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马蒂格
那栋房子坐落在城南的阿拉伯工人阶级居住区中，红瓦屋顶，灰泥外墙上斑痕累累。屋前长满杂草的小院子里，到处都是坏掉的塑料玩具和其他垃圾。加百列被推进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时，本以为这里应该住着一户人家，但没想到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没有家具，墙上连漆都没有刷。有两个阿拉伯人在这里等他，两个都膘肥体壮。其中一人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一个折扣店的商标，那是法国底层阶级喜欢去的商店。另一人则提着一根高尔夫球棍，就像是拿着一根棒子。
“脱下你的衣服。”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对他说道。加百列没有动，他手放在两侧，像是一名警觉的士兵。那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命令，这一次语气更坚决了。加百列依然没有回应。那个开奔驰汽车的男人走过来，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脱去了夹克衫和套头毛衣。无线电和枪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还在马赛时，那女人就把它们都拿走了。她看了看他胸口和后背上的伤疤，然后命令他脱掉剩下的衣服。
“你们穆斯林的谦逊稳重到哪儿去了？”
这句话又换来了另一记耳光，只不过这次是用手背打的。加百列头晕目眩地脱下鞋子和袜子，然后解开牛仔裤的拉链，把双脚从裤腿中褪了出来。不一会儿，他就穿着短裤站在那几个阿拉伯人面前了。那女人伸出手揪住他短裤的松紧带：“这个也脱了。”
他们看着他的裸体，兴趣盎然。那两个男人评价着他的生殖器，而那个女人则绕着他慢慢地转了个圈，欣赏着他的身体，仿佛他是一尊雕像。加百列想，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就像个传说，突然出现在暗黑的夜里，杀掉了他们年轻的勇士。看看他吧，他们的眼睛好像在说，他这么弱小平凡，怎么可能杀掉我们那么多弟兄呢？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咕哝了几句，加百列没听懂。三个男人把他脱下来的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碎片。裤线、褶边、领子，全都被剪开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找些什么。第二个信号追踪器，无线电传输器，还是犹太人制造的某个能瞬间杀掉他们、让加百列安全逃离的邪恶武器？那个女人看着眼前这愚蠢的场面，表情十分严肃。然后她转过头望向加百列，又绕着他赤裸的身体转了两圈，一只手放在唇边作思考状。每次她经过面前时，加百列都会直直地盯着她。她的眼神中带着医生般的冷静与专业，仿佛在分析他的身体。他甚至觉得她有可能随时掏出一个小录音机开始诊断。胸部左上方四分之一处有一道皱褶的疤痕，是塔里克·阿尔·胡拉尼的子弹留下的痕迹，安拉会褒奖他光荣的名字。一条长疤横穿整个后背，表面粗糙，原因不明。
搜查衣服没得到任何结果，只剩下一堆棉布和牛仔布的碎片。一个阿拉伯人把那些垃圾堆在一起，扔进了壁炉里，然后往里面倒了些煤油，点着了火。加百列的衣服变为灰烬后，他们又绕着他走了一圈。那个女人站在他对面，另外两个大个子阿拉伯人站在两边，而那个奔驰司机则站在他的身后。他右边的那个阿拉伯人懒洋洋地摇晃着手里的高尔夫球杆。
这样的情境通常意味着某种仪式，而加百列知道，殴打一定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那女人用一记耳光为仪式拉开了帷幕，然后她退后一步，把重活留给了男人们。拿球杆的男人在他的膝头狠狠地敲了一记，加百列一下子跪在地上。真正的戏码上演了。这几个人对他一通拳打脚踢。他努力避免叫出声。他不想让他们感到满足，也不想顺了他们的意，让周边的邻居听到——这个区域的居民可不一定会对犹太人挨打抱有什么同情心。一切结束得就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回想起来，整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学院里沙姆龙和他手下的那帮暴徒出手要比这几个阿拉伯人狠得多。他们没怎么打他的脸，这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带他出去见人。
