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及其新桂系迟迟没有动静。外界纷纷传言，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成见仍然相当深，所以才采取了这样敬而远之的态度。
李宗仁越是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越要表现自己的不计前嫌和宽宏大度。他多次派辛亥元老、北伐军司令部顾问吴忠信前来劝说。最后一次，吴忠信对李宗仁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
看看面子也挣得差不多了，再作态下去，就怕北伐的功劳簿上只有蒋、冯、阎的名字。李宗仁也就来了个见好就收：“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去就职了。”
在冯、阎就职一个多月后，李宗仁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同时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第四集团军原定于4月底在武汉乘车北上，但因为车少轨坏，运输困难，遂改由白崇禧率部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白崇禧到达石家庄，在那里，他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民国军政界有许多名人都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比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这些人一看就是矫健、精干之辈。白崇禧以为阎锡山也和他们一样，没有想到对方却是一个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的“老朽”。
其实阎锡山当年也不过四十五岁，只是面相显老。谈话时，他讲一口山西五台的方言，不仅难懂，而且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听得十分吃力。
当白崇禧告诉他，自己的部队即将陆续抵达时，阎锡山高兴异常，他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
第二次北伐进入中期阶段后，阎锡山的晋军各部会攻冀中，在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于冀中平原，将导致四面受敌，奉军因此往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了对晋军的压倒性优势。
危急时刻，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了火线，并连连致电冯玉祥，请他派位于方顺桥东南方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
韩复榘对面已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他本人也答应支援，然而冯玉祥却以津浦线方面另有需要为由，把韩部给调走了，仅留少数骑兵在前线进行警戒。
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障，阎锡山用于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发现形势危急，阎锡山电促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料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其驻扎于京汉线上的部队：“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
西北军不进不退，为的却是要报复阎锡山。原来几年前，冯玉祥在南口战败西撤，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从后路进行袭击，让西北军受到了不小损失。
南口战役时，冯、阎并未站在一条战线上，阎锡山联冯还是讨冯，其实都无可厚非。现在大家已经联合北伐，冯玉祥居然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公报私仇，就显得太过分了，因此连白崇禧都为之不平，认为“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桂军先头部队的赴援，令晋军转危为安。至5月下旬，西北军、桂军均已进入河北境内，阎、冯、桂三路北伐大军开始向北京齐头并进。当奉军的侦察机发现南方仅装载援军的火车就达到百余列时，张作霖深感力不能敌，遂被迫离京出关，结果又在皇姑屯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杀。
6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平、津。这时全国除东北外，形式上已具备统一雏形。15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同时昭告天下：“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
北伐和统一曾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可是随着这一目标的逐渐瓜熟蒂落，他不仅没有能够因此松口气，反而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首先是地盘的分配。第二次北伐本以蒋冯结盟为开端。这种结盟当时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蒋的个人声望。同样的，蒋介石仅手中那块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就让冯玉祥觉得，只要与之靠拢，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冯的关系也确实比较密切。两人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多次会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北伐功成，冯为了表示对蒋的拥戴，甚至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像，最后在左右的劝阻下才未付诸实施。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屡屡夸赞西北军一路披坚执锐，斩关夺隘，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蒋的“师爷”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玉祥发电报，更是称誉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按照蒋冯之间曾经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地盘分配上，似乎蒋介石更有理由倾向于冯，但在与阎锡山会面后，蒋介石马上改变了主意。
就在这次会面中，阎锡山讲起了冯玉祥如何在方顺桥战役中公报私仇，拒不援助晋军的事，言下不胜唏嘘。末了又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蒋介石先前已经从白崇禧那里知道了方顺桥战役的经过，阎锡山旧事重提，让他的后背顿起凉意。西北军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一旦有了更多更好的地盘，那他们的势力岂不是发展得更快，将来更难以控制？
阎锡山的意思也很清楚，冯玉祥倒戈之名可谓如雷贯耳。有评论者甚至说，在冯玉祥崛起的十余年间，国内掌兵符的大帅，皆畏其如虎，打仗时，他们最怕的不是冯玉祥畏战后退，而是冯主动要求“精诚合作”或“效命自驱”！
冯玉祥的反叛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他勤于叛，善于叛，也乐于叛，凡此种种，其印象已深入国人之脑髓。面对这样一位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倒戈将军”，你老蒋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会比他以前的那些倒霉上司更好吗？
经过一番计议，蒋介石决定将山东、河南、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分给冯玉祥，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分给阎锡山。这些地盘中，税收比较丰厚的当属山东、河北以及平津两市。冯玉祥虽得到了山东，但当时山东的胶东和济南都仍在日军的占领控制之下，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不如河北、平津。
估计冯玉祥可能不会同意，蒋介石又把北平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给了冯，依靠这两个“肥缺”位置，冯每月可多收入约二十万元。蒋介石希望以此来平衡冯的心理，但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他还是专门征求了冯玉祥的意见。让他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姿态特别高，说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怎么分都可以。
老冯这么可爱，反倒弄得老蒋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连忙跟老冯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分配——从地盘大小来看，西北军有六个省，不少了；晋军只有四个省，不算多。
至于平津两地，那里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酿成第二个济案。老蒋说老冯你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所以只能把它们交给老阎去应付了。言下之意，还是为老冯着想。
老冯诺诺连声：好的，没问题，你怎么安排都行。
可是老蒋一走，老冯就骂开了娘。
冯玉祥长期局促于西北苦寒之地，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要向国外购买一些武器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在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冯玉祥十分卖力，他让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进兵河北，直取平津。鹿钟麟和韩复榘都是河北人，鹿钟麟在“首都革命”后那两年一直代表冯玉祥统治着北平，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期望，也说明冯玉祥早就有了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的打算。
