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过头，乃智者大忌。[1]
——塞内加[2]
18？年秋天，巴黎，一个起风的傍晚，夜幕降临后，在郊外圣杰曼区，多瑙街三十三号第四层楼上，我正陪着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后书房或者说是书橱里，我一边沉思，一边用海泡石烟斗抽着烟，不胜惬意。至少有一个钟头我们是深陷在沉默之中。此刻若有人碰巧来访，就会看到我们俩在心无旁贷地吞云吐雾，直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不过，我正在暗自思忖着天刚擦黑时我们俩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是指毛格街事件和玛丽・罗热谋杀案之谜。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葛××先生。
我们热情地迎接了他。此人虽相当卑鄙，但也着实有趣，加之我们已多年未曾与他谋面。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此刻迪潘起身要去点灯。可一听葛先生说，他是来找我们商量，或干脆说是来向他请教一些麻烦透顶的公事的，就又坐了下来，不去点灯了。
“假若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问题，”迪潘住手不去点灯，说道，“那我们还是坐在暗处细想好些。”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警察局长说。他对于自己不理解的每件事，统统冠之以“怪”，因而他总是生活在连翩而至的“怪事”之中。
“很正确。”迪潘说，一边递给客人一支烟斗，又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坐。
“这次遇到了什么麻烦？”我问，“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哦，不是，不是那类事。说实在的，这件事委实很简单，我确信我们自已完全能够处理好。不过，我想迪潘会愿意听听这件事的细节，因为它确实怪得过了头。”
“又简单又怪。”迪潘说。
“呃，是的，不过也不尽如此。说真的，我们都对这事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事情看起来如此简单，可就是束手无策。”
“也许正因为它太简单的缘故，你们才被搅得茫然无措的吧。”我的朋友说。
“你真是胡说八道！”警察局长开怀大笑地答道。
“也许这个疑案是有点太白了。”迪潘说。
“噢，天啦！谁听说过你这样的看法？”
“有点过于不证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乐坏了，放声大笑起来。“哎哟，迪潘，你真地要笑死我！”
“那究竟有什么事要解决呢？”我问道。
“别忙，我会告诉你们的。”警察局长回答。他安闲而若有所思地长长地吐了一道烟，在椅子里坐好了。“我几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们，不过，事先让我提醒你们，这事须绝对守密。假若有人知道我将此事泄露给别人了，我很可能就要丢掉这顶乌纱帽。”
“接着说吧。”我催道。
“要不就别说。”迪潘说。
“说就说吧。我从高层人士那儿听到个秘密消息，说皇宫里丢失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另外还得知这份文件还在他手上。”
“怎么会知道的呢？”迪潘问。
“这从文件的性质就可推断出来，”警察局长说：“而且，如果文件一朝脱了偷信人的手，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这后果暂时还未出现；——也就是说，最终他肯定要盘算着怎样利用这封信。现在他是将它派了用场了。”
“说得更明确些吧，”。
“好吧，我敢冒昧地说，这份文件能使它的持有者在某方面具有某种权力，而这权力在这方面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警察局长喜欢卖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好吧。这份文件若是泄露给了第三者（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那一定会影响到一位地位高贵的要人的声誉。利用这一点，持有这份文件的人，就会随意支配那个声誉卓著的要人，他的名望和安宁就要受到威胁。”
“不过这支配行不行得通，”我插嘴道，“得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者清楚就是他偷的。谁敢……”
