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祖父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和酒类品牌“百花露酒”，乃酿酒世家。刘航琛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在财政、金融方面有专攻。经刘湘延聘，主掌财政，为刘湘化解了经济困境，堪为刘湘身边的萧何。刘航琛还是民国著名实业家，被称为四川工商界的“木匠”。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早年以算命、占卦为生，后在“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中任教主，宣扬“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成沧海”，信者众多。最兴旺的时候，其信徒达到上万。后“孔孟道”逐渐向军政界扩张，刘从云也被刘湘尊为军师，开始了刘湘独特的“以神治军”。
范绍增：字海廷，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自幼不爱读书，终日在外游荡。十三岁入袍哥，后加入同盟会，不断经历被正规军收编，不久遭排挤又上山为匪的经历。自受杨森改编后，从军生涯趋于稳定，杨森一度也对其非常信任。范绍增胸无点墨，且憨眉憨态，人称“范哈儿”，但其人粗中有细，除讲江湖义气外，待人处事也很有头脑。
贺国光：湖北人，毕业于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为蒋介石幕僚。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此人其貌不扬，绰号李矮子，但作战勇猛，在二线川将中排第一位。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后，成为川军中最小的派系“军官系”的首领。李家钰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遂宁拥兵自重，自立门户，被称为“遂宁王”。
杨森在万县拔刀起舞的时候，重庆的刘湘正一筹莫展。
偶像不是那么好学的，刘湘虽然成功地塑造了宽厚能容的形象，但由于许诺给别人的好处太多，相应给自己留下的饼饼就越来越薄，也越来越小。
为了对付袁祖铭，刘湘的原有地盘一分为三，重庆以东许了杨森，又有一大半给了刘文辉，他自己只剩下巴县、璧山和重庆，几乎已由大诸侯沦为小诸侯。因刘湘字甫澄，甫与虎谑音，时人便戏称他为“巴壁虎”或“巴子国王”。
刘湘属下军队有十一个师，地狭兵多，刘湘根本养不起他的兵，便只能考虑缩编。
一个命令下去，谁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那些武将也渐渐不把他这个可怜的“主公”当回事，各师用人，皆自做主张，事前并不请示刘湘，要用钱了，便自己向税务机关提款，完全把刘湘当成了一个傀儡或泥菩萨。
是人都有个性。刘湘再黏黏糊糊，也忍受不了如此对待，气得甩手就走：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刘湘脾气温厚，导致他在的时候，众将看见他犹如看见空气一样，不觉得有多么重要，他这一走，倒反而把分量体现了出来，因为剩下的人谁也撑持不了局面。
快找“主公”，把他给请出来吧。
“主公”原来是躲到重庆对岸的日本纱厂去了，而且说什么也不肯复出。众将赶紧承诺，以后都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军队全部交给你改编，用人用钱，完全听命！”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湘方破涕为笑，从纱厂里走了出来。
刘湘把十一个师改编为四个师，不能当师长的降为旅长或任它职，这才缓解了危机。
可是他的道路仍很漫长。当年刘备创业殊为艰难，但他最难还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寄身荆州，对着刘表长叹功业不建，乃至“潸然流涕”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山峰，而且想要爬上去，可是却感到力不能及，其内心之悲哀和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
刘备经常哭，他的哭内容丰富，但我相信，在荆州流下的眼泪绝对饱含真情，甚少掺假。
想想看，假如刘湘还是个小兵，或者普通军官，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服从指挥，就算前面有个难以攻克的敌方阵地，只要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是，刘莽子嘛，怕什么。
难的就是他成了“主公”，并且有了不甘雌伏、一匡天下的雄心（讲难听点就是野心）之后。
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着同一个梦，结果却身败名裂、粉身碎骨。那刘存厚的成功已近在咫尺，谋士连“隆中对”都给他端出来了，他还功亏一篑，结果被川人笑话成“刘厚脸”，境遇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刘湘比刘存厚更有资格接近历史上的皇叔，但谁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在躲到纱厂里去的那一刻，也许连刘湘自己都感到了前途的渺茫莫测。
三国演义的故事后来有了新发展，不过对书中主人公的要求不是变宽，而是更为苛刻——刘表听了老婆的话，连荆州都不让刘备待，用新野便把他给打发了过去。
那新野仅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还与曹操的疆界紧挨着，对方说过来一眨眼就能过来，你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刘表的借刀杀人之计。
“巴子国王”的“国土”当然比新野要大，但也大得有限，由于被强邻们包围，随时都有被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不是艰难，几乎就是绝境，可是刘备事业腾飞的新起点恰恰就在新野，而刘湘也要从“巴璧”起步，别人称他是“巴壁虎”，他不仅不认为是讽刺，还暗暗以“龙虎”自许，决心“奋发图强”。
