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3月10日
加百列于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特拉维夫，两名人事部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穿着相同的棉衬衫，带着相同的笑容——紧绷，毫无幽默感——这类人往往有权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加百列回归管制这件事已经延误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尝，还要给出足够详尽的评价。在逃离了这么久之后，他像战俘投降一样将自己交到了他们手里，跟着他们上了楼。
他要签署声明，立下誓言，还被人理直气壮地问及自己的银行账号。他拍了照片，领了徽章——它如一个沉重的枷锁般挂在他的脖子上。1972年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纹。接着是体检。医生查验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对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感到十分惊讶。见情报处心理医生的过程则更奇怪，那位医生在加百列的病历上写了几个字之后就急匆匆地逃离了诊室。车辆调配组临时给他配备了一辆斯柯达轿车；内务组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让他在找到房子之前临时安顿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扫罗王大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纳齐斯大街找了一间废弃的公寓。那个地方离贝扎雷艺术学院的旧校区不远。
日落的时候，他被叫到了行政办公室去完成最后一项仪式。勒夫办公室门上的灯变绿了，他的秘书——一位黄棕色头发、古铜色长腿的美女——按了某个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键。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加百列走了进去，然后停在了门口。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一个男人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卧室，却发现那个房间已经变成了他父亲的秘密窝点。这里曾属于沙姆龙，但昔日伤痕累累的书桌、金属档案柜还有德国短波收音机都不见了——他曾经用那部收音机监听过敌人野心勃勃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灰三色的现代家具，以前的油地毡也换成了漂亮的地毯。墙壁上还挂着奢华的东方挂毯。房间做了吊顶，低垂的吊灯照射着一套现代黑皮沙发，让加百列想起头等舱的候机厅。离沙发最近的墙上挂了一台等离子电视机，声音被关掉了，高清的屏幕播放着世界新闻。遥控器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大小和祈祷书差不多，看上去应该是个高科技玩意。
沙姆龙喜欢把办公桌放在门前，就像道障碍物一样；勒夫则喜欢窗边。浅灰色的百叶窗放下了一半，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特拉维夫的地平线，还有正沉入地中海的巨大橘色夕阳。勒夫的办公桌是一张烟灰色的大玻璃桌，上面除了一台电脑和一堆电话机之外空空如也。他站在电脑屏幕前，双手像螳螂爪一般托着傲慢的下巴，光秃秃的头顶闪着亮光。加百列发现，勒夫的眼镜是没有反光的。他戴的是特殊眼镜，这样他的敌人——也就是情报处里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都无法通过镜片的反光看出他阅读的文件。
“加百列！”勒夫表现得甚为惊讶，接着从桌子后面走过来，谨慎地和加百列握了握手，又用干枯的手指使劲按着加百列的脊背，就像用一把枪顶住了他。勒夫把加百列带到了房间另一头的会客区，正要坐下时，却被对面的屏幕墙吸引住了，加百列不知道是哪一幅画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勒夫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缓慢地转过头来，像追捕猎物的野兽一样上下打量着加百列。
