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1]唱的什么歌，或者，阿喀琉斯[2]混在女人中间时用的什么名字，虽然这都是些费解的问题，却也并非无法猜测。
——托马斯·布朗爵士[3]
人们说智慧的外表就是善于分析，其实它们本身很少受分析的影响；我们只是从效果上来评价它们。从一些别的事情中，我们知道它们对天赋极高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极度欢乐的根源。身体强壮的人因其身体能量而欢欣鼓舞，乐于从事活动肌肉的锻炼，而善于分析的人则为他那排难解纷的精神活动而洋洋得意。他甚至因他的才能在极其细微的事情上发挥了作用而得到乐趣。他喜欢暧昧的话语，喜欢猜不透的难题，喜欢难解的符号；还表现为他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程度的聪敏解答，而这在那些只具普通理解力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的分析方法的精华所带来的成果，确实带有那种全靠直觉的派头。
通过研究数学，特别是研究它的最高分科，可能使一个人解决难题的能力大大地振奋人心；这种最高分科，仅仅因为它施行的是倒算法，就似乎典型地把它叫做解析，这是不恰当的。计算本身并不就是解析。比如，一位象棋选手，他就只是在计算，而并没有在解析方面费工夫。由此可见，认为象棋游戏有着智方特征的效果的看法是一种大大的误会。现在我并没有在这里写论文，只不过是利用我的观察资料，信笔为一篇有几分奇特的记事写个开场白；所以，我想乘此机会声明，较高级的智力思考能力往往更明确、更有效地为朴实的跳棋所采用，而不为费尽心思的象棋所采用。对象棋来说，每颗棋子都有不同的、古怪的走法，因而也就有其变化无常的、各不相同的重要性。象棋仅仅是复杂而已，却被错误地（这种错误还很经常）认为深奥。下棋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若精力稍有松弛，就会造成差错，终致子损棋败。象棋的走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因此造成差错的机会也就增多；十有八九，赢棋的总是精力集中的人，而不是脑子敏锐的人。与此相反，对跳棋来说，走法单一，很少变化，粗心大意的或然性也就减少；与象棋相比，用不着那样全神贯注；双方棋逢对手，谁聪明谁就能取胜。我们别只说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来设想一局跳棋，棋枰上的棋子只剩下四个王棋了，在这种局面，当然不会有什么疏漏可言。很明显，在奕者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胜利肯定只能是属于因很好地运用智力而终于走出了经过仔细推敲的一着的那一方。在毫无办法时，善于分析的人便设身处地地专门探索对方的心绪，这样，他往往能不感困难地一下就找出一些唯一可行的方法（有时确实只是些简单到极点的方法），但他就是用这些方法来诱使对方犯错误，或者使对方在仓促中作出错误估计。
惠斯特牌[4]游戏从来就以能培养人的所谓计算能力著称，具有极高智力等级的人，显然都对玩这种牌感到无穷的乐趣，而对下象棋，则认为意义浅薄，避之犹恐不及，毫无疑问，再没有同类性质的游戏需要付出这样大的分析能力。世上最好的象棋手，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下象棋的能手而已；但是，精通惠斯特则意味着在一切更为重大的勾心斗角的事业中取得胜利的能力。我说“精通”，就是说熟练这一行当，包括懂得从中取得正当优势的一切泉源。这些泉源种类繁多，形式各异，而且往往藏于思想深处，是普通的理解力所难以企及的。用心观察，就能清楚记忆；到目前为止，集中精力下象棋的人，也将会打得一手好惠斯特牌；而霍伊尔[5]的牌戏规则（均按牌戏技巧写成）也很容易理解。一般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棋手，就得有很强的记忆力，同时要按“书本”行事。但要是遇上牌戏规则里没有的情况，那就显示出有分析能力的人的本事了。他默默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推断。也许他的同伴也是这样做的；但他们获得情报的深度和广度各不相同，这与其说取决于推断的正确，毋宁说取决于观察的本领。怎样观察是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我们打牌的人决不能只限于考虑自己手里的牌；同样也不能因目的是赢牌，就不去推断局外的一些事情。他考察搭档的面部表情，将它跟每个对手的表情仔细比较。他考虑每个人在手上将牌分类的方式；往往通过执牌的人落在每张好牌上的眼色，来计算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牌局进展中，他注意人们脸色的变化，从自信、惊讶、喜悦和懊恼等各种表情中收集大量思想活动。从赢家收拢一墩牌的神态中，他判断此人能否再赢一墩同花牌。从人家出牌时把牌掷到桌上的神态，他辨认出这是不是一个虚晃一招的动作。一句偶然的或无意中说出的话；偶然跌下或翻开一张牌，为了掩饰，随之而出现的那种不安或无所谓；数赢得的牌的墩数，摆这些墩牌的顺序；困惑、犹豫、渴望或惶恐——所有这一切，都为他那貌似直觉的洞察力提供了事情的真实情况的迹象。两三圈牌过后，他就充分掌握了各家手里牌的内容，从这时起，他对自己的牌的估计都有绝对准确的效果，好像其余各家都把自己的牌摊开在桌面上打一样。
分析的能力不能与机智灵敏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必须机智灵敏，而机智灵敏的人却往往异常地不会分析。推断能力或综合能力，常常能表现出机智灵敏，而骨相学家们却把它们归因于（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一种独立的器官，猜想它们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在那些智力跟白痴相近的人身上也常常能见得到，以至引起了心理学方面的作家们的普遍注意。机智灵敏和分析能力两者之间的差别，固然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差别要大些，但就其性质来说，却是全然相似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机智灵敏的人往往是富于幻想的，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却都是善于分析的。
下面这篇记事，读者诸君可以看做是上面提倡的那种主张的一个注释。
18？年春季和部分夏季时间，我住在巴黎，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塞・奥古斯特・迪潘先生。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于一个卓越的——确实有名望的家庭，但是，由于种种不幸事件，使得他家道衰落，沦为贫困，他因此一蹶不振，沮丧消沉，无心恢复家业，幸蒙债主们的好心，还给他留下了一点祖传遗产；靠这点薄产的收入，他省吃俭用，维持住一种起码的生活，他再无心去追求更为奢侈的生活了。确实，书籍倒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得到的。
我跟他初次会面是在蒙马特街的一个不出名的图书馆里，我们两人碰巧同时在找同一部极其罕见的奇书，这样，就使我们建立了一种比较密切的交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碰面。他对我极其坦率地评述了他的那段小小的家史，我深感兴趣，法国人只要一谈到自己的事情，总是畅谈不休的。我对他阅读范围之广也感到惊异；尤其是他想象力中那种狂热的激情和生动的新意，使我感到我的灵魂在体内燃烧起来。由于我正在巴黎寻找当时我要寻找的对象，我便感到同这样一个人交往，对我来说，真像是找到了一件无价之宝；我把我的这种心情坦率地吐露给了他。最后我们商量好，当我留在这个城市期间，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我的手头比他稍稍宽裕一点，便由我付资在巴黎市郊偏僻、荒凉的圣杰曼区租了一幢因年代久远而遭剥蚀的样子古怪的公馆。这幢房子摇摇欲坠，由于迷信传说而荒废多年，我们且不去管它，只是按我们两人所共有的那种嗜好朦胧幽暗的怪癖将它布置起来。
要是人们知道了我们在此地的生活常规，定会把我们视为两个疯子的——虽然，也许他们会把我们视为无害人本性的疯子。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不接待来访者。真的，我们的隐居地点我对以前的朋友也是保密的；而迪潘在巴黎停止同人交往已有许多年。我们孤独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子中。
