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黄绍竑：字季宽，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他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才能要强于军事。
陈诚：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他以第十八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
郭勋祺：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由模范师改编的第一四四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心腹爱将。他在夹浦一战中表现出色。
刘兆藜：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第一四六师师长，在泗安等战役中风采不输郭勋祺，其战术指挥得到陈诚的夸奖。
唐式遵：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
潘文华：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在抗战中也秉承刘湘的旨意，一度观望犹豫，坐失战机。
饶国华：生于四川省资阳县。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亲信将领。
省外川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下面该轮到省内川军了。
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纵队编制也分别由集团军所替代。
某个相声段子说：人这种东西，干了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了坏事总不想让鬼神知道，这也太让鬼神为难了。
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而言，刘湘就是那个让鬼神为难的“人”。蒋介石入川，一个劲儿地挤兑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与此同时，在四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邓、孙、李的，也正是刘湘。
三人之中，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到了后来，也几乎与刘湘翻脸，以致于重庆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还想乘机告刘湘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见状不妙，立即制止：“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李家钰）的话是横生枝节，超出范围了。”
主持人不让说，李家钰才没有再说下去。
邓锡侯也是“被压迫者”之一。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水路被刘湘紧紧掐住，邓锡侯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在继续实行禁运的同时，又收回防区，限制经费，弄得邓锡侯只能靠起家时的那点破铜烂铁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嵋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副团长”刘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他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他上台讲话，其讲话调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加上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尽用四川口头语，因此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学员欢迎并不顶用，四川说穿了，不是刘家的，就是蒋家的，跟他姓邓的依旧一点关系都没有，猴子还是很郁闷。
抗战军兴，大家都认为可一举两得，刘湘是要借此抵御老蒋的“入侵”，邓锡侯则巴不得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好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过的装备。
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
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
防区制时代，邓锡侯与其他人不同，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壮：“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却跟“闹饷”的自己有关。
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并不是故意要翻防区制时代诸侯争雄的老账，他是要以彼及此，把官兵的士气和斗志给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本来质量就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此外，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需的山野炮一门也没有，堪称家徒四壁，是急着要换换家当了。
当时军中对补充武器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