老冯以为，西北军在打退奉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就算不论他和蒋介石的那点兄弟交情，单单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结果老蒋的分配方案令他大失所望。可是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好了，老冯这人却还有个特点，在地盘、金钱之类比较“俗”的问题上，他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就怕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
以后冯玉祥在河南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既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他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已极度不满，自然也再不会有给蒋介石铸像的闲情逸致了。
6月中旬，蒋介石电邀李、冯、阎到北平举行善后会议，冯玉祥便以生病为由，复电不来参加，并让其驻汉口的代表向李宗仁进行解释，希望对他原谅，实际是想探测李宗仁对善后会议的态度。
“李白”分到的地盘是广西、湖南、湖北、汉口。他们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自己不是没有参加北伐，却未能从北方分得寸地，更没有能够拿到可从外国购买军火的出海口，乃是蒋介石从中作祟。
此时北伐刚刚结束，“李白”都还不太好意思跳出来公然争夺或吵闹，不仅如此，李宗仁还特意表现出来了一点高姿态，他一边派人到新乡去对冯玉祥进行慰问，一边给冯玉祥发电：“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
冯玉祥一看李宗仁铁定与会，也怕不去开会要丢掉点什么，遂复电：“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蒋介石、李宗仁在郑州与“扶病”而来的冯玉祥会合。这时候的老冯已经是满面红光，脸上看不到丝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冯却又频频咳嗽。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便知道他是假咳嗽，于是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济深。
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第二天，一行人乘车抵达北平郊外的长辛店，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车站迎接。这是李宗仁和阎锡山第一次见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样，觉得阎锡山“皮肤黧黑，长相看老，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还对此人得出了另外一个印象：态度深沉，寡言鲜笑，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与冯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阎锡山士官学校的学历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兴趣。李宗仁曾听阎的同学程潜说过，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成绩其实一般，加上平时装扮又土里土气，当时谁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料回国之后却渐露峥嵘，成了整个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四人行礼已毕，然后打开棺材盖，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这时蒋介石忽然扶着棺材哭了起来，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
只有老李一个人木然肃立，并未落泪，而且他觉得其他三人都太过矫情，他本人没有这种表演本领。
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对“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钱昌照也认同这一看法。
不过要说哭泣的三个人都是在装样子，也并不尽然。至少蒋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孙中山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最多。再想到，如今虽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周围还是群雄环伺，难题成堆，当事者的心情确实是五味杂陈，一旦抚今思昔，难怪要“热泪如丝”了。
后面一大堆人里面，看不惯蒋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开骂：“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冯阎李开始劝蒋不要再哭，这一劝不要紧，蒋哭得更厉害了。一些人不耐烦起来：“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这才勉强止住哭声。孙中山的棺材盖被盖下，一场各怀心事的哭灵宣告结束。
祭告典礼只是一个必要仪式，大家齐集北平，主要还是为了开善后会议，而善后会议的议程之一，乃是会商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幕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过一个“分治合作”理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蒋介石又考虑到北伐军若出兵东北，日军必然又要像“济案”那样加以阻挠，于是便倾向于将“分治合作”理论运用于东北，这就有了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简单说来就是将东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归顺中央，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召开善后会议之前，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等人到东北进行了改旗易帜的游说。
张作霖被暗杀后，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从此开启了东北的张学良时代。张学良自知凭实力难以与北伐军抗衡，同时也认识到仅凭东北一隅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帜，并派代表到北平做进一步接洽。
有人认为，东北易帜乃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一。北伐军高层在对此展开讨论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冯、阎和奉系之间有宿怨，同时又都有分割东北之心，两人便力主在东北辄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的情况下，继续向关外发动进攻。
与他们相反，新桂系的根据地位于南方，桂军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李宗仁估计即使顺利拿下东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里必然是冯阎的天下，所以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
蒋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实行东北易帜，不过因为要在会上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导致东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几天还没能得到接见。其间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吓信，还被人用言辞进行羞辱，感觉自己好像亡国奴一样，十分难堪。为了以退为进，他们放出风声，称如果再无说法，就将离开北平。
李宗仁听到后，即告之蒋介石，蒋介石于是顺势派员前去与东北代表晤谈。这样东北易帜的方案终于得以确定下来，以后奉军也就被改称为东北军。
东北问题虽然费了周折，但还不算过于棘手，最难的其实是善后会议的另一个议程，那就是裁兵。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属于国民革命军方面的部队计有四个集团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约三百个师，合计兵额二百二十万以上。每年军费需八点七亿元，可是中央财政只能拨付二点一亿元，其中有将近六亿元的缺额。
浩繁的军费开支，足以令中央财政濒于崩溃。此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认为应先削减超过五分之一的军费，在压缩军费的基础上，达到减少兵额的目的。
诸侯们虽然都无法公开对裁兵表示反对，但他们的抵触情绪显而易见。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的陈铭枢有意在投蒋后弃武从政，为此极力以裁兵主张游说各方。他跟李宗仁谈，李宗仁笑他是傻子，并且郑重地对他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之后，陈铭枢又到北平见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其气焰之盛，甚至让陈铭枢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裁兵”两个字。
蒋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难。早在举行祭告典礼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讲话中强调“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先给众人打了一剂预防针。