为了黑夜本身的缘故而迷恋黑夜，是我这位朋友的一种反常的怪癖（除此我还能叫它做什么呢？）；而我在无形中也潜移默化地染上了他这种怪脾气，像染上他的所有其他怪脾气一样；我尽量使自己的思想接近于他那种荒唐的奇想。黑暗之神不会老陪着我们；但我们可以假冒她的来临。早晨曙光初露时，我们便把这幢古老建筑的厚实的百叶窗全部关上；点上两支涂了浓烈香料的极小的蜡烛，只射出一种令人恐怖的微弱的光线。借这种光线的帮助，我们让自己处于梦境中——阅读，写作，交谈，直到时钟预告真正黑夜的到来。这时我们便手挽手地走向街头巷尾，继续白天的谈话题目，或是四处漫游，直到很晚很晚，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的杂乱无章的灯光和人影之中，追求那种无限的精神刺激，那种刺激，当你在默默观察时，就能为你提供。
在这种时候，我不由得要评论和钦佩迪潘的特殊的分析能力（虽然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中，我早已预料到他有这种能力）。他也似乎有极大兴趣想在这方面显示一下——如果不完全是卖弄——同时他毫不含糊地承认从中得到的乐趣。他低声轻轻一笑向我夸口说，对他来说，大多数人的心思他都能一眼看破，好像他们的胸口都安了窗玻璃似的，并且他不必用些直接的、令人吃惊的证据来证实他对我的心思的断言之不误。在此时，他态度冷淡，神情恍惚，两眼发呆；而他的嗓音，平常是响亮的男高音，现在提高到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要不是他说话时从容不迫，发音十分清晰，人家还以为他在发脾气呢。见到他处于这种情绪，我往往仔细默想那种关于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而以两个迪潘——有创造力的迪潘和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迪潘——的想象来作自我消遣。
从上面我说的这些话中，切莫以为我在详述什么神秘事物或者撰写什么传奇作品。我所描写的关于这位法国人的事情，只是一种激动的或许是病态的理解力的结果。但他在这段时期内谈话的特征，用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表达其概念。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王宫附近的一条长而脏的街道上漫步。显然由于我们两人都各怀心事，至少有一刻钟之久谁也没说一句话。突然迪潘开口说：
“确实他身材非常矮小，可他去游艺场会要表演得好一些。”
“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无意中回答他，当时我已完全陷入沉思之中，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说话人所说的内容与我沉思中的内容完全一致这样的奇事。过了一会儿，等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这一惊是非同小可的。
“迪潘，”我认真地说，“我怎么也理解不透。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惊奇万分，几乎不敢相信我的感官。你怎么可能会清楚我正在想——？”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我想弄清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刚才想到的是谁。
“——在想尚蒂伊，”他说，“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呢？你刚才心里是在议论，他那种小个子不适合演悲剧。”
刚才我想的正好是这件事情。尚蒂伊过去是圣德尼街的一个补鞋匠，后来迷上了戏剧，曾尝试扮演过克雷比荣[6]悲剧中泽克西斯[7]这个角色，结果费力不讨好，他的辛苦所得到的只是使他声名狼藉的讽刺。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叫了起来，“告诉我你有什么法子（如果有法子的话）能猜透我心里在想这件事。”实际上我的吃惊是非同小可的，尽管我没有形之于色。
“就是那个水果商人，”我的朋友回答说，“是他让你作出结论，认为那个补鞋匠没有足够的高度扮演泽克西斯以及所有这一类角色。
“水果商人！——你这话可叫我吃惊——我可不认识什么水果商人。”
“就是约莫一刻钟以前，我们走进这条街时你迎头碰到的那个人。”
现在我记起来了，当我们从塞××街走到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的这条通衢大道时，确实有个水果商，头上顶着一大篮苹果，不小心差点把我给撞倒；可我真弄不清楚，这与尚蒂伊又有什么关系呢。
迪潘可绝不是那种惯于胡编乱造的江湖骗子。他说：“我会向你解释的，那时你就会清清楚楚地明白了，我们且先来回顾一下从我跟你谈话时起直到偶然碰到那个水果商为止时你的思路吧。它是按这样几个比较大的环节进行的——尚蒂伊，俄里翁[8]，尼科尔斯博士[9]，伊壁鸠鲁[10]，石头切割术，街石，那个水果商。”
人们大都喜欢在生活中的某个时期回顾一下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特殊结论，用这样的事来娱悦自己。这件事往往是饶有趣味的；初次尝试这事的人，总要为起点和终点之间是那样明显地无边无际而情节又毫无连贯感到惊异。因此，当我听到迪潘刚才说的那些话，而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真话时，自然要惊诧不已。他接着又说：
“如果我没记错，在离开塞××街之前，我们正在谈关于马的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当我们转入这条大街时，一个水果商人，头上顶着个大篮子，急巴巴地同我们擦肩而过，将你撞到正在修补的人行道旁的一堆铺路石上。你踩着一块散开的碎石，滑了一跤，脚踝给轻微地扭伤了。你现出恼火的样子，或者生气了，口里咕哝几句，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继续默默往前走。我没有特别注意你的这些举动；但是最近以来，观察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需要。
“你的两眼一直望着地上——气冲冲地看了看已铺过的路面上的那些凹洞和车轮辙印（所以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想那些石头），直到我们抵达那条名叫拉马坦纳的小巷（这条小巷，作为实验，已铺好牢牢交搭在一起的条石），你才喜形于色，而且，由于察觉到你的嘴唇在动，我无疑就知道你在喃喃地念着“石头切割术”这个词，而这个词用在这种铺路石上是很不自然的。我知道你自言自语地说“石头切割术”时，心里不能不想到原子，并因此而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而且因为不太久以前当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向你谈起过那位高贵的希腊人的那种模糊的推测多么非凡，又多么未被引起重视，直到后来的星云宇宙起源学说时才证实了他的推测，所以我就感到你不会不去抬头望望猎户星座那里的那团大星云，我也确实期待着你这样做。你望了；我这才有把握，我是准确地跟循着你的思路走的。昨天出版的《艺术走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恶毒攻击尚蒂伊的长文，作者用很不光彩的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这个补鞋匠穿上粉底靴，就改换姓名，而且还引用了我们常谈到的一行拉丁文诗句。就是下面这一句：
首位字母不发原有音
我曾告诉过你，这是关于猎户星座的一行诗，猎户星座（俄里翁），原来的发音是“乌里翁”；我解释这件事时还带着某种挖苦，我知道你不会忘记的。所以，很清楚，你不会不将猎户星座和尚蒂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从掠过你唇边的那一丝微笑的特征上，我就知道你已将它们联系起来了。你想到那可怜的补鞋匠被当成了牺牲品。刚才你一直是弯着腰走路；可现在我见到你把身子伸得直挺挺的。于是我就肯定你想到尚蒂伊的矮小身材。就在这时，我打断了你的沉思，说他确实身材非常矮小，可他去游艺场会要表演得好一些。”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正在翻阅一份《判决公报》的晚刊，注意力一下就被下面的几段消息吸引住了。
