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出兵入关，把整个反蒋阵营都逼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担任反蒋联军总参谋长的刘骥特地向冯玉祥呈献上中下三策，并且恳切地说：“冯先生，我希望你取上策，万不得已才取中策，而下策是绝不能采取的。”
刘骥的下策是破釜沉舟，在郑州外围和蒋介石决一死战——即便冯玉祥想采取此计，他也已经有心无力，所以刘骥多虑了。
刘骥极力推荐上策，即在军事、政治已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和蒋介石决战，迅速退入潼关，励精图治，东山再起。问题是冯玉祥并不甘心如此了局，他仍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来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这样就只能取刘骥认为万不得已的中策了：以郑州为中心和蒋介石再打一仗，胜则乘机追击，败则迅速西退。
光靠西北军决战郑州，冯玉祥自己其实也无胜算，他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希望阎锡山能够抽调有力部队到河南。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实力尚存，只要阎锡山能跟他一起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
冯玉祥一面将宋哲元撤到洛阳一带，以确保从郑州到潼关这一交通线的完全，一面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将大部兵力集中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助下与中央军展开决战。
在派邓哲熙劝汪精卫等人保持镇定和返回北平的同时，冯玉祥已经派幕僚张允荣前去谒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并请阎锡山抽兵河南。
阎锡山还想把南岸的晋军都撤到北岸去呢，哪里肯再反向为之。他接见张允荣时态度消沉，连声说道：“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允荣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退到山西再说罢。”
张允荣还想继续说下去，阎锡山即岔开话题。眼见话不投机，张允荣只得悻悻而归。
直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冯玉祥才感到郑州决战是多么不切实际，但等他想弃中策取上策，把军队移到陇海线西段时，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的致命杀着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依张钫之计，截断西北军的西归之路。在平汉线以西，他安排各挺进纵队取洛阳、占潼关，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杨虎城部亦是挺进纵队中的一支。因为曾是西北军旧将，冯玉祥一直在拉杨虎城，这在当时早已不是秘密。何成浚率部撤退漯河后，主要也就是做杨虎城的工作。他把杨虎城安排在漯河的“军人之家”，天天喝酒玩耍，关系日渐融洽。
中央军取胜于津浦线，让所有跟随蒋介石的杂牌将领松了口气，暂时都收起了三心二意的投机念头。杨虎城对自己的部下说：“这一次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是个单干户，而且树敌过多，他一定会失败。”
杨虎城一直想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得到蒋介石授命后，即下令部队进攻龙门、洛阳、潼关乃至直达西安。杨部有三个旅、两个特务团，还有配合作战的别动队，在各挺进纵队中属于实力较强的一支。同时，杨虎城还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治部以及农民运动组织者中收纳了许多人作为他的政治干部，这些人曾在河南组织过农民运动，在当地颇有群众基础，从而使得杨部在进军途中得到了河南当地民团和农民的不少协助。
负责防守郑州至潼关一线的宋哲元兵微将寡，手下仅有葛运隆、赵登禹两个师，无力抵挡杨虎城等部的冲击。早在9月17日，也就是张学良发表“巧电”的前一天，杨虎城便一马当先地攻破了洛阳附近的龙门天险。
龙门既破，沿陇海线西撤已不可能，西北军也就仅剩下了过黄河、退豫北一途。
扩大会议的人员在石家庄会合后，委员们和相关人员都已先行撤往太原，汪精卫和陈公博因为还要等阎锡山制订新的军事计划，所以暂时只能停留在石家庄。
观察局势，虽然晋军正在从山东平津撤退，但只要西北军在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反蒋阵营尚不至于全盘崩溃。汪精卫向陈公博提议，说不如趁此机会到郑州去一趟，见见冯玉祥。
于是汪、陈在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着专车前往郑州。火车白天无法进入郑州车站，原因是每天都有中央军的飞机前来轰炸，要进站的话，必须算好时间，在黑白交接之时到达。
晨光微亮，专车通过黄河铁桥，随后进入郑州车站。在那里，冯玉祥已派汽车到站相接。
陈公博年纪轻，此前与冯玉祥素未谋面，有关于对方的点滴，都是来自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冬天穿着大兵的衣服，可是里面却套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人走后却大嚼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当军政部长时，放着政府提供的华丽汽车不坐，却和士兵一同挤货车；有人说他对手下的高级军官毫不客气，动不动就打军棍和罚跪。
这些传闻让陈公博对冯玉祥留下了一种特别古怪而且模糊的印象，由于前后反差太大，他甚至无法在脑子里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关于冯玉祥的个人图画来。
