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
“请出示护照。”
加百列将护照国徽朝下、贴着台面滑了过去。那官员不耐烦地瞥了一眼磨损的封面，一页页翻动着小本，一直翻到签证页，又在上面夸张地用力盖了个印章，然后一语不发递了回去。加百列将护照丢进外套口袋，然后拖着一只拉杆箱，朝着灯光闪烁的出口大厅走去。
到了机场外，他找到出租车站，排队等车。天气很冷，风中夹杂着雪花。维也纳口音的德语一阵阵飘进他的耳朵。与他的同胞不同，他听到别人说德语不会感到不自在。德语是他的第一语言，至今仍是他做梦时说的语言。他说得完美极了，而且继承了他母亲的柏林口音。
他轮到了队伍的首位。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滑行过来。坐上后座之前，他没有忘了记下车牌号。他将行李放在座位上，又将一个地址给了出租车司机。距离这个地址几条街远的地方，有一家酒店，他在那里预订了一个房间。
出租车沿着高速公路急速猛冲，穿过丑陋的工厂区，经过一座座工厂、发电厂、煤气厂。不久后，加百列看到了泛光灯辉映下，耸立在内城区上空的斯蒂芬大教堂。同大部分欧洲城市不同，维也纳几乎没有受到都市化的侵蚀，高度保持着原有的风貌。的确，一个世纪以来她的外观和生活方式鲜有变化。当初她可是堂堂奥匈帝国的政治中心。今天，你依然可以在古老的德梅尔宫廷糕饼店享用蛋糕搭配的奶油，或是在兰特曼和中央咖啡馆这样的老字号里悠闲地翻阅杂志，享用咖啡。在内城区，最好撇开汽车，改乘电车或步行，徜徉在灯火闪烁的步行街，细细品味两侧的巴罗克和哥特式建筑，逛逛风格独特的专卖店。这里的男人依旧穿着罗登呢的正装，头戴佩着羽毛的蒂罗尔毡帽；女人们依旧把山地连衣裙视为时尚。勃拉姆斯曾说，他之所以住在维也纳，是因为他更喜欢村庄里的生活。加百列心想，这里至今还是一座村庄，一座蔑视变革，厌恶外人的村庄。对于加百列来说，维也纳永远是一座鬼魂的城市。
他们来到了环城大道。这是一条环绕中央城区的林荫大道。在街灯的柱子上，面目英俊的彼得·梅茨勒正在海报里冲着加百列微笑。此人是极右翼的奥地利国民党候选人。眼下正是大选季，整条街上张贴了数百张竞选海报。梅茨勒的竞选经费充足，花起钱来显然毫不吝惜。到处都是他的脸，他的目光无法躲避。同样无法躲避的还有他的竞选口号：“新的秩序，新的奥地利！”加百列心想：精妙的修辞到底不是奥地利人的强项。
加百列在国家歌剧院附近下了出租车，步行了一小段，来到一条名叫韦伯嘉瑟的狭窄街道。看起来没有人跟踪他，不过依他的经验，那些经验老到的跟踪者是可以做到神鬼不知的。他进了一家小旅店。前台看过了他的以色列护照，随即摆出吊唁的姿态，嘟囔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犹太区的爆炸，太可怕了……”加百列扮演着葛迪恩·阿戈夫的角色，用德语同前台经理聊了几分钟，然后走上楼梯，来到他二楼的房间里。屋里的地板是蜜色的，落地窗俯瞰着昏暗的庭院。加百列拉上窗帘，将行李包放在床上最显眼的位置。出门前，他在门侧柱上安放了一只报警器。如果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进了房间，它就会发出信号。
他回到了旅店大堂。前台经理朝他殷勤地微笑着，似乎他们阔别了五年而不是仅仅分开了五分钟。室外已经下起雪来。他在昏暗的内城区街道上走着，查看有没有“尾巴”在跟踪自己。他在一处橱窗前停下，借着玻璃的反射观察着身后，随后又缩进一间公用电话亭，假装打电话，借机环视四周。他在一家报亭买了一份《新闻报》，接着又向前走了一百米，将报纸丢进了垃圾桶。最后，他终于确信没有遭人跟踪，于是走进了斯蒂芬广场地铁站。
射灯照亮了维也纳的交通图，加百列却无需查看，因为一切都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穿过闸口，直奔月台，登上一节车厢，然后牢牢记下周围所有人的面孔。列车驶过五站后，来到维也纳火车西站，他在此转车乘上了北区的U6线。维也纳总医院有自己的地铁站。自动扶梯载着他缓缓上行，来到一处雪花覆盖的四方形院落，总医院的大门距此仅有几步之遥。
在维也纳的城西，医院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超过三百年的历史。1693年，利奥波德一世出于对穷困市民的关心，下令修建贫民收容所。一个世纪后，约瑟夫二世为它重新命名，称之为“病患者总医院”。老建筑依然存在，就在几条街以外的亚瑟路上，不过在它周围，大学附属医院的现代化建筑覆盖了几个街区的面积。加百列对这些都很熟悉。
