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橱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让陈列的商品看起来更怡人。他抬起头时，看见一个人正在过马路。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点跛，店主肯定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店老板之后作证，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让人感到闷热难受。在一层薄薄的灰云笼罩下，这条名字极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凉、破败，位于充斥着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一片住宅区的中心，玷污了莱顿、埃德蒙顿、达尔斯顿和托特纳姆之间这一带的风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开盘典礼上，青林园小区被誉为“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新型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够让人起疑的了。这里没有青草、没有树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到过果园。实际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产主义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并由那些其实喜欢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后，青林园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还要快。到一九九六年，那些连接着阴森住宅区的拥挤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处都是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这里才显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肮脏的交易。
那些相当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们试图保卫自己年轻岁月里的旧品德，整日守在防盗门后，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个街区的楼房都有七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是青草地。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汽车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横跨公共娱乐广场内的几条小路上。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的商铺也有过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偷盗行窃、恶意毁坏，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种族歧视而滋生的欺凌行为，把店主们搞得筋疲力尽，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半数以上的店铺门面上都覆盖着被涂满了涂鸦的胶合板或卷帘门，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护栏网。
街角上，维吉・帕特尔先生仍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十岁那年，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敏[26]的暴政统治，他跟随父母亲从乌干达移民到这里。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九十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块地方被伦敦警察厅称为东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里去很不明智。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十五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冒了出来，走到他面前。帕特尔先生僵住了，继续注视着。他们长得不一样，但都来势汹汹。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很壮，剃了个光头，长着张猪脸。即使相隔三十码距离，帕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垂上闪着光的耳环。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陌生人面前摆好了四平八稳的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穿着淡色斜纹裤和灰色的拉链开襟防风衣，长而油腻的头发贴在耳后。他溜到陌生人背后守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帕特尔先生看见拳头上有金属的反光。他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他看到大个子嘴唇张合，在对陌生人讲话。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带着的所有值钱物品。运气好的话，抢劫的人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说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伤。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会这么做。他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敌不过对手。根据他的灰白头发可以推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跛脚，他显然无法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帕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侧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双肩以增加打击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即使隔着玻璃墙，帕特尔先生也能听到，原先如哑剧般的沉默被一声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用双手捂住脸。帕特尔先生看见，那人的指缝间隐约淌着血。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这位老板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更仔细地回顾当时及之后发生的事。长头发从陌生人背后出手，一记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后又在中年人的腿凹这儿踹了一脚。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园住宅区，人们穿的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可以快速奔跑），要么就是皮靴（可以踢人）。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要害部位，但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那个一只手仍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还朝他的脑袋踢了上去。
据这位店主估计，他们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几下，也许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长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伸出来，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来，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区那迷宫般拥挤的小巷子里。在离开之前，大个子从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帕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到他放了部电话的柜台后面。他拨了999报警电话，因为女接线员坚称，报警者表明身份后她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完成这些手续后，帕特尔先生要求接线员派警察和救护车来。然后，他回到了橱窗前。
那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人们喜欢凑热闹的那种街道。帕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担心在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也担心自己的小店，担心歹徒会折返。所以，他只好原地等着。
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四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巡警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春季种族骚乱时，他们也都在当班。
当警车“吱”的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减弱时，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了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出发。帕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他们都没有朝他走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着喇叭从街角转过来时，警察们都把视线转了过去。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人们都保持着距离，没有走近。警方之后会找他们要目击者的证词，但那无疑是浪费时间。在青林园小区，人们只看热闹，从来不帮助警方。
车上下来两名专业而又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程序就是程序，必须照规矩办。
“看起来他被抢劫了，还被打了一顿，”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员说，“好像被揍得挺厉害的。”
急救人员点点头，开始工作。没有外伤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对遭受冲撞或重击外伤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被外行人的胡乱搬动进一步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死去。这两个人迅速给受害者安上一只半硬质的护颈以防止脖子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当第二十八张面孔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这个。”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没有，以前没见过。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图片说明中显示，该人叫马克・普赖斯，下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七十七张面孔闪现时，帕特尔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灰黄色的长脸，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利・科尼什。帕特尔指认这两张面孔时都毫不迟疑，对于其他面孔，他审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两秒钟。伯恩斯关掉机器。刑事档案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并抓住这两个人后，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店老板点点头。他很愿意。在他离去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档案室的电脑调出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事侦缉科的警卫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表格。
“查利，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查利・库尔特比伯恩斯年长，但仍然是一名侦缉警长，他已经在“多佛尔监狱”干了十五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两个吗？”他哼了一声，“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伤害什么的。两人以前都蹲过牢。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青林园里吗？”
“应该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然经过那里。”
“他们背后有没有帮派？”
“没有。他们都是单干的。只是会一起出没。”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猥亵罪，对一个姑娘。但后来让他给逃脱了。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走开了。刑事档案室的资料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艾伦・帕菲特警司，让他批准自己的请求。下午两点钟，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用的冲击锤，组成了一个十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安排在下午三点。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个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肯定会把它拆掉。在过渡时期，门窗封上了板条，水电和煤气也已经被切断。
