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成：字斐章，云南人，同盟会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回国后出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是朱德的老师。黄毓成曾与顾品珍、赵又新等同为滇军军长，作战深具韬略。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逃至四川，因他对杨森有识拔之恩，杨森奉其为师，任命他为督署总参谋长。黄毓成协助杨森发起“统一之战”，时人称他为杨森身边的陈宫。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人。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贵州省省长，唐继尧以三省联军的命令，护送刘显世回贵州主政，驱除袁祖铭，他被迫率黔军流亡至四川，成为四川各方都需借助的力量。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毕业于速成学堂，是速成系的重要成员。王缵绪初为刘湘部下，后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他拨归杨森指挥。杨森对王缵绪很信任，委任他为师长，“统一之战”时留其镇守后方。
熊克武败出四川后，数杨森笑得最欢。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刘湘和刘存厚最有资望收拾残局：一个现为速成系首领，一个曾是武备系核心，两人又都担任过杨森的上司。
早在向成都进发时，有人就问杨森，一旦获胜，“二刘”之间，他会偏向谁。
杨森笑而不答。
那人察言观色，忽然冒出一句：“然则君自主之？”——或者你自己想做老大？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捅出来就难听了。杨森脸红耳赤，立刻跳了起来：“我做第三者，我做第三者！”
“第三者”不是插队破坏人家家庭的那一种，杨森的意思是他用不着附依“二刘”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可以成为除“二刘”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你们这帮没眼力的家伙，怎么就知道“二刘”，不知道我杨某呢？
不管杨森有多生气，舆论依然如旧。占领成都后，连吴佩孚给杨森发电报，也问他认为“二刘”之中，谁更有资格成为川中之首。
杨森一边吞吞吐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边又让他驻洛阳的代表前去吴佩孚那里表忠心，抒壮志。
吴佩孚明白了，是杨森想坐那个位置。
在吴佩孚看来，刘存厚已是人老珠黄，他和那个武备系早就风光不再。刘湘虽有众望所归之势，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让你捉摸不透，甚至连以后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
真要扶一个人上马，吴佩孚只会扶杨森。他顾虑重重，是因为深知杨森有勇无谋，若贸贸然让其上位，反而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换句话说，他这还是在保护杨森。
1924年5月，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授杨森为善后督理，刘湘、刘存厚为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看起来，杨森和“二刘”都没能抢到头把交椅，倒是水晶猴成了匹黑马。
其实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布局。善后督理拥有统率各路川军的职权，事实上就是以前的督军。在“扶杨抑刘”之后，吴佩孚通过徒有虚名的省长官帽，拉住了邓锡侯，以牵制刘湘。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杨森在成都走马上任。对吴佩孚的布置，刘湘当然很不开心。想想看，若不是他复出督师，根本就不可能打败并驱走熊克武。现在有功而不得奖，倒让昔日的部下反超了自己，实在是既失落又没面子。
不过刘湘同时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既然任命已下，他也不便反对。当下就拿着委任状搬到重庆，来个眼不见为净。
一道搬家的还有邓锡侯。他要搬家不是不满，而是知道杨森的个性——那人从来是说一不二，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跟他在一座城里共事会有的你好受，所以还是搬走干净。
于是，邓锡侯也像过去刘湘那样，在重庆设立省长行营，然后常驻重庆。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杨森当然知道原因所在。简单，羡慕嫉妒恨嘛。
邓锡侯能做上省长，就该祖庙里烧高香了，这猴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谅来不会再闹腾，不仅不会再闹腾，没准还不会容许别人闹腾。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刘湘。
刘湘这人深不可测，又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万一心理失衡，带着众人跟你往死里掐，那就不妙了。
外人说杨森有勇无谋，并不表示他没智商，起码怎么拉拢和讨好别人他还是知道的。
杨森当着刘湘的面拍胸脯，表示刘湘在川东，他在川西，两人相互协作，要把四川“吃通”。
杨森近水楼台，坐拥兵工厂和造币厂。自此以后，兵工厂制造的成品，他都会分一半给刘湘，以证明自己说到做到，双方利益均沾。
做了督理，掌握军权后，这个“川中吕布”已经不甘心只当吕布，他要尝尝当刘备的感觉。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大肆招收归国留学生，全都挂上秘书头衔，为他出谋划策。
