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蒋介石要攻取的重点之一。杨永泰曾建议，要破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必须先击首腹后斩尾，也就是先解决武汉、平津的桂军，而后再直捣新桂系的广西老巢。
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有利于蒋的趋势，蒋、桂位于长江中游部队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李白”还有另外一个希冀，那就是冯玉祥已答应出兵相助。从现实情况来看，只要西北军南下响应，新桂系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令“李白”感到意外和不安的是，蒋桂开战后，西北军不但没有依约南下，反而还向后撤退了。当时冯部大将孙良诚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有一天夜里，他突然让部下在两小时之内把行李备好，准备由泰安撤退。部下不明其意，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北南下直驱浦口、南京，驱蒋下台呢？”孙良诚回答：“我接到冯总司令的密令，叫我们往开封方向撤退，内幕我不知道。”
西北军中搞不清状况的人还有很多。有人直接问冯玉祥：“这一次撤退的战略意义何在？”冯玉祥一面握起拳头做缩回来再打出去的姿势，一面说：“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又有人请他预测一下这次蒋桂战争的结果，冯玉祥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有分晓。”
冯玉祥的真实意图是要坐山观虎斗，坐看战局发展而从中渔利。他固然恨蒋，欲借此机会反蒋；但另一方面又垂涎于新桂系所控制的地盘，打算一旦“李白”力竭或者落败，就趁机将河北夺过来，以便使河南与湖北连成一片，达到既控制长江形势，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一举而得两虎”，冯玉祥暂时实施回缩战略，他将孙良诚部作为预备队集中到豫西一带，将韩复榘部布置在京汉路南段，以便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后发力。
“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
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白崇禧名义下共有两支改编部队，一支属北方部队，驻于北平的西苑和南苑；另一支就是“桂系湘军”，驻于河北唐山，他自己的总指挥部则设在北平城内。
在发现北方部队不可靠，甚至有可能将自己抓了送蒋之后，白崇禧被迫由北平出走，前往唐山开平，住进了廖磊的寓所。
蒋桂开战前后，各方来电都汇集至开平，白崇禧经常通宵不睡，以制定决策和批阅来电。他不睡，译电员自然也无法休息，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
当蒋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一边抓紧联络冯玉祥，一边准备率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可是长江战事结束之快出乎预料，冯玉祥在震惊之余，赶紧放下悠悠然垂钓的心情，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个讨桂通电。
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冯玉祥的通电一发，便意味着“桂系湘军”回救武汉的路被彻底截断了，与此同时，白崇禧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桂系湘军”所属的两师官兵大部分为湖南人，西征之役中被新桂系收编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内心里都盼着自己的老长官唐生智回归。
为了切实消化这支部队，白崇禧一面撤换湘籍军官，用新桂系成员替代；一面对最上面几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头头加以笼络，尤其待廖磊甚厚，引为心腹。廖磊对白崇禧也知恩图报。蒋桂开战后，白崇禧日理万机，廖磊怕他身体顶不住，每晚都让自己的太太蒸制人参或高丽参，送给白进行滋补。
可是新换上来的军官却不给白崇禧争气，除了死要钱“不关饷”（即不发军饷）外，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惹得官兵恨之入骨，盼唐生智回归之心反而更加迫切。李品仙、廖磊等人虽然和白崇禧的关系很好，可是中下级官兵不听调遣，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
随着武汉桂军的迅速失败，外界纷传新桂系即将垮台，唐生智回归有望。湘军官兵为之暗自欢喜，跃跃欲试，有的部队已经集合官兵，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一时之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贴到了开平至平、津的列车车厢上。
看到内部反对他的浪潮如此高涨，白崇禧惊慌失措，生怕再也走不出去。还幸亏廖磊不忘旧情，亲自将他护送到塘沽坐上了出逃的轮船。
事有凑巧，唐生智搭乘同一艘轮船到达塘沽。两人一个上船，一个下船，只是没有正面碰头而已。
为了验证自己在老部队中的影响力，唐生智下船后没有直接去唐山，而是在天津住了几天。李品仙等旅团长以上的军官闻讯，纷纷赶到天津迎接，即便自己不能亲自来的，也都派了代表。
廖磊因为与白崇禧的那段关系遭到唐生智的冷落，在求见一面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被迫挂冠而去。他觉得非常冤枉，临走前对着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解释道：“我是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更换过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只是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
唐生智对待被其视为已经“变心”的部下，向来冷酷无情，这一点在当初处理张国威事件中已显见无遗。尽管廖磊在他的复出之路上确实并未设置过多障碍，可仍然遭到了扫地出门的下场。
在展示威风，扫除异己之后，唐生智才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中前往唐山。蒋介石最初还顾虑唐生智离开部队已久，怕他掌握不住，至此终于放下心来，随即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4月5日，在闻知桂军也已经撤出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亲率一个团乘军舰抵达汉口。当他进驻武汉时，各攻击部队居然都还落在后面。
自第一次北伐以来，蒋介石所经历的大小阵仗无数，但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经过激烈拼杀，这让他非常伤神：仗打输了，免不了受到各方指摘，甚至被迫下野；而即便是打赢了，在嫡系部队已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同样会地位不稳。
蒋桂战争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崭新同时也极为成功的开始。他采取杨永泰的谋略，第一次将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从而做到了“一兵不出而定北平”以及“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请问，还有什么结果会比这个更圆满更令人满意的呢？
蒋介石心情愉悦，他在汉口大摆庆功宴，把中校以上的军官都找去会餐，而且会的还不是一般的餐——是极为时髦，好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餐。
吃完第一个凉菜，蒋介石站起发言，他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
对首先率部到达武汉，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主席，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蒋介石现场示范了一下“本主席”的绝招，也就是教授众人吃西餐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对在公众场合最喜欢装一本正经的老蒋来说，此举殊为难得，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
会餐结束，他仍然意犹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合影留念。
“上兵伐谋”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两天后，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对桂军进行追击，一面对胡、陶实施招抚。
这时胡、陶的“桂系鄂军”尚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夏威手下也有好几个团，因此李品仙、白崇禧仍希望他们能通过力战，渡江取道湘西回广西。
曾几何时，胡宗铎、陶钧、夏威都被李宗仁夸为“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但驻扎武汉的那段时光，在极短时间内就让他们成为了骄奢淫逸的典型。其中夏威沉迷于女色，大有乐不思蜀之概，对部队不管不问。胡宗铎抽上了鸦片，整天“吞云吐雾，不亦乐乎”。陶钧把持着禁烟局犹嫌不足，又借“清乡”之名，到处捞钱。
上梁不正下梁歪，桂军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狂嫖滥赌，军中卖枪和克扣粮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法租界的旅馆里就挤满了疯狂聚赌和寻花问柳的军官，兵痞们借酒闹事的大小乱子由此层出不穷。
贪污腐败使得桂军早已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桂系鄂军”尤甚。力战不是空口说白话，是需要拿性命去拼的，夏威等人虽然一度信誓旦旦，可哪里代替得了他们的色厉内荏。很快，胡、陶、夏便决定接洽投降，并联名向蒋介石发出通电：“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
此后，宋子文接洽了一艘英国军舰，将胡、陶、夏送至香港做寓公，余部被缴械改编，“李白”曾经盛极一时的第四集团军主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除湖北外，湖南原本也被新桂系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桂军刚刚放弃武汉西撤，何键便派代表往武汉迎蒋，之后又趁机收编了叶琪的部队。新桂系很鄙夷何键的两面派做法，叶琪称：“我上了芸樵（何键）的当。”因为何键两肩下削，李宗仁更是借此对他进行讥讽：“芸樵无肩膀。”
鄙夷归鄙夷，有一点不能不认，那就是置身乱世之中，要想活得长久一些，两面派常常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新桂系曾经辉煌一时，自然是不屑于骑墙的，可蒋桂战争这一跤也足以摔得他们心胆俱裂。当李宗仁、白崇禧以光杆之身逃回广西时，盛极一时的桂军居然只剩下黄绍竑留守广西地方的三个师了。
新桂系三巨头内心的懊丧和恼怒自不待言，白崇禧更是按捺不住，暴跳如雷，他主张用剩下的这三个师集中攻打广东，以便在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的不利局面。
黄绍竑认为，在新桂系全面落败的情况下，如此孤注一掷过于冒险。无奈“李白”已经输红了眼，二人不顾一切地想要翻本，他们坚持广东方面还有不少忠于李济深的人，如果不及早帮助这些人把反蒋的旗帜树起来，此辈迟早会被消灭干净。
这是新桂系内部第二次出现重大分歧。黄绍竑再次处于票数上的劣势地位，当然他要坚决反对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话，新桂系内部就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因此，尽管黄绍竑内心很矛盾，但他仍然服从了“李白”。
李、白、黄随后做出分工，李宗仁负责到香港联络各方，白崇禧指挥军事，黄绍竑则继续留守广西。
桂军攻粤，换来的又是一场大败。此时，何键奉蒋介石的命令进入广西境内讨桂，尽管桂军新败，但何键的湘军仍不是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余部仓皇逃回湖南。
可是随后杀来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对方也是老桂军，而且还是老桂军中的精华部分。白崇禧、黄绍竑见势难抵挡，被迫逃出广西，由越南而至香港，与李宗仁会合。
难兄难弟又聚到了一块儿，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手中甚至连一个兵也没有了。
在蒋桂战争中，搞投机的其实不止何键一个，冯玉祥做的也是这种生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以湘军战前那么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何键不仅得以总揽湖南军政大权，其部队还得到扩编以及蒋介石的军费资助。冯玉祥的实力绝非何键能比，可他却偏偏把好端端的生意给搞砸了。
归根结底，老冯做投机生意的心是有的，然而他的手眼身法步还差着不少火候。
韩复榘处于最前沿，对战局观察得很清楚。在武汉桂军突然遭遇失败时，他就准备直扑武汉，不管老蒋事后答不答应，先把湖北地盘占了再说。可是老冯还想再等等，为此把韩复榘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接着便命令他向北撤退。
真到武汉桂军迅速瓦解的时候，战事也结束了。老冯虽然补发了一个马后炮式的讨桂通电，可是老蒋已经不愿意再兑现原先的那几个条件了。