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推之后没能推开，于是警官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一行人跑上楼梯。两个歹徒各自住在楼上肮脏、简陋的房间里。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手枪收进枪套。搜查开始了。
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物品。钱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们可不客气。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还算一处花哨俗气的抢占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那是团起来塞在旧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样处理了。如果取证科的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在现场，而且曾与跛脚男子有过肢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寻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回家，况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八月的一个中午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杰克・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搜寻这两个不见了的人。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咨询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大夫，然后分别致电了另三家医院的急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初级医师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的直觉，证据正慢慢拼凑到一起的良好感觉引起了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转向斯金纳警长。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尔罗斯医生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再让她签个字。带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说话的语气。
“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里。梅尔罗斯医生发现他的鼻子伤了两处。在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已经被重新矫正过并扎上了厚实的绷带。而梅尔罗斯会作出确凿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猜猜。刚好五点，昨天下午。”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三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应该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顾问团队的警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沟。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五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来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则扔在某个地方，但不会是青林园小区里。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很大一片地方，会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条巷子、太多废铁桶。钱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运的话——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可不是参加《智多星》[28]的料。
至于普赖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离开这个小区。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三个小时在圣安妮路医院治疗鼻子创伤的证据，对于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贝特曼大夫打来的。消息也有点让人失望，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则令人鼓舞。那是库尔特警长打来的，他对该地区比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打桌球。
伯恩斯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刚好步入前厅。他从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证词，还有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复印件，普赖斯是用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让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桌球。伯恩斯尽量长话短说，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为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窗。打桌球的其他人只是用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块石膏。
“马克・普赖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参与了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性人身伤害。我现在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普赖斯慌乱地看了被视为主脑的科尼什一眼。科尼什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解出去。过了一会儿，科尼什也跟着出来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警方的面包车，与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这支小小的车队回到了“多佛尔监狱”。
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无能；他是一位老练而又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知道普赖斯是两个人里比较笨的那个，于是先提审他。审讯室里，卢・斯莱德律师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伯恩斯开始了。
“听着，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从头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说明一下，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那么，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他承认了自己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受伤的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惊慌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根据公开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全部证据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庭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被告身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宣告结束。
“我要申请延长警方的拘押。”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四点如何？”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没必要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路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头后离去了。
在驾车返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斯莱德律师认为，事情并没有照着他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辩方所指望的愚蠢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绝对有罪。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这些材料。不管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且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佛尔监狱”最近的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尔罗斯医生工作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列队平台、灯光和单面透视镜用于辨认，证人不会被疑犯看见，不会发生疑犯用目光威胁证人保持沉默的事情。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镑的报酬，在队列中站立一会儿，然后就可以离开。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排人，并仔细说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卢克・斯金纳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因为伯恩斯对媒体颇为反感。反正，斯金纳能应付得更好。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在食堂里饱经冷嘲热讽，但在有些场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怎么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但重伤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陈述。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者头部肿大且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于公众，自星期二以来，在托特纳姆或者埃德蒙顿地区，有没有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就此失踪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跛脚的男人，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八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那人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六枝法兰西菊。从样子上来看，他没有多少钱，真是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五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脚不太利索。”
“是什么样子的钱包？”
“便宜货，塑料的，黑色。然后我就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吗？”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法兰西菊吗？”
他们返回多佛尔街警署食堂吃午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信用卡是会留下记录的：姓名，还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在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会去干什么呢？”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女朋友？送给母亲？”
两个人都把盘子推到一边，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发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头看去。
“嗯？”
“我有个想法。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我正需要别人能给个好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呢？”
她脸上一片绯红。年轻的新警察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谈话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应该是走向前方五百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而他身后五百码处，有一个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着以后再做。我们去墓地看一看。来吧。”
