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群情沮丧的陇海前线，蒋介石召集将领们开会，说明情况，要求各部队坚持苦撑，以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好转，同时他下令将阵地向后收缩。
阵地收缩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继陈诚师后，又大批抽出重兵投入津浦线，其中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三师、第一师等部，在蒋军里都属于主力部队。
除此之外，蒋介石另从湖北调李蕴珩部参加胶济线作战，从广东约请的第十九路军（即“蒋蔡军”）这时也准备用于津浦线的反攻。
蒋介石的电信机构为老蒋立下汗马功劳，阎锡山的电务组亦不是吃素的，石友三给张学良的密电、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的往返电报均被其截译。
石友三走到这一步，已是积重难返，无法补救，引起阎锡山充分重视的是十九路军的北上增援。十九路军具备着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骨血，其战斗力之强，从在衡阳击溃张桂军就可窥见一斑。闻听十九路军北上，沿途的蒋军各部官兵无不面有喜色，士气为之大振。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焦急，并且认识到必须速战速决，在十九路军到达指定位置前，就将津浦线上的蒋军予以击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在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周玳见到了冯玉祥。周玳先是透露了十九路军即将北援的消息，接着说：“若是一直这样相互对峙，旷日持久，殊非良策。”
周玳建议冯玉祥，趁蒋军各部全力北调，后方异常空虚之机，从陇海线抽调六个至十个团的有力部队，组成大纵队，并以孙殿英为前导，向徐州实行大迂回，以抄袭蒋军后路。
周玳预计，如果西北军、晋军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在陇海、津浦两线实施协同进攻的话，“敌军必然受挫，我军趁势进取徐州，直捣南京，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以隔江而治，平分天下”。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的部下对此场景大多见怪不怪，更有甚者还会争相仿效，唯晋军中难得见到这种奇景，周玳一时不知所措。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冯玉祥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从他的幕僚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当周玳带着钱物弹药来到兰封时，幕僚们便悄悄议论开了，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他要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幕僚们认为，阎锡山之所以在械弹粮饷的供应上“拖后腿”，是因为自知晋军力弱，又不愿意力量更强的西北军率先拿下徐州，取得胜利。冯玉祥起初对这些说法还表示不同意，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可是冯的气量其实也不大，很快他就和幕僚们有了一样的感觉，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正好蒋军的飞机前来轰炸，冯玉祥便借机躲了起来。周玳找冯的副官长，说想和冯玉祥继续商谈。副官长推托说冯的去处很多，他也不清楚冯到底去了哪里，没法找。
周玳等了一天，都没有见到冯玉祥，只好回去复命。经过兰封时，他向正在兰封指挥作战的徐永昌谈了见冯的情形。徐永昌向来都对冯玉祥抱不信任态度，听了之后更是连连跺脚：“冯现在又动了野心，万顺桥撤兵的把戏可为前车之鉴，今后没有好戏唱了。请你回去赶紧在黄河铁桥上铺好木板，并多架设浮桥吧（意即做撤回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的另一员大将杨爱源也在兰封。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徐永昌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冯一向要打蒋，现在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他却借新兵之名，不听阎的话，其中必有原因”。
杨爱源估计到，应该是冯玉祥对阎锡山提供的补给不满意，周玳身兼兵站总监之职，虽然在物资调拨上实际做不了主，但也连带着让冯玉祥不满意，所以才对周玳推托支吾，乃至躲着不肯见面。
他问对西北军内部情况较为熟悉的张樾亭有什么办法，并想让张樾亭到罗王去找冯玉祥再好好谈一谈。
张樾亭有些为难：“周（周玳）是总司令的总参议兼兵站总监，他去都不行，我人微言轻更不行啦。”
杨爱源说：“不，你与周大不相同，你与冯有旧关系（张樾亭曾在西北军任职），周子良（周玳字子良）如何能比得上你呢？你去说话比我们都方便，事关重大，你就去吧。”
张樾亭无法推托，只得硬着头皮来到罗王。见到冯玉祥后，他报告了中央军从陇海线大量调兵以及津浦线方面晋军的被动情况，再次说明，陇海线方面的西北军和晋军发动联合进攻，将中央军击败，乘胜攻占徐州和进捣南京的时机已经到了。
冯玉祥旧调重弹：“你不知道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吗？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冯玉祥说的“不教而战”典出《论语》，张樾亭有备而来，他也从古史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典故。
春秋时，宋楚交战，宋襄公非要等对方摆好阵势再打，结果被楚军打得一败涂地。国人责备他，他还不服气，于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子鱼便批评道：“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子鱼的意思是，打仗就是要杀敌，只有不怕死敢杀敌才能制胜，怕死不敢杀敌者必败。作为三军指挥，不仅不能太讲求仁慈之道，还要多教导士兵，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鼓动他们奋勇向前。
张樾亭还举例说，西北军中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等部都是由新兵扩编而成的，但都很有战斗力，证明西北军的新兵因为受过专门的训练，在战场上既不怕死，又善打仗。
一说到西北军的新兵也如何如何厉害，老冯顿时就得意起来。其实孔老夫子的话，他本来就不太相信，不过是拿来搪塞而已，他真正信的就是“子鱼论战”的一套。
冯玉祥话锋一转：“你看，阎锡山亲率晋军基干八个军，有十几万人，可是要靠他打到徐州，恐怕也不可能。”
如果冯玉祥面前坐着的是周玳，这话怎么听怎么刺耳，但张樾亭是个曾经在西北军中混过的人，他知道西北军内部对晋军有多么不屑，于是马上顺着冯玉祥的意思答道：“不可能是必定的，但是（我们西北军）不能坐失战胜之机啊！”
不知不觉中，张樾亭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了西北军方面，为冯玉祥考虑起了得失。
“若坐失战胜之机，跟着就会来败势。现在蒋介石将精锐近十万人集中到津浦线上，比晋军强大，晋军如何能敌得过？蒋的作战原则是各个击破，一旦他击破晋军，必然会乘胜转过头来，在陇海线方面打我们。那时候（西北军）要战胜蒋军就困难了。”
一番话说得冯玉祥哑口无言。他开始问张樾亭对陇海方面作战有何意见，张樾亭讲了许多。谈话结束时，冯玉祥说：“你回去，有事再来。”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当场明确表态要在陇海线发动攻势，但显然已有意这么做。张樾亭摸清了冯玉祥的底牌，一回兰封即告诉徐源泉，事情有戏，“不过还要再撑撑劲，我们如能找一位有力的人，促请冯出兵，或有可能，当然总司令（阎锡山）还要充分适时地对冯军进行补给”。
杨爱源随即给阎锡山发去密电，报告了张樾亭希望办理的两件事。
因为听周玳说冯玉祥不愿进攻，阎锡山愁上加愁，收到杨爱源的密电后，他才感到眼前一亮。当时汪精卫正在石家庄与他商讨扩大会议的问题，于是阎锡山便趁此机会，请汪精卫这位“有力的人”来出面促成此事，同时他还向冯玉祥竭力保证，只要西北军发起攻击，给养方面一定不会耽误。
有了台阶和保证，冯玉祥不再推三阻四、扭扭捏捏。8月上旬，他制订了一份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的作战计划，石友三也被算成其中的一路，任务是出晋军右翼进攻柳河。
作战计划以密令的形式发至晋军前敌司令部。杨爱源一看便犯起了嘀咕，他对张樾亭说：“石这人是个名利之徒，反复无常，说变就变。现在叫他攻柳河，不正经干还是小事，万一他步刘茂恩的后尘，那我们左侧就危险了。”
石友三虽然发了那么一份密电给张学良，但毕竟还没有公开举起反旗，阎锡山也不敢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怕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石友三真的“步刘茂恩的后尘”。因此之故，杨爱源并不知道密电的事，他只是认为对石友三不能不防。