当然陈公博与冯玉祥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过交接。1927年，冯玉祥有意与蒋介石联合北伐，那时陈公博是蒋的门客，冯玉祥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件老羊皮袍料。
后来陈公博离开蒋介石，跟着汪精卫到武汉去了，也就是在武汉的时候，他对冯玉祥的印象开始变差了。
陈公博早就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西北军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即便年纪再老，也不准缺了这堂课。可是他在武汉所看到的却是，冯玉祥的代表每次来汉，无不大嫖大赌，冯玉祥的参谋长到了这个花花世界，同样是每天晚上都要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麻将赌博，而且赌得还不小，都是五百元一底的麻将局。
陈公博由此断定，冯玉祥在公开场合再怎么亲民和善于练兵，最终仍不免于败。道理很简单，水至清则无鱼，你制定的规矩太违背人性常理，部下根本没法做到，他们只有通过作伪来糊弄你，这种作伪一旦人人仿效并形成风气，迟早会导致全军崩溃。
现在军事上全靠冯玉祥支撑大局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部队会崩溃吗？这些都是陈公博迫切想知道和了解的。
和传说没有太大差别，冯玉祥果然以简陋示人，他的司令部设在离城墙不远的一间破庙中，他自己住在另一间小破庙的神廊里。几个人见面后，便只能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天一亮，又同去墙边的一座棚厂内吃油条和稀饭。
中央军飞机轰炸的时间每天都是固定的，一般是早上八点和下午两点。到了上午八点，飞机真的来了。那时国内还没有防空哨的概念，只是前沿阵地见飞机经过，给城里打个电话，然后城墙上站岗的哨兵看到飞机飞近，再长吹一声哨子，就算发出空袭警报了。
西北军包括整个北方也没有高射炮，在飞机进入郑州上空后，一两门野炮对着天空乱轰一阵便对付了过去。
不过在陈公博看来，飞机远非决战的最有效武器。他了解了一下，中央军飞机的轰炸目标集中于郑州车站，但投的都是小炸弹，乃至于炸了一个多月，郑州车站都未受到损伤，只有几列货车被炸毁。
轰炸结束，一行人从防空洞里走出，到草棚去吃午饭。陈公博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桌上摆着一盘炖鸡、一盘猪肉、一盘蔬菜、两盘馒头，此外还有几个小碟。虽然并不丰盛，可也绝不像传言中所说的请客只用粗米白菜。
饭后到草地上散步，西北军的一位宣传处长告诉陈公博，冯玉祥吃饭一向如此，有没有客，饭菜都是这几样，外界宣传冯玉祥恶衣恶食，确实是过于夸大了。
看来冯玉祥的平常起居，倒还不是太出乎人情，陈公博对冯玉祥的看法至此有所改变。当然，冯玉祥治军过于严厉，以及陈公博在汉口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它们将来会对西北军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危害，现在还无人能够预知。
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
“老西”不中用，老冯更尴尬。他现在是西行北上都无路可走——西行之路被杨虎城切断，北上之路又被石友三所截住，耐人寻味的是，杨虎城、石友三还都是他的旧将。
只能入晋了。在西北军分崩离析之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入晋，冯玉祥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反正你老阎不让进，我就打你。如今西北军残部实力有限，没准“打”字还没说出口，倒先让别人给灭了。
正是“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冯玉祥一路上都沉默寡言，心情抑郁。到得山西边境的晋城，他让人传话给城头，希望能大开方便之门。
晋城驻扎着晋军一个旅，旅长听说冯玉祥率部入晋，准备派兵阻击。县长认为事关重大，便劝旅长不要轻举妄动，他自己则率全县官民和士绅代表出城迎接。
阎锡山闻讯发来电报，要求不让西北军入晋，但为时已晚。既然已经进来了，老阎也就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退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暂时驻扎于晋城，冯玉祥本人及其总部人员则可由娘子关入太原居住。
冯玉祥到娘子关后，与阎锡山、汪精卫在车站进行了会谈，协商善后问题。冯、阎都不肯下野，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提出来的条件，同时，张学良又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合作”。三人商量一番的结果，只能据娘子关以自守，看看时局变化再说。
第二天，陈公博陪着汪精卫返回太原。汪精卫这么一回来不打紧，却把和他同住一家饭店的麦焕章给急坏了。
麦焕章也是李宗仁的代表，曾留学法国，本人喜好女色。倒霉的是因为和汪精卫住一起，以汪之级别，饭店门口自然要设警卫，这就限制了他选花征艳，为此十分苦闷。正好汪精卫去了娘子关，警卫撤了，麦焕章以为汪精卫这一去，起码得有好几天不会回来，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招了一个小脚土娼前来伴宿。
他没想到汪精卫如此快就返回。汪回来，门卫就要重设，土娼也就不能出去了。无奈之下，麦焕章只好从外面将房门锁上，索性把土娼关在屋里。
麦焕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干着什么勾当。卢蔚乾和他一起去见汪精卫，碰巧覃振也在坐，覃振就笑着问他：“麦先生，你那位贵相知还在房里吗？”
麦焕章大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作答。大家都哄笑起来，连向来正经八百的汪精卫也忍不住笑了。