“离奇凶杀案——今晨三时许，圣罗克区居民被一阵可怖之尖叫声从睡梦中惊醒，尖叫声似从莫格街一幢楼房之四楼传出，此楼房据云系由一名为莱斯庞奈耶之太太及其女卡米耶・莱斯庞奈耶小姐所独居。人们闻声赶至该宅，无法入内，延误片刻，只得用橇棍将门撬开，邻居约十人，在两名警察陪同下，进入室内。此时呼叫声业已停止；然当众人刚奔至第一层阶梯时，忽闻有两三人之粗野争吵声从上层楼房传来。待到得第二层阶梯时，此种声音亦复停止，一切归于阒寂。众人便分散，急忙逐房巡查。及至四楼一间大后房，见门已锁上，而钥匙在房内，便破门而入。当时所见光景，令每个在场者既大惊失色，又恐怖万分。
“室内乱做一团——家具被毁后弃置各处。室内仅一床架；床垫已被掀开，置于地板中央。一张椅上，搁有一把沾满血污之剃刀。壁炉上搁有二三绺长而浓密之灰白头发，亦溅有血迹，似系连根拔下者。地上发现有四枚拿破仑时代之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阿尔及尔出产之小型金属匙，两只钱袋，装有近四千枚金法郎。室内一角有一五屉柜，抽屉全被拉开，显然已遭搜劫，然屉内诸物尚存。床垫下（非床架下）发现有一小型铁质保险箱。箱盖打开，钥匙仍插于锁孔内。箱内除几封旧日书信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文件外，别无他物。
“室内不见莱斯庞奈耶太太踪迹；然壁炉处发现有大量烟灰，众人便搜寻烟囱，只见（言之令人丧胆）其女之尸体被头朝下从中拖出；其尸体被硬性塞入烟囱窄孔一大截。尸体尚温。细察其体，上有多处擦伤痕迹，显系将其强力塞入后又拖出时所致。面部有严重抓伤，喉管处有黑紫色肿块，且有深深指甲压痕，死者似系被扼杀而亡。
“众人将此幢房屋之各个部分彻底进行搜查，无有更多发现，乃至屋后一铺砖之小院，只见院中横陈老太太尸体，喉颈已被割断，众人拟将她扶起，讵料头颅亦随之落下，尸体及头颅均被彻底毁伤——尸体被毁尤烈，不复呈人形。
“我们相信，对此一恐怖疑案，至今尚未获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天的报纸上，又加登了关于此案的详细情况。
“莫格街惨案。与此一极为离奇、恐怖事件有关之人物已被传讯，”（顺便插一句，“事件”这个词儿，当时在法国并不像我们所看待的那样含意轻率。）“然未获任何足以说明本案之材料。兹将审讯中所得全部重要证词刊载于下。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妇，证实认识被害母女已有三年，在此期间，伊为其洗衣未尝间断。母女关系甚好——彼此感情极为深厚。洗衣费付给从优。其生活方式及收入实难叙说。莱斯太太想要以算命卖卜为生，据传手头有积蓄。伊去接、送衣服至其家时，均不见有人，故可肯定她家未曾雇请用人。除第四层外，整幢房屋之任何部分均未见陈设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商，证实近四年来，他一惯以少量烟草及鼻烟售与莱斯庞奈耶太太。出生于附近地方，常居于此。被害母女在其尸首被发现之房屋居住六年有余。此之前，为一珠宝商租居，彼将上层房间转租给各色人等。此屋本系莱斯太太之财产，伊见租屋人为此胡乱转租房屋，极为不满，乃自入居住，并拒绝再将任何一间租与他人。此老妇颇具稚气。六年间证人仅见其女五六回。母女生活极度与世隔绝——据传甚为殷富。邻居中盛传莱斯太太算命卖卜——然证人不信。除老妇及其女外，旁人绝少进入此屋，仅有一挑夫进入一二回，及一大夫进入十来次。
“其余邻居多人，所供证据情况亦大致相似。均说并无人经常出入该宅。莱斯太太及其女有无姻亲在世则不得而知。宅前之百叶窗极少打开。后排者更是常闭不开，唯第四层大后房之窗常开。该宅可算上等房宅——并未十分陈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察，证实凌晨三时许，他应召前往该宅，彼时门口已聚集人众约二三十，正设法进入宅内。后终以刺刀破门而入——并非用橇棍。撬开门甚易，盖此门系双页或折页，上下部位均无门栓。门内尖叫声不停，待门被强力撬开后，叫声乃戛然而止。似有某人（或数人）于极度痛苦中发出哀鸣，其声响而长，非短而促。该证人当时引众登楼。刚至一层阶梯，闻有两人高声怒骂争执——一人声粗哑，另一人声尖锐，颇为奇特。前者系法国人，尚能从其争吵中辨听清楚数字，即‘可恶’、‘魔鬼’。此绝非女人之声。尖声喊叫者为一外国人，无法确定其是男是女，亦无法听清其话语，然想系西班牙语。至于室内情形及尸体状态，证人所述均与昨日本报刊载者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系一银匠，证实他随首批人入室，并证实米塞所述均属事实。彼等用强力进入屋内后，随即将门紧锁，不让外人入内。因当时虽已夜深，好事者仍很快聚满门外。此证人认为，发尖锐声者为一意大利人，绝非法国人。不能确定其为男声，可能系一女人声音。证人不谙意大利语，故不能辨听其言词；然从其音调听来，确系意大利语。他认识莱斯太太及其女，常与之交谈。他确信此尖锐声并非发自死者中之任何一人。
“——奥当埃梅尔，饭店老板。该证人系自愿作证者。原籍为阿姆斯特丹，不能说法语，经译员受讯。当屋内尖声呼叫时，他正经过该地。呼声持续约十分钟之久。其声长而高亢——极其可怖而令人悲痛。他是第一批进入屋内者。所供与前述相同，唯一处有别，即此证人认为尖锐之声确系出自一男人之口，且为一法国人。其词语无法辨清，其声响而促——时高时低——说话时显然惧怒参半。其声极为刺耳——言其尖锐，不如言其刺耳准确。不能称其为尖锐。而粗哑之声则反复云‘可恶’、‘魔鬼’，一次还吐出‘天哪’二字。
“朱尔・米尼欧，银行家，德洛兰讷街米尼欧父子银行老板。他系老米尼欧。他云，莱斯庞奈耶太太稍有财产。八年前之春季，伊曾在他银行立有户头。常存入少量款项，一直未取。直至伊遇害前三日，伊才亲自将四千法郎总数提出。此款系用金币支付，由一职员携往伊家。
阿道夫・勒邦，米尼欧父子银行职员，证实当天约莫中午，他携四千法郎金币，分装为两袋，伴随莱斯庞奈耶太太至其住宅。门开时，莱斯小姐即出，从他手中取过一袋金币，而另一袋亦由老妇接去。他当即鞠躬告退。其时他未见街上有人。其处为一偏街——极为僻静。
“威廉・伯德，裁缝，证实他随众进入室内。彼为英国人，在巴黎住有二年。他为首批登楼者，曾闻争吵声。发粗哑声音者为一法国人。当时曾听出几个词，可现已不能全部记起，只记忆有‘可恶’及‘天哪’二词。当时似闻有数人搏斗之声——一阵擦刮扭打之声。尖锐之声甚高——高过粗哑之声。发此声者绝非英国人，似为一德国人，且似为一女人声音。证人不谙德语。
“以上后四名证人于再次传讯时证实，当彼等到达发现莱斯小姐尸体之卧室时，房门从内倒锁。四周阒寂——无呻吟声亦无其他声。撞开门时，室内未见有人。前后室窗户全行关闭，并从内紧锁。前后室相通之门亦已关闭，但未上锁。由前室通往走廊之门已锁上，钥匙插于门内。房屋正面之四楼，走廊顶头，有一小室，室门半开。室内堆满旧床、箱匣诸物。此诸般什物，亦经小心搬开并搜查。可说，此房屋再无一寸之地未经仔细搜查。烟囱亦经上下打扫。此屋有四层，上有阁楼（有复折屋顶之顶楼）。屋顶之活动天窗已牢牢钉死——视其状为多年未开者。从听得争吵声到撞开房门，其间所耗时间，证人之说法各不相同。有人云短至三分钟——有人云长至五分钟。打开此门，确属困难。
“阿尔丰索・加里奥，企业家，证实他居莫格街。原籍西班牙。随众进屋，但未登楼。他胆小怕事，终日惴惴，总担心将招致不良后果。曾闻争吵声。认为发粗哑声者为一法国人。无法辨听其词语。发尖锐声者为一英国人——此不致有误。他不谙英语，乃由其语调而判断。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商，证实随首批人登楼。曾闻上述声音。发粗哑声音者为一法国人。能听清几个词。说话者似在进行忠告。发尖锐声者所谈话语则无法听清，以其过于疾速而参差不齐也。他认为此系一俄国人之声音。他证实一般证词属实。彼系意大利人。从未与俄国本土人交谈。
“后又传讯数名证人，彼等均一致证明，第四层楼各室之烟囱均极狭窄，无法由人通过。打扫烟囱系用平时清洁工所用之长圆形扫帚。曾用此种扫帚将屋内各条烟道上上下下尽行通扫。楼上无后通道可使人乘众人登楼时由此下楼。莱斯庞奈耶小姐之尸体被塞入烟囱有如此之牢固，以致需四五人合力，才将其从中拽出。
“保罗・迪马，医生，证实天刚破晓即被叫去验尸。两具尸体当时正停放于发现莱斯小姐尸体室内之床架绷子上。年青小姐尸体上多处青肿及擦伤。此事实足以说明死者系被强行塞入烟囱者。喉部严重擦破。额下有几道抓伤深痕，并有数处青块，显系指头按压痕迹。脸色惨白，令人可畏，眼珠暴出，舌头局部地方被咬穿。胸口有大片青痕，分明系用膝头抵压所致。据迪马先生意见，莱斯庞奈耶小姐系被一名或数名不知名者所掐死。其母尸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右腿骨及右臂骨几处被压碎。左胫骨严重碎裂，左肋骨亦然。整个尸体均有可怖之瘀伤块，尸体已变色。此多处伤痕因何而致，实难定论。除非有大力士，手挥沉重之木棒、铁杆、椅子或其他笨重武器，方可致此。妇人使用任何种武器，均不致造成此重伤。证人见到死者时，头部已完全与身体分离，且严重碎裂。喉管明显为某种利器割断——可能系用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与迪马先生同去验尸。证实迪马先生之证词，与迪马意见相同。
