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不给机会，回国又不甘心，这滋味别提让人多憋屈了，早在熊克武到达日本之前，就发生了自费生包围和冲击中国驻日使馆的事件。
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加入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不过在留日学生特别是自费生中，已经悄然形成了一股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矛头所向，赫然正是当初将他们送出国的那些拖着“马尾辫”的高官。
事实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定日本为留学目的地，是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盯住这批留学生的，还有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人。
革命思潮很快在留日学生中得以蔓延，大家都变得不安分起来。某日，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
熊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这是标准答案。很多留日学生尽管在潜意识里早已离经叛道，但他们能用来答题的还是出国前记住的答案。
得换换名堂了，要不然革命党到东京来干什么？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熊君错了！”
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么根本到底在哪呢，就在于清廷腐败。”
“试想，有这样一个无能政府在那里，它会用你吗？退一步说，就算它会用你，也来不及了——等你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来说，这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残酷现实：从先前国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了他，那实际上也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做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
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履行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其中熊克武还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一把火刚刚点起，迎面却浇来一盆冷水。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引来的是惶恐和吃惊：我们要培养的是接班人，可不是掘墓人。
赶快动用外交牌，让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好好管管。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就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其中一条，就是不论你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都得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军事的唯一一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些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熊克武也名列其中。
这些回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自费生。原因不言自明，公费生有担保有前途，“又吃纣王口粮，又说纣王无道”的人虽有，但总比不上自费生多。
熊克武他们回国，可不是坐在家里歇着，有的是要兴办学堂，比如秋瑾，有的是要发展武装，比如熊克武，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政府即将为自己的连续失策付出代价。
同盟会总部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因位居长江上游，要第一个拿下来。
四川起义的任务就此落到了川籍的熊克武等人身上。
革命党人都是由学堂里读书的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要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哥。
早年的黑社会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此。这个秘密组织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去，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之类都习以为常了，但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
舵把子相当于黑社会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薄云天，在袍哥会党中拥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忧国忧民，对私下流传的“禁书”《革命军》和《警世钟》一见倾心，曾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找了个办法。
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多不胜数，几千人填进来不算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却还来不及准备。
顺着日历再往后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
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方面自然也要跟着拍马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起义，准保能打官府一个措手不及。
那就把日子定下来。
计划不错，可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上出了问题。手工制造炸弹不是一般的diy，过程非常之危险，熊克武等人在试制炸弹时，中途发生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
泸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是知州杨兆龙，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令他如临大敌。
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这些人当然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外地会党，他们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可问题是赛龙舟早就过了，也没有其他赶集什么的，这种反常情况不能不让人猜疑。
另一方面，袍哥会党毕竟不是纯正的革命党，大部分人认为革命就是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有人甚至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民间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杨兆龙看来，这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让他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知州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府议事。
在从黑社会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没怎么犹豫就来了。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或者换句话说，是杨兆龙设下的请君入瓮之计。官衙内早就杀机毕露，持枪拿刀的堂勇埋伏在账后，为的就是要擒贼先擒王。
如果佘英身边前呼后拥，又或者进府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便立刻下令捉拿。可惜他的好计未能得逞。
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官府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
客套几句后，杨兆龙便找了个借口溜到内室，他要听听幕僚们的意见。
幕僚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佘英既然敢单刀赴会，又如此从容镇定，说明他心里没鬼，那些传言或许是谣言。
还有人则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实力惊人，就连我们府里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的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待？
见众人这么说，杨兆龙就犹豫了起来，就是这么一犹豫，为佘英提供了脱身之机。
幕僚确实看得很准，很多堂勇自己就是袍哥会党。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准备将佘英扣下时，后者早已脱身而去。
一边是打草惊蛇，一边又不想放弃行动计划，熊克武遂作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
不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他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大肆搜查客店。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立刻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第一枪哑了火，熊克武没有放弃，转而启动备用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兵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于“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讨好皇帝，而是为了给太后祝寿。
要想一网打尽，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泸州起义是计划以袍哥会党为主，成都起义则是以新军为主。
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为力已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
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政府编练新军的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没有不同，可对革命党来说，“洋化”的新军比之于那些绿营八旗，好渗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过来成了革命党用于武装起义的长枪利剑。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到正规新军，革命党人都发展了一批内线。
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会党人数也不少。泸州调集了三千人，集结于成都的会众则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让他没想到的是，泸州之事竟然在成都重蹈覆辙：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都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极点。
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鱼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就三次起义的策划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节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掌握得很好，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但细究一下就不一样了。
细究的结论就是问题出在实施阶段，恰恰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会党和新军内线。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新军里面，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会党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已经可以勾画出来了。
第一，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会党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
第二，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没有打得过的道理。
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众人豁然开朗。
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得靠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进健身房，练几块腱子肉出来。
武器很关键，说到底，就是手里要有枪杆子，而不光是刀把子，这样才能建立同志军。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
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
在礼仪至上的东方国度，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
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起义契机，熊克武大喜过望，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非常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位置完全相反的川东北。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防范上相对松弛，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熊克武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进攻广安州署。
问题是同志军人数不足，而且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这样一来，就缺不了配角的帮忙。
熊克武的计划是分兵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负责从保安营夺取枪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意外和困难正是发生于这一路。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佘英那里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帮会并非佘英原属手下，他们来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还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就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的营生，豁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什么名堂？
