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谁主沉浮

钟体乾:字均猷,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队第五期。刘湘的重要幕僚,主张二刘合作。

田颂尧: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就学经历与邓锡侯相仿,加入过同盟会。防区时代,他在川军四强中排第四位,保定系中也可以继刘文辉、邓锡侯排第三。军事才能一般,为人木讷,绰号“冬瓜”,指挥方面主要依赖副军长孙震。

潘文华:号仲三,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人称潘鹞子,早期打仗有勇有谋,是刘湘的得力战将。

唐式遵:字子晋,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与潘文华同为刘湘最亲信战将,但因缺乏阳刚气质,绰号“唐二瘟”。

蒋逵:字云逵,生于重庆市巴南区。先后毕业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北平南苑航空学校,曾赴英美留学,回国后主要在北洋政府的空军部队服务。北洋政府倒台后,投奔刘湘,任川江公安舰队司令。

张斯可: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毕业于速成学堂,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反应敏捷,口若悬河,人称睡诸葛。

陈光藻:字鸿文,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曾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为刘文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第二师师长。

冷寅东: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学习。为刘文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

这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已经不满足于在峨眉山耍把戏了,他要跳出四川,控制西南。

过去唐继尧依仗滇军之盛,推行过“大云南主义”。“西霸王”那点胸襟和气魄,委实过于狭小,刘文辉提出的叫“大西南主义”,走的路子与当年的蔡锷相仿。

趁滇黔军人闹内讧,他把两个异地军长分别扶上马,一个是滇军军长胡若愚,一个是黔军军长王家烈,支持他们打回各自的老家。其中,王家烈得以成功主黔,胡若愚虽然失败,但所率滇军全部交由刘文辉收编,也算是做了桩不亏本的买卖。

西南有了交代,接下来便是“争衡天下”。

可是在刘文辉还没打出西南之前,早就有人宣布天下是他的了,此君便是蒋介石。

致命失误蒋介石自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文的唯一继承者自居,这是他赖以从政治上挫败政敌、号令天下的资本。

为此,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特地用上等宣纸印了一本书册,里面收录了孙中山写给他的十几封亲笔信函。当然,这些信件内容事先都精心挑选,以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钦定的唯一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是也。

蒋介石派曾扩情出使四川,除将书册赠与川中各大诸侯外,顺便试探他们的态度。

刘湘表示拥蒋,他不仅甘居其下,把曾扩情作为“天子使臣”来对待,还有具体行动:当新桂系在武汉起兵反蒋时,刘湘按照曾扩情的要求,立即派一师之众,顺流东下,以响应蒋介石“讨桂”。

见刘湘如此俯首帖耳,其他诸侯自然也大多跟着唯唯诺诺,只有刘文辉偏不信这个邪。

天地本无主。要说军阀,在没由你说了算之前,大家都是军阀,要说诸侯,在没让你夺得天下之前,大家也都是诸侯。尹昌衡、熊克武他们叱咤风云的那几年,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蒋介石的名字,可见他不过也和你我一样,乃新晋军阀或诸侯,为什么要把天下让给他?

刘文辉并非冒失鬼。在蒋介石如鱼得水,特别是北伐胜利,宣布“统一中国”的时候,他不会突然跳出来叫板。他叫板,是在全国兴起反蒋潮流,新桂系、冯玉祥等人走马灯一般轮着跟蒋介石较劲的时候。

1929年12月,继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后,唐生智又在武汉打起反蒋旗号。经过这么多次战争的消耗,刘文辉认为蒋介石快吃不消了,或许只需唐生智轻轻一推,就得倒掉。

这不正是我刘文辉崭露头角,逐鹿中原的大好时机吗?

刘文辉立即加入,虽因远在四川,未及出兵,但他还是与唐生智联名发出了反蒋的“东、冬”两电,署名的一干人中,他仅列于唐生智之后,排第二位。

蒋介石曾很看重刘文辉,对他的评估还高过刘湘。刘文辉头上那两道漂亮的光环: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全是蒋氏给他加上去的。然而就因为这次通电,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

发这样的通电,相当于赌博,遗憾的是没有赌对。

刘文辉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高估了唐生智的水平,蒋唐战争的结果是,蒋胜唐输。

这是刘文辉在政坛上第一次犯严重错误。

如果他就此收手,像刘湘那样保持低调,或许一切还可挽救,但上了赌台的人,有几个是不红眼的?刘文辉急不可耐地又下注了。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织讨蒋联军,并与汪精卫在北平合作组织新政府。至此,蒋介石在军政上的所有重量级对手一块儿抱团,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

看过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的朋友就知道了,那什么绿巨人、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个顶个拿出来都是绝对主角,他们凑一块儿的“联盟”,请问天下谁能敌?

由于有了上次反蒋失败的教训,这次“看火候”就不能不“看老一点”,刘文辉特地留了个心眼,没提早涉局,而是耐住性子,等到蒋介石似乎已无起死回生之力时,才发出了响应汪、阎、冯,公开反蒋的电报,即“鱼电”。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战局竟然在最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逆转了,蒋介石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大获全胜,将“复仇者联盟”打得一败涂地。

又失算了。

接连两次致命失误,不仅意味着刘文辉“逐鹿中原”之梦碎,随之而来的控制西南的梦想亦成泡影——就连贵州的王家烈也不敢不听蒋介石的呀!

当刘文辉不得不将目光收回到四川老家,才蓦然发现刘湘正向他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论理,刘湘从年龄到资历都比刘文辉老,在刘文辉面前应该端得起架子。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叔父咄咄逼人,侄儿节节退让。

刘湘让步,不单是因为刘文辉占据着实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更因为他这个幺爸的手腕实在太厉害了。虽然刘文辉已与军官系结仇,但其挟保定系以自重,仅凭一个保定系的力量,就已占去“四强”中的三席。

在“下川东之战”前,刘湘派王陵基说服杨森,欲促成“刘杨合作”,当时确有几分诚意,目的之一就是捏合速成,抗衡保定。可杨森一介粗人,不管王陵基怎么说,始终不肯领情,也根本不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光知道在速成内部互争雌雄,使得刘湘的计划只能泡汤。

反过来说,就算速成系本身没有裂痕,“刘杨合作”可以成立,速成也未必是保定的对手。

刘文辉除坐拥省内的保定系外,还与一些省外军人和武装,诸如王家烈、胡若愚这些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刘湘相信,只要他们内外合力,联成一气,自己别说“统一四川”,连在四川站住脚都有问题。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让就让一点吧。何况再怎么说,还有家族纽带,叔侄之亲啊。

刘湘说要“让”就不会是让一点半点。地盘当然是没少送,就是一般诸侯都很眼热的乌纱帽,刘湘也没吝惜。刘文辉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即为他向蒋介石推荐的结果。

可问题是刘文辉“志趣非凡”,你让一步,他会进两步,你让两步,他会进三步,几乎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将资、内两县交给刘文辉,当时签有协议,即地盘归刘文辉,收入则两家平分,然而刘文辉地拿了,却一个子儿都不肯分给刘湘。

位于重庆上游的江津原为赖心辉的防区,二刘合力将赖心辉驱走后,刘文辉当仁不让地将江津据为己有,刘湘的部队被阻于城外。这还罢了,刘文辉在上川东一战中尽得李家钰、罗泽洲之地,加上江津,对重庆形成了半包围。刘湘有一种被人掐住脖子,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曾几次要求刘文辉把江津让出来,但对方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根本就没这个意愿。

再大度的人,也还有个限度和分寸,刘湘逐渐认识到,刘文辉已成为威胁其事业发展乃至生存的最大障碍,若不奋起直追,即便在取得“博望大胜”之后,他还是极可能步刘成勋和赖心辉的后尘,被这个幺爸一脚踢出局外。

于是,当刘文辉高歌猛进,全力向外拓展之时,刘湘选择了收敛心神,大练内功。此时,刘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仙军师”。

1929年夏,刘湘派使者前往武汉,代表四川的全体道徒欢迎刘从云回川,同时他还在重庆买了一座大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命名为“神仙府”,作为刘神仙驻节之所。

刘从云在重庆登岸时,刘湘亲率道徒到朝天门码头迎候。自刘从云离川后,二人再次聚首,彼此皆唏嘘不已。

刘湘对刘从云极尽推崇,备赞其在“下川东之战”中的料事如神和运筹帷幄,并正式尊为军师。

在重庆内部,刘湘相当于刘备,刘从云自居孔明,自然还少不了“关张”。

刘从云便怂恿刘湘效法“桃园故事”,跟他的亲信部将潘文华、唐式遵进行“桃园三结义”。

跟刘湘“结义”,想不引起周围人嫉妒也不可能。众人背后评论说,潘文华人称潘鹞子,打仗有勇有谋,说他有点美髯公的样子,勉强还说得过去。那唐式遵绰号二瘟,性格蔫里巴唧,怎么也没法跟猛张飞挂上钩,把他列入“关张”,真是乱点鸳鸯谱。

可是看客并不能代替刘湘本人的心思,他所需要的“桃园兄弟”,不光是要猛,最主要的还得“忠”——对他本人“忠”。在这一点上,性格温吞的“白面张飞”唐式遵绝对够格。

桃园兄弟一共三个,剩下来是“赵云”。

本来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应该是王陵基。王陵基在指挥“下川东之战”时表现出众,事后刘湘即派他独立镇守万县,以他的资历和战功,纵使混不上“赵云”,也应该可以弄个“黄忠”当当。

问题是老王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刘湘部下的将领个个都拜刘从云为师,王陵基名义上也入了山门,刘从云还特地赐给他一个法号“玉豹”,可王陵基却表现倨傲,愣是不愿意给刘从云磕头。于是,外界便有传言,说王陵基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刘湘的老师,应该与刘神仙平起平坐。

其实王陵基还真不是为了和刘从云争风吃醋。

如果说“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及其部下,或多或少对刘从云在军中的作用尚有疑惑,那一战之后的感受,就只有用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的话来概括了:“孔明真英杰也。”

刘从云回重庆要经过万县,刘湘让王陵基好好款待。王陵基超出规格,对刘从云予以“特殊款待”,还请对方给他扶乩,简直把刘从云当成了个活神仙。

扶乩也是一种占卜,如果没有相关信息可供占卜者参考,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巧合概率。刘从云给刘湘扶乩,事关军政要务,当然要慎之又慎,有时还得两人商量着办,为的就是可以瞒天过海,蒙住他人。相比之下,对王陵基这样的部将自然没那么尽心尽力。结果是,过了段时间,王陵基发现刘从云的扶乩好像并不灵验。

什么神仙,不过如此,王陵基起了怀疑,他怀疑刘神仙不够“神”。

正好万县来了个跑江湖的,这厮姓王,与王陵基攀上家门,也自称神仙。“王神仙”更能吹,不仅说他能炼丹,有点石成金之术,还说会剑术——不是普通剑术,是飞剑术,可于百步之外取人首级。

不知道王陵基是不是爱看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反正这种神仙兼剑侠的传奇身份,让他十分着迷,自此便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把“王神仙”供奉在了自己的公馆里。

王陵基既然供了“王神仙”,就不会再拜刘神仙。刘从云得知内情后十分不满,平时与王陵基难以相容,他常对刘湘说,王陵基脑后生有反骨,所以才会目无长官,言外之意,王陵基不仅不是什么赵云、黄忠,而且极可能是第二个魏延。

刘湘虽然肉眼凡胎,看不出灵官身上哪根骨头是“反骨”,但他却有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王陵基自镇守万县后,确实有些不同以往,甚至偷偷扩充军队,因此已有人送了“万县王”或“川东王”称号过来。

对于“主公”来说,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犯忌之举。刘湘早就有了想法,只是深沉未露而已,魏延之说正中下怀。

从军校课堂里走出来的王老师过于较真了,他没搞清楚一点,神鬼之道的降临人间,原本不过是世人用来对付世人的技术方法,迷恋“本家神仙”的下场,让他在刘湘面前彻底失宠。

王陵基既不再予以考虑,刘从云就把“赵云”的位置给了王缵绪。平时在“神仙府”里召开秘密会议的,除了刘从云和“桃园三兄弟”,有时王缵绪也被允许参加,相当于刘湘阵营的核心团队。

团队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如何对付刘文辉。

在四个半团队成员(王缵绪姑且算半个)里面,刘从云专注于诡道之术,潘、唐、王只是遵命行事,最后还得刘湘自己拿主意。

刘文辉智勇兼备,军政双修,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真正刀枪不入的人。即便是古希腊神话中被尊为战神的阿喀琉斯,不也有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刘湘一直在对刘文辉进行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刘文辉的确太优秀了,但太优秀恰恰是那个致命的脚后跟!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西方的谚语叫做“知的多,老得快”,东方称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刘湘能够拿出来战胜刘文辉的法宝,仍然是他的“厚”。

具体方略为反其道而行之,即刘文辉进,他就退;刘文辉硬,他就软。比如,刘文辉对外要“控制西南,逐鹿中原”,刘湘便退到“统一四川,闭关自守”,刘文辉对内要“各个击破,唯我独尊”,刘湘则遵循“群雄并存,有德者王”。

“神仙府”里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周围的诸侯都想知道,那些力量微弱的诸侯尤其关心,他们的驻渝代表也影影绰绰地通过刘从云进行打探。

刘从云并不隐瞒:“就讨论你们的事呢。”

这话听得让人心惊肉跳,讨论什么,又是怎么打我们?