杨爱源问张樾亭与石友三熟不熟。张樾亭回答不但熟，而且可以随便说笑话。
杨爱源马上说：“那好，请你到石处去一趟，以我们关怀其给养为名，侦其行，察其言，观其色，探询其意向，同时顺便到刘春荣处问问他的给养如何。回来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以防万一。”
刘春荣部也是反蒋联军中的杂牌军，在此次攻势中负责协助石友三。杨爱源料到石友三、刘春荣之辈平时在供给上都是一肚子怨气，现在需要他们出力了，就不能不改变一下服务态度。
果然，张樾亭到石友三的司令部去一问。石友三直言不讳：“要么是有吃的，没打的（指武器弹药）；要么是有打的，没吃的。不能适时供给。”
张樾亭答应回兰封后，即报告徐永昌、杨爱源，让他们给阎锡山发电报，以便及时供应。
接着张樾亭试探着问石友三：“你这回攻打柳河是率全部人马吧？”
石友三回答：“留一部守原阵地，加强工事，以备万一退回来扼守。”
杨爱源、张樾亭早就猜到石友三不会“正经干”，石友三的回答并不算出人意料，但张樾亭仍心有不甘，遂鼓动石友三：“你攻敌右侧背柳河，闻蒋介石已到柳河指挥，若能活捉蒋，是全局的胜利，你的声威将震动全国。”
石友三来了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樾亭急忙说：“晋军和刘春荣可以策应你。”
当着张樾亭的面，石友三毫不客气：“刘部力小，晋军势弱，不能依赖。”
张樾亭无法辩驳，只得说：“你单独制胜，声威更大。”
石友三对这些哄小孩子的伎俩丝毫不感兴趣：“你快回去，叫徐、杨将我部给养充分准备好，我就要出动了。”
临分手时，张樾亭提出了他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话题：“你可别变。”
石友三笑了：“哪能老变呢！”
辞别石友三，张樾亭又到了刘春荣处。问他给养如何，刘春荣回答：“有时够，有时不够。”
张樾亭答应上报后予以补足，同时叮嘱他：“这次石友三率部攻柳河，关系全局，希望你与他妥切联系，努力策应。”
刘春荣说：“尽力而为。”
回到兰封，张樾亭将经过情形向杨爱源进行了汇报。杨爱源说：“从石友三的言行和态度来看，对我们很不高兴，可是对你还不错。刘春荣对我们的供应也不满意，他的态度与这次进攻会很有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张樾亭坦言：“石友三正经打不正经打，我不能保证；他变不变，我也不能保证。”
不过他认为刘春荣的问题反倒不大。
刘春荣的部队也不少，作战时，他一般都是把一个团放在前面充样子，另外七八个团则在后面进行训练，其实并不与蒋军交战，前方也少有战事。徐永昌曾派人前去视察，视察的人在说到刘部训练如何之勤，军容如何之盛时，对着徐永昌耳语：“又一冯焕章（冯玉祥），行将看其异军突起也。”
徐永昌戏谑地说：“恐其只能异，而不能突起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倒戈将军”。徐永昌了解刘春荣，知道这位杂牌军头向来都喜欢取巧观望，并非现在才如此，而且他也害怕蒋介石对他玩“先拉、后吃”的一套，叛阎投蒋的可能性很小。
张樾亭的看法与徐永昌相似，他告诉杨爱源：“刘没有什么，适时予以足够补给，总司令（阎锡山）与之妥切联系，时加慰勉，就可以啦。”
二人重新分析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晋军右翼为孙良诚、吉鸿昌，显然右翼不会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侧重注意石友三所在的左翼，为此专门调集了两万余人到这一侧作为预备队，名义上是协助石友三、刘春荣攻柳河，实际亦有防止石友三哗变的用意。
料理了晋军这一茬，杨、张又研究起冯玉祥的整体部署。他们发现，冯玉祥这次攻击以“胜败在此一举”为主旨，确实是已经全力以赴，七路进攻部队中，除孙殿英一路较差一些外，其余皆为西北军和晋军的精锐部队。
什么东西都怕细琢磨，尤其是打仗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纵使你力大如牛，还得心细如发。张樾亭经过仔细推敲，认为冯玉祥兵分七路的做法值得商榷：“攻击蒋军阵地不分重点，分散平均使用兵力。”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相持对峙，中央军的阵地工事也已经非常坚固，张樾亭指出：“不用拳击而用五指，想戳穿敌人固守的坚固阵地，在一般情况下很不容易，而且时值雨季，万一遇上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就更困难了。”
他主张：“应该进行重点突破，以柳河为第一。我们须注意这一点，可否请徐总司令（徐永昌）直接与冯谈谈。”
徐永昌对冯玉祥有看法，战前就反对打蒋联冯，自然不会愿意向冯玉祥说这些话。至于冯玉祥方面，也对徐永昌当年投晋不满，就算是徐永昌肯说，也不会听得进去。考虑到这些因素，杨爱源就建议张樾亭直接给冯玉祥写信阐述看法。
冯玉祥在军事上个性很强，对于自己制订的作战计划，一向不肯割爱，不愿放手。张樾亭跟随冯玉祥的时间虽不算多，但深知他这个毛病，所以认为光写信无效。
在杨爱源的坚持下，张樾亭还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冯玉祥送去。之后果然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对于打仗这件事，如果冯玉祥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叫冯玉祥了。在布置这次总攻的时候，冯玉祥就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梳理，他认为主要战场和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陇海线第一，津浦线第二，平汉线第三。
徐州作为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果能将徐州攻下，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后，影响所及，平汉线的那支杂牌军团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到时纵不能全取天下，最低限度，大江以北也不会再有中央军的立足之地。
如同作战计划中所显现出来的，冯玉祥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所有兵力都被他使用到了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作气地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8月6日，冯玉祥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第二天，改组派又在北平中山公园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举办了欢迎会。大会主持人在致辞中称，汪精卫的到来，“如同增加我们前线二十万兵力”。
当年孙中山从欧洲带来了革命精神。致辞中说，汪精卫这次到北平与之相仿，“也是带来革命的精神”，“汪先生到了以后，倒蒋问题即可解决，国民革命即可完成”。
汪精卫北上以及扩大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主持人说得那么玄乎，但至少在精神上对反蒋阵营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就在会议开幕之日，太原张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人人都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南京政府必定垮台，由扩大会议产生的新政府也必定会有一番新气象和新作为。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西北军中，孙良诚、吉鸿昌部一向最被看好，也因为过于瞩目，蒋介石特地将从平汉线上调来的上官云相配置在了孙、吉对面。上官云相部虽是杂牌军，却很能打仗，一直凭借坚固阵地死守，加上连日大雨，孙、吉整日挣扎在泥泞之中，以致进展缓慢。
上官云相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就在孙良诚部一度要有所突破时，他主动利用天时，率部星夜掘土作为胸墙，然后引河水入壕，成功阻止了孙部的进攻。
设若冯玉祥能听取张樾亭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一个点上发动进攻，即便两个上官云相也守不住阵地，但兵已分出，没法再收拢，冯玉祥只得提前动用本来作为预备队的宋哲元部，以协同孙、吉作战。
在“八月攻势”中，阎锡山并没有敢在给养上加以克扣，卡西北军脖子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西北军的运输工具大多是原始的民间大车：以四个木车轮托一个古战车式的木槽，前边用几头牲畜拉。一个驭手负责赶车，车后两侧还要再跟两个人，这两个人手持木橛，一旦大车转弯，就要用木橛帮忙，以保证后面的车轮能顺利转动。
这种大车在晴天还凑合，到了遍地泥水的环境下便寸步难行。宋哲元上去后，不但没有能给孙、吉帮上大忙，还加重了运输的负担，弄得补给更加不济。
