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庶堪：字沧白，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同盟会员。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参与组织重庆蜀军政府。在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但因卷入熊克武与孙中山的矛盾，遭到熊克武的抵制和反对。
顾品珍：字筱斋，云南人。号称智将，在川滇黔“三国大战”中，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驱走刘存厚。
赵又新：字凤阶，云南人。蔡锷的第一猛将，在护国战争发起大反攻，一举奠定胜局。
朱德：字玉阶，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罗佩金所赏识，同年加入同盟会。四川内战时期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驻于四川。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人氏，秀才出身。北洋政府直系首领，洁身自好，军事才能尤其出众，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强者”及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北洋军人。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多达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平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成滇黔军更为有利。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淡，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平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与国民党就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没能溜达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法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没说明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是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治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
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再过来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咋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
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着“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令杨庶堪备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了。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平的那个“总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的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都没有。
这些话明摆着都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山雨欲来，熊克武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他东西更有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消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线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钟体道的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平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平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
官兵工资拿不全，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好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为此对刘存厚下达了逐客令，并七次致电北平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平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
陕西人还特地给他制造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平政府一圈问过来，没人肯要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差点急得跳起来，唯恐北平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求你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
就在刘存厚恨不得切腹自杀以答谢社会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
熊克武就在阆中，位于川陕边境，跟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于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大远来哭一鼻子，跟我臭来劲”式的痛快，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
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从西路向成都，熊克武从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
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爆发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最终扭转乾坤，并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账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皆有赖于大反攻，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与他相比，赵又新对唐继尧比较忠心，基本上是服服帖帖，让他到东绝不向西，但是两人又有共同特点，即全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
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那座生祠叫做“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巴巴结结地把自己的“禄位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刘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顾赵也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有名将压阵，滇军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以滇军作战最为顽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常胜不败，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后面的黔军也不得了，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败走麦城，使滇黔军变得更为嚣张，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
一个川省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为滇黔川。
然而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
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灰了心丧了气。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这些川军此时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十分藐视，几乎把川军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佩戴联军总部要求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也极度仇视。
兵倒霉，官也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刘罗”、“刘戴”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
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也就升不成旅长了。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那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从官到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人心所向，原有川军纷纷加入。
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会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手指攥成拳头。