在慑服众将之后，刘湘开始轮流到各师督促训练，一方面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保证自己能切实掌握部队，以免再次沦为傀儡。与此同时，他着力刷新吏治，并像刘备当初那样贴出了招贤榜。
缩编军队，缘于没有钱，但说到底那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既要争夺天下，当然还要扩军和打仗，到时免不了又要哗啦啦地往外掏钱，所以保证钱袋子充盈才是根本。
得找个理财专家出来了，可让刘湘头疼的恰恰就是这个，财务主管连换两任，都搞不下去。
并不是这两人滥竽充数，其中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系张澜所荐，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折戟，实在是当地的经济太差了。
“巴子国”内，也就重庆好一些。可是因为受战争拖累，这个四川当时唯一的通商巨埠，其实也并不景气，很难收到多少税。
显然，谁要能把“巴子国”的经济搞上去，谁就得有点揽瓷器活的本事。就在刘湘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高人的时候，那人却自动送上了门。
说送上门也并不确切，它还是离不开刘湘的招贤政策。早先，刘湘曾派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元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平，从北平学生中招纳了一些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军人，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元局局长，实在是勉为其难。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元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星。”
某个回川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同学，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岁数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正好王陵基在重庆还办有一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王陵基便让这个推荐来的中学校长去接管报社，先用着再说。
来了之后，这个人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必多事”，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
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其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看又不易携带。久而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元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元局便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顿时把个王陵基乐得连嘴都难以合拢。
王陵基大开眼界，随即就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
当时刘湘在财政上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之巨，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了，正是无比抓狂的时候，听到还有如此理财高手，几有天降财神爷的感觉。
刘湘见到刘航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刘航琛也单刀直入：“共什么事业？”
刘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统一四川！”
话已入港，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毫不迟疑：“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你。”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
大多数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再狠狠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
眼看债券滞销，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到直抓头发，抓着抓着，一个灵感忽然被他抓了出来。
有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吧。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真非一般光头和尚可比，他解释说：“我看到的就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已。”
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早就在《史记》中为我们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这个字。
刘航琛再不多费口舌了。他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