卢蔚乾问麦焕章：“你为什么爱上了一个小脚女人呢？”麦焕章倒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你要知道我在巴黎和本国各大城市所搞的大足女子不知多少。到这个偏僻所在，封建残余的小脚也别有风味。”
才笑完麦焕章，这边大名鼎鼎的陈公博居然也“出事”了。
广东人陈树人无任何派系背景，但他与改组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一天他带着老婆到戏院去听梆子戏，看到陈公博也在，而且样子非常投入。直到十点，陈树人夫妇离场回家，陈公博还没有走。
陈公博和汪精卫一样，私生活都比较严谨，不是麦焕章那样连“封建残余的小脚”都觉得别有风味的家伙。“公博捧戏子，真是奇迹”，陈树人马上把这件事传播开来，说陈公博既如此捧那位戏子，想来对方必定出色，大家不妨随兴去看看。
一传十，十传百，山西中央党部来了个空营而出，全都去“一睹芳容”了。
改组派的山西籍干部讨论了一下，认为值此危难之际，不应该捧女戏子，而且“公博同志”又是本组织内部有头有角的人物，还应更检点一些才是。
有两个人被大家推举出来，前去对陈公博进行劝告。陈公博得知来意却哈哈大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陈公博属于层次比较高的文人，在上海、香港等城市都见过世面。在他眼里，太原差不多是一个“荒凉的堡垒，古典的庙宇”，梆子戏之类地方戏曲当然也不会有多少欣赏的价值，更谈不上捧戏子了。可问题是晚上在太原无事可干，外地的报刊又找不到，就只能靠看戏打发光阴。
那一次陈树人离开戏院时，他本来也恹恹欲睡，但想到一个人回饭店还不是睡觉，于是便继续熬了下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管陈公博如何辩解，他捧戏子这件事都已经在太原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在争相打听陈公博所捧的女戏子究竟是谁。
因为那个女戏子并不是梆子戏里的名角，所以海报上都不刊登她的名字，但仍有好事之徒打听得出，其人艺名叫粉菊花，真名叫郭艳霞。郭艳霞由此一炮而红，都说她颇有姿色，唱腔清脆，色艺俱佳，一时观众趋之若鹜，连覃振、卢蔚乾都慕名跑去观赏。覃振听完戏还吟了一首诗：“慢道香君情义重，桃花扇影总堪嗟。”
反蒋势力落败的颓唐之状，或许能与南明挂上一点钩，但要是说郭艳霞就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陈公博怕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过了一个星期，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到了太原。陈璧君对郭艳霞特有兴趣，一定要撺掇着陈公博带她去看。陈公博实在拗她不过，只好说如果陈璧君想看，他可以出钱请客，但亲身奉陪就免了。
陈璧君觉得这个条件不错：“好，这也使得。”她还很为陈公博着想：“我主要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传传谣言，倒还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话，那倒太冤枉了。”
陈公博果真出钱买票，订了两间包厢请陈璧君等人看戏。晚上，陈璧君看完戏回来，从陈公博的房间经过时，就拍起了他的门：“公博，你真冤枉了。那个戏子不是不漂亮，而是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像起了鱼鳞！”
听陈璧君这么说，赋“香君诗”的覃振不信，他想办法把郭艳霞找到山西大饭店见面。近距离一看，手臂上还真是全黑的。原来郭艳霞本无丽质，在戏班中也原为下等角色，出名之前每天都要烧菜煮饭给别人吃哩。
扩大会议的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在公余之暇专好作打油诗以自娱。他和陈公博混得很熟，便信手写了一首咏郭艳霞的诗，诗曰：“国事真是丢那妈（‘丢那妈’为广东口语，骂人的话，意同于‘他妈的’），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
马小进写了一打的打油诗，没有一首能流传开来，独有这一首却不胫而走。只是作者被张冠李戴，成了陈公博……
陈公博虽然确实没有捧女戏子之心，但其情绪之消沉却一窥即知。他和麦焕章恰好代表了民国时期有志于改良政治的两种人：一种如麦焕章，张口闭口反封建，但私生活中连小脚女人都不肯放过；还有一种如陈公博，有理想有主张，奈何在中国这片大陆上，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文人或政客，而是军人。
说来说去，要想局势有所转机，还是得靠军人。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他画了一幅晋祠周柏，画中柏树倾斜，水流其下，可谓韵味天成。画好之后，题诗者甚众，冯玉祥亦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有人说冯玉祥写的都是“丘八诗”，不值一看，但他题画的这一绝其实还挺有气势和意境。为了“能耐风霜不畏寒”，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共商下一步策略。
两人认为，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们下野，梗着脖子死顶终究不是良策，不如先做点表面功夫，假装依允了再说。于是他们发出声明，声称要出国暂避，各自的军政事务方面则分别委托给鹿钟麟和徐永昌。之后，冯去晋城，阎回太原，对事务进行交接。
西北军得以退到黄河以北的残部，分别由孙连仲、张自忠、刘骥直接统带，其中孙连仲驻于豫北的焦作，驻于晋城的为张自忠、刘骥两部。在冯玉祥未来晋城之前，张自忠和刘骥已经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刘骥任军长，张自忠任副军长。责任分工上，张自忠负实际责任，刘骥则负责在外面接洽军队的改编和对各方面的联络。
冯玉祥到晋城，对外宣称是要在交代事务后出国远游，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要当甩手掌柜的意思。他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然后带到西北去谋出路，同时还有意继续扶植孙良诚统领各军。
