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勒夫打来的电话没有把沙姆龙从睡梦中彻底吵醒。也不能怪他，自从罗马方面发来加百列和女孩儿失踪的紧急消息以后，他就没合过眼。他躺在床上，把电话放在离耳朵几英寸远的地方，听着勒夫那装腔作势的语调。身旁的吉优拉在睡梦中轻轻动了一下。他听着电话，心想，年少无知的家伙。不久之前，勒夫还只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沙姆龙正大权在握。如今，这位老人没有办法，只好保持沉默，等待时机。
长篇说教过后，勒夫挂掉了电话。沙姆龙从床上起来，穿上睡袍，来到阳台上，望着下面的河水。黎明即将来临，东边的天空开始露出浅蓝色，山脊那边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沙姆龙把手伸进睡袍口袋里摸索着，希望吉优拉没有发现里面的香烟。当他那粗短的手指碰到褶皱的香烟包时，一种胜利感油然而生。
他点着了一支烟，用舌头细细品尝着浓烈的土耳其烟草味。他抬起头，往四周张望了一下。他向来喜欢透过窗子欣赏这片乐土。阳台朝东建并不是偶然的，是为了让沙姆龙这位永远的哨兵站在这里，为以色列死死地盯住敌人。
空气中有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味道。这片土地将再次变成一片汪洋。他还能看到多少次这样的大水呢？在自己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沙姆龙想的是以色列的孩子还能看到多少次这样的大水。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他的心头一直萦绕着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代犹太人。一个智者曾经说，犹太人是一个即将消失的种族，永远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直以来，在沙姆龙的生命里，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不再害怕，这是他的任务。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失败的时候，他心里遭受着百般折磨。
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不锈钢表。加百列和那个女孩儿已经失踪八个小时。这件事是沙姆龙挑起来的，可现在是勒夫当权，这种事情只会让他脸上过不去。加百列眼看就要揪出杀害本杰明·斯特恩的凶手了，可勒夫却无动于衷。沙姆龙心想，你还嫩着呢。官员一向谨小慎微，这也是沙姆龙本性中固有的一面。可现在，他内心中谨慎的一面正在和胆大鲁莽的一面发生着激烈冲突。
勒夫曾经朝他大吼：“阿里，我要的是这样的结果吗？欧洲人检举我们，说我们的举止就像纳粹一样。现在呢？你手下的一个杀手又被指控说有杀害教皇的嫌疑！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在彻底毁掉你的前程之前，帮我把他找回来。”
也许勒夫是对的，沙姆龙产生了这种连自己都感觉痛苦的想法。以色列的问题已经够多了。那些敌对分子正在把超市变成屠杀场。巴格达的盗贼还想着铸就自己的核武器之剑。也许现在不是和罗马天主教会针锋相对的时候，也不是蹚浑水的时候。这其中有太多的阴险狡诈，有太多的潜在陷阱，到处都藏着暗礁碎石，一不小心就会触礁，然后溺水身亡。
他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克拉科夫外一处脏兮兮的村庄，到处乱跑的人群，商店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房子失火，百姓被打得血肉模糊，妇女遭奸污。“杀害耶稣的凶手！肮脏的犹太人！杀掉犹太人！”这是一个小男孩眼中的村庄，是一个小男孩对波兰的记忆。男孩儿后来被送到巴勒斯坦上加利利的亲戚家，他的父母却留了下来。再后来，男孩儿加入了哈加纳[1]，投身于复兴以色列的战争中。当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正组建情报机构的时候，当初的小男孩儿已经变成了―个青年，他被邀请加入其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处荒凉的郊区，他发誓要把当初送他父母和其他六百万人到死亡之营的那个人的脖子拧断，他因此而成为一名神话般的人物。
沙姆龙突然发现自己眯缝着眼睛，双手正紧紧地抓着栏杆扶手。他慢慢地放松下来，把手指一个个松开。
艾略特的一句诗从他脑中闪过：“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
阿道夫，艾希曼……
可是，那个掌控生死的人，那个让火车准时开往死亡之营的凶手，他怎么能在六百万人消亡的时候，还安静地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荒凉的郊外？沙姆龙知道其中的答案，因为每份奥地利纳粹党人的资料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和其他几百名凶手一样，那个人是从“修道院之路”逃走的，所谓的修道院之路就是遍布于德国和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一系列修道院以及教会机构。在热那亚的时候，天主教方济会给他提供了避难所，而教会慈善机构则帮他伪造了一张难民证明。1950年6月14日，他从方济会的那处修道院避难所出来，堂而皇之地乘坐乔凡纳C号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姆龙想，他或许想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教会的领导人没有谴责这个杀害六百万人的凶手，而他手下的主教和神父还给历史上最血腥的凶手以慰藉并提供了避难所。沙姆龙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似乎叉听到勒夫从特拉维夫用安全通信线路打来电话时发出的吼叫声。沙姆龙心想，不。我不能帮助勒夫找到加百列。相反，要帮助加百列弄清楚，在湖边的那家修道院到底发生过什么，还有，是谁杀了本杰明·斯特恩。
他走回屋里，脚步轻快而稳健。吉优拉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姆龙整理起手提箱。每隔几秒钟，她的视线会离开电视屏幕，看看他，但并不说话。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等沙姆龙把手提箱整理好后，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你会小心的，对吗，阿里？”