老冯苦就苦在，他一个子没得不说，还把蒋桂双方都给得罪了，两边都认为他做事无诚意，老冯本来就不咋样的诚信记录这下更加让人不忍卒看。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滋味可不好受。老冯把账全都算到了老蒋头上，决计出兵倒蒋。1929年夏天，他下令山东、河南驻军一律西撤，集中在河南西部及陕西境内待命。
西北军从陕、甘、宁、青，一直摆到豫、鲁，战线长达几千公里，一旦开战，马上就会有与人搏斗时，直伸双臂却无法用力的感觉。桂军败于蒋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不肯收缩集中兵力，从而导致被各个击破，一溃千里。冯玉祥看在眼里，又如何能不吸取教训。
更何况，蒋桂战争改变了整个中原战场的形势，蒋军今非昔比，不是轻轻一推就能倒掉的了，开练前一定得摆好架势才行。为此，冯玉祥决定沿用老思路，先把两臂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以确保到时能发挥出足够的力道。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另外，在过去的南口战役中，西北军曾吃过晋军抄袭后路的大亏。如今晋军依旧布防于黄河北岸，随时可能乘西北军南下时，再从后攻袭，从而使得西北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这次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在把队伍摆好后，压迫阎锡山表明态度，让他一同反蒋——同意固然好，要是不同意，就先打山西，再打蒋介石！
冯玉祥此议一出，便遭到了谋士张钫的反对。早在冯玉祥决定介入蒋桂之争时，张钫就不同意，见冯玉祥这次不仅又要反蒋，还要放弃河南、山东，他更是大摇其头。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他说：“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有损失。”
张钫坚持三年整军计划不能放弃：“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张钫与冯玉祥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忠言，但冯玉祥都听不进去。
张钫是谋士，冯玉祥就算不喜欢听他的话，也知道要给对方留足脸面。反过来，对于那些被他“视之如匹夫”的战将，他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在华阴召开的西北军将领会议上，韩复榘大着胆子询问冯玉祥：“敌人未曾压迫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冯玉祥不但不说明撤退的原因，反而怒气冲冲地斥骂韩复榘：“小孩子懂得什么，要你退你就退。”
散会后，韩复榘在路上碰到了另一名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谈话中，韩复榘提起华阴开会的情况，称受到了冯的责骂，并且眼泪汪汪地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刘汝明当即予以安慰，之后在华阴向冯玉祥进行了报告。冯玉祥听后，只认为韩复榘是一时的气话，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想给韩复榘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没打通，也就算了。
然而韩复榘说的绝不是气话，他是真的要爆发了！
韩复榘是冯玉祥当混成旅旅长时的营长。那时冯部下有中下级军官十三人，除了韩复榘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石友三等。这十三人都是军中的活跃分子，遇到有事，常常越过本方长官而直接找冯，冯也喜欢直接指挥他们，以便更好地控制最基层的部队。因此之故，十三人在冯面前炙手可热，被冯视为嫡系亲信，时称“十三太保”。
韩复榘等“十三太保”由士兵而升军官，由中低级军官而升至高级将领，以后大多显山露水，甚至成为一方诸侯，都与冯玉祥擅长练兵和能够不拘一格地挑拔将才有关。
冯玉祥很懂得士兵的心理。他的挎包里常带着剃头刀、剪刀、修脚刀，到军营查访时，看到士兵中有头发长得长的，便立刻找来脸盆盛好水，亲自给士兵剃头洗头。他还会让士兵脱掉鞋袜，看脚指甲是否长了，长的话也亲自予以修剪。
一传十，十传百，冯玉祥关心士卒的名声便由此建立起来。但凡他到部队驻地视察，当地市容和军队焕然一新，街上溜达的零星军人也随之减少，甚至于因公外出的官兵都穿戴得整整齐齐。
如果说练兵是冯的特长，那么用将则是冯的软胁。有冯玉祥的老部下评论他对部将的态度：“冯先生出身寒微，以‘战将’脱颖而出，故始终于能战之将，爱之而不重之，视之如匹夫焉。”
“匹夫”就是冯玉祥对部将的定位。对这些“匹夫”所提意见，哪怕是正确的建议，他往往都不屑一顾，以“不懂事”“小孩子见解”等等大家长的语气加以斥责。
北伐前一段时间，韩复榘的部队一直没能拿到薪饷。冯玉祥承诺北伐成功后便予以补发，北伐结束，韩复榘想起了这件事，就写了封信让人带给冯玉祥。信上说：“几年来，大家生活都够苦的，高级将领们都是老先生（冯玉祥）一手培育的，虽然没有什么闲话，而许多下级官兵，都随总司令（冯玉祥）不久，长此不发饷，恐怕不好维持，请求总司令补发一下欠饷。”
冯玉祥看过之后，顿时脸色通红，把信一摔，大声对信使说：“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发给你们的钱还少吗？”
冯玉祥所说的钱是他发给韩复榘的“维持费”，而韩复榘信里讲的却是以前欠发的薪饷，并不是一回事。北伐后，冯玉祥有了更多的地盘，也就相应有了更多的钱，但他手里一有钱，便拿去扩充军队，自然不可能再补发欠饷。
面对冯玉祥的蛮横无理，信使除了连声答应“是，是”，不敢有任何反驳。回去之后，他也不敢说出冯玉祥发火的事，只能报告韩复榘：“总司令说，目前经济困难，补发欠饷一时不易办到。”
在“十三太保”中，韩复榘、石友三是自认遭到冯玉祥另眼相看的两个人。缘于南口战役时，晋军腰击西北军，韩、石于穷途末路之中，不得不暂时投降阎锡山，靠山西供给粮饷，以资维持。后来冯玉祥东山再起，声言对韩、石不予追究，但彼此在精神上始终存在着隔阂。
北伐之役，韩、石出力不小，尤其在克复平津的过程中，韩复榘第一个率部进入了北平。可是冯玉祥却对他们的战功只字不提，只对孙良诚一味表扬提拔，称孙为常胜将军，称孙所带的部队为铁军。冯玉祥这样的做法，让韩、石很是不满。
孙良诚首先被保荐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然也被发表为河南省主席，然而又穷又苦的河南如何能够与山东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将韩身上所兼任的二十师师长给开了缺，另由石敬亭接任。
石敬亭时任西北军参谋长，冯玉祥对他十分看重和信任。石敬亭治军极为严格，接任二十师师长后，他不仅将师部里韩复榘的亲信大部予以撤换，还在集合部队训话时，痛骂该师纪律不好，说：“韩复榘把你们二十师带成土匪了。”
韩复榘由此认为，冯调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不是像对待孙良诚等人那样论功行赏和予以重用，而只是作为撤销他兵权的一个手段。石敬亭的一系列言行，更令他在伤心之余，还加上了愤恨和反感。
河南省主席本由冯玉祥兼任，韩复榘当主席后，各厅厅长都还是冯兼主席时期的原班人马，他们直接给冯办事，一个也不能随便撤换，所以实际上韩复榘只是当了一个没多大职权的空头主席。
韩复榘其实有一定的地方治理才能，可是在既理不了政，又管不了军的情况下，他也只好索性丢开省府之事不问，整日以嫖赌玩乐自遣。
应该说，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在民国年间并不算太离谱，但冯玉祥严禁部属嫖赌玩乐，即便高级将领也是如此。他在知道韩的行为之后极为震怒，便在官兵大集会的时候，大骂嫖赌玩乐之人，其实就是暗指韩复榘。韩复榘也在会场上，自然甚为难堪。
骂，那还是轻的。对这些自己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将领，冯玉祥仍与对待一般士兵一样，见面叫名字，从没有叫号的，而且动不动就罚跪。当初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驻军南苑，因为上课迟到，就曾被冯玉祥责打了好几十军棍。
冯玉祥每每以此自鸣得意，常在人前夸耀：“张作霖、吴佩孚对于高级将领，是用赌博、妓女来联络。我对高级将领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像普通士兵一样，严肃敬事，一丝不苟。用这一点来比较，可知谁胜谁败了。”
有一次，冯玉祥下令韩复榘把手中最精锐的手枪队调来洛阳做警卫。韩复榘不愿意，冯玉祥把他叫到洛阳，当着面大发雷霆：“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在家里有人守卫，出门有人保驾，你们都不管我了。好啦，我这里没有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
韩复榘堂堂一省主席，然而敢怒不敢言，只得老老实实地走到冯的司令部门外，站了两个多钟头的岗。后来经过一些人再三求情，冯玉祥方肯罢休。
石友三比韩复榘更不济。冯玉祥再怎么对韩复榘苛严，还把自兼的河南省主席给了他，就连被韩、石认为从没有带过兵，也没有立过战功的石敬亭都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而石友三根本都没能摸着省主席的大门在哪里。石友三对此十分气懑，常常对人大发牢骚。
韩、石都认为自己有投降晋军的一段历史，无论怎么卖力气也不会在西北军中有什么前途，冯玉祥也一定会找种种机会来为难他们。
北伐的时候大家集中精力，一致对付北洋，彼此都顾不到这些事情，韩、石的疑惧心理还不太突出。到北伐战事停止以后，韩、石不仅未能得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封赏，还不断遭到冯玉祥的羞辱，两人就此有了鸟尽弓藏的感觉，整天心怀不安，栗栗自危。
编遣会议结束后，冯玉祥由南京跑回河南开封。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都在开封，一听到冯玉祥将回开封的消息，韩复榘就托词赴许昌考察，石友三也跟着溜之大吉。冯玉祥下车时，没有见到韩、石去接，就问左右：“韩主席为什么没有来？”副官说：“韩主席到许昌考察去了。”又问石友三，答复是石友三去了郑州。
冯玉祥明知韩、石有意躲避，随后便一言不发，脸色很是难看。第二天，他在河南省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公开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全都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就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河南娶了一个戏剧演员为妾，冯玉祥说“弄个唱戏的”，无疑就是对他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挖苦。
省府里有许多人是韩复榘的亲信，马上就把冯的话转告给韩复榘。韩复榘听后五味杂陈，十分难堪。
西北军内部的这一矛盾被杨永泰所知悉。早在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就提出，在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的同时，应以经济方法瓦解冯。具体而言，就是要以重金收买韩复榘、石友三。
韩、石需要“重金”吗，当然需要，但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它还得再搭配一点冯玉祥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着失算，让蒋军抢先攻占武汉。蒋介石到达汉口后，即令韩复榘停止进兵，但同时又召他见面。
这次见面，带着夫人同行的韩复榘受到蒋氏夫妇的盛情款待。席间蒋介石对韩复榘推崇备至，一再呼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而不称其名，并且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
韩复榘立刻被震到了，倒不是因为那番和平戡乱的大道理，而是蒋介石对他的极力褒奖和一口一个“向方兄”。韩复榘向来见冯，冯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不但毫不客气，还不断给他碰钉子，让他难堪。
冯玉祥牛吧？当然牛，可是跟蒋介石比呢，人家可是国家领袖！一个国家领袖如此恭维你、高看你，这是怎样一种情怀？
韩复榘顿时受宠若惊，又是感激，又是高兴，当即站起来说道：“复榘一介武夫，蒙钧座不弃，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听了一边说好，一边与韩复榘握手。临别之时，又送了韩复榘十万元。
与韩复榘会面后，蒋介石接着派钱大钧赴襄阳慰劳石友三，送给他三十万元。
应该说，蒋介石送给韩、石的钱还算不什么“重金”，尤其对于韩复榘，你要说靠这十万元就能让他如何如何，甚至背叛冯玉祥这样的西北军大佬，那也把韩某看得太不值钱了。
可是有了情感搭配，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与蒋介石的武汉会面，为韩复榘带头叛冯播下了种子，而冯玉祥在华阴军事会议上对韩的当众责骂，则让这颗种子最终发出了芽，结出了果。
华阴会议结束后，韩复榘马上赶往陕州（今陕县），前去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二十师。石敬亭此时已经离职，二十师师部里韩的亲信虽然大多已被撤换，但旅长以下的军官并没有太大变动，这些人仍效忠于韩。
韩复榘把二十师拉至洛阳，然后集合讲话。在他看来，西撤既不利于军，也不利于民：“豫陕两省连年旱灾，百姓全没吃的，这次大军西撤，人马众多，将如何维持生活呢？总司令命令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河南的百姓又吃什么呢？”
韩复榘对席地而坐的官兵们说：“我们打了几年的仗，官兵伤的伤，亡的亡，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要主张和平，才由陕州回来。你们想一想，愿意跟着我走的，蹲着别动，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站起来走，我决不勉强。”
等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动弹。于是韩复榘就说：“好，全都愿意跟着我，那我们就一齐走！”
5月22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电文中有“关西同胞，大半粮尽，大兵西退，其何以堪”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又给蒋介石发去两个“梗”电，表示拥蒋。