刘从云正色:“胡扯什么呢,我们聊的,都是如何帮助和扶持你们。”

据刘从云说,他和刘湘已经商定,今后要对川中诸侯实行忍让维系,从此“政治上一致行动,经济上予以支持”。

诸侯们如闻福音,也如释重负。

刘文辉那疯狂的铁血兼并已经让这些“弱小国邦”患上了恐惧症。虽然还不知道谁是要被兼并的下一个目标,但想来轮到自己不过是早晚的事,而且这种憋着心思让你猜的短暂宁静,其实更为可怕,成天做噩梦啊。

刘湘也要统一,但相比于刘文辉,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口饭吃,太意外,也太欣慰了。怕刘湘嘴上一套,背后一套,诸侯们一旦饷弹出现困难,或者沿长江西运的物资在万县被扣,就试探着走刘从云的门路,请他在刘湘面前说情。

神仙果然灵验,除非你不去求不去说,否则愿望大多可以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刘从云更神了,几乎成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一般诸侯皆以能投于刘神仙门下,入道拜师为荣。

这当然又是一次成功的搭档演出,表面风光的是作为演员的刘从云,幕后赚到盆满钵满的是作为老板的刘湘。自打出“群雄并存,有德者王”的招牌后,连李家钰那样的新派掌门也来投奔他了。

李家钰虽经杨森允许,得以驻军营山,但李部有三万余众,营山只是一座穷县,哪里养得起如此多的“食客”。

无奈之下,李家钰只得派代表向刘湘输诚,表示愿归入麾下,听其指挥。

作出这个决定,李家钰实在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他是“下川东之战”的发起者之一,如今落魄成了叫花子,刘湘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趁机报复——要么羞辱一顿,拒之门外,要么编遣队伍,实行“不并之并”。

他想错了,刘湘非常大度。见李家钰穷极来奔,当即接受,并慷慨承诺,今后将由他负责每月供给军饷。

李家钰顿解燃眉之急,可谓是绝处逢生,对刘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从此逢人就说:“我的军队能生存下来,全仰甫公(对刘湘尊称)之德。”

刘湘当然也很合算。李家钰是一员能打硬仗的战将,仿佛当年的马超,有他投效和助阵,必然如虎添翼,而刘湘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笔军饷,有什么划不来的。

李家钰的投奔,对川中诸侯的集体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湘的声势越来越大,加上本身力量的增强,他开始可以对刘文辉说不了。

蒋唐战争时,刘文辉曾发出反蒋的“东、冬”两电,那时刘湘自己虽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但从始至终未发一言。到中原大战,刘文辉又在未告知刘湘的前提下,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发出了“鱼电”。这次刘湘就再也按捺不住,拍桌子掀板凳地朝刘文辉发火,说他这是在给四川制造灾祸,陷害他本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湘的愤慨和疑惧完全可以理解,他认为刘文辉不是向外发展,而是在内外勾结,想想看,倘若冯、阎获胜,岂不是把他给夹在了下川东?到时刘文辉和冯、阎想怎么解决就可以怎么解决,他的存身之处和政治生命也将一道完结。

还好,早在“鱼电”拍发之前,蒋介石就已说服张学良举兵入关,所以冯、阎失败早成定局,不过刘文辉自己还懵懵懂懂罢了,同时,两次误判,也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到了不可挽救的边缘。相反,刘湘却因蒋桂战争时助蒋,且两次都未有异动,而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倚重和青睐。

曾扩情再次入川,虽然他在任何场合下都避免谈及“鱼电”,当着刘文辉的面也表示了慰问和期许之意,但这不过是怕把刘文辉给逼上极端。私下里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扶助刘湘,使之成为安定四川的重心,以免再出现类似“鱼电”的事件。

外有蒋氏倚重,内有诸侯归心,刘湘下决心跟刘文辉对着干,不过在此之前,他先要问计于刘从云,为的就是听一听老天爷怎么说。

刘从云经过占卜,得出的结论是:“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川指四川,刘与流谐音)。”

封建迷信也有它的一套理论,并非完全胡诌。川军有五行之说,邓锡侯的锡字从金,杨森的森字从木,刘湘的湘字从水,刘文辉的辉字偏旁可假借为火,田颂尧的尧字从土,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刘从云对刘湘说,水能克火,你注定要击败刘文辉,这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迷信的一大功能,就是能从精神上给你撑把腰,这个道理连目不识丁的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每逢准备造反前,一定要搞个类似于“石人一只眼”的小把戏,既给别人壮胆,也给自己打气。

刘湘听完五行理论之后,顿时精神抖擞,“可以说不”也被他进一步前移到“寸步不让”。

刘湘的突然发作,曾扩情的装腔作势,都从不同的侧面给刘文辉造成了某种危机和压力。他亲自来到重庆,为的是就发“鱼电”前未事先打招呼一事,特地向刘湘做出解释,实际就是想继续维系住“二刘合作”的关系。

刘湘找个了理由,避而不见。

刘文辉尚可,政治场上什么意外他没见过,倒是他后面的家族成员不肯买账,认为刘文辉失了面子,所以非要给刘湘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刘湘的重庆公馆周围场地空阔,林木茂盛。有一天,突然从树上掉下一个东西,以为是猴子,细看却是个人。

不审不知道,原来此君竟是个刺客。他从外围爬上树顶,藏在树叶丛中,企图寻机行刺。没想到刘湘防卫甚严,刺客三天三夜无法下手。

三天三夜从树上下不来,也就等于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人干刺客的也是人,不是机器,饥渴交加之下,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便咚的一声掉下了树。

刺客供称来自宜宾。宜宾是刘文辉的老防区,现为刘文辉的哥哥,也就是那个“恶霸地主”刘文彩帮助维持。

又过了段时间,刘湘头疼脑热,生病在床。有人跑过来打小报告,说甫公你这个病可不是无缘无故,而是事出有因。

“因”在哪里,还是宜宾。

在外面干大事业的,跟如今的富翁企业家相仿,在公司大会或嘉宾会客室里或许能够妙语连珠,满嘴现代管理术语,可回到家还是一样迷信。刘文辉虽然读了那么多书,却也不能免俗,刘湘有刘神仙,他也有“万神仙”。

“万神仙”不如刘神仙名气大,但做“神仙”的基本功还是有的。据跑来报告的人说,“万神仙”在宜宾开坛做法,立了一个草人,草人上面写着刘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后“万神仙”插刀于草人的头腹之上,念经诵咒,叨叨个不休。

即便没有亲眼见识过,我们对这套把戏也不应陌生。比如在《红楼梦》中,赵姨娘便买通马道婆,用剪纸人和木偶人,来整治她痛恨的凤姐与贾宝玉,后果十分严重:贾宝玉“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

那赵姨娘和马道婆不过是想让人变成精神病,“万神仙”以刃加身,却分明是致刘湘于死命了。

刘湘得知后气愤不已:幸亏我身边有刘神仙护佑啊,要不然可不就一病不起了?

刘湘把这两桩事在家族内部捅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亲友们的诘责,刘文辉矢口否认与此有关,再三表示自己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但“他人不敢保证”。言外之意,此事乃刘文彩所为,他本人并不知晓,同时他还向刘湘承诺,愿意清查禁止,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行为。

刘文辉的话可信吗?可信。

“各个击破”的要诀之一便是要先拣软柿子捏,刘文辉是一个富有大略的人,他吞并“七雄”的顺序正是由小到大,“李罗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其他几雄尚存的情况下,刘文辉不会傻到把所有力量都提前消耗在最大强敌身上,但刘湘不同,他必须采取主动,否则就可能连“巴壁虎”都做不成了。

之所以抓住行刺和草人事件不放,且大肆渲染,正是遵循先主故技,即在撕破脸之前,先从道义和舆论上将对手置于不利境地。舆论不过是一面旗,最重要的还是比拼实力,二刘以此为中心展开军备竞赛,并互相掐脖子。

自第一次采购军火后,刘湘又两度从国外购进枪弹,其中包括德造轻机枪、英造重机枪和上千万发子弹。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德造步枪子弹。中国步枪子弹一般只装填七成火药,前半部有一段是空的,德国佬向以认真严谨闻名,他们生产的子弹全部分量十足,因此射程很远,更妙的是,国内汉阳造也可以适用。

刘文辉一看急了,也赶紧通过自己的渠道,从上海购买到优质钢材,准备运回自己的兵工厂制造武器。

可它们在途经万县时却全部被刘湘予以扣留。

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占据了万县,从而得以一手控制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水道。诸侯们从下游采购物资,入川时必经万县,刘湘就像海关一样,在那里对物资进行审查,一般物资需要纳税后方能起运,而若是重要军需物资,即便肯交税也没用,一概实行禁运。

应该说,这条规矩并非只针对刘文辉一家,但刘文辉无疑最受触动。因为如此一来,就意味着今后他在军备上再也不能与刘湘抗衡了。

中国人做事,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刘文辉硬着头皮,再次来到重庆,想让刘湘网开一面。这次刘湘没有借故隐形,不过他说,万县现由王陵基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灵官负责,他不能插手或干预。

刘文辉听后,只从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王灵官再桀骜不驯,你说还我钢材,他能不听你的?不肯还钢材便罢了,还要装,再装遭雷劈!

来一次重庆不容易,既然钢材已没戏,刘文辉决定把话挑到明处,跟刘湘讲讲清楚。

大家都是聪明人,哪有讲不清楚的,说来说去,无非是谁做老大,谁做小弟那点破事而已。

三对六面,刘湘不再王顾左右而言其他:“我虽然是你的晚辈,但别忘了,我年龄比你大,发达比你早,资历也比你老,你是受我卵翼起来的,应该听我的号令。”

刘文辉满脸通红:“既然你还当我是你的长辈,实力又比你强,就应该由我来指挥和调度一切!”

事情倒是讲清楚了,然而问题更加无法得到解决。刘文辉负气离开重庆,回去后马上予以报复。

重庆所需米粮均由江津下运,刘文辉便唆使自己的江津守将出面,阻止米船经过,重庆方面遣人来问,他以刘湘的话来回敬对方:“江津现由某某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其负责,我不能插手或干预。”

你不是不肯还我钢材吗?好,那我就不给你粮食,看谁耗得过谁。

记住,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我随便起来可更不是人。

江津那里一落闸,重庆立即陷入“米荒”,刘湘情急之下,只得跨省购米,以湖南的湘米来补充粮食的不足。

刘湘的愤怒可以想象。

我当你是长辈,才叫你一声幺爸。你这回是不是吃错药了,给我来这一手,当我是好欺负的?

按照刘湘发去的密电,王陵基从此只要看到是刘文辉的“嫌疑物资”过境,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扣住没商量,武器扣、钢材扣、通讯器材扣,就连刘文辉为组建空军外聘的飞行员也被扣在了万县。

这还不算,刘湘又通过蒋介石,从源头对刘文辉进行封杀,刘文辉用重金买来的飞机大炮,全在上海被原封不动地予以查扣。

眼看二刘真的红了眼,不仅合作无望,和谈也即将关上大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人士急忙出来挽救。

在刘湘一方,以刘从云及“关张赵”为主流,一直反对二刘合作,而包括王陵基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意见相反,其中刘湘的参谋长钟体乾更是“二刘合作论”的坚定支持者。

钟体乾说,二刘若真能实现合作,实力将超过川军的三分之二,堪称航母,若再发号施令,谁敢不遵。

那再碰上同室操戈,谁也不服谁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钟体乾建议用向外发展来解决,比如刘湘向两湖,刘文辉向云南,邓、田向陕西。

钟体乾曾任陆军军官学堂教官,与刘文辉有师生之谊,但他这么说倒也不是故意维护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若刘湘能采纳他的计策,不仅能问鼎中原,还可减轻四川战祸,一举几得,乃上上之策。

只是钟体乾犯了跟学生一样的错误,如今的世道早就不是蔡锷、唐继尧那时候了,蒋介石对全局的掌控能力,也比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吴佩孚甚至是袁世凯要强得多,刘文辉两次发电受挫,就是个明证。

不是说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就一定超过袁、段、吴,而是时移世易,当“春秋”过渡到“战国”,你再拿“春秋”时候的观点来做判断难免会出错。

在这一点上,刘湘看得很准很透,他当然不会听钟体乾的话。

钟体乾资格既老且极有性格,见“主公”不纳“忠言”,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到成都省城赋闲去了。

与此同时,刘氏家族也做了最后的努力,族长亲自赶到重庆进行调解。这位族长不仅在族内德高望重,而且还是刘湘的大叔,但刘湘此次一反常态,认定了要与刘文辉决一雌雄,对任何劝和的声音都听不进去,族内调解终告失败。

“二刘对抗”正式开始了,双方一面文电相责,一面调兵遣将,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三国演义中表现曹操的性格,有一个经典桥段。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亡过程中为老朋友吕伯奢所收留。这曹阿瞒生性多疑,晚上不好好睡觉,还偷听主人家讲话。吕老头出去买酒,他的几个儿子在隔壁商量着要杀猪招待,曹操却以为是要暗害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除掉了吕伯奢一家八口。

等到双手沾满鲜血之后,才知道杀错了。可是曹操不仅不悔过,还将错就错,又把吕伯奢也给一道送入了地府,这就是那句著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最早来源。

在刘文辉看来,刘湘已经“负”了他,当然更不用客气了。

所有保证都不再算数。

刘湘在重庆结束阅兵典礼,坐小汽车返回公馆,路上围观人群密密麻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路边飞来一梭子弹,正打在刘湘乘坐的第一辆汽车上,刘湘应声而倒。

行人四散奔逃,一边逃一边大呼:“不得了,刘军长遭人暗算了。”

刺客被当场抓住,一共五个,并被绳捆索绑地带进了刘湘的军部,一抬头,愣住了。

刘湘端坐上方,连一根毛都没伤着!