7月11日，蒋介石在北平西郊汤山召集善后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了一通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大道理。他刚刚说完，李济深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
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新桂系，但却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这一番含沙射影，显然是暗指蒋介石要以裁兵为借口，故意削弱其他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济深还说：“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这些话又是针对蒋介石射来的机枪子弹，因为蒋军里有好多是收编自北洋的“杂牌军”。蒋介石听得坐立不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善后会议没有制定详细的议事细则，更没有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形式上只是一个座谈会，蒋介石无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压。他的那几位靠嘴巴吃饭的谋士幕僚，比如吴稚晖、戴季陶，赶紧拍马上阵，为自己的幕主帮腔掩饰。
虽然第一天有了一点交锋的火药味，但总体而言，气氛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是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里，与会者都是在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没人追究对错和结果。吴稚晖最擅长此类插科打诨，他颇有些乐在其中似的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预计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善后会议开成了“神仙会”，会上和风细雨、融融一堂，会下社交饮宴、联络情感。
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联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当然，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乐，要说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过冯玉祥。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这回是老冯做东宴请大家，包括蒋、阎、李、白在内，赴宴的有百余名中央要员。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又有百余名大小职员和工友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全都排着队走进了餐厅前的天井。
与宴者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等不速之客们在天井里站定，老冯起立讲话，他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
接着他大声向天井内喊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照直说，宣统（指溥仪）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齐回答：“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老冯的声音越发洪亮，他又大声问道：“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证人”们再次回答：“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老冯于是转身向各位宾官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众人哄堂大笑，感觉比看一场喜剧段子还过瘾。
老冯演完捧腹的喜剧，就轮到老蒋来演严肃的正剧了。在善后会议的最后两天，蒋介石突然提出“军事整理案”和“军事意见书”，会场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蒋介石用“编遣”代替了大家都不愿听的“裁兵”。“裁兵”听上去是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平均割肉，“编遣”则不同，它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改编，其中有亏有赚。蒋介石说，他计划将各个集团军质量较好的部队挑出来，分别编成五十个师（东北除外），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其余老弱则予以淘汰遣散，以节省国库开支。
冯、阎、李、白防来防去的是“裁兵”，未料到平地里又冒出“编遣”，缺乏心理准备，自然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因此最初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发言，其中白崇禧提出了“裁兵”“编遣”之外的另一个主张。
白崇禧在北方的部队系以李品仙、廖磊的湘军为主力，再配以少数桂军编成。他本欲同阎锡山争夺平、津，但阎锡山先到先得，把平、津的大大小小机关都占据了，行政、财政、税收、交通一把抓，凡是白崇禧推荐的人，阎锡山一个不用，使他根本无法染指华北事务。
白崇禧也一度想过率部回师武汉。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或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山东，这两省都是冯玉祥的地盘，要经过就得冯玉祥同意。白曾派代表见冯，请求让路，可是冯玉祥的态度模棱两可，始终不做肯定答复。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花样最多。在既不能夺取平津，对回师武汉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决定另辟蹊径。
这时新疆正好发生内乱，省长被刺身亡，白崇禧便在会上引述了这一事件，认为新疆鞭长莫及，较难治理，而他是一个穆斯林，自愿率部移戍西北，塞边垦荒，为推行兵工政策做示范。
小诸葛固然聪明绝顶，座中诸人也绝非笨蛋，都知道白崇禧戍边新疆是假，以此躲避“编遣”，顺便再捞一块固定地盘是真。先前对分到手的地盘，李宗仁嫌小，冯玉祥嫌穷，都不满意，也都想借机调整。现在一看白崇禧带了头，他们二位不管有口才还是没口才，都哗啦啦地说一大堆，反正都是要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从“五十个师”的大蛋糕上切出最多的份额。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是阎锡山。
阎锡山能从学生时代的“成绩一般，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混到士官系中无人能出其右，自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在公众印象中，他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老阎的地盘原来仅有山西，现在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在他看来就是大赚特赚了。虽然他也面临着被“编遣”的危险，有可能会亏掉一些，但还不至于把前面赚来的本钱全亏掉，因此他就犯不着像冯、李、白那样猴急猴急。
阎锡山不作声，蒋介石总算是轻松了那么一点。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白崇禧要带兵远戍，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他发展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又一股地方势力，加上西北又是冯玉祥的地盘，也不会容别人擅闯，所以便提出：“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然后冗兵移边垦荒，充实国防。”
你要去新疆不是不行，不过有那心，不如先就近改造一下淮河再说。
堵住白崇禧的嘴后，蒋介石对冯、李的要求也未一概否决。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编遣计划，让阎、冯、李共同签名，说这只是原则大纲，具体怎么编遣可以到南京再商量。
阎锡山在会上一直对蒋表现得唯唯诺诺，态度十分恭顺，当即便在计划书上签名。冯、李见状，也只好跟着在上面签了字。
会后，蒋、冯、李、白相继南下。冯玉祥对南下胸有成竹，离平的时候，还坚邀阎锡山做伴同行。阎锡山则强调自己兼任着平津卫戍司令，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必须稍作停留。
如何对付蒋介石，已成为冯、阎、李内部共同的热点话题。先前在与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论天下大事时，阎锡山甚至设想到日后与蒋兵戎相见的情景，认为自己不一定就打不过蒋：“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用的重武器。”
当然，不到迫不得已，阎锡山绝不会傻到挽起袖子主动去跟蒋介石打肉搏战，更何况，蒋介石要修理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上赶着冲到前面去呢？对此，他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蒋介石虽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
阎锡山估计李、冯、白这一去，十有八九会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他不愿掺和进去，更不愿替这些人火中取栗，而且凭他老阎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遇到这种事切不可抢先，如此才能确保自己前后都有退路。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以说既希望阎锡山来南京，又怕阎锡山来南京。正如阎锡山所预计的，如果他与冯、李联合起来跟蒋斗，蒋是非常头疼的。
现在阎锡山虽然迟迟其行，但即便李、冯联手，其能量也不在小。蒋介石担心：南京会议会不会像善后会议那样无果而终呢？
