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英美等大国都有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全球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在其崛起过程中到达某个阶段时才开始逐渐形成。现在中国是否也已到了形成与自身大国地位匹配的全球战略眼光的阶段？
乔良：中国已经是一个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作为世界经济的动力装置，中国向上游拉动资源国家，向下游拉动市场国家，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当今世界，没人能在讨论某个国际问题的时候，不考虑中国因素。既然如此，中国毫无疑问就是大国。
有些人为了贬低中国，指摘中国人均GDP低下，以此否定中国经济腾飞的“含金量”。这种贬低其实毫无意义，因为相反的例证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并不必然具备世界性影响，比如瑞士、卢森堡以及其他北欧国家。中国有世界性影响源自一个独特因素，即中国是所有世界性大国中权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样一个大国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不可估量。因此我们不必在意别人就中国人均GDP高与不高说三道四，这虽然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终极问题，但又是需要通过公平与法制进行分配调整才能逐渐改善的问题，这个过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渐进的，凭什么要求中国必须一蹴而就？
最近中国政府刚刚宣布人均GDP突破9600美元，接近一万美元大关。现在国内有人以自己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线而自嘲说“我是不是拖国家的后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已从基本解决一次分配问题转入面临解决二次分配问题的阶段，就是在一个国家逐渐从初级富裕向中等富裕迈进时，如何解决公平问题。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不会再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真正能阻挡我们的是我们自己。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利益集团的腰包，而没有让更多民众受惠，这是中国今天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现在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所有解决了一次分配问题的国家，都正面临二次分配不公的问题。有种说法是现在中国10％的人口占据中国90％的财富，有无数据支持我们姑且不谈。美国同样是10％人口占据90％社会财富，这意味着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要指责谁。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找到一个最好的公平分配办法。有鉴于此，这些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但这并非说大家就必须理所当然地去接受它，而是必须努力加以改变。谁改变得好，谁将来就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如果美国能改变好，美国会继续领先世界100年。但我认为中国改善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向富裕国家发展的过程之中，整体还未定型，那就容易改变。相对而言，美国是个已经定型的国家，它要有所改变，想要打破既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不是简单的事。为此它甚至要改变法律和价值观。但中国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法律体系还未真正最后形成。在此情况下，既然中国已经发现二次分配不公的问题，那么就可及时做出调整，将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向着正确方向调整。如此一来，中国很有可能率先完成这件事情，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将功莫大焉。
《环球时报》：刚才您说到中国相对于美国有权力集中的独特因素，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好，未来可能具备更大优势。那么，相对于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这些要素，支撑中国大国地位或中国模式的决定要素是否有所不同？
乔良：当然不同。如果一样，那么中国的大国崛起就没有什么引导性意义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只要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也就意味着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而且前所未有的独特模式。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人类摸索了数千年，才形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达到现在这种发达富裕程度，说实话走到这一步相当不易，已在很长时期内给世界树立了标杆。但现在西方开始后劲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释放殆尽，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制度。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从17世纪开始萌芽，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曲折生长，最终在20世纪成型。这种民主制度与当时人类所能拥有的先进工具或技术相对应。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当时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联手对抗王权，其力量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工具相一致，即通过政党政治和报纸媒体这两种方式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最后成功地击败了封建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
从本质上讲，民主制度就是多数决定论，用选票来做出选择。但如果一味地实行票决，唯选票是瞻，民主就可能导致多数人专政甚至多数暴政。这时就要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自由的概念与民主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但中国人在过去100年里对这一点并无充分了解。我们并不知道，民主和自由只有在面对王权和专制的时候才是“盟军”。一旦民主制度得以实现，民主往往就成了自由的敌人。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在过去100多年里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环球时报》：因此现在有人说，美国的经济在衰退，民主制度在衰落。那么，作为最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的衰落可能也代表着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摸索出来的那套西方体制模式，整体出现了危机。可以这样理解吗？
