金”是绝不能轻授的，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算是神仙本人，也得像《封神榜》里那样，被押上斩仙台去问斩哩。
那怎么办呢？
王神仙说有办法，可以先炼丹砂，把丹砂炼成黄金，那也是一样。
王陵基信以为真，便在万县的公馆里立起了炉子，以供王神仙“点丹成金”。
不料到了开炉的前一天，王神仙忽然失踪，哪儿都找不到了，连随身衣物也片甲不留。王陵基这才明白上了当，所谓“点丹成金”，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神仙”早就找机会溜了。
王陵基空欢喜一场，对外还不能承认，只能说成“神仙”从他的公馆飞升了。
神仙斗法，刘从云不战而胜，王陵基似乎已有足够理由拜倒在他脚下，可老王仍然整天高昂着脑袋，横竖不认“刘老师”，这让刘从云大为光火。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刘从云耐不住寂寞，又在后面指手画脚，并拟定了作战计划，要王陵基执行。
刘从云的所谓作战计划，是他闭门造车，一个人鼓捣出来的玩意儿。按照他的计划，部队出发不但要排好良辰吉日，还要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和路线。
你说用这个来鼓舞军心，起点精神作用，倒还有些依据，但真要拿它来用兵，却是漏洞百出。在武备出身的王陵基看来，更是毫无军事和实用价值，属于十足的瞎胡闹——大概是刘从云对川北地形不太熟，不知道那里地形复杂，他所制定的某些路线，居然很多是朝着悬崖绝壁去的，完全无法通行。
刘湘也是一路打仗打过来的，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刘从云那些计划有多少科学性，但科学不科学是一码事，你肯不肯服从命令是另外一码事。
你就算是应一声，但实际并不照做，都没关系，可偏偏王陵基连应一声也不愿意。
王陵基越是这样，刘湘和刘从云就越认为他是心怀鬼胎，于是又连发了十几封电报。
十几封电报，也就相当于十几道金牌，但王陵基每次都回电否决。
刘湘急了，随即发过去一道训令。
军队之中，极少使用训令这样的命令，那就等于死命令了。
王陵基除了“王灵官”、“王老方”这些绰号外，还被人称为“酱黄瓜”。酱黄瓜是四川的一种家常咸菜，酱者，犟也。刘湘下达的死命令，把王陵基那老牛一样的犟脾气一下子全都招引出来，竟然不顾任何忌讳礼貌，回复道：“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命誓死反对！”
“刘妖”指的当然不是刘湘，而是刘从云。平时或许有仇家在背后这样痛骂刘从云，可白纸黑字地写在电文上，还是第一次。
不仅刘从云被大大激怒，连刘湘也感觉很是难堪，遂下决心对王陵基采取行动。
到了如此程度，可叹王陵基还是毫无知觉。因为许绍宗旅仍处于被红军围困的状态，他计划在对军队进行补充后，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以解许旅之围，因此一再请求刘湘赶快把军饷和枪弹运来。
刘湘的电令总是：不可妄动。
以前不要动，是要过春节了，现在春节早过了，正是用兵之时啊，王陵基不明所以，发电报去问。
刘湘回复：“川情复杂，电报里说不清楚，王老师不如来成都当面商量吧。”
王陵基傻乎乎地不知是计，还以为其中真有什么讲究。他急于当面说服刘湘，便依言乘飞机飞回了省城。
一落地，王陵基便被撤去本兼各职，并被软禁于寓所，连出入成都的自由都没有了。
早在召回王陵基之前，刘湘便在权衡，如何对这位川军元老进行处置。
恰逢刘航琛从上海返回成都，刘湘便把他召了过去。在说明情况后，刘湘说：“我已电令王先生（指王陵基）即日飞蓉，来了之后，你先同他谈，然后我再请他吃饭。”
刘航琛系王陵基最早识拔，两人关系非常好，刘湘这番话自然别有用意。刘航琛心领神会，当他在刘湘的督办署会见王陵基时，首先问起了他“不遵命令”的事。
王陵基正气到暴跳如雷，见刘航琛发问，马上叫道：“都是刘神仙在捣鬼！甫公（指刘湘）不听我的报告，后来居然还来了训令，若果真照刘神仙指定的路线行军，我的部队打光了也上不去啊，怎么能从命呢？”
刘航琛点点头：“你说得在理。不过既然你知道是被刘神仙所陷害，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吃点亏了。”
王陵基还要分辩，刘航琛干脆开门见山：“甫公让我先同你谈，是知道你我的交情。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少同他争辩，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事已至此，你应该学会逆来顺受才是。”
王陵基目瞪口呆，在弄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之后，再也不敢乱叫乱嚷了。
刘航琛又婉转地说：“甫公能这样做，尚有几分人情味在内，你如果善为应付，以后还可以共事。你听我的没错，退一步，亦可为将来留下余地。”
