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职当天，就告诫他的同僚：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这是禁忌，美国人对这一关乎美国国家生存的话题讳莫如深。
所以，要了解美国的国家战略，最好不要听美国人说什么，而是要了解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它的国家战略构想，而所有这些战略构想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护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人极力要维护霸权又是为了什么？答案也只有一个：为了延续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生存方式。
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职当天，就告诫他的同僚：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这是禁忌，美国人对这一关乎美国国家生存的话题讳莫如深。
所以，要了解美国的国家战略，最好不要听美国人说什么，而是要了解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它的国家战略构想，而所有这些战略构想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护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人极力要维护霸权又是为了什么？答案也只有一个：为了延续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生存方式。
美元与黄金脱钩，到现在已整整45年，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了一场堪称“完美风暴”的运动——全球化，在纸币美元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帝国。这一帝国的触须伸向地球各个角落，远超过当年大英帝国引以为豪的“日不落”，让美元像星条旗一样在全球每个角落随风飘扬，机械般上演同一个来复式动作：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
为了使这种绿纸换财富的游戏，看上去更像是一波接一波的经济自由化浪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美国人精心构织的深刻影响20世纪后半叶人类发展进程的金融大战略的产物，这些美国人从未在他们公开的国家战略中谈论过这个话题。据说，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职当天，就告诫他的同僚：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这是禁忌，美国人对这一关乎美国国家生存的话题讳莫如深。
了解美国的国家战略，必须先了解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
所以，要了解美国的国家战略，最好不要听美国人说什么。美国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它的国家战略构想，而所有这些战略构想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护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人极力要维护它的霸权又是为了什么？答案也只有一个：为了延续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生存方式。因此，了解美国国家战略的最好办法，不是听美国人自己说什么，而是要了解美国的生存方式。
美国人在过去40年里，找到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也最便捷的国家生存方式，那就是用金融手段从全球向美国转移财富。美国人发现自己可以不用生产其他的产品，只生产一样东西就可以致富，就可以过得比世上所有人都好，这个方式就是印刷美元。美国人可以用生产美元来过好日子，就此意义上说，美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存。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把它所谓的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而让它自己70％的就业人口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中国人喜欢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的演进，总有其必然的逻辑和轨迹可寻。1956年，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很少被人们提及但却不能不说的重要的事情：美国白领人数第一次超出了蓝领。这意味着美国的物质生产可以基本上满足需求，服务业开始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此时美国人并没有预见到，有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前面等着他们，这就是“虚拟经济”。这个时候美国还没有意识到它即将迎来一个崭新时代。尽管它对美元霸权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
此后仅仅过了不到半个世纪，美国人就把美元和信息技术媾和的“虚拟经济”玩到了极致，极大地拉开了与“实物经济”的落差。跨进21世纪的门槛时，全球年GDP不过46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也不过是7万亿美元，而金融交易额却已高达700万亿美元，两者相差100倍。时至今日，全球实物经济GDP总额也不过70多万亿，而金融交易额已达到2000万亿！在这一点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刺激和催发了虚拟经济的突飞猛进。这种情况，最大的获利者将会是谁？当然是美国。虚拟经济使美国人财富暴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一度创造了连续10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财富的剧增，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必然抬高，这一变化又引发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其制造业（主要是中低端制造业）开始向其他的国家转移，比如说向中国转移，从而造成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许没有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概括，能比“黄世仁”和“杨白劳”这两个中国歌剧人物的故事，更能准确地反映这种关系，那就是双向的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这是迄今为止任何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科书都不曾遇到或解释过的新型经济关系：一方面，美国在扮演黄世仁的角色——用其手中的美元盘剥其他国家（杨白劳）；另一方面，美国又同时扮演杨白劳的角色，从其他国家借债度日，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这种双向双重的经济角色，是人类经济史上的旷古奇观，因而也造成了一个一切经济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美国人手中的钱并不都是美国人自己的钱，但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却实实在在成了美国的财富。美国用借到的钱去投资并购买它转移到别国的生产线所生产的产品，然后促进美国生活的繁荣。如此一来，美国人要想保持自己经济的繁荣就必须让更多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而要让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保持美国强大和繁荣的权力之源。这其中的道理可能远比我的描述更为复杂，而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只需懂得“保持美元霸权，就是保持美国生活方式——从它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到经济繁荣——的前提和支柱”这一点，就足够了。对美国来说，这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它的生命线。