在“养”电中，包括韩复榘在内，总计有旅长以上十二名西北军将官列名其上。这些人除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与韩复榘有所联系外，其他人全都蒙在鼓里，名字是韩复榘给代列上去的，为的是壮大声势。
韩、石是结盟兄弟，且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他们在性格上又有着很大差异，韩复榘为人胆大敢干；石友三则比较胆小多疑。石的行动差不多都是唯韩马首是瞻，韩不动，石就不动；韩一动，石也会举旗一致行动。见韩带头首倡，石友三立即率部从南阳驻地赶来郑州与韩会合。
马鸿逵的总部正好撤至洛阳。韩复榘派参谋长带话过去，说：“我们的队伍从前都是经由西北打出潼关的，西北地方的穷困，我们亲身经历过，现在又要退往西北，军队岂不都要饿死？”又说：“你又不是冯的嫡系，打起仗来，先得牺牲你，不如我们回师郑州，再作良图。”
马鸿逵急忙召集幕僚商议。幕僚认为：“不可背冯，况且老都统（指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西北回族元老）现在潼关和冯玉祥在一起，如随韩东开，岂不要连累老都统吗？”
马鸿逵为人胆小，在这一点上跟石友三有相似之差。他左右为难：“如不随韩，恐被其解决。”眼泪鼻涕地哭了一场之后，还是决定随韩东开。
庞炳勋和马鸿逵一样，都不是冯玉祥的嫡系，所以也在韩复榘的拉拢范围之内。之前韩复榘曾对庞炳勋进行试探，当着他的面，庞炳勋痛哭流涕，说：“总司令排外，我的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损失很大，硬是不给一点补充。总司令待人不公平，我们有如孤哀子，没人管……”
韩复榘觉得比较靠谱，一边百般安慰，一边在心里把庞炳勋列为了自己的同盟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动计划差点就栽在了庞炳勋手里。
庞炳勋打仗时瘸了一条腿，外号“庞瘸子”。这是个老江湖，素来机诈过人，他朝着韩复榘掉几滴眼泪，骂上两句，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拿韩当亲人朋友的意思，更不能说明他有了反冯之心。
几年前韩复榘曾扣留庞部所缴枪支，庞炳勋对此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见韩复榘真的要叛冯，马上便翻了脸。韩复榘屡次和他打电话联系，他都拒不接听，同时又在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构筑工事，以拦截韩部东进郑州。
黑石关地形险要，是韩部东进的要道，不打通黑石关，许多列车都无法通过。韩复榘又气又急，大骂“庞瘸子不是东西”“反复无常，（说的话）尽是假的，非揍他不可”，但是他把一个旅都打光了，也没能把黑石关给拿下来。
由于东面受到庞炳勋的截击，西面又受到孙良诚的追击，韩部已溃不成军。无奈之下，韩复榘只得带着残部离开铁路，绕道逃往郑州，与石友三会合。
虽然韩、石被打了一记闷棍，但他们的起事，无疑还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发现西北军突然西撤，蒋介石估计冯玉祥是要对付他，可是又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尤其搞不清楚冯玉祥为什么不先动手而急急往西撤兵。就在他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韩复榘的电报，顿有如梦初醒、喜出望外之感。
接到“梗”电的当天，蒋介石就复电予以嘉奖，规定所有驻陕甘部队今后概归韩复榘指挥，并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此外，韩、石还得到了现款五百万元（一说为一千万元）的犒赏。
韩复榘发表反冯通电时，冯玉祥正在华阴与高级幕僚们议论军事。他谈到南口战役时，由张之江、鹿钟麟两位大将进行指挥，结果二将意见不和，导致全军瓦解，有的弃械逃亡，有的投靠晋军。讲到此处，冯玉祥颇为自信地断言：“这次由我主持，就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
话没说完，韩、石倒戈投蒋的报告就到了。冯玉祥最初还不太相信，等消息得到证实，他如同是晴天里听到了一声霹雳，顿时变得面色苍白，神情颓丧，随后便绝望地说：“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就全完了。”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冯玉祥经常会当着众将士哭，甚至还满地打滚，但那不过是一种表演。唯有这一次，他是真伤了心，身上的家长威风也被一扫而空。
在被韩、石打乱阵脚的情况下，西北军已无心应战，不久便全部渡过黄河，退入潼关自守。退入潼关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冯玉祥仍未缓过劲来，开始日夜哭泣，不停地咒骂自己，还打自己的嘴巴。他恨韩、恨石，恨马、恨所有背叛自己的人，不过最恨之入骨的依旧是这一切的祸端——蒋介石。
5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讨伐冯玉祥的命令。阎锡山投蒋所好，对蒋介石表示愿做调停人，以息争端。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阎锡山即由太原致电冯玉祥，劝冯下野出洋（出国），并表示自己愿意全程陪同。同时他还让冯玉祥将军队交由中央，听候编遣，以避免“整个的党变成破碎，统一之国形成分裂”。
此时的冯玉祥连对那些未参与倒戈的部将都失去了信心，更不敢想象要统率西北军单独与蒋军作战，当然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出洋。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一个办法，接到阎的电报后不久，冯玉祥就选择了通电下野。
下野电是发了，可是肚子里的那口怨气尚未找到出处。冯玉祥再三考虑：自己既然不能够单挑老蒋，为什么不能找人合作呢？
曾经有力量对抗蒋介石的几大诸侯，李宗仁、白崇禧已亡命香港，只剩下了阎锡山。
冯、阎曾经是一报还一报的冤家。南口战役，阎袭击了冯，于是冯便在方顺桥之役中报复了阎。到编遣会议召开，阎又利用冯与蒋、李的矛盾，让冯翻了一次船，间接报了方顺桥的一箭之仇。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深知得罪了冯玉祥，北返时，都不敢从内陆经过冯的地盘，也就是山东和河南。为此，阎锡山秘密让人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他先化装乘火车到上海，从海上在天津登岸，然后再由天津返回太原。
不过两个循环过去，若冯无意就编遣会议上的事继续报复阎，双方也就算暂时结清了账，尤其到这个时候，对冯而言，相互取暖比彼此寻仇来得更迫切，也更重要。他对此感触极深，曾说：“以前我们各干各的，所以被他（指蒋介石）各个击破，以后要好好地联合。”
冯玉祥以邓哲熙等幕僚为使，前往太原拜见阎锡山，约其共同倒蒋。
阎锡山此时只想靠做调停人向蒋介石邀好。冯玉祥虽然发了下野电，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和部队，无异于“假下野”。只有让冯“真下野”，他阎锡山才算立了大功一件。
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并无倒蒋之心，那邓哲熙可能掉转屁股就走了。阎锡山如此精明的人，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与邓哲熙谈话时，他故意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其核心意思是约冯过黄河到晋面谈。
如果能把冯玉祥骗到山西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阎锡山也知道冯玉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也不可能轻离自己的老巢。
果然，在邓哲熙等人回去复命后，冯玉祥又让邓哲熙再到太原去找阎，并当面告诉邓哲熙：“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自到山西这一个条件以外，其余条件都可以接受。”
邓哲熙领命由潼关渡黄河，刚到对岸的风陵渡，就与阎锡山派来的李书城不期而遇。
李书城并不是阎锡山的人，他是唐生智的总参议。唐生智与新桂系势不两立，对蒋介石也从没有好感。在蒋桂战争中，他虽因蒋而得以重整旧部，再度崛起，但彼此都清楚，那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背地里，唐生智常有反蒋之心。
李书城与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命他做客于太原，为的是代表他与阎锡山商谈反蒋之策，然而这时候老阎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并无任何造反的想法，李书城只得暂时收起这一念头。
闲谈中，李书城听晋军将领孙楚等人谈起，冯玉祥虽然已通电下野，却没有接受阎的劝告，无意出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书城与冯玉祥本有历史渊源，“首都革命”的时候，他在黄郛的摄政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从此与冯玉祥相识。由于李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还曾出任黄兴的参谋长，所以冯玉祥也向来对他都很尊敬。
当着孙楚的面，李书城夸下海口，说如果阎真的下决心与冯共同出洋，他愿意以阎代表的身份出使冯方，并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冯玉祥。
孙楚立即把李书城的话报告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车送李书城启程上路。
在风陵渡巧遇之后，邓哲熙将冯玉祥不能考虑赴晋的意思向李书城复述了一遍。李书城听了，就说你邓哲熙也不用再去太原了，不如前面带路，陪我一道去见见你们总司令。
冯玉祥正处于伤心愁苦之际，见李书城远道而来看望他，自然表示欢迎。两人促膝交谈，李书城从冯玉祥如今最为痛恨的老蒋身上展开了话题：“蒋自打垮李宗仁以后，在排除异己方面更见毒辣，唐生智和两广方面，连阎锡山在内，都想反蒋。”
冯玉祥乐意听的，就是这个，但是李书城聊到这里的时候，话锋一转，又说到“唐生智对你素有恶感”。
唐生智反感冯玉祥这件事，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报上误载蒋百里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冯部加以否认。否认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冯玉祥的幕府缺乏政经人才，出面否认的人不知蒋百里的分量有多重，又不会说话，言辞之间很不客气，这让蒋百里非常生气。
蒋百里是唐生智的恩师，唐生智对他极为尊重，除了在与蒋介石合作等少数问题上达不成默契外，其他大多言听计从。一看冯玉祥居然不把自己的老师放在眼里，他也就对冯玉祥极端厌恶。
与唐生智结下的这个梁子，是冯玉祥完全想不到的，只是现在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了。李书城告诉他：“唐一定要先打垮你，才反蒋。”
冯玉祥发愁的正是这个，他找不到帮手：唐生智和阎锡山都不是没有反蒋之心，可眼下还不想和他一起干。
李书城因势利导：“目下桂系新败之余，蒋的气焰正盛，你要反蒋，没有帮手，形势对你不利。况且韩、石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无异是自己的亲子弟，竟至突然叛变，如果马上兴兵反蒋的话，那你就不能不考虑对自己军队的把握问题了。”
李书城的话句句触中冯玉祥的心病。他眼巴巴地望着李书城，希望“先生教我”。
李书城说：“我看阎的为人尚称诚实，他现在约你一道出洋（即出国），你何不趁此机会，躲闪一下，和他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
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到了主题。
要出洋的话，军队怎么办？这可是几乎和自己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李书城让冯玉祥放心：“你出国后，把军队交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绝不敢打他们。”
出洋不光是玩，李书城告诉冯玉祥，还有附带的不少好处：“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需要树立威信。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借此提高声望。”
李书城预言：“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
古书中说，俗世有三张嘴最厉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
民国犹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擅长于合纵连横的辩士说客如云，他们靠嘴吃饭，成天就练嘴皮子功夫，可谓把“秀才口”“和尚口”“媒婆口”三张口的厉害之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李书城正是此中高手，他的话犹如饥时饭、渴时浆，深深打动了冯玉祥，搔着了冯玉祥的痒处。
遥想当年西北军在南口战败，众人全都心中无主、前途茫茫的时候，正是因为冯玉祥到苏联去了一趟，才给离乱不堪的部队带回了大量军火和重新崛起的信心。那是冯玉祥攀向另一个事业高峰的起点，当时听到他从苏联兼程赶回的消息，部将们全都一个个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就好像良家忠厚子弟受了欺负，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就不免悲从中来一样。这些部将里面，有孙连仲、孙良诚、宋哲元、刘汝明，当然也有韩复榘、石友三……
与李书城谈话之后，冯玉祥热血沸腾，马上张罗着要亲自前往太原。
对冯玉祥这个决定，冯的部下多不赞成。他们一再向冯进言，认为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万万不可轻信。冯玉祥则认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纵可能出现意外，亦不能不冒险一行。
