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
蒋介石的脑袋顿时蒙了，他气得当场拂袖而起：“好，好，我这就走罢。”
回到寓所后，蒋介石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达半小时之久。第一军虽然被称为他的嫡系部队，但实际上该军只有刘峙一个师算是绝对忠诚于蒋，其他两个师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为军长的何应钦再不表示支持，确实就完蛋了。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不愿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围”，政治生命即将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何应钦真的会见死不救。
考虑再三，他传来侍卫长：“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来！”
何应钦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蒋介石的寓所。蒋介石尽量用很亲切的语调问他：“敬之，你以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议如何？”
何应钦回答道：“在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说完，就返身告辞而去。
蒋介石把何应钦看成左右手，可是何应钦却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认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不愿轻易与之翻脸，而且以他的眼光来看，徐州新败，南京政府腹背受敌，这种情况下，若再与武汉交锋也确实不智。
显然，今日之鲍叔已非昨日之鲍叔，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
见蒋介石已完全落于下风，南京政府的军人都纷纷站到了新桂系一边，有人甚至说：“不管长衫佬（指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与武汉合作。”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蒋介石想到以辞职相威胁。“师爷”吴稚晖则赶紧召集在宁要员开会，要动员大家对蒋介石进行挽留。
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不外乎是目前正在北伐，蒋介石又担负北伐的军事主责，所以绝不可以辞职云云。他刚刚坐下，何应钦就站起来说：“总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
接着白崇禧也站起来发言：“革命是大家的事，总司令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相对来说，李宗仁的话算是比较客气：“请总司令自决去处。”不过他的实际意思其实和何、白并无不同。
吴稚晖仍想站起来替蒋介石说上几句，有人从背后伸手拉了他一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低语道：“这还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
“兵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在召开会议之前，李宗仁已经把第七军部署在了南京以西，同时又联络反蒋的周凤岐，让后者派部队进入南京外围，从而对南京城形成了包围。
蒋介石明白大势已去，只好主动表白，说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会议遂不欢而散。
8月13日，在“李白”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刚刚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与蒋介石共进退，几天后也宣布引退。
蒋介石下台后，冯玉祥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精卫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松弛了不少，于是李宗仁决定前往武汉商谈宁汉合作事宜。
这时孙传芳已陈重兵于江北。北洋军在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炮声终日不绝。李宗仁所乘的“决川”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他们乘夜间跑到下关上游约二十里的江面，以芦苇为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
8月22日黎明，“决川”驶近安庆江面。晨光熹微中，李宗仁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分布着许多武汉方面的部队。过安庆时，两岸的唐生智部队更多，不仅岸上有络绎不绝的步兵，江面上也出现了载运辎重及火炮的运输船只。
安庆连同整个安徽在内，早就被新桂系视为俎上之肉，但因为徐州失守，第一、七军均调驻南京，安庆附近并无驻兵，武汉部队占据安庆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并不属于原先“东征”的张发奎。张发奎因追击南昌起义军已经跑到广东去了，现在占领安庆的是唐生智。
李宗仁对此自然极不满意。在庐山会谈时，他特地强调了沿途所见的情形，并坚决要求唐生智停止东进。
李宗仁讲完后，汪精卫便说：“德邻同志（李宗仁字德邻）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他把目光移向唐生智：“孟潇兄（唐生智字孟潇），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头看了一下汪精卫，接着又把视线转移到李宗仁的脸上，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与蒋介石的不怒自威相比，汪精卫比较有亲和力，谈话过程中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同时他的口才也十分了得，语言简练清晰，层次分明，很少有废话，每次演说的记录不需删改，便是一篇好文章。据说当时的青年人初次见到汪精卫，很少有不被他折服的。
可是乱世之中，亲和力也是需要实力依托的，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汪精卫不掌兵权，张发奎曾是他依赖的主要骨干力量，张发奎一走，他就只能依恃唐生智。唐生智当场不给面子，让他十分尴尬，连平常口惹悬河的舌头也变得不好使了。
见汪精卫一声不吭，两手搓个不停。众人只好把目光都集中在李宗仁和唐生智身上，李宗仁停了半晌才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果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生智把两眼一瞪：“我可不管这些！”
李宗仁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你的军队能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生智摇摇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所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李宗仁又建议唐生智把兵北调到巢湖，说芜湖只是米市，巢湖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而且这样还可以北上截断津浦路，与南京方面形成呼应。
要让唐生智把即将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唐生智板着个死人脸，一字不饶地说：“李同志（指李宗仁）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唐生智执掌的是湖南湘军。在依附广东革命军之前，他被吴佩孚逐出长沙，并准备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李宗仁已先一步在革命军阵营中“入伙”，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后，他立即派援兵将吴佩孚阻遏于衡阳。