他靠右躺着，双手护着生殖器的部位，膝盖蜷在胸前，满嘴都是血腥的味道。左肩已经不能动了，这是那三个阿拉伯人轮番猛踢的结果。那女人把一个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让他穿上衣服。他试着动了一下，但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坐起来，甚至连抬手都很困难。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抓住他的左臂，拉着他坐了起来。他受伤的肩膀一阵剧痛，他第一次叫出了声。那些人像看到他的裸体时一样，笑了起来。
他们帮他穿上衣服。显然，他们在准备衣服的时候以为他会更加高大魁梧。那件荧光黄的T恤衫胸前印着大大的“马赛”字样。衣服比他的体型大了几个码，盖住了臀部，腰也很肥。那双便宜的皮鞋太大，穿上很难走路。
“你站得起来吗？”那女人问道。
“站不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不离开，就没法按时赶到下一个目的地。你知道那样会意味着什么。”
他努力地用手撑在地面上，两次失败之后，终于站了起来。那女人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一个趔趄，又跌倒在地。这时他想到了莉亚。她在哪儿？他们会不会把她塞进封了口的麻袋里？还是锁在车的后备箱里？或者藏在了某个柳条箱里？她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或者在她看来，这只是她无法终结的梦魇中的一个段落？为了莉亚，他才能站起来。为了莉亚，他才能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
那三个男人留在了那间房子里，女人则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肩上背了一个皮包。她又推了他一把，这一次是向那辆奔驰车的方向。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那个到处扔着破玩具的小院子。倒了的火柴盒汽车、没胳膊的娃娃和没有头的玩具士兵——这看上去应该是哈立德的专业爆炸袭击之后留下的残骸。他本能地走到了副驾驶那一边。
“不，你来开车。”
“我这个样子开不了。”
“但你必须开，”她说，“否则我们会错过约定的时间，你妻子就会死。”
加百列犹豫地坐到驾驶位上，那个女人坐在了他的旁边。关上门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枪，一把坦弗格里奥TA-90对准了他的腹部。
“我知道你可能会打什么鬼主意，”她说道，“但那么做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儿。我们现在要一起完成这段旅程，你和我两个人，我们现在是伙伴。”
“你真是高尚。”
她用枪在他脸上敲了一记。
“小心点，”他说，“它会走火。”
“你对法国很熟，是吧？你在这里工作过。你杀了很多巴勒斯坦人。”
加百列没回答，她又给了他一击。“回答我！你在这儿工作，是不是？”
“是。”
“你在这儿杀过巴勒斯坦人，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你在惭愧吗？大声点！”
“是的，”他说，“我在这里杀过巴勒斯坦人。我在这里杀了萨布里。”
“所以你了解法国的路线，你不用浪费时间看地图。这是好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她把车钥匙递给他：“去尼姆。你有一个小时。”
“那儿离这里至少有一百公里。”
“所以我建议你别说话，赶快开车。”
他决定从阿尔勒走。泛着银光的罗纳河从他们的脚下流过，加百列把油门踩到了地板上，向着尼姆全速前进。天气出奇的好，万里无云，天蓝如碧，田地里满是薰衣草和向日葵，二十英里外的远山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如此清晰，加百列甚至看得到山石的轮廓与裂痕。
那女人冷静地跷着腿坐在副驾驶位上，枪放在大腿上。哈立德为什么会选择由她来带他去呢？因为她的年轻貌美和莉亚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或者这是阿拉伯人的一种侮辱方式？他们希望让一个年轻的美女来对加百列发号施令，以让他感到屈辱？无论哈立德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女人都接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加百列在马赛和马蒂格的小屋里时都有这样的感受。她拿着枪时，他可以看到她肩头和手臂上绷紧的肌肉。但加百列最感兴趣的是她的手，她的指甲又短又脏，只有搬运工或是户外工人的手才会这样。
她突然打了他一拳，车子一下漂向一边。加百列猛打方向盘才回到了原来的车道。
“你在干吗？”
“你刚刚在看枪。”
“我没有。”
“你想把它抢走。”
“没有。”
“骗子！犹太骗子！”
她又想用枪打他，但这次加百列抬起手挡住了她。
“你最好快一点，”她说，“否则我们就要迟到了。”
