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扩情：生于四川省威远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复兴社的发起人之一。奉蒋介石之命出使四川，与刘湘等人联系，后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邓汉祥：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职业幕僚，先后辅佐陈宦、段祺瑞，在入幕于刘湘后，成为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
潘文华：绰号潘鹞子，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刘湘后期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任模范师师长兼四川南岸“剿匪总部”总指挥。
郭勋祺：绰号熊猫，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模范师第三旅旅长，在川军新生代将领中最为突出，尤其土城战役让其一举成名。
刘兆藜：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四川南岸“剿匪总部”直辖第一师三旅旅长。在新生代将领中，与郭勋祺齐名。
刘元塘：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他是刘文辉的侄子，当时在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任师长。因会理一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曾留学苏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长征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败给刘湘后，困居雅安。时任第二十四军军长。
林彪：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毕业于黄埔第四期。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任军团长，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战将。
孙震：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在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田颂尧被撤职查办后，他升任军长，并将部队番号改为第四十一军。
胡宗南：生于浙江省安吉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他以练兵和指挥见长，在黄埔学生中，是第一个升任军长且跨入将军行列的人。
张国焘：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能出手解救刘湘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第五次围剿”，分身无术，急需有人在四川主持军事，而且川中诸侯一遍看下来，他也挑不出比刘湘更好的，不支持刘湘还能支持谁，因此连电慰留。
1934年10月17日，江西苏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突围西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蒋介石更加重视刘湘的作用，承诺只要他复出，可尽力提供军火和粮饷方面的援助。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和承诺，刘湘顿时感觉有了信心和底气，这才由重庆返回成都。
1934年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职。蒋介石立即践诺，发给川军炮弹五百发，枪弹两百万发，同时邀请刘湘面谈。
刘湘随即召集属下谋士和部将，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是在刘湘家里开的，可谓一次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因为它将决定四川这扇门究竟是关还是开。
三把钥匙过去刘湘和刘文辉的一个重大分歧，便是四川的“闭关自守”问题。说是有分歧，但其实他们叔侄间并无本质不同，刘文辉打开门，也不是要放别人进来，他是要出去开人家的门。若放到现在的“破落户”地位，刘文辉估计也只会强调“闭关自守”——没办法，你的心胸再广大，可身躯的宽度不够，还是一样白搭。
此一时彼一时，从红四方面军入川起，四川的门就已经被踢开了，想关也关不上。另一方面，面对惨淡局势，若继续将蒋介石拒之门外，不等红军进攻，川军便可能先行崩溃。
在“家庭会议”上，众人都认为，指挥不统一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诸侯们在四川内战中与刘湘或敌或友，地位相当，刘湘在对第二十一军进行奖惩时，可以绝对做主，令行禁止，面对他们就比较困难了，这样当然就起不到指臂相连的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只要说是奉“中央”之令，谁敢不从？
这么做，也就用不着再顾及双方的面子，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与红军作战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自应和“中央”连成一片。
开完“家庭会议”，刘湘初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实施“门户开放”。
虽然“门户开放”在川军内部已得到共识，但四川舆论对此并不苟同。长达多年的滇黔军“侵川”历史，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感，就算是蒋介石的“中央”也不例外。
刘湘因此未出发前就受到多方责难，而作为他自己，其实也不无心病。
早在曾扩情首次入川时，蒋介石就曾通过他邀请刘湘在武汉见面。当时刘湘答应得很爽快，所乘轮船和随行人员都指定好了，行李也搬上了船，谁知临行前夕，他却派人告知曾扩情，说是得了重病，生死未卜，没法起程。
曾扩情前去慰问，见刘湘在床上呻吟不已，迷迷糊糊地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但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病容，情知对方是在托故装病。
刘湘装病，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尚存疑虑，便请刘从云卜了一卦。刘从云卜完卦，说武汉之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一点是给个虚衔，强留于南京，坏一点是予以软禁，像熊克武那样不见天日。反正不管好坏，都没有再回重庆的希望了。
刘湘闻言大惊，已经答应要去武汉，公然谢绝自然不好，也就只有装病一招了。
曾几何时，南京对刘湘来说，就是畏途一条。
时隔数年，终于轮到自己要巴巴地跑去南京了，刘湘无限感慨，说：“从前人家（指蒋介石）请我坐上座，我硬不去，今天自己上门，提着蒲团辕门求见，真是大大不同了。”
后悔药是找不到了，刘湘深感前路难测，不知此行蒋介石给他的到底是上座还是冷板凳，因此当他到汉口坐船时，决定要约一位谋士同行，顺便再商量一下行止。