由于秘书实在太多，已超出正常规模，时人称为“秘书连”。这秘书连倒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提出了修建马路等各项“新政”。
成都街道素来繁华，然而从来没有马路这一说，一般市民的思想都很保守。杨森颁令下去，要商户们锯去屋檐，缩进门面，以便好把街道拓宽成马路。可是命令下达后，没人执行。
杨森怒了，好好跟你们讲不听，派军队下去，“强拆”。
商户们见势不好，赶紧公推“五老七贤”去督理署，呈请杨森“缓拆”。
这“五老七贤”都是成都城里的名流，想当年“刘罗”、“刘戴”相持不下时，也要请他们从中调停。历届督军、省长，只要不想跟民间舆论过不去的，也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老头们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杨森听到头都要炸了，当即打断他们：“我现在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放上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
随之暴喝一声：“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杨森突然大发雷霆，把自恃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都给吓懵了，一个个哆嗦着鱼贯而出。
再没人敢上前劝阻，杨森继“川中吕布”之后，又得一诨号：蛮干将军。一位文人在小报发表对联，讽刺这位蛮干将军：“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四川俗语中的“开车”，跟滚差不多。
可是功过这东西，很难随便定论。正是有了“蛮干将军”的蛮干，成都才开天辟地，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十字交叉，中间还辟有街心花园，在当时称得上新颖别致。马路修成后，杨森专门请一位前清举人为其题名，这就是现在成都最繁华街道“春熙路”的由来。
杨森天生喜欢新潮事物，他的“新政”里面包罗万象，都是破旧立新的内容。杨森让人把这些内容写在木牌上，然后钉在人们能看见的电线杆、树木和墙壁上。
杨森版标语颇有特色，因为前面一律要加一个“杨森说”——“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不准蓄指甲，蓄指甲的行为既不卫生，又说明你懒惰！”
“杨森说，天天打牌，会把壮汉打死，但天天打球，可以使弱者变壮！”
“杨森说，夏天在公共场所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这些标语可不是摆着看看，供人一乐的，杨森有巡查队在街上负责巡查，对照杨森语录，谁要违反，就得拉到一边打手心。
成都乃封闭老城，那些上了年纪或思想保守的人免不了在背后唾骂杨森，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瞎折腾，倒是很多年轻人对杨森崇拜不已，认为他做事有魄力，敢想敢干。尤其是杨森在施行“新政”时，真的是六亲不认，什么“五老七贤”，就算你是达官显贵，是他亲戚，他都毫不买账。
杨森干得很起劲，但能供他改天换地的地方实在太少。除了成都，只有极少几个县，也就是他的驻兵防区，这让他十分不爽。
不行，我要统一四川，做真正的蜀中王。统一对诸侯们而言最为敏感，最后免不了还是要大打一场。杨森命令兵工厂加班赶制武器，本来一天能造一百支步枪，人为增加到一百五十支。此外，他又让造币厂铸造成色较低的银元和铜元，同样是为了多凑些军费。
银铜元还好，反正是拿去蒙老百姓的，一时半会还能糊弄过去，武器不好就有人骂了——由于超出生产能力，很多步枪机件粗糙，让基层部队感觉是领了一根根擀面杖。
重要的是可以招兵买马了，仅仅半年之内，杨森所部便急剧扩展至十五万人。人越多，粮饷越紧张，“擀面杖”又不能当饭吃，杨森那狭小的防区渐渐难以承受，他只能实行“饥兵政策”，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时人谓之：“官长领衔，士兵吃米。”虽然饿不死你们，但工资已被减到极致。
再不“统一”就得去要饭了。杨森自己也迫不及待，当下面反映枪支简陋时，他便说，等我统一四川后，再造好枪换给你们。
对如何干掉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杨森肚子里自有一本账，无非是自然界的通行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先拣那些看起来最弱的灭起。
在此之前，大鱼自然是碰不得，比如刘湘，甚至由于他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最好还得跟他打好招呼。
1924年秋，刘湘因回老家扫墓经过成都，杨森遂与之协商，提出要合作统一四川。
杨森的这篇文章早有铺垫，他拿出的那一半枪可不是白给的，刘湘也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两人定下的策略是，由刘湘负责监视和牵制重庆附近的诸侯，杨森则就近向“保定系”里的小诸侯开刀。
第一个屈死鬼是刘斌，他就是那最小最弱的虾米。
刘斌的防区跟杨森离得很近，杨森于他而言，就犹如一只眦着利齿的超级大鳄，时刻都可能冲过来将他一口吞掉，光瞧着都肝颤。为此，他不惜百般讨好，不仅亲自到成都和杨森换帖子拜把成兄弟，还主动把部分防地让给杨森，以求苟安，可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打动杨森，因为他要的是全部，不是部分。
杨森先找了个借口，免去刘斌师长一职，随后便向其发起进攻。刘斌自然不是杨森的对手，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走了。
最惨的还是沿途无人敢收留这只“犬”，就连邓锡侯都不例外，自己不出面，仅派他的部属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敷衍了一下，就把刘斌给打发掉了。