“偷信的人吗？”葛先生说，“就是德××部长。他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都做下了。偷窃之术真是大胆而又巧妙。那份文件——说白了，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妇人独处王室客厅时收到的。她正细读着这封信，突然闯进来另一位要人，而她偏偏又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于是慌慌张张地将它死命地往抽屉里塞，无奈塞不进去，只得把它摊放在桌上。不过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虽露在外面，内容还是没暴露，这才逃过了来者的注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德××部长进来了。他锐利的目光一眼就看到了信，认出了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笔迹，而且，收信的贵妇人的那种慌张神情，使他一下就窥探到了她内心的秘密。他像平常那样匆匆办了几件公事，然后拿出一封信来，这信和贵妇人的那封信多少有些相似，他拆开信假装读着它，然后将它并排和那封信紧放在一起。他又说了约莫刻把钟的话，无非是些公事，终于起身告辞，顺手从桌上拿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这一切收信人是看到了的，但有第三者站在身边，当然不敢挑明这一事实，那位部长将自己那封无甚要紧的信留在桌上，扬长而去了。”
“你听，”迪潘对我说，“你想知道偷信人怎么随意支配失主，现在全明白了吧——偷信人明知失主晓得他是贼。”
“是这样。”警察局长答道。“几个月以来，他利用如此得来的这份权力，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位遭窃的贵妇人与日俱增地深信：非收回这封信不可。不过，这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末了，她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只好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你嘛，”处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的迪潘说道，“我看没有谁比你更精明的了，你这样的密探当然是求之不得、想象不出的人选罗。”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不过他们可能是这么看的。
“很清楚，”我说，“如你所说的那样，这封信仍然还在那位部长手中。正因为信还在他手里，没派什么用场，他才拥有这份权力。信一旦派了用场，这份权力便消失了。”
“不错。”葛先生说道，“我正是根据这一信念来行事的。最先关照的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大人的旅馆。搜查而又不能让他知道，这事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事先我就受到了警告，倘若给他个把柄，使他疑心我们的计划，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我说，“做这种调查工作倒是你的拿手好戏。巴黎警察以前经常干这一行。
“是这么回事；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有信心。这个部长的一些习性也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他经常整晚不在家，仆人也不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多是些那不勒斯人，很容易灌醉。你们知道的，我有许多钥匙，巴黎的大小房间我都打得开。三个月来，我只要有空，没有哪一夜不是亲自上阵，花上大半夜时间，将德××的旅馆搜个遍。这件事牵涉到我的名誉，而且，实话告诉你们，报酬也相当丰厚。所以，在我确信这贼比我更精明之前，我是绝不会放弃搜查的。我想，那屋子里凡是可能藏信的隐蔽处，都被搜尽了。”
“尽管这封信可能在部长手中，事实上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提出一点看法，“但难道他会将信藏在别的地方，而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不大可能吧？”