西北军中不断出现断粮的情况，即便运到的粮食也以霉湿腐烂者居多，这大大影响了西北军的战斗力。上官云相则抖擞精神，以一敌三，就是不肯稍作退让。
本来冯玉祥还布置了一支骑兵，也就是郑大章骑兵集团。他想用骑兵来袭扰蒋军后方，甚至重演一把奇袭归德飞机场的好戏，但这一计划也因为大雨不停，骑兵行动受到阻碍而泡了汤。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官云相以杂牌军将领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
在西北军对宁陵方面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晋军和石友三部也兵进柳河，柳河外防线的多处要点已遭突破。柳河、归德均岌岌可危，而蒋介石在柳河已基本无兵可调，只有附近的两个营可用于防守。
鉴于情形危急，蒋介石一面分电各将领务必守住各自据守的城池，并宣布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即官升两级，赏银五万元；一面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退却，以缩短战线。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撤退极为不利，还是应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
“杨大炮”虽短于实际操作，但他就和三国时的那个马谡一样，宏观视角和战略眼光并不差。曾在西北军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曹浩森支持了杨杰的观点，他提出冯玉祥作战向来都崇尚稳扎稳打，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能冒险深入。
二人都建议蒋介石把柳河附近的那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根据形势变化做新的部署。
被当成宝贝一样的两个营原属教导一师，它们被从教导一师抽出来后，一直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临时外围警戒任务。两营中有一个营还是自动步枪营，营的每个连都拥有四十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
参加会议的陈调元见状，也自告奋勇，愿意率所部同时发起反攻，以分晋军兵力，确保陇海线正面无虞。蒋介石听罢，这才决定中止退却计划。
石友三参加“八月攻势”，本来就只想来走个过场，从晋军那里混点补给，遭到蒋军的反攻后，即以部队精疲力竭为借口，撤守原阵地。刘春荣一看石友三溜之大吉，马上有样学样，将部队撤回了原阵地。
如同打多米诺骨牌一样，晋军见石友三、刘春荣撤退，左翼露出了一个大空当，也不敢再往前进攻了。
在宁陵以北、归德以西，蒋军与反蒋联军重新形成了胶着状态，只不过蒋军阵地已被迫由原来的直线变成了直角。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按照晋军方面的意见，如果当初冯玉祥肯将西北军主力用以柳河，石友三攻至柳河边缘便不致退回，晋军也不致停止追击。要是双方再进一步，乘胜联手向归德进攻，则宁陵以北、归德以西的蒋军必然会被全部围歼，陇海战事将胜利在握。
杨爱源恨恨连声：“冯玉祥不分轻重，只顾自己，不顾友军，私心太大，这样的队伍，就应了徐次宸（徐永昌字次宸）所说的‘以后没有好戏唱了’。”
与前两次形成对峙不同的是，这次反蒋联军特别是津浦晋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和危险。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阎锡山打算派薛笃弼、贾景德出使沈阳，与张学良商谈组织北平政府的方案。正值葫芦岛建港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张学良便以主持典礼为由，前往葫芦岛“休养身体”，此后在葫芦岛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对薛、贾避而不见。薛、贾请示直接去葫芦岛谒见，张学良告诉他们“岛上一切十分不便”，仍然拒绝接见。
葫芦岛是看人打发的，对冯、阎的代表自然是“十分不便”，对蒋介石的代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却是再便利不过了，后面这三位一直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尤其张群和吴铁城，忙着和张学良一道“砌长城”还来不及！
山西方面曾经最早向沈阳派去代表（梁汝舟），还获得了“善意中立”那样一个好的开局，可惜的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如今沈阳早已没有他们可待的地儿了。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甚至何成浚在担任第三军团总指挥之前，也曾随方本仁到沈阳去客串了一把。
这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从沈阳到葫芦岛，张群、吴铁城几乎每晚都要和张学良玩上八圈麻将。大家搓搓打打，相处得十分融洽。张学良虽然在麻将桌上不会明确表示什么，但是却会经常把薛、贾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告诉他的牌友。
薛、贾固然吃的也是策士这碗饭，逞起苏秦、张仪之舌，也非寻常人可比，可是要论这种曲线外交的功夫，却只能相形见绌、甘拜下风。况且就算会玩麻将，薛、贾也只敢赢，不敢输——阎锡山给的钱少，若是输光了，他们可能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在沈阳这块地面上，不会搓麻将和送钱，谁也不会答理你，更不可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囊悭术钝的这两个“老实头”只有傻乎乎地坐等张学良从葫芦岛返回沈阳，真是望穿秋水，度日如年。由于经费实在有限，他们还不敢久住沈阳，在坐了几天冷板凳之后，只能空手而归。
过了不久，张学良总算给阎锡山发来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他说要是你们的兵在平汉线打出武胜关，在津浦线打过蚌埠，东北一定响应。
此时西北军距离武胜关还很远，晋军在津浦线上别说打过蚌埠，就算想保住济南也面临着困难。张学良提出的响应条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阎锡山收到电报后只能付以一笑，说：“（如果仗打得这么顺）何必还要他表示？都打了胜仗了，谁都会那样做。”
在太原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议论起来。大家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在云集太原的各个党派中，青年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青年党有不少人在东北，其中也有一些跟张学良有过接触。据青年党首领常燕生说，虽然人们经常只能在烟榻、舞场、赌台见到张学良，但张学良实际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细心考察问题。
常燕生还说：“张学良不像老阎这样神秘。他与青年人只要相处得好，就会把话匣子打开来与你谈心。他说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这些家伙与他有杀父之仇，除了日本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难以外，别的问题他总有办法解决。”
常燕生得出的结论与阎锡山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样看来，他（指张学良）是很自负的，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
正是瞅准张学良别有怀抱这一点，阎锡山在遣使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是杨宇霆之后，东北军“老派”（即元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与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老派”是东北军内部各派系中最为守旧的一派。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就属于“老派”，他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他像万福麟、汤玉麟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
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就是否要出任南京委派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与张作相等元老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三人皆劝张学良应继续“保持中立”“随机观变”。万福麟还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