从北伐结束的那一天起，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就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恰恰是身边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冯、阎、桂这三路诸侯均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地盘和兵力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也均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相比之下，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却控制不了多大的实际区域，数来数去，不过苏、浙、闽、赣、皖五省和宁沪两市，政令不出东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古往今来，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外强内弱的状况都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忧患，蒋介石又怎能等闲视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得。
就在蒋介石苦思良策而不能得的时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面呈一计，顿时让他有眼前一亮、柳暗花明的感觉。
熊式辉说的是：削藩。
“削藩”一词源于西汉文景时期。当时的情况也是枝强干弱，诸侯王纷纷坐大，御史大夫晁错遂向汉景帝上书，“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这就是著名的“削藩策”。
一语唤醒梦中人，蒋介石认为“削藩策”正合自己的心意。再一问，原来此计并非出自于熊式辉本人，而是由一个叫杨永泰的人所提出。
听到杨永泰的名字，蒋介石的内心大受触动，因为这是义兄黄郛曾在他面前提及过的一个人。
过去黄郛给蒋介石出谋划策，在“任方面”之外，还建议要“储才”。所谓“储才”，也就是广招人才。黄郛说，旧时政治家都极重幕僚，但到了民国，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诸党派，几乎全都是紧筑樊篱，“人才更分彼此而显得空虚”。
针对人才不足的状况，黄郛感到既忧虑又着急。他认为，新式政治家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比旧时还要严峻广泛，只有引入各种智囊，才能弥补政治家在精力、经验和知识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欠缺。
关于“储才”，黄郛最初只是贡献原则，并没有保举特别的人选。后来他随蒋介石一道复出，出任外交部长，才向蒋介石推荐了钱昌照。
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此人在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很深。由于黄郛的关系，他一入幕就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幕中地位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并驾齐驱。当时陈立夫管党和政，钱昌照就管经济、外交和教育，凡有关经济、外交、教育方面的文件，他都有权代蒋批阅。
蒋介石是军人，缺乏国际知识，钱昌照就每天给他讲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让蒋介石逐渐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了了解。同样因为军人的身份，蒋介石之前与知识界少有渊源，而民国时的大知识分子又大多清高，用权势和金钱都不一定能搞定。也是在钱昌照的努力撮合下，蒋介石开始频频和一些大知识分子见面或邀请对方为他讲学，这样他在知识界、舆论界的声誉便渐渐好了起来，人们都说蒋介石“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
钱昌照在蒋氏幕府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专长主要是经济，蒋介石一直感到帐中还缺乏一位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佐政之才。在复出准备第二次北伐期间，有一次与黄郛闲谈，他便要求黄郛放弃其他职务，直接进入幕府辅佐自己。
黄郛那时候就感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政治上意见不合，日后势必引起内争，而自己与冯玉祥私交深厚，如果身处中枢，会引起冯玉祥的不满，因此决定举贤自代。
他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杨畅卿就是杨永泰，畅卿是他的字。
杨永泰系秀才出身，不仅有比较好的传统文化底子，还接受过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十多年身居官场的经验，更让他练就了一套“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懂行政”的本事。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曾是一位极为活跃的风云人物，黄郛长期在北方军政界活动，对此非常清楚。
杨永泰的苦恼之处在于，尽管他踌躇满志，才华横溢，但一直怀才不遇。当然，他的怀才不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怪他自己缺乏恒心和眼光。
杨永泰最早也曾投奔过孙中山。孙中山内定让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但当他认识到，孙中山其实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财政厅也是既无权又无财时，便不仅不愿再出任，还跟着别人一起在背后开口闭口地骂孙中山是“孙大炮”。他的这种投机态度，引起了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人，包括胡汉民等人的极度反感。
护法时代，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确实不过是西南实力派诸侯的一块御用招牌，他们几时不需要了，就可以一脚踢开。这一点杨永泰倒是看得一点不差，在护法军政府完结后，他转投了西南实力派。
然而好景不长，西南实力派也垮了台。杨永泰自知在广州无法立足，又北上投奔北洋政府，并在曹锟的国会里出任参议院议员。
哪知道曹锟家的议员还是做不长久，一个“首都革命”，令“猪仔国会”顿时解体。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得离开北京，到上海做了寓公。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那段时间里，杨永泰看准时机，向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现时政治的主张，并希望能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新桂系所用。
如果“李白”识才用才，杨永泰极可能为新桂系跃上政坛最高峰助一臂之力。在看过万言书后，“李白”也对其中深刻的政治见解表示赞赏，然而他们对杨永泰的态度却是不予理睬，也就是“然其言，不用其人”。
究其实，是“李白”十分鄙视杨永泰的为人，认为这样一个投靠过北洋，投靠过孙中山，又投靠过西南诸侯的幕客，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完全不值得吸纳！
对杨永泰，胡汉民等国民党的政坛老手是知道的，蒋介石一度带兵打仗，在南方政坛上也只是个后起之秀，在黄郛郑重予以推荐之前，他虽然也听别人说起过这个人，但并不是很了解。现在见黄郛将杨永泰说得如此高明，他有些半信半疑，加上忙于北伐，也就没再顾得上理会这位“海内奇才”。
黄郛素知蒋介石的秉性，同时杨永泰的特殊经历，也让他认识到若操之过急，反而会阻碍杨永泰的进阶之路。之后他便将杨永泰、钱昌照召入外交部，一边让二人参襄机要，一边准备寻找新的机会予以举荐。“济案”发生时，杨永泰、钱昌照都随黄郛在济南经历了风波，只是蒋介石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黄郛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后，按照民国时的传统，作为黄的亲信随从，杨、钱也只能辞职离开外交部。半年后，钱昌照由张群介绍，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府，得以大展宏图，而在此之前，杨永泰已经在为接近蒋介石暗暗进行设计。
他首先在交通部王伯群手下谋了个顾问的职位，通过向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人打听蒋介石的起居住行等情况，以便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在此基础上，他才写出建议书，然后经好友熊式辉之手，向蒋介石条陈时事。可以说，“削藩策”能够让蒋介石眼前一亮并拍案叫好，绝不是偶然的。
杨永泰的这种进身方法，在中国历代权臣传记中都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唐书》中就记载李林甫：“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李林甫在历史上是以奸相的面目出现的，此类方法也被许多人认为过于投机取巧，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又确实是有效的。
在经历被“李白”拒之门外等诸多挫折之后，杨永泰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见解高不高明是一回事，别人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再能干的谋士，再厉害的谋略，也只有在符合幕主需要，能够解对方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才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前有黄郛的极力推荐，后有“削藩策”的横空出世，让蒋介石对杨永泰刮目相看。他问熊式辉：“熊司令，此人何在？”
熊式辉连忙答道：“此人正在我的警备司令部内做客。校长若要召见此人的话，我明天便派车把他送来。”
“不，我马上要见！你带我去你的司令部。”蒋介石已经急不可耐。
见蒋介石对杨永泰如此感兴趣，熊式辉既为老朋友从此能够有机会出头而高兴，又不免有些担心。他小心翼翼地提醒蒋介石：“总司令，杨永泰的过去您计较吗？”
蒋介石回答得很爽快：“我也了解他的经历，但过去的事，我不计较，只要他今后跟我好好干就行了！”
命运终于向杨永泰露出了笑容，这是他长久以来非常期待的一刻。看到蒋介石亲自莅临，杨永泰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礼貌地向对方行了个鞠躬礼：“畅卿拜见蒋总司令。”