按照李宗仁的说法，他因担心桂军的力量独力难支，又积极促成了援唐北伐。不仅如此，唐生智能够在刚刚“入伙”的时候就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也有李宗仁的一份推荐之功。
李宗仁后来回忆初次见面的情景，他还记得那时的唐生智身材高大，留一撇北洋军人常爱留的八字胡，一上来就和他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且还说要报答他。
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唐生智那可爱的八字胡还在，但人却变了。当然不是现在才变，自打攻入武汉起，李宗仁就感觉到了。
随着湘军实力的恢复和扩大，唐生智开始变得不可一世，并隐隐然以清末曾国藩的后继者自居。因为桂军起自于从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唐生智便以“老长毛”呼之，还称两湖、三江一带加入桂军的新兵为“新长毛”。到武汉政府预备“东征”，唐生智更是以“打倒老长毛”来号召部属。
加上这次庐山会谈中唐生智表现出的蛮横态度，李宗仁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经彻底翻脸不认人了。
想想这小子以前为吴佩孚所败，穷途末路时，对我是何等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啊！一旦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至极！
猴子拉稀，小人儿也会坏肠子，李宗仁对唐生智愤恨不已，但他并没有当场发作。在广西，李宗仁能被公认为新桂系老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他“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说白了，也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打利害算盘，知道什么时候得夹着尾巴，不轻易干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傻事。
见唐生智不肯相让，李宗仁强压胸中一口恶气，不再与之争执。在他的要求下，汪精卫另派谭延闿、孙科随其回宁，以便显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
李宗仁一行乘舟东返，在到达芜湖江面时，突然有数十艘帆船从上游急驶而来。船上的人分排就座，一看就是孙传芳的北洋军，其中离得最近的一艘帆船仅仅只相隔二十米。
李宗仁以作战勇敢顽强著称，人送外号“李铁牛”。面对意外状况的出现，他丝毫不惧，反而还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
对方的那艘帆船一声不响，直到两船距离拉近至七八米，一个连长模样的人才一跃而起。只见他从船夫手中抢过竹篙，然后高高举起，想用竹篙一头的铁钩来钩“决川”的船沿，与此同时，他还招呼自己的士兵：“冲锋，登船！”
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大声向卫士们下令：“这是敌人，快开枪！”
李宗仁的警卫排全部配备驳壳枪，立即与北洋军展开短距离的隔船互射。一时间，烟雾弥漫，弹药横飞。
李宗仁和孙科、谭延闿原来都站在船侧的走廊甲板上，此时赶紧避入舱房。孙科、谭延闿一文一武，孙科是个纯粹政客，吓得满地躲子弹。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长期督领湘军，且少年时即喜骑射，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和李宗仁一道凭窗观战，见有一名副官枪法不准，老是打不中，就对那副官说：“你把驳壳枪给我！”
谭延闿年近五十，却宝刀未老，接过驳壳枪后弹无虚发，迎面冲过来的敌船竟然被他打得人仰船翻。
这时归“李白”指挥的陈调元正驻军芜湖，闻讯也派了一个机枪连前来援助。北洋军队虽然船多，但火力被完全压制，最后有的沉没，有的逃回岸边，一场水上枪战宣告结束。
李宗仁把庐山会谈的情形简要地跟陈调元说了一下，陈调元也告诉李宗仁，唐生智确有东下迹象。两人分手后，陈调元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一封信，信中让陈调元把芜湖让开，不要阻止他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
陈调元发来的电报，让“李白”又气又急，但他们还是告诉陈调元，如果唐生智真的逼近芜湖，就立即率部向南撤退，避免与之发生冲突。
“李白”已经顾不得跟唐生智计较了。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比芜湖遇险更为惊心动魄的形势——孙传芳从龙潭南渡，直逼南京。
孙传芳的部队素来能战，是北伐军的头号大敌。此次孙传芳又效仿项羽的“破釜沉舟”，亲自在龙潭督战，因此其攻势极猛。相比之下，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自蒋介石下野后，士气和斗志都受到很大影响，负责防守南京的第一军各部禁不住北洋军的猛烈冲击，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程度，而因为通信断绝，何应钦又无法通知和指挥沪杭线的其他部队。
当防守部队溃退至南京城外时，城郊也同时出现了孙传芳的便衣队。南京城内闻风震动，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纷纷将招牌取下，国民党的相关人员随时准备在城破前逃往汤山。谭延闿、孙科同样惶惶不安，他们一个晚上给李宗仁打了几次电话，向他探询前方战况。
谭延闿在芜湖遇险时尚如英雄出世，此时也颇有些后悔随李宗仁来到南京，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莫不是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哇？”
当时南京军事实际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共同负责。白崇禧因筹军饷已去了上海，李宗仁见情形危急，连忙前去第一军指挥部寻找何应钦。
民初的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余街道都不能通汽车。当李宗仁乘汽车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巷口时，发现那里人声嘈杂，行李堆得满巷都是，似乎正在做撤退的准备。
看见李宗仁到来，指挥部人员均让路敬礼。李宗仁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众人齐声回答：“在里面，在里面。”
李宗仁走进指挥部，却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他忍不住叫道：“何敬公（何应钦字敬之）！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李宗仁，脸上便现出了忸怩不安的神态：“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李宗仁是在子弹中泡大的，这点虚招哪里瞒得了他：“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人员全都集合在巷子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应钦见搪塞不过去，只好摊牌：“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李宗仁哪里肯放他走：“首都（指南京）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应钦一脸苦相：“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
李宗仁顿时声色俱厉：“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应钦见李宗仁脸色都变了，赶紧说：“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李宗仁把心一横：“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应钦在军中有“何婆婆”之名，常给人不够刚猛的印象，但若有人从旁施压，亦肯拼死坚持，过去棉湖之役就是如此。见李宗仁如此坚决，他马上吩咐自己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随后便与李宗仁同车赶往军委会，一起商讨如何发起反攻。