刘湘身边谋士众多，除刘从云外，钟体乾、张斯可均以协理内政为主，只有这位谋士常年在外，替刘湘打各种交道，他的名字叫邓汉祥。
邓汉祥乃贵州人氏，最初入幕于陈宦。护国运动期间，在陈宦面前力主反对帝制的，便是此君。
陈宦倒台后，邓汉祥赋闲了一段时间，不过能干的职业幕僚总不愁没有好主顾，不久之后，皖系的段祺瑞来聘，邓汉祥便做了段府的幕僚长。
有一段时间，刘湘为了与杨森争锋，曾竭力附皖拥段，段祺瑞却因刘湘“能容不能断”而犹豫不决，邓汉祥恰于此时进言，终使老段下定决心扶助刘湘。
刘湘对邓汉祥感恩戴德，拟把自己防区内的四个县腾出来，私下“赠与”邓汉祥，具体方式是由邓汉祥派亲信出任四县的县长和征收局长，等于是送了邓汉祥四座金矿。
诱惑大到让你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也用不着拒绝，既然帮了忙，出了力，就是该拿该得的，但邓汉祥竟然婉拒了送上门来的“金矿”。
邓汉祥婉拒的理由很具职业风范——他所侍从的“主公”是段祺瑞，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否建议扶助刘湘，其出发点都是要帮段而不是帮刘，所以绝不能额外收受好处。
邓汉祥的这一举动，颇让刘湘感佩，也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为人幕僚者，当如是！
后来“能断”的段祺瑞也败了，二人告别时，老段总结了自己的成败得失，赠言邓汉祥，要他注意，以后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以免受到牵制。
邓汉祥深以为然，终身都保持着自由人的身份，这果然为他日后在政坛上便宜行事创造了条件。
邓汉祥盛名在外，蒋介石亦有心招纳。邓汉祥本已应召前去，但当他在旅馆读报时，一则头条新闻忽然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国民党中央发布的一条通缉令，通缉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皖系首要十人。看完之后，邓汉祥顿觉不安：自己曾与这十人共事，现在他们被蒋介石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这种令人齿冷的事万万做不得。
邓汉祥遂以还乡为名辞去，动身返回贵州。听说邓汉祥路过重庆，刘湘赶紧挽留，一见面首先就说：“这下你该给我帮忙了。”
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见邓汉祥答应入幕，刘湘已经喜不自禁，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使节”。
邓汉祥虽未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但凭着非党派身份和在幕僚界的清誉，他与蒋介石座下的主要谋士杨永泰、张群，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交，这三人在蒋介石面前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因此也被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有了这三把钥匙，加上游幕经历丰富，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方，不辱使命”。
到了中原大战，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败，因为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
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昧，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次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答复：助蒋。
张群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心领神会，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大败招。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邓汉祥已代表刘湘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足了路，现在见“主公”相召，他又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
刘湘问邓汉祥：“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一语道破天机：“蒋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邓汉祥的实话实说，还是使刘湘愈加忐忑不安，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得解缆行船，边走边想。
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防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不了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南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他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当面回绝。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好的，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做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仅一百多公里，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月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传递过了。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全部歼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了军事指挥的舞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而已。
潘文华加强防御后，红军往北受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消灭从后追击的郭勋祺。
就在郭勋祺捡到油印文件的前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报全军：“吸引敌人（郭勋祺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歼敌。”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对打好这一仗，从他本人到整个中央红军高层都相当重视也极有信心。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到土城后山再次观察了战场地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则对部下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