军师刘神仙坐在刘湘旁边,盛气凌人地来了一句:“你们觉得怪吧?我们军长是天上星宿下凡,岂是你们几个能伤得了的。”

刺客们正惊疑不定之际,从侧门走出一名军官,相貌与刘湘酷似。原来当天打中的不过是刘湘的“替身”,而且也只是手上挂彩了。

经过审讯,这批刺客又是刘文彩所派,但毫无疑问刘文辉就是幕后指使者。

一个行刺不成,就组团行刺,说是下三滥的事情不做,一旦做出来,还上了规模和档次。面对刘文辉这个“真小人”,刘湘也再次拿出了“伪君子”的范儿,不但不杀刺客,还每人奉送一百大洋,将他们送了回去。

当然也不是纯粹白送,多少得干点活。刺客们负责给刘文辉带来了一封信,此信为刘湘所写,刘湘在信中说:“感谢你千里万里派人来指教我、提醒我,让我知道还有一个你这样的长辈在天天惦记着我。看到我对来人照顾得好吧,放心,如果你再派人来,我一定还会像今天这样盛情款待。”

刘湘把从刺客们身上收缴到的枪,作为是刘文辉给他的“赠品”,在表示“感谢”之余,还不忘告诉对方:“战场相见之时,再当面谢过。”

刘文辉读信之后气到脸无血色,既然行刺不成,只好用看家本事了。

刘文辉要祭他最心仪的绝招了,也是最遭对手非议和怨毒的一招:挖墙脚。

要说刘湘其实也是挖墙脚界的行家里手,王缵绪就是他从杨森那里挖来的角,但刘湘因为一直戴着“仁厚”的面具,就没人记得这些,反倒使刘文辉成为这一新兴行业内公认的专家。

擅长挖墙脚的人,都得出手大方才行,在这方面,刘文辉向来是一掷千金,他把已被刘湘收为部将的范绍增作为挖角重点,支票一掏就是三十万元。

不过这次刘文辉的绝招失灵了,范哈儿颇讲江湖义气,不肯为了这点钱就背叛自己的老大,他假装允诺,收下钱后就向刘湘报告,并将支票“上缴组织”。

刘湘对范绍增大加称赞,当即把支票又全部奖励给他,据说范绍增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新房。

另外一名收到刘文辉贿赂的将领就没这么好运了,知情不报啊,刘湘将其撤职扣留,此君直到刘湘死后才得以释放。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问题是狼未打着,孩子也没了,刘文辉又不敢声张,只得自认晦气。

叔侄二人整天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作为富有经验的比赛选手,在对方未出现明显破绽之前,擂台之上,他们谁都不会率先出拳。

刘文辉的保定系联盟始终让刘湘十分忌惮,你想,“四强”里面占了三席,刘文辉自己已经实力强劲,再三对一,真打起来又有多少胜算呢。

刘湘的一个师长献计,认为必须先从内部分化保定系,与邓锡侯、田颂尧结成联盟,这样才能击败刘文辉。

其实刘湘也早有此意,过去对付杨森他不就经常上演类似好戏么。可是刘湘和杨森毕竟同出于速成,部下也以速成同学为主,刘湘凭借自己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做局的话相对容易,而邓、田及其部属却尽为保定系,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因此,刘湘一开始对部下的这一计策明显信心不足,他说:“保定同学在川已成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彼此之间虽有矛盾,然而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们联合?”

尽管如此,他仍答应众人,“试图为之”,可以姑且试试看。

正在这个时候,田颂尧突然派人造访,让刘湘喜出望外。

保定系看似巩固,实际不然,刘文辉在未走向鼎盛期时,对邓锡侯、田颂尧还多有谦让。之后则以保定系的唯一首领自居,明显变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他一面联合邓、田来对抗刘湘,一面又时时挟制邓、田,迫使二人寸步不离左右,完全把对方当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弟使唤。

邓、田再怎么着,也算是“四雄”成员,免不了暗地里要牢骚满腹。当时因刘文辉派头大、气势足,川军背后也都称其为“幺爸”,邓、田见面都一个劲抱怨“刘幺爸的气焰太大了,受不了”。

可是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邓、田轻易还是不敢走出刘文辉用金箍棒给他们划的圈。因为刘文辉会时时警告他们:如果乖乖待在这个圈里,我可以保护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当心我跟我侄儿刘湘合起来将你们一起收拾掉。

三四名的相加,毫无疑问干不过一二名的相加,所以邓、田即便活得再苦再累,也只好把一泡苦水咽肚子里。

邓锡侯精明滑头,会说话,日子稍微要好过一些。田颂尧绰号冬瓜,为人傻头傻脑,瓜气十足,成了挨欺负的重点对象。

刘文辉不仅从田颂尧手里夺走了成都兵工厂,还将“挖墙脚艺术”也移植到他身上,拖走了田颂尧的一个团。事后田颂尧及其部下将领都大为愤慨,他们曾经开会决议,要刘文辉“拿话来说”,刘文辉的反应是连个屁都没放,而田颂尧也毫无办法。

田颂尧不仅吃亏,还丢了面子,一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正好“二刘”闹矛盾,让他看到了走出“金箍圈”的一线希望。

可是田颂尧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别看田颂尧被人叫做冬瓜,但能在残酷激烈的丛林角斗中脱颖而出,且被列为川军第四强,起码的生存和斗争智慧还是有的。他的顾虑跟刘湘相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二刘之间虽有矛盾,可人家毕竟是亲戚,闹了一阵意见后,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联合?”

最好能有人先帮着探探路、牵牵线。

人是有的,而且出自于一种古老的传统职业,叫做纵横家,也就是苏秦张仪所从事的行当。

既然是“春秋战国”,哪能少得了纵横家们的身影,此辈三天两头奔走于各大诸侯间,寻找可以投效觅食的地方。

刘文辉乐于招揽有学问的高端人才,甚至也愿意接纳“万神仙”类的江湖术士,唯独看不上主动上门的纵横家。纵横家在他那里吃不开,倒是无脑的田颂尧愿意敞开大门,照单全收。

由纵横家穿针引线,田颂尧终于与刘湘接上了头。

对田颂尧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刘湘尚不能完全确定,他在重庆与田颂尧所派出的纵横家代表密谈后,即指示侦察电台对田颂尧的来往电文进行监听。

所谓侦察电台,就是专门派一些人收听别人的无线电报,然后将其密码按照排列组合的各种可能,编成电报密本。有段时间,曾经红火一时的电视剧《暗算之看风》讲述的就是这个。在当时,侦察电台还非常前沿,四川包括西南都没有这套设备和人马,没有人提防他们的密电会被人截获,自然也不存在做假的可能。

刘湘的侦察电台建在上海,机构很小却很实用。接到指令后,侦察电台很快便截获了田颂尧与重庆代表的来往密电,并且成功地翻译出了全文。

刘湘一看,放心了,知道田颂尧没有合着刘文辉来诓他骗他,从此便放心地与田颂尧直接建立电报联系,双方密电来往不绝。

刘湘在侦察电台上固然是独一份的,可刘文辉更有办法,他直接买通了田颂尧的密电员。结果是,刘湘和田颂尧的密电全都到了刘文辉桌上。

刘文辉大吃一惊,以为冬瓜傻里傻气,没想到还第一个吃螃蟹,跟刘湘都勾结上了。

如果刘文辉此时有所警醒,能够意识到对田颂尧过于苛刻,从而改弦更张,田颂尧或许还会回头,但刘文辉偏偏走的是反方向。

你不是不服吗,我整到你服!

又是一个团从田颂尧手里被抢走了。

左一团,右一团,田颂尧有多少个团也不够这样挖的呀。而且虽然说都是一个团,但二者情况还有所不同。先前那个团,是上司犯错被田颂尧关了起来,其部因畏罪而投向刘文辉,可以说本身就有被迫的成分在。这次这个团却是驻于田颂尧防区腹心,且正处于训练期间,这种情况下,刘文辉都能把它挖出来,令田军内部大为震动。

如果说从前挖田颂尧的墙角,刘文辉还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话,这一回则是堂而皇之,不仅派部队前去掩护,还给归顺将领加官赠银。

田颂尧忍无可忍,仗着已跟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盟,便急召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回川指挥,预备与刘文辉一战。

1932年10月,田颂尧调集约三十个团的兵力于成都等地,在城内街巷遍筑工事,他还与刘湘制定了密约,双方预定一个从成都,一个从川东,同时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田颂尧虽然摆出与刘文辉势不两立的架势,却并未做好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准备。他部下的那些将领,除孙震外,也大多对战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田颂尧欲战不战,刘湘便率先启动,以联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各方诸侯环攻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洲(“杨李罗”)作为联军旗下的急先锋,已率先火力全开。

刘文辉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主要的敌人还是刘湘,若与刘湘一对一鏖战,并不一定落于下风,但如果田、刘联手,对付起来就要困难许多。

趁与田颂尧还未完全决裂,刘文辉急忙派部下前去疏通,甚至通过送钱的办法,让田颂尧的弟弟去向自己的哥哥进行劝说。

未料田颂尧傻归傻,脾气很倔,不管谁说到与刘文辉和解的事,都是一盆冷水浇过去,没有一点可通融的余地。当然他也没有马上向刘文辉宣战,冬瓜的脑子实在过于简单,他以为吓唬一下刘文辉就行了,或者纵使开战,也只需在成都“虚轰一阵”,即可迫使刘文辉让步,以泄心头之愤。

醒一醒啊大哥,你的对手可是川版曹操!

刘文辉行事用兵,向来雷厉风行,没有一点拖沓犹豫。在看清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后,他立即将重兵调集到成都近郊。

1932年11月14日,刘文辉率先采取主动,揭开“刘田成都巷战”(又叫省门之战)的序幕,田颂尧仓促应战,反而处于完全被动的态势。

此战争夺的焦点为成都皇城内的煤山。那里本非高地,只是堆集煤渣而成,高不过二丈,也就六米多。但因为它处于两军交战的中间地段,无论谁占领,都可就地建立迫击炮阵地,从而威胁对方军部,所以大家均拼死争夺。

刘文辉先攻下煤山,田颂尧急调师长王铭章反攻。王铭章把敢死队组织起来,敢死队员将纸钱烧成的灰糊于脸上或胸膛,以已死恶鬼的面目发起冲锋,才再次将煤山夺回。

刘文辉见状,也组织敢死队,田颂尧最终还是失去了煤山。

丢了煤山,田颂尧脸色大变,决定由孙震亲临前线指挥。在田颂尧的一众部将中,孙震素有善战之名,主战也最力,他到前线后下令守军依托城内的民房实行抵抗。

刘文辉的军队在技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们在大板车前面安上钢板,配备机关枪,作为土造“坦克”,向防守阵地发起进攻,守军见“坦克”刀枪不入,顿时就傻了眼,好在很快又发现“坦克”没有顶盖,于是居高临下,从民房上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俯瞰打击,这才击退“坦克”进攻。

击退也只限于一角,刘文辉在城内完成三面合围,将田颂尧困于西北一隅,守军粮弹两缺,情况十分不妙。

本来只想吓一吓刘幺爸,一个不留神,反把自己给整憋屈了。田颂尧沮丧万分,与胞弟抱头痛哭:“不料我的事业就这样完蛋了。”

一旁的孙震尚不肯服输,说“决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但也只是死鸭子嘴硬,已经拿不出反败为胜的任何有效办法。