蒋介石马上拉住杨永泰的手：“吾辈革命，备感艰辛，求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望先生施展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国民革命。”
杨永泰何等机敏，当即表明心迹：“我奋斗半生，今日始得一见明君。总司令知遇之恩，日后我当肝脑涂地，以报于您。”
双方寒暄后在客厅落座。蒋介石很谦虚地说道：“杨先生对今日天下大事有何高见，我蒋某在此洗耳恭听。”
杨永泰落魄了许多年，屡受各类幕主的冷落，现在蒋介石不仅“御驾亲临”，而且如此不耻下问，真让他有受宠若惊之感，因此立刻施展平生所学，开始纵论滔滔。
蒋介石听完之后，犹如看到太阳照进屋子里，心里这个亮堂：那些曾经让他一想到就睡不着觉的难题，竟然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都一一得到了答案。
原来黄郛没有夸大，对面坐着的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佐政奇才！
蒋介石马上决定破格重用杨永泰，但却遭到了对方的婉言谢绝：“中国问题艰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以一书生微薄之力，难担此重任，恐误党国大事。”
人才流动也必须符合奇货可居的价值原理。想当年刘备访贤，诸葛亮若是在他登门时就巴巴地一口答应，那就跌份了，在刘备心目中的光环也势必要黯淡不少。杨永泰时年已经四十八岁，这可能是他毕生最后一次创业机会，从他为入幕所做的种种努力来看，他的决心就是不入蒋幕便罢，一入就要为蒋所重用。
果不其然，杨永泰这种不卑不亢、半推半就的态度，对蒋介石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他也像刘备遇到诸葛孔明那样，拿出三顾茅庐的姿态，诚恳请求杨永泰能够辅佐自己。
等到杨永泰终于答应出山，蒋介石问他：“畅卿打算任何职比较理想？”
杨永泰深明“无功不受禄”的古训，他知道自己初入蒋幕，在未立寸功的情况下，若贸然接受高官，容易引起其他人的不服，于是便说：“听凭司令安排，我只想贡献，不图职位高低。”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那好，那好，你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日后我亏待不了你。”
杨永泰入幕之后，非常用心尽力，遇到具体问题总要预备两三套解决方案。善后会议只是一个对诸侯进行“火力试探”的初步方案，以探测李、冯、阎的不同态度和胃口。紧接着的五中全会作为第二套方案推出，为的是调虎离山，便于各个击破。
8月8日，五中全会在南京正式揭幕，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政府任命，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三顶乌纱帽都来自于杨永泰的建议，这叫“杯酒释兵权”。
蒋、冯、阎、李之中，以冯的西北军部队最多，当然需要裁掉的兵也最多，所以给他的乌纱帽也最大。蒋介石和杨永泰都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冯玉祥在裁兵中带个头。
给官帽的同时，蒋介石也没忘记动用他的情商，极力弥合因为地盘问题而与冯玉祥之间产生的裂痕，为此他还特地邀请冯玉祥到南京的汤山去泡温泉。
蒋介石在汤山有专用温泉别墅，名为“陶庐”。老冯去那一看，第一印象就是“布置得好极了”，院子里有各种花草，厨房里还预备着点心和饭食，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
“陶庐”门外有宪兵站岗，这地方不但普通百姓和小官进不去，就是与蒋介石没有私谊的大官也不能入内，冯玉祥能够受邀，算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面子。
泡完温泉，两人从池子里爬出来，蒋介石突发感慨：“（他们）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
这里蒋介石说的都是新桂系，分别指北平的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上海的张定璠、武汉的胡宗铎。其中张定璠现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他在北伐时期是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上海市长的职务也系白崇禧一手保荐。
听到蒋介石能够对着自己说出如此的体己话，老冯十分激动，他当即站在老蒋的立场上，慷慨激昂地说道：“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就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时时刻刻在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下功夫，又能实际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
其实蒋介石说到新桂系的“野心”，只是为了向冯玉祥倒倒苦水，好拉近双方的距离，他可没耐心听别人讲大道理，尤其是出自于老冯这样的“土包子”之口。偏偏老冯又是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打从军政部长的乌纱帽戴上的那天起，他便过起了下命令的瘾，往往今天令蒋介石，明天令李宗仁。像这样“当面指教”蒋介石，在他看来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眼见老冯越说越起劲，蒋介石赶紧转移话题：“没有什么。”
又有一次，蒋氏夫妇来看冯玉祥。冯的副官说冯不见客，蒋介石一个“你们不要管”，便直接闯入屋内，走上了楼梯。
蒋介石送给冯玉祥一棵很长的人参，又邀他出去吃野餐。短时间内，蒋、冯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换谱做兄弟的时候。
看看时机差不多了，蒋介石宣布正式召开编遣会议。他再次重申，全国除东北外一共编五十个师，各集团军自己研究，看编多少合适。编遣会议也相应分成非正式会议和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主要用于交换意见，作出提案后再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时候的老冯在“李白”等其他派系看来，早已经得意忘形。他不会再与别人一起合斗老蒋了，而只想超越众人，独自登上权益的最高峰。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主张精兵原则，并提出了四项编遣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
这些标准除了“革命性”那条过于主观，难以掌握外，其他几乎都是在为西北军量身定做，以此来衡量，西北军应编的占大多数，应遣的只占极少数。
何应钦当即问道：“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玉祥大言不惭地回答：“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
众人哗然。蒋介石也极为失望，他是要让冯玉祥带头裁自己，可不是带头保自己裁别人。于是便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那你提个方案吧！”
老蒋的表情让老冯幡然醒悟：这样只顾着自己确实不好，以后谁还肯和你一块愉快地玩耍？
回去后，老冯真的又拟了一个方案。这次他没敢再把自己放第一位，而是与蒋介石拉平了，同时又把阎李及其他杂牌继续压低。
过了几天，开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冯玉祥将他的方案公布于众：西北军和蒋军各编十二个师，桂军和晋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蒋介石听了自然还是不满意，“李白”和其他人也不甘心。于是蒋介石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就把冯的方案搁置起来。
在老冯看来，这就是最佳方案，也是他在编遣过程中可以容忍的极限，当下不管方案会不会通过，就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自顾自地在西北军内部裁并起来。
以后又陆陆续续开了几次非正式会议，与会者话不投机，争吵不休，离主题也越来越远，几乎酿成僵局。
打破僵局的希望，逐渐被放在了迟迟未能与会的阎锡山身上。蒋介石给阎发去让他担任内政部长的电报，并询问他父亲的病情，意思是催促他尽快赴京。
阎锡山首先回电称不能在南京供职，仅保荐心腹赵戴文出任内政部次长，以代理部务。阎锡山此举令白崇禧拍案叫绝，称为“阅历深，见得远”，而不像冯玉祥“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
接着，针对蒋介石让他尽速与会的要求，他又编了一套谎话，说是在老父生病期间，他一直亲自服侍汤药，现在虽然父亲的病刚刚好了一些，可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所以还是不能立刻赴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确实虚了，阎锡山还真的将家搬到太原崛围山休养去了。
对蒋介石急于通过编遣会议毕其功于一役的情绪，阎锡山看得一清二楚。他有些不屑地对亲信幕僚说：“蒋介石这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
在各方函电交促下，阎锡山一直拖到编遣会议中期才前往南京。南京的军政大佬们无不翘首以待——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指望他能从中转圜，而“李白”见冯玉祥与蒋似乎靠得很紧，惧怕蒋、冯真的合作起来，也期盼阎锡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便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
骤然升高又如此集中的期望值，使得阎锡山未来南京之前就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只要他一来南京，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阎锡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时，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充分证明这次的投机生意又是有赚无赔。
阎锡山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派晋军总参议周玳到白崇禧处拜访，以便摸一摸这次编遣会议的底。一见面，周玳就问白崇禧：“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