一张小小的油印文件，把郭勋祺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否则他就是“张辉瓒第二”了。郭勋祺惊出一头冷汗，他找了几个当地人，结合地图，对土城附近的地形重新作了一番研究。
风筝坝距离土城仅十五公里，一出坝就是关子门大山，翻过大山，便是深谷。这座深谷长达五公里，四周都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小山头，只有中间一条可供单人行进的小道。从捡获的文件上看，此处山谷也正是红军要施行三面夹击的预设阵地。
郭勋祺询问当地人，得知关子门其实是绕远了，如果直走，应为狮子岭大山。
狮子岭距土城仅十二公里，就是说比关子门要近三公里，但来往行人都甘愿多走三公里，而不翻狮子岭。原因是狮子岭山如其名，此地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无路可通。
一查地图，上面确实只标示了关子门这一条路。
眼前不是“鬼门关”，就是“狮子国”，似乎横竖都过不去，郭勋祺颇不甘心，便问当地人：难道就从来没有人翻过狮子岭？
回答说，也有，不过不是行人，而是那些打柴割草的。
郭勋祺眼前一亮：“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当然就可以攀登上去。”
他随即抽出一营翻越狮子岭，直插通往土城的道路，同时派兵增援关子门方向的前卫团。
前卫团沿途都没发现红军，还以为红军早就逃得没影了，等到郭勋祺的传令兵赶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遵令先占据山谷内的有利地形。
伏击不成，毛泽东转而组织三、五两军团，向控制着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等高地的川军发起进攻。
红三军团以彭德怀彭大将军领衔，红五军团号称“铁后卫”，都是中央红军响当当的主力，即便不预先设伏，打一个团也没问题。
一开始川军的前卫团确实摇摇欲坠，但在郭勋祺派出近一个团的援兵后，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郭勋祺旅属于刘湘手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此前一直在成都担任警备。该旅不仅兵员比普通旅多，而且武器较好，配有轻重迫击炮和机关枪，出发前，每个士兵携带子弹都超过一百五十发。
中央红军此时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则远不如江西时期，军团论编制应为一个军，但长征时，红三军团只剩下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每人只能配发二十发子弹，战斗打响后，又处于仰攻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攻坚战，作战之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向三个高地发起的进攻均未能成功，毛泽东等红军高层都十分意外。
感到格外庆幸的是郭勋祺。
趁着傍晚双方休战的间歇，他来到关子门，亲眼见识了山谷中那条单人小道，小道仅一米多宽，骡马不能并行，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周围除了陡峻高山，就是悬崖深谷。
郭勋祺长叹一声：“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的计划，未走小道，天险也各占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
未能如愿歼灭郭勋祺，使毛泽东对尾追川军的数量和实力产生了怀疑，遂要求军委二局尽快侦听和破译川军的无线电码。
军委二局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里面云集着一批红色谍报高手，专门负责破译电报。毛泽东后来说，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电码捕捉到了，但一时破译不出，原因是刘湘使用的密码系其自编，要破译的话，难度很大。
没有“灯笼”，也得先摸黑“走夜路”。当晚八九点钟，红军再次发起攻击，枪声浓密，战况较之白天也更加激烈，机关枪和迫击炮声震撼山谷。
郭勋祺深知土城一战不仅决定着他这个旅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的成败，因此一面急调最后一个团参战，一面向刘湘发报，催促各部尽快向土城会师。
红军夜战仍未能奏效，土城道路两边已躺满伤兵，谁都知道战役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从次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解决郭勋祺，同时调红二师前来参战。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了狮子岭的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围，先行逃跑了吧。”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的辎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啊。”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乘虚而入的绝佳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了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俯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掎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有护城壕，设置了鹿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时有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力进行持久攻坚了。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张国焘一次在与徐向前闲谈时，曾问：“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
言下之意，已对民尽财穷的川陕苏区失去信心。
也就是说，即便中央不来这份电报，红四方面军也在考虑向其他方向发展，西渡嘉陵江遂成为头等大事。
从1935年2月初起，徐向前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实现突破。
到中央红军宣布放弃北上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已是箭在弦上，非渡江不可了。
强渡嘉陵江，徐帅选定的目标又是那个倒霉的冬瓜。
川中诸侯，以田颂尧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就等于第一个遭殃。此后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不仅军心涣散，而且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给田颂尧的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十多里地才一个团，根本无法全部顾及，只能是守点看线。