刘斌无奈下野，接下来的小诸侯也无一是杨森的对手。有人明知打不过，就把自己的地盘许给大中诸侯——反正自己守不住家业，索性来个隔岸观火。
那些大中诸侯开始还很高兴，兴冲冲赶来，旗子都插上了城头，一看杨森大兵杀到，马上卷旗溜走，根本就不敢和杨森抗衡。
只有一个人还有与杨森一争的实力：刘湘。
刘湘曾与杨森约定“合作统一”，但现在已撕破了脸。
杨森不仅勇武上与吕布相像，在其他性格特点上双方也有得一拼，比如喜好美色，比如小家子气。
杨森在观念上追求新潮，非常“崇洋”，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好。他配有英文秘书，平时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还拥有一个英文签名。就连子女要学中国乐器，他也反对：“那有什么学头，比如胡琴，就是瞎子算命要饭的东西嘛。”
杨森说，要学，得学外国的，比如说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那才叫艺术。
老祖宗的东西，杨森大概就热爱一种，在这方面他跟韦小宝倒很有共同语言：娶老婆。
在川将之中，杨森以老婆多、子女多出名，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反正是“老婆成排，儿女成连”。
当年川中有一名媛，叫胡兰畦，乃袍哥之女，本人也才貌双全，身后自然是追求者云集，长长的名录里，据说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陈毅陈老总。
胡兰畦的性格跟女作家丁玲类似，明明是文小姐，偏要做武将军。杨森因“崇洋”得比较彻底，很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胡兰畦也是其中之一。杨森就利用这位女粉丝为他搜集军事情报，并许诺，一旦他打下成都，就送胡兰畦出国留学以为酬谢。
最后成都打下来了，杨森却对酬谢一字不提，反而通过老婆牵线，说想纳胡兰畦为妾。
胡兰畦又羞又恼，说：“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是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既贪色贪利，又悭吝小气，杨森本性如此。当初，他答应从兵工厂分一半枪支给刘湘，实在是迫不得已，犹如剜心头肉一般。
想想不甘心啊，杨森先在成品上做手脚，武器出厂时，质量较好的枪支上会烙一“a”字，由他提留自用，品质较差，粗陋一些的就扔给刘湘。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干脆就食言自肥，吝而不与了。刘湘领不到枪支，还纳闷呢，派了个参谋长来成都索取，杨森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刘湘不是有自己的防区吗，为什么跟我要？”
来人也是个一根筋，说我们有过口头约定，你不能毁约啊。杨森闻言勃然大怒，啪啪便是两耳光，然后将其推倒在办公室的地上就要揍。经幕僚上前劝解，这个参谋长才得以抱头鼠窜而去。
刘湘起初同意杨森“合作统一”，除有让杨森做“超前清道夫”的打算外，杨森肯分他枪支，也是情面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杨森的“过河拆桥”使双方的关系日趋破裂，逐渐开始针锋相对。
杨森有背景，刘湘也找到了自己的后台：段祺瑞。
段祺瑞虽以下野姿态寓居天津，但刘湘很清楚此老的潜力，为此专派特使前去拜访。
一见面，段祺瑞首先问特使：“四川人才以谁为最？”
特使自然要抬举自己的“主公”，于是回答：“川中人才实在很多，不过像刘湘那样大度包容的，只有一个。”
特使要表达的意思是，四川的诸侯尽管多如牛毛，如今风头最劲的也不是刘湘，然而刘湘能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才会成为最后的王者。
段祺瑞沉吟片刻，答道：“能容不能断，此一大病。”
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段祺瑞执政，如他的姓氏一样，以刚愎著称，擅长于“断”，而这正是刘湘的弱点和不足之处。
刘湘就像刘备那样，有时表演太过，魄力不足，往往会因此错过时机。段祺瑞怕就怕刘湘重蹈覆辙，演出当年皇叔取蜀时优柔寡断的那一幕。
当年段祺瑞把赌注放在刘存厚一人身上，可是刘厚脸犹如刘阿斗，总是扶不起来，枉费他一番苦心，如今务必要慎重一些了。
尽管段祺瑞仍不放心，但事实上也只有刘湘这里能下注了：刘存厚已成废人，杨森又投了吴佩孚，剩下的大多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
段祺瑞肯收刘湘为将，是因为他正蓄势复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南逃，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主持国事。一朝天子一朝臣，随后便是对四川的人事调整，其中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川康军务督办”，邓锡侯被免去省长职务，专任师长。
任命一下，杨森无动于衷，认为督办跟督理没什么区别，不管是“办”是“理”，地盘都得靠自己去抢，于是想也不想就在成都就任了新职。
邓锡侯则认为自己白“忍”了。之前杨森大动干戈，他之所以一直束手束脚，连保定系的小弟弟都不敢收留，说到底还是舍不得他的省长乌纱帽。现在把猴子的帽子摘掉，他可就又要恢复原形了。
他们都不知道，这份调整方案，正是出自于刘湘的手笔。
杨森认为没区别，其实区别大了去。在职权上，这两个督办很难划分，实际就把刘湘提到了至少与杨森相当的地位，他可以和杨森平起平坐了。至于免掉邓锡侯的省长，毫无疑问就是要解放猴子的思想，卸除他的包袱，使其能舍得与杨森一搏。
要说阴险，还数刘湘最阴险，川人对此有评语：“邓锡侯奸而不雄，杨森雄而不奸，刘湘又奸又雄。”尽管杨森通过灭掉一些小诸侯，使防区得以大大扩展和延伸，但一打仗，所需粮饷马上成倍增加，财源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即便造币厂能够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毕竟你还得提供用以制造的银铜材料吧。