直到冯玉祥登车准备启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还站到汽车前力谏拦阻：“总司令是全军首脑，不宜轻往。如有必要，可另派代表前往商洽，千万不要亲自出马。”
冯玉祥对他说：“大哥不必过虑。请问什么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您且看我这次单刀赴会，谅他老阎也不敢对我怎样。”说完，下车把邓长耀拉到道旁，握手道别。
6月21日，冯玉祥携妻带女，跟着李书城来到了太原。阎锡山见李书城竟然真把冯玉祥拉到了山西，不由得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冯玉祥和阎锡山过去也拜过把子，哥儿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阎锡山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发誓会与冯合作到底。过后，他专门在晋祠为冯玉祥安排了“晋祠行馆”居住。“晋祠行馆”是一个叫江瀚的山西大学文科教授住过的房子，又名“江氏花园”，其实只是一座平房四合院，不过休养闲居倒是挺适宜的。
阎锡山每隔三五天就会去“江氏花园”看望冯玉祥。知道冯对反蒋感兴趣，他会与冯商谈反蒋的办法，同时也允许冯的部下前来探望，甚至于其他地方的反蒋代表如果要见冯，也不阻拦。那段时间，连冯的部下都觉得阎对冯礼遇极优，是很够朋友的。
阎锡山从来不肯做亏本买卖，他的付出都得有代价才行。冯玉祥一到太原，他就把这作为自己的“调停之功”报告给蒋介石，并说自己之所以留冯于太原，是为了设法对其进行劝导，使之不得逞兵作乱，以尊中央，而维和平。
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很快给予回报，不仅给予台阶，让阎锡山暂时不要出洋，而且还派他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
阎有阎的算盘，冯有冯的计较。住在晋祠期间，但凡见到前来拜访的客人，冯玉祥总是首先露出一副自怨自艾的表情，说：“我从前以为我做别的事不行，练兵还是行的。在今日看起来，我练兵也失败了。”
他让阎锡山给他请了几个老师，教授经济学和书画，还自撰自书了一副对联，曰：“家居好山好水地，人在不夷不惠间。”
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这当然不是冯玉祥的真实想法。发现阎锡山确实够意思，没有把他“献俘”于蒋，而且两人也不必马上出洋后，老冯又开始琢磨起如何倒蒋的事。
晋祠位于太原附近，又是风景名胜区，用于闲居自然不错，但要是开什么秘密军事会议，或者接见各地反蒋代表之类，就很容易引人注意。于是冯玉祥便提出要换个地方住。
阎锡山也顾虑蒋介石“派到太原来的侦探不少，一举一动，很难保密，故不可不慎”。阎锡山的老家在五台县河边村，那里距离太原很近，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乘汽车来往，仅需两三个小时。阎锡山平时常住河边村，有事才来太原，事毕再回去。河边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西会，阎锡山正在那里新修别墅，于是就准备把冯玉祥的住所换到西会。
两人说走就走。按照当时报纸的报道，冯玉祥自晋祠、阎锡山自太原出发，前往五台游览，实际上就是去的西会。
在冯、阎动身的前两天，阎锡山提早派人到河边村，向老父阎书堂打了招呼。河边村与外界都通有汽车，冯、阎到达的那一天，阎书堂亲自来到汽车站迎接，并请冯玉祥到家里休息。冯玉祥忙说：“老太爷迎接，玉祥不敢当，与百川约好今天先到西会，容改日玉祥登门拜见老伯！”
阎书堂是当地的富商大贾，也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冯玉祥的装扮让他很是惊异，临分手时，他还拉着冯玉祥的半截大衣，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就穿这衣裳？”
冯玉祥素来爱以艰苦朴素示人，到西会一看，发现别墅富丽堂皇，显然不合他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别墅还没有全部竣工，完工的部分也湿墙湿屋，并不适于居住。
冯玉祥觉得不满意，阎锡山就继续派人勘察，最后决定将冯的住所定在西会东南的建安村徐宅。
住所安定后，冯玉祥提出要接见张培梅。张培梅是阎的部下，当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张培梅曾奉阎命出兵石家庄，算是间接帮过冯玉祥的忙，冯玉祥因此认为张培梅是和他共过患难的朋友。
见到张培梅，冯玉祥开门见山，说他到建安村乃是为了开会，现在既然已住了下来，正可以开个会。冯玉祥的意思是让张培梅给阎锡山传个话，两人在建安村开几次秘密会议，订出军事计划，他好早点回潼关去准备对蒋作战。
张培梅敷衍说他前来建安村，只是朋友之间的相聚，他不能向阎锡山传达这些话，但是回去之后，还是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报告。
冯玉祥要反蒋，冯玉祥要回去，如何回应，这是阎锡山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继第一次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也叫编遣实施会议。几个编遣区均由编遣主任出席会议，阎锡山那边是周玳。会议闭幕当天，蒋介石约周玳吃晚饭，闲谈时问周玳：“你觉得冯玉祥这个人怎样？”周玳说：“我很恨他。”
蒋介石问为什么。周玳便又提到了北伐时的方顺桥战役，并且说：“（冯玉祥）大有搞垮晋军而独占华北之意，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所以我恨透了他。”
蒋介石听完后表示非常认同，说：“这人向来如此，实在要不得。”
从蒋介石与周玳的闲谈中，阎锡山看出了蒋介石必欲去冯的决心。
宁得罪冯，不得罪蒋，是阎锡山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就秉持的原则。至少是目前，他不会联合冯反蒋，也不会放冯回去。
当然得罪不能白得罪。商人本色的阎锡山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晋祠是晋祠的价码，建安村是建安村的价码，如今冯玉祥蠢蠢欲动，反蒋之心不死，又到了要进一步得罪的时候，先前老蒋开出的价码可就不太符合市场需要了。
主意一定，阎锡山开始准备出洋的服装用具，好像他和冯玉祥真要联袂出洋了。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
发完电报，阎锡山便以出洋前必须检查身体为由，住进了北平的德国医院。
阎锡山以退为进，为的是显示自己在华北的影响力和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演戏，但也不能不上台配合。接到电报，他连忙带着吴稚晖等人亲赴北平与阎见面，对阎进行极力挽留，要他留下来负责，只让冯玉祥一人出洋。蒋介石还拨付了二十万元作为冯出洋的费用，让阎锡山转交给冯玉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心满意足，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慰留。一场双方都演得特别认真的戏剧宣告落幕。
发现冯玉祥奇货可居，阎锡山立即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自此不再与冯商谈反蒋，亦不与之见面。
不过阎锡山也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送冯出洋。他这么做，当然还是为了挟冯以自重，继续拿来赚取利益。
冯玉祥所住的建安村一带全部变成禁区，沿途的卖票汽车也一律停驶。村子周围还驻有阎锡山的卫队旅，由旅长杜春沂亲自监视冯的行动，实际上已将他软禁起来。
冯玉祥提出要见阎锡山，阎锡山总是托词回避。冯玉祥便径直乘汽车驶出村外，声称要到太原找阎。杜春沂拦不住，只好跪在车前，哀求冯不要出村。
怒不可遏的冯玉祥置之不理，仍然让司机继续往前开。杜春沂见势不好，急忙打电话给沿途驻军，让他们在公路上挖一条壕沟，再放一些木栅栏。冯车开到半途便无法通过障碍，只得又折返回来。
发生这件事后，阎锡山进一步加强了对冯玉祥的看管，冯住处的房前、房后、房顶上皆有卫队旅士兵把守。凡去建安村的人员都要受到便衣特务、警官的反复盘问和检查，然后由他们领着越过壕沟、木栏，再换乘特备汽车驶往建安村。据说这些汽车司机全部由阎锡山亲自指挥，每天都必须向阎报告情况。
冯玉祥深感自己受了阎锡山的欺骗和愚弄，内心十分愤慨，与人谈话时经常流露出郁闷之情。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牢笼，虽然也曾想过只身潜回潼关，但凭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要想化装瞒过重重叠叠的岗哨，显然非常困难。
冯玉祥的私人医生倒是在身材样貌上和他有几分相似之处，如果将冯玉祥扮成医生的模样混出去，或许也有几分出逃的可能性，然而随侍的邓哲熙又认为过于冒险，劝阻冯玉祥千万不可造次。
和冯玉祥住在一起的，还有李书城。李书城说动冯玉祥来晋，本意并不是真的要他和阎一起出洋，而是要促成冯、阎、唐联合反蒋。现在阎锡山对冯玉祥如此，他感到很是不安，每天打坐习静，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冯玉祥一同“坐监”。
见实在无法走出建安村，冯玉祥只得下达手谕，任命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为代总司令。手谕由前来看望冯玉祥的幕僚秘密带至潼关，总算缓解了西北军群龙无首的纷乱局面。
落到这个地步，老冯算是窝心到了头，阎锡山则从中大获其利——蒋介石派张群等人携带大量资金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送冯出洋，或至少不要容纳他在山西避难。
阎锡山随行就市，南京代表的来头越大，老蒋给的代价越高，他对冯的看管越紧。只有在南京代表离开后，对冯的看管才会稍松一些。
就像在第一次编遣会议时那样，阎锡山又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除了蒋介石的代表外，上海的反蒋团体、新桂系、西北军都纷纷派代表进入太原，力图促进冯阎合作反蒋。
为此，阎锡山特地配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拥蒋代表，另一套专门接待反蒋代表；接见地点也不相同，拥蒋代表在太原公开招待，反蒋代表在河边村招待，比较秘密。
所有来晋代表与各自幕主间都有频繁的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统统由阎锡山的行营电务处函电课所掌握，被称为“外电”，也就是阎集团之外的电报。
函电课每天不断把“外电”抄件送交电务组进行破译。通过破译的“外电”，阎锡山不向外派驻代表，就能了解到各方面的内幕，并有针对性地筹谋对策。同时，各方面的代表有什么要求，打着什么算盘，由于事先已经看到了电报，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应付阙如。
对拥蒋代表，特别是南京来人，主要是表示竭诚拥蒋。对反蒋代表，阎锡山上来一般会先痛骂南京政府：“南京贪污浪费，宋美龄穿一双袜子都要花二十几元，穷奢极欲，真骇人听闻。”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揭竿而起，可是他还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和第四集团军（桂军）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仅仅我第三集团军（晋军）还作为完整的革命势力存在着，假若再不谨慎，又为蒋介石所乘，我一人失败不足惜，但整个革命势力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让代表们转告自己的幕主：“我决不拥护贪污政府，不过我不能轻动，须要到革命紧要关头，才能有所动作。否则，稍不谨慎，就可能被蒋介石先发制人。”
反蒋代表由此很难捉摸阎锡山的态度，你说他不反蒋吧，他骂南京是贪污政府。你说他反蒋吧，他又不肯下决心有所动作。总之是好人一定要当，得罪金主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阎锡山稳坐钓鱼台，把生意做到日进斗金、红红火火，这时的西北军却不但骤失核心权威，而且还陷入了韩复榘倒戈时曾预料过的经济困境。宋哲元等人既痛恨阎扣冯以向蒋讨好的市侩手段，又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困难，因此决定恢复与南京政府的往来。
西北军本来也算是朝中有人。鹿钟麟一直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在南京代理军政事务。他是那种做谁的下级都能得到欢心的人物，原因就是他除了能无条件完成幕主交代的任务外，还能在外在表现上做出绝对服从的样子。
冯玉祥的规矩，接他电话一定要立正。西北军的一众高级将领，如韩复榘、宋哲元等人都不能免俗，但他们都是在开始讲话和讲话结束时立正一下，以虚应故事。鹿钟麟则不然，每次接到冯的电话，都是全程立正，通话不结束绝不敢“稍息”。大庭广众之下，他的所有动作都能做到分毫不差，就像冯玉祥真的站在他面前一样，这一点最让冯玉祥感到舒服。
鹿钟麟在蒋介石面前亦如是。蒋介石召见他，话才刚刚出口，鹿钟麟就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唰地来一个立正。老蒋跟他交谈，半数以上的话都是“请稍息谈话”“稍息”。
不管军政部长还是军政次长，都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橡皮图章，老蒋也想趁西北军失去中心人物的机会，对西北军进行分化，于是就让这位表面上对他俯首帖耳的家伙正式接替了冯的军政部长一职。
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由此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去拜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补给。蒋介石也先后派于右任等人赴西安，对西北军进行宣慰和点验。
见此情景，阎锡山大为不安。归根结底，他能把买卖做得跟铁桶一般，全是因蒋、冯势不两立，他可以从中起到中介作用，一旦西北军直接和蒋接近，也就没他这个二道贩子什么事了。
必须得换个活法了。
在地方诸侯中，阎锡山曾是最顺从蒋介石的一个，起码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但是如今他也有了真真切切的反蒋之心。
他的这种情绪从与老蒋在北平会面时就已经开始触发。那一次，老蒋会的不光是老阎，还同时将张学良召了过去——注意，是秘密的，完全瞒着他阎锡山。蒋张密谈后，张学良就匆匆返回了沈阳。