乔良：如果泛泛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在衰落，那么美国或整个西方可能都不服气。但我们可以从原理上切实揭示这种衰落。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衰落恰是美国的创新所致，是互联网触发了这个衰落过程。因为互联网是新工具，它将促使人类创造新的民主路径。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借助政党制和媒体来组织动员民众进而创造民主制度的方式，在互联网面前已经过时。现在各种纸媒在互联网面前呈现整体性的衰落，而它当年可是民主制的重要工具。当每个电脑或手机终端都成了投票器时，谁还那么在乎报纸呢？政党也已不再是民主的标志，而是逐渐沦为多种利益集团私利的代表，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台湾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西方制度赖以生存的工具和平台已经衰落，而它又没找到新的方式。难道美国今天创造出“互联网民主”了吗？过去政党和报纸都是用来表达民意，但现在两者都成了过去时，因为互联网时代不再需要或主要依靠它们来表达民意。因此我说西方民主制的衰落，不是指“民主”这个抽象概念的衰落，而是依附或支撑西方当下民主制的要素在衰落。
中国还处在成型前的软化状态，有可塑性。美国则处在成型后的固化状态，可塑性已失。虽然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几年很热，但我觉得他对人类政治和社会的了解仍然肤浅。因其根本没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在被什么撬动和改变，尤其不知道技术如何改变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心态。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不是技术决定论啊？其实不是。客观而言，每种技术都改变了当时的人类对于社会的认知，这种改变最后会融入人类基因并传承下去，这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
就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根本不用担心与中国这些后发国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将不会被挑战者打败，而是败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美国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互联网的发明及其完善、普及，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互联网将埋葬霸权。互联网在诞生之初面目可爱，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因其在经济产能、政治影响、军事力量、文化扩张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倍增器”作用。但在普及后，互联网立即露出其悖谬的另一面，即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其结果就是消解权力，其中包括美国拥有的世界霸权。互联网在技术层面天然地迎合和支持中国等后发国家提出的世界多极化主张。
《环球时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其中可能掺杂了意识形态等因素，但那个理论确实对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作为对比，现在中国发展得更好了，但我们好像变得缺乏战略眼光，过于关注眼前短期问题，而不能放眼全球立足长远思考问题。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乔良：说得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变得越来越庞大，如果不说强大的话，但国人的格局却似乎变得越来越狭小。即使很多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是黄岩岛、钓鱼岛，只知道盯着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岛群或更小的小岛礁。一说国内问题比如军改裁军，大家就瞄向几个文工团。事实上，即便把文工团全部裁掉，我们还需要裁29.7万人。面对裁军这么大的动作，大家就盯着文工团那3000人，这就是国人的格局。当然，我不是说盯着这些就不对，而是不够，格局太小。
究其原因，这与过去30多年来我们过于务实有关。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流行务实之风，才会踏踏实实实现发展，这是“正”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负”的一面。“文革”中有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当时主要用来批评那些虽然踏实工作但缺乏“世界革命”胸怀的人。这句话今天仍可借用，中国人已踏踏实实拉车30多年，现在突然抬头看路时发现前方已经没路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踏踏实实干事，因为抬头看路你也到不了终点。但人容易有惯性，摸石头摸惯了、拉车拉惯了就不喜欢抬头了。今天的中国就到了必须改改这个习惯的时候。
刚才你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它在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定位。当时中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中国划在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而在毛泽东身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逐渐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变成现在的引领者。面对这一转变，中国必须修正自身战略。
首先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确定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无须担心调整后的战略定位与口号相冲突，比如说“永远不称霸”。事实上，中国既不会奔着霸权国家的方向走，也根本成不了霸权国家。因为当今互联网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将实现对权力的消解，世界格局将向多极化发展，这使中国无法谋求世界霸权。也就是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国都无法成为美国之后的新霸权国家。当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许经过互联网时代和世界多极化的漫长过程，世界还会重新归于一统，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中国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中国赶上现代是当下，你的使命就是迎合互联网带来的多极化趋势，将互联网对多极化趋势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极致。