此时一个巧合帮了他们大忙。原来白崇禧在从上海返宁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正好可就地调动沪杭路的第一军向龙潭反攻，以此形成了对孙传芳东西夹攻之势。
由于和南京的有线电话已被破坏，随身又未携带无线电器材，白崇禧便在无锡车站使用车站电话联络上海，再由上海方面用无线电转发南京。
接到白崇禧夹击孙传芳于龙潭的电报，李宗仁、何应钦不禁精神大振。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八百万发子弹，由何应钦负责保管，必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李宗仁便问何应钦：“现在我第七军、十九军缺乏子弹，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
何应钦很谨慎地问道：“你要多少呢？”
李宗仁报了个数：“六十万发！”
何应钦皱着眉头：“德公，太多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一样，打仗时都是不算经济账的，何况南京战局又已经如此紧张。他对何应钦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呀！”
何应钦笑了笑：“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李宗仁对“何婆婆”抠抠唆唆的小气劲颇不以为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便再与之争执，就说：“好了，好了，就三十万发吧！”
白崇禧率第一军出乎意料的夹攻，令北洋军腹背受敌，战局顿时为之大变。孙传芳的“破釜沉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必须一击而胜才能取得成功，现在被夹在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加上缺乏补给，最终只落得个一败涂地、全军覆灭的下场。
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在这一战役中被认为居功至伟，谭延闿在设宴慰劳作战将领时，曾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联曰：“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实际上，“李白”能在龙潭之役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种种巧合，也可以解释成是天亡孙传芳或者北洋，其中谈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战略战术。
除了运气使然之外，当然还得靠硬拼。拼士气、拼武器、拼后援，成为当时国内正规战的一个普遍特点，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本身敢拼能拼，是他们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白”因龙潭之役而身价大涨，心也随之变得更大了。他们曾打出过“反蒋拥汪”的旗号，但当通过庐山之行，发现汪精卫连手握重兵的唐生智都驾驭不了时，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宗仁居然还能继续劝导：“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驻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可没有李宗仁所说的那种“淡然处之”的涵养，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卫毕竟拥有政治号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都纷纷去了上海。
中国的玩政治，跟美国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说穿了，要诀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站队。李宗仁自身在国民党内无根基，拉人方面比较弱，他便着意与谭延闿、孙科等人结交。谭、孙虽然是原武汉政府的官员，但两人并非汪系官员，现在见李宗仁这么把他们当回事，也就乐得拉着他一道去上海开开眼界。
这时的上海冠盖云集，从中央执监委到西山派，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仍在和汪精卫闹意见，所以没有出席。
开了几天谈话会后，各方决定合组“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特委会主要由沪、宁、汉三部分委员组成。宁汉是蒋汪两系的人物，所谓沪是指整个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且均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持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从而与当时以容共为号召的蒋汪相对抗，由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由于涉及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西山派与蒋汪都矛盾极深，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反共容共的范围。即便后来宁汉分裂，宁方已经“清党”，蒋介石对这一派别的态度仍无丝毫改变，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经常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西山派也一样对蒋汪始终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张继公开说，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让他们参加特委会和未来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李宗仁有枪杆子，但缺政治资源，亟须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于是便称赞对方“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
西山派的人见新桂系声势日隆，又与蒋汪不对付，也存心拉拢。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这些老头子就处处对李宗仁表示好感。
双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对汪精卫展开夹攻。他们紧紧抓住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的把柄，对汪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和谩骂。汪精卫有苦难言，被迫一再声明：“及时引退，听候处分。”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虽然汪精卫也被任命为国府政务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权，而且宁、汉两派在特委会中的名额也均不占有优势。汪精卫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为由拒绝加入特委会，之后动身离开上海。汪系人士亦随之离开了京沪。