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先在江边转了一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
接着又扫视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的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徒涉，红军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有了这些垫底，毕竟还是有些心虚。
让田颂尧及其部下感到格外恼火的是，他们得不到嘉陵江东岸红军的一点真实情况，派去侦探，带回来的情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不知红军虚实，田颂尧的部下何瞻如便求上了神仙。
何瞻如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皇大帝一股脑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上级”发指示。
每个“神仙上级”都来了一趟，乩笔上都说：“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会来。”
何瞻如高兴了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把乩。这次不仅关公亲自登坛赏光，而且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说的是：“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内戏婵娟。”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了假，经过批准，这哥们放心大胆地去成都“戏婵娟”了。
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
何瞻如呼呼地走了，正好红军飕飕地来。田颂尧不知道，徐向前已在离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都被抬到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由徐向前和张国焘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防守的正面。
突破之后，川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红军通讯队听得清清楚楚。
那边川军不知要点已失，还打来电话问：“红军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
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
徐向前灵机一动，让通讯队伪装川军对答，更加剧了川军的混乱。
通过嘉陵江一役，红军全盘接收田颂尧的沿江防线，为继续西进打开了通道。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以“戴罪立功”。
此前，田颂尧已知前景不妙，曾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向刘湘求救。从早上到中午，求见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
这个代表知道“主公”已危在旦夕，最后怒形于色地说：“今天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上。
名片摔得很没有出处，因为刘湘也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可是见田颂尧的代表赖着不肯走，也不得不出面敷衍。
刘湘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的字），他表示只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中余地啊。”
田颂尧的代表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后果，因此一再坚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但蒋介石和刘湘却是准备开除冬瓜的学籍，代表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却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面面相觑之后，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整个军部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有亲信前去田颂尧公馆探视，见那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孙震倒也真做得出来，和田颂尧交接之后，便来了个大清洗，军部原有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另谋生路。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大冬瓜摔得粉碎。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到了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刘湘自然不会让红军这么悠闲自在，紧接着便从各个方向调兵合围，连胡宗南也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能够勉强果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了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是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将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个不毛之地了吧？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哪里会再钻这个牛角尖。
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写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了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的。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轻轻一捏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人都快被逼疯了。
横竖都是死，他最终选择了死守。