那么中国如何定位？首先就是我们已不再仅仅是区域性大国。大概10多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的国家，但这个门槛现在已被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迈过去了。自从GDP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就迈过了区域性大国的门槛。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两倍，相当于美国的70％。当年苏联和美国并肩的时候，苏联GDP也只有美国的60％。如此看来，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性大国。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定位就应是引领世界未来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的作为大国的使命。
《环球时报》：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国际地位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也要改变，中国的外交走向也要随之改变呢？
乔良：在这个时段，中国要给自己在世界坐标上定位，就必须先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把如何发展这些关系排出优先次序。中国不是纯粹中立国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就国家权利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等距离外交”。中国对国家关系的安排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性大国之一的中国，应该怎样看待国际关系呢？有些人说我们必须更关注大国关系，有些人则希望固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划定的“第三世界”阵营，因为毛泽东当年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嘛。但在今天，无论过于关注大国关系还是继续作为穷国领袖，都不是中国的选择。现阶段，中国外交应该看重的是要国关系。
何为要国关系？同中国现实利益相关的大国是要国，同中国发展需求相关的小国或中等国家同样是要国，比如，中国需要从苏丹或中东地区某国获得石油，那么它们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或其他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它对中国也是要国。其实，大国外交不等于只注重大国的外交。这是对大国外交的误解。历史业已证明，只注重大国的外交，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可谓误入歧途甚久。过去我们过于看重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使我们一些外交人员甚至“走出去”的企业都沾染了嫌贫爱富的习气。因此，先后经历过弱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国，现在应进一步转向要国外交。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国家等很多其他国家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环球时报》：我们感觉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开始具备一种全球战略眼光，比如“一带一路”至少在规划上带有连接亚欧的构想，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眼光已向全球投射出去了。但光有领导层的眼光不够，学界以及社会整体层面如果还是无法走出您所说的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那么国家战略可能也无法获得足够共识。同西方大国相比，对于国家全球战略投射的支撑，中国各领域是否还有很大差距？
乔良：过去近40年来，中国运气一直不错，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代人在不断的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成了这一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过过去30多年迅猛发展后，第一次提出的比较清晰的大战略设计。这一战略设计体现出决策层已经头脑清晰，但问题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对此仍然误解甚多。决策层的任务是做出决策，接下来的具体落实和目标完成需要“工具”，即政府部门等执行层面的“工程化”过程。但作为工具，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执行“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设计似乎还有些准备不足，这恐怕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未完成时有关，因此处在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的混搭和尴尬状态。这种模式虽然仍有效率，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代价高昂：一是因为这种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收获的廉价劳动力红利相对较少，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从中所获甚丰；二是因为腐败过去曾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产生效率，推动中国经济，但它同时也使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严重侵蚀中国自身肌体，这个代价同样高昂。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意识到，再不反腐中国就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开展强力反腐。那么在不腐败的情况下，效率从何而来？这就需要重新整合官员干部队伍，要么“换脑”，即更新官员思维，要么换人，即直接换上一批更能干的人，否则整个机器就无法向前滚动了。
但这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更换新思维的条件。过去统制经济的模式逐渐走不通了，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完全适合中国，存在水土不服问题。现有发达经济理论都由西方国家提出，而这些理论从未面对过中国这么多的央企、国企。换句话说，从来就不是为指导中国式的央企、国企而准备的。因此，尽管西方经济理论众多，但没有一种能指导这么多央企、国企进行市场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以便在带着统制经济印记的硬件上指导央企、国企按照新的形式运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中国式经济学。只有把这个拿出来，才能让我们的官员干部去“换脑”。如果没有中国式经济理论，那么让大家的头脑“腾笼换鸟”，就只能沦为空喊，这是中国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