北平曾是张学良父子的地盘，在这里搞一些神神鬼鬼的勾当，你们想干什么？阎锡山为此大动肝火，他对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不知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
有生意可做，这些尚可忍耐，到了无生意的时候，就得计较计较了。阎锡山认为，有必要让老蒋再次认识一下他在华北不可或缺的地位。
某个中秋之夜，阎锡山难得地来到建安村。他主动找冯玉祥谈心，称自己终于下了联合反蒋的决心，但是希望冯玉祥能命令宋哲元先行发动，他随即再举兵响应。
冯玉祥信以为真，于是便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10月10日，宋哲元、石敬亭等西北军将领自潼关发出讨蒋通电，推阎锡山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宋哲元为代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自二次北伐起，冯玉祥领第二集团军，阎锡山领第三集团军，外界习惯都称为“冯阎”，代语为“马二”“门三”。阎锡山未动一兵一卒，只是多做了几次生意，多拨了几回算盘，就在声誉上成功地超过了冯玉祥，“冯阎”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阎冯”。
问题是“阎冯”在名号上并没有完全商妥。潼关所贴出的布告，最早一种写的国民军总司令仍是冯玉祥，后来冯玉祥让人发电给宋哲元，才列阎锡山为首。就是这一疏漏，让阎锡山很不高兴，也就未马上出兵响应。
有人评价说，冯玉祥的外交“手段拙笨”，但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是块皮糖，太“难缠”，毕竟人家电报上已经发了，而且接着也更正了过来，又何必如此在意细节呢。
不在意，那就不是阎锡山了。在西北军出兵潼关后，蒋介石一面下令缉拿宋哲元、孙良诚；一面派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由北平至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会晤。
何成浚与阎锡山是陆士同学。当着这位老同学的面，阎锡山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他说他向以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为志，宋哲元等人起兵造反，他一定尽力制止。
何成浚弄清阎锡山并没有如通电中所说起兵反蒋，且冯玉祥仍在其监控范围之内，便马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冯部叛乱，“只要解决其骁将一、二部，战事即可解决”。
杨永泰在“削藩策”中，主张以经济方法瓦解冯，以军事方法解决桂，对阎则建议以政治方法加以安置。所谓政治方法，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给阎锡山封官加爵。在此紧要关头，为了更好地稳住阎锡山，蒋介石很大气地送了他一顶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帽子——陆海空军总司令是蒋自己，副司令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几天后，阎锡山高高兴兴地在太原通电就职，等于又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就职当天，他在报纸上发表致宋哲元电，力辟“冯阎合作”的谣传，还声明他当初“除不妨害贵军觅食外，绝无其他承认”。
获悉阎锡山背信弃诺，冯玉祥急得跳脚。春秋时吴楚相争，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援，连哭七天。冯玉祥学习申包胥，几天都不吃饭，“绝食曾效秦庭哭”。
阎锡山不为所动。看看就算饿死了也无济于事，冯玉祥又想回西北军进行指挥，可阎锡山哪里肯放。
获取必须要有代价，不能让客户白掏银子，这套商业伦理早已在阎锡山的脑海深处根深蒂固。他知道蒋介石让他做陆海空军副司令，除了不让他支援西北军外，还有看住冯玉祥的用意。
为了防止冯玉祥乘带来的汽车冲出防护线，阎锡山特地乘夜间雷雨之际，派人将建安村通往外面的桥梁炸毁。虽然炸毁了桥梁，但桥下的河水有时很浅，甚至没有水，并不妨碍汽车通行。于是阎锡山又在那里添驻部队，多设了一道关卡。
阎锡山要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当然不会把事情完全做绝。建安村附近有一座紫金山，阎锡山在紫金山设了一座电台，允许冯玉祥通过无线电指挥军事。
蒋介石察觉后，让阎锡山进行查剿。阎锡山并没有真的查，只是另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后冯玉祥向西北军发电报，都改由山西军用电信局代为传达，该局先通过用电话念密码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报送至风陵渡口的一座村庄，再由驻扎该村的西北军人员电传前线。
阎锡山违背承诺，不出兵响应，固然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可是要解决它的“骁将一、二部”，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关的西北军如同下山猛虎，势不可当。这时候的蒋军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军了，但最初投入作战的几支中央军，如徐庭瑶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等部，没多长时间就被西北军给打垮了。
在河南负责防堵西北军的还有唐生智的部队，也就是第五路军。因蒋介石已对唐生智联络阎锡山的事有所耳闻，故一直把唐生智留在南京，不肯放他回部队，此时唐的下属便接连电请蒋介石派唐生智回来指挥作战，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发一份电报。眼见前线形势急如星火，蒋介石只得将唐生智放回郑州。
唐生智此前曾趁冯玉祥被软禁于太原，西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派参议到西安游说，要宋哲元拥戴他为领袖，以共同倒蒋，结果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这次他一回郑州，即将第五路军全线压上。
蒋介石随后也带着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赶到郑州，他打电话到前线，说要与唐生智见个面。唐生智让蒋再等一天，因为当晚第五路军还在进行攻击。他与蒋约定，一旦攻击得手，即赶去郑州与之见面。
是役，第五路军发起猛烈冲击，西北军不支溃败。当唐生智回到郑州时，蒋介石一见到他就上前热烈拥抱，并称赞备至。
这一战让蒋介石见识到了唐生智作为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指挥上拥有的能力和水平。他有心加以重用，知道唐生智与阎锡山有往来，就对唐生智说：“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阎锡山、冯玉祥，阴险万分，你无论如何搞他不过。”
蒋介石当场下达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全部归唐生智指挥。他还在手令中写道：“孟潇（唐生智字孟潇）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也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
西北军溃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唐部特别能打，或者唐生智在指挥上有超常发挥。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冯玉祥缺席的情况下，西北军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核心，将领们全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宋哲元虽是代总司令，但他的实力却远不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而孙良诚也自恃得到冯玉祥的宠信，不服从宋哲元的调遣。宋哲元指挥不了孙良诚，只得亲赴前线督战，同时屡屡用密电跟对方说好话：“（此战）如不成功，欲为平民而不可得，望吾弟努力苦撑。”
作战过程中，孙良诚的一部分军队被中央军包围，撤不下来。孙良诚想了一计，他派人假装与中央军接洽投降，并表示愿意逼迫宋哲元也投降，实际是想借此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
可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孙良诚事前却未与宋哲元商量，更没有向上报告。宋哲元得到情报，还以为孙良诚真要投降，赶紧下令全军撤往潼关。
这一撤不要紧，官兵们都以为前方已经完全失利，撤退马上变成了溃退，孙良诚部队亦失去斗志，损失很是惨重。一位西北军顾问对此长叹不已：“别的部队因战败而退却，而西北军则因退却而战败。”
情急之下，宋哲元想到了石敬亭。因被认为在韩、石叛变中负有一定责任，石敬亭此时已辞去参谋长一职，仅出任后方总司令，但他跟随冯玉祥时间较长，在西北军中仍具有一定的声望。
宋哲元一面在潼关收容溃兵；一面给石敬亭发去急电，要他速来潼关会商应对之策。待石敬亭赶到潼关后，宋哲元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孙良诚倒戈相向，我们该怎么办？”
石敬亭听后，认为孙良诚不像是要叛冯降蒋的样子，先前宋哲元得到的情报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因此向宋哲元建议：“我先邀他来潼关开会，他如果肯来，就不是叛变，万一不来，再想办法。”
宋哲元点头称是，于是石敬亭就给孙良诚发去了一份电报。孙良诚接到电报，很快就带着少数卫队乘汽车赶回潼关。一见宋哲元，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拍着桌子大骂：“你下令全部撤入关内，是有意置我部于死地！现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请问今后怎么补充，怎么抵挡敌人？”
宋哲元被骂得张口结舌，作声不得。石敬亭赶紧居中调停，劝孙良诚：“绍云（孙良诚字绍云）兄不必生气，这不过是彼此的一时误会，些微损失，何足介意。况且大敌当前，兄弟何能反目？”
石敬亭又承诺对孙良诚的损失进行补充，甚至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队伍拨出来给他。孙良诚有了台阶可下，这才冷笑作罢。
将领不和导致前线兵败的消息传至建安村，令冯玉祥大为沮丧。他后来痛责宋哲元、孙良诚，说：“你们作战，互不支援，部队撤退，各不相谋，只是带着部队拼命地向潼关一个老鼠洞里钻，怎能不垮？”
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泪尽而继之以血”地亲笔起草电报稿，劝慰宋、孙等固守潼关，并询问道：“我军此次转进，哲元、良诚定有意见，如何，盼复！”
宋、孙当然不肯承认是因为双方关系不和谐才导致了失败，因此在复电中说：“哲元即良诚，良诚即哲元，我两人毫无意见！”
冯玉祥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指示宋哲元要团结其他西北军将领的亲笔信，让专使薛笃弼带至陕州前线。薛笃弼到达陕州时，街上已充斥着从洛阳退下来的散兵游勇，而且满街都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的大幅标语。
薛笃弼感到很是奇怪，因为前两天他离开建安村时，那里仍被严密封锁，冯玉祥根本出不来，而且也没有说要回来，何以会有这样的标语？
细想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部队溃败，所以宋、孙才故意放出冯要回来的假消息，以安定军心。
显然，此时最重要的已不是如何加强团结，而是要守住陕州，防止追兵涌入潼关。冯玉祥急电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出兵增援。吉鸿昌正在宁夏剿匪，接到电报后，提出后方空虚，须留一部兵力驻守宁夏。冯玉祥再发一电：“吉总指挥所部悉数开往前线，勿在宁夏逗留一人也！”
就在众人翘首以盼吉鸿昌到来的时候，宋哲元得到情报，说是蒋介石已委任吉鸿昌为讨逆军总指挥，而且马鸿逵等人还发去了贺电。
孙良诚刚刚排除“叛徒”的嫌疑，吉鸿昌又加入了进来。这支救兵还要不要用，宋哲元犯起了嘀咕。
石敬亭与吉鸿昌关系甚笃，认为吉鸿昌和孙良诚一样，也不至于投蒋。吉鸿昌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亲自设宴为对方洗尘，席间试探道：“据报蒋已发表老弟为讨逆军总指挥，马鸿逵等人都有贺电到陕。老弟如果要走这条路，你我至交，不妨直说，我马上可以把我的军队全交给你用，助你成就大事。”
吉鸿昌听罢即刻起立说：“您尽管放心，鸿昌生为西北军的人，死为西北军的鬼，决不能出卖团体，投靠蒋贼！蒋蓄意破坏我们的团体，奈我不为利用，也是枉费心机。我明天早晨就率部开赴前线增援，先打垮唐生智，以表心迹。”
石敬亭闻之大喜：“老弟果能如此，真是团体之幸。现在天气已冷，我这里存有冯先生的一件猞猁皮大衣，尺寸太大，我挑不起，愿借花献佛，转赠老弟。”说罢，他即命副官取来大衣送给吉鸿昌。
次日早晨，吉鸿昌不负所托，率部驰往陕州前线增援，潼关一度紧张的局面这才得以化解。
中国历史上，雄主欲在乱世中平定天下，一般可走两种途径：一种是曹操式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种是朱元璋式的，所谓“缓称王”。
两种各有利弊，蒋介石选择的是前一种，这使得他在天然拥有法理优势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从北伐结束起，蒋介石就已经陷入了仇敌满天下的局面，不单单冯、阎这样的大诸侯不断制造麻烦，就连一些刚刚形成气候的小诸侯也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
在蒋桂战争中，俞作柏协助蒋介石，策反李明瑞阵前叛桂，接着又南攻广西，迫使白崇禧、黄绍竑亡命异域。桂系既倒，蒋介石践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