“这种可能性不大，”迪潘说，“根据目前宫庭事务的特别情况，尤其是众所周知的牵涉到德××的那些阴谋来看，这封信会要很快派上用场——会要让它便于立刻交出来——这一点同持有这封信几乎一样重要。”
“便于交出来？”我问道。
“也就是说，要便于毁掉。”迪潘说。
“是的，”我分析道，“信显然是在部长的房子里。至于是不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断言这是绝不可能的。”
“完全正确。”警察局长说。“他已两度遭到路劫，好像都是徒步的剪径贼干的。我亲眼看见他被严密地搜了身。”
“你倒是可以省却这桩麻烦，”迪潘说，“我想德××压根儿就不是个傻瓜。既然不是傻瓜，肯定会料到这种路劫是不可避免了。”
“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傻瓜。”葛说道，“不过他是个诗人，照我看来，诗人和傻瓜如出一辙。”
“是的。”迪潘从他的海泡石烟斗中深深喷了一口烟，思索了一会说，“虽然我也写过歪诗，做过傻瓜。”
“详细谈谈搜查细节吧。”我说。
“事实上，我们也是不慌不忙地搜，每处都搜一遍。我在这方面也算是老经验了。整幢房子都一间间地搜过，每一间都花了七个晚上。首先我们检查了每间房子的家具，每个抽屉都打开了。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来说，所谓秘密抽屉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搜查行动中，倘若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那他准是个傻瓜。事情就是如此明白。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占地大小都计算出来了，而且我们还备有精确的尺子，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了柜子后就搜椅子。有种长针，细细的，你们看见我用过的，我们就用那种针将椅垫统统戳了一遍。桌面我们也揭开了。”
“为何要这么做呢？”
“那些想藏东西的人，有时将桌面或其它装配相类似的家具面子拆开来，然后挖空桌腿，把东西藏进洞眼里，再将桌面重新盖上去。床柱头和床柱腿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派上用场。”
“但是，空心一敲击不就会被听出来吗？”我问道。
“绝对不会。东西一放进去，只要在它周围填满棉絮就行。再者，我们这次行动，绝不许弄出声响。”
“照你说的那样，家具可用来藏东西，但你们不可能搬开或拆开所有家具啊。例如，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条，它的形状、大小和大号编针差不离，这样它就可以塞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肢解了吧？”
“当然没有。但我们做得更老当——我们用了架高度显微镜，将旅馆内每张椅子的横档，以及各式各样家具的接榫，都逐一细察过。若是有任何最近触动过的痕迹，一下就会查出来。比如，一点钻眼屑子也会放得同一只苹果一般大。上胶的地方若有什么异样——接榫处有什么反常的缝隙——肯定能清楚地察看出来。”
“我想你们也注意过镜子吧，底板与镜面之间，还有床铺和被盖，窗帘和地毯等，都戳过一遍吧。”
“那当然，我们用这种方法将每件家具都搜查一遍后，就搜查房子了。整个房子的表面都分格编了号，这样，没有一处会遗漏。然后，像先前那样，用显微镜将整个房子，包括两幢与它相邻的房子，一方寸一方寸地仔细查过。”
“两幢相邻的房子？”我不由得叫起来，“你们一定折腾得很苦吧？”
“说的是。可这笔报酬实在可观哟！”
“你们查过房子四周的地面吗？”
“地面全都铺了砖。这倒没费什么事，我们查了砖缝间的青苔，没发现什么异动痕迹。”
“那当然也查过他的文件和书房里的图书吧？”
“当然查过；每个大包小包都打开看了，不仅打开了每本书，而且是逐页逐页地翻过。我们可不像有些警官那样，光是将书抖几下就算了。而是用非常精确的尺子，将每本书封皮的厚度都仔细地量过，再用显微镜作高度准确的检查。倘若哪本书是新近装订过的，那根本不可能逃过我们的眼睛。约有五六本刚装订不久的书，我们都用长针从里仔细地戳过。”
“地毯下面的地板呢？查过没有？”
“那也不用说。每块地毯都移开过，地板都是用显微镜仔细察看过的。”
“那么墙纸呢？”
“查过了。”
“你看过地窖吗？”
“看过了。”
“那么，”我说道，“你肯定判断错了，那信并不如你推测的那样藏在房子里。”
“这一点恐怕你是对的，”警察局长说，“哎，迪潘，依你所见，我该怎么做才好？”
“将房子重新来一次彻底的搜查。”
“那绝无必要。”葛××回答，“我敢发誓，那封信绝对不在公馆里。”
“那我就没什么更好建议给你了，”迪潘说，“你肯定能确切地描述一下这封信的样子吧？”