上一次见面的阴影依然未散去。那是在耶路撒冷，在总理的房间。当时的论点只有一个：情报处是否要抓捕埃瑞克·拉德克，把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拉德克在1945年1月奥斯维辛的死亡行军途中险些杀掉了加百列的母亲，而勒夫却不顾加百列的感受，反对抓捕。总理驳回了勒夫的主张，让加百列领导行动队捕获了拉德克，并将其秘密带出奥地利。拉德克现在依然被关押在雅法的拘留所，而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勒夫都一直在弥补他当初反对逮捕拉德克所带来的恶果——勒夫在扫罗王大道的军队中已经失去了威望。在耶路撒冷，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勒夫的位置不保。
“我已经自作主张帮你组建了一个团队。”勒夫说。他按下内线电话的按钮，让他的秘书进来。她进屋的时候胳膊下面夹着一份文件，勒夫的会议总是经过精心编排，他最喜欢向困惑不解的与会者展示一大堆复杂的图表，手里拿着教鞭，为观众解码。
秘书离开时，勒夫一直盯着加百列，想看看他的目光有没有追踪着美女。然后勒夫一言不发地把文件递到了加百列手里，转头望向墙上的等离子屏幕。加百列掀开封面，看到里面夹着几张纸，包括团队成员的姓名、所属分部、专业范围。太阳下山了，办公室里的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加百列向左倾了倾身子，把文件放到卤素灯下。不一会儿，他便抬起头来望向勒夫。
“你忘了加上哈达萨和马加比家族青年体育联盟代表了。”
加百列的讽刺就像是朝着飞速前进的火车扔了一块石头，一下子惹恼了勒夫。
“你什么意思，加百列？”
“人太多，到时候只会一团糟。”在加百列看来，恐怕这正是勒夫想要的，“一半人就够了。”
勒夫伸出长长的胳膊，表示加百列可以随意缩减人数。加百列从那叠纸中抽出几张，放在咖啡桌上。勒夫皱起了眉头。加百列看似随意的筛选，恰好剔除了勒夫的“线人”。
“这就够了。”加百列把人事资料交还给勒夫，“我们需要找个地方开碰头会。我的办公室太小了。”
“内务组已经安排了456C房间。”
加百列对那个房间太熟悉了：地下三层，充其量就是间放旧家具和废电脑的杂物室，值夜班的员工有时候会在那里一度春宵。
“好。”加百列说。
勒夫跷起腿，从裤子上捏起一根细细的棉线：“你从来没有在总部效过力吧，加百列？”
“你很清楚我过去为谁效力。”
“所以我才要提醒你一下。你调查工作的任何进展——如果有任何进展的话——都不能告诉情报组以外的任何人。你直接向我汇报，也仅仅向我汇报。清楚了吗？”
“我猜你指的是‘老头子’。”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谁。”
“我和沙姆龙是朋友。我不会为了让你高兴而不顾我和他的交情。”
“但我禁止你和他讨论这件案子，明白了吗？”
勒夫的靴子上没有泥土，手上也没有鲜血，但是他在会议室的刀光剑影中绝对算得上是大师。
“是的，勒夫，”加百列说，“我很清楚你的立场。”
勒夫站起身，示意会谈结束，但加百列依然坐在那里。
“还有一些事我要和你讨论。”
“我的时间有限。”勒夫低下头。
“只需要一分钟。是关于基娅拉的事。”
勒夫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特拉维夫夜晚的灯火：“她怎么了？”
“在我们确定还有谁看过光盘中的文件之前，我不想她参与任何行动。”
勒夫缓慢地转过身，就像是站在旋转基座上的雕像。由于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脸一团漆黑。
“我很欣慰你能这样自如地走进这间办公室，轻松地提这提那，”他尖酸地说，“但基娅拉的未来是由行动队决定的，也就是最终要由我来决定。”
“她只是一名女特工。难道这里就没有别的女孩可以当护卫官了吗？”
“她有意大利护照，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这个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她可能已经暴露了。如果你让她和其他探员一起工作，等于是让别的探员也身处险境。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和她一起工作。”
“幸运的是，我们大部分探员都不像你这么傲慢。”
“优秀的探员都很傲慢，勒夫。”
勒夫没有回答，两个人都沉默良久。勒夫走到书桌前，按下了电话的按钮。门开了，接待处的灯光照了进来。
“我很了解，地方探员经常不太懂得遵守总部的命令，他们在当地都有自己的行事法则，但在这儿，我才是法律。”
“我会努力记住您这句话的，长官。”
“别他妈搞砸了，”勒夫朝走向门口的加百列说道，“否则的话，沙姆龙都救不了你。”