“当然，亲爱的。”
“你不会再吸烟了吧，对吗？”
“再也不了！”
“尽早回来。”
沙姆龙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很快。”
沙姆龙发现扫罗王大街很压抑，这里让他感受到屈辱。他得在大厅的安全处签写出入登记，还得在衬衫口袋上贴个标签。他再也不能利用特权乘坐专梯上楼了，现在，这种特权只属于勒夫。他和一群办公室主任以及档案室的普通男女职工一起挤进了普通员工电梯。
他到了四楼。出于个人恩怨，勒夫想整治他一番，所以沙姆龙还要忍受一番羞辱。没有人给他拿咖啡，他只好自己到餐厅自动售卖机旁买了一杯淡咖啡。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屋子，和储藏室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钢制的折叠椅，还有一部散发着消毒剂味的破旧电话。
沙姆龙坐了下来，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张从伦敦发回的跟踪照片，是莫迪凯在皮特·马龙家外面照的。沙姆龙坐在那儿，看了几分钟，胳膊撑着桌子，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人从门边探头往里张望，睁大眼睛盯着他，好像在看一头长相古怪的野兽。他心想，是的，没错，老子又在总部大厅坐冷板发了。沙姆龙装作没看见。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男人的照片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部的分机电话。电话是由一个女孩儿接的，听声音像是刚刚高中毕业。
“我是沙姆龙。”
“谁？”
“沙——姆——龙，”他生气地说道，“我想要塞浦路斯绑票案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86年发生的。可能那时你还没出生。不过，尽量帮我找一下。”
他挂掉了电话，耐心地等着。五分钟后，一个名叫尤西的人来到沙姆龙简陋的办公室。他拿着一捆资料：“对不起，头儿。那个女孩儿是新来的。您想要看这个吗？”
沙姆龙伸出手去，像个乞丐一样。
这件事不值得沙姆龙骄傲。那是1986年的夏天，以色列司法部部长梅尔·本-大卫从特拉维夫出发，乘坐私人远洋快艇，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地中海巡游，其中有十二名陪同人员、五名船员。在假期第九天的时候，他们的远洋快艇在拉纳卡港口被一队自称是代表巴勒斯坦战斗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无法实施营救计划，而塞浦路斯方面想尽快把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解决掉。这让以色列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选择谈判，沙姆龙打通了一条和德国发言领导人交流的通道。三天后，问题解决了。人质被放了回来，恐怖分子顺利离开，一个月后，十几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人重犯从以色列监狱获得释放。
公众方面，以色列否认这是一笔交易行动，不过没有人相信。对于沙姆龙来讲，这确实是一次痛苦的回忆。如今，翻看着这些资料，他还是能想起当时的情况。他找到了一张照片，是当初他们抓拍到的那队劫匪的头儿，不过没多大用处，因为这是从很远的距离照的，画面模糊，照片上那个人又戴着太阳镜和帽子，把脸挡住了。
他把照片放到从伦敦发来的那张照片旁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将它们作了对比。是一个人吗？不好说。他拿起电话，再次打给了调查部。这次是尤西接的电话。
“有什么事，头儿？”
“把‘金钱豹’一案的资料给我拿来。”
如果从专业角度给他这个人合理地下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也有人说他是瑞士人。他曾经和沙姆龙用英语进行过一次对话，语言学家听过对话录音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金钱豹”这个绰号是西德人给他取的，他在西德杀了很多人，他们最想抓到他。他是个受雇佣的职业恐怖分子。任何组织可以出于任何原因雇用他，只要不违背他的核心信仰：反对西方，反对犹太支持者。据说，就是他在背后操纵了那次劫持案件，也是他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头目阿布·吉哈德，杀害了欧洲的三个以色列人。沙姆龙也想要他的命。不过这种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他翻了翻资料，可惜的是，只有薄薄的几页。有一份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一份法国的国际刑警派遣书，还有一份是针对伊斯坦布尔奇怪现象的谣言。另外还有三张照片，还是不能确定三张之中是否有他。一张是在塞浦路斯远洋快艇上拍的照片，一张是从布加勒斯特跟踪拍摄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戴高乐机场拍的。沙姆龙把从伦敦拍摄的那张和这三张放到一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尤西，他也正看着照片。
“那张和这张很像，头儿。”
沙姆龙把那张抽出来，放在了伦敦那张旁边。同样的轮廓，照的是正脸，下巴有些偏左，导致半边脸有些模糊。
“我不敢确定，尤西，不过我想这两张照片上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确实不好说，头儿，不过电脑也许能够分辨出来。”
沙姆龙说：“拿去用电脑检测一下。”然后，他把剩下的资料收拾起来，“这些我得先留下。”
“您得签张借条。”
沙姆龙透过眼镜看了看尤西。
尤西说道：“我会替您签一张的。”
“嗯，好孩子。”
沙姆龙最后一次拿起电话，拨通了差旅部门的号码。等忙完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之后，他把那些资料放在了手提箱里，朝楼下走去。他心想，我来了，加百列。可是，老天，你在哪儿啊？
[1]哈加纳（Hagana）：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建立于1920年，以色列建国后，哈加纳成为国家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