“哦，能，能！”——警察局长边说边掏出一本备忘录，高声地念着有关那份失落的文件里面的详情，特别是有关它的外表的记载。念完这篇说明后，他起身告辞了，神情显得格外沮丧，压根儿不是先前我所认识的那位好脾气的先生。
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来光顾我们了。进门就发现我们几乎还像上次那样坐着。他拿了只烟斗，在椅子里坐了下来，开始唠起了家常。末了我问道：
“哎，葛××，那封被窃的信怎样了？我想你最终还是认定你的狡诈斗不过那位部长吧？”
“唉！这该死的混蛋，我照迪潘的建议，重新作了一次检查——但一切都是徒劳，我早知道会如此。”
“你说报酬到底有多少？”迪潘问道。
“哦，很大一笔钱——一份非常丰厚的酬金——我不想确切地说有多少，不过我愿意告诉你一件事：谁能帮我找到那封信，我宁可自己掏钱，给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实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而酬金最近也翻了倍。不过，即使酬金翻三番，我也无法再有所作为了。”
“唉，倒也是啊。”迪潘不停地喷着烟，慢条斯理地说，“不过，我倒真——觉得，葛××，你还没尽——最大的力量。你还——我看还可以尽点力，哎？”
“怎么尽？——用什么办法？”
“嘿”——啪夫，啪夫——“你应该”——啪夫，啪夫——“听从忠告，哎？”——啪夫，啪夫，啪夫。“你还记得阿伯尼西[3]的故事吗？”
“记不得，见他的鬼去，阿伯尼西！”
说得好，尽管由你说阿伯尼西见鬼去吧。不过让我告诉你，从前，有个阔气的吝啬鬼，设下个圈套想骗阿伯尼西给他白看病。抱定这个主意，他就在一次私交中和阿伯尼西唠起了家常。他迂回巧妙地将自己的病征告诉医生，并将它说成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的病。
“‘我们来设想一下，’小气鬼说，‘假如他的病如此这般；那么，医生，您会教他吃什么药呢？’”
“‘教？’阿伯尼西说，‘哦，那当然是教他听从医生的忠告嘛！’”
“但是，”警察局长有点心绪不宁地说，“我可是真心实意请教别人，听从忠告，而且还愿意付钱。谁要是能为这事助我一臂之力，我就真地给他五万法郎。”
“果真如此的话，”迪潘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支票簿，“你就把刚才所说的数目，开张支票给我吧。只等你签好字，我就把那封信交给你。”
我猛吃一惊。警察局长看上去也惊得如同遭了电击一样，好一阵说不上话来，一动也不动，只见他大张着嘴巴，疑容满面地看着我的朋友，眼球瞪得像是要凸出来一般。少顷，他似乎多少醒了点神，便抓起一支笔，几次踌躇，茫然数顾之后，终于填了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了名，然后交给桌子对面的迪潘。迪潘仔细地验过支票，便将它藏到皮夹子里。这下他才打开书桌，从里面拿出封信，将它交给了警察局长。局长大人欣喜若狂地一把抓住信，颤巍巍地将它展开来，迅速地浏览了一下信的内容，然后匆匆奔到门边，莽莽撞撞地夺门而出，最终一言未发地冲出房间，跑出屋子。自从迪潘要他填支票以来，他就一声未吭。
他走后，我的朋友就对我解释起来。
“巴黎警察嘛，”他说，“搞侦破倒真是能力非凡。他们百折不回，精明狡诈，而且完全精通本行业务知识。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房间的详细经过一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做了一番圆满的调查工作——他确实已尽力了。”
“已经尽力了吗？”我问道。
“是的，”迪潘说，“他们所采用的法子不仅是最好的一种，而且也运用得尽善尽美。假如这封信是藏在他们所搜索的范围之内，那这些家伙无疑就找到它了。”
我听了不过笑笑而已——而他说起来却显得正儿八经。
他接着说：“方法固然好，干得也出色，错就错在这方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和这个人。警察局长的所谓精明过人的机智，不过是套削足适履的玩艺，他霸蛮把它生搬硬套到自己的计划中。眼前这件事，他不是做过了头便是欠火候，所以一错再错。连许多小学生都是比他高明的推理家呢。我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学生，他玩“单双”游戏真是到了家，一猜就中，令人佩服。这游戏很简单，是拿石弹玩。玩的人一只手里捏着几颗弹子，要别人猜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中了，猜的人赢一颗，错了则输一颗。我说的这孩子将全校的弹子都赢到了手。不用说，他自有一套玩法；这就是靠观察和揣测对手的机敏度如何。