刘文辉胜券在握,遂向田颂尧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部队则接受改编。田颂尧已同意交出部队,倒是他的部属认为刘文辉欺人太甚,说宁肯“开红山”(即放火)也要冲开一条血路,而决不“俯首就降,任人宰割”。

田颂尧的部队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刘文辉就觉得有些麻烦,而且这时他得知刘湘正取得节节胜利,并已直奔成都而来。刘文辉起初敢于置联军于不顾,单独打击田颂尧,缘于联军开局的极度不给力。

“杨李罗”与刘文辉开战后,都仅止于小战,且稍一接触,便告败退。即便在刘文辉调主力而去后,他的前线部队应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优哉游哉,将领们甚至可以一边作战、一边下棋。

刘湘担心“杨李罗”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所以专门召集联军会议,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早得胜利,我会尽到我的力量,不过以后不要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

其实“杨李罗”也不是不想拼出全力,尤其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在刘文辉手里栽过大跟斗的,恨刘文辉恨到入骨的程度,关键还是他们早已今非昔比。

军官系按照实力重新排名,“李罗杨”变成了“杨李罗”。这里面,杨森的防区才不过四个县,李、罗都没有自己的专属防区,罗泽洲在老部队被刘文辉挖墙脚后,新建部队的战斗力更是弱到简直可忽略不计,相当于川军里的林黛玉,风吹吹都会倒。

正是因为“杨李罗”不济,刘湘才决定自己粉墨登场。

刘湘这一回可谓来者不善,别人最多一个陆军,他除陆军外,还拥有空军和水军。

最早组建的是空军,因为经办的人外行,加上贪图便宜,从英法美订购到的十几架飞机不仅小,而且以烂货居多,或是对方空军废弃不用的,或是质量低劣卖不出去的,在飞来中国途中便毁损了两架,其余不得不启用船运,才得以安全到达重庆。

在重庆试飞时,同样洋相百出。刘湘的一位师长觉得新鲜,硬要爬进机舱凑热闹,谁料即刻中彩,飞机刚刚飞到半空就坠毁,枉送了卿卿性命。

飞机不中用,飞行员也很差劲。好不容易从上海聘了一个德国老外,这哥们为了炫技,从空中扔了两颗手榴弹下来,结果不偏不倚地落到人群中,伤了不少人——瞧这点眼力,幸亏没扔炸弹,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大惨案。

刘湘也想过招收本地青年进行培训,但空军不是一般兵种,对飞行员的要求非常之高,所招收人员大多不合格,短时间内也难以培养成才,最后仅几个人能聊以充任。

够简陋够低能吧,可是刘湘狠就狠在,四川空军独此一家,刘文辉又缺乏高射炮,无法阻挡飞机的来去和轰炸。

倒是刘湘自己小心翼翼,他不敢让飞行员多带炸弹,怕这些技术粗糙的小子瞅不准目标,把炸弹全丢到平民堆里去。

四川大内战当时已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盯着看,一旦因此出现“平民重大伤亡”,刘湘跑都跑不掉,因为飞机炸弹别无分号,就他能认领。

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空军都仅仅只能起到一个侦察和威慑的作用。那些飞行员也应付差事一般,架着他们的破飞机,到对方阵地上空漫不经心地兜上一圈就回来,反正只要保证自己不掉下去便没问题,就算不扔炸弹,往下面“自由落体”几颗手榴弹也算立功了。

当然即便这样,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空军飞行队长自恃技术比其他人要好,飞行高度降得过低,结果差点就被地面机枪给打死,吓得他赶紧将飞机拉起,再不敢逞强了。

空军不过玩个时髦,真正给刘湘挣面子的还得数水军。

川人幽默风趣,有人给刘湘做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警告沿江柏木船,浪沉兵舰要赔钱”,一般说来,只有军舰“浪沉”木船,哪有木船“浪沉”军舰的道理,其实就是打趣刘湘的军舰又破又旧。

另外还有人说所谓的军舰,不过是从前吴佩孚留下的两只小艇,刘湘接收过来之后,也就放上几十个步兵,摆上机枪迫击炮便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充数了。

其实他们都说错了,至少在四川境内,刘湘的水军没那么差劲。

水军主力舰共有三艘,其中两艘浅水炮舰系在上海定制,由德国造船工程师主持设计,设计时参考了川江的水流特点,属于量身打造,刘湘分别将之命名为“巴渝”和“长江”。

要说寒碜一点的,应该是第三艘军舰,原来是一艘川江商船,改装后命名为“嵯峨”。刘湘就以这三艘军舰组成川江公安舰队,任命重庆籍的蒋逵为舰队司令。

有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但实际上蜀中人才向来灿若群星,只看你需不需要他们而已。蒋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商船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双料生,出过国见过世面,既能指挥海船,又能驾驶飞机,称得上是难得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刘湘招纳到蒋逵之后,便将水空军都交其掌控。

当时二刘各据川江的一半,刘文辉据有上半段,即从乐山到泸州再到重庆上游的江津。刘湘即沿川江分段进击,这使得江上同样没有对手的川江舰队得以一出场便唱起了主角。

“巴渝”、“长江”的设计为头尾安炮,旁设机枪,蒋逵在率舰队向江津驶近的过程中,遭到岸上刘文辉部队的射击,他下令以机枪对守军,以大炮对工事,分别予以还击。

蒋逵回川前,在北洋和北伐军中都曾服役,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这么做,不在于杀伤对方,而是为了施行心理战术:当前线守军听到枪炮声由远而近时,说明舰队向江津开去;炮声再由近而远时,则说明舰队已驶近江津,抵抗没有意义了!

刘文辉所部既无水军,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江上拦截,水下连个障碍物都没有,舰队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岸上的火力。

刘文辉的前线部队果然就慌了,地面还没怎么交火,便纷纷向城内退去。

到达江津附近后,蒋逵下令舰炮不得停顿,继续向江津城的后方轰击,同时指挥空军朝城里投弹——哪怕全是手榴弹也无所谓,重点玩恐怖游戏。

早在江津之役前,刘文辉已抽调重兵至成都,导致江津守军较为薄弱,他们先是已给前线退兵搅乱了心神,再让蒋逵一吓唬,担心后路被包抄,很快全都弃城而去。如果江津的丢失还触动不了刘文辉的神经,江津之后的泸州就不同了,这里是他的经济命脉,丢不得。

刘文辉不敢怠慢,虽然他当时正要对田颂尧发起省门之战,但仍抽出两旅精锐驻守泸州。同时,鉴于江津之役的教训,他又把所有能集中的大炮都集中起来,放置在泸州江岸边,以建立炮兵阵地,另外也象征性地在水下布置了一些障碍物,不过由于缺乏水雷,并不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

四川有句口头禅,叫做“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泸州号称小重庆,地形上与重庆接近,都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著称。在飞机大炮出现的时代,虽然说天险已不足恃,可要攻破它也并不容易,从刘湘、刘从云到蒋逵都为此绞尽脑汁。

蒋逵在离泸州不远的沙滩上建立了一个飞机场,由沙滩起飞到泸州只需几分钟。空军飞机除毁损的外,共存十二架。他算了一下,如果把这十二架飞机都集中在沙滩上,大号飞机装四颗炸弹,小号的也能装两颗,平均每架次可装三颗,总计每次可装炸弹三十六颗。即便加上给飞机加油以及装弹时间,仍可做到每半小时对泸州轰炸一次。

想想看,泸州才多大一点地方,又没有起码的防空设备,这样从早轰到晚,守军还能抵抗多久呢?

算的是很精,可问题是如此大轰炸计划,刘湘这样的“仁义之君”根本就不敢实施,怕投鼠忌器,伤了民心,而蒋逵和飞行员们不过是给老板打工,当然也不愿自己来背这个责任。

刘湘和刘从云商讨半天,决定让舰队带五艘商轮,先开到泸州的对岸,在那里载运陆军,然后再对泸州实施强行登陆战。

具体时间由刘从云敲定,为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11日晚间11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又是刘神仙掐出来的黄道吉日。

蒋逵后来说他一生经历过很多次战事,大多已记不起发起的时间,唯有那一次,永远不会忘记。数字特别好记当然是一个因素,就像如今的光棍节一样,多少个“11”都凑到了一块,但真正的原因却还不是这个。

接到任务后,蒋逵很是纳闷,因为这个作战计划看上去十分无厘头,载运陆军,为什么要到泸州对岸去?

直接在出发地点装上陆军,找一个火炮打不到的地方,把陆军送上岸不就行了,都用不着这么黑灯瞎火鬼鬼祟祟。

川江航道艰险,水流湍急,历来就没有黑夜行船的规矩,而且蒋逵已通过飞机侦察,知道刘文辉在泸州岸边部署了强大的炮兵阵地,水下还设有障碍物,三艘主力舰加上五艘商轮,这么多船鱼贯而进,不可能不引起岸上火炮的猛烈轰击,此行无疑将很危险,蒋逵再有疑惑,无奈军令如山,也只得遵令而行。

由于怕暴露目标,舰轮必须全部熄灯,同时又要相互隔离,以免发生碰撞,真个是胆战心惊。

尽管如此小心,但泸州守军早已做足防御措施,舰队在距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就被发现,立刻遭到了枪炮阻击。

此时舰队进退不得,蒋逵身边的官兵从未经历过如此险境,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浑身哆嗦,神情十分紧张。

蒋逵一边命令加速前进,一边赶紧给部下打气:“敌炮没有什么可怕的,距离越近,不是更危险而是更安全,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炮放平,对准军舰打!”

各军舰玩命狂奔,当好不容易到达泸州城上游,脱离岸炮射程时,尽管未受到大的损伤,但烟囱已红似火炭。

说是不可怕,还是阵亡了好几个人。蒋逵下舱察看,发现一颗子弹打穿司令卧室的门隙,从床上穿过,若他当时躺在床上,也就一命呜呼了。

后来蒋逵才得知事情真相,原来刘湘让舰队闯鬼门关的初衷,竟然不是要载送陆军,而是为了复制江津之役,试图用舰队闯关来把泸州守军给吓跑!所谓载送云云,不过是为了哄骗包括他在内的舰队官兵,以免水军胆怯,不敢执行任务。

蒋逵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算是看清了刘湘“仁厚”的另外一面。

刘湘、刘从云处心积虑,水军也按照命令到达了泸州上游,可是泸州守军并未撤退。

对“神机妙算”为何没有成功,刘从云自有解释。因为舰队为了做出发准备,没能在当天晚间11时准时上驶,实际上是第二天,也就是12日凌晨1时才出发的,虽说也有个“1”,毕竟不同了。

泸州守军不肯撤退,水军、空军的功能也用到了极限,地面进攻遂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

刘湘调集的围城兵力多达四个旅,泸州守军一共才两个旅,但就是攻不进去。

不是攻坚火力不够强,事实上,川军之中没有比刘湘更强的了。

刘湘很早就在重庆办了一家兵工厂,对外称武器修理所,开始也确实只能修理,后来不断扩大,变成了以制造为主。截止1931年,这家兵工厂仅机床便达三百多台,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扣留刘文辉的军用物资。

刘文辉喜欢招揽高层次文化人,刘湘则对礼聘技术型实用人才颇有心得。在重庆兵工厂,既有原成都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高级技师,也有在外国学习过机械制造的留学生,研制和仿造能力都很不一般。

刘文辉的成都兵工厂以生产步枪及其子弹为主,重庆兵工厂很少制造步枪,因为步枪随处可以买到,它生产更高端的:捷克式轻机枪。

重庆兵工厂前后一共生产了千余挺捷克式,分发全军每个步兵连使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四川出品的捷克式全都质量优良。后来南京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来厂视察,连他也甚感惊异,说我们中央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搞得出来,刘湘这厂竟能制造,很了不得。

除了捷克式,重庆兵工厂还大量制造迫击炮,这些迫击炮分小、中、重三个类型,达千门之多,得常年用六七座大仓库才能予以储存。

泸州城下,刘湘把他的重型火力全都搬了出来,捷克式、迫击炮,打得猛的,射得远的,白天袭,夜里轰,齐攻,总攻,闹腾了好些昼夜,却始终拿守军没什么办法。

还是不够神啊,有没有更神的?