与往常一样，斯金纳开车。出身当地的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墓地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一排排墓碑逐个巡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姑娘先找到了。
当然，花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法兰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墓碑上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已经七十岁，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一九○六年八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跛脚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姓霍尔。”伯恩斯说。
回去时，他们在经过阿米蒂奇的花店时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证实那些法兰西菊应该是从她的店里购买的。回到多佛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口调查局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三个，但其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没人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档案室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四点差一刻，两位警察出发去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法院的书记官长已经努力在最后一刻把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不会返回到多佛尔街了。照伯恩斯的意思，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在押候审后，被关进一座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法官，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车抵达，但另有一辆标有“英国皇家监狱管理服务部”字样的面包车候在一旁，准备把他们送进大牢。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而检察院方面，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当公诉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院。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方准备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实际可能。如果检察院没有认可，则案子就要被撤回。已经有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却遭撤回，因此，他们把皇家检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名字CPS戏称为“罪犯保护院”（Criminal Protection Service）。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检察院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该机构只是被当作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民营的律师行挣大钱。
检察官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聪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这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法官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他们两个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现在已经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有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方选定、准备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是收监的过程，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审判。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一位由检察院选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法律顾问——竭尽所能给嫌疑人定罪。她要做的无非是装装样子。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法官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指控。被告律师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到时还会准备进行全面抗辩。”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羁留，法官。”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地方法官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法官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还押羁留一个星期，并依此类推，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是被狱警押着，朝着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去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星期一上午，应该就能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了。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支付辩护费，他不得不从伦敦的四个法学院中，找到一名可以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
他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人选，那些神通广大的书记官长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也有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正需要积累经验的新手，或者是一个想赚点钱的老行家。这都无所谓。在一个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社会里，一宗严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激起太多浪花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佛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关于这个跛脚男人的案件，他还有些问题要解决。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按照承诺，于星期六上午九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很担心。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仔细审视了检查结果。
肯定没有新的脑出血导致持续的昏迷。经他结扎的血管也没有损伤。没有淤血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迅速地充分扩张到了原来的体积。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出血形成压迫。
然而颅内的压力依然偏高，血压也是。他开始害怕神经外科医生的噩梦会成真。要是踢打造成了灾难性的弥漫性轴突损伤，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无法察觉。但如果脑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损伤，病人会变成植物人，直到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直接死掉。他决定过了周末做脑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正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盼望去牛津郡，与他们在希腊科孚岛认识的那帮人一起参加午餐会。他又看了眼躺着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
游击队在靠近旧石头堡垒的射击死角出现了，人数很多。以前与B中队一起参加这场悲惨而秘密的战争时，他见到过他们，但当时他们在远处的棕褐色山丘那儿，而且是单个或两个一组零星出现的。这次则是大规模的全线进攻，狂热的游击队员们正蜂拥而来。
他和他的同伴只有十个人；来自北方的土著兵、当地的宪兵和一些征集来的未经训练的士兵混合组成的队伍，加起来则约有五十个人。他自己的人员中，有两名军官、两名中士、一名准下士和五名士兵。而游击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两百，正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他趴在培训队营房的屋顶上，用SLR自动步枪准星瞄准了三个游击队员，他们在弄明白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以前，就被击倒了。这并不奇怪，因为迫击炮弹的爆裂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个小时之前，当反抗军冲向杰贝阿里的哨所时，要不是一声枪响，他们早就完蛋了。枪声的警告使他们获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赶在涌向铁丝网的袭击者的第一轮进攻之前，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寡不敌众的形势正在把他们逼入绝境。
他朝下看，只见一名土著兵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被当做主街的一条泥路上。拉巴拉巴下士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斐济族人，他的半边下颚已被子弹撕裂，仍在用一门老式的二十五磅型野战炮，在开阔地面上与近距离蜂拥而至的部落成员正面交火，麦克上尉则试图穿越四百码距离去救他。
两个包着头巾的人从堡垒后面探出头，他把他们一一击毙。又有三个人越过低矮的山脊，出现在他左边。他们试图撂倒正在开阔地面上左右躲闪着前进的麦克上尉。他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全向他们扫射过去，击毙了一个，吓退了另两个。
他翻过身去换弹匣，这时，从卡尔・古斯塔夫火箭筒发射出来的一枚火箭弹从他头上呼啸着掠过。如果火箭弹再低十英寸，他就会被炸成肉泥。在他躺着的屋梁下，能听见自己的军官正用无线电与基地联络，要求他们不要理会低云，赶紧派“攻击手”喷气机前来支援。换上新弹匣后，他发现开阔地面上另有两个游击队成员，他赶在他们偷袭麦克上尉之前，把他们全都击毙了。上尉趁此机会与卫生员托宾一起躲进掩体里，准备去搭救那两个斐济人。
当时尽管不知道，但他以后会获悉，勇敢无畏的拉巴拉巴刚刚中了第二颗子弹，这一次子弹穿过了前额，他没能活下来；他也不会知道，托宾刚为战士泰伊包扎好便遭受了致命伤，而泰伊中了三颗子弹，却竟然幸存了下来。他凑巧看见了正在操纵那枚差点炸死他的火箭筒的恐怖分子，那个游击队员在铁丝网撕裂处附近的两座沙丘之间。他把一颗镍铜合金衬套的7.62毫米北约标准弹准确地射入对方的喉咙。火箭炮沉默了，但游击队使用的迫击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沉闷爆炸声仍在继续着。
最后，“攻击手”喷气机飞过海面、穿破云层，来到一百英尺的低空，终于出现在眼前。倾泻的炸弹和扫射的机枪最终摧毁了部落人的斗志。进攻变得犹豫不决，随后分崩离析。他们带上伤员和大多数尸体，开始撤退。他以后才会知道，原来他和他的同伴击退了对方三四百人，并把其中大约一百人送上了天堂。
当枪炮声静寂下来时，他卧在屋顶上轻松地大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梅姨现在会怎么看待他。
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病房里，跛脚男子的思绪依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杰克・伯恩斯的乐趣不多，其中一样是星期天上午睡懒觉。那天，他没能睡成懒觉。电话在七点十五分响了起来。是“多佛尔监狱”的值班警长打来的。
“一个大清早去遛狗的男人刚刚来到这里。”警长说。
伯恩斯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恨死这个警长了。
“他拿着一只钱包，”警长继续报告，“说是他的狗在荒地上发现的，离住宅区大约半英里。”
伯恩斯很快清醒过来。“是便宜货，黑色的塑料钱包？”
“你看见过？”
“把他留住。别让他走。我二十分钟之内赶到。”
遛狗的是一个退休人员，罗伯特・惠特克先生，他穿戴整洁，直挺挺地坐在一间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惠特克先生做了一份笔录，签上字后就离去了。伯恩斯打电话给警方搜查顾问团队，请脾气粗暴的组长对那块半英亩的荒地进行彻底搜查。他要求在日落时见到搜查报告。已经有四天没下雨了，但天空阴沉灰暗；他不希望钱包里的物品被雨水打湿。
最后，他仔细检查了钱包。能够看到狗咬出来的几道浅痕和一溜唾沫的痕迹。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用镊子夹起皮夹，放进一个塑料证据袋里，然后打电话给指纹技术专家。是的，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再说明，但这件事很紧急。
这一天，搜查队从那块荒地和曼德拉路边的枯草堆里捡来的垃圾，装满了八个垃圾袋。他们对这些物品进行检验，一直忙到夜里。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来自那个钱包。如惠特克先生的口供，以及伯恩斯所确认的那样，钱包空空如也。