美元是金融帝国最主要的获利工具。既然是货币，就会随着它不同时期的发钞量，形成或升或贬的指数周期，有周期就会有强弱曲线。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指数开始确立，但人们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发现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可怕。可以想象，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等于获得了无限释放流动性也就是无限印刷货币的权力。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人在脱离黄金羁绊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失时机地印刷了大量美元。大量美元印出来，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指数走低，这一过程如同美国人打开泄洪闸放水，而把其他国家作为美元泄洪区。对于资本短缺的国家来说，美联储超额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久旱的土地”得到充分的“灌溉”。于是那些获得充分投资的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甚至出现“经济奇迹”。此时这些国家根本不会想到，为了让它们的经济繁荣转化为美国人的收益，美国人需要让这些国家新增的财富变成资本回到美国，去支持美国经济。这时美国人只需要做一件事，关闭泄洪闸，让美元的流通量减少。因为只要让美元的流通量收窄，就会让此前因大量释放流动性而走弱的美元重新走强。而更重要的是，此举将使那些欣欣向荣的经济地区因突然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甚至枯竭而经济停滞，迫使投资人不得不撤出资本，去追捧此时更有吸引力、更高回报率的美国金融资产，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抽血效应。40多年来，美国人在每次打开闸门向全球放水一段时间后，一般都会随之有一个降下闸门收窄流动性的过程。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收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指数的涨跌，呈现出一个波峰浪谷的美元周期律。
40多年后，日本的岩本沙弓(1)女士首先发现了美元指数周期律，每次上涨32个月，然后进入下跌期，连续两个下跌期，一次下跌65个月。西安的戚燕杰博士用数学模型研究美元指数，也得出了和岩本沙弓的发现非常相似的结论。差不多与此同时，郑州的时寒冰博士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也认为这差不多已成为美元走势的一个规律。40年间，美元指数每次长达10年左右的下跌周期结束以后，就会走出一个长达6年左右的上涨周期，这期间美国政府及美联储，会挥动利率这支金融魔杖，让全球经济像坐过山车一样，在先弱势美元后强势美元的浪谷波峰间俯冲跃升，而所有国家的经济命运，就在这种上下颠簸中被死死操控和掌握于代替了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美国人手中，直至每一次虚假繁荣之后，一个个泡沫破裂，各国经济深陷危机之时，就是美国人收获全球财富的季节到来之日。
此时的美联储会无一例外地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让全球的投资人纷纷从危机地区撤资，让大量资本回到美国。早已产业空心化的美国，这时其经济主体是虚拟经济，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回美国后，大部分都进了美国的三市——证券市场、债务市场、期货市场，给美国带来一个大牛市。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彻底变成一张绿纸后，这样的游戏已几度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而每次当美国人赚够了钱，就会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去扫荡那些经济情况变坏的国家的优质资产。换句话说，美国人将挥起美元利剪，无情地剪去那些待宰羔羊身上丰厚的羊毛。
降息如放水，加息如关闸。一降一加之间，全球经济随之变脸。过去40年里，美联储欲取先予，欲擒故纵，五度放水（降息），五次关闸，让各国尝够了金融过山车的滋味，所有“受惠”于美元灌溉的国家，不论在美元泄洪期如何风光，一旦进入美元“关闸期”无不惨遭屠戮！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两次（如果不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加息，使欧洲经济“失去5年”，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话）。第一次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第一次不受羁绊地向全世界开闸放水，向“泄洪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拉美国家近水楼台，率先“受惠”，这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促进了拉美经济发展，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人均GDP甚至一度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但是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5％，距离超级通胀只差一步之遥时，美联储决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把通胀从自己体内排挤出去。由此，美元指数下跌周期结束，美元开始走强，因为这时美国需要靠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经济。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玩这种金融魔术，其手法是：先向下游放水，接着再收窄水流，待哪个地方出现麻烦，投资人就会自动撤资，美联储再趁机加息，投资人就会垂涎美元资产的高回报率而从经济恶化的国家中蜂拥出逃，到美国追捧美国的债市、股市和期市。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出现，或者说，条件和要素不会“完美”呈现，但假如这个地区出现一次政治动荡或者军事冲突，形成地区性危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加速资本从这个地方抽逃。这就如同一壶开水烧到99摄氏度，还差1摄氏度才能烧开。地区性危机出现，就等于让水滚沸的最后1摄氏度。拉美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当拉美由于流动性不足初现金融危机的征兆后，资本一开始还只是慢慢地撤离，并没有大量的资本回流美国，这时，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拉美国家的某位领导人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的话，美国就会诱使他犯错误。
很不幸，随着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拉美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果然开始犯错误了。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就不失时机地用自己的错误，满足了美国人所需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将军，他建立并领导了军政府。在阿根廷经济还好的时候，大家对于军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在美元流动性收窄，拉美金融危机出现时，阿根廷经济也随之恶化。为了平息阿根廷人民的不满，加尔铁里决定用一次军事冒险转嫁危机，以转移民众的视线。他想到了马尔维纳斯，这座距阿根廷本土600多公里，被英国人统治了数百年的群岛，他决定打一仗把它收回来。