一名来自大使馆的男子正躲在门廊下，他的头顶上方有一行铭文：救治病患，慰藉心灵。他身材矮小，面色紧张，是一名外交官，名叫兹维。他同加百列握了手，又检查了他的护照和名片，然后对他死去的两名同事表示了哀悼。
他们步入医院大堂。这里除了一个长着一把稀疏白胡子的老头儿，再没其他人。只见他坐在一张沙发的一端，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帽子搭在双膝上，好像一名旅客正在等待着迟到已久的列车。他正在喃喃自语。加百列经过的时候，老者抬头望去，与他的目光短暂地接触，接着，加百列便走进了一部电梯，老者随即消失在两道电梯门的后面。
电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八楼。迎接加百列的是一道和蔼温良的目光——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男子，一头金发，身穿两件套正装，耳朵上伸出一条耳机电线。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入口，站着第二位保安人员。第三位则是一名深色皮肤的矮小男子，身穿不合体的西装，站在伊莱的病房门口。他闪向一旁，让加百列和外交官进去。加百列停下来，问自己为何没有接受检查。
“你和兹维是一起的，我没必要检查你。”
加百列举起了双手：“检查我。”
那保安歪了歪脑袋，满足了他的要求。加百列很熟悉搜身的手法。那是例行公事而已。不过裆部检查显得过于无礼，但加百列还是接受了。做完之后，他说道：“务必要检查每一个进入病房的人。”大使馆派来的兹维全程见证了这一幕。显然，从此他再也不会相信，这位耶路撒冷男子是什么来自战争索赔处的葛迪恩·阿戈夫先生了。加百列并不在乎兹维怎么看。隔着眼前这道门，他的朋友正无助地躺在里面。为了朋友的安全着想，他不惜得罪几个人。
他跟着兹维进了病房。病床放置在一道玻璃隔间里。病人看起来不大像伊莱，不过加百列对此并不惊异。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见识过炸弹作用下人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伊莱的脸掩藏在呼吸机的面罩下面，双眼周围勒着测量仪器的导线，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双颊和下颚裸露的部分被爆炸后的碎玻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一名黑色短发的护士，眼睛的颜色格外蓝。她检查了静脉注射器，随后抬头看了看探视者的隔间，眼光同加百列凝视的目光短暂触碰后，又继续做她的工作。她的目光诚实无欺，没有半点伪诈。
兹维让加百列单独待了一会儿，然后走进玻璃隔间，向他通告了这位同事的最新病况。他的语言精确专业，犹如一个看了太多医学肥皂剧的老观众。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伊莱的脸，外交官所说的话，他只听见了一半——却足以知晓他的这位朋友离死神不远了，而且，即使他活下来，也绝不可能复原如初。
“眼下，”兹维说出了最后的总结，“他的生命是靠机器维持着。”
“他的眼睛为什么缠着绷带？”
“碎玻璃。大部分他们已经取出来了，不过还有十几片嵌在眼睛里。”
“他会不会失明？”
“在他恢复知觉之前，谁也说不准，”兹维说道，接着又悲观地补上一句，“如果他还能恢复知觉的话。”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他看了看加百列和玆维，朝两人迅速点了点头，然后打开玻璃门，走进了隔间。护士从病床边走开，医生站在了她原先的位置。她绕过病床，在玻璃隔断的后面站定。她与加百列的目光又一次相交了，接着，她手腕猛地一挥，合上了窗帘。加百列走进了门厅，兹维紧随其后。
“你还好吧？”
“我会好的。只是需要单独待一会儿。”
外交官转身回了病房。加百列双手攥在一起，放在身后，如同士兵稍息的姿势，同时迈开步子，沿着走廊缓缓地走着。他走过护士的值班台。俗气的维也纳街景画挂在窗边。气味也是一样的俗套——消毒液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中。
他来到一扇半掩的门前。门牌号是2602-C。他用指尖轻柔地一推，无声无息地推开了房门。房里没有人，一片昏暗。加百列冋头一瞥，周围没有护士。他悄步进屋，回手关上门。
他没有开灯，一直等到瞳孔在黑暗中自然放大。很快，室内的一切都看清楚了：床上无人，监控屏幕寂静无声，椅子上盖着塑料布。这是全维也纳最不舒服的椅子。他曾经整整十天坐在这把椅子上，几乎没有睡过觉。唯一的一次，莉亚恢复了知觉，她问丹尼怎么样了，加百列对她说了真话。眼泪涌出来，铺满了她伤残的脸颊。从此后她再也没和他说过话。