有,这就是“神军”。

水军和空军不用多解释,唯独这个神军,若不加以旁白,没人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神军者,刘神仙缔造之兵也,皆为各道馆的青年道徒,就连枪械也为道徒从上海集资购买,后编为一师,内部称“神兵师”,对外编号则为“模范师”。该师师长由刘湘兼任,但整师实际由刘从云掌握。

神军与一般陆军有啥区别?回答是:刀枪不入。

组军之前,刘从云给这些道徒操办了三天三夜的“移星转斗会”,点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其声势几可直追当年诸葛孔明的“北斗攮星大法”。

道徒们在“转移星斗,脱胎换骨”之后,刘从云又关起门来,焚香秉烛,把三国里的武将“请下仙界”,附着在弟子身上,教授道徒们“神功”,比如关羽的拖刀计,黄忠的百步穿杨。

刘湘号称拥有“水陆空神”四大兵种,神军是压轴的,在水陆空都失败后,自然要轮到这些天兵天将了。

“神兵”们自信刀枪不入,比普通陆军士兵要有胆得多,在他们那种似乎完全不知子弹为何物的气势下,泸州守军起初也有些发懵,竟然让几十个“神兵”冲入了自家阵地。

可结局又是悲剧性的。守军试着开了一枪,“神兵”立刻栽倒在地,还死了。剩下的“神兵”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傻在当场,被守军生擒活拿。

死了倒还好,可以宣称是升天,活捉就不行了,刘从云在听到战报后顿时面红耳赤。

泸州迟迟难下,刘湘和刘从云都不知所措,有人讥讽他们说:“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从云。”

刘湘亲自到一线督师,却仍是一筹莫展,所部死伤过半,尸体都聚堆漂到了重庆码头,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就在刘湘无比沮丧的时候,又是新技术挽救了他的命运。这项新技术,就是侦察电台。

在侦察电台得以破译田颂尧的密电后,刘湘立刻意识到“看风”的重要性,随后就把原设于上海的侦察电台搬到了重庆。

侦察电台日夜监控刘文辉的电波信号,他们截获了泸州守军给刘文辉发去的一份份来往密电。

泸州激战阶段,也正是成都巷战处入关键之时,刘文辉无法全军抽出,在接到泸州的请援电后,便答应派三个旅前往支援。

刘湘按图索骥,遣潘文华在途中分别截击,各个击破,把这三个旅都打了回去。

无论是刘文辉还是泸州守军,都没有意识到是电报泄密,只以为刘湘是从别的途径得到了情报。尽管泸州守军拒守甚力,但久战之后,弹药消耗很大,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刘文辉发出一份告急密电,要求增援弹药。

刘文辉回复,会立即派人押运弹药,定于某日从龙透关方面入城,到时请泸州守军出城接应。

正是这份电报,帮了刘湘大忙。到了刘文辉约定的这一天,刘湘埋伏于龙透关,不仅截夺了弹药,还乘势攻占泸州城。

刘湘翻了身,也给他的军师正了名:从截击到伏击,都说成是刘从云的未卜先知,一方面是保密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巩固刘从云“神仙军师”的权威。

泸州之后,刘湘一鼓作气,又接连攻克包括宜宾在内的七座城池,直迫乐山至成都。

刘文辉闻之大惊失色。

早在刘湘兵临泸州城下时,想到不利战局和自己的艰难处境,刘文辉就曾当着部下将领泪随声下,对多方树敌颇有悔意。此时成都巷战虽近尾声,要灭掉田颂尧应该不成问题,但看田颂尧部属那副咬着牙搏命的架势,时间必将拖延,兵力也会被继续牵制在成都。

谁才是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田颂尧,是刘湘!

刘文辉急需回头,但又怕田颂尧死灰复燃,胶水一样粘在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正在踌躇不决之际,邓锡侯主动上门,要求帮他调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文辉喜上眉梢,在邓锡侯的安排下,他和田颂尧在成都的邓公馆直接会面,商谈停战。

这种时候,刘文辉能够放他一马,自然是田颂尧求之不得的事。两人互致歉意,杯酒言欢,席上便商定,田颂尧除留一个团象征性地戍守成都外,其余部队全部撤走。

“刘田”巷战结束了,一共打了十一天。但给成都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于十几年前的“刘罗”、“刘戴”巷战,真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成都人心有余悸且激愤难消,遂在知名人士的倡议下,荷锄携筐,自动自发地把煤山给削到了平。虽说是“病乌及屋”之举,但冥冥之中似乎亦有感应,此后成都再未爆发过类似巷战。

刘文辉需与刘湘决战,那成都后方怎么办,还得让人盯着田颂尧呢。邓锡侯自告奋勇,愿亲自镇守成都,为刘文辉解除后顾之忧。

刘文辉还有些不放心,对邓锡侯说:“如果你无诚意,我现在一个电报就可以与刘湘言和。”

邓锡侯一拍胸脯,信誓旦旦:“二刘作战,即是保定系与速成系作战。我是保定同学,最低限度也当恪守中立。请你放心,我不仅会守住成都,必要时还可亲自率部,协助你与刘湘一拼,一言为定。”

邓锡侯再三向刘文辉保证,在刘文辉得胜回朝之前,他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一支部队进入成都,更不用说是田颂尧了。

朋友相处之道,不看怎么说,而要看怎么做,真做点什么,才能叫真诚。刘文辉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对邓锡侯感激不尽:外界都说你滑头,是水晶猴,我看你为人很真诚嘛,这个时候肯助朋友一臂之力,那就是百分之三百审美的人品啊。

有邓锡侯督军于后,刘文辉得以抽出精锐主力,一心一意对付刘湘。

由于这场战事集中在刘湘已经占领的荣县、威远两县,所以被称“荣威大战”。二刘对决真正开始了,连刘湘自己手心里都攥出了一把冷汗。

之前,刘湘的水空两军作用不小,但那是在沿江区域,到了荣、威一带,军舰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空军倒是能随同作战,可刘湘又缺乏陆空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他不仅仅担心飞机炸弹可能过多伤及平民,更怕两军混战,短兵相接时,飞机会把炸弹投到自家阵营。

当然后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蒋逵曾编定陆空协同信号奉送各军,无奈一打起来,众人就全忘了,以致于从未有人使用过这些信号。

现在是地面对地面,陆军对陆军,想取巧都不可能。再从兵力对比上看,刘文辉拥兵七万,刘湘拥兵五万,刘文辉处于攻势,刘湘处于守势。

为了像“光棍节”那样图个吉利,刘湘索性让刘从云负责拟订全部防御计划,刘从云用扶乩的方式算了一通,把计划填好后交给刘湘。

打仗非同儿戏,“卜卦”出来的计划又岂能作准,但实际上川军的所谓作战计划,大多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大家上了阵,并不严格按照这个执行,而是习惯于直接下达口头命令:“敌人在河对门,你们给老子拿下来,敢不敢去?不敢去的是乌龟王八蛋!”

以刘湘为核心的速成系,其作战方法和思维仍然是日俄战争时代的那一套,防御不讲纵深,全部呈一线防御。

刘湘自己虽从军多年,并获得了刘莽子的称号,但冲过来杀过去多少次,也不过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这些攻防,可以说完全没有多少创意或变化可言。

速成系之短,正是保定系之长。

邓锡侯、田颂尧在保定系中尽管都属于大佬级别,但他们指挥作战的水平,充其量只能排在中等,真正能够代表保定系技战术能力和素养的,还得说是刘文辉。

刘湘排兵布阵的缺陷和弊病,被他一眼看穿。

往往在双方激战多日,胜负难分之际,刘文辉就另出奇兵,突然向刘湘的侧背发起猛烈冲击。

一线防御怕的就是这个,弱兵固然支持不住,就算强一些的,也不敢不撤,因为后面没有部队,不撤的话,等着你的便是遭到围歼。

刘湘被迫退却,并围绕老君台与刘文辉展开激烈争夺。

老君台乃荣、威前沿的战略要地,却先为刘文辉所夺,刘湘后知后觉,发现后才回头欲抢,两军谁都不肯放弃,结果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总计投入兵力竟然达到了两三万人。

刘湘的那套老战法,防御简单,进攻上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列成横队,一线冲锋。

迎头冲锋的是潘文华,号称刘湘手下最勇之将,可与关云长媲美,然而落后的战法让潘文华也大吃苦头。

老君台一役,是荣威大战中的著名恶战。潘文华血拼竟日,所部当场战死者便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

刘湘急调王缵绪、范绍增增援,二将同样被杀得落荒而逃,与此同时,另一翼的唐式遵也精疲力竭,仅剩招架之功。

刘湘的各路大军均告失利,只得退守荣、威,筑防固守。

又防守了,但老毛病依旧。

刘文辉再出奇兵,派精锐部队间道丛林,从背后绕袭荣县。突袭部队成功占领荣县,后因未与正面部队取得联系,才自行撤离。纵然如此,对刘湘的军心已造成极大打击。

刘从云首先跳起来,认为是刘湘没有照他制定的计划作战,才会吃败仗。

其实以前行军作战,刘湘也没有哪一次能够原原本本照刘从云的“卜卦”本子上课,包括泸州之战中的舰队闯关,不也错过时辰了吗?只能说,败仗吃得太多,大家都不可能再淡定得下去,互相埋怨是免不了的。

另外,刘从云如此气愤,还跟他的“神军”有关。

神兵师虽在泸州出了糗,但实战多了也渐渐有了军事经验,这些道徒出身的官兵比一般军人更具优势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承压能力很强大,在战场上敢拼能杀,渐渐上升为不可或缺的主力。

可还没等刘从云得意呢,神兵师就蒙受了惨重伤亡。老君台一役,神兵师一个主力旅仅余千人左右,连一个团都凑不足。到荣县被占,神兵师的所有军用物资又被刘文辉席卷一空。

刘从云心疼不已,他对刘湘大发脾气:“我这个计划乃扶乩得来,代表天意,你不按照我的计划作战,便是违反天意,违反天意怎能不败呢?”

“神仙军师”借题发挥,而且越说越来气,最后一甩袖子,回家,不干了。

军师走人,刘湘最为倚重的潘文华也身染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

刘湘一向稳重内敛,待人宽厚,此时忽然一反常态,竟然给潘文华下达命令:“不要说得了重病,你就算奄奄一息,也得给我爬起来指挥,绝不允许再退后一步!”刘湘真是急糊涂了。

荣威大战开始以来,他没有能在刘文辉身上占过一次便宜,这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极为罕见。

当然,以前也不是没吃过亏,比如刘湘也曾多次败在杨森手上。但杨森打仗,并没有脱离速成系的路子,不过是特别悍勇罢了。最起码,你知道怎么防他攻他,以及如何与之周旋。

可是这些对刘文辉完全不起作用,那真是防也防不住,攻也攻不上。刘湘能做的,似乎就是败了退,退了败,然后不断重复。

就在不知所措之时,侦察电台又送来一份破译电报。

这是刘文辉的前敌总指挥发给刘文辉的密电,上面提出制胜的两条计策。第一条,是在已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对刘湘发起总攻,具体步骤仍突出一个“奇”字,即正面佯攻,出奇兵绕过防线,实行前后夹击。

对于保定系将领惯用的这种奇袭打法,刘湘倒是已见怪不怪,让他惊骇的是密电中的第二条计策。

第二条计策说,应乘刘湘专注于前线,派五个旅“附自贡之背”,乘虚直捣重庆。

刘湘本人就在自贡督师,所谓“附自贡之背”,就是从自贡的边上穿插过去,然后直达重庆。

当时刘湘的主力都集中在荣威战场,留守重庆的仅有一个旅,战斗力又很薄弱,五个强旅攻一个弱旅,要攻下重庆,基本上就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可以预计,如果此计能成,刘湘等不到防线被攻破,败局就已不可避免,而且从此将永不能翻身。

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刘湘的眼睛都红了。

刘湘一面给重庆守军发去急电,要求抢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一面想到了向刘文辉求和。

他给刘文辉写了封亲笔信,让人拿着去找刘文辉,“向幺爸请和”。

在发出求和信后,刘湘仍然忐忑不安。

知叔莫如侄,刘文辉是一个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清盘”到底的人,何况已经胜券在握,为什么要跟你和呢?

必须还要拉响警报,找人施以援手。

这个时候求援,就是喊救命,着实有些丢脸,但有什么办法呢,再不喊,命可就没了。

关键是谁能救命?!

“七雄”里面,刘存厚靠边站,“杨李罗”退至末游,田颂尧又在巷战中被刘文辉给打衰了下去,能救刘湘命的只有邓锡侯。

局外人可能觉得奇怪,这邓锡侯又是帮刘文辉调停,又是守城,他凭什么会反过来帮刘湘?

你要是这么想,就说明你还不是真正了解邓锡侯。

田颂尧给刘文辉挖了两下墙角,就觉得受了天大委屈,恨不得嚷嚷到让全世界都站出来替他讨公道,做这种事的人,那就是个冬瓜。

邓锡侯不是冬瓜,他是水晶猴。

要说委屈,邓锡侯其实比谁都更委屈。刘文辉的挖墙脚和抽鸦片一样,已成癖好,哪怕是窝边草,都照吃不误,挖田颂尧的同时,他也挖邓锡侯,而且是狠挖,拼命挖。

田颂尧不过才丢了两个团,邓锡侯被刘文辉拖走的是一师两旅!