可是俞作柏驱桂只不过是借此来取得广西地盘，从而打开另一政治局面，并非真心拥戴蒋介石。在觉得自己已能控制住广西局面后，俞作柏便决定与正在海外掀起反蒋运动的汪精卫合作，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俞作柏要掀老蒋的桌子，但结果自己刚站起来，屁股下面坐的椅子就先被别人给搬了——不仅新桂系旧将吕焕炎、曾在武汉与他们一同倒戈附蒋的杨腾辉先后举起叛旗，就连李明瑞的心腹将领黄权也抡刀砍了过来。
广西局势转变之快，完全出乎俞作柏的意料。蒋介石趁势下令免去他和李明瑞的本兼各职，分别以吕焕炎、杨腾辉替换，同时命令陈济棠调兵由广东进入广西，会同吕、杨等部向南宁进逼。
众叛亲离下，俞作柏、李明瑞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剩下了两个团，已无力与各方力量抗衡。俞作柏只得走上被他推翻的白崇禧、黄绍竑所走过的老路，取道越南赴香港，而李明瑞则去了百色，所部也改编为红军。
俞、李垮台后，黄权投向吕焕炎一边，杨腾辉为另一边，双方在声望和实力上均无控制广西局势的把握。杨腾辉电请吕焕炎到南宁主持全省事务，吕则复电给杨，照样请杨到南宁主持军事和编遣事宜，但两人互相猜忌，彼此都不敢到南宁来。
杨腾辉感到与其受制于吕焕炎，不如仍请新桂系三巨头回来主持，遂派人到香港欢迎李、白、黄回桂。黄绍竑率先潜回广西，以“大广西”的一套思想对黄权等人进行游说，从而取得了除吕焕炎外，广西将领对李、白、黄的一致拥护。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回到南宁，新桂系得以重掌广西残局。
居港期间，李宗仁对蒋桂战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桂军那么能打，军事上不存在多大问题，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没有政治靠山替他们撑腰。想来想去，当时能在国民党政坛上与蒋一战的，只有“党国元老”汪精卫，新桂系若不拥汪出来倒蒋，未来绝无成功希望。
正好汪精卫也在四处收罗反蒋武装，他给李宗仁发来电报，提出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表示张发奎的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
汪、桂一拍即合。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他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张发奎虽听从汪精卫的要求与桂军合作，但他并不甘心充任李的部下，因此没要任何名义，仍然是当他的第四军军长。以后两军在一起作战时就被合称为“桂张军”。
蒋介石得报，赶紧让新近投奔他的石友三抽调军队南下援粤。蒋介石本希望石部的南下，能为解救广东局势助一臂之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给广东那边帮上什么忙，还差点让自己遭遇阴沟里翻船的厄运。
西北军将领公开场合或着戎装，或穿长袍，西装革履的人少之又少。石友三就属于极少数的“西装革履”，他的孤僻和不合群由此可见一斑。
非常之人往往能行非常之事。韩复榘、石友三同样是反叛冯玉祥，但韩更多是出于不得志；石却是在骨子里就有反叛的基因。
西北军里的人背后给石友三起了个绰号，唤为“石幺三”或“幺二三”。此典出自北方赌博时的场面，赌徒在掷色子时，通常都会在一旁叫喊，希望出现某个点数，叫作赶点。所有点数里面，“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如果庄家掷出这种点数，对家就不用再掷了，可以直接赢钱。
一个奔着“幺二三”来的赌徒，在掷出这个点数之前，会看着色子不断变化。人们以此来形容石友三的反复多变，所谓“石幺三”，就是石友三的谐音和“幺二三”的简称。
西北军将领从内部叛出，多少都会背负心理压力，韩复榘就是如此。他把反叛主要归因于石敬亭的逼迫，在集合官兵讲话时，几次提起：“西北军有石敬亭在，就没有我们的饭吃。”还说道：“我的离冯，是石敬亭逼的。”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包袱。
与韩复榘不同，石友三毫无类似的压力感。他的口头禅是“老哥们儿”，凡属西北军的人，无一不为石友三口中的“老哥们儿”。某次，石友三与友人一起喝酒，喝到酣处，友人跟他开玩笑：“你总是亲热地称你那些同僚是‘老哥们儿’，可为什么又要对这些‘老哥们儿’时叛时降呢？”
石友三脸不变色心不跳：“泥菩萨碰了头，还得叮当乱响，老哥们儿说不好，就揍一场，那还值得稀奇吗？揍完了，气一出，谁赢都是一样，反正大家都是老哥们儿嘛。赢一把，输一把，又算得了个球？”
石友三首次投蒋，算是掷了个“幺二三”。蒋介石不仅封其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还另外委任他为安徽省主席。这让从未得到过属于自己的地盘的石友三来说，可算是喜从天降。
接到蒋介石要他抽兵南下的命令时，石友三尚未在安徽正式就职。他可不想在还没能过上瘾的情况下，就扔下即将到手的地盘出去给老蒋打工，也不太愿意分自己的兵，就故意发电报过去，请求准许他全军南下。
石友三的意思，老蒋需要他屯守安徽，断然不会同意这一请求，那就可以顺水推舟赖着不去了。谁知此举恰得其反，不发电报，老蒋还只是持试试看的想法，你石友三能抽就抽，抽多少都随你。电报发过去，老蒋会错了意，真以为石友三积极性高涨，欲到前线去为他立功，居然来了个复电照准！
这下轮到石友三进退两难，大伤脑筋了，不得已，他只得率部南下。按照蒋介石规定的运兵方法和路线，石部须先由浦口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乘海船前往广东。当他们到达浦口车站时，汪精卫派来的使节邓粹英前来拜见，并极力游说石友三反蒋。
邓粹英翻动唇舌，煞有介事地说：“蒋很可能利用你军全在船上的机会，中途各个消灭。”
浦口的木船每艘都载不了多少人，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也拉得很长，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相互之间很难照应。若是蒋军真的要动用海军逐个消灭，石部完全无法抵抗。
如果邓粹英面对的是其他人，这套说辞未必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毕竟都只是阴谋论，邓粹英也提供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来加以证实。可是“石幺三”不一样，反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要有一丝威胁到自己的可能，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动这个念头。
石友三个高清瘦，面容削长，其相貌不似通常所见的军中莽汉，倒更像是一位中学的学生领袖。只有在说话时，那一口一个“八代祖宗”“兔崽子”才会泄露本色。
虽然粗鄙少文，在西北军这个“粗人天地”中也不甚得志，但石友三的志向却不小。有好友劝他改一改朝秦暮楚的毛病，他先喟然叹道：“算啦算啦，打从穿上二尺半（指军装）这一天，就没打算能活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算咱石友三命大，没死个不明不白。事到如今，能多活一天，就算咱多赚了一笔。”
要说这些话还都不算太离谱，离谱的是下面这一句：“有一天，造化大，能做个几天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那还不都是咱祖上的德性？”
原来石友三连老蒋的交椅都惦记着。现在加上邓粹英的一番挑拨，他便决定造老蒋的反。
石部的数十门大炮被排列在浦口江岸，对准南京就是一顿乱轰，同时石友三还派便衣队潜入南京城内乘势扰乱。
蒋介石根本就没料到石友三会来这一手，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南京城内也只有一个团多一点的宪兵以及黄埔军校的数千学生，根本无力招架。炮声中，南京政府各部院纷纷迁逃，城内乱成一团。
眼看着石友三就要一鼓作气攻进南京城，但这厮在喜好掷“幺二三”以及好高骛远的同时，却又有着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是胆子特小，不敢做大事。炮轰南京后，他不是继续进攻，而是北撤退入河南，依韩复榘为食去了。
虽然广东方面未能从石友三那里得到援兵，但因事前蒋介石已察觉张发奎有回师攻粤的计划，提早就让何应钦率部到广东协助陈济棠，并在广州外围打造了坚固防线。桂张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面对守军的深沟高垒难有进展。李宗仁见状，只得将桂张军全部撤回广西。
饶是最终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已被石友三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这石友三炮轰南京不说，在北撤河南途中，还缴了沿途驻军的枪械，津浦线的车皮也被他搂草打兔子全部带走，着实可恶至极。
石友三避入的河南乃是韩复榘的地盘。自韩复榘叛冯投蒋之后，蒋介石不但继续保持了他河南省主席的地位，而且还赠送大宗款项和大批武器，韩复榘由此得以扩充兵力，所部由数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
韩复榘属于那种“一次失了节，以后再也不想守贞”的人。不管蒋介石如何待他，他始终对这个新主子抱着极强的防范心理。投蒋之初，他就想把石友三、马鸿逵两部都拉在一起，以结成一个足以自保的军事集团，只是蒋介石棋高一着，封官许地时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韩复榘的意图这才未能得逞。
韩复榘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南京军政部为防止韩部暗中扩充，要求点名发饷，但韩复榘却坚决拒绝，一定要统一领取，自行分配。此外，在军政设施和人事问题上，也是独断独行，并不完全按照南京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韩复榘还暗中对蒋介石以外的实力派进行多方拉拢，在北平、东北、山东、河北都派有代表，随时准备依风向而动。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多有耳闻，只是鉴于时局动荡，以及进一步分化西北军的需要，不得不暂时予以容忍，但是涉嫌反叛就不一样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石关系密切，早在石友三炮轰南京时，蒋介石就认定韩复榘可能参与了这次叛乱，为此特地给身在郑州的唐生智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据报韩复榘不稳，他来郑州会你时，希予以扣留。所遗河南省主席一职，由你兼代。
唐生智收到密电不久，南京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奉蒋命，亲自将一部分弹药和军费押送郑州，送给唐生智作为对付韩复榘之用。
随后，韩复榘果然由开封来到郑州。两人见面时，卫士都留在了外面，唐生智如果要予以扣留或擒拿，简直易如反掌。
寒暄已毕，唐生智突然对韩复榘说：“石友三已经动起来啦，你拿他怎么样？”
当初韩、石、马一同叛冯投蒋，之后韩复榘驻河南，马鸿逵驻徐州，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三人之间订有密约，结成了三角军事政治同盟。加之韩、石关系密切，所以之后石才会投韩，韩也甘于冒风险予以收纳，但这并不表明韩复榘会和石友三一起叛蒋，事先他对石友三反叛的事也一无所知。
听唐生智说完，韩复榘随口便答了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唐生智见状，就把蒋介石的那份密电给掏了出来。韩复榘接过一看，脸色陡变，顿时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唐生智面前，连声哀求：“请总司令救命！”
唐生智一边将他扶起一边说：“你怕什么！如果我要为难你，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吗？”
原来唐生智这时也正要反蒋，所以根本不想执行蒋介石的密令。
蒋冯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有心重用唐生智，对他说：“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是东北边防军事长官，将来你就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
屯兵西北，曾是白崇禧极力谋求而不可得的权利。蒋介石打算让唐生智坐镇西北，并将徐源泉、杨虎城甚至于蒋鼎文、杨杰等中央军部队都交由他指挥。
唐生智当时却不以为然地说：“建设西北嘛，我看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
蒋介石见没能打动唐生智，又准备请唐生智帮他训练中央军：“如果不去西北，我们就重新训练军队，德国顾问已经找来了，就请你负这个责任。”
唐生智仍未置可否。蒋介石最后表示：“你希望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机会到外国去走一趟也可以。”
蒋介石却不知道，唐生智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取彼而自代。
石友三的心大，唐生智的心也不小。只不过石友三多少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唐生智却拥有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足够资本。
当然了，相信自己有能力坐天下的人绝不止一个。唐生智能够始终不渝地惦记着老蒋的龙椅，除了平生所受到的军事教育、多年征战的军事履历和指挥能力给其信心外，还有着他所认为的天助神佑作为支撑。
民国时候的打仗就跟出海打鱼一样，谁都不知道出去了是满载而归，还是葬身鱼腹。唐生智历经战事，眼见同辈之人伤亡过半，触景生情处，也不免常有兔死狐悲、空虚寂寥之感。有一年他乘在省城开会之际，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去听人讲经说法，一听之后，令他大为惊异。
唐生智并不是“石幺三”那种土包子军人，一般胡吹乱道的星相、巫师根本就看不上，而当天主持说法的人也确非等闲之辈。此人是一名居士（即在家的佛教徒），名叫顾伯叙，从小学儒，十九岁开始学道，两年后又转而学佛，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
与顾伯叙见面详谈后，唐生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顾伯叙主张“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这让唐生智在战争内外有了新的心理支撑，从此他不仅决定自己持斋礼佛，还拜顾伯叙为师，称为“顾老师”。顾伯叙则以唐生智为护法（指保护佛法的人），两人相约，唐不再找第二个老师，顾也不再找第二个护法。