按照此类传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那里之后将一律更换新家伙，还要照“中央军”那样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破铜烂铁怎么能去打日本人呢？”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竟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提留起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换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致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支枪能打得响。
出川时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官兵们仍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
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说起来，都是穷字惹的祸，邓锡侯连欠饷都无法发清，还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1937年10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到达宝鸡。
目的地是西安，可不是有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应该就在这里换枪换衣了吧？
停了一天，换的是火车，枪和衣都无影无踪。
官兵们在火车上还相互打听：“枪呢？补充呢？”
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就换了。”
于是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又移到了西安，哪知等待他们的仍是一场空。
川军是靠双腿从成都走到宝鸡的，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又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战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蒋介石下令，临时改变北上川军的指挥系统。晚来的李家钰赴河南，归程潜第一战区节制，在中条山区域作战。早到的邓锡侯、孙震划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补充来不及了，邓锡侯、孙震率川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沿途老百姓见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以家存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啊。”
除了衣，当然还有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
1937年10月30日深夜，邓锡侯、孙震抵达太原。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赶去谒见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补充装备的事。
阎锡山推得一干二净，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河，储存于黄河附近，实在没办法给你们补充了，“还要找南京解决”。
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补充宣告彻底泡汤。因川军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投入了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搜搜地拿出了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川军。
邓、孙还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或调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川军以前打仗，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军部到师部全都缺乏通信器材，邓、孙也没法跟前线取得联系。
不知道部队在哪里，至少得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吧，问阎锡山要地图，阎锡山支支吾吾，连这个都舍不得给。还是孙震手下的高级参谋，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才以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图。
翻着地图，听着战报，邓、孙都坐不住了。
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全归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这黄绍竑不会把我们的“政治资本”一股脑儿全都给输光吧？
太原待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起身向阎锡山告辞，急急赶往晋东，以便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一众幕僚乘火车到达前线，见到了黄绍竑。
一问，黄绍竑竟然说，他也不知道川军都在哪里。
由于日军迂回部队已威胁后方，黄绍竑被迫采用了填坑式战法。川军一下车，不管一团还是一营，都先调去抵挡一番，因为是逐次零星使用，加上川军师旅团严重缺乏通讯器材，黄绍竑早就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握，他自己还盼着邓、孙能早一点把“失踪”的部队给找出来呢。