不花钱也不一定就办不成事，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头脑。这一回合，阎锡山虽然未能将张学良争取过来，但至少让张学良继续保持中立的目的是达到了。
常燕生在评论不应该把张学良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时，还做出了另外一个预言：“（张学良）很有机智，老阎斗不过他。”
尽管张学良以内部意见无法统合为由，依旧没有就任蒋介石给的职务，也不肯干干脆脆地出兵助蒋，不过他却为蒋介石取胜山东提供了一项极大的便利。
蒋介石计划派李蕴珩部由海路登陆青岛，以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张学良下令沈鸿烈大开方便之门，准许中央军停靠青岛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
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出兵助蒋。因为北方的近海海域都由东北海军控制着，只要得到东北海军的帮助，蒋介石一样能派兵从天津登陆，阎锡山的后方将大为动摇。
7月31日，中央军在津浦线发动全线总攻。对于正面进攻，晋军在后援的助力下尚能支持，但当十九路军突然从后路抄袭而来时，便再也招架不住了。
傅作义见无法抵御，只得下令后撤。晋军后方有一条大汶河，原来是一条干涸的河，但适值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很快就涨了上来。各部被迫争着从河上的铁桥通过，桥小人多，徒涉时淹死了不少人。后来为了防止中央军追击，傅作义下令炸掉铁桥，有些部队又被堵在了对岸。
傅作义以一个独立旅守泰安，欲挡住进泰山的隘口。不料十九路军充分发挥它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的特点，置泰安城于不顾，越过泰山东麓，经一天激战，攻下了济南东南面的中宫镇。
在津浦线发起总攻的同时，韩复榘协同李蕴珩部、刘珍年部由胶济线发起反击。张荫梧败退至济南，他和傅作义一看十九路军已逼到了家门口，于是急传口令，仓皇渡河北逃。
黄河的泺口大铁桥成为晋军北逃的唯一通道，大家你抢我夺，都希望能迅速过河逃命。由于蒋军的飞机反复俯冲投弹，一列火车被当场炸毁，然后堵在了桥当中，铁轨两边的人行踏板则已失落多块，人马拥挤，使得桥上的秩序乱到了极点。
有的部队鉴于过桥太难，就用民船抢渡，结果由于载重过量，许多船沉到了河底，晋军官兵失足落水者难以计数，河面上到处可见向下游漂去的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8月15日，蒋军完全占领济南。之后所有残留在南岸的晋军见过河无望，都陆续向蒋军缴械投降。
张学良曾经说过，只要蒋军能攻下济南，他就会出兵助蒋。就在蒋介石让门客们催促张学良兑现诺言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使他的拉张计划又重陷危机。
此前由于张学良在出兵助蒋问题上一直犹豫反复，迄无结果，蒋介石开始另辟路线，通过其他关系对东北军中下层军官进行拉拢。
他先后三次让人带信给驻于山海关的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希望于学忠能举兵西向进攻阎、冯，同时表示于学忠想在华北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他均可答应。
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先后效命于吴佩孚、冯玉祥，后来才投至张氏父子麾下。不过张学良对他非常器重，于学忠也由此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重要成员及张学良的心腹干将，外人轻易无法拉拢。接到蒋介石的信后，于学忠一边将原信送给张学良看，一边回信蒋介石，说明自己只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于学忠面前碰壁后，蒋介石又让何成浚继续想办法。何成浚过去在华北时曾委任其下属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陶敦礼后来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按其资历，本不屑于担任这样一个芝麻绿豆的地方小官，之所以肯就此职，就是为了伺机对驻军临榆一带的东北军马廷福旅进行策动。
马廷福向自己的上级于学忠透露此事，意在旁敲侧击，劝于学忠同他一道行动，结果遭到了于学忠的拒绝：“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
接到何成浚的命令后，陶敦礼向马廷福开出了给予两百万元、马部扩编为三个师、马廷福本人升任军长的条件，其中的一百万元已提前汇入沈阳中国银行。
马廷福乘着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奉榆火车又正好不通的机会，决定率部向西进军。他带着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来找于学忠，仍要于学忠和他们一道起事，安福魁还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是不干，就把他这么着。”说着，做出了砍头的手势。
于学忠见情况紧急，一边让他们稍缓行动，一边暗中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
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现出了不同于“花花公子”的另一面，他闻报后态度镇定，毫无惊慌之色，还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马廷福即将叛乱，我不相信。”
于学忠以为张学良真的不相信马廷福会叛乱，赶紧说：“事急矣，不可不防！”
张学良这才道出了他的隐忧：“马廷福如果真的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的安危事小，而暴露东北军的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事大。”
接着，他果断采纳于学忠的建议，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魁以及陶敦礼等人全部予以扣押。
事情见诸报端后，从平津到上海，均盛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介石所主使。受此影响，原本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张学良在对待南北双方的态度上突然发生转变。外界甚至认为蒋、张已经正式决裂，东北必定会加入讨蒋行列。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判断“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他在日记中感叹，张学良和阎、冯其实并没太大区别，“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陈，不能破除”。
蒋、张生隙，自然为阎、汪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既然阎锡山已多次遭遇挫折，这次就轮到了汪精卫。恰值张学良又去北戴河“休养身体”，汪精卫就派幕僚郭泰祺以避暑为名，前去北戴河刺探情况。
郭泰祺早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张学良的幕僚顾维钧认识。顾维钧也在北戴河，他赞成汪精卫再派人来和张学良洽谈，并答应到时予以引见。
汪精卫决定派覃振、陈公博前往。汪精卫很清楚张学良的实力，早在他身在香港的时候，就给陈公博写了一封介绍信，让陈公博乘便去拜访张学良。当时外界都报道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汪精卫则说张学良这个人贪玩是贪玩，但脾气还算直爽，而陈公博也是个爽快人，他认为两人见面交谈后或许会很投机也说不定。
陈公博那时候整天忙于跟西山派的人吵架，一直无暇分身。后来汪精卫到了北平，时间是有了，可是当看到薛笃弼、贾景德在沈阳吃了闭门羹之后，陈公博想想自己也是一介名流、国民党内的青年精英，岂肯再去丢这份脸。
现在情况有变，又听郭泰祺说那里的人事没有沈阳复杂，陈公博便硬着头皮决定随覃振一道去做说客。
当覃、陈抵达北戴河时，看到在车站迎接他们的，除了郭泰祺外，还有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郭泰祺以一种喜滋滋的口吻告诉他们，张群和吴铁城都跟着张学良来到了北戴河，不过张学良始终都没有和这二人深谈，看样子，张学良纵使不助阎，也决不会助蒋。
情况似乎比预料中还要可喜得多。按照计划，顾维钧打算次日在自己的别墅里请张学良和英国公使吃饭，饭后打麻将，他让覃、陈、郭晚上十点在别墅见面。
第二天晚上，覃、陈、郭如约而至。这时英国公使刚走，客厅里已经在为打麻将布局。趁着这一空隙，陈公博、覃振、郭泰祺，再加上张学良、顾维钧，站在厅外的走廊里谈起了话。
张学良好玩，谁跟他谈正事都只能像海绵一样挤出这么一点空，这也是覃、陈、郭能够对张学良游说成功的唯一机会。
覃、陈、郭三人之中，郭泰祺主要负责敲边鼓，不大说话，陈公博年纪轻，也不便多发言，担任游说主力军的是覃振。