“虽曾传讯其他数人，然并未获更重要之证据。一桩所有详情如此不可思议、如此困惑难解之凶杀案，在巴黎尚属前所未闻——若果为凶杀案。警察当局亦一筹莫展——此为此类事件中最不平常之事件。至今尚无任何蛛丝马迹。”
这家报纸的晚刊报道：圣罗克区仍处于极度骚动之中——该栋房屋复经认真搜查，证人亦曾被重新传讯，终亦未获结果。然新闻结束语中说阿道夫・勒邦已被逮捕入狱——虽然除了已经评述过的事实之外，别无其他证据可以将他定罪。
迪潘似乎对此案的进展异常感兴趣——虽然他未加评论，至少我从他的态度可以断定是如此。只是在勒邦入狱的消息公布之后，他才问我对这件凶杀案有何意见。
我只能同意巴黎人的意见，认为这是个不可解的谜。我看不出用什么办法可找到凶手。
“我们不能凭审讯的外表来断定方法。”迪潘说，“都说巴黎警察聪明，其实他们不过是狡诈而已。他们在活动时，只能有些现买现卖的办法。他们极力炫耀办法很多，可都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所提出的目标。这就让我们想起汝尔丹先生叫人拿睡衣，以便更好地听音乐的故事[11]。他们往往也能收到一些惊人的成果，但那多半是由于简单的勤劳和活动得到的。当这些本事不能生效时，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比如，维多克[12]是个善于推测和不屈不挠的人。但思想未受过训练，过于把精力集中在调查上，因此连续犯错误。他看东西时距离太近，以致损害了视觉。也许，他在微观上对一两点看得十分清楚，可是在宏观上他势必失去对事物的全面观察，这样，有的事情就显得过于意义深远。事情的真相不会永远沉于井底。实际上，我认为更为重要的知识总是表面性的。说它深奥，只因为它躺在我们寻索的山谷，而不在举目能见的山顶。这种错误的方式和来源，可用静观天体这件事来作代表。用眼望一下星子——斜眼瞟一下，将视网膜的外部（它比视网膜内部对微弱光线更为敏感）对着星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颗星子——对它的光泽就能有最好的鉴赏；而当我们的全部视线都投在那颗星上时，则所见到的光泽反倒越模糊。在后一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的光线实际上都落到眼睛上；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包含更为精炼的光的容量。过于深奥，我们会将思想弄得复杂而虚弱；而太持久、太集中或太直接地仔细察看，则甚至连金星本身也有可能从太空消失的。
“至于这两起凶杀，在我们拿出意见之前，不妨自己先去作一番调查。进行一次探访将使我们很感兴趣。”（我认为他这样用词有些奇特，但未做声。）此外，勒邦曾为我帮过一次忙，对此我不会忘情。我们将去亲眼看看那幢房子。我认识巴黎警察总监葛××，他会允许我们去的。”
得到允许之后，我们便立即动身去莫格街。这是那些极糟糕的大街之一，介于里舍利厄街和罗克街之间。我们到达那里时已是傍晚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距那个区有很远一段距离。那幢房子很快就找到了，因为街对面还有许多人，带着一种漫无目的的好奇心，仰头望着那些紧闭的百叶窗。这是一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门口有一条通道，大门的一边有间装了玻璃的门房，窗内有块可滑动的板条，上写“门房”两字。进屋之前，我们往街口走去，转进一条巷子，然后再拐个弯，转到那幢建筑物后面——当时，迪潘仔仔细细地察看了整个街坊及这幢房子，我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往回走，又来到这幢房子前面，按了门铃，出示了证件，几个负责管理房屋的人员让我们进了屋子。我们上了楼——走进发现莱斯庞奈耶小姐尸体的那间卧室，两具尸体还摆在那儿。房间里还是像原来一样的乱七八糟。除了《判决公报》上登的那些之外，我再看不到什么别的情况。迪潘则仔细查看每一件东西——连被害者的尸体也不例外。然后我们又到了其他房间，还到了院子里；一个警察一直跟随我们。我们一直检查到天黑才离开。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同伴还到一家日报社去了一下。
我曾说过，我朋友的怪念头是多种多样的，而我对此只是宽容迁就（这只是近义，因为这个词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对应词）。当时，他根本不跟我谈那桩凶杀案的事，这是他的脾气。直到第二天约莫中午，他才突然问我在凶杀现场是否观察到了什么特殊事物。
他着重讲“特殊”二字的那种神态中，蕴含着某种名堂，不知为什么这使我不寒而栗。
“没见到什么特殊的东西，”我说，“至少，没有什么比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不同的东西。”
“报纸嘛，”他回答说，“恐怕它还没有接触到事情的那种非比寻常的恐怖性质吧。我们且不去管印刷品上的那些毫无用处的空谈。这桩神秘案件大家都认为破不了，可在我看来，正因为有这种看法，倒是很容易破——我意是说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特点中的那种奇怪的性质。警察方面被那种表面看来似乎缺乏动机（不是指凶杀案本身的动机，而是指如此残暴地进行凶杀的动机）的现象给弄懵了。还有，以下情况也使警方大惑不解：那就是上楼的人分明听到了楼上有人争吵，而楼上除了遇害的莱斯庞奈耶小姐以外再没发现有旁的人；而且，在上楼的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纵有天大本领也无法下楼溜走。房子里面一团糟；尸体给倒塞进烟囱；老太太的尸体那样可怕地残缺不全；考虑到这些情况，加上上述的以及其他不必提及的情况，就足以使那些官方办案人员自吹的所谓聪明失去作用，因而对破案无所作为。他们犯了将不平常的事混淆为深奥的事这种严重的但又是平常的错误。但若真要探寻事物的真相，则要脱离事物的常轨，才可摸索出缘由。像在我们正在从事的调查工作中，不该老是问‘发生了什么事’，而应该问‘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事实上，我将轻易地解决，或者说已经轻易地解决这桩神秘案件，与警方认为明显的无法解决，正好成正比。”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讲话的人。
“我现在正在等，”他朝我们住房的门口望着继续说——“我正在等一个人，虽然他也许不是这两桩凶杀案的罪犯，却也跟凶杀有几分牵连。犯罪行为中之最恶劣情节可能与他毫无干系。我希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我把解开这整个谜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我在这里——在这间房里——每时每刻都期待这个人的到来。确实，他也可能不来，但他很可能还是会来。若是他来了，就有必要将他扣下。这儿是手枪；到时候如果需要，你我都知道怎么使用。”
我拿了手枪，几乎不明白我在做什么，而且也几乎不相信我听到了什么；而迪潘却在继续讲下去，很像是在独白。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他在这种时候的那种神情恍惚的样子。他的讲话是对我说的，但他那嗓音，虽然并不高，却跟同远处的某个人讲话所用的腔调一样。他的眼睛毫无表情地只是注视着墙上。
“大家在楼梯上听到的争吵声，”他说，“不是那两个女人的声音，这一点已为证词所充分证实。这就使我们完全不用去怀疑这个问题，即是否老太太先除掉她女儿，然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方法问题；因为以莱斯庞奈耶太太的力气，完全办不成将女儿的尸体塞进烟囱里（像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件事；而且从她本人身体受伤的性质来说，也完全排除了她是自杀的想法。那么，凶杀只能是由第三方面的人干的；那第三者的声音，就是大家曾听到的争吵声。现在让我来谈谈——不谈关于这种声音的整个证词——只谈证词中的特殊之处。关于这点，你观察到任何特殊的东西吗？”
我说，证人们都说那个发粗哑声音的是法国人，而对那个发尖锐声，或者被其中一个人称做刺耳声的，则说法大不相同。