有了中国式经济学理论，我们才能予以实施进而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做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身板不够硬，即便制定一堆战略也实现不了。比如，我要跑马拉松、要拿世界足球冠军，说起来目标都是好目标、战略都是好战略，但你身板不行，这些目标和战略就不适合你。
实现大国战略、全球战略终究还是要靠实力。美国为什么能制定和实施它的全球战略？因为它的能力与这些战略匹配。中国过去为什么无法制定全球战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能力与战略目标还不匹配，制定了也是放空炮。那么现在“一带一路”为什么有可能实现呢？因为这个构想和我们的能力相一致了。首先，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其次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亚投行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媒介。“一带一路”沿线多是穷国，另一端的欧洲才是富国。那么这些沿线国家除了从中国借钱，还需要借经验。中国的经验是什么？“要想富先修路”，中国所有地方富起来都是先修路。那么，沿线国家借中国的钱首先应该修路，先让基础设施发达起来，而不是先去填饱你的肚子。虽然我们对于贷款国不提政治条件，但会有些经济条件，比如，要买我的钢铁、水泥、高铁。如此一来，中国的制造业和资本就都走出去了，沿线国家也发展起来。“一带一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才有可能成功。相比之下，所谓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或走向太平洋，其实那是远期目标，眼下没有可能走通。
《环球时报》：美国虽有全球战略思维，但落实到具体问题时，还是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思维，比如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军事介入其他中东、北非国家事务。另外，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军事介入叙利亚等，也都带有地缘政治的影子。那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并且也讲究全球战略的时代，地缘政治到底过时了吗？
乔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所有有效的政治模式或手段都不会过时。事实上，它们只会改换方式，改头换面之后再次呈现。就像雪莱的那句诗一样，从来没有过死亡，只是一次幻化而已。因此地缘政治不会过时，但它确实不够用了。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制造地缘动荡，要么搞“颜色革命”，要么直接出兵打仗，比如打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显然，无论是高调主张“全球治理”，还是暗箱操作“币缘政治”，美国都从未放松过“地缘政治”这根缰绳，始终把全球地缘关节点牢牢地攥在手里不放，不信看看，世界上哪一个地缘关节点没有美国人的影子？同样，俄罗斯从收回克里米亚到现在去叙利亚打IS，也是要控制地缘的关节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地缘政治重新上升为最主要的政治冲突模式呢？这要看对哪个国家而言。
对俄罗斯而言，确实如此。因为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到现在的普京总统，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就是地缘政治，它对领土问题格外看重，在这点上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普京有句名言：“俄罗斯虽然领土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这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最好的注脚。
地缘政治对俄罗斯仍然适用和有效，因为俄罗斯至今仍然没有货币霸权。它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主要还是通过地缘手段，完成物流层面的经济获利方式。比如，俄罗斯需要将其油气资源输送出去，将其矿产资源售卖出去，通过这些方式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它对地缘如此在意了，因为任何地缘关节点卡了壳，比如，某一国家截断俄罗斯的对外油气管道，都将直接影响它的经济。因此，地缘政治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当然重要，甚至可以说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试问我们能不考虑控制南海吗？能不对马六甲海峡有朝一日被掐断感到担忧吗？否则，为什么我们对克拉地峡那么热衷，又对瓜达尔港以及中巴铁路那么看重呢？其实这些忧虑都来自地缘政治，因为那是你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经济获益的通道甚至生命线。
相对于俄罗斯、中国等国，美国虽然也看重地缘政治，注重把握地缘关节点，但其对于地缘政治的利用和获利方式已然不同。美国控制地缘已经不再是停留于物流方面，不单是为了控制、获取资源。美国早已不是单纯的制造业国家，不需要通过物流把那些资源作为原材料运回美国，然后加工成制成品再卖出去，这已不再是美国主要的获利方式了。
那为什么美国还要控制地缘关节点？那是因为它要让资源按照它需要的方式流动。美国给世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承担世界警察的责任，目的是让全世界的资源有序流动，比如，进入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生产出产品来，再别无选择地廉价卖给美国人去享用。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通过控制地缘政治来满足其币缘政治需求。因为美国真正的获利方式是运用金融霸权。拥有金融霸权，全球资本的总控就在美国手里。而控制了资本流动，其他一切资源尽在掌控之中。
因此，美国已经让地缘政治变成其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实现工具。这一点很多人至今都还没能理解，貌似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控制地缘政治关节点，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但本质区别在于美国要控制资本，而俄罗斯却是要控制物流。控制物流的国家在层级上低于控制资本的国家。美国只要能够保证全球各地的资本最后都能回流到美国，它就能够掌控这些资本进而继续掌控全球。但俄罗斯和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国家还没有金融和货币霸权，当然也就没有像美国那样控制资本流的需求。