覃振以《战国策》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说到他这次来见张学良，不但是要救中国，还要救张学良本人。
可惜覃老弄错了对象。张学良既不把这个所谓的“救中国”放在眼里，更不需要别人拯救。他说他姓张的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游说，他父亲把东四省交给他，他就只管东四省的事，凡是对东四省有利的事他就做，否则免谈。
说了一会儿，张学良便起身告辞，说要入内解手。众人等了好久，他才出来，解释说是因为夫人闹肚子疼，他得照顾她。
其实都不是。后来陈公博才听人说，张学良吸毒，是吗啡针瘾发了，得让副官给他打了针以后才能出来继续谈话。
覃振的那些话，或许对张口闭口救中国的冯玉祥有作用，碰上喜欢听人讲政治经济的阎锡山，也可能会坐下来认真倾听，但对于谈几分钟就得打一剂吗啡针的张学良而言，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
陈公博见状干脆单刀直入：“汉卿先生（张学良）的意思我很明白，但东四省是没有办法中立的。今日战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为你不帮助阎，帮助蒋也是一个办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无论如何，我非从长考虑不行。”张学良果然如汪精卫所说是个爽快人，陈公博出人意料的坦白终于让他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客厅里已再三催促张学良入场，谈话只得宣告结束。陈公博随众人走进客厅，只见里面珠光宝气，无数夫人小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方城中鏖战起来。
陈公博是个事业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他平时就不好玩，国内所有的避暑胜地，除了牯岭因公去过两三天外，其他都没有去过，北戴河也是第一次来。说到打麻将更是不擅此道，仅仅和张学良等人摸了四圈后，他就跑回旅馆睡觉去了。
到底是不惯过夜生活的，陈公博还由此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三天便赶回北平。
一行人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如果照直这样说，不免会动摇己方的军心士气。于是就由覃振出面，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的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了恶感。
汪精卫在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时也说：“张汉卿（张学良）以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张学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由郭泰祺带回，这封信也被汪精卫作为张学良对北方示好的证据。他说：“郭复初（郭泰祺字复初）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
北方政客们闻讯，自然一片欢呼雀跃，张群和吴铁城也因此愁闷了好几天，但知晓内幕的陈公博却断言，张学良将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其中立态度。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
在津浦线获得的成功，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使他在战略上决定将大战之初的“先难后易”改为“先易后难”，即先解决平汉线，再考虑陇海线。
蒋军的进攻重点随之被移到了平汉线。这回蒋介石不再用菜刀，他要用斧头来砍翻平汉线上的南路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陇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形成威胁，进而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到时陇海线亦能不攻自破。
两把“斧头”，分别是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蒋军共分为甲、乙、丙三种师，三个师的兵员依次递增，其中丙种师两个团，乙种师四个团，甲种师最多，按一师三旅、一旅三团进行编制，有九个团。蒋、赵部均为甲种师，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比西北军要好。两师一到平汉线，即对许昌展开进攻。
张维玺的南路军在西北军中虽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但一样具备着西北军能打和敢打硬仗的特点，先前因为碍着一个樊钟秀，部队束手束脚，以致进展不大。现在见中央军威逼过来，身上所潜藏的凶猛之气得到激发，反而能够屡挫强敌。
交战过程中，张维玺打电话给绰号“王虎”的旅长王赞亭，下令他率部偷袭蒋鼎文师驻地。出发前，王旅官兵一律脱下白衬衣，并将之扎在脖子上，以识别敌我。深夜十二点，当他们摸到距蒋师阵地二十多米处时，每人向阵地投出两枚手榴弹，将对方炸得乱成一团，随后便趁机用大刀砍杀。
夜袭战歼灭了蒋师一旅主力。张维玺得知后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又通报全军嘉奖，后来天津的《大公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斧头碰到钉子上，卷了刃。如此结果，颇令蒋介石尴尬，他这时又想到了“削藩策”中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的策略，于是决定继续派人对西北军内部进行分化。
派谁去呢，这个人既要对西北军的情况熟悉了解，又要在北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起到一呼即应的效果。
不用去另借锣敲，眼前就有现成的钟可敲，张钫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只是张钫在经历亳州之险后，就有了引退之意，并曾想乘车去上海养病，是蒋介石让人中途在车站截住，又硬请回来的。
为了打消张钫退隐的念头，蒋介石便托劭力子等几个张钫的友人前去进行劝说。劭力子对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
说完大义，劭力子又强调张钫纵使隐退，但只要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取胜，一样不会放过他，“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
无论公谊还是私恨，张钫似乎都别无选择，照劭力子的话说，只能“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
张钫考虑之后，答应从命，但要求蒋介石必须满足自己提出来的两个条件。
张钫所提的两个条件，一是让蒋介石为他准备大宗款项和子弹，且由他自由支配；二是变更战略，准备在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
蒋介石眉头都没皱一下，就全部答应下来，张钫这才向蒋介石献计，谓如何如何采取行动。
他推断冯玉祥为人多疑，即使听到风声，也会因犹豫不定而无法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正确的对策。等到他这边部署既定，就算冯玉祥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颓势也已无法挽救。
只要西北军崩溃，收复中原便指日可待。这一前景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他当即任命张钫为第二十路总指挥，授权其依计而行，并再次承诺，张钫所需军饷和弹药，电要即发，决不迟误。
蒋、张都认为，计划要确保成功，必须“秘密而且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奏效”。第二天，张钫就乘飞机前往漯河，为了保密，仅带了一名随员。
张钫到漯河，对外声称是设立河南省府办事处，以履行河南省主席的职责，暗中却派人到西北军所属的各个杂牌军中去做分化收买工作。
在平汉战场上，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把依附于他的杂牌军置于外围，不到万不得已，自己的主力部队始终都缩在里面，不肯拿出来牺牲。杂牌将领早就与冯貌合神离，加之给养困难，张钫把军饷、弹药一拿出来，没有多少人能抗拒这种诱惑。
从豫南的万选才旧部、樊钟秀旧部，到豫西的那些亦兵亦匪的各类杂色部队，均手到擒来，一一收编，西北军的外围防线由此开始逐渐瓦解。
外围一旦得手，张钫便按照预定计划，抽调部队到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一两周内完成，冯玉祥果然如张钫所说的那样，起初犹豫彷徨，等到要想办法加以阻止时，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