他们在第二天早晨九点碰面了。内务组把那间会议室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间中间摆了张木桌，旁边围着几张不配套的椅子，多余的椅子则堆在了墙角。加百列一进房间，就想起了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墙边堆放的长凳。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强烈的“临时”意味，包括门上用胶带贴着的不恰当的标志——“西欧恐怖威胁临时研究委员会”。加百列倒喜欢这种混杂感。就像沙姆龙常说的，逆境使人团结。
他的团队一共四人，两男两女，都是非常可爱、满怀梦想的年轻人。来自研究部的约西是个有些迂腐却极端聪明的分析员，参与过牛津古典人文学科课程。来自历史部的迪娜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她能说出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起的每一次恐怖袭击的时间、地点和“屠杀名单”。她走路稍稍有些跛脚，其他同事则对她非常照顾。加百列在她的档案中找到了答案：1994年10月，在特拉维夫迪岑哥夫大街上发生了哈马斯自杀式袭击，将一辆5路公共汽车变成了二十一个人的棺木。迪娜当时刚好在场，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在那场事故中丧生，迪娜受了重伤。
另外两名成员都不是“机构”的人。沙巴克阿拉伯事务部借给加百列一名硬朗的小伙子，名叫雅科夫。过去十年间，这个脸上布满痘坑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尝试秘密潜入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机构。军队情报处派来了一个叫芮莫娜的女孩，她是沙姆龙的侄女，加百列上一次见到她时，她还踩着四轮滑板，在沙姆龙门前的车道上勇敢地往下冲呢。近来，芮莫娜一直待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座安全飞机库里，研究从拉马拉的阿拉法特宅邸中截获的文件。
出于本能，加百列将这个案子当成了一幅画作。他想起他在学徒期结束后不久修复的一幅作品，那是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家西玛创作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加百列除去了发黄的清漆之后，发现原作几乎荡然无存了。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都在拼凑关于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碎片，最后才开始动笔。当时，他感觉西玛仿佛就站在他的身后，握着他的手作画。
这个案件中的“艺术家”是恐怖组织的一员，是那个已经被确认了身份的人：达乌德·哈达维。哈达维是调查展开的窗口。之后的几天里，哈达维的生平逐渐在加百列那间小屋的墙壁上缓缓展开。从破烂不堪的杰宁难民营，到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的瓦砾和燃烧的轮胎，再到第17军。哈达维的一生被毫无死角地展露了出来：他的教育、宗教、家庭、宗族、关系和影响。
第17军已知的成员都被锁定了位置。随后，他们又筛选出有足够能力或知识去制造可以摧毁罗马使馆炸弹的人。从拉马拉到加沙城，从罗马到伦敦的阿拉伯线人都被叫来问话。近两年来的通信拦截又被拿来和欧洲曾发生过的每一场大规模行动进行比对。过去的监控报告都经过了重新审阅，连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都不放过。芮莫娜每天早晨都会回到飞机库，在被截获的阿拉法特情报机构文件中寻找有关罗马案件的蛛丝马迹。
逐渐地，456C房间变成了被困军队的指挥碉堡。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多，让他们仿佛置身于阿拉伯暴徒的监视之下。数据库的女孩子们习惯了把他们的包裹放在走廊上。加百列征用了旁边的房间，安排了几张床位，并且要他们去找一个黑板架和一块黑板来。约西有些不屑地指出，扫罗王大道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些东西了。因为他的态度，加百列派了他去找。第二天早晨，约西弄来了黑板。“我四处问人才找到的，”约西说，然后又讽刺道，“石板和刻刀下周就到。”
加百列每天都以几个同样的问题作为开篇：谁制造了炸弹？谁是策划者？谁指挥团队？谁留守安全屋并负责交通运输？谁管钱？谁是背后的智囊？有没有哪个国家在背后支持这件事？在大马士革、德黑兰，还是在的黎波里？