王陵基是个读过书的人，历朝历代的那些臣子，只要被君王认为可能谋反，最后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刘湘真够厚道。王陵基先前气焰冲天，是他一直处于高位，没看清脚下的危险，如今看清了，那颗心啊，差点就从胸腔里蹦出来了。
王陵基对刘航琛这个时候尚能顾及老友，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你放心，我一定审慎应付。”
刘航琛一走，刘湘来了。他首先把“川情复杂”解释了一通，包括各路军队行动不统一，他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以及经费万分困难，等等。
有了跟刘航琛的沟通，王陵基识时务者为俊杰，点头跟鸡啄米似的，刘湘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完全没了“王老师”那副派头。
刘湘对此很满意，临走说：“王老师收复绥、宣，已经劳苦功高，今后还是在省城休养吧，不用再到前线去了。”
当晚，刘湘又请王陵基吃饭，席间由刘航琛、张斯可作陪，气氛还很是融洽。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王陵基得意之时也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见王灵官事败，便要乘机报复。
刘湘下面几个与王陵基素不相能的旅长，发密函给刘湘，主张一不作二不休，除掉王陵基，让他人头落地。
刘航琛因为与王陵基的特殊关系，无法置喙，幸得张斯可极力疏通，刘湘才没有再为难王陵基，只是解除军权，任其自去。
眼看“省城休养”也没戏了，王陵基被迫离开成都，前往乐山。
刘湘撤换王陵基已有预案。
1934年3月4日，刘湘电告前线，称王陵基因病请假，现“在省休养”，改派唐式遵继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负责执行第二期总攻令。
由于要整治王陵基，导致川军一直按兵不动，许绍宗旅已被围困达二十多天，所以唐式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许绍宗解围。
这件事，唐式遵做成了，而他能做成的，也就这一件。
第二期总攻效果不佳，刘湘没有怪唐式遵，因为他仅向前方增援了一个旅，进展不大，可能是兵力不足的缘故。
接着又策动了第三期总攻。
这次刘湘一口气拿出了约二十个团，使前线兵力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号称十万，目标是夺取万源，将红军压出川北。
唐式遵交出的答卷是，除了不断伤亡，一无所获，更别说接近万源了。
川军蹒跚不前，不仅刘湘本人懊丧不已，蒋介石也看不下去，他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刘湘督军急攻，并说：“‘我’迁移一日，‘匪’即巩固一日。”
“匪”指的是红军。刘湘心里明白，不是他故意迁移，而是想进也进不了。
与王陵基相比，唐式遵不像将军，倒活脱脱是个唯命是从的公务人员。刘湘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
刘湘要他防守，他便蹲着不动，不知道战机已经从身边悄然溜走了。刘湘要他出击，他也依言扑出去进攻，可又缺乏王陵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和韧劲，一旦觉得不行，马上又退了回来。
刘湘这时候才知道王陵基的好处。
灵官的脾气的确又臭又犟，可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刘湘埋怨“二瘟”不给力，作为军师的刘从云也对唐式遵一肚子意见，说唐式遵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按他的计划行事。
其实恰恰相反，唐式遵对刘从云的计划完全照办不误，在灵活机变方面，他甚至还不如荣威大战时的那个川江舰队司令蒋逵。据说，有的部队依照“刘神仙路线”行军，真的因此走上了悬崖峭壁，被当地传为笑柄。
唐式遵毫无疑问需要敲打，与此同时，刘湘对其他诸侯的表现也非常不满。
六路“征剿”，实际分成了两个战场，刘湘的第五路与刘存厚的第六路负责东线战场，为主战场，其余四路负责西线战场，为次战场。
刘存厚的部队早已名存实亡，东线战场就靠刘湘单打独斗。在王陵基收复绥、宣的时候，西线战场如何，他也不太放在心上，认为只要主战场打顺了，次战场推进慢一些也无关紧要。
现在主战场停滞，再看次战场，竟然好像没怎么动过！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出汗卖力，把刘湘给气的。