不过，加尔铁里当然懂得，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做出这么大的举动，应该先摸摸美国人的底，看看美国人什么态度。于是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表达了收复马岛的意愿。里根的回答如同今天美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对中国人的表态一样：不持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里根告诉加尔铁里：“这是你们和英国之间的事情。”里根的表态让加尔铁里满心欢喜，他认为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于是放手派出梅嫩德斯将军和7000多官兵，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马岛。但加尔铁里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的决心，他万万没有想到撒切尔会不远万里派她的特遣舰队来收复马岛。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美国总统里根会宣布放弃中立，站在了英国人一边。结果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战败。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爆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吹响加息号角，使投资人别无选择地把资本投向美国，去追捧美国国债等美国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到头来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回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早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根据戚燕杰博士的观察，美元指数在1978年10月到1985年2月的6年上涨周期里，“从84.13涨到128.44，涨幅最大达52％”（另一说法与戚博士的数据有出入，即这期间美元指数从83.07一路上涨到164.75，涨幅近100％。）美元大涨带来的拉美债务危机使原本属于发达国家的阿根廷等国重新又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沦为落后国家。而美国人则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五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产品不断出口到美国，获得了大量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完全可以理解。据说，时任日本财政大臣的竹下登胆气十足地承诺：“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一口气在短短几年内，把250日元兑换l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此举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到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这一来，日本人又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美国金融权力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权力的标志——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但美国人很快又用“巴塞尔协议”——“银行准备金率不得低于8％”的苛刻标准，打败了日本人“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念头，结果让日本人一下子傻了眼：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在“广场协议”(2)通过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美国人顺势扭转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并开始了美元的第二个下行周期。这仍然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开闸泄洪，大量的美元资本涌向了新的“泄洪区”——东亚特别是东南亚。一时间，东亚经济繁荣显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说甚嚣尘上。东亚各国洋洋自得，以为自己真的完全是靠“东方人的智慧创造了经济奇迹”。日本人、韩国人更是纷纷向别国推销自己如何使用中国人的《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进行营销和管理的“成功理念”，完全忘了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充足美元流动性前提下的“沙上宫殿”。一旦美元流动性枯竭，海市蜃楼会瞬间消散。
如果拉美金融危机是一次孤立现象，那就是小概率事件，也就谈不上美元指数周期律。然而，如潮汐一般准确，下一个周期如期而至。1987年，“黑色星期五”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救市。由于救市及时，股市暴跌居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经济。此后，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戏剧性变化，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打高了油价，打出了美元需求，美联储为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自然转向宽松，这意味着又一次开闸泄洪。这一次泄洪的目标是东南亚。“受惠”于美元的大水浸灌，东南亚乃至亚洲的经济开始繁荣，一时间“四小龙”“四小虎”如日中天。
在哪里“播种”，就要在哪里收获。1994年，由于担心通胀卷土重来，美联储将利率从3％提高至8％，美元指数在经过长时段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美元灌溉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此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率领全球的对冲基金，冲开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防护严密，而仅仅是因为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一点成了中国的防波堤，使中国得以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东南亚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的灌溉，长势良好。但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向好之时，美国收窄了美元的流量，美元指数上升，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这是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典型的投机手法的放大版——或可说是国家级别的金融投机。其步骤无外乎交替使用做多与做空两大技巧：通过先右手输出美元“做多”——开闸泄洪，为某国或地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催生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再左手吸引资本“做空”——关闸断流，让那些先前受惠于美元充足供应的国家或地区，因突然的流动性不足触发危机，从而使其在繁荣期创造的财富转化成资本，于危机恐慌中向美国回流。这种操控路数让美国从别国或地区的繁荣与萧条中多轮获利，且屡试不爽。美国人手掌翻覆之间，全球经济风云变色！当年拉美如此，今时东南亚亦如此。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阻击泰铢第一枪，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东南亚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去哪儿？去美国，追捧加息后的美元资产，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让世人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地区性金融危机与美元指数周期律非常契合甚至严重相关，与上一次美元指数上涨，引发拉美金融危机一样，这一次“美元指数”在6年左右的上涨周期里，即“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从80.05涨到121.01，涨幅最大达51％……美元的上涨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及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3)。两相比照，难道不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吗？