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大权独揽。南京政府表面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白”的意旨。军委会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个军事指挥机构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队早就被蒋介石解除，新部队又不受重视，“李白”不过是利用他的老招牌来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与白崇禧的私谊不错，又有帮助“李白”“逼宫”、合力促成龙潭大捷的功劳，然而因为他终究不是新桂系团体的成员，所以“李白”也始终不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何应钦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可是凭他的那点能力和心眼，要独自与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军委会，何应钦的处境和程潜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权过问具体事务的“泥菩萨”。
一场角逐下来，蒋汪两败俱伤，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这让唐生智感到了压力。
唐生智曾趁“李白”苦战龙潭，无暇分身之际而占领芜湖。龙潭战役后，他知道“李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派叶琪出使南京，声言他绝不放弃安徽。
李宗仁告诉叶琪，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琪说，唐生智连安徽省主席都任命好了，省政府也已经在安庆办公很久，所以最多只能答应让出芜湖，不会放弃安庆。那意思，放弃安庆不是单纯地盘的问题，而是还涉及个人面子——如果“李白”坚持要把安徽全都收过去，“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
“唐总司令”真是太不明事理了。经过龙潭之役，李、白、何的部队损失很大，一时难以补充，这是他预料得到的。他没料到的是，另外还有两个人和他过不去。这两个人的加盟，在弥补南京革命军损失的同时，又令对方如虎添翼。
两个人，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谭、程历史上都担任过湘军总司令，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来在湘军内斗中被逐出湘，才率部“来粤就食”。按照唐生智原先的设想，谭、程都是湖南人，纵然不帮他的忙，至少也不会和他为难。
可是唐生智想错了。都是湖南人怎么了？大家还都是中国人呢！帮忙抑或为难，跟哪里人没关系，跟你以前表现怎样，对人家做过什么极有关系。
唐生智这个人，只要一得意，屁股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谭、程在湖南时都和他打过仗，也都对他印象不佳。当初听到援唐北伐，谭延闿就不起劲，他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
老谭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讲话一般都留有分寸。程潜就没有他这么含蓄了，而且对唐生智余怒犹存：“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依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还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
谭、程都是有部队的人，一个是第二军军长，一个是第六军军长，在最初参与北伐的八个军中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兵固然没有唐生智的部队精悍能战，可若与新桂系合为一处，那就不容小觑了。
除此之外，汪精卫及其所代表政治派系的分崩离析，也让唐生智失去了所能借重的政治势力。实际上，无论军、政哪一方面，唐生智都没有一点可以与“李白”“周旋”的把握。
退一万步说，就算唐生智愿意吐出安徽，基于过去的积怨，“李白”肯不肯放过他还是个问题，何况他还舍不得吐呢。
民国纷争犹如春秋演义，要么不打仗，打仗就得师出有名。说唐生智抢了自己地盘，或者骂自己“老长毛”之类，很难上得了台面，要想上台面，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栽赃陷害！
南方人眼里的坏人是北洋，若是唐生智与孙传芳有一腿，自然他也就成了坏人。“李白”便说唐生智与孙传芳互相勾结，意图夹攻南京政府于京、沪、杭三角地带。他们为此编了个段子：唐生智在听到孙传芳兵败龙潭的消息后，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你为什么不等我的部队到达南京，然后再渡江发动攻势？你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是自招覆灭，祸有应得！
作为实物证据，“李白”还举出，在龙潭之役后，南京革命军缴获了孙传芳的秘密文件，里面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的字样。
不管唐生智承不承认，反正这盆脏水是泼他脑袋上了。10月19日，“李白”联合谭延闿、程潜，发起西征讨唐的战役。因为程潜是军委会名义上的第一常委，加上唐生智的根据地又在湖南，所以在“李白”操纵下，程潜便被任命为西征军总指挥。
西征的准备行动非常隐秘，所有部署都以北伐为掩护悄悄进行，部队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开侦探的耳目，唐生智对此毫无察觉。
唐生智派出的特使叶琪虽属湘军，但他是广西人，且与“李白”等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同学，所以“李白”待之甚厚。其间叶琪住在第七军军长，同时也是他的同乡兼亲戚的夏威家里，李宗仁特地关照夏威：“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夏威终日带着叶琪游山玩水，叶琪对“李白”发兵的事也毫不知情。
到西征军正式发起进攻，已用不着对叶琪保密了。叶琪知晓后勃然大怒，说你们要打唐生智可以，但不应该瞒着我。他要求按照“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立刻放他回武汉。
李宗仁把人情做到底，将叶琪送到下关，同时他也乘轮西上，到前方去指挥西征军。两人都要乘船出发，只是心境和目的大有不同，这一番握手道别的情景倒也颇有意思。
唐生智的部队号称百团，但基干主力实际只有三个军，其余大多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这三个可供指挥的军又都分别集中在安庆、芜湖、武汉，每座城市驻一个军，成了一条长蛇阵，力量很分散，并不利于作战。西征军势如破竹，为时不足一月，便已攻至武汉城下。
其实唐生智本来有更好的选择。早在蒋介石遭到“李白”“逼宫”时，黄郛和蒋百里就曾到汉口找过唐生智。他们认为，以当时军事人物所拥有的影响力而论，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可谓并驾齐驱。既然蒋与桂已有意见，黄郛建议唐生智与蒋合作，然后以蒋、唐合作为中心，再联合阎、冯，这样，新桂系就不敢动了。
蒋百里也向唐生智强调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还说：“你们可以拜把子嘛！”
那个时候，唐生智谁都看不起，无论蒋还是桂，遂一口回绝。
黄郛来汉口，当然是替蒋介石说话。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蒋百里主要还是为唐生智着想。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兵学家，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唐生智就读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眼见得唐生智终于被新桂系一步步逼至绝境。蒋百里又重新联络已从日本归国，即将准备复出的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仍愿意与唐生智合作，并授之以计：能打垮新桂系就打，否则按兵不动，并退回湖南，经济上可由他负责接济。
唐生智的部队以湘军为主体，收缩至湖南后，他们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能相对地集中力量，至少守住湖南是有可能的。要说有问题，其实也就是经济会遭遇困难，过去唐生智遇到军费不足的情况，都得靠湖北、安徽两省的税收接济。