“我现在开到每小时两百公里，不可能再快了，否则我们两个都会死。下次哈立德打电话来，你告诉他要推迟见面时间。”
“谁？”
“哈立德，”加百列重复了一遍，“你的老板。计划这一切的人。”
“我从来没听过哈立德这个名字。”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她看了他一会儿：“你的阿拉伯语很好。你在耶斯列谷长大的，对吧？离阿夫拉不远。我听说那儿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不想离开，不想被赶走。”
加百列没有去咬她的诱饵：“你没去过？”
“巴勒斯坦？”她微微一笑，“我只是远远地眺望过。”
黎巴嫩，加百列想，她来自黎巴嫩。
“如果我们要一起经历这一切，那么我必须知道怎么称呼你。”
“我没有名字。我是个巴勒斯坦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土地，也没有家。我的行李箱就是我的国家。”
“好吧，”他说，“那我就叫你巴勒斯坦。”
“听上去不像是个女人的名字。”
“好吧，那就叫巴勒斯坦尼娅吧。”
她望着前面的路点了点头：“好，巴勒斯坦尼娅。”
离尼姆还有一公里的路程。她让他把车子停到路边的停车场，隔壁是一间卖陶器和盆景的小店。他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度过了难以忍受的五分钟，等待着卫星电话的铃声响起。铃终于响了，对加百列来说，那就像是火警的警报声。那女人一言不发地听着对方的指令。从她空洞的表情里，加百列无法判断对方在命令她杀掉自己，还是继续往前走。她挂断电话，朝前面的路扬了扬下巴。
“上车行道。”
“哪个方向？”
“朝北开。”
“我们去哪儿？”
她犹豫了片刻：“里昂。”
加百列按她说的做了。他们接近车行道的收费站时，那女人把枪放进了包里，给了他一些零钱。他们回到路上后，她又把枪拿了出来，放在了大腿上。她顶着脏指甲的短粗手指随意地扣在扳机上。
“他是什么样的人？”
“谁？”
“哈立德。”加百列说。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在马赛和他过的夜。”
“事实上，我那晚是和维然先生在一起。你最好开快点儿。”
“他会杀了我们。你知道的。他会把我们两个都杀掉。”
她什么都没说。
“他们告诉你这是自杀式袭击了吗？你真的准备好去死了？你祈祷过吗？想不想录一段告别录像给家人？”
“开车吧，不要说话。”
“我们是人肉炸弹，你和我都是。我们会一起死掉当然，原因不同，但是会一起死。”
“拜托，闭嘴！”
这就是她的痛处，他想。哈立德对她说了谎。
“我们今晚就会死，”他说，“七点钟。他告诉过你吗？”
又一阵沉默。她用手轻轻地触摸着扳机。
“我猜他忘了告诉你，”加百列接着说，“但事情一直都是这样。那些可怜的孩子，那些贫民窟里的孩子为巴勒斯坦而死，可精英们只是在贝鲁特或者突尼斯或者拉马拉的别墅里发号施令。”
她举起枪，又要打他的脸。这一次他抓住枪，把它夺了过来。
“你用它打我的时候我很难好好开车。”
他把枪还给了她。她接过枪，放在了大腿上。
“我们是人肉炸弹，巴勒斯坦尼娅。我们正驶向毁灭。哈立德会给我们命令。七点，巴勒斯坦尼娅，七点。”
在从瓦朗斯通往里昂的路上，他一直尽可能地不去想莉亚的事，而是专注于这个案子。他本能地像研究一幅画作一样来思考整个过程。他剥开褪色的油彩，直到看到最本源的炭笔打下的草稿，然后，他开始一层一层地把涂料再补回去，恢复最初的格调和质地。此刻，他无法确认作品的出处。哈立德是那个神秘的画家吗？或者他只是那位老主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学徒？阿拉法特亲自授意了这次行动，以对自己进行报复？这是两国人民之间漫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还是仅仅是两个家庭——阿勒·哈利法和沙姆龙·艾隆——之间的宿怨？他怀疑两者都有，这是双方需求与目标的撞击。两个天才艺术家合作完成了一幅作品。提香和贝利尼，加百列想，《诸神之宴》。
画作开始的时间对他来说依然是模糊的，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这场表演已经策划了几年时间，而且将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他被骗了，对方的手段极其高明。他们全都被骗了。米兰的那份文件是哈立德放出来引诱加百列的诱饵，目的就是让他加入到这场行动里。哈立德布下了线索，安排好了时机，让加百列别无选择，只能绝望地追寻。穆罕默德·亚维什、大卫·昆内尔、咪咪·费雷雷——他们都是这个局中的棋子。此刻，在加百列眼前，他们就如同贝利尼画作边沿最不起眼的人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似拥有某些寓意，实质上却只是对主旨的烘托。加百列知道，一切都还没结束。哈立德还留了一步棋，一场血与火的战斗。但无论如何，加百列要想办法活下来。他知道，在这条路的某一处隐藏着让他活下来的方法。所以此刻，加百列眼中所见的不是这条通向北方的公路，而是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每一分钟、每个场景、每次相遇——它们就如同画布上的油彩。他会活下来，他想。有一天，他会找到哈立德。这个女人，巴勒斯坦尼娅，就是通向他的大门。