“四路”之中，以田颂尧最早吃亏，如今只剩下了一点嫡系部队，根本就不舍得再拿出去消耗。在“征剿”时，他把进攻任务全都交给收编的非嫡系部队，嫡系各师则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易不敢出击。
田颂尧既败于前，没有多少进攻的勇气和实力，这个还可以理解，问题是“四路”中的老大邓锡侯也不肯多花力气。
自刘湘发布六路“征剿令”起，水晶猴就有了不满情绪，认为如此安排，等于把他看成了刘湘的部下——当然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你不得给人留点面子么？
更让邓锡侯感到无语的，还是李家钰自成一路。这李家钰虽已独立，但在名义上仍属他的部下，现在平起平坐，连“老长官”这三个字都捞不到了。
邓锡侯气愤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刘甫澄（刘湘）打压我，把我同我的部属（李家钰）和他的部属（王陵基）对等看待，未免也太渺视我了。”
邓锡侯未战便对刘湘的指挥投了不信任票，说：“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
有了情绪之后，打仗自然就提不起精神了。邓锡侯把他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进剿”，一半“整训”，实行按时间轮流参战，反正是做个样子就行了。
“四路”里面真正肯使劲的只有两路，李家钰和罗泽洲便是其中一路。
这两人原来并非刘湘的部下，甚至还打过刘湘，但刘湘不计前嫌，一直对他俩进行扶植，这次又让他们分任第三路正副总指挥，得到与邓锡侯“同殿称臣”、并驾齐驱的地位，可谓是重用了。
哥俩都因此对刘湘感恩戴德，尤其罗泽洲，为人躁动，最爱打仗，只抽了两个团留守后方，其余都被他派到前方作战去了。
另一路是杨森。虽然他也曾被红军打到晕晕乎乎，但毕竟还是“川中吕布”，不管如何落魄不堪，战场上始终像条汉子。
除了这两路，其余川军可以说根本没有和红军接战，偶尔交火，也不过是敲敲边鼓或和境内少数游击队接触接触罢了。
说实在点儿，西战场不是有没有进展的问题，能这么维持着，不致崩溃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要谢，还得谢红军。
徐向前掌握着“六路”的准确情报，他亲自在东线进行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主力也被投诸东线，西线兵力不多，这才使得那哥几个还可以优哉游哉地原地转圈。
四路形式上还是诸侯，不是王陵基那样的部将，刘湘没法直接把他们给撤下来，那就得用另一种办法了。
“神仙军师”再次受命扶乩。扶乩这东西有个特点，即每次跑来胡说八道一通的所谓“乩仙”都会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的妙玉扶乩，被她“请”出来的就是“拐仙”，也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
铁拐李的身份，只能诌一些诸如“青埂峰下倚古松”之类的闲散小调，说到用兵，还是“武圣”更权威。
刘从云“请”的便是关公关云长。关公说：“要打垮红军，非刘从云莫属。”
扶乩结束，刘从云当即向刘湘表示：“红军属火，你五行属水，打败红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又是主帅，主帅不可亲征，那么只有我这个军师代你前往了。”
对前景，刘从云的样子相当有把握：“我能运用北方壬癸之水，以水克火，去扑灭它。”
“乩仙”关公不过是个木偶，在后面提着线的自然还是刘湘和刘从云。他们的这种配合其实早有先例，而且是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岷江大战。
在刘湘派王陵基“出征洪湖”但寸土未得后，川军内部曾对刘从云产生过怀疑和不满的情绪，认为他的话也靠不住。不过这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战之前，岷江大战之后，刘神仙不仅是靠得住，而且还升到了无人可以超越的地步，俨然成了四川军人的偶像。
某天晚上，刘从云和军官们一道开会，忽然心血来潮，随占一卦，说“城外某方位有乱象”，不一会儿，他所说的那个方位果然枪声大作。众人听后脸色大变，刘从云却不慌不忙，又占一卦，说：“不要紧，乱象就要平息了。”
话音刚落，果然寂静无声。一众军官佩服到五体投地。
枪声忽起忽落当然是有缘由的，后来罗泽洲对人说：“那个乱象，是刘老师关照一个连长，按时朝天放了二三十枪，以震煞气。”
罗泽洲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连他也不敢说“刘老师”是在装神弄鬼。
这样全能型的偶像，诸侯们的“老师”，若让他来指挥群雄，不是比刘湘甚至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都灵验吗？
在造出声势后，刘湘发布了两道最新任命，第一道是发布潘文华为预备军总指挥。这是做给唐式遵看的：你再不拿点本事出来，下一个要换的就是你。