“那是证词本身，”迪潘说，“不是证词中的特点。你没有注意到有特点的东西。可其中却有东西该引起注意。如你所说，对于那个发粗哑声音的，证人们的意见一致，毫无异议。但关于那个发尖锐声音的，则有特殊之处——不是证人们争执不休——而是他们中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荷兰人，和一个法国人，在描述那声音时，每个人都说那是一种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确认那不是他本国人的声音，也不是他所熟悉的任何一种外国语的声音——而是恰好相反。法国人猜想那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说要是他懂西班牙语，就会听清几个词。荷兰人坚持说那是法国人的声音；可他不懂法语，对他的审讯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英国人认为那是德国人的声音，而他又不懂德语。西班牙人‘确认’那是英语，然系全凭语调推断，因为他全无英语知识。意大利人相信那是俄语，可他从未与俄国本土人交谈过。此外，审讯中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法国人说的又有所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他又并不懂意大利语，跟那个西班牙人一样，他只是凭语调确信的。可见当时那声音真是何等的古怪异常，类似上述这种证词，能够探明它是哪种声音么！——甚至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对这种腔调一点都不熟悉！你会要说，那可能是一个亚洲人的声音——一个非洲人的声音；可是在巴黎的亚洲人和非洲人都不多。我们且别去否定这种推断，这里我将只提三点来唤起你的注意：一、对于那声音，有个证人说‘言其尖锐不如言其刺耳准确’。二、另外两个说它‘过于疾速而参差不齐’。三、没有一个证人说过他曾听清楚一个词——或一个类似词的声音。
“我不知道，”迪潘继续说，“到现在为止，我的话在你自己对案情的理解上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但我毫不犹豫地说，甚至从证词中关于粗哑声音和尖锐声音这一部分所作出的合理推论本身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为此神秘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指明方向。刚才我说了‘合理推论’，但这还没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达清楚。我本打算说，这是唯一恰当的推论，而从这种推论中所必然产生的独一的结果便是怀疑。至于怀疑什么，那我现在还不说。我只希望你记在心里，我在那间卧室进行调查时，它已充分具有说明力地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形态——一种可靠的倾向。
“现在让我们设想那间卧室。我们首先寻找什么？寻找‘凶手外出的方法。不用说，我们俩谁都不会相信超自然的古怪事儿。莱斯庞奈耶太太和小姐不是被鬼怪害死的。作案的是有形的实体，逃走时也会显体露形。幸好在这点上只有一种推论方式，而这种方式必定使我们得出明确决定。让我们将凶手可能采用的办法逐一加以考查。很明显，大家上楼时，凶手是在发现莱斯庞奈耶小姐尸体的房间里，至少是在隔壁房间里。那么，我们就只需在这两个房间里寻找出口。警察已将各个地方的地板、天花板和墙壁彻底查看。在他们的高度警惕性之下，没有什么秘密出口不被搜查出来。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眼睛，我用我自己的眼睛检查了一遍。检查结果，确实没有秘密出口。从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牢牢锁着，钥匙插在里面。让我们回头看看烟囱。那些烟囱的宽度虽然都像普通烟囱那么大，高出壁炉边约十来英尺，可整个烟囱里面连一只大猫都通不过。上述地点绝不可能有出口，我们将目光转到窗子上面来。从前面房间的窗户逃出，谁也逃不过街头群众的注意。那么，凶手必然是从后面房间的窗户逃出去的。好，我们既然得出了如此明确的结论，作为推论者，那我们就不能因其表面上的不可能而加以否定。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去证明这种表面上的‘不可能’，实际并非如此。
“卧室里有两个窗户。其中之一没有家具拦住，完全可以看见。另一窗户的下半截被一紧靠的笨重床架头遮住，让人看不见。前者是从里面牢牢拴住的，力气再大也别想把窗子拉起。左边窗框上有个大钉孔，钉孔里钉着一颗粗大的钉子，几乎钉到了头顶。查看另一窗户时，发现也有同样的一颗钉子照样钉着，费多大劲想把吊窗拉起来也无济于事。警察看了之后，完全满足于出口不在这两个窗户方面。所以，认为没有必要拔起钉子，打开窗户。
“我自己的调查则更为细致，我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所有貌似不可能的事，必定会被证明实际并非如此。
“我就这样继续进行思考——用由果溯因的逆推法进行思考。凶手是从两个窗户中的一个逃出去的。事情要真是这样，他们可无法又从里面把吊窗拴上呀，而人们发现窗子是拴着的；——正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警察才停止在这方面进行详细调查。而吊窗是拴紧的。如此看来，它们必定有自动拴上的能力。这个结论是十拿九稳的。我走到没被堵住的窗户前，比较费力地拔下那颗钉子，想把吊窗升起来。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竭尽全力也无法将它升起。这时我才知道，暗中必有弹簧。我这种想法的确定，使我深信至少我的前提是正确的，不管钉子的情况看来仍然还很神秘。仔细一搜查，那个暗藏的弹簧马上就被发现了。我按了一下，很满意这一发现，但我克制住没有将吊窗升上去。
“我当时将钉子重新钉好，又仔细考虑。一个人通过窗口出去，这窗门可能重行关上，而弹簧也会将其挡住——但是钉子却无法重新钉上。这个结论是明显的，同时又一次缩小了我的调查范围。凶手必定是从另一个窗口逃走的。那么，让我们来设想，两扇吊窗上的弹簧大概是相同的，但在两颗钉子之间，至少在它们的钉法上，必定会找出不同之点。于是我站到床架的绷子上，越过床头板接连几次看了另一个窗户。我把手伸到窗板后面一摸，毫不费力就发现了弹簧，我还按了一下，正是我所猜测的，跟邻窗的那个弹簧一模一样，我又看那钉子，也跟另一颗钉子一样粗大，而且从表面看跟那颗钉子的钉法也相同——差不多要钉到头了。
“你会要说，这下我就遇到难题了；但是，如果你这样看问题，那你就误解了归纳推理的性质。用一句体育运动的习语来说，我是从不‘失误’的。线索瞬息也没失掉，链条中的任何一环都没有断裂。我已经追查到这一秘密的最后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钉子。我说，从各方面来说，这钉子看起来与另一窗上的钉子毫无二致；但这一事实（看来它似乎是无可争论的）与此时此刻，就在这个骨节眼上，马上就要循线索找到结果的考虑比起来，它就是全然无效的了。‘这钉子必定有什么蹊跷’。我说。用手一摸钉子，钉头，带着四分之一英寸长的钉身，落到我手指中。其余的一截钉身留在钉孔里，钉子就断在那里面。断痕是旧的（因为边上生了一层锈），而且显然是用锤子敲断的，钉子头部的一截，嵌入吊窗底部的顶端。我仔细将这上一截钉子重新放进刚才取出它的钉孔内，它就完全像一颗完整的钉子了——看不见断痕。按一下弹簧，我将吊窗轻轻升上一点点，钉子头部的那一截稳稳当当留在钉孔里，随着吊窗上升。我将窗子关上，钉子又像是完整的一颗了。
“到此，谜被解开了。凶手是从面向床铺的那个窗户逃走的。凶手一出去，窗就自动关闭（也许是故意关闭），弹簧就把它抵紧；弹簧的这种固定作用，警察误以为是钉子的作用，因为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