他蜷缩着身体躺在一片黑暗中，心里充满恐惧。房间尽头一盏摇曳闪烁的夜灯，把怪模怪样的运动着的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从这座孤儿院宿舍的另一边，传来了其他男孩睡梦中的呓语和偶尔因为做噩梦而发出的呜咽。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他只知道，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很孤独，也很害怕。
他大概就要睡着了，但房门被打开时，他又醒了。从外面的廊道里投进来一片椭圆形的光。然后她朝他弯下腰来，用柔软的手掖紧了他周围的床单和毯子，还把他那被汗濡湿的头发从脸上拂开。
“小伙子，还没睡着吗？要像乖孩子那样睡觉，上帝和天使会照顾你的，明天早上梅姨还会来的。”
他感到很舒服，于是慢慢进入到了无尽夜晚的漫长而温暖的黑暗之中。
是皇家伦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那位值班护士发现情况的。她已经打电话到“多佛尔监狱”去过，还好伯恩斯之前在重症监护室留了自己的住宅电话号码，以防出现紧急状况。
“是伯恩斯侦缉督察吗？我是皇家伦敦医院的。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关照的伤员，就是那个重症监护的身份不明的男人，已于今天上午六点十分去世。”
杰克・伯恩斯搁下电话，又有一天要忙了。他手上的这个案子现在成了谋杀案，至少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要进行一次尸体解剖，而且他必须参加。关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那两个畜生，必须被押回海伯利法院重新接受指控。
那就意味着必须通知地方法官的书记员，还有辩护律师卢・斯莱德。手续，更多的手续，但这些必须得办，而且不能出差错。聪明的律师钻技术性细节的空子使普赖斯和科尼什获得无罪释放也不是不可能。伯恩斯要让他们遭受长久的牢狱之苦。
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停尸间，还有一个病理科。中午时分，在内政部病理学家劳伦斯・汉密尔顿先生的带领下，尸体解剖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私下里，伯恩斯认为法医病理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从事着的工作，使他感到恶心。有些人兴高采烈，边把尸体切割成碎块，边轻松愉快地说着笑话。另一些人显得更有学究气，对他们的发现充满孩子般的热情，好比昆虫学家发现了一只新奇的蝴蝶。还有些人阴沉严肃，说话单调冷漠。汉密尔顿先生属于第一类。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他的工作也再精彩不过了。
在刑警生涯中，杰克・伯恩斯参加过几次尸体解剖，但是乙醚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常常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圆盘锯插入头盖骨时，他转过身去看墙上的图表。
“天哪，他被人殴打过。”汉密尔顿说。他们审视着仰卧在解剖台上的遍布淤痕的苍白尸体。
“是上星期二，被踢死的，”伯恩斯说，“在医院里躺了六天才死。”
“不过，‘踢死’不会是我要作出的结论。”汉密尔顿和蔼地说。他开始解剖，把他的发现一一口授给一位女助手，后者将连着录音机的话筒递到在解剖台周围移动的汉密尔顿的面前。
尸检花了整整一小时。尸体身上有许多伤。汉密尔顿先生检查了旧伤，右股骨和臀部在多年前粉碎性骨折，接上了钢条，是这些伤导致了那个人在余生岁月里成了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似乎被卡车撞过，”汉密尔顿说，“很严重的伤。”他指向那些疤痕，骨头曾穿透那部分肌肉，外科医生曾切开那里以治疗创伤。
还有其他许多伤是上星期二才有的：左手粉碎性骨折，摔在人行道上，门牙脱落，三根肋骨开裂，颧骨破裂。伯恩斯检查了一下右手，卡尔・贝特曼大夫是对的。右手没受伤，很奇怪。
“死亡原因呢？”他最后问道。
“嗯，伯恩斯先生，这一切都会写在我的正式报告里的。”当然，他还将作为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可我告诉你，致死原因是颅脑大面积轴突损伤。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不可能发现这个。这在扫描拍片时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单一伤都不足以致命，但由于多处受伤，合起来后就产生了叠加效应。我会把尸身缝合起来转交给亲属的。他有亲属吗？”
“我不知道。”伯恩斯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整个下午，伯恩斯在办理第二天工作所需的所有手续：给地方法官的书记员的，还有彭顿维尔监狱的。卢・斯莱德适时表达了遗憾。他的法律协助已获同意，整个上午，他一直在试图找个能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与伯恩斯一样，他也遭受了八月综合征；他致电过的半数的人都外出度假了。但他认为，内殿律师学院的某位年轻人会接手这个案件。至少，谋杀案会使他产生更大的兴趣。凡事有利也有弊……
“我还得为他们辩护。”他说。
“不用太卖力，斯莱德先生。”伯恩斯说完后搁下了电话。
那天下午有坏消息传来，但之后又被好消息所取代。在侦缉警司帕菲特要求加快进度的催促下，取证小组汇报了查验结果，普赖斯和科尼什衣物上没有任何血迹或纤维样本可以证明他们与死者有过身体接触。T恤衫上的血迹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衣服的主人普赖斯。
伯恩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他们有过身体接触的搏斗，那么就会有衣物的纤维从一个人身上沾到另一个人身上。普赖斯和科尼什那么笨，不可能知道二十年以来的司法取证技术先进了多少。现代的侦查技术是年轻时在佩恩顿当片警的伯恩斯根本预料不到的。
但跛脚男子是被一拳和踢在腿凹的一脚给撂倒的。在地上时，与他身体有接触的部位只有脚尖而已，而且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从普赖斯和科尼什脚上脱下来的皮靴经过又一天的步行和磨损，因此没能检测出可以作为有力证据的痕迹。
但指纹技术专家打来的那通电话则令人振奋。那只钱包上有狗的唾液和三组指纹。一组是死者的，毫无疑问他是钱包的主人。一组与惠特克先生相符，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顺从地留下了他的指纹。第三组是由哈利・科尼什留下的。伯恩斯兴奋得跳了起来，手里抓着电话听筒。
“你有把握吗？不会搞错吧？”
“杰克，要使结果完全相符，我需要十六个相同点。现在我已经获得二十一个相同点。这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指纹技术室的这位专家在庭审时也将是一名重要证人。伯恩斯谢过他之后搁下电话。
“逮到你了，混账。”他对着一棵盆栽植物说。
还有一个问题仍在困扰他。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到埃德蒙顿？只是为了把廉价鲜花放到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坟墓前吗？他有家庭吗？家人也像他自己的妻子珍妮那样去海边度假了吗？他有工作、有同事吗？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失踪了？他是如何只用一拳就打破普赖斯的鼻头而指关节却丝毫没有留下淤青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就为了保护里面只有区区几张纸币的那只破钱包吗？
卢克・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主意。
“抵达现场的第一个警察。他弯腰去看那个人时，在脸部开始肿大之前看清了他的面孔。还有第一位急救员，就是在人行道和救护车上照料他的急救员。如果我们把他们请来，再请上警方的一名肖像专家……”
伯恩斯在伦敦急救中心追踪到了那位急救员。那人在获悉伤者已经去世后，同意提供帮助。第二天他上早班，但下午两点钟以后就有空了，他很乐意到时过来。
那个警察就在多佛尔街警署，通过值班记录和案情记载也查到了。伦敦苏格兰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为警察画素描的艺术家，同意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赶过来。
在与艾伦・帕菲特详细讨论完之后，伯恩斯结束了这一天。侦缉警司核查了伯恩斯呈交给他的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同意了。
“这案子我们会有一个结果，长官。我们有帕特尔先生的证词，帕特尔对他们身份的辨认，鼻梁上的伤，三小时后由梅尔罗斯医生对鼻子的治疗，以及钱包。我们能把他们打入大牢终身监禁。”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帕菲特说，“我会支持你的。明天我要到皇家检察院去见一位上面的人，我认为我能说服他，让这个案子畅通无阻。”
证词，证词，更多的证词。卷宗已有两英寸厚。尸检科和指纹技术室的详细报告还要等送过来了再加上去。但这两位警官都同意了案子的起诉，而且帕菲特认为，他肯定能就这个案件说服皇家检察院。
第二天，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带到了海伯利科尔内法院一号庭的被告席上，案件由斯坦法官审理。森德兰小姐代表检察院出席，她的双亲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隔板后面看她处理她的第一宗刑事案件。斯莱德先生则显得有些阴郁。
斯坦法官工作效率很高，他审理得简短扼要。书记员宣读了对案件的新起诉：谋杀。斯莱德先生站起来再次说明，他的当事人否认该项指控并保留他们的辩护权。斯坦法官朝森德兰小姐扬起了眉毛。森德兰要求再羁留一个星期。
“斯莱德先生有什么意见？”斯坦法官问道。
“没有保释请求，先生。”
“那就同意了，森德兰小姐。听证会安排在下星期二上午十一点钟。把他们带下去。”
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向监狱的囚车。森德兰小姐现在有了完整的卷宗，对此她感到由衷高兴。早在办公室里时，她就已经得知这个案子肯定会进行预审，而且她会参加。最好这个卷宗能够在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由检察院转交给斯莱德先生。然后，辩护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讨厌的辩护。”即使在案子的初始阶段，斯莱德也是这么认为，“我需要一位聪明的律师，使被告得到无罪释放。”
肖像画的绘制进行得很顺利。急救员与警官对于一星期前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大致模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于是画家开始工作。这是一项需要集体配合的工作。画家画了擦，擦了画。一张面孔呈现了出来。眼睛的特征、短短的灰白头发、下颚的线条。这两位只看见过那人闭着眼睛。画家让双眼睁了开来，于是一个人在望着他们，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现在已是遍体鳞伤，成了躺在一格冰柜里的一堆尸肉。
卢克・斯金纳警长接过画。他在苏格兰场的宣传处里有一位熟人，他要求《标准晚报》第二天把它刊登出来。那天夜晚，他们两个去会见了首席刑事记者。他们都知道八月是特殊的月份，新闻很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刑事记者采纳了。他拟好了标题：“被殴打致死。你知道他是谁吗？”除了肖像草图，还会配上一份详细描述，重点说明其曾经遭到过粉碎性骨折的右腿和右臀，以及走路时明显跛脚。斯金纳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标准晚报》是伦敦唯一的晚报，发行范围遍及伦敦和大部分东南地区。斯金纳运气很好。那天晚上新闻不多，所以《标准晚报》把瞪着眼睛的那个人的草图画像刊登在了头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图像上面的标题这么询问，然后是一条说明，让读者转到其他版面去阅读详情。
该报道大致描述了那人的年龄、身高、身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袭击当时所穿的衣物，推定那人先前曾去过当地的一个墓地，把花束放在梅维斯・霍尔的坟墓前，然后在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约二十年前粉碎性骨折的那条大腿，以及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特征。
伯恩斯和斯金纳一整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人打电话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希望渐渐破灭。
验尸官法院正式开庭并很快地休庭。验尸官拒绝市政府在一个无名墓穴里进行埋葬的请求，担心死者的亲属可能会来认领。
“这种现象既奇怪又悲惨。”在走回警署的路上，斯金纳对伯恩斯说，“你可以居住在伦敦这样一个讨厌的大城市里，周围有几百万人口，但如果你不与别人交往，就没人会知道你的存在，跛子肯定是那样的。”
“总会有人知道，”伯恩斯说，“某位同事、某位邻居。也许外出了。八月，讨厌的八月份。”
尊敬的英国皇家法律顾问詹姆斯・范西塔特站在办公室的凸窗边，凝视着窗外花园远处的泰晤士河。他今年五十二岁，是伦敦律师协会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在年仅四十三岁时，他就已经身披绸袍，成为皇家法律顾问了，更不寻常的是，他在伦敦律师协会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八个年头。但运气和他自己的才能一直在关照他。十年前，他还是一位年长的皇家法律顾问的助手。老顾问在处理一个案子时病倒了，而法官不想中途放弃该案或留待以后重新开始，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即在他的领导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皇家法律顾问团冒了一次险，结果大获全胜——被告被宣判无罪。律师协会认为，是范西塔特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卓越的口才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而之后表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则已经无关紧要了。
第二年，范西塔特要求加入皇家法律顾问团的申请，基本上没遭到当时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大法官办公室的反对。他的父亲埃森顿伯爵是上议院的保守党组织委员，他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律师协会和圣詹姆斯俱乐部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约翰尼・埃森顿的二儿子是个合适的人才。这种意见很巧妙，但对他的成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