这算怎么一回事，邓、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士兵了，全都是从娘子关败退下来的兵，已成“兵流”，情形非常狼狈，川军也在里面。邓、孙这才得以与部队取得了联系，也大略知道了战场的一些情况。
短短几天时间，川军各部都打了败仗。
一个没几支枪能打响的部队，要想取胜，那真是一件艰巨无比的任务。上阵后，能让川军发挥出一点战斗力的，还是背上的一把大砍刀，有的士兵既无砍刀又无刺刀，短兵相接时，竟然只能抡起枪托与敌肉搏。
填坑式战法，把川军填进去不少，其余部队已无招架之功，不得不逐一撤离。
日军野战部队之所以强悍，除官兵训练有素外，其标准化的作战配置也不容忽视。从娘子关方向进击的日军，为原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这是一个老师团，兵种从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无所不有，后勤分工也非常细致，除辎重队外，尚有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甚至连军马都有专门配备的兽医服务。
可怜川军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医药救护。负轻伤的，血淋淋地自己往后方走，重伤的大多遗弃在阵地，无人过问。重伤员们痛呼：“弟兄们，我们都是四川人呀，出来都是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人管了吗？天啊，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一些伤员为免受辱被杀，便先行自尽，其状甚惨。即便是仓皇撤退中的官兵，也大多丧魂落魄，有人边走边哭，有人愤慨绝望，军心士气一落千丈。
这可都是邓、孙的基本部队，看到这种样子，二人不免既失落又心痛。好在彼此取得了联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得赶快予以收容和掌握。
1937年11月3日，在晋东和晋北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固守太原，川军被列为总预备队，要求限时集结于太原以南的北营。
邓、孙奉命率川军昼夜兼程，争分夺秒地赶往北营。在四川时，像他们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出行一般不是骑马就是乘坐滑竿，但因为要抢时间，等不及载运乘马的列车到来，众人就与普通士兵一起徒步向南行军。
1937年11月6日，川军总部及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太原南郊，但距离北营尚有一段距离。这时马也送过来了，邓锡侯便想抢先一步赶到一座叫南盘村的村庄，以便侦察一下北营的地形。
走着走着，士兵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纸盒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旁边还用铅笔标注着外国文字。邓锡侯及其幕僚没一人懂外国字，邓锡侯看了下也没看懂，就把盒子扔了继续前行。
行至距南盘村不远时有士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邓锡侯不相信，太原城里还有晋绥军守着，南郊怎么可能出现日军呢，当下便笑着说：“军人不能连常识都没有，太原还在那边，敌人从哪来的？一定是汉奸扰乱，不要怕。”
一直走到南盘村村口，才发现村内已用苞谷杆堆成工事，隐约还有人影晃动。邓锡侯到这时仍以为村里驻扎的是友军，还叫卫士不要轻易射击。
幕僚眼尖，一眼看到了一个将脑袋从土屋里探出来的日本兵，赶紧指着说：“看，日本兵！”
邓锡侯方才猛然清醒过来，大喊一声：“集合！”
话音刚落，村里便枪炮声大作。幕僚翻身下马，朝邓锡侯所骑战马的屁股上猛抽一鞭，助其先驰向小道。
由于事出突然，人忙马慌，在越过一座壕沟时，突然马失前蹄，邓锡侯被掀翻跌入泥沼。沼深过腹，他的一条大腿也摔伤了，一时之间难以自拔，而后面的追兵却越来越近，情形真是万分危急，眼看着就要悲催了。
在三国演义之中，刘备乘马陷身檀溪，想来也是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多亏了他座下之马非同凡响，竟能奇迹般地凌空跃起，从而帮助主人脱离了险境。
邓锡侯没有这么厉害的马，不过他有一个忠心的副官，副官跟随在后，冒死将他扶出了泥沼，又一路背着狂奔。
一个人跑还不一定能跑得掉，何况还背着一个，正在惶急之中，忽见路边趴着一个当地老乡。老乡认识路径，经他指点，二人才得以摆脱追兵。
脱险后，邓锡侯藏身于北营的一座村庄。村里残垣破瓦，空无一人，显然遭受过敌机轰炸。时已深夜，邓锡侯不敢再往别的地方去，又找不到吃的，只得忍冻挨饿，在民房土坑上蹲了一夜。
天亮后，殿后的孙震也带着大部队到达西营，在村子里找到邓锡侯，众人一阵欷歔。
按照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军事计划，由傅作义守太原，其余部队则“依城野战”。但各军都知道败局已定，除傅作义属晋军体系，不能不遵命守城外，其他人全都心猿意马，以致于太原周围并未能形成严密防线，从而给日军的小股尖兵创造了乘隙钻入的机会。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那只纸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的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战尚未正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挥了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乘势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何。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请示刘湘，情况一讲，刘湘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竖也不是自个儿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划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代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儿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后人，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卵。