例如，对手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伸出紧握着弹子的手，问道：‘双还是单？’这小学生回答：‘单’，可是输了；但到第二回他却赢了。因为他私下里在心里说，‘这傻瓜第一回出双赢了，就他那点灵气来看，他一定会在第二回出单；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果真赢了。好，若碰上个比头一个高明点的傻瓜，他就会这样推理：‘这家伙见我第一次猜单，第二次他一开始定会心血来潮，决定来一个由双变作单的简单变化，像头一个傻瓜所做的那样。但转念一想，这么变未免太简单了，终于他还是决定像头一次一样出双。因此我就猜双；’——他猜是双，又赢了。这个学生，被同学们称为‘幸运儿’——总之，他的推理方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嘛，”我说道，“不过是推理者的思维和他敌手的一致罢了。”
“是的，”迪潘说，“我曾问过那孩子，他是怎么做到和他对手的思维全然一致，因而赢了他们的，他这样回答我：‘当我想发现对方有多聪明或多愚蠢，有多好或多坏，或当时有些什么想法时，我就尽可能准确地在脸上装出一副和他一致的表情。他的回答道出了一切貌似高深的学问的根源。罗什富科[4]、拉布吉夫[5]、马基雅弗利[6]、康帕内拉[7]的学问就是这么产生的。
“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我说道，“推理者的思维若要同他对手的保持一致，就得靠准确地揣测对手的心思。”
“实际上就是如此。”迪潘答道。“警察局长和他的同事们之所以屡试屡败，首先是不具备和对手全然一致的思维，再者，对敌手的心思估计错误或根本没有估计。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高明计策，在搜查那些藏匿起来的东西时，涉及的只是那套他们自己藏东西时会采用的办法。他们这套办法和大多数人的心计不谋而合，所以倒也行得通。不过，碰上个心性不同的老谋深算的滑头，当然就得栽跟头了。对手若胜他们一筹，跟头则栽定了；对手若比他们逊色，他们也经常败北。在侦查过程中，他们的原则总是一成不变。就算是遇到不同寻常的紧急情况——受特别丰厚的赏金的刺激，他们最多是将老操作方法变通一下罢了，而万变不离其宗。比方说，在德××的这个案子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侦破原则的事？又是钻又是戳，又是听测，还用显微镜照，把房子表面分成好些个方格，编上号码——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的扩大应用，或者是一套搜查法则罢了。这些个法则就是根据他们对人心巧拙的看法定出来的，警察局长长期例行公事，早已习惯了这一套。莫非你就没看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藏一封信的话，虽不一定在椅子腿上钻个眼，至少也会藏在什么隐僻的洞眼或角落里，这同一般人想把信藏在椅腿钻眼里的念头岂不是如出一辙？难道你不明白，只是在一般情形下，而且只有那些智力平平的人，才会将东西藏在这种稀奇古怪的角落里；因为，大凡藏东西的人起初可能会这么设想，藏东西就要藏在希奇古怪的角落里。如果这样，要发现它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精明狡黠，搜查者只须具备小心、耐心和决心就行了。若遇到重大案件——若有重赏，在警察看来也是要案——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有决心的。你这下理解我的意思了吧，如果那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局长的检查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藏信的办法恰巧同警察局长的那些原则相一致——那么要将它找出来就根本不在话下。但是，这位警官完全被搅迷糊了；追根溯源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把这个部长当成了傻瓜，因为他享有诗人的声望。所有的傻瓜都是诗人，这就是警察局长的观点，由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他错就错在不该因果颠倒[8]呢。”
“可是这人真是个诗人吗？”我问道，“我知道他有兄弟俩，两人素有博学多才之誉，那位部长曾写过专论微分学的文章，学术性很强，我相信他是个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弄错了，我是很熟悉他的，他两者都是。身为诗人和数学家，他肯定擅长推理，若仅仅是数学家，压根儿就不会推理，那他准落入警察局长的手掌心了。”