要照田颂尧的样子,邓锡侯绝对有理由跑到刘文辉家门口,咣咣咣地朝大门踢上几脚,吐上一口唾沫,然后再在墙上给刘文辉贴一张大字报。

可是邓锡侯什么都没做,甚至也未像田颂尧那样派人与刘湘制定密约,他打碎牙往肚里吞,仍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见到刘文辉也依旧毕恭毕敬,当对方是保定系的绝对老大。

直到在成都门外,恭送刘文辉率师出征。

刘文辉曾与邓锡侯有约在先,即不让任何其他部队进入成都,刘文辉的背影一消失,邓锡侯立即大开城门,把周围其他诸侯包括田颂尧、刘存厚甚至是刘文辉的“死敌”李家钰全都放了进来。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局面搅混,甚至于联合更多的人来对抗刘文辉。

刘文辉在前方打得起劲,还不甚留意,刘湘一个劲后退,早就左瞻右顾,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刘湘的性格当中,也有很大“伪”的成分,亦即俗称的“装”。应该说,在这方面,他跟水晶猴颇有共通之处,可谓心有戚戚,所以对邓锡侯的把握和认识,相应就比“真小人”刘文辉来得更准确更到位。

邓锡侯一开城门,刘湘就知道了他对刘文辉的真实态度以及心中所存的危机意识。也就是说,邓锡侯虽然暂时还无力量与刘文辉单挑,但他绝不会坐视刘湘被刘文辉所灭,因为刘湘如果垮掉,刘文辉对他就不会只是挖墙脚,而是要大口吞并了。

这正是刘湘在极其危急的时刻,要朝邓锡侯喊救命的原因所在。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拟求援电。

假如实话实说,把如今的困境描述一遍,那猴子油头滑脑,会不会不敢来啊,基于这一顾虑,刘湘在电文中写了一句话:“胜利在握,请速发动攻击,用竟全功。”——我这边已经快搞定了,就差你搭把手,刘文辉一推可即倒。

把这句话写完,刘湘自己也心跳不已。

心跳倒不是因为说了谎。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伪”已成为基本生存法则,有时候甚至除了谎言是真的,其他可以全是假的。

刘湘心跳,是觉得不踏实。想想那邓猴子比谁都精明,前线战况真能糊弄得了他吗?

刘湘决定找谋士商量一下。

参谋长钟体乾负气离职,军师刘神仙也甩袖而去,不过幕僚中还有一个极能干的。

此人叫张斯可,毕业于速成学堂。据说学生时代的张斯可上课老爱打瞌睡,老师看到便惩罚性地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不料张斯可对答如流,绝无破绽。

在成为刘湘的幕僚后,张斯可仍然保持了这一习惯。他喜欢喝茶,而且用两只碗两种茶,一只泡的是成都产的花茶,一只泡的是重庆产的沱茶,张斯可喝一口花茶,就闭起眼睛养一会神,然后再饮沱茶,喝完之后再靠在椅子上打瞌睡。

张斯可平日里似乎就做这两件事,除了喝茶就是睡觉,但只要谈及正事,马上目光炯炯,且雄论滔滔,因此人称“睡诸葛”。

张斯可受召进账,看完电稿突然问刘湘:“你是愿意邓锡侯从速出兵,还是再观望一段时间?”

刘湘回答当然是要尽快,越快越好。

张斯可一笑:“如果邓锡侯看了这份电稿,他只会继续观望。”

刘湘听话出有因,忙问为何。

张斯可分析说,邓锡侯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非得等到“大虎伤,小虎毙”时,才会露面。如果电稿上写“胜利在握”,基于他对荣威战况的了解,就会判断刘湘一方尚有余力,或还有什么绝招藏着没使出来,也就不会马上加入战局了。

张斯可一针见血:“邓锡侯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如此岂不要弄巧成拙,误了大事。”

刘湘恍然大悟,看来确实低估猴子的智商了:“那依你看,电稿该怎么写?”

张斯可早就替刘湘想好了,这么写——“湘智力俱竭,势难支持,请立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

反正一句话,必须让邓锡侯知道实情,告诉他:小虎将毙,大虎已伤,这场虎斗行将结束,你再不登场可就晚了。

张斯可断言:“只要邓锡侯收到这份改写后的电稿,必立即出兵,刘文辉腹背受敌,我们的困境可解。”

刘湘一听大喜,多少天来蹙紧的眉头也为之一展。不出张斯可所料,邓锡侯在接到二次改写的电稿后,果然再也坐不住了。

他趁刘文辉不注意,一下子派出三个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刘文辉的后方,使其后方阵脚大乱。

与田颂尧嚷嚷之后却欲战不战不同,邓锡侯是不出手便罢,要出便朝着你的要害部位而来。而且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这就叫咬人的狗不叫。

刘文辉措手不及,急忙从前线调兵援救后方。刘湘通过侦察电台,发现唐式遵前方的敌军正准备回撤,便让唐式遵发起反攻。

唐式遵早就被打懵了,身上已全无一点“白脸张飞”的气势,接到刘湘的命令后仍傻乎乎地一动不敢动。

这时刘湘已经向刘从云赔罪,派人从老家把他给接了回来。见唐式遵真的成了“二瘟”,刘从云便拿起电话,对唐式遵说:“这是我算出来的,刘文辉的兵次晨拂晓必退,此为天意,你不可拂逆天意。”

经过不断的渲染渗透,军中对刘从云已形成一种迷信,都以为他“算无遗策”。特别是在泸州伏击战后,刘从云更俨然成为“多智而近妖”的孔明化身,甚至他对荣威大战失利的解释,也被许多人认同,都在背后嘀咕,说要是刘湘不折不扣地按军师计划行事,哪里会败成这个样子呢。

刘从云的卜卦比刘湘的命令还管用,唐式遵第二天便率部出击。他惊喜地发现,神仙的预言竟然分毫不差,刘文辉的部队已无心恋战,都在纷纷撤退。

这下爽了,唐式遵乘势追击,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虽有小胜,但刘湘心里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疲困不堪,若刘文辉弃邓锡侯于不顾,仍专心致志地实施总攻和奇袭重庆之策,那他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

见好就收吧,刘湘趁热打铁,给刘文辉写了第二封求和信,希望幺爸看在家族情谊的份上放他一马,为此还引用了那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言。

收到刘湘的信,刘文辉面对两个选择:要么除恶务尽,一竿子插到底,要么答应刘湘的请求刘文辉有“插到底”的必要,也有这个能力。

邓锡侯说得好听是第三强,然而他的实力与二刘相比,还是相对弱小,从长远来看,能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主要对手只能是刘湘。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暂时放过“挠痒痒”的邓锡侯,集中全力,一鼓作气击溃刘湘。

可是刘文辉正恨着“背信弃义”的邓锡侯,怒火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要借着刘湘的这封信,与刘湘达成和解,把邓锡侯给干掉。

一个将决定刘文辉后半生命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战机擦肩而过了。

二刘停战议和,刘湘顾虑刘文辉可能会对邓锡侯进行报复,因此特地在和约条款上注明,要求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否则他将出兵援助邓锡侯。

条款说的是眼前的事,过一两个月自然也就失效了。议和之后,刘文辉真正的阻力却是来自于内部的保定将领。

邓锡侯为人油滑,但油滑之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死心眼,损人不利己那样的事是绝不会做的,他通常都是先利己,利己不成,就宁愿与人方便。

比如有一个叫陈光藻的将领,他原来是邓锡侯属下的师长,但实际上是自己搞了一些防区单干。后来防区被别人兼并,过不下去了,才跑到成都找邓锡侯想办法。邓锡侯防区也不多,就算想收容都接济不了对方的粮饷,于是好人做到底,又设法把陈光藻介绍给了刘文辉。

其他像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最初也都是邓锡侯的下级,随着事业越做越大,羽翼丰满,邓锡侯或觉得已无法驾驭,或难以养活,都一一采取了放飞的方式。

“刀打豆腐光两面”,邓猴子在保定系里面的人缘不是很好,是非常非常好。刘文辉手下的保定系将领都反对将矛头指向邓锡侯,理由是,在成都巷战中由于主动向田颂尧开战,已经导致保定系出现分裂,若再跟邓锡侯成为冤家对头,保定系必将分崩离析,以后将很难斗得过速成系。

“家里的事家里解决。我们保定系内部不能再互相残杀,这个仗不能打。邓锡侯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如何解决呢,部将们说,一定是有“奸人”在邓锡侯耳边吹了什么邪风,邓锡侯受了蛊惑,现在只需让邓锡侯开除“奸人”,事情就可以扯平了。

刘文辉哼了一声,也不置可否,便打马率部回师成都。

内部阻力这么大,刘文辉审时度势,饶过邓锡侯不是没有可能,偏偏邓锡侯做贼心虚,他本以为二刘还会抵死硬拼,没料到战事会如此快就结束,自己首先就有些怕了,便唆使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三部出面,把城门一关,不放刘文辉的部队进城。

刘文辉大为恼怒,说:“我身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不能进入省城,真是岂有此理。”

四家见刘文辉发了火,经过紧急协商,这才同意刘文辉入城。

胸中一口恶气尚未消除,又意外地遭遇入城之辱,再联想到荣威大战功败垂成,再难挽回,刘文辉对邓锡侯恨到极点,遂下定了除掉邓锡侯的决心。

刘文辉除邓,还来自于他的一个现实需要。

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支变得极端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难,继续扩充防区是最好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保定系将领仍然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他们认为,邓锡侯虽为人狡猾,但对维系保定系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遭致诸侯们的群起围攻,太危险了。

刘文辉有一个师长,名叫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他仗着自己与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要打,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还能缩减部队,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我说邓猴子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

怒不可遏之余,刘文辉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晋康是邓锡侯的字),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将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亲信嫡系支持,比如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这些人大多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跟着刘文辉才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已经十分明显,邓锡侯这才察觉大事不妙。

猴子起初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呢。

归根结底,两人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也可以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角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此脆弱?

邓锡侯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理解的是,刘文辉的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虽然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那说的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时过境迁,刘湘已不可能再搅进来,邓锡侯只能自己挺着脖子挨刀。

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二万人,且能征善战,这笔账算得猴子浑身发凉。

他一面派人谒见刘文辉,磕头作揖,请对方高抬贵手,一面与刘文辉的那些保定将领联系,呼吁“保定系不打保定系”,甚至同意将那位被指认的“奸人”予以免职。可无论是求饶还是呼吁,刘文辉决心已定,就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他准备以设宴邀请为名,将邓锡侯予以扣留,擒贼先擒王,不战而瓦解其军。

刘文辉账中,反战并同情邓锡侯的人很多,有人偷偷地跑出去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闻报,顿时七魂去了六魄,急忙以打猎为名,只带几个随从,便乘车潜出城门,逃往防区。

即便躲进了自家防区,邓锡侯仍然惊魂未定。就在他部署防守的时候,刘文辉那边又传出消息,说是已开出大价钱,要收买他的高级将领,这消息让邓锡侯心里凉了半截。

刘文辉是著名的“挖墙脚大王”,他要挖谁的墙角,鲜有不成功的,如今强弱又如此分明,不等于要未战先败了吗?

邓锡侯便把旅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说既然刘文辉死不肯放过我,没办法,我还是下野吧。

讲这个话,邓锡侯是为了测试一下部下的态度:如果你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没反应,那就只好真下野了。

让邓锡侯感到惊喜的是,将领们还都挺够意思,没一个希望他辞职的。

做邓锡侯的部下,那是真的很爽。各师旅防区内的政税收入,一个子儿都不用交到军部,邓锡侯只要求这些师旅长形式上能叫他一声长官就够了。

那他需要开支怎么办呢,成都造币厂归他控制,造币厂造硬币,总是可以赚到点钱的,猴子就靠这个养活自己。

由于邓锡侯无为而治,所属将领都不愿公开脱离他。邓锡侯曾经说过一句话为自己解嘲:“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抬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会上,一个旅长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这下你倒是名利双收了,可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幺(指刘文辉)作战到底。”

一句话说到哄堂大笑。其实众人也都是这个想法,都要继续抬着邓锡侯走。

邓锡侯疑虑全消,一拍桌子:“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就照大家说的干嘛!”