再开国防会议，刘湘就有话说了。他在发言中认为，如果能够早点将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归还第七战区序列，由集中起来的川军赴沪参战，淞沪会战将是另一个局面。
在别人听来，刘湘的话也许纯属事后诸葛亮，甚至还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军队，哪一个又比川军弱，而以邓锡侯在山西的作战表现，真的难以想象他在上海就会有大作为。
可是这时候将要现身的川军，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指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是指刘湘嫡系的第二十三集团军。
经淞沪一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几乎都被消耗一空。即便他引以为傲、显赫一时的德械部队，也已损失大半，不说普通士兵，仅基层军官就伤亡过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要命的是他还得守国都南京，可是手中却空空如也。换句话说，你可以看不起川军，但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既然刘湘说川军行，蒋介石就别无选择了，便当面托以卫戍南京的重任，刘湘不甘示弱，立即允诺下来。
蒋介石防卫南京的总体部署，分内外两层：以唐生智守南京城内，以刘湘守南京城外围。
唐生智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个军，均非其基本部队，而且大部分为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之师，相比之下，外围的川军就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1937年11月13日，已到达河南的川军前卫部队接到刘湘发去的电令，立即转乘火车南下。
两天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陆续到达南京。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各师师长一一接见，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首都饭店，还向每个师长赠送了一万元。
江南自来繁盛，所谓“南京看石头，苏州看丫头，无锡啃骨头，杭州看潮头”。在战火尚未完全延伸过来时，石头城仍能引起极少出川的师长们的极大兴趣。
有些人尚知前线紧急，需要枕戈待旦，所以颇能注意节制约束，也有些人却忘乎所以，拿到钱就在城里尽情玩乐，其中一个师的师长竟然玩到连部队出发都不知道。
大家都高兴，只有刘湘不高兴。
刘湘不高兴，是因为他向蒋介石拍胸脯时，要求的是将整个川军都调来，其中也包括邓、孙、李三部。可是这三部早已分别划归第一、第二战区，那边军情同样紧急，当然也需要人，所以并没有能一道调来。
刘湘对此十分不满，又不好直接向蒋介石开火，便朝替他誊发电稿的傅常等人大发雷霆，实际傅常不过遵命办事而已。
既然你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我也就管不了你的死活，刘湘决定自己给自己做主。
南京外围主要包括江苏溧水、溧阳等地，川军已奉命前往布阵，但到达后又突然接到刘湘的命令，让他们移兵浙皖两省。
与以前所有电稿都由傅常负责誊写不同，这封电稿乃刘湘亲笔所拟，川军各部不敢怠慢，赶紧又跨省前往。
川军一下子全部撤出南京外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刘湘。刘湘装糊涂：“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
知道刘湘是在打太极，蒋介石再给川军下达命令，也是毫无作用。
川军田冠五独立旅本应驻守溧阳，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高级参谋去做说服工作，田冠五的回复是恕难从命，因为他只听从刘湘一个人。
刘湘临时撂挑子，并不完全是与蒋介石怄气之下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他与幕僚部下们反复商讨后得出的策略。
虽曾在蒋介石面前大拍胸脯，但刘湘随后就感觉到了接过的山芋有多么烫手。日军是奔着南京来的，其主力也都沿着溧水、溧阳这一方向奔袭，若川军据此防守，难免损兵折将，最后被“整光”。
部属中有一种典型说法是：“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在武器装备上不及他们，打起仗来，咋个得行嘛！”
不是那张脸，就不要冒那个险。相反，如果能移往浙皖，不仅可减少损失，还能以皖南的黄山和浙江的天目山为中心建立第七战区，作为今后在江南发展的根据地。
刘湘当即决定改变原有作战部署，放弃护卫南京外围的任务，在浙皖重开一个局面。
刘湘君臣思虑长远，已经设想到了抗战胜利：新的防守区域处于京沪杭之后方，到将来收复失地时，便能抢在他人之前率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
在调兵之后，刘湘便设第七战区长官部于芜湖，主力则重点部署于广德和泗安。
当蒋介石拿到刘湘的修改方案时，川军一方的部署早就是铁板钉钉，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同意刘湘作出的改变。