“下一个问题是逃走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我同你围绕这幢房子转了一下之后，心里就已满足了。离我们所说的那个窗户约五英尺半的地方安了一根避雷针。从这根避雷针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伸手摸着窗户，更莫说进入窗户了。然而，我观察到四楼的百叶窗是巴黎的木匠称铁格子的那种特别的窗子——这种窗子现今很少安装，但在里昂和布尔多这两个城市的一些极为古老的邸宅上常常可以见到。它们的式样跟平常的门（单扇门，不是双扇门）一样，不同的只是上半部分装有格子或是雕成格子——这就给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攀缘支撑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四楼的百叶窗足足有三英尺半宽。当时我们在屋后面看到这几扇百叶窗正半开半掩——也就是说，百叶窗跟墙正摆成直角。可能警察也像我那样查看了这幢房子的后面；如果这样做了，看了铁格子的宽度（如他们所应该做的那样），但他们却没有看出窗子有如此之宽，或者，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由于他们已满足于认为这个地方不能作为出口，自然对这个地方的调查也就很草率了。然而，我却很清楚，床对面那个窗户的百叶窗如果全部推开到一直抵墙，那它与避雷针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两英尺。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只有非比寻常的勇敢与矫健的人，使出极大力气，方可从避雷针上跳进窗内。——跳过两英尺半的距离（我们现在还得假设百叶窗开到了极大限度），强盗就可稳稳地抓住那铁格子结构。然后，离开避雷针，双脚牢牢撑在墙上，猛地一跳，他便可以把百叶窗带关，而且，我们要是想象当时窗子开着，那他甚至可以像打秋千一样：一晃荡就晃进房里去。
“我希望你特别记住我所说的，要完成那样危险、那样艰巨的技艺，就必须要有一种真正非比寻常的矫健。首先一点，我打算让你明白，从窗口跳入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但，第二点，也是主要之点，我要你印象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就是要完成跳窗这件事，就得有真正非凡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敏捷。
“毫无疑问，你会用一句法律上的语言说，‘阐明你的理由’。对于作案者跳窗的敏捷，我宁愿将其估计得低一些，而不将它估计得过高。这也许是法律的惯例，但不是理性的习惯。我的最终目的只是弄清事情的真相。现在我的意图是引导你将我刚才所说的话与证人们原来提供的情况合并起来考虑一下。刚才我说的是真正非凡的敏捷；证人们原来提供的情况是：极为特殊地尖锐（或刺耳）而又参差不齐的声音，那声音属于哪国的口音，说法各不相同，对其发音也分不清一个音节。”
听了迪潘这番话之后，他话中含义的一种模糊的、似懂非懂的概念掠过我心头。我似乎接近于理解，却又无法懂得——正如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快要记起一件事情来，可到头来终又想不起是什么事一样。我的朋友继续他的高谈阔论。
“你会知道，”他说，“我已经将话题从出去的方式转到进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想表达我的这种看法：出去或进入都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方式。现在让我们回到卧室内部来。我们来环顾一下这里的情景。据称，五屉柜抽屉曾遭搜劫，但还有许多衣物留在里面。这个结论是荒谬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极为愚蠢的猜测——如此而已。我们怎么知道在抽屉里发现的东西不就是所有抽屉原来存放的那些东西？莱斯庞奈耶太太和她女儿过着一种极度与世隔绝的生活——没见和她们来往的人——很少出外——不用准备好多换洗衣服。在抽屉里发现的那些衣服，至少很有可能是这两位女士所有的最好的衣服。如果盗贼在抽屉里偷走了东西，何以他不偷其中最好的——何以他不全部偷走？简而言之，他何以丢下四千法郎的金币不拿，却拿些衣服使自己受拖累？金币没被盗走，银行老板米尼欧先生谈到的那一整笔钱，被发现几乎完整地放在地板上的两个袋子里。所以，我希望你思想中不要有那种错误的动机观念，而警察就是根据证词中说送钱人在房子门口把钱转交给顾客便认为他有谋杀动机的。那笔钱送交后，大家闻讯三天之内就发生了凶杀案，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遇到十倍于此的类似这样的离奇的巧合，可没引起人们片刻的注意。一般说，巧合是有一类思想家道路上的绊脚石，这一类思想家在所受教育中没有学或然性的理论——人类最辉煌的研究对象就是从这种理论的辉煌的说明中得到的。且看眼前这个事例，如果金币丢失了，那三天以前交钱的事就不单是巧合了。那倒会证实关于动机的看法。但根据本案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把得到金币设想为这次暴行的动机，那我们也就必须将凶手想象成一个动摇不定的傻瓜，傻得连金币和他本来的动机都一股脑儿弃而舍之了。
“现在你要牢牢记住我提醒你注意的几点——那个特别的声音，那种不寻常的敏捷，以及在一桩如此异常残忍的凶杀案件中令人惊异地竞缺乏动机——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惨杀本身吧。一个女人被用手扼死，给倒着塞进烟囱。普通凶手杀人不采用这种方式。尤其是不这样来处理被害者。从把尸首塞进烟囱的方式来看，你得承认那有点过于荒谬——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通概念大相径庭，哪怕作案者是极为堕落的人。你还想一想，把尸体用力塞进那么小的洞孔里，要好几个人一齐用力才好不容易将它拖下来，那个力量该有多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股惊人的力气的使用的另一个迹象。壁炉地面上有几大绺——很大几绺——灰白色的头发。那是连根扯下来的。你知道，从头上扯下哪怕只是二三十根头发，也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我和你都看到过那几绺头发。头发根上（那景象真令人毛骨悚然！）还凝结着头皮肉的碎肉块——这就是那极大力气的确实标志，那力气也许一下就能连根扯下五十万根头发呢。老太太不仅喉管被割断，而且完全身首异处：杀人工具只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也看看这些行为的那种兽性的残忍。关于莱斯庞奈耶太太尸体上的伤痕，我且不去说它。迪马先生及其称职的助手艾蒂安先生都已说过，那些伤是用一种钝器打成的；就这点来说，这两位先生说得很对。所谓钝器，很明显就是院子里铺的石头，被害者是从面向床铺的那个窗口掉下去碰在石头上的。这种看法现在看起来虽然似很简单，却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其原因与他们没有注意百叶窗的宽度相同——因为那两颗钉子的情况，使他们万万感觉不到窗子有被打开过的可能。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如果你现在适当地考虑一下卧室里奇怪地乱七八糟的情况，那我们甚至可以将下列情况联系起来一并考虑：令人吃惊的敏捷，非凡的力气，兽性的残忍，没有动机的残杀，绝对违反人道的令人发抖的怪诞，一种许多国家的人听来都像外国音调而且没有清楚明白音节的声音。这样一联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不知我的话在你的想象力上产生了什么效果？”
迪潘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到遍身似乎有虫子在爬动。我说：“这是个疯子干的——从邻近一所私立医院跳出来的一个狂暴的疯子。”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回答说，“你的看法也并无不当。但疯子的声音，甚至在他们突然大发作时，也跟楼梯上所听到的那种特殊的声音根本不相吻合。疯子总是某个国家的人，他们的语言，尽管语无伦次，但在构成音节上总还是紧密结合的。此外，疯子的头发决不像现在我拿在手里的这种。这一小束毛是我从莱斯庞奈耶太太那僵硬地握紧的手指中弄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毛。”
“迪潘！”我说，这时我已完全失去意志力，“这种毛发真是太不寻常——这不是人的头发啊。”
“我没硬说这是人发呀，”他说，“但在决定这点之前，我希望你看看我画在纸上的这副小小的草图。这副草图是根据当时部分证词所提供的情况描摹的，其一是说莱斯庞奈耶小姐喉部有“黑紫色肿块，且有深深指甲压痕”；另一是说（根据迪马和艾蒂安先的证词）有“数处青块，显系指头按压痕迹。”
“你将会发觉，”我的朋友继续说，接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将那幅草图摊开，“这张草图给人这样的看法，即当扼杀时是牢固地扼住颈部。显示不出曾松开过手。每个手指都保持着那可怕的牢牢嵌进肉中的样子——可能直到把被害者扼死为止。现在你来试着将你所有的手指同时放在你面前的各个指印上看看。”
我这样做了，但合不上。
“我们这样做可能试验不好，”他说，“这张草图现在是在一个平面上铺开，可人的喉颈都是圆筒形。这儿有一段木头，形状跟人的脖颈相仿。将草图围在木头上，再试一次看。”