在蒋介石已经承诺由他补贴银子的情况下，蒋百里感到这是帮助唐生智摆脱困境的一条上上之选，因此急忙托人转告唐生智。
没想到一番好意却并没有能够得到爱徒的理解。唐生智认为，蒋、桂以后终究要发生冲突，如果他同蒋合作，桂一看情势不对，也可能会迅速改变立场，转而与蒋合作，那还不如回到先前的状态呢。
唐生智的说法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毫无道理。民国交战，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这种分合也都会依条件维持一段时间。蒋既答应跟唐生智合作，只要不出现太大的意外，不见得就会马上抛下自己的合作伙伴，否则于情于理都不太讲得通。
唐生智实际上还是看不惯蒋介石，不想跟他合作。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会议，着重讨论军队整编问题，唐生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认为蒋介石持论不公，私心很重，从此就对蒋心怀不满。
在唐生智的心目中，他是把自己和蒋、桂放在一个盘子里的，所谓三足鼎立。按照他的算计，如果他不下野，就会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他不出所料地被桂打垮，那么他将和桂两败俱伤，占便宜的是蒋介石。第二种，发生奇迹，新桂系被他打垮，但唐、桂还是两败俱伤，占便宜的仍然是蒋介石。第三种，蒋、桂合起来打他，那他唐生智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为了不让这三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唐生智下决心离开部队，通电下野。当然他的下野跟老蒋一样，都是暂时离开，没有打算从此洗手不干。
无论湘军还是桂军，维系首领与军队关系的，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私人感情。说穿了，就是首领与各层面军官们的利益关系。因为军官们都知道，只有提拔自己的大头头在，他们的利益和位置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唐生智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他的湘军不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两三年后等他回来，那些军官大部分还在，他仍然可以掌握住这支军队。
唐生智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生存技能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决心既下，他立即做出部署：自己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
这时唐生智得到情报，说程潜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张国威是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是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前他还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两人所掌握的部队都是湘军主力。有人建议将张、何一齐杀掉。唐生智回答道：“不要把部队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问再说。”
对程潜联系何键、张国威，唐生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毕竟大家都是湖南小同乡，程潜又主湘多年，过去与何、张都有些旧关系，来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他要确定的是，何、张是否真的已变了心，若果真有了异动，再杀头也不迟。
在乘船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唐生智把三个主力军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叫到自己的公馆，对他们说自己将去日本，部队“暂时撤回湖南，把湖南搞好”，今后的问题由三人负责商量。
正在谈话的时候，张国威也应召走了进来，并报告了对军队布置的情况。见何键、张国威都在，唐生智就把他们与程潜有联系的事提了一下。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乡兼同学，都毕业自保定三期步科，两人同时在部队见习，又同时靠搞地方游击队起家。不同的是，何键在那一期步科中年龄最大，城府最深，相对而言，张国威则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听唐生智提到程潜，何键情知不妙，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唐生智问什么他答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张国威却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程潜委任他当第八军军长的事也继续瞒着不说。
唐生智见状，便让张国威退出了，其他人继续讨论。
张国威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部下，但平时却不大听从李品仙的指挥。这时李品仙被触动了情绪，便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反正也指挥不动这个张国威，不如和唐生智一起下野出洋（出国）的好。何键和张国威在被唐生智收编时就有很深矛盾，如今牵扯到程潜的事，为了帮自己解脱，也连忙插嘴说：“我们的部队向来很好。部队不听指挥，那还行吗？”
唐生智本来已暗暗做出判断，即何键无反心，可不予处分，而张国威则有意谋反，罪在不赦。何键的落井下石，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马上让副官再把张国威叫回来。
张国威已经去旅馆准备睡觉。副官来叫，他也不想想叫他去干什么，便不假思索地重返唐公馆。
唐生智当着几个人的面，说了一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如此才有办法之类的套话，接着便宣布散会。将领们纷纷下楼，张国威正想跟着下去，突然被唐生智叫住：“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张国威遵命留了下来，没想到唐生智又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
张国威一个人傻傻地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领着几个士兵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一根绳子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竭力挣扎，但寡不敌众，被强按在了地上。
张国威这时始知大祸临头，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然而求饶已经晚了，他被拖进了唐公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
李品仙等人尚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来探视，只见张国威已被勒毙于地，其状惨不忍睹。李品仙后来与人谈及此事，依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晚上十一点，唐生智乘着日本轮船，带着“不久我还要回来”的豪言走了。他走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又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商量今后怎么办。