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造成一种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的印象。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空，自此，路就走顺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学经济的，他懂得实业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当时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派硬索，而是看准机会，自己进行投资。
刘航琛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他到处“搭架子，打楔子”，时人将之比作是四川工商界的“木匠”。难能可贵的是，“刘木匠”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以“同业”（即同行）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
更难得的是，刘航琛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如数交账。他在外为刘湘做采购，得到二十万元佣金，回重庆后便如数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们读三国，当读到新野篇时，一定不会忘记某个关键情节。
对了，三顾茅庐嘛，孔明先生再不出场，这书都没法看下去了。
刘湘也读三国，自觉要说缺，也就是缺一个“神机妙算，能够安邦定国”的活诸葛了，毕竟刘航琛只能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军事政治上可帮不了他什么忙。
这个神人在哪里呢？
有一个神人的名字其实早就传进了刘湘的耳朵，此人叫刘从云。
刘从云不仅是神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神仙”。据说他上通天文、下谙地理，袖藏乾坤八卦，能知过去未来，那真是才如诸葛、智赛刘基。
还有人神乎其神地说，刘神仙其实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之所以暂隐凡间，为的是等候真命天子礼聘他做军师，以便襄助对方一统天下。
说句老实话，当初从速成学堂毕业，包括刘湘自己，都不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那个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不是说了吗，他会前程远大，怎么样，真的应验了。
前程远大跟真命天子能不能画等号，刘湘急盼着再找一个人来算一算，既然刘神仙也在寻找真命天子，那岂不正好。
于是刘湘写了一封信给刘从云，邀请其来重庆。写完了信，刘湘有没有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刘神仙接信后马上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演义毕竟是演义，史书毕竟是史书，在现实生活中，大吏弯着腰礼聘贤才的情景早就绝迹了，这一点，连“神仙”都清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还是主动点好。
一见到刘湘，刘从云就失声大呼：“我今天遇到真命天子了！我要做军师，辅佐督办，平定天下，统一中国。”
刘湘又惊又喜，但表面上还要强自镇定，作谦卑状。
这边刘从云继续唾沫横飞地进行点评：“督办的相貌，隆准凤目，实乃帝王之姿！”
相完了面，他又论起了风水，说刘湘的祖坟怎样怎样，不得了啊，预示着后代要出皇帝。
刘从云特地申明，他从未去过刘湘的老家大邑。
你没去过，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刘从云说，他有“慧眼”，足不出户，不管千里万里，一律可以尽收眼底。
听到这里，刘湘那个激动啊，因为他觉得刘从云太神了。
父母去世后，刘湘为选择坟地，曾请教一位阴阳先生。这位先生说，大邑鹤鸣山是张道陵、张三丰两位天师得道成仙的圣境宝地，若将坟地建在那里，必能福荫子孙。
刘湘依言而行，可是不久他的一个孩子便夭折了。刘湘夫妇异常悲痛，这时另一位阴阳先生给他分析：“鹤鸣山是道教仙山，人张天师的领地，能随便动土吗？公子夭折，实乃天师之罚也。赶快搬吧，不搬还不知道会出多大的祸事呢。”
刘湘深以为然，便让这位先生给他另觅福地，最后迁葬于响台山。
响台山确实不赖，每当晴天傍晚，峡口便与八面来风互相振荡回应，宛如锣鼓齐鸣之仙乐，你要说这风水再不好，恐怕就找不出好的了。
刘湘对刘从云佩服之至，当下就拜在刘从云门下，尊其为老师，并聘任其为督署高等顾问。
诸葛亮打动刘备，还需要“隆中对”，刘从云仅凭一双“慧眼”就搞定一切，成了刘湘身边的“神仙军师”。
我们熟知的诸葛孔明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传记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一种是民间演义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人。刘从云版的诸葛孔明属于后者。
他早年就是个算命先生，靠摆八字摊头，给人算命拆字维生，邪门歪道的东西知道不少，比那个纯属业余玩票性质的王篾匠可要专业多了。
刘从云入幕不久，刘湘家就出了事，他弟弟患重病死了。
刘湘赶紧找来军师，刘从云掐着指头给算了一卦，然后很肯定地说：“看来可能是老太爷、老太娘的阴宅出了问题。”
刚刚夸说祖坟好，祖坟就又不行了，刘湘着实有些不信。可是军师既如此说，那就一道回家看看吧。
到了响台山，刘湘简直就要给刘从云来个倒头下拜了。
不是神，是太神了，原来的“仙乐”已不复存在，试问这风水还能好得了吗。
问当地百姓，原来是近年来响台山挖土烧砖，环境被破坏了。
再迁坟，这次刘从云亲自操刀。半年后，他在江油县找到了一块所谓的宝地。
不用再动了，那就是最后的风水宝地，刘从云正经八百地告诉刘湘：“拥有这块阴宅，日后钧座（指刘湘）必有九五之尊。”
此后，刘湘的事业和运气果然腾腾腾得直往上蹿，想慢都慢不下来了。有史学家考证，说刘备三顾茅庐，可不光是求贤若渴。事实上，诸葛亮并非我们想象的那种布衣百姓，他与荆州士族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的刘备还是个外地人，正需要削尖脑袋挤入本地圈子。
同样，刘湘选定刘从云做自己的“神仙军师”，也不仅仅因为刘从云能掐会算。