刘元塘的俩老婆本来已被他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起。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的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可是身家性命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来。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或被残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之下，整个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了。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震慑住了军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处置！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几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钩锁登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计划。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种，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
红三军团大将黄克诚直言不讳：“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攻打会理，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
林彪干脆提出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反击：“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坑道作业继续。
1935年5月14日夜，红军从东城墙实施爆破，再次对会理发起攻击。在此之前，刘元塘已通过“瓮听法”侦察到了方位，并照上次的经验做了安排，城墙刚刚崩塌，川军便用手榴弹和石灰罐，甚至是迫击炮弹向红军大量投掷。
一个小时后，红军攻城失利。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蒙受了重大伤亡，但仍没能撼动会理城防。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经过这次尝试，毛泽东也终于认识到攻克会理之难，他随即下令撤围会理，绕道北上。
因会理一战，刘元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并通令全国。
自会理之后，红军便力避攻城战，同时用政略代替兵略。
身为川人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承担给大部队开道的任务。早在川军时期，刘帅便与德昌守将相识，他派人送了封信过去，告知对方红军只是假道西康，不想争城夺地，双方可以互不侵犯。
这德昌守将阅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人家经过而已，何必与之拼命呢，于是只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实际上是不战而弃德昌。
会理、德昌之后，便是西昌。驻守西昌的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其实大半是为了“麻”他自己：西昌的兵最多，可赖以壮胆。
他把刘元塘的一套搬了过来，也烧掉城外民房，做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架势。
红军进德昌，是因为不用打仗，既然西昌跟会理学，便不再逗留，而是绕道直插大渡河。
早在红军围攻会理时，其进军路线就已非常明朗，就是奔着大渡河去的，这让雅安的刘文辉如坐针毡。
原本困扰刘文辉的，不过是穷，这倒也罢了，生活嘛，无非就是凑合着生，凑合着活，咬一咬牙便能挺过去。但当他看出红军的矛头所向，就觉得挺不过去了。
大渡河是刘文辉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冲过这道防线，他在西康的大本营雅安便会无险可守，而雅安一旦被攻破，刘文辉也就彻底完了，他只能像田颂尧那样，给自己的毕生事业画句号。
这比让他死还难过。
大渡河一战，毫无疑问关系到刘文辉的生死存亡。如果他还处在全盛时期，根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那个时候，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啃不动的，无非两样：鹅卵石、牛犄角。
眼下，他早没了这副好牙口，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要跟红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刘元塘守住会理这件事给他挣了面子、捞了声誉，但刘文辉心里十分清楚，特例是无法复制的。
在与部将、幕僚反复商讨后，刘文辉决定将驻守雅安的第五旅调往大渡河。
第五旅守于大渡河北岸，南岸叫做安顺场，往西十里，就是石达开当年兵败之所：“紫打地”。
安顺场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安顺场的这个地方官跟通安江防大队长类似，都是没见过世面、一脑子豆腐渣的土财主。在第五旅到达后，他本应带着地方部队撤到北岸，可却迟迟不肯挪窝。
倒不是这厮还不知红军的厉害，而是舍不得立即离开。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办丧礼，用了王爷的“樯木”（实际应为楠木）棺材，此棺木号称万年不坏，细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
要论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楠木以下，即为杉木。
安顺场一带就有沉埋于地下几千年的香杉木，雨季一到便会被冲刷而出，这些杉木经过水土侵蚀，已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当地称为“建板”，价格很是不菲。
这些香杉不管在安顺场的哪个区域被发现，都属“政府所有”，当地居民必须报缴，并且在运走之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坏了还要赔。
安顺场的地方官就靠香杉发财，如今雨季将到，一想到收不成杉木，做不了生意，心里就油煎火烧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红军也不一定就会来安顺场吧？要是不来，那就亏大了。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地方官就跟北岸守军讲好：由他率地方部队留在安顺场，待红军到时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断绝。
北岸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红军进军神速，要是你到时候来不及过河怎么办？
地方官的回答是，他已在通往安顺场的道路上设了十余座哨所，红军不是本地人，路径必然不熟，只要远远看见红军，哨兵便会抄近路向他飞报，他就算是慢慢收拾再过河，也来得及。
既然布置得这么妥当，北岸便同意了。
地方官没有忽悠，他确实设了哨所，可是他说红军不识路径，那就错了。
红军不是本地人，给红军带路的却是本地人。
红军绕道西昌，要经过三百里彝区（即彝海）。这里曾是汉族军队的畏途，当年石达开来到大渡河，就是因为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到全军覆灭的。