第一道尚是大家能预料到的，但第二道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刘湘宣布，原“督办署高级顾问”刘从云出任“四川剿总”军委会委员长，代他指挥六路兵马。
刘从云虽在岷江大战中掌过帅印，但并无正式名义，套在头上的始终还是一个“高级顾问”，如今骤升到如此高位，不是反常，是超级反常。
可是谁都不敢公开说三道四，因为刘神仙不仅“神机妙算，算无遗策”，而且所有诸侯，从邓锡侯、田颂尧开始，包括刘湘的一众嫡系部下，都是他的门徒，让“刘老师”掌印，乃天经地义的事。
刘从云受命之后，即驻节南充，遥控六部。
此时正是刘从云最显赫之时，他在南充，出入均乘一顶气派的八抬大轿，这位老兄坐在轿中，穿一身八卦衣，头戴道冠，手执一柄雕翎扇子，除胡子短了些外，所有装扮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模一样。
刘从云的大旗也别出心裁，称得上是汇合古今的杰作，上面既有他的头衔“委员长”，又有“天下兵马都将军”等让现代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名称，中间还要再绣一个斗大的“刘”字，怎么看，都像是三国人物的一次成功穿越。
但刘湘要的效果达到了，或至少是部分达到了。
刘从云在南充说神道鬼，放出话来，要“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在他的压力下，西线的“邓、田、李、杨”四路不能不打点精神，尽量往前挪。
最早感受到这一明显变化的是徐向前。随着川军在西线战场的不断推进，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困难也与日俱增。本来要收割的麦田来不及收割，兵员、粮食、弹药甚至是必不可缺的盐巴更是有耗无补，难以为继。
徐向前对此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反攻，哪里失去的，再从哪里收回来。
让徐帅始料不及的是，两次反攻均告失败。分析原因，除了西线兵力不够集中，缺乏足够的后继力量外，“四路”开始合力拒守，总体兵力比红军更占优势，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934年6月22日，刘湘发布第四期总攻令，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至通江一线发起猛攻。
西线川军风生水起，作为“川中盟主”的刘湘当然不能落于下风。这次他翻箱倒柜，拿出了全部精锐，其兵力的五分之四，约十多万人被投入东线战场。
潘文华的任命一经发布，唐式遵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哪里还敢再“瘟”下去，于是一下子又由老实人变成了“白脸张飞”，攻势十分凶猛，很快便攻到了万源城南。
至此，红军已退到了川陕苏区的后方，他们所能扼守的区域，纵横不过一两百里，假如万源再失守，四川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自入川以来，红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
关键时刻，徐向前决定改变策略。在他的调度下，西线红军放弃了通江，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西线防御外，大部人马全部移到东线，进入万源固守。
一夜之间，四路川军倒有三路同时进入通江县城，给蒋介石发电报时，都说是自己收复了通江，弄得蒋介石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功劳算在谁头上，只得发电报让刘湘查查清楚。
刘从云名为节制六路，实际并无掌控全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他每天能做的，不过是算算命，卜卜卦罢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要么几天没动静，一个电话也不打到前方，要么是一天连发几道命令，比如某时某刻向某地进攻之类，就连这些命令，其实也不是依据敌情，而是从八卦上推算出来的。
刘从云本人在南充，不在前线，隔这么远，靠一套八卦工具，一张平面地图，如此推算出来的“作战命令”自然会有不少错误和漏洞。
“四路”本来就不是真的听他使唤，攻占通江后，争功还来不及，哪里还肯再卖力向前进攻，于是也有意夸张了“刘老师”颁下的命令，说你要是认真执行的话，不是碰到悬崖峭壁，就是扑个空，连一个红军也找不到。
最后结论是，干脆守在通江吧，哪儿也不要去。
徐向前舍弃了一个通江，但换来的是西线基本无战事，只需适当招架招架，他就可以腾出手来攻略东线了。
刘湘把刘从云搬出来，是为了让西线川军能够既出工又出力，对性命攸关的东线战场，他可不敢完全靠八卦来打仗。