对刘从云来说，相个面啊，看个风水啊，已经属于业余兴趣了，他的主业是做“教主”。
早年间，刘从云确实摆过算命摊子，可那年头做这行当的人太多了，大家争抢的结果，就是把生意和利润都越摊越薄，渐渐地连糊口都变得极为困难。
还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幸中的万幸，刘先生又发现了另一条致富捷径：传道。
在这方面，刘从云可称得上是个人才。他那个道叫做“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创自于清末，刘从云执掌后，该教信徒已蔓延至四川许多地方，当然绝大多数是偏僻农村。原因很简单，农村人见识不广，比较好骗嘛。
刘从云不管走到哪里，逢人便宣传，说“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沧海”。这些类似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向来最能引起人们的恐慌，也最易蛊惑人心。那些年又正好是四川特别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两相一对照，真的好像末日要来了。
你想逃避浩劫吗？想啊，谁不想。好，那就信“孔孟道”吧。
最兴旺时，刘从云拥有信徒上万。这些入道信徒每人都要向刘从云呈送见面礼，或曰“舆马费”，多少倒不拘，反正有钱的多给，没钱的少给，但这就叫积少成多，刘教主很快变成了阔佬。
刘从云物质富了，精神上也开始万能起来，要不然如何能被称为“刘神仙”呢。
刘湘看中的正是这个“精神万能”。
钻在日本纱厂那几天，他算想明白了，这帮武将精神贫乏啊，简直可说是一群乱哄哄的无脑之辈，除了升官发财、见风使舵外，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关心。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当速成系领袖，不需要的时候，甩手一扔，谁尿你。
有了“刘神仙”，一切不用愁。
刘湘自己入教不算，还传话下去，让军官全部拜刘从云为师，并定期听刘从云传道授道。
当然开始会有人不服，但有办法让你服。
那边刘湘下班回家吃饭，这边刘从云告诉众人，说刘湘的桌上有哪几样菜，他吃饭时说了哪些重要的话。有人半信半疑，一问刘湘，千真万确，没半点差池。
为什么刘从云能未卜先知？当然是有“慧眼”。在无处不在的“慧眼”覆盖之下，连刘湘都没了隐私，其他人能不揣着小心吗。
假使你还是不当回事，下面有更狠更辣的。
某天，刘从云在刘湘面前演示八卦，忽然掐指一算，脸色阴沉下来。刘湘忙问究竟，刘从云说，有个连开到刘文辉防区的边境去了。
诸侯有如列国，防区的边境线就相当于各自的“国境线”。跑到“别国”的“国境线”，这个连很明显就是要酝酿“叛国”了，刘湘的脸也随即阴沉下来，立即派部队予以追回，并将连长予以枪决。
处决令一下，三军为之震动：这“神仙军师”忒牛了，既能透视，又能卜卦，就算你是孙悟空，也跳不出他的如来掌啊！
与其说刘从云是在使神术，不如说他在变魔术，什么叫魔术，当然全是假的。
刘从云要“透视”刘湘，简直太容易了，两人搭档，刘湘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去做就是了。
至于那个连长，讲穿了就是个屈死鬼。据说此前刘从云曾告诉他：“我给你算了一卦，某天你会有杀身之祸，必须将部队开到某处暂避两天。”
连长颇为难，说没有督办命令，我哪能擅自移动呢。
刘从云摆出他的军师架子：“以后进行野外作战，经常需要宿营在外，现在就开始训练，有什么不可以的？”
连长还是有些迟疑：“可那边不是敌军防区吗？”
刘从云点拨他：“你用不着深入嘛，就在边境上停住不动，待上一天就开回来。”
说完又拍了胸脯：“不要怕，有我呢，我给你作证明！”
连长傻乎乎地就真去了，根本没想到会因此人头落地。
这个节目同样需要一拍一档，而它的创意却来自于三国时代的孟德公。
当时曹营作战粮食不足，曹操密令粮官用小斛替代大斛，克扣士兵口粮，最后却以贪污罪把粮官给杀了，这就叫借人头买人心！
刘从云在重庆声势日隆，凡是要在刘湘营中当军官的，都要拜在其门下。
刘从云专门在重庆设“馆”传道，“馆”里的信徒，除刘湘之外，还包括王陵基、王缵绪等大小军官，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称为一百单八将。
此谓以神治军。万事开头难，历史上的诸葛亮走出茅庐时才二十多岁，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难怪关羽张飞要为难他了。
与之相比，刘从云最大的缺陷也是年轻，不过不是年龄大小上的年轻，而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看起来还太嫩。
有人甚至为刘湘叫屈，说刘湘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刘神仙”耍呢？
旁边立即有人纠正：“不是神仙耍刘湘，是刘湘耍神仙。”
第三个人笑了：“你们都错了，他们是互相耍，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
“耍”当然是很刻薄的用词，你要搬到过去，能不能说刘备在耍诸葛亮，诸葛亮也在耍刘备呢？
或许换成借用就比较好理解了。刘备要建立功业，就得借用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关系，同样的，诸葛亮若不依倚刘备为“主公”，也只会在南阳沉寂一辈子，他那自比于管仲、乐毅的志向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刘从云的志向可不小。
就像刘湘最初只想当个普通军官一样，刘从云在摆八字摊头，乃至于转行传道那会儿，估计也不过就是想发个财致个富什么的。但是有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叫做马斯洛的美国老外不是说过吗，人的需求要分层次，吃饱喝足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这个需求满足后，一层层往上去的平台还多得很哩。
刘从云吃饱喝足致了富，又有这么多信徒对他顶礼膜拜，自我感觉一直在向“超凡”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更高点的个人需求，那就奇了怪了。