最了解四川民情的是刘伯承。他在新川军中任职十几年，耳闻目睹，对彝区的情况很清楚。
在彝族聚居区内，有好几个彝族部落，彼此械斗不息。刘文辉治理彝区的办法是将各部落的一些头人抓起来，哪个部落敢闹事，就拿哪个部落的头人开刀。
刘伯承到彝区后，首先把头人都释放出来，以此与彝民取得好感，然后重点和其中一个部落的头人小叶丹接洽。
对小叶丹而言，刘文辉是敌人，红军打刘文辉，是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朋友了。同时他也有借红军力量打败其他部落的念头，因此主动提出愿与红军结盟。
刘伯承遂与小叶丹在池塘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便是有名的“彝海结盟”。结盟之后，小叶丹随即派人做向导，在三天内护送红军通过了彝区。
“彝海结盟”使红军有条件超越过去的历史，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红军）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红军高层欢欣鼓舞，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
有了彝民向导，红军犹如装备了卫星导航。战后曾有人在路边拾得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远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全都标注得异常精准，好像他们没来大渡河之前，就派人实地勘查过一样。
十余座哨所皆被一晃而过，哨兵别说抄小路报告了，红军什么时候过去的，他们都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拂晓前到达安顺场，将守军予以缴械。那个地方官从梦中惊醒后，赶紧翻墙逃走，匆忙中把脚都给摔伤了，由卫士背着，才在彝区躲藏起来。
南岸靠着两只船，是当初约定划往北岸用的，如今正好给红军使。
这两只船都是日常摆渡的小木船，每只仅容得下十人，刘伯承便挑选出十七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坐船过河。
对红军占领安顺场，北岸守军还毫不知情，等看到船只划来，刘伯承已在南岸建立了掩护阵地。
大渡河两岸地势，南岸比北岸高，在红军火力打击下，川军连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阻击了，“十七勇士”很快到达了对岸。
登陆的地点有一个营，但北岸均为横断山脉，沿河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兵力铺展不开，人再多，也不如十七个精兵管用，滩头阵地遂被红军牢牢掌握在手。
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一个团全部过河，川军第五旅直到此时才得以收拢兵力反攻过来。
刘文辉部队的落魄程度，在红军抢渡大渡河一战中毕现无遗。双方隔山对射，射程上，红军能打到川军，川军却够不着红军，结果刘伯承一个两翼包抄，就把第五旅给打垮了。
打仗无所谓，着急的是过河速度。
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底全是乱石，形成无数漩涡，当地人称为“竹筒水”。由于流速太快，无法架设浮桥，就连渡船，也要呈斜线才能冲到对岸，一共才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红军要靠渡船全部过江的话，得一个多月，这怎么行啊？
“石达开阴影”再次袭上心头，红军高层紧急磋商，决定兵分两路，即已过大渡河的为右纵队，未过大渡河的为左纵队，夹河而上，向上游的泸定桥挺进。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安，刘文辉十分震惊。他也知道泸定桥是除渡船之外，大渡河上唯一的交通枢纽，因此赶紧将第四旅派往泸定桥，这也是他能拿出的最后一点本钱。
1935年5月27日，刘文辉亲赴大渡河背后的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防。
刘文辉到汉源，主要为的是守雅安，在他到达之前，汉源城内只能用地方保安队来守城。这些保安队都没有枪，有人拿一把马刀，有人持一杆长矛，随刘文辉前来的警备旅成了守城主力。
不过从红军动向上判断，刘文辉认为其直攻汉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最让他担心的还是泸定桥。
第四旅虽是奔泸定桥而去，但因为第五旅已溃退下来，它的侧翼和后方都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分兵阻击，所以能派往目的地的仅为一团。
1935年5月28日，一个川军排最早赶到泸定桥，到时已是黄昏，他们就把所带的全团旗帜遍插泸定桥城中，以安定人心。
川军要守的就是那座著名的铁索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此桥当时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
据说在蒋刘通话过程中，蒋介石就曾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砍断，但刘文辉说不行，砍不得。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距民国已近两百多年历史，桥上还有康熙御笔题写的桥名，因此刘文辉坚持不能毁坏。
蒋介石听后，沉默不语，刘文辉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泸定桥上的木板拆掉。
那个黄昏，川军排要干的就是这个活。
因下着雨，又是长途跋涉，士兵疲困不堪，使得拆除桥板的进度极其缓慢，等天亮之后整团到达时，对岸红军左纵队的先遣部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当然也就没法再拆桥板了。
隔河对射一天，守军顶不住了，于是在电话里向第四旅旅长请援，表示泸定桥已很难守住。
第四旅的其余部队也正遭红军右纵队攻击，情况混乱不堪，旅长才顾得上答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电话便中断了。
晚饭后，红军左纵队大部队赶到，火力更猛，桥头守军伤亡惨重，在无援可恃的情况下，这些人便决定乘夜色撤退，只留下一个班守桥断后。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食物。能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弛，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
知道什么叫下课吗，下课就是走出教室，没事可干了，那你还不如直接拿把刀把刘某给杀了。
刘文辉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其中汉源交给以守会理闻名的刘元塘，雅安则由他本人亲自坐镇。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他们对两城断粮断水，未发动大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张国焘本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出兵成都过于冒险，应在西康立足。
如果刘文辉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得吓到根根直竖。