我依他的话做了；但这次明显地比上次更加难于合上。“这不是人手的印迹。”我说。
“现在你来看看居维埃[13]的这段文章。”迪潘回答我说。
那是一段关于东印度群岛产的黄褐色大猩猩的详细解剖和一般说明的报道。这类哺乳纲，体形魁梧，力大无穷，矫健灵敏，生性凶残，性喜模仿，这是大家所充分知晓的。我立刻明白这桩凶杀案的所有恐怖情节之来由了。
“文章里面对猩猩爪子的描写，”我在看完文章后说，“正和这张草图上的相一致。我看除了文章里提到的猩猩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动物能按下如你所描摹的那种指印。这一束黄褐色的毛，也和居维埃所说的那种野兽的毛完全一样。但我对这个恐怖的神秘案件的细节还是不大明白。此外，还听到有两个声音争吵，而其中一个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声音。”
“确实是这样。你将还记得，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在两个人的争吵声中听到过‘天哪！’这个措词。其中有个证人（糖果商蒙塔尼）正确地说出了那个声音的性质，说那似乎是一种规劝或忠告。因此，我就将解开这个谜的希望主要放在这两个字上。有个法国人知道这桩凶杀案。很可能——确实只不过是很可能——他与发生的这起流血事件毫无干系。那只猩猩可能就是从他那儿逃走的。他可能追赶那只猩猩追到了发生事件的那个卧室内；但是，在接着发生的那种一团糟的情况下，他没能重新抓获猩猩。它现在仍在外面自由自在乱闯。我不再继续进行这种猜测了——因为我没有权利将它们估计为另外的情况——因为这种猜测所据以显现的思考屏幕，几乎已淡化到凭我的才智不足以看到它们，同时也因为我不能装做使别的人也懂得。那么，我们就把它们叫做猜测，就把它们当做猜测来谈吧。如果我们说到的这个法国人，如我所猜测，确实与这次残暴行为无关，那么，这则广告就将把他带到我们的住所来。这广告是昨晚我们回家途中我到《世界报》去登的。这是一份专为航运界办的、深受水手欢迎的报纸。”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看了如下广告：
招领——本月某日清晨（即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清早），于布洛内丛林中捉得婆罗洲种黄褐色巨型猩猩一只。现已探明，该猩猩之主人为马耳他商船上之水手，失主在验明失物无讹，并付少量捕捉及代养费后，即可领回。请至市郊圣杰曼区某某路某某号四楼领取。
“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人是水手，而且是属于马尔他商船上的呢？”我问。
“这点我并不知道，”迪潘说，“对此没有把握。然而，这里有一小根缎带，从它那形式及油腻腻的外表看，显然是水手们用来系他们很喜欢扎的长辫的。而且，带上的这种结子除水手外没有几个人会打，并且只有马尔他商船上的水手会打。这根缎带是我从避雷针杆下捡来的，不可能是死者的遗物。如果我从这根缎带上推论出那个法国人是属于马耳他船上的水手这一结论有误，那毕竟对我在报上登那则广告也没有什么损害。如果我错了，他只会设想我在某些事实上弄错了，在这方面他是不会自找麻烦跑来问我的。但要是我对了，我就达到主要的目的了。那个法国人虽与凶杀案无关，却知道这件事情，他自然要犹豫是否对广告作出反映——是否来认领那只猩猩。他将会这样推究：——‘我是清白无辜的；我贫穷；可我的猩猩却非常值钱——对一个处在我这样境况的人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我为何要因为毫无根据的怕有危险的想法而失掉它呢？它就在这里，在我的掌握之中。它是在布洛内丛林中被发现的——距残杀现场有很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怀疑一头无理性的野兽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呢？警察一筹莫展——一点线索都得不到。即使他们跟踪查到了这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知道这桩凶杀案，或者因为我知情而牵连有罪。最主要的还是我已被人家知道了。登广告的人指明我是那只野兽的所有者。我弄不清他的知识可能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作用。我要是不去认领一笔有这么大价值的、人家知道是为我所有的财产，我终于就会使这头畜生引起人们的疑心。不管将人家的注意力引到我自己身上还是引到这头野兽身上，都不是我的策略。我要对这广告作出答复，要回猩猩，将它关闭起来，直到这一事件在人们头脑中烟消云散为止。’”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一阵脚步声响上楼来。
“准备手枪，”迪潘说，“但没有我的信号，别开枪，也别先出来。”
屋子的前门是开着的，来访者没按门铃就走了进来，还走上了几级楼梯。可是，现在他似乎在犹豫。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往楼下走。迪潘飞快地转移到房门口，这时我们听到他又走上楼来。他没有第二次往回走，而是下决心走上楼来，用力敲响我们卧室的房门。
“请进！”迪潘用欢快而热诚的音调说。
走进来一个男人。显然是个水手——身材高大、结实，肌肉发达，脸上带着一点冒冒失失的表情，却并不完全不逗人喜欢。他脸晒得黝黑，大半个面孔给络腮胡须和八字胡须占去了。他带着一根橡木粗短棍，看来身上别的地方没带武器。他动作笨拙地鞠了个躬，用法国土腔向我们道了“晚安”，虽然带有几分北部讷沙泰尔口音，但还是听得出原籍是巴黎。
“朋友，请坐，”迪潘说，“我猜想你是来领猩猩的。嗳呀，我真羡慕你能拥有他；是头很好的，无疑也是非常值钱的动物。你看他有几岁了！”
水手深深吸了一口气，带着如释重负的神情，用一种自信的腔调回答说：“我也没法说清——不过四五岁吧。他在您这儿！”
“啊，不在这儿；我们没有关猩猩的便利设备。他就在附近迪布尔街的一家马房里。你可以在明天上午去将他领回。当然你是准备来认领这笔财产的吧？”
“确实是这样，先生。”
“同他分别我会难过的。”迪潘说。
“我不会让您白白操劳，先生。”那人说，“我决不能那样想。我很愿意为找回这头动物付一笔报酬——这就是说，只要合情合理，什么都可以。”
“好，”我朋友回答说，“的确非常公平合理。让我想一想！——我该要什么好呢？啊，我要告诉你。我要的报酬将是这一件，就是你要尽全力把莫格街的凶手案情全部告诉我。”
迪潘说最后几个字时音调很低，而且非常文静。他也是用这种文静的态度走向门口，把门锁上，将钥匙放进口袋里，然后从胸部衣服里面掏出手枪，丝毫也不慌张地将它放在桌上。
水手的脸顿时变得通红，仿佛他正在因窒息而挣扎。他惊得一下跳起来，手握木棍；但接着他又坐了下去，浑身颤抖，面色苍白，一言不发。这情景使我从心底对他产生同情。
“我的朋友，”迪潘用一种亲切的音调说，“你不必惊慌——确实不必。我们对你总没怀恶意。我以一位绅士和一个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们决不想害你。我完全知道，莫格街的残杀，你是无罪的。可是也不能否认，你与这案有些牵连。从我所说的话中，你该知道，关于这个案子，我自有掌握消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你做梦也没想到的。现在事情明摆着。你并没有做什么你要回避的事从而使你应受惩罚——确实没有做。你甚至连抢劫的罪名都没有，而你本可以放心大胆地趁火打劫一番的。你没有什么事情要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另一方面，从每一种道义的本能来说，你也有义务要将你所知道的情况全部供认出来。有个无辜的人现在还关在监狱里，由他承担了这案子的罪名，而你却能指出这案子的凶手是谁。”
迪潘说出这番话来，才使水手大大恢复了心境的镇定；但原来那种卤莽冒失的态度却一扫而光了。
“我敢对天发誓，”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说，“我将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此案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但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半——要是指望你相信，那我真是个傻瓜了。然而，我是无罪的，即使我为此死去，我也要全部说出来。”
他所说的事情的大意是这样的：不久以前，他航行到东印度群岛，随同一些人在婆罗洲登陆，并深入到内地去游览取乐。他和他的一个同伴抓获了这只猩猩。那个同伴死了，这头动物就归他一人所专有。回家的路上，猩猩的凶性偶尔发作，难于制服，给他添了许多麻烦，后来终于将它安全地带回巴黎，关在自己的住所里。为了避免招惹邻人们那种令人生厌的好奇心，他将猩猩小心隐藏起来，直到它的脚上那处被甲板上的裂片刺破的伤口恢复为止。他的最终计划是要将它卖掉。