上层没问题了,邓锡侯还怕基层不稳定。刘文辉的“挖墙脚”可谓是无孔不入,驻军成都期间,他甚至会在公馆里接见邓锡侯下面的一个普通团长,并馈送钱物,极尽拉拢之能事。

所幸关键时候,基层军官也挺住了,没有受到刘文辉的诱惑。邓锡侯很是激动,他对军官们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把我们当成了猪。”

顿了顿,他话锋一转:“我们是猪,可我们是刺猪,他刘文辉吞下去是要卡死的。我现在就要看一看,你们的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如果够硬的话,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回成都呢,今后究竟谁吃掉谁,也是件说不准的事。”

邓锡侯讲话时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可他心里其实明镜似的:刺猪毛再硬,若是凭现在这副小体格去跟刘文辉直接对耗,还是一样白给,田颂尧便是前车之鉴。

怎么打,邓锡侯已经想好了,他要靠一条河。这条河叫昆河,本是从都江堰引出的一条灌溉渠,河面既窄,水也不深,到了冬天,几乎可以涉水而过。

都江堰的水又来自于岷江,由分水堤坝将江水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灌溉。邓锡侯事先把外江的水放入内江,使昆河的水位相应升高,流速加快,造成防守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刘文辉在发现邓锡侯逃走后,便立即率部追杀而来。为越过屏障,他征集大量木桶、竹筏用以组织抢渡,邓锡侯则集中山炮和迫击炮猛烈轰击,结果多次抢渡均未能够成功。

除了地理障碍外,刘文辉进兵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帅不齐心。

主将陈光藻拒绝主动进攻,理由是他不能为了刘文辉的“新恩”,而不顾邓锡侯的“旧德”。其他保定系将领也大多出工不出力,刘文辉任命的两个总指挥,包括冷寅东在内,都迟迟不前,没有要坚决攻过昆河的意思。无奈之下,刘文辉只得依赖刘元塘等少数亲信嫡系部队,作战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双方隔河对峙一个多月,未分胜负,但邓锡侯到底心神不稳,怕时间一长,自己的部队会坚持不下去。

他召集部众出主意,想办法,有个姓黄的旅长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澄(刘湘)出兵,才能击败刘文辉。”

向刘湘喊救命,邓锡侯不是没有想到,但荣威大战已过去将近半年,当时所定的互助条款早已失效。二刘再怎么说,毕竟是叔侄关系,常言说得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而且邓锡侯还获悉,刘湘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兴师与入川的红军作战,这种时候,还会顾得上他这个小泥鳅吗?

这个黄旅长是刘从云的弟子,深知刘从云在刘湘幕中的分量,他接着献计:“要刘湘出兵不难,只要找我的老师刘从云,他是刘甫澄的军师,凡军机大事,刘甫澄对他言听计从。”

邓锡侯做事,向来不会直捅捅地去自讨没趣,那是田冬瓜那样特无知的人干的。他喜欢转弯抹角,做聪明人,办聪明事。一听黄旅长的话,他马上就开了窍,与其找刘湘,不如开个后门,找他身边最器重最信任的人。

“你快说,具体该如何办。”

黄旅长见上司已经心眼活络,这才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如果军长能崇敬刘老师,给他当弟子,事情将迎刃而解。”

不就是拜刘从云为师吗,好说,邓锡侯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催黄旅长星夜启程,一秒钟都不要耽搁。

黄旅长赶到重庆,见到刘从云,把情况一说,刘从云欣然应允。

荣威大战,虽然作战计划系刘从云拟订,但却是由刘湘具体执行。而且刘湘也未真正按照计划行事,刘从云对此一肚子不爽,即便被请回后仍心有不甘,总想着要找机会重新施展一下抱负。这个时候邓锡侯来投,正中下怀。

他去找刘湘商量,没想到刘湘也正在犹豫,犹豫要不要与刘文辉翻脸。

邓锡侯潜出成都后,曾给当时正驻于城内的蒋介石代表曾扩情发了份急电,告状说刘文辉突然出兵侵袭他的防区。

对于如今的南京政府而言,红军入川才是头等大事,在这一大背景下,曾扩情当然不希望看到诸侯间再起干戈。他急忙赶到刘文辉的公馆,查证此事是否确实。

刘文辉毫不避讳:“实有其事。我的军队多地盘少,不能不要邓锡侯让出相当的地盘,来养活我的军队。”

没等曾扩情出言劝阻,刘文辉便打断了他的话:“事出权宜,几天之内就可获得解决,战争不会扩大。”

曾扩情默默退出,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对刘文辉已十分不满。

既然四川内战已不能避免,倒不如早一点把刘文辉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祸根铲除,以便一了百了。他随即赶往重庆,提醒刘湘:你要倾全力打红军,可万一你叔叔乘机从背后直捣你的巢穴可怎么办?

一席话把个刘湘给说愣住了,同时他也明白,曾扩情能这么说,必是得到了授权,也就是说蒋介石同意和支持他先解决刘文辉。

要解决刘文辉,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已经具备,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刘湘担心的只是打不打得过。

经过半年整顿,刘湘的部队已逐步恢复元气,但荣威大战的教训仍在,这使刘湘君臣想起来就有些不寒而栗,感到刘文辉无论在军队的数量、质量还是指挥人才上,都比己方占优,与之作战难有取胜的把握。

正在左右掂量,刘从云来了,刘湘便向他问计,是不打好呢,还是打好呢。

刘从云有备而来,不由分说:“当然要打。昆河之上,刘、邓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我们出兵,刘文辉必然垮台,甫公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

这是谈政治,并非“神仙军师”的专长,刘从云最擅长的还是邪门歪道。

他对刘湘说:“我给你卜卦相定的司令部大门和大厅都是向着西方的,这是因为你的命相属金,利于西征,刘文辉正在西面!上次作战不利,都是因为没有按我的计划用兵的缘故,此次若全部照我说的做,必能马到成功。”

听刘从云这么正的邪的来回一分析,刘湘信心倍增,随即授权刘从云全盘负责前方军事:“这次从计划到执行,全都你一个人来,我要遵从天意,打一个大胜仗。”

刘从云兴兴头头地拿到帅印,第一站便是直奔资阳,在那里与邓锡侯见面。

邓锡侯已提前在资阳等候,他着急啊,眼看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刘湘的态度如何,昆河那里还能不能顶住。

见到刘从云,邓锡侯如见救星,得知刘湘答应出兵,更是大喜过望,现在他唯一忧心的就是怕两边接不上——万一在刘湘到达之前,刘文辉就已攻过昆河,自己岂不仍是一场空。

刘从云惯于察言观色,马上看出邓锡侯的心思,随即煞有介事地掐指一算:“不妨,河神保证你可在昆河守四十天,来得及!”

邓锡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长头,执弟子礼,从此正式拜刘从云为师。

此刻的邓锡侯就像是躺在病床上的重症病人,对他来说,刘从云不啻为一个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活神仙,那是身家性命都可以托付了,叫声师父又怎么的。

刘从云“掐指”得出的四十天是有讲的,不光刘湘的部队需要作战前动员和准备,还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形成声势。

老实说,要是面对面你一拳我一脚,“神仙军师”未必在行,他在行的就是咋咋呼呼,一大早扮僵尸吓人。

刘从云在资阳主持召开会议,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尽皆与会,与会人等一致表示要拥护刘湘统一四川,同时接受刘湘指挥。

在来到资阳之前,刘从云就从刘湘那里拿了一张十万元支票,会后,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支票交给邓锡侯:你先用着,马上还有十万发子弹要送给你。

邓锡侯激动到都快哭了,“杨李罗”也是个个振奋不已,认为刘湘这回是砸锅卖铁,真要跟刘文辉好好干上一架了。

声势不是白摆的。刘文辉得知资阳会议的情况后,先后两次致电刘湘,言辞卑微,希望刘湘不要对他动兵。

能让刘文辉跟卑微这两个字挂上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表现得如此紧张,乃至于未战先怯,与其说是被诸侯们的气势给吓住了,还不如说是对内部分裂的日趋严重化已无计可施。刘文辉的保定将领对昆河大战一直持消极态度,导致在部分重要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攻守双方隔河相望,人员自由往来,完全没有什么大战时的气氛可言。

在得知刘湘即将出兵,以及资阳会议的消息后,他们索性背着刘文辉,擅自约请邓锡侯的保定将领会商,并订出了一个议和条件。

这个议和条件就是要把矛头转向刘湘,以把夺取的三县还给邓锡侯为代价,要求邓锡侯在二刘之战爆发时严守中立,甚至必要时支援刘文辉。

可如果刘文辉本人都不同意议和怎么办呢?

那就不客气了,保定将领全部通电脱离刘文辉,请刘文辉退至西康,我们另立保定系盟主!

参加会商的将领回到成都,便公推其中一人去找刘文辉汇报。众将以为,如此苦心孤诣,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刘文辉和保定系的根本利益,不管怎么说,联合邓锡侯来击败刘湘,总比让刘湘联合邓锡侯兴师问罪强吧,所以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偏偏汇报的人是个马大哈,一个口袋里揣两封密约,议和条件与“全体脱离”混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首先摸出来交给刘文辉的竟然是“全体脱离”。

看到“全体脱离”,刘文辉脸色大变。

这名将领见状,情知有异,这才发现把两封密约给装错了,急忙又将和约掏出。

可是刘文辉对和约已经毫无兴趣,他认定这些保定将领是心怀叵测,要弃他而去了,对和约内容,一个字都不肯看,只是连连摇头:“还有什么话说!”

第二天早上,刘文辉召集全体将领在公馆谈话,说着说着便失声痛哭,说:“经几十年缔造,我的事业才有今天规模,现在落得如斯结局,真令人痛心。”

这话说出来,就是不让别人说话的意思,大家不欢而散,无论议和还是“全体脱离”都已无从谈起。

保定将领要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偏偏不会这么做,他情愿再来个“二刘合作”,以便干净彻底地灭掉邓锡侯。但是刘湘也认定这是他趁势击败刘文辉的绝好机会,如此天赐良机,岂能轻易错过,因此对刘文辉那两封实质上的“求和电”均置之不理。

1933年7月2日,刘湘在大本营发布命令,由刘从云率模范师(神兵师)以及本部主力向刘文辉发起进攻,李家钰、罗泽洲等其余联军人马随后跟进。

刘文辉鉴于腹背受敌,内部又不团结,于是决定放弃昆河,退出成都,固守岷江。

在进入成都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授权他节制所有川军,同时敦促刘湘尽快起兵攻打入川红军。

刘文辉是刘湘在川中最大也是剩下的唯一对手,眼看击倒有望,他哪里肯舍,遂致电蒋介石,要求“先安川后剿赤”。

得到同意后,刘湘便正式打出“安川军”旗号,号令大小诸侯抢攻岷江,史称岷江大战。

在四川难以计数的大小内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三十万。战端一起,便引起国内外的瞩目。上海一家画刊专门刊出一幅时事漫画,用以勾勒这次大战的来龙去脉,倒也妙趣横生。

漫画内容是,在一座院子里,四根木柱搭一藤架,架子上趴一猴,再吊一冬瓜。藤下有两头牛在角力,它们各不相让,凶猛冲击,哗啦一声,藤架被撞垮了,冬瓜摔到稀烂,猴子惊得直叫唤。

明言人都能看出,画中的猴暗喻邓锡侯,冬瓜指田颂尧,两只牛,一条是刘湘,一条是刘文辉。

现在藤架垮了,两头牛也都冲出院子,它们要到江边来捉对死拼。

刘文辉退守岷江,避免了两面作战,如果能再整顿内部,倒也不失为以退为进,反败为胜的招数,问题是,内部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刘文辉不再信任保定军官。岷江四百里河防,他让保定部队一字排开,扼守于第一线,刘元塘等部则被分配于第一线后段,名为预备队,实际却是要起监视作用,于是上下相疑,全都无心作战。

另外一方面,随着收缩到岷江一线,刘文辉的防区变得更加偏远狭小,供给也日益困难。他们从前过惯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很少吃过苦,这下子一个个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刘文辉让众将献计献策。

保定将领说,与其困守岷江,不如十个团、二十个团、三十个团地分散打出去。

刘文辉早就对保定将领心存怀疑,恨不得把所有团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心里,这样的计策,自然不会采纳。

亲信嫡系多为刘文辉的子侄辈,年纪轻,没什么政治头脑。有人竟然提出要派出一部分人伪装红军,跑出去把局面搞乱,然后再攻击刘湘不顾“剿匪”大局,以便要挟其退兵。

刘元塘对这种主张最为起劲,刘文辉还没表示态度,他就把部下召集起来讲话,说:“现在我们军长(指刘文辉)行将下野,依我的想法,什么军长、川省主席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当就不当。我们倒不如趁此机会干他妈一下子!”

他越说越昂奋:“如果我们的环境再坏下去,就坚决打出红军旗子,我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以下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团营长各奖大洋一万元,连排长各奖三千元。”

刘元塘对红军的理解不光是升官发财,还包括“准许官兵自由行动”,反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准是特别舒展,特别有范。

给刘元塘如此一描绘,下面自然是欢声雷动,既然当红军这么好,还窝在这里苦巴巴地熬煎个什么劲。

刘元塘喜滋滋地跑去报告刘文辉,刘文辉当然知道这是在胡说八道,不仅不同意,还劈头盖脸赏了他一通臭骂。

保定将领信不过,信得过的又全是一些脑子抽风式的“政治盲”,一贯自信多谋的刘文辉也变得六神无主起来。

谁能告诉我未来之路在哪里?