美国在其他国家搞“颜色革命”，表面上看是要颠覆那些国家不符合美国“心意”的政权，但实际上这与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秉承的战略相一致，即让更多国家破碎化，只有破碎化，才使其易于为自己所操控。比如，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制造危机，貌似是为推翻亲俄且腐败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其实背后的意图是一石多鸟，不仅要扶植亲美政权，还要使乌克兰成为阻断俄罗斯和欧洲接近的防火墙。因为欧盟与俄罗斯都是瘸腿巨人，前者有经济实力无军事实力，后者则刚好相反。而如果这两个“瘸子”走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巨人，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这还不算，美国此举还有另一层意图，那就是通过乌克兰危机甚至内战，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万亿资本撤出欧洲。包括前不久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突发事件背后仍不难看到美国利用北约牵制欧盟的影子。即便我们对此不予深究，但仍可看到该事件导致的客观结果之一是土、俄两国股市下跌、资本逃离。总之，美国在给别国制造危机的同时，也在促使资本顺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流动，最终进入美国。
那么在这些事件中，到底是地缘在起作用还是币缘在起作用？或者到底是为了地缘还是币缘？实际上，是利用地缘危机营造对币缘有利的态势。如果仅仅看到地缘，那就流于表面了。美国人的战略动机是要操控资本，而不仅仅是操控地理。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获利方式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它已让地缘政治变成币缘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那么其他国家怎么跟美国抗衡呢，是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吗？当然有的时候该争也要争，但那绝不能成为主要方面。如果哪个国家能懂得你要争的是，即使这份资本我不要了，也不能让美国拿走。谁若能掐住美国资本回流的路径或方式，也就掐住了它的命脉。谁能明白这一点，谁在今天的大国博弈中，就算大彻大悟了。因此其他国家在与美国抗衡或制定相关战略时，不能简单考虑某一仗能否打赢或怎么占住地盘，而应考虑如何截断资本流。2001年“9·11”事件为何给美国带来如此大的震撼？因为它在一个月内就让3000多亿资本逃离美国。如此将各类事件加以联系和考虑，就能获得对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更深的了解，而不会简单地认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现在重新上来了。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地缘政治依然如故；对于美国来讲，地缘政治依然是为币缘政府服务。不过现在美国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地缘手段了，因为这是给别人制造麻烦最便捷的办法，况且它也拥有这方面的军事实力。这样做要比通过其他手段强压别国资本流出来容易得多。如果美国仅仅通过加息来吸引资本回流，那它不亏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别国投资环境变坏，这样资本就会乖乖出走，等于去廉价地为美国经济服务了。
《环球时报》：现在中国面临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压力和挑战，比如，美国亚太再平衡以及南海领土争端等。那么未来中国该怎么做，在无金融霸权之前只能走地缘政治这条路吗？或者是我们能找到别的路径？
乔良：我们当然需要理解美国这种战略的生成原理和实施流程，但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在我看来也将是最后一个金融帝国。美国之后不会再有帝国，也不会有金融霸权。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关，互联网已使货币高度电子化，网上消费、远程交易正在驱逐实体货币，或者说“去货币化”。或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那么到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有什么货币霸权可言呢？
因此中国未来不要强行地去谋求什么货币霸权，因为它将成为一种没落和过时的模式。现在中国只应谋求一点，就是在货币霸权消失之前，尽可能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我相信中国未来可能会面对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币鼎立”时代。那个时代过后，世界将会用新的信用方式和度量方式取代货币。这就是说，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大时代来临之前的最后一场决定性的大国较量。
在此之前，面对现有的地缘政治压力，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一带一路”上来。这是一个百年目标，完全无须急于完成。即使我们能以“深圳速度”去修一条铁路直达欧洲，也千万不要去干这种傻事。因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沿途人文环境的改变，在此之前如果“一带一路”仅从物质层面完成，那就肯定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一带一路”就只能成为一个方向，而不应是方案。我们根本无须考虑短期内就打通欧亚大陆桥，因为它的直接目的不是打通欧亚之后跟欧洲人直接做生意，那对中国来说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与沿途各个国家的互动，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的产能和货币走出去，同时帮助相关国家发展他们的经济。这样能解决一个是一个，最后就会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形势。如果只有一条铁路通向欧洲，那你就死定了，沿途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掐住你，你就得留下买路钱。但是如果有很多条路都畅通，那时任何国家就都明白，单独掐断中国的铁路就等于掐断它自己的生路，那样它们也就不会动这样的心思了。
“一带一路”从安全角度来看，必须改变沿线经济现状的同时，改变人文环境。如果继续让一群宗教极端分子通过一本《古兰经》就能操纵当地民众，那你还是走不通。因此，必须在当地激发好的人文环境，让穆斯林世界把他们善良的那部分人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保证“一带一路”的成功。
同时也不能忘记，我们手上还得有“剑”，即所有“一带一路”能够到达的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够到达。我们不会像老殖民帝国那样用剑去开路，因为中国已足够大，我们并不需要别国的领土，也不需要殖民地，但我们需要用剑去保护自己。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多是穷国，穷国最大的问题是见不得钱，你把那么多钱投向那里，一定会催生当地的腐败，当地社会形势也会随之变得复杂，那样中国将很难保证自身利益。这时就需要有与该国主流力量并肩作战的能力，消灭那些既危及当地国家生存也危及中国自身利益的势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造一支能够走出国门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