1934年7月中旬，唐式遵向万源发起进攻。刘湘专门为此发布奖惩条例，规定若能攻取万源一带的红军主阵地，则给予奖金三万，擅自放弃阵地者要予以处死，各师旅三分之二的兵力投入战斗，而所属师旅长不亲临现场指挥的，亦处死刑。
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川军向万源发起了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川军官兵光着膀子冲锋，被曾亲临一线的徐向前评价为“相当厉害”。
前沿阵地的红军也杀红了眼，他们每天要应付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阵前尸体一堆又一堆——这是关系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血战，彼此都拼了命。
双方谁也不肯相让，都达到了勇的状态，但勇与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唐式遵的勇，是被逼急了的张飞式蛮勇，徐向前的勇，却是深具战略战术眼光的智勇。
他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西线，集中力量于东线，是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川军抵抗，不利红军反攻，相比之下，东线战场的地形南低北高，红军完全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
在每个作战方向，红军均依照山势，自下而上筑成了几道乃至十几道堑壕盖沟，设有层层竹篱、鹿柴，并配有大量滚木雷石。依靠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再加上红四方面军那种出了名的悍勇，徐向前实际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于一线，就可以守住一块阵地。
红军主力一直都没露面，他们在二线休整训练，待命反攻。
战局最吃紧时，红军收缩阵地已达极限，一线部队也十分疲劳，形势异常艰险。有人主张动用二线兵力，以缓解前线压力。
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不见兔子不撒鹰”，不熬到总反攻的最后一刻，二线主力一个也不能动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相持，红军在万源一线连续挫败川军的五次大规模进攻，川军死伤万余人，但未获任何进展。
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川军官兵不堪其苦，士气一落千丈。四川报纸报道说：“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
刘湘情急之下，又抬出刘神仙，而刘从云能够用的还是那几招，无非是选定“黄道吉日”，然后是预言川军必胜，结果自然又是撞到南墙。反复几次“失灵”，让川军怨声盈野，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
刘湘的精锐之师被熬垮之际，正是徐向前放鹰之时。
1934年8月9日，徐向前对青龙观发起夜袭。青龙观系刘存厚残部所镇守，是东线战场最险要的地方，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红军攀岩而上，一举占领青龙观，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二线主力自青龙观如潮涌入，川军的防御阵线随即被一劈两半，面临着被迂回包围的噩运。
按照徐向前当时的想法，红军大部队在突破后应向左旋，这样可以包住尚滞留于万源的刘湘主力。但张国焘来电话，主张右旋，徐向前听从了张国焘的意见，使得一个大围歼的机会与其失之交臂，否则的话，刘湘这辈子怕是爬不起来了。
往右旋，抓住的只能是一只小鱼，也就是范绍增的部队。范绍增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他在湖北和红军作战时差点没被抓住，对此特别敏感，一听到风吹草动，此君跑起来“比兔子还快”，还没等徐向前旋下去，他就嗖地一下没影了。
右旋不成，徐向前再掉转身来左旋，然而已经迟了，只追着屁股打掉了一部分川军。
纵使如此，唐式遵也被吓得不轻，曾一度失踪，三军失去首脑后，更是混乱不堪。这一战因唐式遵用兵无方，导致川军子弟损失惨重，四川民间立即给他送上了一句诗：“多少冤魂怨二瘟”。
徐向前东线得手，迅速将重兵调回西线进行大反攻。
得知东线崩溃，西线的四路诸侯早已心胆俱寒，没打几下，便争相溃退。徐向前从容横扫四路，他这回吸取东线教训，在追击时实施了大纵深迂回战略，一战便歼灭川军四千余人，俘虏万余。