帮会就这个觉悟，没办法。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四川革命党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他已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他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天眼看着就黑了下来，起义时间到了。
此时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正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克武赶快飞奔回城。
如今的熊克武，早就完成了军校的社会实习任务，从一个未经世事的洋书生，转变成了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指挥官。
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被他包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进去之后，短枪齐发，门卫当即被撂倒在地。这天晚上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悲情到不行。
熊克武很快就占领了州署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迎面向他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行动，而州署的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那边也应该是枪弹齐鸣了。
可那里一片死寂，死寂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会党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真是这样，保安营不会置州署于不顾，必然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兵勇形成内外夹攻，那样会很危险。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系佘英，让会党那路赶快来搬取枪械。
果断的处理，让熊克武再次拿到了胜负手。
可是出了错的环节还在继续出错。等来等去，等不到佘英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地敲响了堂鼓，那是官府调集援兵的信号。
事后才知道，因为会党在茶馆那么一闹，惊动了警察，反而弄得佘英无法进城，失去了取胜的先机。
城内外的官兵正不断赶来，继续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在后掩护。
刚跑出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手持刀戟，咋咋呼呼。
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迎头就是一阵乱砍。
像熊克武这样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堂勇们则完全不同，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
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只能是大家都畏畏缩缩。轰隆隆的一群人，竟被熊克武等三人砍得东倒西歪。
由于天黑，厮杀之中无法保持联络，等熊克武冲出重围时，他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大部队早就冲出了城。
于是他赶快走。到城门口时，两个官兵正要关上城门。
“这就怪不得我了。”熊克武心下想着，一刀过去，砍倒了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就已经远去无踪了。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的较量，尤其熊克武在此役中表现出色，像拼命三郎一般冲出城后，他还单人独骑连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对熊克武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据说他可以一天行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所以人称“铁脚板”。
与四川境内的四次起义有关，熊克武要想不出名都难，尽管他外出时一般都进行化装改扮，但仍少不了被“咬尾巴”。不过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尾巴们”统统甩掉。
那些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呢，难道这个革命党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其实熊克武靠的就是铁脚板功夫，你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哪去了。
要练出这种功夫，并非完全靠天赋，还有意志和毅力。两年多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经历失败，却从未放弃，仍在继续为起义做着准备。
还是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点。
几个月后，熊克武找到了新的目标：嘉定府（今乐山市）。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在一块，看似不像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可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比较空虚。
打的就是空虚，这一拳下去，无论如何也得砸出点声响来。
广安吃亏，还是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枪不够用，同志军规模便难以扩大，也就不能不继续使用难托重任的袍哥会党。
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
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正是革命党人最急需的宝贝！
熊克武闻讯准备在沿途设伏，捉住这条大鱼。可是功夫花了不少，一等不来，二等不来，预期中的押运官军迟迟不至。
还有哪里有枪？
新的情报显示，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
革命党在团练局有内应，送枪的来了。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城。而起义之所以失败，就败在没能夺到枪，导致所有成果随之流失。这次他决定改换思路，来个一先一后——先夺枪，后攻城。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首先谋袭团练局。
团练局教练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按照他的要求，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上一架，坐进教室听课去了。革命党人就埋伏在操场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用做，直接从地上捡捡西瓜就成了。
这么一捡，就捡到了一百多支步枪，加上原有武器，一下子就得以武装出数百同志军，并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进行会合。
每一次起义开头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按照计划，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附近的泸州组织其他援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次的状况不是出在开头，而是出在中间。
假如同志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措手不及。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于是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整一个多时辰。在这一时间段内，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作出了防备。
等同志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不在，佘英承担起了总指挥的责任，率部回撤。
可为时已晚，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佘英毫不示弱，就地迎战。
与广安起义不同，这次双方在人数和武器配备上都形成了规模，而且各不相让，因此战斗异常激烈。
打一个乐山官军，同志军尚能应付，但是随后从背面袭来了一支官军，使他们立刻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情形就十分危险了。
佘英只得率部且战且退，不料中途又遇到了一支官军。三支官军一齐涌上来，顿时满目都是铺天盖地的敌人。
佘英从小练武，还考中过武秀才，拳脚棍棒很是了得。当时他正身患虐疾，但就靠着这身硬功夫，他独自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南。然而就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发现，随后就遭到包围，冲不出去了。
茶馆所在区域，另有一个名称，名叫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蛇等于断“佘”，联想起这些，就连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
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那根线已经断了。
佘英被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位革命党人却大声争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我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眼前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就义之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
在四川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残酷也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损失极其严重。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提议，要求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所有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同盟会总部也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包括四川这样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则不下数十次之多，但是无一能够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与其玩无数多小的，不如赌一次大的。
1910年秋天，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发动广州起义，并由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负责指挥。随后在海内外举行“选锋”，即挑选作为起义先锋的骨干，以便“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这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加入先锋队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除熊克武之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
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制造炸弹，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即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元，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元制炸弹，花销也不小，而且制造过程也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终于发明了符合需要的安全炸弹。
在广州期间，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喻培伦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近距离侦察到了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其中最薄弱的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曾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发现把守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在向游客兜售茶叶，有的还聚赌抽头。
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有相当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如此防守，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畅。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打乱了所有既定步骤。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就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要杀的人并不是孚琦。
要杀，你得杀能干的，广州城一共三个省级大吏，孚琦是最无能的。同盟会紧紧盯住的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这哥们才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可惜阴差阳错，原先派去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不过只除掉了一个窝囊废。
真正的蛇没能打着，却已经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戒备。原先准备在4月13日举行起义，结果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确实没有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从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事实上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着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早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早已开溜，匆忙之下，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了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僵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能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点就被刺刀给捅了个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子弹打不到。
此时天空里开始飘起蒙蒙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色逐渐地变亮，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不远处就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索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了，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