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佩金：字熔轩，云南人，同盟会员。罗佩金担任过蔡锷的幕僚长，在滇军中有“智囊”之称，但并无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出任四川督军后，仍站在云南立场，代表滇军利益，对川军竭力打压。
刘存厚：字积之，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刘存厚注重广结人脉，在川军将领中较为突出，因此成为川军“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
吴莲炬：刘存厚的智囊及驻京代表，具备远见和纵横手段。
张澜：参与保路运动，为领导者之一，曾遭赵尔丰逮捕。他是进步党人，在四川拥有较高声望。
钟体道：生于四川省绵竹市。任川军第三师师长，刘存厚在川军中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理，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统一中国，是一个实权派铁腕人物。
靳云鹏：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对刘存厚有知遇之恩，为刘存厚在北洋政府中的主要靠山。
陈泽霈：罗佩金的幕僚长，但在担任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与刘存厚等其他川军师长站到一起，“背叛”了罗佩金。
戴戡：字循若，贵州人。戴戡以四川省长之任，代表黔军利益驻川，在成都与罗佩金、刘存厚成鼎足之势，称为“一国三公”。三方力量中，他的力量最为弱小，政治上依靠进步党。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陆士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赏识提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素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发起护国运动之前，蔡锷曾让这位参谋长帮他制定作战方案。罗佩金拟定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等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出于种种考虑，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
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要出师云南，却被孔方兄卡了脖子。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军饷。
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居其二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这么富有逻辑，它就像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放错位置。
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材料，却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狐狸尾巴身为四川督军，他的立场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仍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揩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他前期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还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实际上一个也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
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也就是空着两只手跑到四川的。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
四川兵工厂是西南唯一的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射程好一些的，是清末从国外购进的洋抬枪，到现在都已经陈旧不堪了。罗佩金于是干脆把十个营滇军的武器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川造，真个是不拿白不拿。
罗佩金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四川的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外来户。在他的影响下，滇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征服者，把四川人当做了奴隶。
罗佩金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的架子十足，且分外骇人，属于让你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那种——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则写着朱红大字：“令”。
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士兵，他们手里拿着短军棍。再往后面去，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了。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平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平政府提出的要求，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的刀却是一丝不差。
在待遇上，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平政府自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于是罗佩金例行公事地召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平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了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与滇军保持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吗？
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
此人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有道理，可我究竟去哪找这样的高士呢？”
部下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
部下要推荐的人，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了三天。
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呵呵笑了：“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捡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他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
“袁世凯死后，北平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这个人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则成名于武昌起义，他对南方革命党人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
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才讲近的，这次吴莲炬提到了一个过往的著名人物——尹昌衡。
“想那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无它，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吴莲炬继续往下说。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无论是演义还是史实，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花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花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之相应，刘存厚还有一句妙语：“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得广结人脉。在刘存厚的人脉资源库中，陆士六期的同学全部在列，比如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等声名赫赫之人。此外，还包括前上司胡景伊，虽然不在四川，但刘存厚并没有断绝与他的通讯联系。这就是刘存厚的处世哲学，或者叫做多面外交。
胡景伊身挂闲职，还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会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还有重磅棋子没有用。他要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平，并通过这个棋子进行活动，以完成“隆中对”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条：“外拥中央”。
既然是孔明那样的人物，就得享受孔明那样的待遇，刘存厚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分，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吴莲炬走后，刘存厚便一条条地落实“隆中对”中的方略。
吴莲炬说要多方宣传，刘存厚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做《四川新闻》，作为自己的喉舌。此外，他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这些钱他并不白给，别人的好处能拿，地方军头的好处是能随便拿的吗，以后你敢再说他一句坏话试试？
如何内固实力？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也不可少。
刘存厚依计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群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并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风头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大家都读古书，那里面，谋士们为投所谓的“明主”，可不就要这样察言观色？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
罗佩金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张澜不过乃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哪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味道。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这里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将张澜奉为上宾，一如对待吴莲炬。
张澜不同于吴莲炬，吴莲炬仅靠一张嘴和一个头脑，张澜情况特殊，非一般客卿可比。刘存厚当着张澜的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一定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在此情况下，张澜决定“择主而事”，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足够熟悉，完全可从中找到类似桥段：张松原来想把西川献给曹操，可孟德公不尿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把西蜀地图献给了刘备……张澜“献出的地图”有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分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私下关系极铁，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又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同为进步党的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这些京城中的“意见领袖”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文人，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分量，所以赶紧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吴莲炬。
电报是个好东西，可是也容易泄密。刘存厚使用的是密电形式，他每月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并派亲信长驻该局，为的就是便于跟吴莲炬联络。
却说吴莲炬到京城后，第一个就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他所说的“重磅棋子”，即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靳云鹏。
若论刘存厚与靳云鹏的瓜葛，倒也说来话长。清末时，靳云鹏任云南省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要策划起义，便派当时还只能算小弟的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刘存厚本来是带着使命前去，犹如“地下党员”，但时间一长，反被靳云鹏给说动了。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反而常常主动和他商讨时局，并且出语惊人：“现在的北平朝廷（指满清政权）皆重用皇室亲贵，这些人昏庸无知，看来迟早是保不住了。我不反对革命，可是像孙文（孙中山）那样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君主或是民主，还是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
靳云鹏看出了这个小年轻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对之避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
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跟着他是有奔头的。
可是靳云鹏话音未落，他自己就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罗发起云南起义，占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而刘存厚在云南谋求发展的梦也随之泡汤。
这之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刘存厚秉承多面外交的人生哲学，仍与靳云鹏保持着联系，眼瞧着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从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其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相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刻骨铭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荐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得知他的来意后，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的字）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攀上段祺瑞这棵最粗最粗的老树丫外，吴莲炬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氏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川人，小到一般的共和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几乎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全部搞掂下来。对刘存厚的这些私下活动，罗佩金大都蒙在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段祺瑞对他越来越苛刻，他发去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境遇，仿佛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有一点罗佩金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因此，他很早开始就上书北平，要求将这个刺头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依例照准。
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关键是怎么才能做好领导，而不是一不顺心就换属下，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好在朝中还有一个黎元洪，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向来都比较维护。只是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也就始终处于劣势。
当然，这些都属于暗的，若居于明处，罗佩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没人敢惹的一省督军，在裁军会议上，他起初的气势也很足。
若是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罗佩金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这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罗佩金放在火上烤的味道。
为了达到北平政府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的要求，罗佩金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而川军五个师中，又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矛头几乎就是直冲他而来。
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一个理由，现在罗佩金却自己带着理由扑了过来，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策”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此前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第三师的钟体道称兄道弟，接下来，就看其他三个师的态度了。