“你真叫我吃惊，”我说，“你这些观点，恰恰与世人的意见相左。你不至于公然蔑视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吧。数学的推理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最完善[9]的推理。”
“‘可以打赌说，公众的意见是愚蠢的，因为它迎合大多数人。’”迪潘引了尚福尔[10]的话回答道，“我承认，数学家一直在尽力传播你刚才说的那种流行的谬论，尽管它被当做真理传播开来，可仍旧是个谬论。例如，为一种没多少意义的缘由，他们巧妙地将‘分析’这一术语引入代数的应用中。而法国佬就是这种独特骗术的始作俑者；不过要是术语有什么重要性——如果字眼的适用能产生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分析’就表述了‘代数’的意义，就像拉丁文中的‘ambitus’包含有‘野心’的意思，religio暗指‘宗教’的意思，或‘homines honesti’意指‘正直的人’的意思一样。”
“我知道，你正在同巴黎几位代数学家争论，”我说，“不过你还是继续说下去吧。”
“我怀疑那种推理的适用性以及它的价值。它们只能用在抽象逻辑的形式上才有意义，而不能栽到任何一种特殊形式上，我特别驳斥了由数学研究演绎出来的推论。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论只有用于研究形式和数量时才是合乎逻辑的。最大的谬误是，竟把所谓纯粹代数学的真理，当成是绝对的或一般的真理。这样一个弥天大错竟普遍为世人所接受，真叫我吃惊不已。数学公理不是一般真理的公理。例如，比数对形式和数量而言是正确的，但对心理学而言，大体上常常是错误的。各部分相加等于一个整体，这在心理学里通常是不对的。在化学里，这条公理也不能成立。在考虑动机时，它也不适用；因为两个动机，各有各的意义，加起来未必等于它们各自的意义之和。数学上还有大量其他的真理，只有在比数的范围内才是真理。可是数学家们出于习惯，总是根据这些个有限真理来争论，仿佛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的适用性一样——而世人也的确以为它们是普遍真理。布赖恩特[11]在他那部学识渊博的《神话学》里指出了一种类似的错误，他说：‘我们尽管不相信异教徒的神话，但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还是把这些神话当成存在的事实来进行推断。’可是这些代数学家们自身就是些异教徒，他们相信‘异教徒的神话’，并且从中推断。与其说是因为记忆有误，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莫名其妙地昏愦糊涂。一句话，我所遇到的数学家只有在平方根方面信得过，或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都是暗地里将x2+px绝对地无条件地等于q奉为自己的信条。如果你不在意，你不妨试着对那些个先生说，你认为x2+px有时未见得等于q，让他明白你的意思后，你须赶快逃走，否则，他准会死命地揍你一顿。”
他最后这几句话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的意思是，”迪潘接着又说了起来，“如果这位部长只是个数学家，那警察局长压根儿就用不着给我这张支票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就针对他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知道，他既是朝廷大臣，也是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他肯定知道一般警察破案的方式。他也决不会预料不到自己会遭剪径。事实证明他是预料到了。我想，他肯定预见到了会对他的房子进行秘密搜查。他晚上经常不在家，警察局长竟庆幸自己得了成功之机，殊不知这只是个阴谋诡计，无非是想给警察提供彻底搜查之机，这样，可尽快迫使他们相信：那封信根本不在屋子里。事实上，葛××最终是这么认为的。我也觉得，刚才我不厌其烦地讲给你听的那一系列想法，也就是有关警察搜查藏匿物的那套不变公式的想法——我觉得肯定都会在部长脑海里一一过目。这必定使他藐视那些一般藏东西的角落。我想他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想不到他公馆里最复杂、最隐秘的角落，一旦碰到警察局长的眼睛、探针、钻子以及显微镜，就会像一只最普通的柜子一样醒目。总之我看出来，若不是经过老谋深算的选择，就是为事实所迫，他才采取了简单的办法。你大概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当时我提出这件疑案之所以这么棘手，很可能是谜底太显而易见了，他听了这话却大笑不止。”