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最初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但他们没想到镜子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
在“为桑梓而战”的口号激励下，川军各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前，“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四方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
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二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则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易守难攻。
顾赵要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争先恐后，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会争先恐后，而且互不相救。
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籍张飞营之险，击溃川军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就像一只气球，再涨得鼓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过九昼夜的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坚持到了“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任何办法。依靠战将之谋略，滇军终于反败为胜，顾赵都相信，攻下成都指日可待。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那么高尚。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主要还是如那位川军团长所言，“名为义动，实为利争”。讲穿了，士兵要生活，将领要升官，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啊？
当面临山穷水尽，成都在最危难的时候庇佑了本土军队，背靠着坚固的城垣，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成都士绅站在川军一方，除发动各街民团上城墙协助正规军守城外，还分头给川军各部打气。
某士绅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
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保我四川！”
这一刻，他们的感情是真挈的。
感情点燃了激情，川军鼓足勇气，不惜与滇军展开肉搏，拼死保卫成都。
成都连日不下，大出顾赵意料之外，他们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其受到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赵顾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元气大伤的时候，绝不能轻易言退，因为一退，你就可能停不住了。
一个守山，一个攻城，都是苦战，滇军就这样整整熬了半个月，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整过，早就疲惫不堪。而守城川军则是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
川军发力猛追，沿途都可以见到落伍的滇军，他们实在太困太乏了，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
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的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
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击毙，尸体抬回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开国元帅当时均各为其主：刘伯承任川军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元帅在东战场pk，刘打败了朱，朱德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滇军自丢失泸州起，就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想到会一溃如斯。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那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床不起。
顾品珍面容憔悴，他的眼前全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这些云南子弟兵曾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热血换来的荣誉以及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
能与川军在东战场继续角力的是黔军。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退走，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自此再无力入川。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完全收回了原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地盘的还有豫鄂两军。这次川军一并将他们赶出了省。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里的主人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
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的督军。
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入驻方向，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的官署名称连一个字都不差，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打这个架，熊克武明显吃亏。
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形之下，南方更乱，原来的广州军政府没撑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孙中山即将上台——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跟着谁干好了。初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曾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并非无意之失，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平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纳他，不幸的是徐总统在北平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落空了。
这次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了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最为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他不再相信好运到来，不再相信能傍到大款，“川省自治”就在这时候提了出来。
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不过憋着心思不想让他看见而已。
“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
不过得意归得意，刘存厚表面上还得在别人面前装出一种饥汉子不知饱汉子撑的神情：唉，我这个正宗督军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平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儿，只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不称熊克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平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平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瑞。靳云鹏心思缜密，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所以一时决断不下。
刘存厚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熊克武部下的同意，熊克武本人也巴不得呢——混得那么惨，偶尔给他一个笑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很正经地向四川发去明令，授熊克武以“四川省长”。
刘存厚以为下一钩吊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电令后，脸腾地就红了，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太伤自尊了。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
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平政府称为“非法政府”，那份任命电令“滑稽太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熊某究竟是何等人物？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脚的感觉。这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得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