前线的军事形势窘迫，后方的政治活动也不如意。本来阎锡山曾想靠汪精卫的帮助，以扩大会议的名义，在北平搞出一个声势浩大的阵营，可惜汪精卫虽然写起文章字字珠玑，谈起问题也天花乱坠，但做起实事来却问题多多，而且汪本身的号召力也还嫌不够，从而导致扩大会议的热度和对外界的吸引力一直呈下降趋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汪精卫反过来也觉得阎锡山太过刁滑，很难抓住。据说汪、冯曾在某处进行了单独会谈，汪以国民党军事领袖许冯，冯则对汪说：“汪先生当然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按照这种说法，汪精卫有意绕过阎锡山，以西北军为军事本钱与蒋对抗，为此他还在得到冯玉祥同意的前提下，专门派了一些改组派人员到西北军中去做工作。
不管传说到底是真是假，阎、汪都不再对扩大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而想专靠军事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只有负责具体事务的人还在继续较真，比如冀贡泉。
在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与会者选出了七人常委，但名单公布之后，南方的唐绍仪和东北的张学良都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
唐绍仪乃北洋和国民党的双重元老，选他只是借其名望，有没有其实并无所谓。张学良就不同了，这尊菩萨是不能缺位的。这时正好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应邀来到北平，他们都是公认的张学良身边要人，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常接近。冀贡泉便想到，只要能把这三人拉进内阁当部长，就可以在实质上看成是张学良接受了阎锡山对他的委任。
冀贡泉将这一设想向阎锡山进行了报告，并在阎允许的情况下，在阎公馆宴请了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
不久阎锡山和赵戴文回太原商讨成立政府的事，冀贡泉则作为阎的代表继续留在北平，以照应扩大会议的一干事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车站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到车站去进行谈话。
电话是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打来的。二人正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列车就要东开了，他们说想在车上同冀贡泉讲几句要紧话。
冀贡泉感到非常吃惊：不是马上就要成立政府了吗？薛、贾这时候跑东北去干吗，而且行色又是如此匆匆？
等冀贡泉赶到车站，听薛、贾一讲，方才知道原委。
原来这就是太原商讨的结果。阎锡山已经做出最后决定：暂不组织政府，而先由薛、贾出关去请张学良共商大事，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再组织政府。
吃惊立刻变成了失望，冀贡泉就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薛、贾出关毫无意义和价值。
张学良会因为薛、贾出关相请，就答应入关合作吗？怎么可能，要知道蒋介石也在派人请他倒阎、捉冯、赶汪呢！
冀贡泉说：“小张（指张学良）正处于两难关头，你们（出关）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
最坏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小张先你们入关”，不过不是助阎，而是助蒋。
冀贡泉劝薛、贾给太原发电报，阐述自己的这一意见，但薛、贾表示阎锡山决心已定，不便再多此一举。
冀贡泉自受邀组织扩大会议以来，投入了极大热情和精力。预感到扩大会议将因此停滞，他不由得悲愤交加，当场很生气地对薛、贾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
其实就算薛、贾给太原发电，阎锡山也注定不会改变主意了。他的一位幕僚告诉别人：“老总认为当前的任务完全要靠军事。军事不是靠硬打，关外的风向好不好，关系成败很大。”
由于拉拢张学良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山西方面都对此感到非常紧张。阎锡山虽然嘴上说只要张学良能够继续保持中立，“主张公道”，不转方向即可，也不一定要参加反蒋战局，但心中已十分焦虑不安。
薛、贾常出入于阎总部，自然能感受得到这种氛围，所思所想也就与冀贡泉出现了很大区别。概言之，扩大会议是次要的，组织政府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是探知“关外的风向”并使这个风向有利于阎方。
此前薛、贾已分别在阎锡山、冯玉祥那里得到了明确指示，来北平后又深夜谒见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已经入睡，但仍从床上爬起来接见并与薛、贾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他同样对出关请张十分关切。这种情况下，薛、贾又怎么可能再掉头转帆呢？
薛、贾原本准备出关，但是一打听，张学良又到北戴河休养去了，二人只好同去北戴河。
这次张学良倒没有让他们吃闭门羹。薛、贾在到达北戴河的当天黄昏，就前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也还算客气，在二人代表阎、冯问好后，同样问了阎、冯好。
接着薛、贾递上阎锡山亲笔写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之后他们按照阎锡山的交代，对张学良展开游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到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例子……”
在薛、贾鼓动唇舌的时候，张学良始终精神萎靡，闭着眼睛在打瞌睡。眼见实在谈不下去，薛、贾只得告辞回旅馆去了。
都已经快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任何冠冕堂皇的说辞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也难怪张学良要打瞌睡了。
8月30日，张学良启程返回沈阳。薛、贾紧随而至，不过沈阳方面无人接待，连旅馆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现在薛、贾手上还有一份合作办法。这是他们借以打动张学良的最后希望，同时也是阎锡山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阎锡山固然有抠门的毛病，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是，到中原大战中后期，老阎确实已经力不从心了。
既要负担晋军，又要负担西北军和其他杂牌军，可怜阎府也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如此浩繁的军用开支，早就令他捉襟见肘，叫苦不迭。战争期间，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也曾打算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为担保，向日本、美国借款，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其财政困窘的状况。
阎锡山坚持张学良并不是只知道死要钱的“花花公子”，因此无须像蒋介石那样挥金如土，但实际上他也没有钱去东北烧香上供。
乌纱帽早就抛出去了，奈何对方不屑一顾，张作相那条路子又不牢靠，最后剩下的办法便只有让出地盘了。
在合作办法中，阎锡山明确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晋军撤回石家庄，与西北军共守郑州、洛阳。
阎锡山向来锱铢必较，精于计算，可谓“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现在轮到他在自己身上剥金刮漆，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合作办法的条文末尾，阎锡山特地添了这么一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谕。”
次日早晨，薛、贾带着合作办法前去少帅府拜张。这是薛笃弼第一次光临少帅府，只见大门口刀枪林立，警卫森严，客厅里富丽堂皇，陈设豪华，为其一生所未见。过了一会儿，张学良从楼上走下来接见他们。贾景德把合作办法拿了出来，张学良略一过目，就把文件放在了茶几上。
没有想象中的喜形于色，更没有点头或者摇头的表示，只是普通地应酬了几句，张学良便表示今后将由秘书长王树翰负责接洽，随后端茶送客。
王树翰负责接洽，彼此也无法深谈，这让薛、贾十分苦恼。隔了一天，王树翰请薛、贾到他家吃饭。吃完饭后，又留二人打牌。贾景德对打牌搓麻将还比较在行，唯薛笃弼不擅此道，然而为了能在牌局结束时与王树翰谈正事，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应付。