要知道，刘从云的“孔孟道”还打着孔孟的招牌，而孔孟可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
在入幕之前，刘从云就时常对他的信徒们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道，自然也要按照孔子的教训去做，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下。”
见到刘湘时，刘从云那一声失态的大呼，并非完全做作，他是真的认为从此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了。
贴身弟子们对刘从云的心理摸得很透，过后马上编出段子：“因为刘备在三国时没有能统一全国，所以留下遗恨。这次玉皇大帝派从云老师（指刘从云）下凡，就是要做大事，保卫汉室江山。”
刘从云自己也毫不掩饰，他说：“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雄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舍我其谁！”
人人都以为刘从云只知道装神弄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更热衷的其实早已不是这个，而是如何在政治圈内一展拳脚。
注意，“神仙”不过是我的外衣，从政才是我的核心。
刘从云政治舞台上虽然年轻，但在神坛上早已是万人仰望，这时候“神仙”外衣就能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刘从云的信徒，除大多数为基层农民外，也有地方上的士绅甚至袍哥，刘从云便从这些信徒中挑选出一些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并且逐个给他们大灌迷魂汤，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演义中的出名人物）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安邦治国。
打足了气之后，刘从云便以这些人为骨干，派他们到处活动，在中上层社会进行宣传和拉拢。
为什么刘湘早早就知道了刘从云的名字，说到底，还不是宣传的结果。
渐渐的，入道的川军将领已不仅仅止于重庆。这些人有的是被刘从云派出的骨干拉拢，抱着姑且一试的目的；有的是通过刘湘介绍，想跟刘湘攀个关系，以寻求保护；有的干脆就是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看你们都加入了，觉得自己不入不太好。
他们还只是一些小诸侯，但作为开头，这已经足够了。刘从云又在成都、万县分别设馆，以容纳这些上层人物，事后他告诉自己的弟子：“从此英雄入彀了。”
就在一切都操持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刘从云突然离开重庆，前往武汉。
给信徒及外界的说法，是重庆和成都道馆的“灵根”没有调好，刘从云作为教主得四处云游去“调”一下。
实际的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而且仍跟政治紧密相关。
这一年是1927年，四川以外的政局变化极其剧烈，先是南方发起的北伐之役在长江流域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两个南方产的国民政府一母同胞，却相互对峙。
南北谁胜谁负，基本已有定论，起码长江流域这一块是没有疑问了。川中诸侯不论大小，全都是转舵行家，一夜之间便全都“咸与维新”，宣称服从国民政府，并受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其中刘湘反应最快，在加入国民党后，第一个就职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其他有点实力的诸侯也都有样学样，相继当上了“革命军军长”。
如果说这一点比较好解决，下面就比较难了。
刘存厚的谋士吴莲炬在“隆中对”中，曾提出一个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的策略。问题就在于你拥谁为“中央”呢，是南京，还是武汉？
最稳妥的办法是等等看，事实上，大家也都在等，就等南京和武汉决出胜负，但是稳妥有时就意味着落后，一旦人家那边尘埃落定，封王拜侯可就没你什么份了。
要做大事就得冒点风险。刘湘像受编时一样，又是首先行动，暗中将赌注全部押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心北伐，对四川境内的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刘湘这样的川中实力派主动投靠，当然没理由不高兴，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起码可以通过刘湘“以川制川”了。
为了方便联系，蒋介石专门在上海买了一部短波无线电机送给刘湘。据说当时这种短波无线电机一共才三部，另外两部，蒋介石自用一部，还有一部给了白崇禧。
刘湘除与蒋介石直接通电外，还派代表专驻上海，应该说南京那边没什么问题了，他所顾虑的是武汉。
“神仙军师”去武汉，一方面是窥测动静，另一方面也便于从外部总揽四川局势。
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还未出现时，刘备总是多灾多难，几乎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揪一把心捏一把汗，自从有了孔明之后，大家就安心了，大可以吃着爆米花看闲书。
孔明在时，百战百胜，即便不在，不还留下了“锦囊妙计”嘛？
刘从云临行之前，也给刘湘留下了一个“锦囊”，让他在碰到困难时如此如此。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当刘湘在重庆做他的“新野事业”时，杨森在万县也没闲着，而且两人都碰到了如何团结内部这一棘手问题。
杨森可来不了刘湘那种哭哭啼啼、欲说还休的酸样，也绝不会装成戏剧里受了委屈的小生，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去跟部下将领们玩躲猫猫，当然更没那么多心眼如刘湘一般搞“以神治军”，他只会下狠劲硬压，采用的是所谓“强干弱枝”政策。
杨森从各个师里抽调机炮重火力，成立机炮部队，又每师抽调一个主力步兵团，编成执法大队。这些部队全都由杨森直接掌握，看谁不顺眼，马上就可给以颜色。