李品仙是广西人；何键虽是湖南人，但他的活动能力较强，商量下来，便由这二人负责政治，也就是在政治方面与新桂系联系，刘兴负责军事。可是这种分工其实不抵什么用，李品仙、何键联系了一下，毫无头绪，于是他们只得按原计划撤往湖南。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原来主持省政府的孔庚、李书城与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程潜又发现新桂系主要强在军事，党政组织方面却没有什么办法，便有意留用这些官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提道：“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这时南京政府已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湘鄂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已准备逃往日本，听到程潜有如此表态，便又回到汉口日本租界，打算复职。
程潜是以南京政府也就是中央的观点来处置事务。新桂系可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得由他们说了算。程潜的讲话令新桂系诸将十分不满，“闻之大愤”，尤其鄂籍的胡宗铎、陶钧更是如此。
随着新桂系势力的扩大，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开始鼓吹保定同学大团结，希图在新桂系中另拉出一支以他为首的“保定系”，以巩固其地位。胡宗铎、陶钧都是保定生，且都较为勇猛善战，由此受到白崇禧的特别赏识。李宗仁则因为胡、陶在西征中颇有战功，又是湖北人，为了加以笼络，也对他们比较放纵。
在程潜就职并讲话之后，陶钧公然扬言：“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胡宗铎）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胡宗铎自己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当面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李宗仁笑着回答：“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
军民分治起自于袁世凯时期，表面意思是尊重民意，军人不干涉政治。依李宗仁所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作为现役军官，都曾立誓不当广西省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广西省政说到底还是李、白、黄从中摆布。省长之类的职务在李宗仁等人的眼里，更像是一件对外的装饰品。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
“李白”坚持要到南京开会，是因为当时南京只有新桂系的少量部队，他们预料蒋、汪必不敢冒险来开会。
“李白”自己的政治手段不高明，就以为人家也一样，殊不知蒋、汪特别是蒋，在这方面要比他们高出好几个段位。蒋介石探知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正在津浦线上指挥北伐，便让贺耀祖的军校同学给他写信，约其赴沪商谈。
贺耀祖原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但他对新桂系大肆揽权和扩张地盘的做法十分不满，接信后立即决定“拥蒋抑桂”。为谨慎起见，他分别探询了刘峙、顾祝同的态度。刘、顾都是第一军的核心将领，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二人对贺耀祖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并催促他迅速行动。
贺耀祖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南京，在打发新桂系留京的部队开赴汉口后，重新部署了卫戍事宜。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会谈。
根据会谈结果，贺耀祖在南京向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李白”狂妄自大，事先也想不到贺耀祖敢行此大事，等他们发现时，已无法阻止全会的召开。
蒋介石此番卷土重来，在北方得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的共同支持。早在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之前，冯玉祥便把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发给阎锡山：“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也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
论历史，阎锡山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比蒋介石还要早，但他有别于蒋介石等人之处，在于其政治立场一直随时局在变化。特别是在南方革命军陷入低潮的阶段，他曾一度退出国民党，附从于北洋，后来虽然重新与南方建立了联络，但因畏于奉军仍迟迟不敢明白地表示态度。
直到革命军在龙潭战役中取得大捷，阎锡山终于认识到北洋政府的垮台只在顷刻之间，这才坚定了加入南方阵营的决心。和冯玉祥一样，他也非常清楚蒋介石的分量和价值，知道和这样的南方实力派人物结盟意味着什么，因此在看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便立即复电，表示愿意共同署名。
冯玉祥、阎锡山的支持，刘峙、顾祝同、贺耀祖等人的拥戴，令蒋介石十分高兴，现在让他不满的就只剩下了那位曾经视之为嫡系亲信，可是在“逼宫”中又态度暧昧的何应钦。
蒋介石怀疑：这小子对我复出一点都不热情，莫非是铁了心要和我分道扬镳啦？
他让人给南京的李仲公写信：“介公有事请兄来沪一谈。”收到信件后，李仲公迅即赶到蒋介石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
李仲公曾做过蒋介石的文案，同时与何应钦的私谊又不错，能够在蒋介石、何应钦之间沟通关系。蒋介石问他：“你见了敬之没有？”
李仲公回答：“敬之已来沪，但还未见着。”
蒋介石的口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现在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
李仲公听后赶紧替何应钦解释：“没有别的，这正说明敬之在政治感觉上的迟钝，我这就去催他将拥戴电立刻发出。”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说：“好。”
李仲公就去找何应钦。他先择蒋介石的话中不算难听的部分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冯阎都发了，你为什么还不发？”
何应钦回答道：“我就不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字经扶）、墨三（顾祝同字墨三）等前方将领，他们的复电还没有到，所以暂时没有发。”
李仲公一听急了：“他上次因为健生（白崇禧）逼他走，而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你再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现在却说发拥戴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样的理由，怎么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报发出才好，否则……”
李仲公没有把话说下去，但何应钦已经听得很明白了。他很不自然地说：“好吧，那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
何应钦的拥戴电发表后，蒋介石在复出上更操胜算，各派围绕全会召开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也越加激烈。截至1928年1月底，已有二十余位中委抵宁，其中李宗仁和蒋介石因为各有自己一套打算，是到南京最早的两个人。
就在会议召开前，一直拥汪的张发奎发动了反对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广州事变。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共借机在广州举行起义，虽然张发奎是直接祸首，但事情牵连到了汪精卫。