从太原启程时，阎锡山发给贾景德旅费一千元，冯玉祥发给薛笃弼旅费五百元，经费紧张得很，所以薛笃弼在打牌的过程中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就怕把他的费用全部输掉，连粥都喝不上或者连家都回不去。
幸好，输是输了，没有大输，否则薛笃弼非得当场晕倒不可。
好不容易熬到牌局结束，薛、贾终于得以和王树翰谈论时局，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知道张学良对合作的态度，可王树翰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令薛、贾完全摸不着头脑。
薛、贾在沈阳几乎是两眼一抹黑，薛笃弼一个人都不认识，贾景德的消息还灵通一点，当他们打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已携巨款前来活动时，两人都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们的消息已经迟了。在此之前，李石曾就已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接到李石曾发来的电报后，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
南京虽得到东南财团的支持，但宋子文在前线所需军费同样浩繁的情况下，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尤其是一千万公债，也让他感到十分难办。
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你可以说蒋介石花钱没有概念，但是只要考虑到一旦平定天下，银子就不愁没有出处，他的这些大手大脚又无疑都是正确的。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除了封官，蒋介石还许了一堆愿。他早就表示：“北方诸事托汉卿（张学良）全权处理”“黄河北岸军事，皆交汉卿全权处理”；北方官员以后都可由东北系统的人担任；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均由“汉卿”先行派人接收，俟时局稍定，再行荐员由中央委任；允许“汉卿”参与中央政府人事权，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是想过过官瘾吗，没问题，他们均可由“汉卿”保荐，进入中央政府出任要职，内政部、参谋部部长亦如是……
孰优孰劣，即便傻瓜都看得出来，何况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机智。
随着东北方面消息的沉寂，聚集北平的政客们都消沉起来，会虽然还经常开，但赴会的人却日见其少。一些人甚至认定阎、冯、汪的事业已经陷于失败：军事既遭极大挫折，政治上又一无主张，一个政府折腾了数月都成立不起来。
眼见得再等下去将有散伙的可能，阎锡山只得放弃了“在张学良同意的前提下组织政府”的计划。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成立当天，张学良即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让他们加入北平政府。不过张学良却又保荐并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东北系人马进入南京政府，并分别出任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事已至此，阎锡山只能指望张学良既不助己，也不助蒋，继续在关外保持中立，然而他在陇海线的大将杨爱源很快就送来了一个让他倍感失望的答案。
杨爱源探听到的消息的是，张学良准备率部进入山海关，而且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发动进攻。考虑到蒋介石已调集大部兵力于陇海、平汉两线，杨爱源深感情势危急，他对张樾亭等人说：“与其被击溃而退，不如先整师而退，撤据山西以自固，另外良图。”
张樾亭表示赞成：“对，战不胜就要退，保存实力，有本钱才能做买卖。”
杨爱源让人拟稿，并用特密电向阎锡山进行报告。
9月6日，蒋介石一面任命刘峙为陇海线总指挥，何成浚为平汉线总指挥，以郑州为目标在两线发起总攻，与此同时，他将平汉线以西的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组织多个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
因为张钫的策反，西北军由杂牌组成的外围防线已经提前瓦解，加之蒋军士气高涨，与反蒋联军的情形相比，正好是一上一下、一正一反。总攻发起后，孙殿英、孙连仲便相继落败后撤，登封、洛阳方面也警报频传，张维玺鉴于两翼均遭威胁，不得不撤出许昌。
冯玉祥虽然不想在平汉线上大动干戈，但许昌失守超出了他的心理底线，于是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
蒋介石发动的这一波攻势倒替阎锡山下了决心。他一边给徐永昌、杨爱源下达密令，让二人做好向黄河以北撤退的准备，一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似的心理，匆匆忙忙地在北平披上了黄袍。
在民国时代的要人中，存在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迷信”。仅以蒋、冯、阎、李四人为例，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没怎么认真上过学，冯玉祥虽然号称“基督将军”，但他对基督教的诚意显然没法跟信仰佛教的唐生智比，而李宗仁更是对这些东西一概免疫。
蒋、阎则不同，说起来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然而“迷信”思想却根深蒂固。在南京参加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有一天适值放假休会，阎锡山让周玳陪他穿着便服一道去游无锡。无锡有座锡山，恰好与阎锡山的名字相同。阎锡山听说后，便兴高采烈地带着周玳一道前去游玩。
上了山，他忽然问周玳：“这里名叫锡山，为何没有锡呢？”
周玳哪里知道，于是他就向在旁闲步的一位老人打听：“老先生，这里叫锡山，却为什么没有锡呢？”
老人是当地人，随口解答道：“这里有句老话，‘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
阎锡山听罢，没有和老人做任何寒暄，就扯着周玳往山下跑。不但那位老人目瞪口呆，就连周玳也感到他举止反常，十分诧异。
过后周玳才想通，是一句“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犯了阎锡山的名讳，让他备受刺激。
迷信，迷信，人不迷于时事，又如何会信？
中原大战仿佛就正好对应着这一魔咒。作为中原大战的主要发起者，事是阎锡山挑起来的，自然是“有锡天下乱”，但他绝不希望得到“无锡天下安”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就不能是“无蒋天下安”呢？
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正式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就职，就是为了取好兆头，取其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亦表示阎某人今天是身登九五了。
由于时间上有四个“九”，北平政府也被称为“四九小朝廷”。有人打趣说，阎锡山其实是弄巧成拙，四九合起来是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哪里是什么吉时吉日，分明晦气得很哪。
说晦气，晦气就跟着屁股来了，杨爱源所探听到的那个最坏的消息即将从天而降。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从这番发言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
“老派”以阎、冯毕竟是北洋系统的旧人为由，极力主张宁愿联阎、冯也不联蒋，张学良说你们以为阎、冯是什么好东西？——“‘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当初入关与北伐军作战，请阎锡山与我们合作，并承诺我们绝不干预山西事务。阎锡山当时答应得很好，但为时不久，即将‘先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
张学良还提到，当年奉军大将韩麟春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就是因为阎锡山的失信而气愤病死的。
说起当年恨事，张学良虽不至于到“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的程度，但愤懑之情也已溢于言表。他认为冯玉祥的为人和阎锡山差不多，一向都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这二人应负其责。
你们是不是现在都觉得阎、冯可怜？活该，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就算抛开历史旧怨、派系归属不提，张学良也不觉得把赌注押在阎、冯身上会给东北带来实际利益：“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中央军已攻下济南，退一步说，即便阎、冯事如有成，他们也一定会决裂，而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事成之后还是会将东北摒于局外。”