杨森得劲了，各师却无不被抽到骨软筋酥，师旅长们叫苦不迭，有人忍不住发牢骚：“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衫。昨天脱马褂，明天脱长衫，后天是不是要连裤子都剥光呢，这让我们如何见人？”
为了让军官消停下来，杨森又创造了一套新理论。他说：“养恶人如养鹰，饥之则附，饱则飞扬。”
杨森把部下全当恶人养，给的薪资极低，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半饥半饱状态。有人发牢骚或不满意，杨森就随手新人换旧人，完全不顾任何情面。比如他觉得师长不听话，就撤掉师长，提拔旅长接替，觉得旅长不听话，就撤掉旅长，升团长为旅长。
这下大家反而叫得更凶了。
杨森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叫做“杀鸡给猴看”。他以“阴谋叛变”的罪名，派执法大队把一个叫杨春芳的师长给抓了起来，并要处以极刑。
杨春芳系绿林袍哥出身，杨森军中，有此经历的人不少，比如范绍增。见杨春芳可能要人头落地了，他们一方面是物伤其类，另一方面则出于江湖义气，纷纷争着为其求情，说杨春芳半辈子刀口舔血，欠下的人命债委实太多，死是应该的，但是人人都可以杀他，唯独杨森不能。
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投奔惠公（指杨森），口口声声称你为叔父，并无半点要叛变的迹象，再说他打仗又向来卖力，多次充当开路先锋。这样的人，你杀之不仅不仁，而且不义，以后如何统率诸将？”
杨森心中有鬼，顿时被说得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方答复道：“你们请回，容我再研究。”
范绍增等人以为妥了，遂放心离去。谁知当天半夜，杨森便下令执法大队将杨春芳枪决了。
第二天，将领们听到消息，不由得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自此后他们人人自危，平时若没有大批警卫跟随，都不敢随便走出营房。
杨森以为自己把一众猴子给吓住了，还直得意呢。但因为范绍增的实力较强，防区又在万县之侧，他对之仍不放心，便借故把范绍增招来万县。当时他是想要测试对方有没有“反心”，有“反心”就当场扣下，甚至像杨春芳那样杀掉；若无“反心”，则先卸其兵权，然后再慢慢图之。
范绍增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杨森故意不叫他进来，也不理睬，活活将他晾在门口竟达两个小时。
晾完之后，杨森忽然破口大骂：“如此扯风（四川话，大意与扯淡接近），我决心不干军长了，下台！”
这话当然是说给范绍增听的。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话中是傻的意思），但他表面憨傻，为人却机警异常，江湖经验十分丰富，马上装作生气的样子也发起火来。
“人家说我反抗军长（指杨森），真正岂有此理！军长就像父亲一样，师长就像儿子一样，哪有当儿子的去反抗老子的。”
一番话完全出乎杨森的意料，但又恰恰说到了他的痒处，两个字：舒服。
杨森这才转嗔为喜，走出办公室对范绍增说：“你的枪太旧了，给你换新的。”
这是要卸他兵权。范绍增很清楚杨森的意图，立刻同意“换枪”，并且故作镇静地问杨森：“什么时候换？都等不及了。要不我明天就把枪统统交来。”
杨森真以为范绍增是个傻子，也就不再派人紧盯监视。第二天，范绍增说要出城打猎，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防区，随即便和其他也早已不满杨森的师长进行联络，加上主动入伙的赖心辉，组织“倒杨军”，这就是“四部倒杨”。
“四部”还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便告知刘湘，请他做主，再给个“倒杨”的正式名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了那一步，每个人都会这么想。刘湘“倒杨”的心比“四部”来得还迫切和彻底，只是他的行事风格，向来极其小心谨慎，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基本不予考虑，更不可能贸然出兵。
现在有“四部”去捅那个马蜂窝，就要省事多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给杨森安个罪状而已。
他很快就想到了：杨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他竟然还继续包庇和窝藏“北洋余孽”——老主子吴佩孚！杨森一向换主子换得最勤，要不怎么叫“川中吕布”呢，可偏偏这次他换得有些不干不脆。原因是吴佩孚在被北伐军击败之前，曾封他为四川省长，他舍不得这个职位，连带着就生起了幻想：说不定吴佩孚还能东山再起呢，到时再想跟可就难了。
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杨森的办法是脚踏两只船，他一方面改换旗帜，由此得到了第二十军军长一职，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通款曲，甚至迎吴入川。
有勇无谋的人耍小聪明，通常都会演砸，而杨森的那点心思，更是白痴偶像剧的水平，别人哪会看不出来。
刘湘紧紧抓住杨森这个破绽，再添油加醋，夸大事实，向蒋介石狠狠告了一状。
强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蒋介石当即下令将杨森予以免职，另任他人。
杨森哪里舍得把“革命军军长”让出来，反正你撤你的，他厚着脸皮照样做。新的“第二十军军长”拿着蒋介石的任命状早已急不可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就职了再说。
这边不肯摘帽子，那边要戴帽子，于是自当年刘存厚、熊克武的“双督军”之后，四川再出双黄蛋奇观，有了两个“第二十军军长”。
刘湘在结结实实地阴了杨森一把后，便以当家人自居，给范绍增等人加官进爵，鼓动他们拿着“天子令”尽快兴师万县。
杨森先丢了官，再遭“四部”围攻，自然是又气又急。刘湘还不忘在伤口上撒把盐，让当年的“内鬼”王缵绪出面，发通电劝杨森下野。
王缵绪在通电中用词尖酸刻薄。他讽刺杨森说，你不是“号称猛勇”吗，一味要“以力服人”，现在怎么样，一挫再挫，逊到不行，眼看就要沦为难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吧。