刘文辉也迷信,但还不太一样,对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刘文辉并不真正相信。那个所谓的万神仙,其实不过是他用来抵御“刘神仙”的摆设或者说是傀儡。正式场合,他从来不允许此类妖人插手露面,这也是他与刘湘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要预知未来,并不一定需要装神弄鬼。比如著名的易经,据说就是周文王被关在牢里时的占卜工具,所以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刘文辉如今困窘已极,也想到了要用这种方式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刘文辉带着少数高级幕僚去关帝庙进香,求来“牙牌”(一种民间牌九,可用于卜卦),此后便天天在办公室占卜。有一天,他在卜卦上读到两首诗,令他怦然心动。

第一句上写道“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滩”。念到这里时,刘文辉不由打了个寒噤,因为诗句中所言,简直就是他如今所处困境的真实写照。

接着读下去,第二句是:“若遇草头人,祸起萧墙里”。

不仅是刘文辉,围在他周围的那几个幕僚都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分明在说,有一个“草头人”会使我们“祸起萧墙”吗?

草头人,应当指的是这个人姓名上有草头,他是谁?

大家都在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毕竟关系太大,弄错了的话,可是要掉脑袋的。

刘文辉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当然他也不能确定,只能说是怀疑。

他怀疑“草头人”是陈光藻。

昆河大战中,陈光藻为了“旧德”,就不肯进攻邓锡侯,刘文辉早就疑虑重重,当时就曾派人对之进行监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陈光藻的藻字不正好是草头么?

刘文辉立刻加量加价,在监视前又加了严密二字,并派他的干儿子专门执行此项任务。

1933年8月14日,刘湘下令“安川军”全线总攻。

草头人的真面目就在这一天揭晓,但他不是陈光藻,而是陈光藻手下的一个叫叶青莲的营长。

叶青莲此前早已被邓锡侯所收买,当天凌晨,“安川军”正是从他把守的缺口得以强渡过江。

陈光藻闻讯急忙打电话向刘文辉报告,刘文辉大吃一惊:莲也是草字头,原来叶青莲才是真正的草头人,真是祸起萧墙了。

他不无沮丧地告诉陈光藻:“此事我早就知道了。”

陈光藻解脱嫌疑,刘文辉便将签上那两句诗念给陈光藻听,陈光藻这才明白,为什么一段日子以来,刘文辉的干儿子会对他寸步不离,原来是刘文辉派来监视的。

“祸”出现后就不断应验,“安川军”沿缺口陆续过江,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猛,渐渐势不可挡,连刘文辉最贴心的战将都打电话告急:“实在抵挡不住。”

刘文辉情知败局已定,被迫下令撤往雅安,但他的部队早已是人心涣散,只有少部分听从命令随其后撤。

刘文辉的勤务兵接到撤退命令的同时,也听到了枪声,赶紧将刘文辉的蚊账一扯,包起床上的东西就跑,连办公桌上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没来得及拿,可见其张皇之状。

倒是曾被他怀疑是草头人的陈光藻,一路忠心耿耿地在后掩护,直至被“安川军”活捉。

刘文辉撤至雅安后,仍停留在岷江一线的部队纷纷自谋出路。

冷寅东手上仍掌握着一万多人马,但是缺乏粮饷,快要断炊了,便对刘文辉说,他想率部到雅安来。

刘文辉听后叫苦不迭:“目下,连随我退到雅安的部队都无米供养,你把部队带来我怎么供得起?”

冷寅东走投无路,不得不派人向刘湘接洽投降。

刘文辉的警备司令也想投降“安川军”,但是又不知道投谁好,幕僚说,要不投邓锡侯吧,都是保定系的,也有人照应。

这司令倒是很清醒:“算了吧,你们看看刘湘这个架势,早晚也要把邓锡侯给吃掉,不如我现在就投刘湘,也免得将来再嫁第二家。”

还有更发噱的。

刘文辉属下的某师不等刘湘过江,就全副武装,自己渡江,跑来要求刘湘收编他们。此举被川军各部引为笑谈,说人家是“抢渡收编”,你们是“抢渡就编”,实在是四川战史中的奇闻。

后来刘文辉谈及往事,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仍十分痛心,说这么多部队一枪不放就拱手投降,让他想到了古代的一位四川女诗人。

这位诗人就是花蕊夫人,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其实刘文辉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他的很多部队之所以“竖降旗”,都是跟冷寅东那样,只想临时混个饱饭吃吃而已。

刘湘渡过岷江之后,仅收编刘文辉的部队就达到四万,而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三部加起来,统共也才收编了一万。大家争着要投降刘湘,除了已经看到刘湘必会加冕外,不能不说,那个“待人宽厚”的招牌也起了很大作用。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刘湘已经不需要招牌了。

统一之战,刘湘击败杨森,尔后收编了杨森的旧部,把他们当自个儿子养着,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但是杨森在万县一亮相,这些人就来了个“六部东下”,学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前去归顺旧主子。

刘湘可没有三国里曹操那样的肚量,他表面装仁义,其实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介意得不得了。

这次大功告成,用不着再穿画皮,刘湘的态度非常干脆:“收编刘文辉部队,我再不学过去给人家当军需了!”

他告诉负责收编的潘文华,此次必须“破碎收编”,“破师、破旅、破团”才能留营。

如此一来,原来的军官将领就没得饭吃了,就连那个“抢渡收编”的师长都没捞到一官半职,刘文辉的警备司令原先想得个师长,最后刘湘也只用一个虚职就将其打发掉了。

冷寅东与陈光藻一样,对刘文辉还很忠心,他的接洽投降,也多少是想学一点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得知刘湘存心要拆散其部队,他气得捶胸顿足,但舍此又无其他出路。

参谋长就从旁劝慰道:“师长,四川这部战史就是这样,你吃我的部队,我吃你的部队,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刘文辉在四川又是出了名的专门挖人家墙脚、到处拉部队的行家。你要是刘湘也不得不防啊。”

冷寅东见无法挽回,便将部队交给刘湘,自己卸职而去。

刘湘在收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刘文辉穷追猛打。

追至雅安,“安川军”在山上架起大炮,对着刘文辉的行营猛轰。其时刘文辉正躺在行军床上,一发炮弹正好打中墙壁,离他本人仅有几步之遥,刘文辉差点就因此送命。后来有人便传说,这是刘湘在泄刘文辉当日派人行刺之愤。

雅安不能待了,刘文辉继续夺命狂奔。

经过某地要吃午饭,他踏进大门,一眼看到正厅上挂一匾额,上书“自公退食”四字。刘文辉号自乾,平时朋友部属多称他为“刘自公”,看到“自公退食”,他就认为犯了忌讳,于是饭也不敢吃,一步不敢停,出门打马就跑。

三国演义上讲到败走华容道这一章时,说曹操“肝胆皆裂”,如今的刘文辉也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有诗讽之:“自乾本来性刚强,好比当年楚霸王,北剿南征无不胜,险些逼死在岷江。”春秋无义战,岷江大战和此前任何一次四川内战相同,也没什么好坏良莠之分。《大公报》一针见血,谓之是从“群魔乱舞”变成了“群魔又舞”,反正左右都是一帮贱人在瞎折腾。

民间的评论更是辛辣,老百姓把四川这么多年的打来打去,总结为“五龙闹川”:刘文辉原来的防地多,钱多,称金龙;刘湘以侄犯叔,跟长辈动手,称孽龙;邓锡侯的水晶猴子习性始终不改,称水龙;田颂尧老在阿呆与阿瓜中间转悠,称闷龙;杨森一度靠乞讨过日子,到处乱挤,称滚龙。

经过岷江大战,“金龙”刘文辉被撵出四川的腹心地带,军力削弱十分之九。“孽龙”刘湘不损反增,光收编的人枪就达到四万多,最重要的是,他打垮了川中的唯一对手,川军之中,再没有人能跟他叫板了。

真龙只有一个,接下来大家都在看“孽龙”如何处置“金龙”。

早在刘湘占据成都时,曾往访归隐的钟体乾,请其再次出山。刘湘说:“钟先生,你一气之下便走了,你不知道我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跟幺叔摊牌啊。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先生当谋更新之道,重新出来辅佐我。”

经过这么多时间,钟体乾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刘湘又登门相请,哪有不给面子的道理,但他仍嘱咐刘湘:“你对自乾只能适可而止,不应该太过分。”

刘湘马上接茬说:“我对幺叔,哪能有消灭他的心意,不过予以惩罚,削弱他的力量而已。幺叔长于政治,我长于军事,我们今后还是要合作的。”

这个时候的刘湘,外表装作谦逊,内心已是洋洋得意。他赫然以“长于军事”自命,完全忘记荣威大战是如何败于刘文辉之手的了。

不过在跟钟体乾的谈话中,刘湘显然已经意识到,刘文辉毕竟是本家叔父,他的长辈,亲戚之间“打破脑壳都镶得起”,必要时候他还是得给刘文辉留一条生路和余地,这样才能多少挽回一点“以侄犯叔”的不利影响。

岷江大战结束,刘湘达到了称霸全川的目的,当然更有理由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些,就好像刘备拿下西蜀,也一定会假仁假义地放刘璋一马。

刘文辉这边也尽量放低姿态,能多低就多低。他本人多次致电刘湘,表示认罪,愿意留在西康“巩固国防”,同时由老婆出面,给刘从云叩头,行弟子礼。

谁都明白,拜刘神仙为师,就是在彼此留下面子的同时,向刘湘俯首称臣的一种间接表示,说得更直接一点,便是“明拜神仙,暗拜刘湘”。

刘从云在众人面前大弄玄虚,掐掐算算,说是天意已定,刘文辉还应存在若干年。

舆论一造出来,刘湘在内部就比较好说话了。他在成都召见已卸职的冷寅东时说:“我们幺爸(刘文辉)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削弱他的实力,我还会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后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

冷寅东一听就明白了,赶紧替刘文辉请求:“自公(刘文辉)现在防区骤小,地方苦寒,处境十分艰难。甫公(刘湘)大人大量,不如放他回来吧。”

刘湘立即爽快点头,下令安川军撤出雅安。此时的刘湘在川军中早已是一言九鼎,他的命令谁敢不遵?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率残部返回雅安。

记得昆河大战前,刘文辉曾经固执地表示,他一定要打邓锡侯,哪怕那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没有想到他喝的果真是一碗毒药,喝完之后,人虽然还活着,但天地全变,部队及地盘已经失去大半,他彻底沦落为川军中的破落户,从此不再拥有如孟德一般称雄的可能和希望。对于曾有凌云之志的刘文辉而言,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和辛酸,据说他就是从此时开始吸食鸦片的。

一个人的梦破碎了,另一个人的梦实现了。

刘湘挟大胜之余威,在成都召开军政会议,他身边坐着刘从云、钟体乾、张斯可,后排立着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称得上是谋臣似雨,猛将如云,一时间,大有睥睨群雄,气吞全川之概。

由诸侯转变而成的“部属”们不仅唯命是从,恭恭敬敬仰承意旨,而且争相拜在刘神仙门下,以求生存。在刘湘这条真龙面前,什么金龙、水龙、闷龙、滚龙,都不过是现出原形的小泥鳅罢了。

“滚龙”杨森那是多自傲自恋的一个人,连他也不得不拜刘神仙为师。拜师就要叩头,杨森可怜巴巴地说:“我妈死了我都没叩头,对刘老师我行三鞠躬礼不行吗?”

直到拜师这一天,杨森还在为难,邓锡侯和李家钰不由分说,将他硬拉了过去。只见“刘老师”坐在太师椅上,各路大小诸侯一齐下跪,叩头拜师,众目睽睽之下,杨森没法再站着,只好也跟着叩头。

仪式结束,邓锡侯幸灾乐祸地问杨森:“今天有何感想?”

杨森又羞又恼,气急败坏,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这个头不是为我自己叩的,是为我的部下叩的,我心里把它当成是给我的部下祈福!”

回到防区后,杨森的心情犹不能平复,集合军官讲了这件事,告诫众人一定要发奋图强,以雪当日之辱。

像杨森这么顶真的人,当然只是极少数,而且就算是他,也叩了头,拜了师,等于承认了刘湘的“四川王”地位。

除了对刘湘这个王者不得不敬,其他人私下倒还是亲亲热热,无拘无束。

四川军人有一个突出特点,打仗的时候可以玩儿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打完仗,照样也可以你好我好,搂肩搭背。

有一次,刘文辉来成都开会,邓锡侯设宴迎接。邓锡侯方面负责接待的副官又紧张又好奇,不知道这两个战场上的生死冤家会如何见面打招呼,会不会发生尴尬甚至意外之事。

刘文辉来了,他身着黑袍马褂,举止彬彬有礼,并向早已等候在客厅的邓锡侯微笑点头。邓锡侯则像见到了久别的亲友,快步上前,拉着刘文辉的手连声说:“老幺,对不起,对不起。”

刘文辉满不在乎:“误会!误会!误会!”

邓锡侯笑着忙答:“好说,好说,请!”

两人礼让一番,才进入客厅就宴。笑谈之中,一切过往,早已云淡风轻。

出来混,总得经历风雨,只要是汉子,你就得扛得起、站得住,然后继续雄起。正如川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梁山泊兄弟,那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