钱，得找钱，杨森两眼发红，看上了自流井盐税。
自流井盐税是民国年间四川最大的财源，每年都达千万元之巨，远超其他一切税收，原为刘湘的叔父刘文辉所控。
要取自流井，必然要与刘湘为敌，这是肯定的，但杨森已顾不得这许多了。在他出兵取下自流井后，刘湘果然大受震动，并发电报质问，杨森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话：“饥军就食，别无他意。”穷极了，弄点饭吃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这个饭是抢别人的，刘湘当然要大惊小怪了。他立即密电段祺瑞，段祺瑞随后电令杨森交出兵工厂和盐税，随调入京，并授命刘湘“秉公查办，严行制止”。
杨森根本不予理睬，他自恃有钱有枪，要在川中横扫一切：诸侯不论大小，我给你们来个全灭。
原先杨森对“统一四川”并没有明确蓝图，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打到哪算哪，但这时他账中多了一位一流谋士。
此人叫黄毓成，滇军名将，是尹昌衡、罗佩金、刘存厚的陆士六期同学，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给朱德当过老师。早期滇军中有“四气”之说，即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意谓傻气，跟现在的“二”差不多），属于黄毓成的是“勇气”。
缘于在决定是否讨袁之前，唐继尧犹豫不决，众人也多持观望态度，黄毓成当即说，要么讨袁，要么把我毙了，别无他法。在黄毓成以死相谏的勇气感召下，唐继尧才下决心呼应蔡锷，加入护国运动，遂成滇军之名。
对杨森而言，黄毓成则是恩公。当年，正是他把杨森从俘虏堆里叫了出来，又加以照顾和提拔，甚至没有黄毓成的鼎力推荐，杨森也不可能被赵又新所重用。
黄毓成跟顾品珍他们是一拨的，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自知难免，就跑到四川来找杨森。
因为杨森曾杀掉赵又新，所以外界觉得他忘恩负义，黄毓成到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若杨森肯念旧恩旧情，就助他一臂之力，反之则另投他处。
那时杨森正在发愁，他的“秘书连”全是留洋学生，修马路搞新政在行，唯独不懂打仗，身边缺乏高人。黄毓成一来，让他眼前一亮，立刻待之如上宾，不仅一口一个“斐公”（黄毓成字斐章），还再三推黄毓成高居首席。
黄毓成素知杨森个性，什么时候把别人放在眼里过，如此礼遇，令其大受感动，遂决定留下来，在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后，再组织“定滇军”打回云南。
意外中得高手相助，杨森也欢喜雀跃，专授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
杨森勇武有余，缺的就是智谋，现在终于有人帮他来填这个坑了。
1925年4月12日，杨森发起了四川历史上著名的“统一之战”。
在战事的第一阶段，杨森依黄毓成之计，采取远交近攻兼分化拉拢的办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接连击败了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各部，占领七十二县，部队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达到了胜利的最高峰。
在这一阶段，黄毓成的计谋相当务实有效。当杨森出击时，各个诸侯都互不支援，尽看别人的西洋镜。赖心辉气得不行，发求援电时张口就骂：“衮衮诸公，盘盘大才，拉我上去，一个不来，我若垮了，你怎下台？”
被杨森打垮的，可不是刘斌那样的小虾米，全是大鱼大虾，接下来矛头便直指刘湘。
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但杨森置之不理。
刘湘在做了“主公”之后，已不会也不可能再像“刘莽子时代”那样亲自上阵搏杀，他最擅长的也由力战移到心计。讨饶不成，他只好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利用速成系的关系和影响，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分化其内部。
这一手相当有效。
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黄毓成提出，应继续采取分化瓦解之术，即以消灭刘湘为重点，同时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
袁祖铭就是那个流亡黔军的头目，在黄毓成看来，即便邓、袁作壁上观，只要不参与刘湘一方，打刘湘就没有问题。
当然你要拉拢人肯定得有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代价还小不了，蝇头小利人家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黄毓成主张，将兵工厂枪弹及盐税分给邓、袁，并且在击败刘湘后，把夺到的防区、部队、军饷，也与邓、袁进行分享。换言之，就是让他们入股，有了这么大的股份，不信邓、袁不上钩。
那些事先被刘湘买通的人因为心中有鬼，不敢说不打刘湘，但他们争辩说，何必分那么多好处给邓、袁，我们要打刘湘，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这两人如果识时务，就保持中立，如果与刘湘结成一伙，那就正好搂草打兔子，“一鼓而铲除之”。
杨森果然舍不得再割肉出去，他虽同意黄毓成去策动邓、袁，开出的却都是空头支票。
在说动杨森一毛不拔的同时，“内鬼”们还趁机表示，部队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需休整一段时间才能与刘湘作战。杨森觉得有理，认为大局已定，消灭刘湘只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那就先坐下来歇一歇吧。