王缵绪还说，如果杨森愿意下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王缵绪就情愿生生世世做小沙弥，一心一意地服侍杨森这个“佛祖”。
杨森看到这份通电，怒气冲天。
刘湘和王缵绪的本意是要展开攻心战，羞辱和刺激一下杨森，顺便给攻向万县的“四部”打打气，但最后起到的却是反效果——杨森真的被激怒了，不过他不是“放下屠刀”，而是舞着刀就冲了过来。
说过了，杨森是勇战派的，一勇起来，千军难敌。
“倒杨军”看似声势浩大、咋咋呼呼，可转眼之间就被杨森打得首尾不能相顾，最后以分崩离析告终。
赖心辉有一个主力师师长，是杨森的速成系同学，以前就曾被杨森俘虏过一次，此番再次上演“二进宫”。杨森打趣他：“老同学，你咋个又来啰。”
这师长倒也不羞不臊，坦然作答：“因为你上次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尚念念不忘，所以这次又来搅扰你了。老同学，我们这不是梁山泊的兄弟，越打越亲吗？”
杨森大获全胜，俨然已是一览众山小的派头，所谓“风度万人迷，正气无人敌”。连刘湘也畏其三分，怕他乘胜攻进重庆，连忙一边调兵设防，一边派代表与杨森洽谈“合作”。
刘杨“合作”多次，可没有哪一次能“合作”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作”基础：刘湘要当“帅”，让杨森为“将”，然而杨森哪里愿意，他还恨不得反过来让刘湘做跟班小弟呢。
所谓“合作”纯属南辕北辙，完全谈不拢，不过杨森刚刚经历了一场大仗，急待喘息，也并不想打。所以尽管两人“合作”未成，但总算又得以相安无事。
趁着前方太平，刘湘想到要把自己被扣留的一批军火给要回来。
重庆没有兵工厂，刘湘开设了一家武器修理所，但功能也仅限于修理一下破枪而已，武器还得从国外购买。
有刘航琛理财，刘湘不愁没有钱，愁的是没有人肯卖。由于中国连年内战，国际社会其时已发布禁令，禁止军火贩华，步枪、机关枪一律不准运进来，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视。
可是不管老外的规则订得有多严、篱笆扎得有多紧，终究敌不过中国人的“聪明”。
你不是说不能卖军火吗，那卖给我“警察用品”怎么样？可以，那不就得了。
“警察用品”也是枪，不过是短枪。英国海军上船查货，验证到底是不是军火，其实就看枪身长短，长的是军人装备，短的是警察的防身之物。
手提机关枪（实际就是早期的冲锋枪）枪身很短，中国人就把它作为“警察用品”，英国人照章办事，挥手通过。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即便买“警察用品”，也得有进口护照。早在刘从云未出川时，刘湘就通过与蒋介石的关系，弄到了护照。
订购军火有门路了，但刘从云却迎头泼来了一盆冷水。刘从云不是说不要买军火，是说时机不合适。
军火这东西，大家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刘湘买军火，靠的是蒋介石，可依刘从云看来，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稳固，难保这批军火的安全。
彼时刘湘与刘从云的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说算卦占卜传道，自然是刘从云专业，可政坛就不一定了。
当时的形势，“宁汉分裂”过渡到“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合并成了一个南京政府。在刘湘看来，蒋介石已执牛耳，他担保的军火不可能出问题。
我在这个圈子里都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难道眼力还不如你个初出茅庐的“神仙”？
刘湘没听刘从云的话，下了十万的订单，让驻上海的代表照购不误。
可是这一回他真失算了，十万军火倒是运进了上海，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给生生扣留了下来。
白花钱还是小事，关键是等着用啊，刘湘愁眉不展，突然就想到了刘从云留下的那个“锦囊”。
“锦囊”不用拆，因为刘从云当时就说了，如果遇到困难而又不便发电写信时，就派亲信去武汉找他！
现在毫无疑问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刘从云能不能给想个办法，而这事又不能发电写信，否则可能泄密。
刘湘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派人在武汉找到了刘从云。
刘从云听完来意之后，叹了口气：“我早就说了不能买，只是玉宪（刘从云给刘湘起的道号）不听。枪械已无希望。”
但是他又说：“枪械不可能拿回来了，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
使者听出来了，“刘神仙”也没什么好办法，“取回子弹”云云多半是为了给自己遮脸。
既然如此，使者也就不急着回川，打算在武汉玩上两天再说。
不料刘从云告诉他：“你要立即启程，回去告知玉宪，重庆将有大战事，让他立即做好准备。”
见刘从云神色严峻，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使者也紧张了起来。
刘从云已经预先做好一个“锦囊”，让使者带给刘湘。在这个“锦囊”里，他不仅让刘湘把全部兵力集中于重庆，而且要求刘湘必须亲自出马，甚至于谁守谁战，谁警戒谁出击，都作了详细部署。
尽管重庆还未出现刘从云所说的大战迹象，但刘湘在收到“锦囊”后仍不敢怠慢——先前就是没听刘从云的话才吃了亏，如今还不得多加小心了吗。
刘湘赶紧照方子抓药，按照刘从云的计划行事。刚刚把兵力部署好，大战果然爆发了。这让刘湘一头冷汗的同时，也大为惊服于刘从云的“神机妙算”。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放到赤壁大战借东风这一节时，特地加入了一个孔明在户外观察天气变化的桥段，凡是有现代知识的人都明白，这说明所谓世间“妙算”皆非天授，而实属人谋。 刘从云在武汉上层也传道，借助于刘湘的牌子和他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颇拉拢了一批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英雄入彀”，其中一人尤为重要，他叫贺国光。