范西塔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到书桌旁按了一下内部通信器，找他的书记官长。麦克・克里迪以钟表般的精准度管理着事务所三十位律师的事务，而且他已经这样干了二十年。年轻的范西塔特刚来协会不久就被克里迪发掘，后者还说服协会主席邀请这个年轻人加盟。他的判断没有错，十五年之后，原先的助理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还成了司法界的明星。一位迷人而有才华的画肖像画的妻子，一座在伯克郡的庄园，和两个在哈罗公学念书的儿子，构成了范西塔特家庭的完美画面。门打开了，麦克・克里迪进入了这间装饰优雅、墙壁上排满了书籍的房间。
“麦克，你知道我是很少接手法律援助案子的，对不对？”
“就我所知，很少，先生。”
“有过多少？大概一年一次吧？为的是做做表率、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吧？”
“平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再多就没意思了，范先生。”
范西塔特笑了起来。克里迪主管着协会的财务，他认为协会平时财源滚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律师们接报酬极低的法律援助案子。怪念头归怪念头，总得放纵一下。不过不能经常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克里迪问道。
“我听说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有一个案子。两个年轻人被控抢劫和杀害一个路人。他们声称自己没干过。或许是真话。他们的名字叫普赖斯和科尼什。你去查一下他们的律师是谁，并请他等我的电话好吗？”
一个小时后，卢・斯莱德坐在办公桌旁凝视着电话机，似乎突然间它变成了镶有钻石的黄金。
“范西塔特吗？”他轻轻地说，“是詹姆斯・范西塔特找我吗？”
他随后镇静下来，并对着话筒重新开始交谈。线路的另一头是麦克・克里迪。
“是的，没错。嗯，我很荣幸，说实话，也很惊讶。好的，我等着。”
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转接之后，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来接听了。
“斯莱德先生，你能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说话声轻松、自信、优雅、彬彬有礼。可能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斯莱德想。
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该说的都说了。斯莱德很高兴地把女王诉讼普赖斯和科尼什的案子介绍给范西塔特先生。是的，他已经有了起诉案卷，是上午刚刚送到的，他愿意到位于圣殿的律师会馆，与他当事人的新律师进行第一次有关策略事宜的探讨。会面定在下午两点钟。
范西塔特确实是斯莱德所期望的那种人：大都市派头、举止优雅、彬彬有礼，用骨瓷茶具盛着茶招待客人，在发现对方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一抹淡黄色之后，他递过去一只装有巴尔干寿百年香烟的银制烟盒。斯莱德欣喜地点上一支。范西塔特盯着卷宗，但没打开。
“告诉我，斯莱德先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就给我说个大概吧。”
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让斯莱德感到荣幸。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从吃晚饭时被召唤到“多佛尔街监狱”时说起，粗略地讲述了过去八天内的这起事件。
“那么，看来帕特尔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证人。”在斯莱德讲完后，范西塔特说，“其余是侦缉技术或细节性的东西。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吧？”
“是的，都在这里。”
斯莱德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一小时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在出租车里看了一个小时，但证据已经足够了。
“可我认为这案子相当清楚。而且除了他们自己互相证明之外，当事人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们的证词里说了，要么是躺在抢占来的房间内的床上，要么就是一起在街上闲荡。”
范西塔特站起身来。这使得斯莱德放下才喝了一半的茶，掐灭烟头，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能亲自过来真是太好了。”在把斯莱德引向门口时，范西塔特说，“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打算一起工作，尽早会面是最好的。我也很感激你的忠告。”
他说他计划在晚上看完整个文件，并在第二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斯莱德。斯莱德解释说，整个上午他都会在法院里，于是打电话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
范西塔特的电话在三点准时响起。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啊，斯莱德先生，你说呢？情况是很清楚，但也许并不那么无懈可击。”
“是够清楚了，如果帕特尔先生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范西塔特先生。”
“这正是我的结论。告诉我，关于钱包上的指纹，或是抢劫发生三小时后治疗破鼻子的情况，我们的当事人是否做过什么解释？”
“没有。他们只是重复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他们没那么聪明。”
“哦，这倒也是。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有正当解释。我感觉我们的第一次协商很顺利。我想到监狱去看看他们。”
斯莱德跳了起来。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里。”他说，“星期二是继续还押羁留的听证会。我们可以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会面室里，在他们被带走之前见一面。”
“呃……好吧。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干预一下。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我不愿牺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么样？”
斯莱德又一次跳了起来。干预？他没想到一位飞黄腾达的皇家法律顾问竟然会提出一次正式的还押更新申请。他们商量好，在彭顿维尔监狱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斯莱德会与监狱当局去作安排。
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九点差一刻时，范西塔特先生就来到了监狱。在探监接待室的狱警面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坚持说明他的探监时间是九点，不是十点，而且他是一个大忙人。斯莱德律师毫无疑问会晚一步过来。经请示上级之后，狱警请一位同事把这位律师引到了一间会面室。九点零五分，两个囚犯被带了进来。他们怒视着这位律师，但范西塔特并没有慌张。
“对不起，斯莱德先生要稍微晚点才能来。”他说，“但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来的。另外，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你们的辩护律师。坐下来吧。”
陪同的狱警离开了房间。那两个人在范西塔特对面的桌子前坐下。他自己坐下后取出了起诉文件。然后他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对面，两个人都贪婪地点上了烟。科尼什把剩余的香烟都装进了口袋。范西塔特朝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
在他们两人透过烟雾观察他的时候，他翻动着案卷。
“科尼什先生……”他抬头去看长着直头发的哈利・科尼什，“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那只钱包。显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了，躺在一块废弃地上，陷在青草丛中，就在曼德拉路边的篱笆后面。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纹。”
“我可不知道。”科尼什说。
“不，嗯，人们在忙碌的时候，记忆力是会衰退的。但肯定有一种清白的解释。现在，我推测，你打算告诉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咖啡馆搞一顿午饭吃，这时候你看见水沟里躺着一只钱包？”
科尼什也许是头脑简单，但还不至于愚不可及。不管怎么说，他的眼睛发亮。
“对，”他表示同意，“是那么回事。”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那么，我当然会相信这种说法喽。而且毫无疑问，你的陈述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你看到水沟里的钱包会好奇，所以你弯腰捡了起来，于是在钱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对，”科尼什说，“我就是那么做的。”
“但不幸的是，钱包是空的，对不对？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想也没想，就像扔一张扑克牌一样把钱包扔过篱笆，然后钱包掉进了篱笆后面的荒地上，落在了草丛中，后来一条狗发现了它。大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科尼什说，他有点兴奋。聪明的老家伙。范西塔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快速写就了一份证词。
“喏，我已经做了这个解释的笔录。请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上面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那么，这就是一份相当好的辩词。然后你就可以签名了。”
科尼什阅读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他还是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鼻子，普赖斯先生。”
石膏已经被取下，但鼻子还是又肿又疼。
“诊疗记录上显示，在那个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袭击的当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你到圣安妮路上的医院去包扎鼻子了。控方会就此大做文章。”
“嗯，可是鼻子受伤了呀。”普赖斯说。
“你们两人会外出喝啤酒吗？”
他们点点头。
“那个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们一脸迷茫。然后科尼什点了点头。
“去了法罗街的国王啤酒馆。”
“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撞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住脸直到回到家，那时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头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是这么回事。没错吧，马克？”
“但从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五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显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你去诊治的。所以，大概在五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那当然是午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餐馆里从一点钟坐到了两点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阳报》，于是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诸如此类？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有许多这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青林园附近，对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薯片，一直到两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平时吃午饭的地方，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变动。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鼻子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证词。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证词都装进了胀鼓鼓的卷宗里。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非常抱歉，我搞错了时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九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法庭上再见，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线。”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乘他的宾利汽车回家去。斯莱德在路上阅读了那两份新的证词。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词。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帕特尔……”