“是的，”我说道，“我记得他那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当时我真以为他会笑死呢！”
“物质世界，”迪潘接着说，“同非物质世界有许多酷似之处，因此，修辞学的原理多少有些真实色彩，暗喻或明喻，既可用来修饰记叙描写，也可用来加强论证。例如，惯性[12]的原理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里面，似乎是同样的涵义。物理学认为，推动一件大的物体比推动一件较小的物体要困难，而随后产生的运动量也同这种困难的大小相等。在形而上学看来，才智较高的聪明人，虽然在行动中比才智较低者更为有力、更持久，产生的效果也更大，但在前进途中的最初几步，他们的行动总不那么爽快，比较窘迫局促、犹豫不决。这两者的道理都是同样正确的。还有，你注意过街上店铺门上的招牌没有，哪一家的最醒目？”
“那我可从没想过。”我回答。
“有一种拿地图猜谜的游戏，”他继续说道，“一方说出一个名字——城镇名、河名、州名或者国名——总之，就是在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图上说出任何一个名字，另一方要在图上找出来。新手通常是说些字体极小的名字来刁难对方，而老手呢，却偏挑那些字体大的、从地图的一头排到另一头的地名来让对方猜。这就同街上那些字体过大的招牌或广告一样，因为过于显眼，反倒被人忽视了。这种视觉上的疏忽，同精神上的不明察非常相似。大多过于突出、过分明显、不言而喻的东西，聪明人不会去注意。不过，这一点警察局长似乎难以理解或者说是不屑理解。他从未想过部长大概会将那封信直截了当地放在显眼的地方，这样任何人都难以发觉它。
“我一想到德××的胆气、锐气和他那份有辨别力的机智，一想到如果他打算好好利用这份文件，肯定会始终将文件放在手边这一事实，想到警察局长获得的确凿证据，即这文件压根儿没藏在这位官员一般能搜查到的范围内，——我越想越确信这一点：部长为了藏好这封信，玩了个精明狡黠的诡计，他根本没去费力把信藏起来。
“我满心都是这些个想法，就给自己准备了一副墨镜，一天清晨，我不期而至地来到了部长的宅邸拜访。德××在家里，只见他像往常那样，哈欠连连，懒洋洋、闲悠悠，装成一副无聊已极的派头。他也许是当今活得最精力旺盛的人——不过那只是在无人看见他的时候才是如此。
“为了像他那样掩饰自己，我抱怨眼睛有疾，唉声叹气地说只好戴副眼镜。靠了眼镜的掩护，我细心地将房间整个地观察了一遍，俨然一副和主人专心谈话的样子。
“我特别注意了靠近他座位的那张大写字台，上面乱糟糟地放了些五花八门的信和其他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我审慎地打量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没见到什么叫人特别犯疑的东西。
“我的眼睛在房间搜索了一周，终于被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纸板名片架吸引住了。这名片架饰有金银细丝，由一根脏兮兮的蓝色缎带系着，挂在壁炉架中央的一个小铜球上。架子上有三四格，插着五六张名片和唯一的一封信。这封信脏兮兮的、皱巴巴的。当中几乎扯成两半——仿佛当初曾想把它作为无用的东西扯了算了，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或是搁了下来。信封上有块黑色的封印，方式特别而非常醒目地印着个“德”字，“德××部长亲收”几个字是女性绢秀的手迹。这封信被漫不经心地放在架子的上面一层，甚至显得有些满不在乎被人看见似的。
“我一看见这封信，就断定它就是我所要找的那一封。它的外表根本不同于警察局长曾向我们详细介绍过的那些特征。这封信的封印又大又黑。印着“德”字的花押；那一封的封印又小又红，印着“史府”的公爵纹章。这封信署明部长收，字迹纤细柔弱；那封信的姓名住址显明是给某皇室显贵的，笔触遒劲洒脱。唯独只有信的大小相当。不过，那些根本不同之处也太过分了。那脏样子、那秽迹斑斑而又破烂不堪的样子，与德××平素真正有条不紊的习惯如此不协调，分明是要欺骗来人，好把它当成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这些事，再加上信就放在格外显眼的位置，每位来客都可看得清清楚楚，这就跟我先前得出的结论非常一致了。我是说，起了疑心的来客一看到这些情况，他就确证了自己的猜疑。
“我尽可能地延长时间呆下去，跟部长煞是热烈地讨论某个问题，我心里明白得很，这个问题肯定能激起部长的兴趣和劲头，而我自己的注意力却笃定地落在那封信上。在这一次的仔细观察中，我努力记住了信的外形和它在架子上的位置；终于得到了一个新发现，它消除了我心存的最后一点疑虑。我细细审视着信封的四周，发现它们似乎不该磨损得这么厉害。一张硬纸曾在硬纸夹里折过、压过，现在又按原来的折痕翻过来折了一次，才会显得这么破烂。发现这点就够了。我很清楚，这封信像翻手套似地里外翻了个个，重写了地址，重加了封印。向部长告辞后，我马上起身离去，将一个金鼻烟盒留在桌上。