“停在路边。”
加百列遵命停车。离里昂的市中心还有几英里的路。这一次，只等了两分钟，电话就响了。
“回到主路上，”她说，“我们要去沙隆。在——”
“我知道沙隆在哪儿。在第戎南部。”
他在辅路上找到了入口，加速进入主路。
“我不知道你是个勇士还是个傻瓜。”她说，“在马赛的时候你可以不跟我走。你还能保住一条命。”
“她是我妻子。”他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妻子。”
“你甘愿为她去死吗？”
“你也会为她而死。”
“七点钟？”
“是的。”
“你为什么编出这么一个时间？为什么是七点？”
“你对你的老板一无所知，是不是？我替你感到难过，巴勒斯坦尼娅。你真是个傻姑娘。他背叛了你，可你却要为他付出代价。”
她本想用枪打他，可是又停了手。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路面。那扇门就要打开了。
他们在沙隆的南部停车加油。加百列加满了油，用那女人给的钱付了油费。他坐进驾驶位后，那女人让他在厕所旁边停车。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等着你。”
她很快就回来了。加百列刚要挂挡，那女人就从包里拿出了卫星电话，让他等一下。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我们会去巴黎。”他说。
“是吗？”
“有两种可能性。公路会在伯恩分成两条路，如果抄近路，我们可以直接去南部的郊区。或者我们可以往东走——从第戎到特鲁瓦，再从特鲁瓦到兰斯——然后从东北部进入巴黎。”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他会让我们走哪条路？”
加百列假装看了看表。
“他会让我们继续开。他不想我们太早进入目标区域。我打赌他会选东边的路线。我猜他会让我们去特鲁瓦，然后在那儿等他的命令。那样他就有很多选择。”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她听着对方的命令，一言不发，然后挂断了电话。
“回主路。”她说。
“我们去哪儿？”
“只管开就是。”
他问她能不能打开收音机。
“当然。”她心平气和地说。
他按下按键，什么都没有。她笑了。
“干得不错。”加百列说。
“谢谢。”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你在开玩笑。”
“我很认真。”
“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她说，“我没有选择。”
“你错了。你当然有选择。”
“我知道你想干吗。”她说，“你想用刚刚那套同归于尽的鬼话说服我。你以为我会动摇，你以为你能让我害怕。”
“事实上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已经斗了太久了。我知道你们非常勇敢，从来都不会害怕。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到这儿来？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为什么不好好生活？”
她又笑了，这一次的笑容里带着嘲讽。“犹太人，”她说，“你们以为痛苦是你们的专利。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那就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天堂不见了。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被所谓的文明世界赶出了自己的国土，只为了让基督教世界平复大屠杀给他们带来的愧疚。”
“不，”加百列说，“我不想听媒体的陈腔滥调。我想听你自己的故事。你是哪里人？”
“我出生在难民营，”她说，然后又补充道，“黎巴嫩的难民营。”
加百列摇了摇头：“我不是问你出生在哪儿，生活在哪儿。我想知道你本来是哪里人。”
“巴勒斯坦。”
“当然。哪个地方？”
“北边。”
“北边的哪里？”
“加利利。”
“西边？上城？”
“西加利利。”
“哪个村？”
“已经不存在了。”
“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说——”
“那个村没名字吗？”
“当然有。”
“是巴沙吗？”
“不是。”
“济卜？”
“不是。”
“是撒梅里亚？”
她没说话。
“是撒梅里亚。”
“是的，”她说，“我家人来自撒梅里亚。”
“我们到巴黎还要很久呢，巴勒斯坦尼娅，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