在不报请冯玉祥的情况下，张自忠和刘骥就自行决定合编，摆明就是要另立门户。更何况孙良诚此时已无一兵一卒，谁又能服气让他来指挥自己呢？
冯玉祥遭到抵制后，立刻认识到张自忠、刘骥是要抛开他来抓军队。他赶紧求助于尚在焦作逗留的鹿钟麟，并亲自发去电报：“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
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商洽失败后，鹿钟麟就预感到西北军前景不妙，要像以往那样做到左右逢源已不可能了。眼下且不说冯玉祥不肯放权，就是放权，到山西去做客军，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比如当山西方面试探孙连仲是否愿意入晋时，孙连仲就回答得很直接：“不客气地说，谁肯上山西受穷困去？反正我的队伍是不去。”
孙连仲另有打算，他派人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去了山东。就连冯玉祥的卫队旅，也不愿退往山西，而宁愿随孙部一道行动。
作为“自行车国手”的鹿钟麟当然是最识时务的。他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边打电报给冯玉祥，说他即日将骑马前往晋城，一边又对外宣称要派人前往沈阳去与张学良交涉。实际上他却秘密地搭乘秦德纯的专车去了天津。
刘骥闻讯心灰意冷，便也以到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玉祥请假，到天津躲了起来。
冯玉祥掌握不住张自忠，只好寄望于留在陕西的宋哲元、刘郁芬撑住局面。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宋哲元对冯玉祥应该说还是比较忠心的。他在洛阳时，收到过蒋介石空投的一张委任状，上面授命他为第二十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看过之后就把委任状给撕掉了。
以后宋哲元率残部退至潼关，冯玉祥电令他和刘郁芬坚守潼关待援。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又调任刘郁芬为陕西省主席。
主陕当然比主甘要好得多。刘郁芬见宋哲元回到潼关，怕他回西安抢自个儿的交椅，于是急电旧属孙连仲回陕，并暗中约定由刘郁芬主陕，孙连仲主甘。
为了达到强孙弱宋的目的，刘郁芬曾用大卡车给孙连仲送去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而仅发给宋哲元两百件棉风衣和两千元钱。
实际上，中央军早将陇海线西段截成数段，孙连仲无法通过，以后也就渡黄河到豫北去了，刘郁芬输送给孙部的物资丝毫无助于潼关防守。
宋部撤至潼关时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宋哲元因此商请刘郁芬派兵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整顿补充，待稍事休整后，再来潼关换防。可是刘郁芬因为不愿意让宋哲元来西安，就借口部队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同时也没有采取帮助宋哲元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
刘、宋关系由此严重恶化。恰在此时，冯玉祥又给宋哲元发来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
冯玉祥意有所指，所谓“不稳”明显是认为宋哲元有可能要步吉鸿昌、梁冠英等叛将的后尘。宋哲元看完电报后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
入夜之后，宋哲元即秘密带领数名幕僚和三百余名手枪队员，潜行渡河到了山西。当时山西方面有人主张阻宋入境，已经代阎锡山处理军政事务的徐永昌提出不但不要阻挠，还应妥为接济，“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10月26日，在宋哲元逃往山西的第二天早晨，杨虎城部探悉了这一情况，于是马上西进，结果未遭任何抵抗，便得以安然进驻潼关。
宋哲元不会回西安了，可杨虎城也打到家门口了。刘郁芬对此毫无准备，急忙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逃往山西。
刘郁芬一到渭北，就被当地民团给包围了。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闻报，派员与刘接洽，同意在交出武器的前提下，派兵保护他去山西。刘郁芬等人不得已将武器全部交出，这才得以渡过黄河。
进入山西境内后，有人劝刘郁芬去见冯玉祥，刘郁芬哪里还敢再去触碰老冯的霉头。对方劝之再三，他怫然变色：“大哥如再相强，我就只有自裁！”
无人无枪的刘郁芬先是选择了和鹿钟麟、刘骥一样的道路——到天津做寓公。后来又不甘寂寞地投靠了蒋介石，在南京做了一名军事参议。
听到杨虎城占领西安的消息，冯玉祥这才完全陷入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太原晋祠隐居。在他身后，那支他曾经惨淡经营达二十余年的军队也随之发出了如冰山崩裂般支离破碎的声音。
有熟读三国的好事者如此评论冯玉祥：“其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然运只袁绍耳。”
阎锡山的疑心不像冯玉祥那样重，事务说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但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盘踞长达二十年的老巢。他打算继续指挥晋军固守娘子关，到实在守不住时，就退陕西、走宁夏。