三个师里面，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因为这个师的师长陈泽霈曾是罗佩金的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作出这一任命，无疑也是要以滇人渗入川军，以便进行遥控。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
刘存厚开宗明义：“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都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此事。”
刘存厚此时已实际成为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在川军将领中说话很有分量。他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附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云南来的陈泽霈响应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师长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罗佩金要用他来控制川军，他则不管什么川军滇军：我现在又不是你的参谋长，这个第四师是我的，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还是“暂编”？
刘存厚尚只是口头说说，陈泽霈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
五个师里，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第五师（新第五师），熊克武的部队。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熊克武和但懋辛等人作为国民党代表，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最终才得以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川军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参加编遣会议和赴宴，他派来的代表是但懋辛。但懋辛说：“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作为代表，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又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回绝。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事后为壮大声势，刘存厚索性把熊克武的名字也列入电稿，一道发往北平。
这封五师长联名电，使罗佩金立刻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下不了台啊。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泽霈，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却俨然是最大的敌人，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了。
更让他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平政府的回应，从那里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人来四川做督军。
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要执行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一股脑推到我身上，罗佩金为此愤懑不已。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也依例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平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意料地明了和快捷。
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美好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出于情面，都跑来解劝。
唐继尧同样不知就里，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那些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
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平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平，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分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
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被人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那就朝下使劲吧。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沦为“叛徒”的陈泽霈，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的“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他要像当初制定入川方案一样，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泽霈，陈泽霈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但第二拳就落空了。
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防曹操，罗佩金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网撒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
1917年4月14日晚，罗佩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泽霈师长一职。
陈泽霈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发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料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惶惶不可终日，家里都不敢待，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连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房间。
这时，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的一封密电，更令他大惊失色。
原来罗佩金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他川军。同时还计划将对付陈某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以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平，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刘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说，如果北平政府还是不为所动，我可就自己解决了。
段祺瑞似乎是慑于罗佩金的压力，破天荒地全部予以同意。
罗佩金显然大受鼓舞，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遣散事宜。他不知道，段祺瑞留下了一个玄机：虽然撤掉了刘存厚的师长，却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
在靳云鹏给刘存厚的密电中说得很明白：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让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平方面可就有点罩不住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没有刀的就赤手空拳，或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账。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探子”，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的。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回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平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就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武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辙，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师部的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轶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停，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北平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平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平。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就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平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钟体道已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平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平赋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如护国之役的重现，真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做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平政局再次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争到了白热化，段祺瑞一气之下，跑到天津去了。
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即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他的态度很重要。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给政敌来了背后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平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平策动复辟，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电令。
从前玩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了，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意叮嘱刘存厚，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因为时局还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张勋复辟后，在各省都任命了巡抚，但其他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
巡抚已经任命，督军还没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戴戡也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还是得听北平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维护共和，张勋已成了“逆”。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赶快戒严，通电讨逆。
与此同时，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想想这政局诡异得，一般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
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绝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不依不饶：“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忍气吞声，打算自认晦气。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捏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以为师出有名，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到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六七千人。单从数量而言，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谁更有优势，这笔账戴戡还是会算的。
这时候，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
有底之后，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当然还是不敢来，只托病派了个代表。
戴戡一拍桌子，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所以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
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反对复辟的电稿。这电稿写了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又打来了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人！”
戴戡扔下电话，便传令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就是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还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像一口就要将对手吞掉。
1917年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肆无忌惮地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这边。
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
招架不住了，黔军纷纷撤往成都老皇城。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是大炮。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然后朝皇城内猛轰。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对着城门射，不信就轰不开来。
一打，飞了，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还是一样。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
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均赏大洋五十。
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敢死队员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再一梭镖刺过来，来者立刻滚落城下。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刘存厚也没了法，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
油才刚刚下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吧。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不来，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讯，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
可是晚了，城外川军已经调入，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大炮、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光电声效，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傻了。
第二天，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
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活，渐渐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十二天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若不加以节制，就都像潘多拉魔盒，魔盒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儿。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引入，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平方面也已定局。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
后台老板得势，一切水到渠成。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刘罗戴，还剩下一个罗佩金。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就有了结果，好好的一锅菜给烧糊了。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三国大战，赢的输的，笑的哭的，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