“你不该进这间屋的。”
加百列吃了一惊，迅速转回身。说话人正是刚才伊莱身边的那位护士。她对他说的是德语。他也用同样的语言答道：“对不起，我只是……”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静默了片刻，她继续道，“我记得你。”
她斜倚在门上，双臂交叠在胸前。她的头倾向一侧，要不是身上穿着松垂的制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加百列会认为她在勾引他。
“多年前你的太太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那时我是个年轻的护士，刚刚入行。当时我负责她的夜间护理。你不记得了？”
加百列定睛看了她一阵子。最后，他说：“我认为你是认错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维也纳。我也从来没结过婚。对不起。”他一边朝门口走着，一边匆匆补上一句，“我不该进来的。我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好好思考。”
他走过她身边。她伸出手搭在他胳膊上。
“对我说两句真话，”她说，“她还活着吗？”
“谁？”
“你太太，那还用问吗？”
“对不起，”他坚定地说，“不过你的确认错人了。”
她点点头——随你怎么说吧。她湿润的蓝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烁着。
“伊莱·拉冯，他是你的朋友吧？”
“是的，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住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她重复着，好像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似的，“我一直很想去耶路撒冷。我的朋友们觉得我发疯了。你知道的，自杀式炸弹，还有那些可怕的事儿……”她的声音哑下去了，“可我还是想去。”
“你应该去，”加百列说道，“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第二次触摸了他的手臂。“你的朋友伤势严重。”她的语气柔和，带着哀伤的调子，“他会经历一段非常严酷的时光。”
“他还能活吗？”
“这样的问题，我是不允许回答的，只有医生才可以预测病情。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建议，那就多陪陪他吧，和他说说话。说不定，他还能听见你说的呢。”
他继续逗留了一个小时，隔着玻璃盯着伊莱一动不动的身体。护士也回了病房。她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了伊莱的几项重要指标，随后向加百列示意，要他进来。“这是违反规定的，”她神秘兮兮地说道，“我会在门口替你望风。”
加百列没有同伊莱说话，只是握住了他浮肿而淤伤的手。眼看着又一个亲密的人又一次躺在维也纳的病床上，这样的心痛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五分钟后，护士回来了，伸手搭在加百列肩上，告诉他时间到了，他该走了。病房外，走廊上，她告诉他自己名叫玛格丽特。“明天晚上我值班，”她说，“明天再见，我希望会的。”
兹维已经走了，新一班保安人员接替了岗位。加百列乘电梯下楼，出了大堂，来到了屋外。夜晚的天气越发苦寒起来。他将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正打算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却发觉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只手。他扭过头，本以为会看到玛格丽特，但是面对的却是大堂里那位自言自语的老头子。
“我听见你对那个大使馆的男人说希伯来语。”他用癫狂的语速说着维也纳式德语，大睁着一双润湿的眼睛，“我名叫麦克斯·克莱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你得相信我。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