“第二天早晨，借口拿那个鼻烟盒，我又去了德府，我们兴味盎然地谈起了先天话题。正谈得兴浓，忽然，从公馆窗户下面猛地传来一声爆炸，像是手枪开了火，接着，又连连传来可怕的尖叫声和一大群人的叫喊。德××一下冲到窗前，推开窗户朝外看去。我趁机走到名片架前，拿了那封信放进我的口袋里，再将一封外表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放了进去，这是我在寓所里精心制作的，德××的花押，我用面包做了个印章，就非常容易地摹仿出来了。
“街上那阵骚乱，原来是一个拿着滑膛枪胡来的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和孩子中间开了枪。但后来证实并没上子弹，人们就把那家伙当成疯子或醉鬼，给打发走了。那人一走，德××就从窗边走来。信弄到手后，我也立即跟着他走到了窗前。没过多久，我就和他告辞了。那个装疯的人实际上是我花钱买通的。”
“但你究竟为何要用一封假信换了那封信？”我问道，“你头一次去拜访他时，就公开地将信夺走，岂不是更好吗？”
“德××这个人嘛，”迪潘告诉我说，“他可是个狗急跳墙的人，也是个有胆力的人。他的公馆里，也不是没有忠心护卫他家业的侍从。如果我照你建议的那样贸然行事，我就别想在部长的跟前活着离开他。巴黎的好人也就再也听不到我的消息了。但除了上述几点理由，我还有个目的。我的政治倾向你是知道的。在这件事中，我成了那位贵夫人的同党。十八个月来，部长一直随意摆布她，现在轮到她摆布他了。因为他并不知道信不在他手中，他还会当信是在手中那样，照旧对她进行敲诈勒索。这样，他在政治上势所难免地会迅速走向毁灭。这一跟头跌得既重且惨。下地狱容易[13]，这话真说得妙极了。但是往上爬这件事，就像卡塔拉尼[14]谈及唱歌时所说的那样：上台远比下台容易。眼下，面对这个下台的人，我丝毫也不同情——至少丝毫也不怜悯，他是个令人发怵的怪物，一个无廉耻的天才。不过说实话，我很想知道，当他被那个警察局长称之为‘某贵人’的女人蔑视了一通后，只得去拆开我给他留在卡片架上的那封信，此时此刻他心里会转些什么念头呢？”
“怎么？你在信里说了什么特别的话吗？”
“那当然——留张白纸在里面似乎不大对头——那倒真是个侮辱。德××昔日在维也纳的时候，曾坑害过我。我非常和善地对他说过：我会记住这笔账的。我知道，他多少想要弄明白这个叫他上当受骗的人是谁。所以我想不给他一点暗示也太遗憾了。他很熟悉我的笔迹，我也就在那张白纸当中抄下了这么几句话：
——如此惨毒计谋，
阿特雷若罪有应得，迪埃斯特也罪有应得。
这句话引自克雷比永的《阿特雷》。”[15]
丁放鸣 译
[1]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2]塞内加（约前4—前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译者注 [3]约翰·阿伯尼西（1764—1831），英国外科医生。——译者注 [4]罗什富科（1631—1680），法国作家，著有《箴言集》。——译者注 [5]拉布吉夫，出处不明，另有版本刊作“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理论家。——译者注 [6]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有《君王论》。——译者注 [7]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著有《太阳城》。——译者注 [8]原文是拉丁文。——译者注 [9]原文是法文。——译者注 [10]尚福尔（1740—1794），法国作家、杂文家，以风趣著称。所写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民间流行的俗语。——译者注 [11]布赖恩特（1717—1804），英国神话家，神学家。——译者注 [12]原文是拉丁文。——译者注 [13]原文是拉丁文。——译者注 [14]安琪丽迦·卡塔拉尼（1779—1849），意大利著名女歌剧演员。——译者注 [15]克雷比永（1674—1762），法国戏剧家，善于描写恐怖。生前被人认为是伏尔泰的对手。《阿特雷与迪埃斯特》一剧典出希腊神话。国王死后，阿特雷继位，其弟迪埃斯特诱通兄妻，图谋王权。阴谋败露后，阿残酷报复，当迪前来和解时，阿烹了弟弟的三个儿子，献与弟弟尝之。为惩罚阿的罪行，众神要使他的全族遭殃。后迪埃斯特亦降祸于阿特雷一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