黄毓成苦苦谏言，杨森仍顾左右而言他，黄毓成的话全没听得进去。杨森翘着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那边刘湘则乘此机会上下打点。他首先亲自找邓锡侯谈话，一甩手便是大手笔：只要打倒杨森，以后速成系以外的部队全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归邓锡侯控制。
邓锡侯是水晶猴，当然要盘算来盘算去。就在他尚犹豫不决之时，刘湘又马不停蹄地联络袁祖铭。此时黄毓成也派出了特使，且驻于袁祖铭处，袁祖铭渐渐已被说动，但他提出的至少分得自流井盐税的要求，却未能得到正面回复。接着，杨森又派兵推进，把黔军赶出了部分防区，此举无疑是把袁祖铭推向了刘湘。
与杨森截然相反，刘湘对袁祖铭是有求必应。袁祖铭说希望以后每月能拨给他军饷四十万，刘湘一口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承诺，倒杨之后，会让成都兵工厂尽快打造两万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以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驱逐滇军，直至进攻云南。
袁祖铭随即写了封亲笔信给黄毓成，信中说：“子惠（杨森）无联帅（刘湘）器识，公（黄毓成）亦迹近明珠投案之陈宫。”
在袁祖铭的眼中，黄毓成就是三国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陈宫，可惜投错了主公。你怎么能投吕布呢，吕布者，勇则勇矣，不过一无脑匹夫耳，你得投皇叔啊！
袁祖铭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刘湘。
袁祖铭这里得手后，刘湘马上告知邓猴子。邓锡侯一听，也决定助刘倒杨。
袁、邓统统变成了敌人，杨森这才有些着急，他托人转告邓锡侯，说愿送他一批钱和枪弹，然而为时已晚。
1925年7月，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向杨森发起反攻。
杨森震怒不已，欲举兵相应，进攻重庆。黄毓成连说不可：“我急则敌合，我缓则敌分，如今应采用持久战略，联军久拖不决，内部必然分化，到时可各个击破。”
杨森哪里忍得住，等什么等，看我一拳把他们全给揍趴下。
不料经过课间十分钟，倒杨联军蓄足了力量，杨森一拳过去，差点把腰都给闪了。
杨森这下坐不住了，他披挂整齐，决定亲自到前线督师。就在他离开成都的当天，留守后方的“内鬼”之一便挂起了反戈的旗帜。
这名“内鬼”名叫王缵绪，是杨森的得力师长。刘湘给了他盐运使作为交换条件，但王缵绪说，他可不光是为了这份美差才会“叛主”，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杨森这个“主公”很不像话。
罪状之一是厚此薄彼。王缵绪曾对人说：“杨汉域（杨森的侄子）才当个骑兵团长，团部却存有四十万颗子弹，是我们远远不及的，看来我这个师长连团长都不如。”
杨森用人不拘一格，一些年轻军官原先资格不如王缵绪，也很快就升到了同一级别。王缵绪对此牢骚满腹，还作了一首诗，说自己“虽无卫霍功，却称干城将”，但是杨森“用人如积薪，后来应居上”，是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
罪状之二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某天，两人私下吹牛闲聊，王缵绪问杨森：“督理，你讨那么多老婆，不怕她们争风打架吗？”
杨森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养老婆如养马。要骑，牵来，不骑的话，就拴在槽上，她们要争风打架，我就用马鞭子抽。”
王缵绪后来就说，杨森对待同床共枕的老婆都如此刻薄，还会对部下好吗？
王缵绪对杨森的不满的确由来已久，但杨森却一点儿看不出，还以为王缵绪是个“忠臣”。
王缵绪很会装，他给自己纹身，不过纹的不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而是在左臂上用针刺了一个字“森”，然后涂上蓝靛汁，使其渗进皮肤里。
与此同时，王缵绪还命令官兵们每人都得照样刺个“森”字。
针刺自然很疼，可这就叫苦肉计，以此显示他及他的部队对杨森的效忠。
如果不是充分地信任王缵绪，杨森也就不会在出征前赋予其以后防重任。听见王缵绪倒戈的消息，杨森如闻晴天霹雳，一时六神无主，对众人说：“王治易（王缵绪的字）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
见杨森阵脚大乱，刘湘趁势指挥倒杨联军发起全线总攻。
杨森发出通电，说他“非不能战，实不愿战”，把乱七八糟的军队全丢给黄毓成整理，自己则仓皇逃离。
黄毓成率几万主力军被联军包围于嘉定（今乐山市），他主张强行突围。但各将领暗中都已凭借同乡同学的关系，与联军方面牵上了线，均不愿再打仗。黄毓成回天无力，只得躲进峨眉山的寺庙，随各部自行其是，这就是“统一之战”中的“嘉定缴枪事件”。
黄毓成虽是滇将，但因在护国之役中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有旧，这些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程派人请他下山。
想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均作东流之水，这位“老陈宫”不由得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大骂：“子惠（杨森）孺子不可教！”
当着来人的面，黄毓成把他几十年来随身携带的一方翠玉私章掏出砸碎，发誓从此再不做军人，只愿去上海做寓公终老一生。
杨森也脱去军服，换上便装，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川，来到汉口。就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准备前往上海的黄毓成，杨森又羞又愧，开口闭口不离“斐公”二字，还让手下招待黄毓成住进高级饭店。