从美元成为可以无限信用创造的纯粹纸币之后，市场经济就被资本的逐利无情地一次次逼到了死角，不撞南墙不回头。2000年，美国经济相继吹爆互联网泡沫和纳斯达克泡沫，次年，“9·11”更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力挽颓势，美联储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开闸放水，连续降息。此举直接吹胀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使美国经济一时间强劲复苏，但对通胀快速抬头的担心，又使美联储连续17次降息，其结果是一针刺破“看上去很美”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了来势凶猛的金融海啸。对于已经把金融玩得很纯熟的美国人来说，很不幸，这一次没能玩好，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也随之消失。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7次释放流动性（小布什总统3次，奥巴马总统4次）的方式拯救自己，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加重本已在下行线上的美元指数进一步走低。这些凭空创造出来的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连续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危机。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充盈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对美元的流动性依赖。
更重要的是量化宽松(4)使美国经济慢慢开始复苏。但当美国经济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也日渐严重之际，美国人决定结束QE，信号一放出，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就开始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就随之变坏。但这还没有达到足以让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我们已经知道，要从一个地区抽血，就必须要先恶化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比如，这时候美国当然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那么，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就在有人需要它的时候出现了。全世界的人也都看到了，除了克里米亚被普京趁势收回这一幕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其他一切，基本上都是按美国人预定的剧本在上演。美国人通过乌克兰危机乃至内战，成功地使欧洲地区陷入动荡，又进一步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
制裁是“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而对美国来说则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俄经济，又使欧洲经济陷入窘境，还可以顺便为自己的页岩油制造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而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再一次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半道上杀出来一个资本截流的国家——中国。眼下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出现麻烦后，资本撤出来就直奔美国，没想到中间横生出中国这根枝杈。这是因为眼下中国仍然拥有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面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再加上“沪港通”的诱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这就需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让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美国为什么必须这么干？这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逐渐形成的实体经济外移，产业空心化的国家生存模式有关。美元的大量出口意味着美国必然要同时大量进口别国产品，这将使美国在经常项目上只能保持逆差。但是有一样东西美国却绝不能让它出现逆差，那就是资本项目。资本项目一定要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就需要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资本必须最终回流美国，这样美国人才有钱再去购买全球产品。美国在近20年来打的几场战争也是要保证这一点，即不但要让美元顺畅地流出去，还要让这些在全球流动的资本顺利地回到美国来。资本如果回不来的话，美国就只能继续印钱，这样美元就会贬到一钱不值，美国人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它总是在用左手把美元撒出去的同时，再让右手把撒出去的美元通过国债和投资的方式收回来，由此形成一个循环系统，才能让美国人生存下去，所以美国人一定要保证资本回流到美国。而要让资本回流到美国，美国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是美国的经济面向好，有技术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热点，吸引全球资本回流；要么就是让其他地区经济形势变糟，反衬得美国经济相对更好，也能吸引资本回流。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不足以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今天，美国人只有让比美国经济更有吸引力的中国周边——西太平洋地区或者说亚太地区出现地区性危机，才可能把资本从这一地区撵出来，不管美国人如何否认自己插手了中国周边事务，事实都是：当美国需要这一地区的投资环境因局势紧张而出现恶化时，中日在钓鱼岛、中菲在黄岩岛、中越在“981”钻井平台这些地区性争端才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此外，还应算上香港“占中”事件，表面上看去，这都只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处事方式有关，但令人不解的是，每一件事都利好于同一个国家：美国。因为正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任何一次地缘政治危机的出现，都会恶化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把一壶已经烧到99摄氏度的水，再加1摄氏度烧开。这情况下国际投资人要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吹响加息号角，资本就会蜂拥着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赚它个钵满盆满。相比之下，东亚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哀鸿遍野、一片狼藉。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通过美元指数周期律收获和聚敛全球的财富，仅仅靠美联储的力量是不够的，甚至再加上石油与美元挂钩也还不够，还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个手段，美国不足以仅仅靠印美元就占有全球第一的财富，而这个手段就是天下第一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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