“哦，对，维吉・帕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自有他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询问方面，范西塔特先生有着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看起来更明亮了。而且那位大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举措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斯莱德露出了微笑。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乔纳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锻炼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书记官长叫道。
两个暴徒戴着手铐，被带入被告席，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什么吧……
“不申请保释，先生。”大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现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好的。”
“辩方希望知道，阁下，控方是否还有事项要进一步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镇静，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法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现在，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身后，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阁下，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变得更糟。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问题，星期五整整一天没事情，书记官问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帕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四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官答应了这项变动。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五点钟接到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庭审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由乔纳森・斯坦法官主持。
检察院方面有十一个证人，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他与一位同事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那儿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者。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到电话后四分钟内赶到。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五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受害者送去了医院。之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达后接管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这位年轻人露出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完成任务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后方的位置。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他的陈述过程也是由森德兰小姐引导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督察，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是否已经聚集起了一些人来？”
“是的，先生。”
“是否有其他警察与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十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为找到可能目击了袭击事件的目击证人，派他们和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
“是的，先生。”
“你是否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要求你的十位同事查访了有可能看到该现场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
“是的，先生。”
“在深入到该小区，沿着歹徒逃走的巷子追踪时，你的同事们是否继续查访以期找到目击证人？”
“是的，先生。”
“总的说来，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黄昏降临时，我让他们收工了，大概在八点钟左右。”
“这么说来，你的十名警员在小区里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户查访了将近六个小时？”
“是的，先生。”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否找到了袭击案的目击证人，或者只是看到与我的当事人相符的两个人在小区内跑过的证人？”
“没有，先生。”
“那么，经过了一百多次查访后，你们是不是没有找到丝毫证据可以把我的当事人与该时间、该地点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谢谢你，警官。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一个是杰克・伯恩斯。在他的冗长证词中，他从食堂里接到的第一通电话讲起，一直到最后对普赖斯和科尼什提起谋杀指控。然后范西塔特站了起来。
“你已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没有一丁点儿遗漏的地方？”
“我是这么认为的。”
“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有几位警官？”
“大约十二位，先生。”
“但是，他们没有在犯罪现场及其附近发现普赖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没有，先生。”
“受损那么严重的一只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没有滴落到那里的人行道上？”
“没有找到，先生。”
伯恩斯不会被一位律师所诱导。
“你是明白的，伯恩斯先生。我的当事人会说，他的血迹没在那里被发现，那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搞破鼻子的，因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没去过那里。嗯，伯恩斯先生……”
范西塔特在问题的核心处一带而过。他知道，陪审团不在场，用不着去施加影响。他是在向地方法官乔纳森・斯坦陈述。地方法官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拿着笔做笔记。森德兰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记录。
“在该地方搜寻时，你们的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是否寻找了其他的也许是歹徒留下的物品？”
“是的，先生。”
“那么他们装满了几只垃圾袋？”
“二十只，先生。”
“里面的内容是否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
“是的，先生。”
“在二十袋物品中，是否有任何证据可把我的当事人与当时当地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们却积极地寻找普赖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为的是逮捕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时，我已经确定了二人的身份。”
“是从刑事档案照片中得到的吗？”
“是的，先生。”
“是由当地的一位小店老板维吉・帕特尔先生指认的吗？”
“是的，先生。”
“告诉我，警官，帕特尔先生查验了多少张照片？”
杰克・伯恩斯查阅了一下手头上的笔记。
“七十七张。”
“为什么是七十七张呢？”
“因为他指认第二十八张照片是马克・普赖斯，第七十七张照片为哈利・科尼什。”
“七十七张照片是伦敦东北地区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轻小伙的总数吗？”
“不是，先生。”
“数字其实比这个大吗？”
“是的，先生。”
“那天上午在你手头上有多少张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约四百张。”
“四百张。但你却在第七十七张时停止了。”
“目击者指认时非常肯定。”
“但帕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查看剩余的三百二十三张？”
法庭内一阵长时间的静寂。
“没有，先生。”
“伯恩斯侦缉督察，只看颈部以上的话，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是一个壮实的、理着光头的二十五六岁白人小伙子。你能告诉法庭，在你的四百张照片中没有其他人与其相像吗？”
“这我不知道。”
“我认为有许多。当今时代，脑壳剃得光光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然而，帕特尔先生却从来没有机会把普赖斯先生的照片，与你的四百张照片里余下部分的相似面孔去作比较？”
沉寂。
“你必须回答，伯恩斯先生。”地方法官温和地说。
“没有，先生，他没有。”
“在后面的照片里，也许会有另一张面孔与普赖斯先生十分相像。但帕特尔先生没有机会去比较，没有机会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凝视两张面孔，然后作出选择？”
“也许会有。”
“谢谢你，伯恩斯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对控方造成了损害。理光头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的说法给斯坦法官留下了印象。他也在电视里看到过，看球赛的许多足球流氓都剃着光头。
卡尔・贝特曼大夫纯粹是技术性的陈述。他简单描述了那个昏迷的人到达医院的情形，以及他对那人所尽的最大努力，直至伤员被转到神经外科。但当他讲完时，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贝特曼大夫。你是否检查了伤员的右拳？”
贝特曼皱起了眉头，他感到迷惑。
“是的，我检查了。”
“在收进来的时候还是之后？”
“之后。”
“是在某个人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吗？”
“是的。”
“那么，是谁的要求？”
“伯恩斯侦缉督察。”
“那么伯恩斯先生是否要求你寻找指关节的损伤？”
“是的，他要求了。”
“那么有没有损伤？”
“没有。”
“你在抢救室工作多久了？”
“十年。”
“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医生。你肯定看到过许多使用拳头的暴力袭击的结果，即对人的脸部以及对拳头本身造成的结果？”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过。”
“当一个人的拳头以那么大的力度实施打击，以致把另一个强壮的人的鼻梁打断时，你难道没有想到会有指关节上的损伤吗？”
“我也许想过。”
“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吗？”
“我想是吧。”
“指关节皮肤的挫伤？手背上腕部与指关节之间细长脆弱的掌骨头的青肿？”
“更像是掌骨青肿。”
“与拳击运动员的损伤相似？”
“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惨死的那个人，他的右拳上没有那种损伤？”
“没有。”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
卡尔・贝特曼不可能知道的是，跛子在打破普赖斯面孔时，没有使用握紧的拳头，而是一次更危险的打击。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缘，从腰部向上发力，自下而上砸在了对方的鼻子上。假如普赖斯没有牛一般的力气，不经常打架斗殴的话，他会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觉。
脑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作证完毕后离开了证人席。他没有遇到范西塔特的询问，但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大夫就不同了。
“告诉我，梅尔罗斯医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五点至五点半，当你检查普赖斯先生的鼻子时，鼻孔里有没有血？”
“有，出血了。”
“已结块还是仍是液态？”
“两者都有。鼻孔底部附近有血块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而且你发现鼻梁有两处骨折，软骨被推向了一侧？”
“是的。”
“所以你矫正鼻骨、矫正鼻梁并把鼻子固定住，为的是让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这么做了。”
“假如伤员在去医院之前，曾经不顾疼痛，愚蠢地试图自行矫正鼻子，那是否会引起新的出血？”
“会的。”
“那样的话，在看到那个鼻子时，你能说它是几个小时之前遭受的损伤？”
“数个小时之前，当然了。”
“嗯，是三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更长时间？”
“这很难说。说不准确。”
“那我给你一种可能性。星期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出门去，在酒吧里喝得烂醉，在回家路上想在水沟里小便。结果他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的后板上，因此摔破了鼻子。那样的话，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见的损伤？头天晚上的？”
“有可能。”
“嗯，梅尔罗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吗？”
“是的。”
“谢谢你，大夫。没有其他问题了。”
范西塔特现在是在对乔纳森・斯坦法官说话，照本宣科，但清楚响亮。他说的是：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所讲述的确切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们双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的。