红四方面军的攻坚能力和火力配置，要大大超过中央红军，只要有足够时间和愿望，绝对有把握攻破两城，取下西康，这一点刘文辉毫不怀疑。
不过，这次“将”却没有听“帅”的。
徐向前正打得手顺，岂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拦回去的，他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优哉游哉的。”
张国焘也知道在西康发展，补充不易，你想刘文辉都活得那么饥寒交迫的样，还能挤出多少油水。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向前留下少部分兵力，对两城围而不攻，大部队继续向东席卷。
眼看四川腹地受到威胁，刘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亲自赶到成都以西的邛崃县督师，同时急调作为第二十一军主力的模范师（郭勋祺师）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一举成名，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他把强势之中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弱势之下的中央红军，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山县进行正面决战。
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到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
等到双方交手，郭勋祺才发现“杂色部队”的对手确实非同小可。尽管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红军却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又立即冲锋，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去。与此同时，已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则干脆找不着北了。
刘湘为此急到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硬手。”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刘湘最忌“中央军”入川，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
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当时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谁也不是飞行侠，哪里是你喊一声就能立马赶过来的。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再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红四方面军欢欣鼓舞，要“打到成都吃大米”。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
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要，并且有早就修筑好的碉堡群。
蒋介石在江西与中央红军斗法时，使用最多的便是碉堡战术，他一再向川军推荐这一法宝，因此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川军便开始沿江修筑碉堡。
同是碉堡，还有一个如何修筑以及布置火力的问题。张国焘曾与徐向前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参谋团入川后，提出的口号就是“勤修碉，广筑堡”。贺国光发给各路川军的电文，每电必提碉堡，所以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上有参谋团的飞机作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的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认真，最后逼得旅长都不得不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阵地也让张国焘发出感慨，直呼“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郭勋祺凭借黑竹关的碉堡阵地固守，场面与名山的那一幕大体相仿：川军用重机枪对攻上来的红军进行猛射，红军前仆后继，前方不断倒下，后方不断补充，一眼看过去，依旧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天。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都挡不住红军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本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加强其预备队，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军。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只能打打酱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如何跟对方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在家里乖乖待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乘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旋侦查，一边做地毯式轰炸，给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向前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万源挫掉川军锐气，实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之后，红军的锐气也在黑竹被磨掉大半，情形终于有些不妙了。
相反，他的对手却站到了当年他所处的位置。
刘湘曾被徐向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已不仅仅是地狱，而是万劫不复。
刘湘不能不拼了，他摆出铁面，不惜向已归他直接指挥的邓锡侯、李家钰发出手令，约法三章：这次若再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嫡系部队，同样是一人脑袋上面系一宝剑，实行层层问责：倘若排长违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接下来，营长枪决连长……以此类推，如果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会摘下潘某的项上人头！
川军要通过稻田向百丈发起轮番冲锋，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整营整连被击毙在水田里，就像是收割后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
可是冲锋并没有停止。