1937年11月23日，郭勋祺奉命率第144师（模范师）由溧阳移往广德和泗安，在经过江浙交界的长兴附近时，遇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过去峨嵋军训团的教育长陈诚。郭勋祺曾在军训团受训，论起来两人还是师生关系。
尽管刘湘事后大加“消毒”，但有些东西却是很难消除的。加上郭勋祺本人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维和不同意见，所以他对峨嵋军训并没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当年同在峨嵋军训团，川籍和“中央军”学员常有争论，在很多观点上，郭勋祺都能跳出原有的狭隘圈子，哪怕是暗地里站在“中央军”一方。
陈诚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正组织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向芜湖转移。
军队还有很多，但大多已成残破之师，必须先到芜湖进行休整，缓过气来后，才能有望逐渐恢复作战能力，这是军事常识。
在他们背后，则是日军从各个方向发动的闪电式追击，其计划就是要截断上海至芜湖的救命通道。陈诚已尽力组织力量，以太湖为轴，在太湖北岸组织拦阻。他所顾虑的是，日军还会从太湖南岸或直接渡过太湖，实施超前迂回，以截杀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陈诚知道郭勋祺要去哪里，但他希望郭勋祺能留在长兴，承担起这两路的阻击任务。
陈诚还表示：“我会在宜兴指挥你们川军作战，坚决与日寇鏖战到底。”
陈诚的话不是命令，即便是命令，对郭勋祺也无硬性约束力。郭勋祺是刘湘最倚重的模范师师长，他当然更有必要唯刘湘之命是从。
不过郭勋祺并没有像田冠五那样拔脚就走，因为他自己就想留下来好好打上一仗。
出川前，朋友为郭勋祺饯行，郭勋祺在席间对朋友感慨道：“我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除了十七岁应招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平定受英国人操纵和挑唆的川边叛乱之外，其他都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实在令人痛心，也深感愧疚。”
郭勋祺脸色凝重，停了片刻，他提高嗓门：“勋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此次出川抗战，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
说完，他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宋朝大词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以此自勉！”
说过要做鬼雄，不做狗熊，郭勋祺朝思暮想都要“与日寇鏖战到底”，他之所以左右为难，还是担心刘湘那里通不过。
知道郭勋祺为难，陈诚又赶往广德，面见并竭力说服郭勋祺的顶头上司、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让唐式遵对原有部署进行微调。
若在平时，唐式遵也不敢擅自做主，但这时一个意外的变故，让他在前方拥有了独立裁断的机会。
这个变故恰恰发生在刘湘身上。
刘湘从汉口到南京，坐的是轮船，途中船泊芜湖港，看到岸上有当地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贩卖，只只看上去肥大味美。
刘湘在吃穿上并不讲究，但平素最喜欢吃两样食品，即炒沙葫豆和螃蟹，前者不易消化，后者为凉性，刘湘自患有胃溃疡后，都遵医嘱避而远之。
跟戒烟一样，也是憋得久了，反正旁边无人监控，刘湘一时馋虫上脑，便让人买来大吃了一顿。
抵达南京，四川驻京办事处特别叮咛厨房别买螃蟹。谁知刘湘在芜湖吃螃蟹还吃上了瘾，又偷偷让副官去买了螃蟹，拿到房间大快朵颐。
这正是便宜了舌头苦了胃，之后，见邓、孙、李三部没能调到南京给他指挥，刘湘觉得上了当，又为此动怒发火。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内外交感，由此种下了病因。
改变计划，将川军撤离南京外围，很自然地把刘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脸色难看不用说，唐生智也指责刘湘私心太重，半途掉链子，使固守南京变得更加困难。
1937年11月24日上午，刘湘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回办事处时情绪显得很是低落。他告诉身边幕僚，会上有些人说川军在“梭边边”，他很生气。
“梭边边”是重庆话，意思是偷奸耍滑，一开始高调，关键时候却打退堂鼓，乃至一走了之，有道是“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对军人而言，这些闲话都极具杀伤力，于是刘湘为此又憋了一肚子气。
下午，张群宴请刘湘。刘湘来者不拒，饭桌上管不住自个的嘴，多吃了一碗甜银耳，而银耳也属凉性，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忌口的食物。
当天晚上，刘湘已得到前方汇报，他当然不同意陈诚作出的调整。因此顾不得休息，便让人作纪录，要向部队直述调令，当口述到第五条命令时，突然昏倒。办事处忙请来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为胃溃疡和糖尿病并发症。
经过打针吃药，一顿忙碌，刘湘很快清醒过来。他的高级幕僚包括傅常等人闻讯都赶来，见刘湘健康状况不佳，均劝他还是返回四川养病为好。
幕僚们纯粹是为刘湘的身体着想，可刘湘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兵力部署上面：“你们可能求战心切，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慢慢来、慢慢拖。据我看来，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一线，战事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们就可以挥师反攻……”