新桂系岂肯吃这哑巴亏，他们立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张发奎，通缉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海受到了警察的严密监视，不得不在一个漆黑之夜，冒着黄浦江上空的飘雪，秘密登上一艘货轮前往法国。
汪退出，蒋犹在。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系人马不仅收复失地，而且最大范围拓展了领地：蒋介石除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
“李白”真是缺少算计。汪精卫不出局，凭他的政治能量，至少可以和蒋在政权、党权上争一争选票。等到汪精卫退出竞赛，党权、政权、军权全都落到了蒋的手里。
按照全会决议，蒋、冯、阎、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的部队先后进行了改编，即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出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其余不属于这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会议开罢，蒋介石启程前往徐州。此时何应钦和李仲公都尚在南京，一天上午，陈立夫忽然给李仲公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兄（王伯群）能来更好。”
陈立夫告诉李仲公，说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希望他们能立刻上车。李仲公又惊又疑，忙问蒋介石找他们有什么事。陈立夫推说不知道，但李仲公猜到准跟何应钦有关，便去找王伯群商量。
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当时正生病卧床休息。两人说着话的工夫，何应钦的夫人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队都撤走啦！”
王伯群问自己的妹妹：“敬之呢？”对方回答：“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
不一会儿，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听何应钦讲完前因后果，李仲公和王伯群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昨天晚上就到了徐州，而且在不通知何应钦的情况下，便撤去了他身上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等本兼各职，只调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过去蒋介石将白崇禧由第七军参谋长调任北伐军参谋长，那叫提升，何应钦这个自然只能是降职了。何应钦又羞又恼，说：“我的面子丢尽了，不管怎样，我决不就职，听候他的发落好了！”
李仲公宽慰道：“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那么只要和他做一番解释，想来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说到这里，李仲公话锋一转：“不过，他的脾气你也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在平时的谈话中，李仲公曾经试探过何应钦，问何应钦有没有把黄埔系完全掌握在手里的把握，何应钦老实作答，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于是他这时便郑重地劝告何应钦：“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他对你猜疑和最不放心的地方，不外乎是你和桂系的关系，你今后务必处理好。”
何应钦觉得李仲公言之有理。他叹了口气，说他可以“屈就”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他休一个短假，以便到上海去治病。
李仲公知道何应钦很要面子，便说：“只要你肯当参谋长，一切的话就好说了。”
他转过身问王伯群去不去徐州，王伯群说去不了。何应钦只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李仲公身上，对他说：“就这样吧，望你替我周旋。”
第二天早晨，李仲公乘车到达徐州，蒋介石委派的副官已在车站迎候。到蒋介石的临时行营后，蒋介石问李仲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时见过敬之（何应钦）吗？”
在得知李仲公已与何应钦见过面后，他又问：“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他就不就？”
李仲公连忙说：“他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
蒋介石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接着他对李仲公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又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这次的拥戴电，他竟然迟迟不发，到底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样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看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蒋介石还说：“没有我就没有他（指何应钦），他必须知道。”这句话他重复强调了几次，之后又大吼一声：“叫他滚出洋去罢，看我离了他行不行！”
李仲公听了，对蒋介石在“逼宫”中所受的刺激有了更深体会，也明白蒋介石对何应钦已不仅仅止于猜疑，而是已痛恨到了极点。这次“入壁夺符”，讲穿了就是要在调动三军之前，对何应钦动用杀威棒。
李仲公把已准备好的一些话拿出来，替何应钦做解释、打掩护，无非还是说何应钦不懂政治、头脑简单、行动迟缓之类，并一再申明：“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贰的。”
见蒋介石仍然怒气难消，李仲公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何应钦好像是蒋介石的双臂。双臂的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但当头脑命令双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时，双臂未必能达到要求——很可能，动是动了，但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方向乱动起来。
李仲公以此论证何应钦其实对蒋完全听命，只是因为“才庸性缓”，所以在蒋看来，才会有不听指挥甚至异动的嫌疑，并担保何应钦“不会有异动，更不敢有异心”。
蒋介石阴云密布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看来李仲公的比喻还是得到了他的认同：“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开部队时间久，第一军的军风军纪已日渐废弛，他可以先到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一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
蒋介石提笔唰唰地给何应钦写了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信函，让李仲公交给何应钦，还说：“敬之对政治认识不清，你须同伯群多帮助他才好。”
在李仲公上车回宁前，蒋介石忽然又让副官把原函要了回去，仅交代口头转述，这在当时曾令李仲公颇为不解。
蒋介石的信从黄埔建军讲起，历数他和何应钦在东征等役中患难与共的过程，并说到“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语言非常亲切动人。
当然他也没忘记继续给何应钦敲警钟，让他与新桂系保持距离：“桂系野心甚炽，不恤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