川军的重整，颇有些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味道。刘湘专门成立的军官教育团以及蒋介石开办的峨嵋军训团，不仅配备“急学急用”、“吹糠见米”的技战术课程，而且增加了精神训练。经过训练之后的川军表现得比以往都要凶猛得多，其狠劲一如红军攻击黑竹关时那样：旅团长端着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们死多少上多少，川流不息。
这一天，是整个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力。
张国焘自己是北大学生领袖出身，却最看不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只推崇工农型干部。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你就算是戴副眼镜也能因此遭到“肃反”，经过上上下下地不断清理，最后中下层军官中，就连能写篇讲话稿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勇战派将领多，所以才有红四方面军的“狠”，另一方面，则是懂点文化、会些谋略的智战派将领奇缺，战场上没有章法，缺少机变。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打的主要是山地战、隘路战，对那一套战法他们已经熟如家珍，除了正面的猛攻死防，无非是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几种，基本上是脑子不动就可以使出来的，而且因为一直打得很顺，也相应遮掩了战术上的缺点。
百丈一带几乎全是平地、水田和村落，基层军官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有的人不会看地图，在找不到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官兵们拥挤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成了地面和空中火力打击的有效目标。
作为主帅的徐向前尽管腹有韬略，毕竟无分身之术。按照既定步骤，是“顶住攻势”在前，“灭其一部”在后，但眼瞅着战事一步步趋向不利，他只能命令在百丈后方待命的预备队提前介入。
一个师的预备队到达百丈，川军纷纷退却，就在徐向前即将扭转乾坤的关键时刻，川军援兵杀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至此，徐向前用尽棋子，手中空空如也，可是川军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到达，胜负天平将移向何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两军展开激烈巷战。
徐向前亲临巷战现场督战，见到有些房屋已经着火，红四方面军狠劲仍在：有人子弹打光，就白刃格斗，有人身负重伤，便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
可对战局而言，这种“狠”实在无关紧要，因为在子弹打光和同归于尽之后，百丈后方已无预备队可以补充。
“中央空军”随即杀到，飞机低空盘旋，对红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乘红军四散隐蔽，川军冲到近前，双方大打白刃战。
白刃格斗曾是以狠勇著称的红四方面军的拿手绝活，但在又饥又疲且士气转趋低落的情况下，即便刺刀对刺刀，也已占不到任何优势。
自黑竹关攻守战打响，据徐向前估算，已打死打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不过他也承认，红军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更重要的是，红军已无多余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紧接着，蒋介石在接到刘湘的呼救之后，也已调整到位，其用兵重点从陕北移向川西，薛岳率“中央军”大举压来。
1935年11月下旬，徐向前和张国焘均知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完全退出百丈，往西康方向转移。
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的转折点。此前张国焘曾拥有多种选择，这一战之后他的大多数选择都即将被清零：在川军和“中央军”的筑碉逼围下，红四方面军已无东出或南下的可能，若继续留驻西康的话，因实力大损和条件恶劣，也很难存活。
西康本来贫瘠，偏偏那年冬天的天气又特别反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红军所占据的夹金山附近漫山皆白，真是要人无人，要粮无粮，要衣无衣。包括张国焘自己在内，心里都非常清楚，长此以往，即便对手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这里。
恰在这时，北方“意外”地传来了好消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并在那里站住了脚。
说意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开赴陕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一块根据地，即便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北上的最初动机是“以外蒙古为靠北”。
百丈决战之后，陕北便发来电报，报称中央红军开门见喜，打了个大胜仗，这便是直罗镇大捷。直罗镇一役，中央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东北军气势汹汹而去，等于是给人家送装备的。
中央红军的绝处逢生，除了有陕北苏区作为依托外，应该说，红四方面军的迅猛南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否则的话，蒋介石已准备在西北组织“围剿”，薛岳亦不会移兵它处，中央红军要揍的就不光是东北军这样外强中干的鱼腩部队了。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断，当时是，中央红军的北上取胜与红四方面军的南下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所说的“北上”是绝路，“（毛泽东）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了陕北”之类的话，已不攻自破。
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下面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接到直罗镇大捷的电报，张国焘起初态度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酸葡萄心理固然可以理解，但对解决现实困境并无任何助益。之后，随着陕北中央与张学良建立秘密联盟，即便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北上已成唯一之选。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等人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离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