刘湘又说，在一个时期内，他绝不能回四川，而应坐镇前方，这样才能顶住南京方面的压力，控制住部队，以免川军被“整光”。
大概是白天被刺激深了，当着自家幕僚，刘湘滔滔不绝，兴奋异常，接下来连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又昏了过去。
这次比上次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张群到办事处来看望，守了半个小时刘湘也没能醒。临走时，张群关照众人：“看情况敌机要大肆轰炸南京，你们赶快撤走。”
幕僚们一商议，非得让刘湘离开南京不可了。
由于医生嘱咐昏迷中不能移动，办事处一直等到很晚，才等到刘湘从昏迷中醒来。
醒过之后，刘湘也觉得无法再硬撑下去，便答应先去武汉治疗。当天深夜，乘刘湘处于熟睡状态，办事处人员将其用汽车送上轮船，连夜护送至武汉。
在陷于昏迷和转送的过程中，刘湘暂时放松了监控，自主权又回到了前线将帅手中。
唐式遵没有问题，他不仅按照陈诚的要求，同意郭勋祺第144师沿太湖西岸布防，还命令刘兆藜第146师布防于太湖南岸，与郭勋祺协同建立了一个三角形防守阵地。
纵然如此，唐式遵批准还只是个形式。
唐式遵和潘文华各有嫡系，刘兆藜听唐式遵，郭勋祺跟潘文华。换句话说，尽管在前敌指挥的位次上，唐式遵居首，但郭勋祺那边仍需潘文华点头通过才行。
郭勋祺对潘文华说：“敌人沿太湖进兵，势头很猖狂，只有予以迎头痛击，使日军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之后也才能逐步退却。若不战而退，敌势嚣张，我们想退也无法退了。”
潘文华出川时亦有“胜则生，败则死”的豪言，给郭勋祺一激，遂放权郭勋祺：话不多说，自己掌握。
陈诚出身保定，是个既具备较高军事素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高层指挥官。他让郭勋祺设防的长兴，位于太湖西南，既能抵御南岸尾追之敌，又能拦阻横渡太湖的日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山地，尽管山不高，但毕竟可作依托，另外还有森林作为隐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军飞机大炮的威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前卫部队追到长兴，随即在太湖西岸的夹浦与郭勋祺第144师展开激战。
战前，郭勋祺从撤往南京的“中央军”那里借到两个连的山炮，他充分利用山地森林为掩护，采取隐伏战术，对日军实施突袭，山炮和机步枪齐开，从而一举击退日军，守住了夹浦。
由于没能抓到俘虏，郭勋祺对日军番号以及主官姓名尚不清楚。相比之下，日军的战场情报则较为精准，知道对手是川军，后面还有括号：草鞋兵，装备差。他们想不到的是“草鞋军团”内竟然藏有这么多山炮，导致挨了顿打还摸不着头脑。
从川军构筑的三角形防御阵地来看，郭勋祺防守的北面临近太湖，且地形有利，日军单纯从陆路进攻比较被动。在判明形势后，日军第二天便转向南面，沿公路进攻，以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
刘兆藜同样是个能打仗的，而且和郭勋祺一样，也借到了“中央军”的山炮。他诱敌深入，用山炮对坦克战车进行射击，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吃了大亏。
陈诚曾预计日军会直接横渡太湖，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果然攻占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控制了太湖。从傍晚开始，陆战队即动用大批汽艇，运送从华北战场上抽调而来的第9旅团（国崎支队），配备轻重机枪，在夹浦后侧实施抢滩登陆。
战况紧急，郭勋祺亲自赶到太湖岸边进行阻击。期间，他的左腿被日军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祺的字）带伤作战，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他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补给外，又给第144师直接发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的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他内心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兼任重庆市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了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召开幕僚会议时，经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是“长期生活奢靡，打仗亦有些松弛”。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泗安是座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下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法，炸毁了两辆敌军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只有先头部队上阵，到刘兆藜协助其收复中、下泗安时，师主力已全部集结于泗安，因此当天战斗结束后，刘兆藜便撤回了原防地。
1937年11月29日，日军再度猛攻泗安，第145师抵敌不住，把整个泗安都丢掉了，只得退至广德前方五里的界牌。
与潘文华相比，饶国华的问题既有将的关系，也有军的关系。
出川之前，刘湘为了控制住军队，真可谓是绞尽脑汁。除编制上不肯让人拆开分割，以及让唐式遵、潘文华互为牵制外，还实行师、旅、团长混调，以防止基层军官们拉走自己的部队。