自北伐开始，唐生智就定期请顾伯叙去军队布道，据说他的第八军官兵都曾由顾摩顶受戒，因此称为佛教军。唐生智曾希望顾伯叙直接出来做官，在对方坚辞不就的情况下，便采取了留在幕中，有事请教的方式。顾伯叙亦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他从不主动参与军事政治活动，任何情况下唐生智不来找他，他就绝不去找唐。
顾伯叙的声音非常洪亮，辩论说理，滔滔不绝，他还喜欢讲笑话，加上身材较胖，平时看上去不似佛教徒，倒更像一个名士派的风流人士。当时社会上对他也有各种传言，有说他行径反常的；有说他拥有六房姨太太的；有说他酒量奇好，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的；还有说他身为佛教徒，却每天宰鸭杀鸡，且只吃鸡鸭内脏的。
李宗仁听到的有关顾伯叙的八卦更为不堪，说顾伯叙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乃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至于顾伯叙有多大神通，李宗仁也根本不信。虽然李品仙等人称“顾老师”有时的确很灵验，连唐生智家里的琐碎事务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李宗仁认为，顾伯叙可能就是一个能干的侦探，一个包打听而已。
两人同在北伐军营时，李宗仁曾饶有兴致地缠着唐生智，让唐生智给他介绍“顾老师”一见。唐生智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李宗仁不信这一套，只是拿来开心而已，便选择了笑而不答。
李宗仁不会了解顾伯叙的重要性。唐生智如果只想看个手相，测个风水，他就不会一直把顾伯叙留在身边。事实上，顾伯叙不仅是唐生智的精神导师，还能在一些唐生智本身尚把握不定的地方给他打气。
昔在长沙，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检阅唐生智的第八军。当他骑马从军乐队前经过时，其坐骑受到号声惊吓，突然拔足狂奔，将老蒋从背上甩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阅兵堕马事件，顾伯叙的解释是“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蒋氏失败，继起者或者就是他唐生智也未可知。那时，顾伯叙已经看出，唐生智今后要想成就霸业，蒋介石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若不把老蒋打掉，他的幕主兼护法就只有认命给人打工的份了。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唐生智自视极高，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愿意服侍别人的，包括老蒋。顾伯叙所起作用，不过是通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来进一步强化这种心理。
既然佛都说了，自己最有可能取蒋而代之，唐生智便一直存有觊觎老蒋之心，别说给蒋做部下，就是同殿称臣他都不愿意。这也是当初蒋百里极力戏说他联蒋而遭到拒绝的内在原因之一。
被新桂系击败并被迫下野，无疑让唐生智沮丧过一阵，但是复出后顺利掌握旧部，并在蒋冯之战中令蒋介石都刮目相看，又让唐生智的自信心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
唐生智曾经扬言，要先打垮冯，才反蒋。蒋冯之战虽然并没有能够让冯玉祥垮掉，但也已经打得西北军不敢出潼关了，于是接下来，他便布置起了反蒋这件头等大事。
为了回应当年的老蒋阅兵堕马事件，唐生智将自己部队的编号恢复为老第八军。在内部召开反蒋会议时，他强调：“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
众将中，唯有第五十一师师长龚浩对反蒋持有异议。他认为唐生智过去在武汉附汪反蒋，到这次被蒋介石起用，相距还不到一年。尤其是唐生智在蒋冯之战中的表现得到蒋介石认可后，蒋对他更为重视，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扯出反旗，就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了。
龚浩主张韬光养晦，继续投于老蒋麾下，借蒋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无奈唐生智主意已定，对龚浩的建议不予采纳。
碰壁之后，龚浩又转而劝唐生智快干，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唐生智仍不接受，他指着地图，很生气地对龚浩说：“你不看路程好远吗？”
龚浩十分失望，此后便常常不穿军装穿长袍，消极情绪溢于言表。
不顾军中有识之士的反对，唐生智开始用慢火细炖的办法来酝酿反蒋。他没想到的是炖着炖着，却让冒冒失失的石友三给抢了先，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铺垫的情况下，浦口反蒋的炮声居然就响在了他前面。
再不上场，风头就全是别人的了，唐生智按捺不住，决定马上动手。老蒋发来扣留韩复榘的密令，他在拒绝执行的同时，还准备借此机会将韩复榘也拉下水。
被吓得战战兢兢的韩复榘从唐生智那里听到了一句令他十分意外的话：“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
韩复榘急忙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包括韩复榘在内，列名通电者共有阎锡山、何键等二十多位。与韩复榘反冯时，被列在通电上的大多数人事先毫不知情不同，唐生智这份通电上的人，是他在酝酿期内“炖”出来的，其中大多数人都联系过，也都在反蒋上表了态。
冯玉祥与唐生智不睦。不过事前双方已达成协议，唐生智单独倒蒋，西北军则待着不动，也不攻击唐部。冯玉祥为此特地指示宋哲元、孙良诚等人：“河南境内皆属友军，我军万勿反攻。”
通电反蒋的二十多人里面，最重要的自非阎锡山莫属。这次他之所以能够答应唐生智反蒋，缘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自从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后，阎锡山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为己用。接着宋子文到了北平，要划分国税和地税。宋的要求名正言顺，阎锡山不能反对，只得应允将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但他同时向宋子文提出，今后平津卫戍部队的薪饷也应由财政部拨付，山西方面不能承担。
宋子文答应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了。阎锡山觉得自己吃了亏，便又以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为由，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
报告打到南京，蒋介石不同意，山西的三千万元就此打了水漂。阎锡山一辈子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无论是谁，但凡多占了他一分钱的便宜，他都会恨之入骨，更不用说三千万这样一笔巨款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不敢用兵来打我们，只有从经济上来困死咱们。”
那段时间，蒋介石在南方整垮新桂系，在北方小虐西北军，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阎锡山则觉得即便为了他那打水漂的三千万，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必要。
阎锡山平生最得意的是与袁世凯打交道。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此时阎锡山在北方的声望已全面超越冯玉祥等人。各方代表纷至沓来，里面有酝酿反蒋的，也有探听消息的，有国民党的，也有北洋的。
吴佩孚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份情报，说蒋介石想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排除异己的顺序是，首先消灭西北军；其次消灭“五台山大王”（指阎锡山）；最后消灭关外的“胡子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吴佩孚在情报上亲笔批了几个字“来源甚确，请百川（阎锡山）注意”，然后让代表带到山西交给阎锡山。
不管情报真假，吴佩孚欲借反蒋之机复出，阎锡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吴佩孚毕竟已经失势，在政治场中，失势人物也就只能担当个包打听之类的角色，不可能得到太多的重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北洋军人就不是阎锡山能随便小觑的了。
蒋、张北平密谈，曾引起阎锡山的百般猜忌，并成为他怂恿西北军发动反蒋战争的诱因之一。可是事实上，在这之前，阎、张就已经有过秘密接触。
在阎、张接触中，张学良并没有亲自跟阎锡山面谈，他派的是代表。张学良通过代表传话，说他年轻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而阎锡山是他的父执（父亲的朋友），所以请求阎锡山对他进行指导。
这分明就是反蒋的表示，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自东北易帜以来，张学良一直持“拥护中央统一”政策，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以反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龃龉主要来自“中东路事件”。
自1929年夏季开始，中苏因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启衅之初，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支持，允诺可出兵十万，拨付军费数百万，这使张学良下决心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之后东北军便与苏军在东北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史称中苏同江之战。
蒋介石曾答应援助张学良，可是因为中途发生了蒋冯战争，使得他无暇再兼顾东北，致使一兵未出，一文未拨。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数月，终遭惨败，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
“伯力协定”不仅使得中东路的控制权重回苏军之手，而且还把黑瞎子岛割让了出去，内容甫一公布，就被舆论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于“伯力协定”只是东北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事前并未得到过南京中央政府的许可，所以张学良派代表莫德惠晋谒蒋介石，要求中央在对苏外交上进行授权，实际就是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对该条约予以承认。
蒋介石在骨子里是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而且又自居为全国领袖，哪肯为此背负骂名，莫德惠便“以统一问题相威胁”。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莫德惠见识不明，称就算南京政府授权他去苏联交涉，事情也未必能得到全部解决。
张学良怪蒋介石出尔反尔，关键时候不能出手相助。蒋介石则认为是张学良自己不争气，打仗打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东北内政腐败，用度繁杂，冗员过多，还不如他老子张作霖的北洋政府时期。试问，以这样的见识、性情和水平，又怎能不被日苏所欺凌？
阎锡山所认为的蒋、张北平密谈，其实就是在一些类似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协调，与阎锡山没有半点关系，而对于处于这一敏感时刻的张学良来说，产生联阎压蒋的念头也一点不让人感到奇怪。
阎锡山何其老练，见张学良那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自然也不会把题目点明。他对东北代表说：“汉卿（张学良）如有困难，我一定竭力相助。将来晋奉双方如有结合必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请告汉卿，可以放手做去。”
到反蒋已成公共话题，各方反蒋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连吴佩孚都派人来山西向阎锡山示好的时候，张学良便也选择了向阎锡山靠拢。他派秘书长王树翰来晋进言，说他再也不愿受南京压迫，希望阎锡山能率领国人共同倒蒋。
阎锡山气定神闲地回复道：“我再三考虑，对蒋本人，深感到拥之不足，倒之可惜。就是说，蒋之作风，殊不足以使人拥戴，但因倒他而影响了国家的大好形势，又未免可惜。”
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吴佩孚、张学良……不管面对哪一方面派来的反蒋代表，阎锡山翻来覆去的托词，不是“拥之不足，倒之可惜”之类的废话，就是说时机尚不成熟，须看情况再定。
一般人不清楚阎锡山的真实想法，都认为他还是不敢倒蒋，以致坐失良机。
谨慎小心当然是一方面，但阎锡山所谓不成熟的含义，其实主要指的还不是倒蒋。按照他的估计，有了西北军、晋军，再加上总数约为二十万人的各类杂牌军，至少把蒋介石打到长江以南不成问题，再加上东北军又做了愿意参加反蒋的表示，倒蒋还是有把握的。
没把握的恰恰是倒蒋后的善后问题。阎锡山认为倒蒋之后，他会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大，那么善后问题就全要由自己来处理了。蒋介石在善后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和难堪，他是亲眼看到的，仅一个军队编遣，就差点要了老蒋的命，若是换成他上，会不会也成众矢之的呢？