不管怎样，他统一四川的梦是彻底破碎了，从此再也不能在川中称王。当时四川流行一首打油诗，说杨森之惨：“回首巫山泪两行。”“统一之战”结束后，按照惯例又得开善后会议了。川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均称之为“分赃会议”。
说到分赃，刘湘首先得践诺，也就是答应他先前对邓锡侯、袁祖铭的许诺。水晶猴的比较好办，麻烦的是袁祖铭这个。
四川议会鉴于川战不歇，诸侯割据，一致提出议案，要求将兵工厂改为实业工厂，立即停止制造枪弹，同时禁止各军自由筹款。
不是针对袁祖铭一个人，但袁祖铭最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刘湘答应他的军饷和枪弹都得打水漂了。
应该说，刘湘事前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变化，但袁祖铭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刘湘是故意的，这家伙是想不认账了。
刘湘在成都遭到袁祖铭的暗中监视，最后在刘文辉的派兵保护下，才以扫墓之名避往老家。刘湘一走，袁祖铭也气鼓鼓地返回重庆。他一回去，就占领刘湘公署，并收缴所有在渝川军枪械，此谓“渝变”。
刘湘有家不得归，要动武的话，其嫡系军队大多被隔离在川东，临时收编的杨森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而邓锡侯这些猴精猴精的人态度又模棱两可，一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顿足之际，逃亡在外的杨森却意外地派人找上门，表示川人应一致对外，他愿意指挥旧部，与刘湘合作驱袁。
杨森是什么样的人，肚子里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刘湘当然比谁都清楚。他曾经想过要喂饱杨森，然而实践证明，杨森就是一现代吕布，他的胃口是填不满的，除非你自己让位下野。
很明显，即将开始的合作又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引狼入室。刘湘思虑长远，可他麾下的将领们却大多考虑不到这一层，只认为此一时彼一时，若从军事着眼的话，刘杨夹击袁祖铭甚为有利。
段祺瑞指刘湘“能容不能断”，真是一语中的。他明明心里不想让杨森入川，但看到这么多人附议，又怕别人说自己心胸狭窄，局面都如此濒危了，还惦记着原先的仇隙不放。
那就合作吧，刘湘宣布，凡“统一之战”后收编的杨森部队，一律归还杨森，同时在合作收复重庆后，两人可共驻重庆，川东地区也将完全交由杨森驻防。
都说刘湘宽厚能容，真是名不虚传，杨森喜不自胜。
“统一之战”失败，他不恨刘湘，你先进攻人家的嘛，他恨的是袁祖铭，要不是这厮临时投向刘湘，我可不就大功告成了？
1926年3月，杨森到达万县，随即发了一个电报给川军旧部。电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接到电报，杨汉域、范绍增等六支部队即约定日期，迅速假道前往万县，这就是有名的“六部东下”。
当“六部东下”时，袁祖铭丝毫未进行阻拦。不仅不拦，还下令沿途各县为之提供粮草，就差敲锣打鼓迎接了。
原因就在于袁祖铭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并不知道刘杨密约的内情，竟然天真地以为“六部东下”是杨森在挖刘湘的墙角，两人又要准备干仗了。
既然袁祖铭已经和刘湘翻了脸，对这种事他当然是乐观其成，就恨不得能帮助六部早一点到达万县，以便能早一点看到好戏上演。
好戏果然上演了，但不是杨森跟刘湘打，而是杨森、刘湘把袁祖铭夹在中间一顿痛扁。
袁祖铭退出四川时已是鼻青脸肿，成了悲剧的主角。
事情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本来道理都在他这一方，可惜此君过于矫情，得理不饶人，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弄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
刘湘先一步到达重庆，众将都提议去万县将杨森接过来。这些武将笨头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谋士们可憋不住了，赶紧把刘湘拉出账外并力陈利害：“自古二雄不能并存，杨森真的来了，他的职权如何处置，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一句话忍着没好意思说出来：婚前天使，婚后恶魔，你们哪一次不是如此。
刘湘也正为这事犯愁，只是觉得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不能不讲信用。当然了，春秋无义战，江湖上混的，究竟有谁真正讲过信用二字呢。但刘湘不同，他跟刘备一样，打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自己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呀！
刘备当年其实一心要抢夺人家的产业，可表面还得装正人君子，为此只好一直在四川的大门口徘徊来徘徊去，那个纠结啊。如今的刘湘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听完谋士的谏言后仍然犹豫不决。
杨森在重庆等着刘湘派员来迎，可好多天过去了，连根毛也没等着，火了，于是放话出来，说他将率六团之众自己来渝，不要你们接了。
在渝文武百官又来找刘湘了，说你看你看，我们说早点去接吧，难道非得把人逼得下不了台才罢休吗？
刘湘还是举棋不定，不接不好，接又不好，一个劲地问身边的谋士：“事急矣，奈何？”
谋士们开碰头会，再度向刘湘剖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刘湘这才下定决心要把杨森拒之门外，可他仍然觉得这话不能从他这个“仁义君子”的嘴里说出来。
按照事前安排，一个谋士在军事会议上发言，说刘杨合作，自然之事也，既然这样，那么重庆的部队既是刘湘的部队，也等于是他杨森的部队，又何必率六个团来重庆呢，这算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武将们一片嘘声，认为谋士在胡扯。大家都带兵打仗，谁进城上任不得武力护卫啊，尤其杨森这样的纯武将，又不是文人，完全可以理解。