因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治军带兵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凶神恶煞，几天之内就能镇得住手下的兵，有人则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方能得心应手。
饶国华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他待属下宽厚，人称“饶菩萨”，带部队靠的是以情动人。第145师并非他的老部队，官兵与师长之间还缺乏了解，双方感情也不深，以致多次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饶国华自感力不从心，当晚便坐车前去誓节渡总部，面见唐式遵，请其派兵增援。
听到泗安又丢了，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出川时划定的建制，归唐式遵直辖的是饶国华第145师、刘兆藜第146师，归潘文华直辖的是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
长兴之战后，潘文华令第144师后撤，却又保存实力，不让这个“长胜师”参与广德战役，而是绕城而过，去了郎溪。第147师更好笑，在南京城里玩得连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到了哪里都不知道的，便是该师师长杨国桢和他的参谋长。两个活宝找不到部队，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竟然又跑回了汉口，试想，指挥官都缺了席，第147师的作战状态又会好到哪儿去呢。
刘湘曾将田冠五独立旅临时配属给唐式遵指挥。田冠五与唐式遵不和，就像饶国华一样，不肯听从唐式遵指挥，执意让刘湘改变其配属。刘湘听后不怒反喜，说：“不用顾虑，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你好了。”
事实上，唐式遵虽移前指挥，但他真正能调动且管用的主力部队，不过一个刘兆藜师。
唐式遵自然有理由感到气愤：哦，平时你心比天高，连我都瞧不上，也不服从指挥，到打仗了，却命比纸薄，哭着喊着叫别人替你担责任，怎么想的啊你？
饶国华分辩说是部属不听约束，唐式遵的回复是：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打仗不是念佛，你心不狠，怎能站得稳？你是上级，谁不听话，难道不会杀他的头？
唐式遵最后声色俱厉地给饶国华撂下狠话：“广德作战关系重大，你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返回前线督师再战，并下令刘汝斋团投入反攻。他以为刘汝斋团尚未投入战斗，但其实这个团早就打过仗了，只是打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而已。
听饶国华说还要让自己反攻，刘汝斋扭头就跑，当晚饶国华又丢了界牌。
这个时候，刘湘对将领的评估，不是看他能不能打仗，而是看他究竟是否“忠心”。乖不乖，各人猜，所有人滤下来，饶国华无疑是最乖的之一，因此他在听到汇报后，不仅未责怪饶国华，同时还下达严令，让田冠五与刘兆藜包围泗安，以解饶国华之困。
刘兆藜接到命令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广德是否沦陷，他决定先增援广德，并且采取了比较保险也甚为聪明的做法，即将第146师的两个旅分开来，从两个方向平行行军。
第438旅沿公路向广德前方穿插，在到达界牌时，忽然听到从广德方向传来机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听声音以为是坦克战车，官兵们又惊又疑，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广德已被日军占领。这个旅的人都跟他们师长一样，打仗猴精猴精的，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散向公路两旁隐蔽埋伏。
离得近了，才发现是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于是立即进行伏击。这一仗意外地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辎重车队，缴获大批物资，仅黄呢军大衣就有600余件，军毯800多条。
第437旅由刘兆藜亲自率领，沿山间小路直接开往广德。行至广德以南的芦村，没想到竟然进入了日军后方。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二话不说便开打起来。经过三小时激战，刘兆藜击退日军，并夺得了两门野炮。
川军没有炮兵，当然也不会用炮，而且日军在退却时，已将这两门野炮上的重要零件卸走，所以后来只好将野炮扔在原处。
除了野炮，还有其他军用品。先前川军一直搞不清对面日军的番号，通过翻译缴获的文件，才知道是第18师团，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
这两战当时合称“广德大捷”，成为川军在江南战场上取得的重要战绩之一。后来陈诚在给川军将领进行讲评时，认为刘兆藜在调动兵力和战术运用上都极其灵活，是值得各部学习效仿的经典范例。
“大捷”背后，却是广德的全面失守，是在刘兆藜增援之前。要不然日军怎么会把后方阵地设于广德以南呢。
1937年11月30日，自感回天无力的饶国华在广德城外的十字铺拔枪自杀，他信奉佛教，自杀前还从容沐浴净身、焚香祷告。
饶国华给刘湘留下一封遗书。因不满刘湘将他调离老部队，以致兵败，饶国华在信的末尾说：“甫公误我，我误国家！”
饶国华的遗书是在他死后好些天，才辗转送到刘湘手里的，当刘湘在汉口病榻读到时，一度伤心不已。
饶国华溃败以及广德的失守，顿时让川军陷入了极度的被动。刘兆藜虽勇不可当，但孤掌难鸣，唐式遵急得直跳脚，说：“如果第144师能从郎溪开来十字铺，那我想还能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我手里已无部队了……”
到了这步境地，潘文华就算是肯把第144师再拉回来，也来不及了。一时之间，全军上下均惶惶不安、不知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