就算老阎仍有“能耐风霜不畏寒”的精神头，他的军队能不能做到还是两回事。晋军士兵都舒服惯了，中原大战中远征河南、山东已令他们叫苦不迭，再要背井离乡、千里裹粮，事实上绝不可能。况且西北又以贫困著称，西北军这次之所以会在大战末期崩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重回陕甘。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民间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虽然地面尚无兵火，但中央军飞机的轰炸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恐惧——其中有两次轰炸都伤到了人。大家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
内外夹攻之下，阎锡山终于坚持不住了。某天一大早，他把徐永昌叫过去，对他说：“看来我是非走不可，否则无办法。”随即又问徐永昌，对应付眼前局面有何办法。
这时候的张学良已在沈阳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会晤时，蒋介石再次宣布将黄河以北的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料理，蒋、张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张学良声称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徐永昌据此判断，山西方面即便无法与张学良进行合作，但对方也不会骤然对山西动用刀兵。
万一东北军真的打山西怎么办？徐永昌过去有与张学良作战的经验，他认为张的部队不足虑，亦不足畏。
阎锡山不能说徐永昌的主张没有道理。不过他还是建议向蒋介石和张学良同时派去代表，或至少向南京派去代表，“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
徐永昌却哪边都不肯派代表，认为既然已经打了败仗，再派代表很丢脸，而且也不知道该让代表说什么。
阎锡山见徐永昌连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顿时就急了，说：“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
为了说服徐永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如果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
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两人对坐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蒋军不会过黄河，张学良又一意取巧，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从而骤生剧变，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
一番商议后，蒋、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全，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
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
此时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约法和宣言。次日，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
在宣言中，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结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
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那所谓的“削藩策”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约法呢？
随着山西代表络绎前往北平，太原显然已非政客们的久留之地。汪精卫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天津，在他们离晋之前，阎锡山专门从山西省银行拨出纸币一百万元，作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活动经费。
阎锡山所表现出的难得的慷慨大方，更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继冯玉祥之后，汪精卫亦在“晋祠周柏”上题诗，只不过情绪已大为低落：“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通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改装易服，星夜潜离太原，经大同、北平转赴天津。途经雁门关时，面对古长城的残垣废墟，汪精卫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汪精卫终究没有能够逃过历次和蒋斗法无一得胜的厄运，也没有从一落败就暂时丧失斗志的规律中摆脱出来。他在天津发表宣言，声称“愿作在野派”。陈公博对此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以中国的现状，南京怎么可能容纳在野派？
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汪、陈破裂的电讯。陈公博随即离开天津，奔赴香港。陈公博前脚一走，汪精卫便按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之后他便乘船经长崎转赴香港。
至此，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也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呈现在旅人们眼前的依旧是茫茫黑夜、滚滚波涛，依旧是古老磨盘上周而复始的一个又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