贺国光是湖北人，但考上的是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他以前是吴佩孚的部下，在吴佩孚下野后，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成为其账中重要幕僚。
正因为一直伴驾于蒋氏左右，贺国光才能掌握很多外界不知晓的高层权斗内幕。“宁汉合流”后，蒋介石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明里暗里要阴他的人多了去，随时可能一跤滑倒。
当从贺国光嘴里了解到这一信息时，刘从云便知道刘湘的那批军火悬了。
果然，蒋介石不久便因“北伐失利”而被政敌们排挤下野。当军火在上海被扣留时，他已经去了日本，就算想帮刘湘的忙也帮不上了。
那十万军火里面，除了一千多挺德造手提机枪外，还包括从比利时采购的机枪枪筒——军阀“钻篱笆”的功夫让老外不佩服都不行，这些枪筒进口时不叫枪筒，都叫“钢管”，只要配上枪托，就可以组装出两千多挺轻机枪了。
如此大一块肥肉，放哪儿不得哄抢啊，所以刘从云断定，即便是蒋介石复出，这批军火特别是枪械也早就被啃得差不多了。
刘从云能够预料到重庆将有大战事，更是和孔明借东风一个原理，绝对不是鹅毛扇一扇，就能把东风扇来，而全凭他平时“天气预报”的功夫。
刘从云人虽在武汉，但他的信徒遍布巴蜀，上中下各层都有耳目，刘从云所要做的，不过是对来自各方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假如四川的这些诸侯是在舞台上演川剧的演员，刘从云就犹如坐在演播室里的导演。在他面前，大屏幕、小屏幕、正镜头、侧镜头，哪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写一封具体的作战计划也就不是很费劲的事了。
大屏幕上，只看到杨森红了脸，但小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只猴子在背后上蹿下跳。
川中“猴子”只有一个，就是邓锡侯，水晶猴之所以又要跑出来招惹是非，是因为他对刘湘极度不满。
杨森在“政治路线”上摔跟头之后，刘湘因“政治正确”而更受蒋介石的格外青睐，特别预定其为“善后督办”，让刘湘主持川省将领会议，给邓锡侯等几个还没什么名分的诸侯安排席位。
刘湘素来出手大方，只要你肯跟他，都会尽可能让你吃饱，他给邓锡侯安排的交椅是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谁都知道财政厅厅长是个肥缺，猴子高兴了，可刘湘的任命仅仅是提议，最后还得交南京政府确认。
不知是不是蒋介石下野的缘故，南京政府明令发表时却未按照刘湘的提议，邓锡侯的“财政厅长”也被拿掉了，这让邓锡侯勃然大怒，认为被刘湘玩了一把。
这种事以前不乏先例，当初袁祖铭就曾因此愤然而起，恨不得要跟刘湘拼命。可邓锡侯不是袁祖铭，甚至在他眼里，袁祖铭可以说愚不可及，他甚至都弄不明白，就凭这傻瓜蛋那点智商，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邓锡侯要摆谁一道，向来不走直线，只走曲线。
在扇阴风点鬼火方面，水晶猴那真是精力过剩、创意无限。在他的暗中张罗下，很快就组织成立了针对刘湘的“同盟军”。
被推到前台的“同盟军”成员主要来自于军官系，这是自武备、保定、速成之后，四川军人中形成的一个新派系。
还是在尹昌衡主政的时候，他成立了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当该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学生到部队见习的时候，正值保定军校的一期生大批涌入四川。保定的文凭在当时军界中相当于北大清华，自然比军官学堂要占优，在待遇中也就泾渭分明了，比如保定生实习三个月就可以当排长，军官生却要熬上六个月。
军官生自然而然开始抱团，以便在与保定生的竞争中能占得优势。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第一期毕业的李家钰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到达当初赖心辉那样的地位时，军官系才得以显山露水。
每个派系的形成都是这样。先由一个人混出头，然后众人攀附，雪球越滚越大。只要是军官学堂出来的同学，就算失业，你都可以到李家钰门下去谋个差，渐渐地，李家钰也就成了军官系的首领。
做老大威风归威风，烦恼也不少。李家钰的烦恼是他的防区太小，来投靠他的同学又太多，若不积极扩充地盘的话，实在应付不了浩大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刘湘在重庆扼住水路交通，导致物资难以运入，他们这些后起的新诸侯也就都被掐着脖子，迟迟难以做大做强。
李家钰给邓锡侯当过师长，邓锡侯便以老领导的身份，跑来给李家钰指了条明路：跟刘湘干到底，放心，又不是你一个人和他斗，还有杨森那个“常胜将军”呢。
邓锡侯把“同盟军”这个旗帜树起来后，他自己就抽身溜掉了，前台的主持者变成了李家钰。
搞掂李家钰，邓猴子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杨森那里。
杨森这个人，心眼儿从来就没宽敞过，属于那种睚眦必报，隔一晚上再把你干掉都觉得特憋屈的类型。事实上，刘湘怎样在蒋介石面前告他黑状，怎样怂恿和支持“倒杨军”，又怎样借王缵绪之口羞臊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连一个字都没忘。
他能坐下来跟刘湘谈“合作”，只是以前吃亏吃得实在太多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多少懂得了些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消减自己狂躁情绪的法子。
可这不是真实的杨森，真实的杨森不是这样的。
听邓锡侯说，李家钰和军官系愿在共击刘湘的战役中助其一臂之力，杨森顿时心花怒放，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终于不用夹尾巴了。有了朋友就有力量，自己已经神勇无敌，再有这么多人加盟，还愁“大耳贼”不灭吗？
刘湘，你听着，从现在起，群殴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单挑就是你一个打我们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