诸侯们一个赛一个的狼狈，直到退至嘉陵江西岸才得以喘息。川人给他们编了首打油诗，谓：羊子（杨森）蹦索索，冬瓜（田颂尧）遍地滚，猴子（邓锡侯）摸脑壳，矮子（李家钰）遭鞭打。
邓锡侯又羞又恼，在整顿部队时对官兵们训话说：“你们进攻时，几个月才打到通江，现在逃跑，几天就跑回来了。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你们这趟一共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说起责任，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你们这几个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
邓锡侯的几个旅长在下面听到后面红耳赤，默默无言。
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刘从云惶恐万分，身上已全无一点诸葛孔明的镇静自若，坐着飞机便从南充逃回了成都。刘湘害怕动摇军心，派人前去阻止，但还是晚了一步。
接着刘湘又听到了唐式遵失踪、全军覆灭的消息，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苦心筹建的部队，赖以称雄巴蜀的资本，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顿时有一种连心带肺被撕碎的感觉。
由于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刘湘瞬间精神失常，整个人变得迷迷糊糊。后来听说，唐式遵又现身了，他的主力也得以保存，并未被红军全歼，这才清醒过来。
到底经过风浪，清醒之后的刘湘很快又恢复到了镇定的指挥状态，他一边让王缵绪在成都修筑防御工事，做好打“成都保卫战”的准备，一边电令已分别退至绥、宣和嘉陵江的川军各部，要求不得再退。
在他的命令下，督战队和潘文华的总预备军同时启动，一个收容残部，一个兼程增援，这才稍稍稳住了前方的战局。
可是遭此惨败，屁股下面刚刚坐热的“盟主”宝座已经晃荡个不停了。
诸侯们都将溃败的责任，归咎于刘湘的第五路军防守不严，以致东线率先崩溃，连累西线也无法固守。
第一个被拎出来开刀的是刘从云，川军将领再也顾不得什么“刘老师”不“刘老师”了，他们众口一辞，都对这位过去的川中偶像表示反对，有人甚至请杀刘从云，以偿败军之罪。
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并由刘湘礼送其离开川境，以息众怒。
失去刘从云，意味着刘湘从此失去了“以神治军”的法宝，对各路诸侯更难做到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前线早已兵无斗志，军心一蹶不振，后方则完全炸了窝，有点钱的人家纷纷将存款兑往京沪，或携眷逃离川境，粮饷的筹措也变得极其困难。
这是在内部，外部蒋介石也来电相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财竭兵溃的境地，刘湘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1934年8月23日，他以“川军‘剿匪’军事困难”为由，致电蒋介石，呈请辞去四川“剿总”及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务，随后便坐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这一路上好不凄凉，当下车渡河时，刘湘甚至曾绝望到想投河自尽。
即便这样，还免不了有冷言冷语。
在电报中，刘湘称自己是“微服东下”。有嘴皮子痒的，看后不依不饶，说：“这不是自认畏敌潜逃吗？不是潜逃，为啥要微服呢？”
刘湘捂住耳朵，装没听见。
你们行，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吧！
主帅一走，周围人等逐渐回过味来，并且陷入了新的恐慌。
若在平时，老大就是出个差，众人也会把嘴巴笑到有拳头那么大，没人管束了嘛，可以各行其是了，于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这是什么时候，红军虎视眈眈，随时会再撞门而入，这种时候，怎么能没人掌局呢？
要不就换新老大。
环视诸侯，刘文辉早在岷江大战时被打成了“破落户”，因远在西康，这次“六部进剿”都没能来，其余“邓、田、李、杨”皆已丧魂落魄，没一个能让人心服，至于刘湘的那些部将就更不用提了。
最后大家都想到了王陵基。
王陵基资格最老，又能打仗，迄今为止，如果要说谁在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有过胜绩，也就他了，就连现在赖以据守的绥、宣防线都是灵官收复的哩。