在法庭后方，杰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梅尔罗斯为什么不坚持那损伤不可能在治疗的四个小时之前造成？这没人知道。认真诚实的医生真是讨厌。
保罗・芬奇先生是取证室的头头。他不是警官，因为多年来伦敦警察厅都根据合同让平民科学家承担司法取证工作。
“你从被告合住的那套公寓里收集了大量衣物？”范西塔特问道。
“是的，我收集了。”
“还有受害人遭袭击时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
“是的。”
“而且你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检查，为的是想在一处衣物里发现来自于另一处衣物的任何纤维？”
“是的。”
“那么有没有这种痕迹？”
“没有。”
“你还收到了一件沾有干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还有来自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的一份血样？”
“是的。”
“它们是否相符？”
“是的。”
“T恤衫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血液？”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天堂路地段人行道或者青林园小区的血样？”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法罗路上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下面或者附近的血样？”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朝那把长凳看了一眼，但没能得到任何提示。伯恩斯侦缉督察把脑袋埋在双手里。森德兰小姐看起来也爱莫能助。
“法罗路？没有。”
“很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汉密尔顿法医用他那欢快而又自信的语气叙述了尸体解剖的报告。死亡原因，他说，是由于脑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导致脑干严重受损。
“在解剖时，”詹姆斯・范西塔特问道，“你是否检查了尸身上的每一处？”
“当然了。”
“包括右手？”
汉密尔顿先生查看了一下笔记。
“关于右手我没有提到。”
“是因为右手没有损伤吗？”
“原因必然如此。”
“谢谢你，汉密尔顿先生。”
与专业人员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长的惠特克先生有点紧张。他的服饰是精心挑选的，运动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队的徽标。他有这个权利：在部队服役时，他曾经是一名炮手。
当初在老人俱乐部里，听说他要为一桩谋杀案的预审出庭作证时，大家曾十分激动，而且对立下大功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倍加宠爱。
他向以森德兰小姐为首的控方人员描述，他是如何在黎明刚过时带米奇进行每日一次的散步的，后来由于担心要下雨，他又是如何穿过一个缺口进入到有墙隔开的那块废弃地，抄近路回家的。他还解释了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边的。那是一只钱包，所以，在回忆起星期五报纸上登载过的请求时，他带着钱包去了多佛尔街警署。
当他讲述完后，另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那个身穿高档西服的人。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坏人。在惠特克的年轻时代，那些坏人是会被绞死的，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所以这个人是敌人。但他非常友善地示以微笑。
“夏日早晨的最好时光？凉爽、安静，附近没有人吧？”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
“我也是。我以前也常常带着我的杰克罗素梗去散步。”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家伙。虽然米奇是一条杂种猎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当公交车司机时，也曾有过一条杰克罗素梗。那个金发男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坏。
“那么，你在穿越那块荒地时，米奇在自由地奔跑？”
“是的。”
“那么，它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回到你身边，嘴里叼着一件东西？”
“是的。”
“你是否确切地看见了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那个物品的？”
“没有确切看见，没有。”
“是否有可能，譬如说，在距篱笆十码处？”
“嗯，当时我在那块地的二十码纵深处。米奇从我身后过来。”
“那么，它有可能是在距铁皮篱笆十码处发现了钱包？”
“是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你，惠特克先生。”
这位老年人被搞糊涂了。一名引座员向他招手，让他离开证人席。怎么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后方并找了个座位坐下。
指纹技术也是伦敦警察厅承包给平民专家的一项工作。其中一位专家是克利夫・亚当斯。
他描述了交给他的那只钱包；他发现的三组指纹；他如何消除了发现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组，和属于已经死去的钱包主人的那组指纹，以及第三套指纹与哈利・科尼什的指纹是如何精确匹配的。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有任何污渍吗？”
“有一些。”
“污渍是怎样造成的，亚当斯先生？”
“嗯，一枚指纹覆盖到另一枚指纹上会造成一处污渍，那就不能作为证据。与另一处表面相摩擦也会造成污渍。”
“如同衣袋的内面吗？”
“是的。”
“哪些指纹最清晰？”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这些指纹是在钱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两枚指纹在里面，内表面。”
“那么，当惠特克先生拿着钱包的时候，他的指纹留在了钱包的塑料面上，而且没有被塞进过绷紧的口袋里，因此没有被弄脏过？”
“应该是这样。”
“那么，科尼什先生的指纹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留下的，而且也保留得相当清晰，因为此后钱包没有与衣袋的内袋发生过摩擦？”
“应该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在逃离抢劫现场后打开钱包，抽去里面的所有内容，然后塞进他的牛仔裤后袋里，这样会在钱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清晰的指纹？”
“是的，会留下。”
“但是那种斜纹布织物、绷紧的牛仔裤口袋和奔跑的运动，会在——譬如说——半英里距离内，使得指纹变模糊吗？”
“也许会有那种作用。”
“那么，这个人在奔跑了半英里后，为了扔掉钱包，用食指和拇指从屁股口袋里把它抽出来，他只会留下被你所发现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是的。”
“但是，如果冒出来一个发现钱包的人，并在钱包的塑料表面留下他自己的指纹，他不会污损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我认为他也许会污损。”
“你看，你的报告中说，指纹有些污渍，被新鲜的指纹所覆盖，那有可能来自于另一只手。”
“它们只不过是污渍。污渍下面的指纹也可能是钱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在法庭的后方，杰克・伯恩斯一阵慌乱。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她曾经在花店的地上捡起过这只钱包。
“亚当斯先生，这只钱包是半个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从死者的衣袋里被掏走的。星期三相同时刻或此后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他一定是在那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把指纹留在了钱包上？”
“是的。”
“但钱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发现。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四天半到五天半。然而指纹却相当清晰。”
“没有发现水渍，先生。在晴朗干燥的条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你能否确切说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纹是在星期二下午还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钱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星期三上午，两个年轻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这时候他们看见一只钱包躺在水沟边。在常人都会有的好奇心的驱动下，其中一人停下脚步，把它捡了起来。他打开钱包看看有什么。但里面一无所有，既没有钱，也没有纸片。那是一只廉价的钱包，一文不值。他举起钱包，高高地扔过了分隔曼德拉路与某片荒地的铁皮隔离栏；它落在了大约十码之外的青草丛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条狗发现。可能吗？”
“我认为应该有可能。”
“是或不是，亚当斯先生？当时的指纹是否与你所发现的指纹相符？”
“是的。”
又是一条给乔纳森・斯坦法官的信息。哈利・科尼什打算坚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他那套关于把自己的指纹留在钱包上的解释是完整的。乔纳森・斯坦法官若有所思地低头做着笔记。
剩下来的证人是维吉・帕特尔先生。他的两份指认和证词毫不含糊。森德兰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导他的证词。在后方，伯恩斯放松了。他将会获得胜利。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帕特尔先生，你是一位诚实的人。”
“是的。”
“一个人，假如他认为——仅仅是认为——他也许犯了一个错，那么他是不是会骄傲自大到否认犯错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会。”
“你在证词中说，你相当清楚地看见了普赖斯先生，因为他正面朝着你。”
“是的。他在我的右边，透过商店的玻璃，大半个面孔朝着我。”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也就是说，受害人是背朝着你。所以你后来无法帮助辨认他的脸部。”
“是的。”
“你还说，第二个抢劫者——对此你认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后。他肯定也是背对着你的？”
“嗯，是的。”
“那你怎么能看见他的面孔？”
帕特尔先生看上去有点担心。
“当时我没有看见。直到后来他们围着倒在地上的人，绕圈子开始踢他。”
“帕特尔先生，假如你用脚踢地上的某个人，你的眼睛会看什么地方？”
“嗯，当然是那个人了。”
“也就是说，朝下看？”
“是的。”
“请法庭宽容，先生。科尼什先生，你可以站起来吗？”
哈利・科尼什在被告席上站了起来，把他铐住的狱警们也跟着站起身来。斯坦法官看上去显得惊讶，但范西塔特没有停顿。
“科尼什先生，请你看着自己的脚。”
科尼什照着做了。他那一头直发垂落下来形成了一道屏风，从法庭内的各个角度都无法看清他的脸部。庭内一片寂静。
“请坐，科尼什先生。”范西塔特说。然后，他相当温和地对小商店老板开始说话。
“帕特尔先生，我假设，你在三十码距离外见到了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第二天，当你看到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的照片时，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是那么回事吧？”
“我想是吧。”维吉・帕特尔咕哝着说。伯恩斯试图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没有成功。他不敢与别人对视。他已经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绝望地想。有人已经向他发过警告了，半夜里，一个静静的声音提醒他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哦，天哪，这种事情又来了。
“现在，关于普赖斯先生。你去海布里看过阿森纳队的比赛吗，帕特尔先生？”
“没有，先生。”
“嗯，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你从马路对面看过去，看到的是一个剃着光头、身材粗壮的白种年轻男子，不是吗？”
“是的。”
“而如果你去海布里看阿森纳队的比赛，你会看见上百个那样的人。在伦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机的白色面包车里，如果你透过这些汽车的挡风玻璃看，又会有上百个那样的人。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穿戴的吗，帕特尔先生？蓝色牛仔裤，通常很脏，还有宽皮带和沾满尘土的T恤衫。这差不多是一种制服了。那样的人你以前见到过吗？”
“见到过。”
“伦敦市内满街都有吧？”
“是的。”
“在电视里，看到外国警察在对付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镜头时，我们全都感到羞辱，是吗？”
“是的。”
“帕特尔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拳打袭击者。那会使他的右手手指关节擦伤，很可能会造成他的手部骨头青肿。我猜你见到他举起了右手，很可能是为了挡开他认为是朝着他来的一次袭击。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但如果你会犯下这种差错，难道你不会也犯了在三十码距离处看不准人脸的差错吗？”
伯恩斯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不管是谁对这位吓坏了的小店老板吩咐了什么，都做得相当成功。帕特尔并没有从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当作一个敌对证人。他只是把“绝对”改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许”。“也许”是不够的；陪审团不能靠“也许”去认定有罪。