白崇禧接着讲了冯玉祥在南京这段时间的言行，并讥笑冯玉祥：“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荡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
白崇禧对周玳说：“你瞧着吧，不久他（冯玉祥）就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
周玳急忙回应：“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白崇禧在方顺桥战役中曾经爽爽快快地帮过晋军的大忙，虽然双方在争夺平、津地盘上有矛盾，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周玳问白崇禧，既然冯玉祥已经提了方案，为什么你们不也跟着提一个方案？
白崇禧回答，和蒋介石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索性不提了。
“龙天表”是道教中法师焚化的一种符箓，大致相当于送给神仙的私密信件，白崇禧以此表示跟蒋介石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夜访结束后，周玳把白崇禧的话详详细细地转告给阎锡山。他建议：“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阎锡山老谋深算：“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锡山。谈到编遣会议，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的提案，并且如阎锡山所料提出了请求：“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的意思，是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中央区”是给谁用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看来蒋介石也把阎锡山当成了可倚仗的对象。阎锡山考虑片刻，不敢马上答应，便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应钦走后，阎锡山召集周玳等幕僚研究提案内容。此时他想到对“中央区”还是得表个态，毕竟这个话要让蒋介石自己说，确实有些难以出口。
北伐之后，阎锡山实际成为地方诸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不想真的和“李白”搞在一起，跑去触老蒋的龙须，甚至于还要依靠老蒋做后台，力保平、津。
因为有可能跟阎锡山争夺平、津的，其实正是白崇禧。白崇禧老是赖在华北，让阎锡山时时有芒刺在背之感，对这个小诸葛，他既不能得罪，可也绝不肯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
一份考虑周全的阎提案就此出笼。
几天之后，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当天出席列席的所有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坐在台上。他在会议致辞中说：“我们的军队既不用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接着他让何应钦将冯、阎的提案都读了一遍。冯提案已不新鲜，大家注意听的是阎提案。阎提案：蒋军、西北军各编十个师，晋军、桂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六到八个师。最后剩下的六到八个师待编名额，可以由中央处理。
阎提案可以说是得罪一家，讨好大家。蒋介石的“中央区”有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觉得自己在兵额上跟冯玉祥相差不大，心理也能够平衡。于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多数人赞成阎提案，反对冯提案。
蒋介石很高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会场上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突然放开喉咙喊道：“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缓口气再进行编遣。”
蒋介石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看到蒋介石一副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座的吴稚晖急忙接过话茬，引经据典地大谈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借此开导冯玉祥：既然已经通过了编遣的决议，就不能再拖下去。
吴稚晖的嘴功是有名的，即便临场发挥，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足以让老蒋缓过劲来，并想出应对之策。他哼哼了两声：“对，对，编遣也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机构。我们这个会只要讨论如何把机构组织起来，就算达成了任务。”
蒋介石打算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委员会里还要设一个管理财务的经理组，组长则由阎锡山担任。阎锡山听后沉默片刻，答道：“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的背后，是满载而归的喜悦。经理组组长的油水有多厚，谁都清楚，这也是老蒋给阎提案的回报。
老冯瞧在眼里，心里这个窝囊劲就别提了，正是“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臊”。
会议结束，老冯两眼喷火，怒容满面地走出了会场。一回到寓所，就对幕僚说：“咱们的裁并电报以后不要再发了。”
这时候西北军已经自行裁并了八九个师，幕僚有些不明所以，只听冯玉祥气呼呼地说道：“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冯玉祥称病不再赴会，只派代表参加。在与会者陆续到达会场而蒋介石还没有露面时，白崇禧开玩笑似的对阎锡山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锡山还没答话，冯玉祥的代表便含酸带醋地揶揄道：“百川先生（阎锡山）有办法。”
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新想法，即将每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但集团军司令不再兼任，而另由集团军司令挑选下次一级的人员担任。
蒋介石自己选定了何应钦，冯玉祥的代表选鹿钟麟，阎锡山选周玳。轮到李宗仁，他停了好一阵，才说选白崇禧。
之后，蒋介石照例又说了许多官样套话。台下，“李白”等人一个个犯困打盹儿，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领神会般的默默静听。
接下来有两天休会时间。蒋介石便派孔祥熙代表他前去慰问“生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年少时想当传令教习，曾经四年如一日地练习喊口令，结果练出了一副惊人的大嗓门，他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就在孔祥熙走进院子时，还听到冯玉祥在和许多人说话，但一进屋，却看到冯玉祥倒在床上，盖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
孔祥熙上去摸摸他的头，发现他又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至此，冯玉祥得了“心病”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作为堂堂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有影响力的地方诸侯，跑到京城来装病自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可是老话说得好，“一日不识羞，十日不挨饿”，只有脸皮足够厚才能吃饱饭，这可是他老冯多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冯的态度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既然你老蒋不够意思，让我阴沟里都翻了船，那我还有什么义务再陪你玩？
蒋介石十分不悦，晚上他请阎锡山去吃饭，当着阎的面，就表示出对冯玉祥的极度不满。
对冯是不满，对阎则是赞赏。蒋、阎二人一直闲聊到晚上十一点，阎锡山才含笑回到自己的寓所。
在南京城里，阎锡山真正成了一块热腾腾的香饽饽。接下来，老蒋又单独找他商讨了好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并研究如何才能把会开好。
阎锡山一边极力表示拥护编遣会议，一边劝蒋不可操之过急，他还答应会去劝说冯、李不要固执己见。蒋介石对此甚为满意。
李宗仁和冯玉祥那边也一个不肯落下，他们或亲自或派人，上门劝说阎锡山反对编遣会议。阎锡山则对他们说这不是好办法，若是操之过急，弄成僵局，蒋固然不爽，于他们冯、阎、李也很不利，还是应该徐图良策才行。冯、李虽不以为然，可表面上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阎锡山左右逢源，好不得意，他高兴地对周玳说：“咱们迟来的办法是做对了。”
重新开会，蒋介石为了强调编遣的重要性，特地提到了日本军制。当时日本是征兵制，中国还是募兵制。老蒋认为，这是中国士兵素质不如日本士兵的主要原因，“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
蒋介石刚刚说完，冯玉祥的代表就抢白道：“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便不是如此。”据他说，西北军都是先由各县征集，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剩下来的人还要由冯玉祥和其他高级军官一一验看，不合格的人仍然要继续剔除。
“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无赖、流氓、土匪。”冯玉祥的代表话中带刺，说得很不客气，显然是有备而来。
蒋介石猝不及防，十分尴尬，会场也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出来搭腔。幸亏阎锡山见势不好，急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才没有陷入僵局。
冯玉祥的搅和，让蒋介石很是恼火。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场，同时也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不少，总是要维持些起码的体面才好。