何应钦听李仲公转述后，转嗔为喜，除遵令就任参谋长外，又请了两个月的假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果然，不出一个月，蒋介石即将他召回南京听用。
不过“逼宫”给蒋介石造成的余悸仍未完全消除。尽管信的末尾曾有“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之语，但他并没有马上把兵权交给何应钦。这也正是蒋介石临时起意，把信从李仲公手中要回的主要原因。
被杀威棒打了屁股之后，何应钦更加小心谨慎。后来他虽出任军政部长的要职，但连任用一个营长都要签请蒋介石批示，对于黄埔学生的进退，若无蒋直接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签呈，也不敢擅自做主。至于军界以外的所谓党国大计，更是自动消失，绝不再随便开口。“何婆婆”之名，从此算是坐实了。
在“何婆婆”就范的同时，被蒋介石称为“野心甚炽”的新桂系则继续给他唱反调。李宗仁一再滞留南京，拒绝前往武汉就职集团军司令，第四集团军也就迟迟成立不起来。
蒋介石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北方冯、阎特别是冯的关系。他亲自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还预先托人告诉冯玉祥，说想同对方换帖做盟兄弟。
冯玉祥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冯玉祥也写了帖子。两人见面后交换帖子，并互相拜了四拜，就此成了把兄弟。
有了冯玉祥这个把兄弟撑腰，蒋介石不再顾虑李宗仁肯不肯上阵。4月5日，他在徐州誓师北伐。之后一声令下，蒋、冯、阎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北伐军所到之处，奉军节节败退。
第二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胜券在握。对蒋介石来说，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列强的干涉，尤其将成为北伐主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一直是日本极力扩张势力的地区。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为了试探日本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秘密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现，只要他一提到“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时候，田中的脸色就变了。
蒋介石曾期望日本能像当初支持他“离俄清党”一样，继续支持他实施北伐，但这次会谈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将妨碍我北伐之行动，以防止中国之统一。”
5月1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克复济南，已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也应召来到济南。
两天后的上午，济南城内忽然枪声四起，黄郛所住的津浦路局办公处被驻济南的日军包围，子弹嗖嗖地飞进来。
黄郛上到二楼，用日语朝楼下的日本兵高声喊：“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要动武！”日军这才停止开枪。
黄郛乘汽车前往蒋介石所住的督办公署，但那里也不安全，于是又把总部移往一个叫党家庄的小火车站。
这就是“济南惨案”（即“济案”）。据事后中方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共被日军打死打伤四千七百余人，蔡公时等十余名外交人员也遭到残杀。身为外交部长的黄郛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深感震惊，他说：“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
“济案”发生时，冯玉祥的专车已抵泰安车站。蒋介石让人给他打电报说：“不要来了！”老冯倒很有点把兄弟的义气，当即复电：“愈有危险，我愈要去。”
蒋、冯会合后，与黄郛等人聚集在党家庄的一所清真寺外面。大家坐在草地上，商量应付之策。蒋介石问冯玉祥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冯玉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至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解决“济案”的各条具体办法。之后，他准备到前线去与蒋介石商量，不料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继续北伐和对日交涉事宜。说到快要成功的北伐，大家都笑。说到对日交涉，都发愁。蒋介石叹了口气对冯玉祥说：“膺白（黄郛）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玉祥趁势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人交涉？”
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同时也为了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新桂系等政敌所攻击，他决定采纳冯玉祥的意见。
第二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黄郛，让对方“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免职。后来他在给张群的一封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悲愤交加之下，黄郛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同为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视张群为部下，对黄郛则相当尊敬，平时见面都称黄郛为二兄，黄郛的夫人为二嫂，绝不以普通宾客相待。见义兄真的发了火，蒋介石也慌了，他连忙给黄郛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不可一并辞去兼职。担心电报说服不了，蒋介石又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
黄郛的个性与何应钦等人有很大不同，属于外柔内刚型，一旦做出决定，绝不轻易动摇，而且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仅靠私人关系帮蒋做事，本身也说明，对何应钦适用的一套在他身上并不能够奏效。
黄郛自此离开政坛，带着妻女到莫干山隐居去了。后来济案解决，他的朋友曾向黄郛提出，可以由这位朋友出面，请蒋介石在济案纪念周上加以申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仍然将“济案”的全部罪责扣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定，无论是对当初“丢马保车”的内疚，抑或出于此后敦请黄郛出山的需要，他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黄郛认为“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没有接受朋友的好意。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不仅在决定蒋介石沉浮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而且在自己归隐之前，还为蒋介石推荐了另一位不可多得的谋略之士。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可能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权斗中涉过新的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