那天夜里，或者不如说发生凶杀案的那天凌晨，他跟几个水手举行了一次欢乐的聚会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这头野兽占据了他自己的卧室。它进他的卧室，是从隔壁一间密室逃出来破门而入的。原来以为把它禁闭在那间密室里很安全。它手拿剃刀，满脸肥皂泡，坐在镜子前面，正准备刮脸。对于这件事，无疑是它从前从密空的钥匙孔中窥见它的主人这么做过。他见到如此危险的一样武器，被一头如此凶猛的动物拿在手里，又用得如此灵巧，真吓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他一惯是用鞭子使这头野兽安静下来的，哪怕是在它最凶猛的时候，现在他又要求助于鞭子了。猩猩一见鞭子，立即跳出房门，奔下楼去，从那里窜出窗户（令人遗憾的是窗户碰巧正开着），跳上街头。
那法国人绝望地紧跟着追赶；那猩猩，手里仍拿着剃刀，偶尔还停下来回头望望，朝追赶他的人做手势，等追赶者快要追上他时，他又撒腿往前跑。像这样追赶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已将近凌晨三点钟，街上阒寂无人。当猩猩跑过莫格街后面的一条小巷时，它的注意力被莱斯庞奈耶太太家四楼她卧室的窗口照射出的光吸引住了。便冲向这座房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从那根避雷针杆爬了上去，抓住此时正好敞开靠墙的百叶窗，像打秋千那样顺势一荡，就正好落在床头架上。这整套技艺还没花一分钟时间。猩猩进到房中后，又把百叶窗给踢开了。
此时水手感到又高兴又为难。他强烈希望眼下就重新捕获这头畜生，因为它几乎无法逃出它自己冒险跳进的这个陷阱，除非只沿避雷针杆爬下，那样一来他就可以将它截住了。另一方面，一想到不知它会在屋里干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又使他感到十分焦虑。后一种想法促使他仍然紧跟这个逃跑者。爬上避雷针杆并不困难，特别是对水手来说；但是，当他爬到窗口那么高时，见窗子在他左边，离他还很远，无法够着，他成功的希望受阻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伸过头去瞧瞧房里的情况。这一瞧，可把他吓得魂飞天外，差一点从避雷杆上掉下来。正是这时，黑夜里传来恐怖的尖锐叫喊声，将莫格街居民从睡梦中惊醒。莱斯庞奈耶太太和她女儿穿着睡衣，看上去是在整理前面说过的那只铁质保险箱里面的文件；那保险箱业已拉到房子中间，已经打开，里面的东西摆在它旁边的地板上。被害者那时该是背对窗口坐着；从那头野兽进入房中到发出尖叫声的时间距离看，似乎她们并没当即发现猩猩。不用说她们以为百叶窗噼啪作响是风吹的。
当水手从窗口往房里瞧时，那头巨兽已抓住莱斯庞奈耶太太的头发（头发是蓬松的，因为她刚梳过头），模仿理发师的动作，拿剃刀在她脸部胡乱挥舞。她女儿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她已吓得晕过去了。当猩猩将老太太的头发从头上揪下一绺来时，老太太又尖叫，又挣扎，这就使本来也许抱着和平目地的猩猩转为激怒。它用那健壮有力的臂膀坚定地一挥，几乎把她的脑袋都割下来了。猩猩一见到血，更加从愤怒转为发狂。它咬牙切齿，两眼闪着凶狠的火光，扑到那姑娘身上，用它那可怕的爪子紧紧扼住她的喉部，一直扼到她断气。它那双狂乱的、到处乱转的眼睛这时看到了床头上窗口外面主人的那张带着恐惧的面孔。看刭主人，它心里就记起了那可怕的鞭子，于是它的狂怒立刻转化为害怕。意识到它该会受到惩罚，它似乎想掩盖他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带着一种紧张不寄的焦虑在卧室里乱蹦乱跳：碰到家具就掀倒或打碎，把床垫也从床架上拖下来。最后，它首先抓起那女儿的尸体，将其塞入后来被人发现的那个烟囱里；然后又抓起老太太的尸体，立即从窗口倒栽葱地猛投下去。
当这只大猩猩带着被它毁伤的那堆负荷物走向窗口时，水手吃惊地把头缩回，与其说爬下避雷针杆，不如说是支溜溜直滑下去，立即匆忙跑回家——深恐与这桩残杀案有干系；由于害怕，他也乐于不再去管这只猩猩的命运。大伙儿在楼梯上听到的那些话，就是那个法国人的惊恐的叫喊声，混和着那头野兽的魔鬼般的吱吱喳喳的叫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加的了。猩猩该会是在门被撬开前逃出卧室，又从避雷针杆溜下去的。它从窗口出去时，一定是把窗门给关上了。这只逃走的猩猩后来又被它的主人亲自抓住，并将它卖给植物园，得了一大笔收入。在我们到巴黎警察总监办公厅说明情况（其中迪潘作了一些解释）之后，勒邦立即被释放。这位总监，虽然对我的朋友态度很好，但也无法完全隐藏住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懊恼之情，既然案情已经弄清楚，他只好说上一两句挖苦话，比如说什么人应该别去多管闲事才是正理等等。
“由他说去吧，”迪潘说，他认为没有回话的必要，“让他去说他的，这样他心里才舒畅一些。我在他的分内之事上把他打败，已很满足了。然而，他破不了这个神秘案件，倒根本不是他所设想的是件怪事；因为，说实在话，我们的这位总监朋友太狡猾，以致不能深谋远虑。他的智慧之花里缺少雄蕊。他的智慧有头无身，跟拉韦娜[14]女神像一样——或者，最多只有整个头部和肩膀，像条大头鳕鱼。但他毕竟还算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尤其喜欢他那种虚与委蛇的主要手腕，就凭这种手腕，他获得了机智的名声。我的意思是，他用的办法是‘抹杀事实，无中生有’。”[15]
唐荫荪 译
[1]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其美妙歌声诱惑船夫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译者注 [2]阿喀琉斯，一译“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全身除脚踵外刀枪不入。传说其母为了不让他参加特洛伊战争，将他男扮女装，化名同一群姑娘混在一起。——译者注 [3]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医生、作家。——译者注 [4]惠斯特牌，一种四人玩的牌戏，即桥牌的前身。——译者注 [5]霍伊尔（埃德蒙·霍伊尔，1672—1769），英国惠斯特牌戏高手，牌戏技术书著作家，著有《惠斯特牌戏浅说》。——译者注 [6]克雷比荣（1674—1762）法国戏剧家，生前被认为是伏尔泰的对手。其代表作为悲剧《拉达米斯特与齐诺比》。——译者注 [7]泽克西斯（约前519—前465），波斯国王，为镇压埃及反叛，曾血洗三角洲。又为报父仇，远征希腊，洗劫雅典城，但在海战中遭惨败。晚年，在一次宫廷阴谋中遇害。——译者注 [8]俄里翁，希腊神话中的英俊猎人，因与黎明女神厄俄斯相爱，触怒众神，被月亮和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射死，死后化为猎户星座。故此处实指猎户星座。——译者注 [9]约翰·尼科尔斯（1745—1826），英国作家，他的多卷本《十八世纪文学轶事》为后人了解18世纪英国文人生活和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料。——译者注 [10]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哲学创始人，较早提出原子理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原子运动的结果。——译者注 [11]此典故源于莫里哀的讽刺喜尉《贵人迷》。剧中主角汝尔丹为一小市民，却一心摹仿贵族的生活方式，闹出许多笑话。——译者注 [12]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名侦探，曾帮助建立法国“保安警察”，是雨果、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等名作家的朋友。——译者注 [13]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曾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他的工作为后来进化论学说的建立提供了重要证据。——译者注 [14]拉韦娜，罗马神话中之赢利女神，被认为是窃贼的庇护者，最初为司黑暗的女神。罗马城附近有其圣林。——译者注 [15]语出卢梭《新哀绿绮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