明知冯玉祥是装病，蒋介石也不得不当成真的一样对待。除安排阎锡山前去探视外，他自己更是两度偕夫人宋美龄上门慰问，在希望对方不要借机闹事的同时，也想重新弥合双方的裂痕。
由于冯玉祥对会议持抵制态度，编遣会议已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白崇禧等人推举阎锡山出面，以阴历除夕将至为由，要求离开南京。
眼见众人都无心议事，蒋介石只好宣布：“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阎锡山、白崇禧都走了，冯玉祥找来谋士张钫商量今后怎么办。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一个编遣会议把各人的真心假面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冯玉祥认为自己和老蒋大概是尿不到一块儿去了，但今后最有可能斗得跟俩乌眼鸡似的人，绝不会是他和老蒋，而只会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
蒋桂暗斗，预示着内战将起。冯玉祥打算学习阎锡山，暂时避开这个旋涡。
冯玉祥的幕僚大多出身行伍，缺乏新型政治理念。张钫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冯氏幕僚中眼界较宽的一个。他就此建议冯玉祥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关外乒乒乓乓的打斗，先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等有机会再出关问事，到时西北军兵强马壮，若争霸中原，不由得什么老蒋、老阎、老李不服，所谓“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
计是好计，关键是眼下如何脱身。冯玉祥在和张钫计议后，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借个名义出国；二是直接返回自己的军队。
如果要求出国，蒋介石必然不会同意，毕竟冯头上还套着一个军政部长的官帽。如果要返回军中，以现在这种蒋、冯已经形同破裂的关系，估计老蒋不仅不会答应，还会加重疑虑。
思来想去，冯玉祥还是觉得耍赖最方便。于是他便以不告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了南京，直到渡过长江后，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信请假，理由是：养病。
当蒋介石得到消息时，冯玉祥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
曾被外界寄予极大希望的编遣会议就此无疾而终，除了热闹热闹大家的眼睛，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对此嗟叹不已，说：“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系抗命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冯阎李，只有李宗仁还留在南京上班。这是因为新桂系跟冯阎不同，其地盘皆另外有人掌控——两广有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有胡宗铎、陶钧，就连北方的唐山、山海关还有一个白崇禧。这些地方，李宗仁都用不着亲自坐镇，非但如此，他长住京师，还能起到打听内幕并暗中掌控的作用。
编遣会议是冯玉祥第一个搞砸的，也让蒋介石对冯玉祥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以蒋军彼时的实力，实在奈何西北军不得。冯玉祥离开南京后，老蒋便想缓和与李宗仁的关系，用蒋、桂联手的方式来合力对付冯玉祥。
李宗仁固然不乐意冯玉祥，但比之于冯玉祥，他更不喜欢的恰恰是老蒋，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这一建议，还反过来劝老蒋要对冯玉祥“感之以德”，说假如老蒋肯这样做，冯玉祥“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介石哼了一声：“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
李宗仁说服从不服众是一回事，能不能对付是另外一回事：“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个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
接着，李宗仁又打了个比喻，说冯玉祥今日的作用，就像穿制钱的绳子一样。有绳子在，制钱一提即起，如果绳子断了，钱便会撒一地，再捡起来就麻烦了。
知道李宗仁不愿合作，蒋介石只能知难而退。这时的新桂系势力自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至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一样俯瞰华东，处于全盛时代的他们确实不需要，也不屑于看老蒋的脸色。
正因为势力发展过快，其实从很早开始，新桂系就有些找不到北了。
当初，为了与李宗仁携手北上参加善后会议，蒋介石曾在武汉绕了一圈。在李宗仁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新桂系位于两湖的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均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借故不肯出席，给老蒋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第二天，蒋介石循例检阅驻汉部队。在他做了简单训话后，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突然站到阅兵台前，提高嗓门，说：“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
蒋介石固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好装成没事人一样，暂时隐忍不发。
编遣会议召开前后，看到老蒋在对付诸侯方面似乎仍然力有不逮，新桂系又在两湖掀起了新的风浪。
两湖中的湖南系广西门户，且是鄂桂通道，新桂系要巩固后方，势必将湖南政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李白”以程潜主湘，固是迫于形势，以后软禁程潜，由鲁涤平继任，其实也出于权宜之计。
鲁涤平是湖南人，为谭延闿的嫡系，他所率领的第二军，其前身就是谭延闿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利益，作为其嫡系，鲁涤平的立场自然也比较接近中央。新桂系始终持反蒋态度，这时候的反蒋也就是反谭，反谭也就是反鲁。他们能够用鲁涤平主湘，仅仅是因为此前已连续扳倒了唐生智、程潜，如果再以外籍人继任湖南省主席，恐招致湘人的公愤和反弹。
对于鲁涤平，新桂系只视之为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在鲁被发表主湘的次日，叶琪请他吃饭，席间他屡次宣扬“李白”的“威德”，意在窥察鲁涤平的态度。
鲁涤平不知对方究竟用意何在，神色略带惶恐，表示不敢就职。叶琪又劝他放手去干，并推荐自己的人协助其工作，实际上是安插“内线”，对鲁涤平实施监视。
鲁涤平不是不明白叶琪的用心所在，但回湘后，仍委任叶琪的“内线”为湖南省政府军务科长。不但如此，叶琪每次来长沙，他必定都要亲自到车站迎送。
叶琪以前做过鲁涤平的部属，鲁任团长时，他是连长；鲁任师长时，他是团长。对一个老部属极尽奉承讨好，在民国那种氛围下并不多见，也很容易惹人笑话。
鲁涤平当然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而是不敢不这么做。因为叶琪跟夏威关系密切，夏威遇到事情必要先跟他商量，可谓言听计从。夏威时任第七军军长，乃是新桂系在两湖的实力派，鲁涤平深知，叶琪可能几句话就能决定自己的去留。
新桂系在两湖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而鲁涤平对他们又害怕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鲁涤平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仍以何键蝉联清乡会办。以前程潜主湘时，湖南事务多交给何键主持，自己很少过问。鲁涤平继任后，表面上虽然萧规曹随，但已明显不同于程潜。程潜那时候是认为自己兼管两湖，他经常要往武汉跑，湖南这边想忙也忙不过来，而鲁涤平只有湖南可归他管，何键管多了，就等于和他争权一般。
清乡督办署是掌握湖南省地方武装的枢纽。鲁涤平想要独揽督办署的大权，可是因为初次打理湘政，他对于湖南的军政情形颇为生疏，而何键对湘事摸索日久，心中有数，结果鲁涤平还是只能将督办署交由何键主持。
何键随着羽翼渐丰，也感到湖南有鲁，自己在湖南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始终只能屈居于“会办”这样一个助手的地位。如果他想完全掌握湖南的地方政权，则非驱鲁不可。
何键为人深沉，平时喜怒不形于色，鲁涤平同样不是那种喜欢咋咋呼呼的人。两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并且猜忌防范之心日甚一日，然而彼此仍虚于周旋，没有爆发过任何剧烈冲突。
从何键方面来说，单靠他自己来驱鲁，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他得借力打力，而这个能借到的力就是新桂系。新桂系此时虽然还没有公开喊出反鲁的口号，但忌鲁驱鲁之心，与何键并无差别。
新桂系在鄂将领多为保定生，何键也是保定生，这是没进过保定军校大门的鲁涤平无法相比的。何键便利用这一优势，与新桂系中的“湖北派”拉上关系。
何键并非新桂系主湘的理想人选，但他们认为何键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些。“李白”以下将领均认为有拉何制鲁的必要，叶琪在与人闲谈时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涤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了。”
弄清新桂系的意图后，何键便时常赴汉，与“湖北派”加强联系。同时，他对清乡督办署的事务也抓得更牢，已达到完全一手包办的程度，鲁涤平几乎无从过问。
一次，叶琪由鄂来湘，鲁涤平设宴招待，宴席上他对同桌的人说：“湖南的事，只要芸樵先生肯替我帮忙，是大有可为的。”不安之状溢于言表。
一山难容二虎，鲁涤平开始苦寻反制何键的办法。此时湘赣边区的红军力量正日益壮大，于是他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根据鲁涤平的提议，南京政府批准设立湘鄂“会剿”总指挥部，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