调查行动开始一周后，这些问题都没能得到解答。大家的斗志开始减退。于是加百列鼓励他们换个角度思考。“有时候，有些谜题要靠现有的资料去解答，但有时候，或许可以想想你缺失的是什么。”他擦掉了黑板上的所有东西，“开始找那块丢了的拼图吧。”
他们每天都一起吃晚饭，就像一家人一样。加百列鼓励他们说一说案件以外的事情。这时候，他自己总是自然而然成为话题的中心，因为他们在学院里学习过他的事迹，甚至还在学校的历史书上读到过他的一些故事。他一开始比较寡言，但最终被他们逼得打开了话匣子。逐渐地，他开始扮演沙姆龙曾经无数次在他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他给他们讲了“黑色九月”和阿布·吉哈德，还有他在梵蒂冈的突袭和抓捕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动。芮莫娜很好奇修画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在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时如何保持头脑清醒。约西想打听维也纳的爆炸案，而恐怖主义和反恐专家迪娜却拉了拉约西的胳膊，岔开了话题。加百列发现，在他说话的时候，迪娜会像望着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一样望着他。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像曾经的沙姆龙一样，跨过了凡人和神话之间的界限。
让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拉德克。加百列了解其中的原因：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里，就连去饭店吃饭或搭公共汽车都是不安全的，但他们的噩梦依然是犹太人大屠杀。你真的让他穿过了特雷布林卡吗？你揍他了吗？你怎么可能忍受在那里听到他的声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解决这些事？雅科夫只想知道一件事：“他后悔杀掉我们的祖辈吗？”加百列虽然想说谎，却还是对他说了实话：“不，他不后悔。事实上我认为他依然为此感到自豪。”雅科夫严肃地点了点头，仿佛加百列的回答印证了他对人类的悲观看法。
在安息日那天，迪娜点燃了一对蜡烛，做了祷告。那晚，他们没有询问加百列的过去，而是谈到了他们的梦想。雅科夫希望可以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悠闲地坐上一会儿，而不用担心有人肉炸弹。约西则希望能环游阿拉伯世界，从摩洛哥到巴格达，记录下他的整个旅程。芮莫娜梦想可以在清晨打开收音机后，不用再听到前一晚有任何死伤的消息。而迪娜呢？加百列怀疑迪娜的梦和自己一样，只有一间私人的放映厅，那儿充斥着鲜血和烈火。
晚餐后，加百列离开房间，沿着走廊来到楼梯口。他走上楼去，却迷失了方向。一名守夜人给他指了路。出入口有门卫把守，加百列想给他们看自己的徽章，但保安官却笑了起来，然后打开了门。
房间里灯光昏暗，而且因为摆放着计算机，温度也低得吓人。值班的工作人员穿着羊毛外套，行动快捷而谨慎。加百列爬上观看台，靠在铝制栏杆上。他的面前是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大概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地图上布满了小光点，每一个光点都标志着以色列监测下的恐怖分子据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光点最多，就算看似和平的安曼和开罗也亮成一片。一条光带从贝鲁特穿过巴卡谷地，一直延伸到以色列北部国境的难民营。西岸和加沙城几乎灯火通明，欧洲地区的光环仿佛一条钻石项链。北美的一些城市也闪着零星的灯光。
加百列感到肩膀一沉。他用了一生的时间保护国家和犹太人民，可在这里，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他却面对着犹太复国者们梦想之下的残酷现实：一个中年男人，盯着敌人组成的无数星云，等待着下一场爆炸。
迪娜正在走廊上等他，她的脚上只穿着袜子。
“这感觉太熟悉了，加百列。”
“什么？”
“他们做这件事的方式。他们的行动，整个计划，他们的狂妄大胆。感觉就像是慕尼黑和萨贝纳大街。”她顿了顿，把一绺黑发别在了耳后，“那感觉就像‘黑色九月’。”
“没有‘黑色九月’了，迪娜——至少不会再有了。”
“你让我们找出那些缺失的线索。包括哈立德吗？”
“哈立德只是个传闻。哈立德是个鬼故事。”
“我相信哈立德是存在的，”她说，“他让我夜不能寐。”
“你有线索？”
“我有个猜想，”她说，“而且有些有趣的证据支持我的猜想。你想听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