会上刘湘做出一副人云亦云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像被无数猫爪子在挠，暗自着急啊。谋士把刘湘拉到一旁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要再不出手阻止的话，杨森就真要来了。”
刘湘也知道不能再躲在一边了，这才把面具摘下，以直辖部队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电文，把杨森来渝的路给阻死了。
杨森不能来渝，当然不开心，但杨森其人虽刚愎蛮横，却也不是刘湘那种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人，换句话说，他如果真要做小人，马上就做了，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君子。
杨森去重庆，肯定是要赶刘湘的，这没二话说。不过尽管眼下他又收拢了旧部，然而一掂量，真打起来，未必就干得过刘湘，那还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在万县做个“万县王”，以后再跟你慢慢计较。
于是，杨森驻万县，刘湘驻重庆，与其他速成系的大小诸侯们共居川东，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则为邓锡侯、刘文辉等保定系诸侯所居，大家彼此对峙着，川中又进入了新的“春秋列国”。万县乃江边城镇，常有外轮沿江来去。某次，杨森的一个师长在江岸候船，适逢英国商轮路过，就带着几个卫兵上了船。谁知登船之后，卫兵身上的武装便被护航英军给解除了。
这师长为此大丢脸面，回来后便告诉了杨森。杨森闻之十分震怒，拍案大吼：“欺人太甚，奇耻大辱！”
当年不管多厉害的军阀诸侯，哪怕是南方的革命军，再凶再横其实都是窝里横，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很小心。
当然不是真怕了那为数不多的在华洋兵，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得顾及内斗的需要——奉张于日本，南方于苏俄，北方于英美，只要身后的洋大鳄们铁了心支持你，你在国内几乎就是稳赢，敢不敬着哈着吗？
不是说不能得罪，是不能得罪错了。比如，张作霖对苏俄就没客气过，又比如，南方革命军历来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它那列强名单里便只有英美，然而如果翻翻近代史，苏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也不在少数……英美对吴佩孚及北洋政府谈不上有多支持，起码不像日俄那样送钱送枪，但在国际关系上毕竟偏向于北洋，那代表的就是一种国际舆论，所以轻易也触碰不得。
这个东西大家皆能意会，仿佛是《红楼梦》里的“护官符”，各个诸侯手里都有一份，杨森自不例外。可为什么说杨森“有勇无谋”呢，他愤怒起来完全不管这一套。
“外国船只在我们中国的内河航行，还要缴中国人的枪，这是什么逻辑？我管你英美日俄，记得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有你们好看！”
1926年8月29日，杨森的宪兵押运盐款，准备搭英轮去万县。他们雇了三只小木船，欲通过小木船将宪兵和装银元的几十只箱子送上英轮。
这艘被称为“万流”的英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乘客登岸后，既不等小木船靠拢，也不发出信号，便加大马力驶离，结果所有木船都被撞沉，官兵被淹死四十多人，公款沉没八万多元。
川江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但英国轮船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安全，任意加快速度，此前已撞沉过许多木船。现在即便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万流”仍然毫不在意，抛下撞沉的木船和落水之人，径直驶往万县。
杨森得报，既惊又怒，赶紧派检查队上船，追查肇事经过。
英国佬哪吃这一套，当即通知停泊在万县的英国海军军舰。英军登上“万流”后，强迫解除检查队的武装，还开枪射击，导致两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
英军牛皮哄哄，一挥手，肇事的“万流”离开万县，继续做它的生意去了。海军军舰则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江岸，做射击状。
“万流”虽离万县，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森另将两艘名为“万通”、“万县”的英轮扣住，不准开动。同时向驻重庆的英国领事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损失。
中英谈判，杨森亲自与英国领事谈，但连谈几天都谈不拢，英国人，始终不肯赔钱。
正在这时，杨森从袍哥处得到情报，说一艘名叫“嘉禾”的英轮被改漆颜色，加装机枪大炮，似有劫走被扣轮船的企图。杨森不信，连说：“他敢，他敢。”
话虽这么说，但杨森还是下令沿岸加强监视。
1926年9月3日晚，武装轮船“嘉禾”真的驶来万县，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正好与袍哥的情报相印证。
杨森赶紧向被扣轮船调派守军，同时在沿岸构筑掩体，部署防守。
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一面宣称要和平解决，一面却暗中调兵遣将。1926年9月5日，在两艘英舰的配合下，“嘉禾”突然向“万通”猛冲，强行劫船行动开始了。
陆战队的出击时机经过精心策划，船上的中国守军正在吃午饭，等发现时，“嘉禾”已经逼近。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猛砍系轮缆绳，然后用铁钩将被扣两船钩住，企图拉走，同时鸣枪警告，强迫中国守军撤离。