显然，蒋介石倒掉之后，如果他在善后问题上也处理不当，前途同样不堪设想。阎锡山夜以继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秋天研究到冬天，始终没能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唐生智找上了门。他派顾问袁华选出使太原，请阎锡山支持他反蒋，并提出愿意拥护阎锡山出来做领袖。
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能错失，也就不管什么善后不善后，先行答应下来。
倒是李书华对阎锡山多了一个心眼。他鉴于之前阎对冯反复无常的事实，与袁华选商定，要求阎锡山代拟反蒋通电，以此坚定双方的盟信。阎锡山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准备送给唐生智五十万元军费，并已开好支票只等银行兑付。
有了阎锡山等人的倾力加盟，唐生智很乐观地认为，只要发出这一通电，光气势就能把蒋介石给压倒，可能不待他出兵，老蒋就会乖乖地自动下台。于是发出通电后，他就开始在家里静候佳音。
当时南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冯、阎，谁也没有想到被蒋介石如此器重的唐生智会首先从内部发难。南京政府内部颇显慌乱，各方都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就只有下野一途了。蒋介石自己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能取决于阎，因此在唐生智发出通电的当天，他就赶紧派赵戴文回晋，以便劝说阎锡山“拥护中央”。
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五台老乡，早在阎锡山做革命党人的时候，他就跟着阎一起打江山，资格非常老，是阎之外的山西第二号人物。当初蒋介石将阎锡山封为内政部部长，但阎锡山不愿被调虎离山，于是就保荐赵戴文为内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在南京代理部务。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为了酬谢阎锡山，对阎保举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都一律给予了重要职位。赵戴文先是升任内政部部长，接着又被提升为监察院院长。
赵戴文做着蒋介石的官，但心是完全向着他的老乡兼幕主阎锡山的。这位有着几十年儒学沉淀的老幕僚曾经公开承认，他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次回晋，既是受蒋介石所托，更是出于维护阎锡山利益的需要。
赵戴文到达太原时，在车站与蒋介石的驻晋代表方本仁不期而遇。方本仁已在阎锡山那里碰了壁，只得离晋赴平，不过这并没有动摇赵戴文斡旋时局的决心。
见到阎锡山后，赵戴文极力向他阐述联唐倒蒋的有害无益，并且对阎锡山说：你若反蒋，我便出家（当和尚）！
阎锡山幕府中，贾景德、赵丕廉皆属反蒋派，主张联唐倒蒋。赵戴文对他们破口大骂，甚至说要派宪兵把他们抓起来。赵戴文拥蒋的态度如此坚决明显，令方本仁十分感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次陇（赵戴文字次陇），眷顾大局者。有伊在此，可保大局无虞。”
冯玉祥听说后，忙派薛笃弼前去太原，向赵戴文陈述联唐倒蒋的必要。赵戴文不听则已，一听怒气勃发，他当即从座椅上站起来，把一只细瓷茶杯连碟带盖猛掷于地，大声斥责：“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百川哩。”
见老爷子在房内走来走去，怒气难消，薛笃弼赶紧解释道：“冯意无他，为的是阎先生。”
赵戴文根本就不想听：“打了唐生智再说！”
薛笃弼不敢再说下去，只得回建安村向冯玉祥复命。他给驻扎潼关的宋哲元、孙良诚发去电报：“此间自赵次陇归来，政局陡变，由联唐变为反唐，由反蒋变为拥蒋。”末了又说：“总之，阎对时局尚和缓，次陇说话太露骨，望诸兄妥慎应付为幸。”
冯玉祥给西北军发电报，都要先送阎锡山审阅，由他批“发”或“扣”，甚至篡改电文。通过这种方法，阎锡山更便于在某些方面支配西北军的行动。
看到薛笃弼的这份电报后，阎锡山立即批了一个“扣”字，也就是留住不发。他还另外大写两字“次陇”，意即可将电报交给赵戴文看看。
其实在赵戴文回晋之前，阎锡山已处于懊恼之中。联唐倒蒋，本来说好是让阎锡山领衔，可是到正式发通电时，唐生智一看，这么多人跟着反蒋，想想造反的事已经是缸里掷色子，没跑儿了，便又临时变卦，把领衔人换成了自己，声称“统兵三十万，倡导和平”，俨然以最高统帅自居。在郑州张贴的标语上，也只说“尊重阎先生”，而没有表示拥阎。
老阎是何等样人，那是长处掐，短处捏，能算计到不行的主。一看唐生智居然来这一手，马上把支票收了回去。虽然方本仁在他那里碰过钉子，但阎锡山反蒋的态度也已经出现动摇。
赵戴文此行回晋，除了一张嘴巴外，还带来了蒋介石抛出的若干优惠条件。这让老阎甚为动心，于是就坡下驴地改变了主意。
获悉赵戴文回晋已有成果，蒋介石乃致电阎锡山，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
阎锡山立即复电，以戡乱自任，并且说他并不是对蒋没有一点意见，但他原本的想法是党争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武力只居于缓冲地位，唐生智曲解了他的本意。
和蒋桂战争时一样，阎锡山又溜了号。冯玉祥深知阎锡山此举，对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不顾一切地准备乘汽车偕随员前往太原，以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负责看守的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连忙打电话请示阎锡山。阎锡山下达命令，要求予以阻止，无论如何不能让冯玉祥来太原。
杜春沂紧急集合卫队，将冯玉祥和他的汽车围了个密不透风。冯玉祥走不出去，他时而痛哭，时而大骂，甚至怒斥：“杜春沂，你把我枪毙了吧！”
冯玉祥还把他来晋的经过，以及这次与唐生智代表接洽的内幕全盘端了出来，给卫士们做了一番生动的报告，然后说：“我要到太原问问他（指阎锡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冯口才了得，尤其在普通士兵当中非常有亲和力，当然晋军不是西北军，没有被他一煽动就跟着跑的道理。可这也把杜春沂给紧张坏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亲自指挥警卫人员各显其能：有举枪做威胁的，有下跪苦苦哀求的，还有卧倒于汽车旁，举着手枪对准开车司机的。
双方从上午八九点一直缠磨到下午两三点，直到冯玉祥的文学老师王瑚出来劝解，冯玉祥才怏怏回到村里。
第二天，阎锡山派人到建安村，对冯玉祥进行抚慰式拜访，但在拥蒋讨唐的问题上却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自古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虽然阎锡山临时变卦，但通电上还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军头，若是他们都出兵讨蒋，阵势也是够吓人的。
只是当蒋介石按照名单一个个发电报前去确认时，却发现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此事，均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拥护中央”。向来谨小慎微、首鼠两端的何键是如此，就连最后拉来的韩复榘也是一样。
不错，在郑州的时候，唐生智对韩复榘等于有救命之恩，韩复榘也曾当着面对唐生智说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并不等于韩某真的肯冒着杀头的危险跟着造反，这是两码事，一搭归一搭。
发现唐生智放走韩复榘后，蒋介石也改变了态度，不但未对韩复榘收纳石友三一事进行追究，而且还派人给韩复榘送去了一笔款项，对他加以安抚，告诉他：不用怕，只要你没有反我的心，一切好说。
韩复榘毕竟不是“石幺三”那样叛变已成习惯、乃至不知轻重的货色，自己几斤几量他还是掂得出来的。蒋介石既已放他一马，他哪里还愿意再跟着唐生智出来瞎折腾。
原本以为能掀起一场集体倒戈的风暴，结果却只能演一场孤孤单单的独角戏，唐生智的心里这才忐忑起来。他的嫡系部队不过才两万人，诈称三十万，是把通电上列名的军头们都算上了，甚至西北军也包括了进去。为此，西北军的人私下还曾表示不满，说：“唐生智妄自尊大，竟然把我们西北军也算作他的军队。”
用区区两万人讨蒋，唐生智深感毫无胜算，无奈通电已经发出，想收也收不回来，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顾伯叙向唐生智建议：“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顾伯叙对形势看得还是很准的。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则正在平汉线的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若唐部一鼓作气打过去，克复武汉重镇不说，蒋介石也势必会束手被擒。
唐生智依言指挥部队沿平汉线南下，向豫南的确山挺进，直逼武汉。
武汉果然十分空虚，听到唐部南下，城内人心浮动，各机关人员都把行李搬上轮船，准备向南京撤退。蒋介石的专列上警卫不多，也因此变得手忙脚乱，慌乱不堪。
如果不是一场罕见的大雪骤然降临，“蒋总司令”可能真的就要倒在“第八军这一关”了。
雪来得非常蹊跷。下雪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信阳以北，恰好就是蒋唐作战的前线，同时雪也非常大，据当地农民说，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有的地方已经厚及于腰。由于到处都是雪，蒋唐两边的前线士兵不约而同地都把身穿的棉大衣翻过来——棉大衣里面是白布做的，打仗时可以作为士兵的保护色。
天降大雪，寒冷异常，唐生智在用兵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他询问顾伯叙的意见，顾伯叙说，不如等到黄道吉日再开战。这实际上就是等天气转暖一点再打的意思，但经“顾老师”之口说出来，自然更有利于安定军心。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时变化只是让蒋介石的被动局面缓和了一些而已，一旦唐部缓过劲来，武汉方面的中央军仍然招架不住。
一股奇兵的突袭，令所有剧情都得到了改变。奇兵是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原来也是西北军的将领，当然是和马鸿逵一样的杂牌，不过他的胆子比马鸿逵、石友三之辈要大得多，见冯玉祥势头转弱，便打算跟着蒋介石干。
杨虎城的基本政治倾向偏左，幕僚中有很多是原来武汉政府的人，他们自然反对杨虎城投蒋。杨虎城则说：“凡是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是反革命，冯也是反革命，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是一样的。投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后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虎城为陕籍）。”
在冯玉祥令西北军西撤时，杨虎城便趁机与冯玉祥决裂，率部投向蒋介石。此时冯玉祥正因韩、石反叛而伤神，对杨虎城这个杂牌也就更兼顾不上了。
杨部驻于河南南阳，属唐生智指挥。在唐生智的反蒋通电上，杨虎城也名列其中，当然作为杂牌部队，唐生智在杨虎城身上下的功夫自然不会有对阎锡山等人那么多。
轻剑即是轻人，杨虎城对此很是不满，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他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他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他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
在到底跟谁干这个问题上，杨虎城一如既往地实际：“我跟蒋是杂牌，跟他唐孟潇也是杂牌，他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随后杨虎城便通过他驻南京的办事处，向蒋方澄清自己有造反的意图，但是他并没有通电否认，所以唐生智便以为杨虎城即便不站在己方，至少也不会与自己作对。
就在唐部因雪停止进兵的时候，杨虎城突然对其位于驻马店的前进指挥所发动了袭击。驻马店的驻军很少，当他们发现杨部由南阳向驻马店移动时，还以为是友军，连抵抗都没有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让杨部给端了老巢。
唐生智与顾伯叙正在围炉赏雪，闻知杨部不战而入，两人急忙乘乱逃出，情形甚为狼狈。
驻马店处于唐部的中腰位置，中腰一断，唐部前后方便失掉了联系，局面立刻被动起来。
看到唐生智的失败命运已无可挽回，周围的大小诸侯纷纷趁火打劫。先是阎锡山举兵讨唐，抄袭唐部后路，令其腹背受敌。接着韩复榘等人也加入进来，并联名致电唐生智，劝他解甲出洋。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唐生智又用拆字的方法来预卜吉凶。他最后挑出一个“道”字，道者，“首领要走”也。于是他决定通电下野，并用一种不无怨尤的语气回复韩复榘：“今日之事，非弟一人之意，现各方既已翻异，弟又何必固执。”
唐生智认为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乃是“天时不利”以及“人谋不臧”。天时不用多说了，没有那场诡异的大雪，很可能唐部已拿下武汉，甚至于活捉蒋介石。
人谋则可以说是唐生智的政治智商严重不足。当他宣布起兵时，连南京城里的官员们都觉得纳闷，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蒋冯战争爆发之初，或者是西北军尚未战败时与其联合，而一定要到西北军既败，南京政府已应付裕如的时候再跑出来招惹是非。
退一步讲，即便蒋冯战争那个机遇错过了，难道不会再等下一个适当时机吗？
蒋唐战争期间，唐生智每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仍然自称“职”。胡汉民遂把唐生智和石友三这两个奇葩联系到一起，写下两句打油诗：“造反犹称职，称兵不渡江。”
通电下野后，唐生智即化装逃往天津，重新踏上流亡之路。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掌握旧部的机会了——蒋介石下令对唐部就地缴械遣散，“第八军”从此成为历史。
从唐山复出，到郑州通电反蒋，仅仅十个月时间，这位曾经的“军事天才”就已如流星一般地坠落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