当可怜的帕特尔先生离开证人席后，森德兰小姐对斯坦法官说：“这是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先生。我们将按谋杀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请囚禁。”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范西塔特扬起了眉毛。这两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庭内静得连一枚针掉落也能听见。
“地方法官先生，我们都知道法律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据此，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话……”范西塔特拖长最后一个单词的语调，为的是强调这是极不可能的，“……一个公道的陪审团，在正确的引导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这里并非如此，先生。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证据。帕特尔先生、受伤的鼻子和钱包。帕特尔先生显然是一位完全诚实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把两个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认作是他那天下午见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赖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只被扔掉的空钱包上的指纹了。先生，虽然今天在这里的你并不会特别介意在另一个日子另一个法庭里会如何判定，或者确实不会介意辩方在本案中的明显的观点，但根据你的经验，肯定相当清楚，关于鼻子和钱包的指控将会遭到广泛且强烈的驳斥。
“对于受伤的鼻子和钱包有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知道，陪审团不能万无一失地作出判定。我必须请求撤销起诉。”
是的，乔纳森・斯坦想，而且陪审团会看到你的当事人打扮得潇洒整洁、西装革履；陪审团永远看不到这两个杀人犯的记录。你们将会被宣判无罪，并浪费大量的公众时间和金钱。
“虽然无奈，但我只能同意范西塔特先生。本案撤销。释放被告。”他说。由于对自己刚才不得不说的话感到十分厌恶，他随即离席而去。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但有点晚了，大多数人已经冲向大门。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们试图从被告席与范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阔步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向廊道。
从三楼到一楼要花些时间：几部电梯通常都很忙碌。杰克・伯恩斯刚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来，他阴郁而愤怒地瞪着双眼。
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获得自由，他们昂首阔步从一部电梯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狂呼乱叫，一起走向大门。伯恩斯转过身来。他们在相隔二十英尺距离时面对面。
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挑衅地朝这位刑警上下乱比划。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伴走出大门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们占据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柔顺的金发、那双慵懒的蓝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了对范西塔特及其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就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托你的福，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到下一次再行凶。”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伦敦的阔佬们赢的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援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范西塔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水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二十年后，他依然在她生日时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前。十八天前的这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那么你是在哪里遇见这位彼得的？”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会服务管理局。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给我们椅子。我有关节炎，他有条瘸腿。”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社会服务管理局里，等待其他领取的人群渐渐退去。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聊天吗？”
“是的，聊了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是吗？”
“你去那里是领取养老金吧？他去那里干什么？”
“残疾抚恤金。他可以领取百分之三十的残疾抚恤金。”
“是那条腿。他有没有说起过腿是怎样弄残的？”
“当然说过。他当过兵。在空降兵部队。有一次夜间空降，遇上大风，把他摔向一堆岩石。降落伞拖着他在乱石堆里翻滚了半英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右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他失业了吗？”
诺比・克拉克不屑一顾。
“彼得？从来没有。不属于他的钱，他一分也不会拿。他是个守夜人。”
当然。孤身居住，孤身工作。没人会上报他的失踪。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业了。讨厌的八月份。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报纸。他的死讯刊登在了《标准晚报》上。”
“那是九天之前登载出来的。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八月份。八月份我总是要去怀特岛的女儿家住上两个星期。昨晚才回来。真高兴回到城里，海上的大风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点上一支香烟。
“那你是怎么会看到九天前的一张报纸的？”
“土豆。”
“土豆？”
“马铃薯。”诺比・克拉克耐心地说。
“我知道土豆就是马铃薯，诺比。但土豆与死者有什么关系？”
作为回答，诺比・克拉克把手伸进夹克衫侧面的口袋，取出一张撕破了的旧报纸。那是九天前的《标准晚报》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买土豆。回到家，打开土豆的包装，他就在厨房桌子上盯着我。”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用旧报纸包装土豆。从这张沾有泥土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跛脚男子脸朝上凝视着。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详细报道，包括“多佛尔街监狱”伯恩斯侦缉督察的联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不是吗？”
“让你搭车回家好吗，诺比？”
这位退休职员高兴了。
“有四十年没坐警车了，告诉你，”他慷慨大方地补充说，“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警察。”
伯恩斯打电话给卢克・斯金纳警长，让他带上从死者口袋里取出来的那把拴有红丝线的钥匙，并把汽车开到前面来。
在了解了当地社会服务管理局的详细地址后，他们把诺比・克拉克送到了他的家门口，然后驱车去管理局。那里快要关门了，但办事员很通情达理。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证件，要求找主任说话。
“我在找一个人。名叫彼得。姓氏不详。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头发、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下周围。墙边有几个座位。“那里，与诺比・克拉克一起。有印象吗？”
管理局不是闲聊的地方，至少隔着柜台和铁栅的办公室职员与外面领取年金的人是不太会闲谈聊天的。最后，一位女职员回想起是有那么一个人。彼得・本森？
余下的工作交给了电脑。管理局主任在键盘上输入彼得・本森的姓名，查到他的档案。由于骗取社保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多年来申请人一直被要求附上照片。现在，电脑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张小小的证件照，但这已经足够了。
“地址？”伯恩斯问道。斯金纳把它记了下来。
“他差不多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来这里了，”办事人员说，“很可能去度假了。”
“不，他死了。”伯恩斯说，“你们可以关闭他的档案了。他再也不会来了。”
“你能肯定吗？”主任问道，显然是在担心谣传，“我们必须得到正式通知。”
“不可能的。”伯恩斯说，“忘了他吧。”
翻阅伦敦黄页并询问了几位邻居之后，两位刑警找到了那个地址。它在另一个住宅小区里，是位于四楼的一室一厅小公寓。电梯已经坏了，他们踏上楼梯，进入公寓。
这是一套破旧的公寓，但很整洁。室内已经积了三个星期的灰尘，窗台上有几只死苍蝇，但没有腐烂发霉的食物。洗涤过的盘子和杯子搁在水槽旁边的滴水架上。
床头边的一只抽屉里有一些零星的部队纪念品，其中还有包括军功勋章在内的五枚奖章，那是授予战斗英雄的。书架上的图书都是翻旧了的平装本，墙上的装饰画也是些印刷品。伯恩斯最后在客厅墙面上的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里有四个年轻人，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着。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里的一条壕沟，一边还有一座古旧的石头堡垒。照片下面印着“米尔巴特，一九七二年”。
“米尔巴特是什么？”斯金纳问，他已经走过来站在了伯恩斯身后。
“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在佐法尔省，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阿曼。”
年轻人都穿着沙漠伪装服。其中一人戴着一条格子的阿拉伯布头巾，用两条黑带子扎着。另三个人戴着沙色贝雷帽，帽子上有帽徽。伯恩斯知道，如果手头有放大镜，他就能够分辨出帽徽里带翼匕首图案上面的三个字母，和下面三个简短的单词。
“你是怎么知道的？”斯金纳问。
“女王曾来过一次德文郡。当时我在皇家警卫团值勤。特别空勤团部队派了两个人来协助我们。警卫值勤会有长时间的等待。我们都谈起了往事。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米尔巴特的事件。”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次战役。那里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秘密战争。南也门的恐怖分子跨过国境进入阿曼，想推翻阿曼苏丹。英国派去了陆军训练团。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组成的武装力量，向米尔巴特的那个村庄和要塞发起进攻。守卫在那里的是英国特空团的十名官兵和来自当地的一群应征士兵。”
“谁赢了？”
伯恩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照片。
“他们赢了。当然。损失了两名战士，在打死、打伤一百多个恐怖分子之后，突出重围转移了。”
照片中三个人站着，第四个人单膝着地蹲在他们前面。这是二十四年前，在一个被遗忘了的沙漠村庄的合影。前面的人是士兵；他后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们的年轻军官。
斯金纳走上前，用手轻敲蹲着的士兵。
“是他，彼得・本森。可怜的家伙。经历了那么多场枪林弹雨，却在埃德蒙顿被踢死了。”
伯恩斯已经辨明了这个士兵的身份。他正凝视着军官。柔软的金发上面戴着一顶贝雷帽，一双傲慢的蓝眼睛因阳光的照耀而眯缝了起来。而这名年轻的军官，正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学院，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成为一位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斯金纳已经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伯恩斯耳边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明白，”这位侦缉警长说，“歹徒踢死了他的战友，他还千方百计把他们放走。”
伯恩斯似乎能够感觉到回响在他耳边的那种公学毕业生的细语声。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
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看这四位年轻勇士的面孔，杰克・伯恩斯这时候才明白，说话故意慢吞吞的大律师并不是在谈论“旧贝利”（刑事法院）的正义，而是《旧约》里的正义。
“杰克，”在他身边依然感到迷惑的年轻警长说，“现在普赖斯和科尼什重新获得了自由，要是中士和下士遇到他们，会发生什么呢？”
“别问，小伙子。你可不会想知道。”
在赫里福德基地附近，特别空勤团在其专用的一块土地上举行了一次葬礼。一位老兵的遗体入了土。在场的军号手吹响了《最后岗位》；墓穴上空还鸣响了礼炮。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次葬礼，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师。
那天晚上，人们在伦敦东部旺斯特德沼泽地附近的湖边发现了两具尸体。它们被认出是马克・普赖斯先生和哈利・科尼什先生。负责验尸的法医病理学家认为，那两个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凶器极不寻常，好像是钢琴丝。该案件的调查随即展开，但永远都没有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