功利时代，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败，曾经万人仰望的刘从云从偶像的云端跌落，摔到粉碎。同样因为有过胜，曾经遭人嫉恨的王陵基又被抬到了云端，甚至有人说，要是老王不被那个“唐二瘟”给换掉，哪里会吃败仗。
商议下来，一致拥护王陵基继位。
王陵基还在乐山，听完来意，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任何名义。”
接着，他便再也不发一言，只提笔写了一张纸条：“副官处即购赴沪机票一张。”
第二天一早，王陵基坐飞机去了上海。
在传言王陵基要被“黄袍加身”的时候，外界众说纷纭，刘湘却一笑置之。
他知道王陵基不是那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人，果然如此。
王陵基不愿出面主持，刘湘又成了大家眼里能骑扫帚飞的“老年版哈利波特”，诸侯、谋士、部将，轮番过来劝说，要他振作精神、收拾残局，这些话套用现代语言可归结如下：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星星！”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这么多天过去，刘湘那憋在心里的伤心和委屈也挥霍得差不多了，像他这样的人，又哪里肯真的退隐。
窗前明月光，我看闲得慌。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拥戴，刘湘早就想复出了，实际上，自九月份开始，他已经以“在野之身”在重整部队了。
检点“六路征剿”落败之因，与各诸侯不卖力不齐心当然大有关系，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唐式遵负责的东线战场先是进展不大，继而率先垮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荣威大战时，通过与刘文辉的较量，刘湘对自己军队战法的落伍已有认识，只是后来岷江大战致胜，一俊遮百丑，便没继续进行改进。若论战略战术之灵动高效，红军尚在鼎盛时期的刘文辉之上，跟这样的强敌交手，怎么会不吃败仗呢？
刘湘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打仗也是玩艺术，除了煞气和匠气，还得有点灵气啊。
“六路征剿”结束没多久，他就决定让杨吉辉来给川军添点“灵气”。
杨吉辉毕业于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做过速成学堂教官，与刘湘有师生关系。此人曾赴国外考察过军事，对最新的军事潮流颇晓一二，针对川军在训练和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新战法”的构想。
所谓“新战法”，具体来说，就是进攻时要注意疏散，以减少伤亡，防御时，要编织火网，设置警戒阵地、前进阵地以及纵深配备。
杨吉辉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教导队，从连排开始演练“新战法”。刘湘观摩后，认为值得向全军推广，但一些师旅长蛮打硬干惯了，反而觉得“新战法”用起来别扭。
有人看过杨吉辉的防御阵地后，不屑一顾，说：“这种阵地设了一层又一层，不是更疏散薄弱了吗？若是我的队伍，一冲就过去了。”
刘湘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在训练中强制推行，自此，川军的军事训练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当年秋天，刘湘组织秋季大检阅，各师以旅为单位进行对抗演习，双方各攻一次，防一次。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刘湘和裁判人员不看表演，不看行军，只看部队如何攻防。
演习结束，刘湘喟然长叹：“从前我看演习，总是看见派完尖兵和侦探后，就是大部队行军。一群又一群人走来走去，走个没完，结果还没看到攻防，一天就过去了。”
刘湘比喻成是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看上去浩浩荡荡，能不能打却全不知晓，相比之下，他对这几次的演习评价很高，说：“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于“新战法”的推广，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相比于其他川军，在战斗力上有了提高，战略战术也从呆板僵硬趋向于灵活多变，大致能做到进退有序，攻防有法。
军队有进步，靠枪杆子起家的刘湘也有了些底气，但一想到正式复出后仍粮饷两缺，又觉得难以为继。
他不愿意再错过星星，可是手里的这副牌已不是坏，简直都快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