至于扩大会议，张学良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改组派和西山派从来都是互相诋毁和谩骂，即便一时结合，将来也势成水火，难有作为。
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他说蒋介石与东北并无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且亦“一具有阴谋的野心家”，从“马廷福事件”就可以看出蒋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
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张学良讲完，张作相、张景惠等元老照旧持一贯论调，说什么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事乃是张作霖临死前留下的政治遗言，应予遵循云云。与以往常作尊重元老的姿态不同，这次张学良表现得极不耐烦，说你们要是这样，我唯有辞职不干，接着便愤而退席。
顾维钧、王树翰、万福麟等人赶紧从旁协调缓冲，又把张学良请进会场。张作相也连忙对张学良让步：“你是司令长官，你有不得已的苦衷，可以不遵守大元帅（指张作霖）的遗言。我和叙五（张景惠字叙五）为大元帅的部属，更可以放弃主张。你不必生我的气，由你做主好了。”
其实自杨宇霆被张学良诛杀后，所谓“老派”已无力量，东北军实是张学良所主导的少壮派的天下，张学良做任何决策，并不真的要看这帮老家伙的脸色行事。
张学良决心既定，东北四省的国民党员即致电南京中央党部，称参加扩大会议的人都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在未正式表明态度之前，张学良对驻于沈阳的薛笃弼、贾景德尚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下逐客令了。王树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告诉薛、贾：“汉帅（张学良）将通电请各方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东北军即日入关，拥护中央，嘱告你们回去。”
薛、贾听了之后犹如天灵盖里被浇了一桶冰水，虽然他们事前已预料到大事不好，但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第二天早晨，两人即丧魂落魄地乘火车离开了沈阳。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由于这份电报的言辞较为隐晦，甚至赵戴文都还以为张学良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只有阎锡山心知肚明，反正也做好了撤退的打算，便当即拍发了一份倒填日期的电文，表示他在张学良呼吁和平之前，就已经准备退避三舍。
见到阎锡山的电文，正在北平主持扩大会议的汪精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让冀贡泉致电阎、冯询问究竟。当天深夜，他得到了“巧电”的全文，匆匆读过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静候中央措置”一句的分量，因此同样幻想张学良不致出兵。
第二天，汪精卫给张学良发去“皓电”，提出四项党政问题与张商量，说如果张学良真心谋和平，应该先把这四项问题解决了再说。
“皓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到了傍晚，汪精卫才得知，东北军已经动员，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实上，张学良在发表“巧电”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内部发布了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发表“巧电”的当天，他还在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明白地告诉记者，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也不完全与南京政府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
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这已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由于东北军将领尤其是“老派”将领多为土匪出身，部队军纪较差，所以以往三次入关，这支“胡子军”给关内的印象一直都不佳。
此次入关，张学良有了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打算，便有意改变东北军的这一形象。在东北军出发前，他对率部出征的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我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你听，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了解张学良的心思。他说如果东北军只前进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如果还想要更多的地盘，则山西指日可下，并不用费太多的军力。但这样做，一者会得罪很多的人，二者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
张学良认为于学忠考虑得很周全，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于学忠和晋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是同学，在行军途中，他就让人带信给徐永昌，说明自己是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此后东北军每至一地，就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以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和退避三舍为由先期撤退。
晋军陆续撤退后，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让众人稍感安心的是，入关东北军系由于学忠率领。大家都知道于学忠跟徐永昌有同学关系，北平的治安又由兼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所掌握。据此推断，于学忠应该不会逼迫过甚，至少一齐再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还有时间。
这时北平政府只有阎锡山草草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其余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处于如此颓势下，除了那些特别想过官瘾的糊涂虫，稍微明智一些的，你就算是三顾茅庐，用八抬大轿去请，人家还高卧不敢就聘哩。
阎锡山尚在石家庄坐镇，汪精卫便牵头在北平怀仁堂临时开会进行商议。他首先表示要去山西，其他人听了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先撤石家庄然后再转太原。
阎锡山得知后来电表示欢迎。这让大家的心里又好受了许多，以为既有太原可以落脚，总不至于做“小张”的阶下囚了。
阎锡山拨来一笔款子，汪精卫给每人分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愿登车西逃的都可以各奔前程。会议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倾箱倒箧，搬取各种文件和器物。怀仁堂内人影幢幢，慌乱之状，颇有几分《红楼梦》中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
几经周折，弄到了一辆晋军的军需列车，大家将三十箱党部文卷装上车，之后乘车南逃。行至半途，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邓哲熙上了车。邓哲熙劝他们返回北平，并且说前方军事情况很好，后方不可轻易动摇。
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汪精卫等六名扩大会议的上层人物仍然继续南下，以便与阎、冯晤商下一步的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随邓哲熙折回北平，对外宣称阎、冯即将回平组织政府。
第二天早晨，薛笃弼、贾景德自东北到达北平。从他们嘴里，赵戴文、邓哲熙等人才知道张学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北平决非可以久留之地，于是又慌慌张张地撤出北平，乘车前往石家庄与汪精卫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