鲁涤平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请辞总指挥职务，以何键代替；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并将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至“会剿”总指挥部。
如此一来，何键不仅被剥夺了督办署的实权，而且在他带兵到江西“剿共”之后，也实际被赶出了湖南。
何键为人圆滑，尽管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也没有立即与鲁涤平闹翻：你说撤督办署就撤督办署；你说让我去江西，就去江西。
背地里，何键与新桂系靠得愈加紧密。他除以报告湖南事项为名，到武汉面谒李宗仁外，还在胡宗铎的陪同下，到北京拜见白崇禧，以此得到了新桂系两位老大的首肯。
当“湖北派”表示要何键担负湖南全部责任时，他便趁势说道：“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汩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
西北军的兵力超过蒋、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说冯玉祥选择跟谁合作，谁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蒋、桂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竭力与冯玉祥套近乎，一时信使往来，颇为频繁。最后，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抢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见冯玉祥，并带去了“李白”的意见，称老蒋要以编遣的名义压迫冯桂两军，现在“李白”决定倒蒋，约冯一同行动。
蒋、李曾是结义兄弟，可是一转眼也就翻了脸。李宗仁为此大发感慨，说兰谱中的话真不可靠，所谓的“亲如兄弟、同生共死”转瞬间就会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无怪乎“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他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但实际上对他们这些身在政治场和利益圈中的人们而言，不过彼此彼此。
蒋、冯的关系也是一样，昨天还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谁都不认识谁。老蒋把河北和平、津给了阎锡山，已经让老冯相当不快，后来在编遣会议中结成的恩仇，更令老冯视蒋为敌。
在离开南京时，老冯曾有一个不参加蒋桂之争，回大西北整军经武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有能静下来读老子庄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却是水浒的世界，那个热闹与喧嚣，他又如何有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动，冯玉祥就逐渐改变了原先不加入内战的计划。他告诉李宗仁的代表：“烦请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冯玉祥开始进行反蒋准备。谋士张钫劝他不要理会李宗仁，还是按计划速速西去，冯玉祥则复电说：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有了冯玉祥的承诺，“李白”信心大增，这也成为他们不屑于收缩兵力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来新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过去三人的意见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现争执，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
见“李白”坚持己见，黄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对了。包括黄绍竑在内，三个人当时都不知道，从这时候起，失败的阴影已经开始紧紧地笼罩于他们的头顶。
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他将南方的新桂系视为一股，北方的冯、阎视为另一股，称这两股力量都足以与蒋争霸天下。
冯、阎、桂一旦实现大联合，对蒋政权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杨永泰论述道：“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
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表明“政治削藩”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杨永泰转而主张在冯阎桂联手之前，逐一进行“武力削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新桂系。鲁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理由。
即便抛开冯、阎，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用军事手段单独消灭新桂系，似乎也是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桂军从南到北，从两广到两湖，再到山海关，战线长达千里，已经形成了可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一字长蛇阵”，蒋军不攻便罢，一攻很可能成为对方的“腹中之食”。
显然，若想仅靠打仗来解决新桂系，胜负难有定数。杨永泰的办法是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对新桂系分散在各地的势力予以各个击破。
他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广东，所用之术是“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
陈铭枢早就投入了老蒋的阵营，陈济棠也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但广东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二陈，而是李济深。李济深在两广拥有过人的威望，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就算他人不在广东，只要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二陈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正好国民党三大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纷纷赴京。李济深本来也应率代表与会，但处于这种敏感时刻，还要不要到南京去，他颇费踌躇。躲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希望李济深能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桂系，不愿他为蒋所谋，所以也力劝其不要赴会，并预言李济深到南京只会凶多吉少。
见李济深犹豫不决，徘徊不进，蒋介石决定派吴稚晖到广州迎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同辈人，当他名满天下，以反清革命家、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的形象跻身于民国政坛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居然有二十二岁之多。
仅看两人过去的履历和年龄差距，似乎更应该是蒋介石给吴稚晖牵马坠镫才是。当然，如果说吴稚晖想借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之梦，这倒也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吴稚晖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瘾，其人生信条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担任过的最长时间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委，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南京政府当过大官，连蒋介石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都被他一口拒绝了。
有人觉得蒋介石坏，宁死也不肯做蒋介石的官，吴稚晖是完全相反，他满心满眼都觉得蒋介石好，就连坏的都是好的。在吴稚晖看来，自己不做官的好处之一，也是能更好地为蒋介石奔走呐喊。他曾一再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与陈布雷等“文胆”不同，吴稚晖的本事主要不是笔，而是嘴。蒋介石让他到广州去拉李济深，老头子立即赶赴广州。去了之后，便不顾鞍马劳顿，喋喋不休地跟李济深讲起了务必要赴南京开会的道理。
吴稚晖与李济深本是儿女亲家，这种关系加上吴稚晖那张锋利的嘴，终于让李济深招架不住，答应动身北上。
3月11日，李济深率一批代表抵沪。这时全会还没开幕，李济深暂时不来南京也无不可，但蒋介石又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来南京居中调停中央政府与“李白”的矛盾。
李宗仁见状，再次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到时广东必陷，广西也会随之失去援助。听完他的分析后，李济深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说，自己决不去南京。
李济深不来，蒋介石自有办法，他让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元老出马，要求即便用八抬大轿，也非得把李济深抬到南京来不可。
张静江等人对此事都不太热心，只有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介石，在劝李入南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一到上海，四老就前去拜访李宗仁，同时约李济深来李宗仁的寓所谈话。吴稚晖代表四老对李济深说：“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入南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撂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