中方坚不肯退，英国人端起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了两名士兵，舱内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枪还击，岸上的守军见状也冲上“万通”，与船上守军合兵一处，向英军呐喊冲杀。
对英方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奇袭行动”，然而因为中方早有防备，“奇袭”不成只好交战，谁知这么一打，还打不过。
英军的一位副舰长被打死，陆战队士兵也被击毙多人。还等什么，跑吧。可是因为计划中没有逃跑一项，英军准备很不充分，“嘉禾”又需要接人，两艘英舰顾不上交战，赶紧一左一右上前掩护。
杨森得报，早已亲自赶到江岸指挥作战。他组织水上敢死队，人手一把二十响驳壳枪，两人划一只小船，在英舰的缝隙间穿梭来去，不停射击。
英舰大而笨重，掉头不便，而且由于相互距离较近，还击很是困难，只能被动挨揍。
由于得不到充分掩护，“嘉禾”左躲右避，老是无法靠拢“万通”。英国兵脚一跨，没有跨上船，却失足落进了江里。
江水湍急，江面上又子弹横飞，有的英国兵就这样被淹死了。“嘉禾”旁边的情景真是比电影里的还好玩，两岸围观民众纷纷呐喊助威，拍掌叫好。尽管英国在列强中的排名早已下降很多，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尤其在亚洲，仍然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哪里吃过这种亏。恼羞成怒之下，两艘英舰护卫着“嘉禾”全部退至江心，悍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燃烧弹对万县城内施以炮击。
川军也有炮，但跟新式洋炮相比，已经落伍太多，所以很少能击中目标，只有“嘉禾”挨了两炮。
英舰只顾放炮放得欢，不留神一颗炮弹落进法国教堂，把钟楼给击毁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法国人又岂是好惹的。停在附近江面上的法国军舰马上卸下炮衣，开过来对着英舰突突就是两炮，不偏不倚地正中英舰船尾。
法国炮并非杨森的破烂货可比，英舰上当即冒出浓烟，拉了一声长哨，乘着黄昏往下游溜走了。
在当天的枪战中，英军遗尸十三具，这尚不包括淹毙和被打死在英轮甲板上的陆战队官兵。中国军队亦伤亡三十余人，一名军官小腿受伤，长筒马靴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万县民众的损失较大。在英军的火炮攻击下，很多无辜老百姓被炸死炸伤，民居也被焚毁四百余家，这就是近现代史上的“万县惨案”。
1926年9月10日，杨森就“万县惨案”发出通电，在四川乃至全国掀起了对英示威游行的声潮。
杨森向北洋政府请示方略，北洋政府的意见是继续谈判。谈判桌上，英方还是不肯相让，扬言将加派驻宜昌的五艘军舰来川。
杨森以牙还牙，立即决定在长江两岸设置炮兵阵地，并计划在三峡江面上布放水雷——欺负我没兵舰是吧，试试我的火炮和水雷，看是不是吃素的。
布置完后，杨森当众表示：“英人野蛮成性，竟然能干出炮击万县这样灭绝人道之事，幸好被我击退了。倘若再来川反扑，杨某誓当一个不留，将他们灭个干净，以雪国耻而惩强暴！”
万县的某些胆小士绅，害怕英军再来进攻的话，会造成比“万县惨案”更大的损失，都偷偷跑来请杨森对英人服软。杨森把眼睛一瞪：“我死以后，你们再去讲和好了。”
英方说要加派军舰，不过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把戏，见杨森动了真格的，甚至有了要拼命的架势，反而撑不住了，只得求助于北洋政府，以便恢复和谈。
1926年9月16日，北洋政府派代表与英方在军舰上举行谈判，达成了赔偿损失以及英方保证约束英舰等几项协议。
协议有了，英国人便想要回被扣船只和英军尸体，杨森却拖着不肯给，一定要英方先赔他的损失（即沉船部分）再说。
杨森粗中有细，协议上说的赔偿，是说“互相赔偿”，也就是英方须赔中方在“万县惨案”中的损失，但反过来，因为两艘英轮被扣，影响了它的生意，中方也得把这笔钱赔给英方。
不是说怕英国人以后会不认账，而是这乃一笔细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算。可是当时政局变化太快，明天都不知道是谁当家，如何熬得起。再者，中国人的脾气，向来是激动得快发散得更快，你别看现在示威游行，人人脸红脖子粗，没准几天一过，就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杨森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拿点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赔偿”注定会不了了之（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直拖到年底，英方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先在暗中把赔偿金付给杨森，才领回轮船和尸体。
英国人理应对杨森切齿痛恨才对，可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杨森是个勇敢的东方军人，对之又敬又畏。英国海军扬子江舰队司令推度少将一定要见见这个传说中的“杨森将军”，为谋一面，专门请万县的洋牧师牵线，登门进行拜谒。据说还有一位英国高层军官因为仰慕杨森，将他的一只狗取名为“杨森”——不要误会，中西文化不同，老外给狗取人名不是糟践而是尊敬。
杨森曾给所属部队撰写十首军歌，其中一首为：“男儿乘风破万里，最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
“川中吕布”其实可爱之处甚多，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今后会爆发那场惊天动地的御侮战役，但“国辱”到来时，仍然不假思索地抽出了宝刀，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