可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变，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刘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除了熊克武，其他人也不满。紧跟在熊克武后面的，是刘湘，刘存厚将他提升为“重庆护军使”。刘湘则认为，以他在“驱滇”中所取得的军功，完全是省长的料，到头来竟然还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没轮上提干的。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
还是得比膀子熊克武带头发出反对通电。继他之后，由刘湘领衔，川军将领发出联名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全部榜上有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这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在通电中，熊克武再次祭出他的“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表明不贪慕官位，他索性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给摘掉了，方式是辞职，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川军将领群起响应，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作出答复。
可怜的刘存厚在这些将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对他皆嗤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荡然无存。“川省自治”这四个字犹如太上老君的金刚琢，刘存厚被这劳什子砸得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整个的画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过有一点他至少是拎得清的，那就是他的靠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地，乃至于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想到这里，真是一头冷汗。这些川军将领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老鼠，张着个笼子，正等他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
刘存厚无奈之下，只得施出拖延战术，即一面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等处理完才能实施。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盯着呢。想耍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
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干嘛。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候一样，熊克武手里那根大棒是注定要砸下去的，这跟刘存厚是不是肯进笼子没丁点关系。
1921年2月18日，“下野”的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联名发出通电，给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那里自治已经开张了。
此时川军正好分成三大集团，但这三大集团并非可以鼎足而立，其中第一军由但懋辛负责，实际由熊克武遥控指挥，第二军是刘湘所部，这两支军队皆实力雄厚，兵强马壮。第三军原属刘存厚，可是刘存厚一个不留神，第三军竟然临时“变节”了。
熊克武和刘湘会拉人，刘存厚也会拉人，他想拉刘湘的人。自然大家都是封官许愿那一套。不料刘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了个提前识破，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被刘存厚暗中收买的对象给扣留了起来。
仗还没怎么打，胜负已各有归属。三个军合起来打一个刘存厚，这刘存厚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个残疾人：回川后，虽然也招抚收编了一批人马，但多为草头班子，拿的枪还是土造毛瑟，根本打不了硬仗，第三军反戈相向后，基本就没什么反击能力了。
1921年3月22日，刘存厚自动下野，离开了成都。
还是得比膀子，膀子一比完，就什么都出来了。熊克武膀子粗，他的下野就是假的，刘存厚膀子细，他的下野则如假包换。
要去的地方，还是陕南，半年前怎么离开的，半年后又怎么回来了。对这条逃亡奔命之路，刘某早已是驾轻就熟。回去后，陕西人照例还会骂，还会唾弃，可是都厚着脸皮忍忍吧，因为实在无家可归了，川人遂送刘存厚一个诨号：“刘厚脸”。
把刘存厚赶走，熊克武松了口气，下面得轮到他唱戏了。
在把北方政府发放的乌纱帽弃之一旁以及“驱刘”之后，跟北方政府之间也就彻底弄掰了，新的南方政府又没成立，所以仍然必须将不南不北的“川省自治”进行到底。
一个省自治，太孤单，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能找个邻省一起搞，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用来壮胆，这就叫“联省自治”。
邻省里面，滇黔是世仇，暂时没办法考虑。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自北洋，理所当然不肯脱离北方政府，熊克武游说半天也没效果，于是转向湖南督军赵恒惕。
赵恒惕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与熊克武是党内同志，同时他也有自治的想法。
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四川、湖南要联省自治，独有湖北不肯，熊赵二人自然对湖督王占元十分不满。正好湖北人也不喜欢这位王督军，他们成立了自治军，并派代表到湖南求援，要借邻省之兵里应外合，将王占元驱逐出去。
作为川人，熊克武要抵制滇黔“侵川”，但作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武人，他心里也未尝就没有让川军向外发展的念头，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早就看姓王的不顺眼，如今还有人上门来请，那就别客气，咱们合起来打他丫的！1921年8月，熊赵计议已定，川湘合力打响“援鄂之战”。按计划，双方各出五个混成旅，但是由于长江水涨，影响了交通通讯，熊克武从湖南发出的密电，迟了五六天才到达重庆，加之出现了一些其他因素，致使川军出兵晚于湘军，这为北方强人创造了机会。
这位强人就是吴佩孚，现在的北方政府实际由他做主。
在吴佩孚行动之前，湘军已经动手，其先头部队距离武昌仅百余里。王占元惊慌失措，赶紧学着刘存厚，发出通电，称要“顺应自治潮流”，然后就逃命去了。
王占元一逃，吴佩孚立即另立督军，并亲自赶到武汉，对湘军发起反击。吴佩孚是用兵高手，赵恒惕哪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逼回了长沙。
吴佩孚胜利在望，但他却在这时候通过英国人出面，提出要与赵恒惕谈和。
赵恒惕怕就怕北洋军乘胜追击，那样他连长沙老巢都待不下去，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伸出橄榄枝。那还等什么，赶紧在和约上签字吧。
吴佩孚肯放湘军一马，并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为了回过身来对付川军。
川军已经晚了一步，到奋起直追，进入鄂西门户宜昌时，却又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干扰，以致于始终无法与湘军合兵一处，对吴佩孚实施夹击。
这股力量，来自于长江军舰上的老外。
战争一起，这些国家为了监控战场状况，保护可供他们使用的沿岸码头，晚上便用军舰上的照明灯指向陆地，还向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
川军作战，擅长于“摸螺丝”，也就是夜袭，给洋鬼子这么一照，一切全瞎，想袭也袭不成了。不仅如此，川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照明灯、照明弹这些洋玩意，以为是什么高级武器，被吓得惊恐万状，混乱不堪，成了“援鄂之战”中的大笑话。
国人见国人，谁也不怕谁，但大家无一例外都惧洋人。见川鄂两军相持不下，日英美等国领事便出面要求他们休战一段时间，以便协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川军果然乖乖地停下来，直到吴佩孚率北洋军突然出现。
又是激烈拼杀。川军要撞开宜昌这道门，北洋军则要守住这道门，谁也不肯相让，川军几进几出宜昌街头，十天之内，战况之激烈达到“援鄂之战”的顶峰。
危急之时，吴佩孚把身边卫队都派上去厮杀，卫士死了十几个，一般官兵更是伤亡惨重，但终于击退了川军。
无论湘军还是川军，被证明都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吴佩孚的对手。吴佩孚本可乘胜追击，不过这时候他又像对付湘军那样，选择了见好就收。
什么叫牛人，能够单挑不叫牛人，牛人就是有本事跟一群人挑。吴佩孚在北方还面临着张作霖的叫阵，在他与川军开打之际，张作霖的奉军已集中于锦州一带，行将大举入关，所以吴佩孚刚刚击败川军，马上就说，来来来，我们拉个手，讲和吧。
吴佩孚是个大方人，他在和约上大笔一挥，允许川盐运销湖北，且盐税两省平分。
指挥“援鄂之战”的是刘湘。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你就是给他一百个理由，他也不肯与吴佩孚为敌了。在征得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同意后，刘湘马上在和约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湖北自治军一直通过保定同学等渊源与川军将领套近乎拉关系。谁知川军竟然招呼不打一声，全都哗啦哗啦地退入了四川，这下子少不得要大发牢骚：“什么同学，什么援鄂，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靠自己吧。”
如今的川军真的已顾不上“援鄂”了。他们即将关起门来，通过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传说中的巴蜀之王究竟是谁。而领衔这场劲爆大戏的两大男主角，一个是熊克武，另一个正是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