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刻九点时，马里诺就开车到了我家，因为他想喝杯咖啡再吃点早餐。今天他本该休假，因此穿着相当随意，牛仔裤、里士满警察局T恤和旧牛仔靴。逐年稀疏的头发向后梳拢，整齐油亮，就像正要带女友到比利鲍伯牛排馆打牙祭的凸肚子老单身汉。
“我们要去牛仔竞技场吗？”我开门让他进来。
“你一直在挑剔我，我很生气。”
他说着瞪了我一眼，可我毫不在意，因为他并不当真。
“就像露西常说的，你看起来真的很酷。我有咖啡和燕麦片。”
“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记得住？我不吃鸟饲料。”他嘟囔着跟我走过客厅。
“可我从来不做又油又甜的面包。”
“要是你肯做，也不会找不到人约会了。”
“这我倒是没想过。”
“博物馆那个家伙告诉你在哪里停车了吗？华盛顿特区没地方停车的。”
“整个地区都没地方停吗？总统真该想想办法。”
我们走进厨房，金黄的阳光正洒满窗口，透过南边的树丛看得到波光粼粼的河面。昨晚我睡得安稳多了，说不清为什么，也许只是大脑负荷过重而麻木了。一夜无梦，真是万幸。
“我还留了几张上次克林顿进城发的VIP停车证，”马里诺边倒咖啡边说，“市长办公室给的。”
他也为我倒了一杯，像在吧台上推啤酒杯那样，把马克杯推到我面前。
“我猜想，你那辆奔驰的派头也许会使那里的警察以为我们有外交豁免权之类的。”他说。
“我想你也知道那里的情形，所有车子都装了轮锁。”
我切了块罂粟籽百吉饼，然后打开冰箱巡视存粮。
“这里有瑞士奶酪、佛蒙特切德奶酪和熏火腿。”我拉开另一个塑料保鲜盒，“还有帕尔马奶酪——这不太适合你。抱歉，没有别的。不过我有蜂蜜，你要来点吗？”
“有甜洋葱吗？”他从我背后瞄着冰箱说。
“有。”
“瑞士奶酪、熏火腿，再加一片甜洋葱，正好是医生给的减肥菜单，”马里诺开心地说，“这才叫早餐呢。”
“不准加奶油，”我对他说，“我不得不狠心点，免得在你心脏病发作时不那么愧疚。”
“芥末酱就好。”他说。
我在面色上抹上黄色芥末酱，再加上熏火腿和洋葱片，最后盖上奶酪。在烤箱里加热完毕，我已完全被勾起了食欲，于是将燕麦片倒回罐子，为自己做了一份相同的早餐。我们坐在餐桌边啜饮着哥伦比亚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看着阳光将庭院里的花朵染上鲜艳明媚的色调，天空逐渐转成湛蓝。九点半，我们开车驶上九五号州际公路，直到匡提科交通都略有阻塞。
开车进入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入口处时，我脑中忽然闪过那段早已远去的日子，我和本顿的初识，在露西加入调查局时的矛盾——毕竟这个执法机构依然是胡佛时代那个追求政治正确性的纯男性俱乐部，只不过现在的偏见和权力交易不再那么明目张胆，而如黑夜中行军的军队，暗中千方百计沽名钓誉、攫取权力，巩固自己作为联邦警力机构的权威。
这一认识让我备感挫折，同时学会了缄默，因为我不想伤害那些勤勤恳恳、将全身心投入这份崇高使命中的探员。我感觉马里诺正一边向窗外弹着烟灰一边盯着我。
“你知道吗，医生，”他说，“也许你该辞职了。”
他是指我担任许久的联邦调查局法医病理顾问一职。
“我知道最近他们找了其他法医，”他继续说，“有些案子直接找他们协助，而不是你。面对现实吧，你已经一年多没来学院了，这不是没有原因。他们处置了露西，也不想和你打交道了。”
“我不能辞职，”我说，“因为我并不是为他们工作，马里诺，我是为那些需要调查局协助办案的警察工作的，无论如何我不能主动辞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调査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一个个来了又走，也许哪天情况就会好转。况且，你也是他们的顾问，不是也被冷落很久了吗？”
“好吧，同病相怜。”
他把烟蒂抛到窗外，烟屑被飞驰的车子甩得很远。
“烂透了，对吧？来这里跟那些头头坐在会议厅里喝啤酒。老实说，我恨透了这一切。谁嫌弃警察，警察也不会对他们客气。一开始，我那些老伙计、孩子、父母都很高兴见到我，每天我都会骄傲地穿上制服，把皮鞋擦得锃亮。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连向人说早安都没人理睬，这可真是自讨苦吃。我卖了二十六年命，才被提到了队长的位置，还得负责训练调查局的这群菜鸟。”
“那很可能是你最能发挥专长的位置。”我提醒他。
“算是吧，但因为这个我就该一辈子被困在那里吗？”
他凝视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绿色高速公路告示牌。
“他们想让我坐冷板凳，巴望着我早点退休或死掉。我得告诉你，医生，我也时常考虑退休这件事。驾着船出海钓鱼，开着旅行车上路直奔西部去看看大峡谷、约塞米蒂、塔霍湖……可一回到现实，我又不知该怎么办了，可能我会在这位子上发着牢骚做到死。”
“这事还遥远得很，”我说，“如果你哪天退休了，马里诺，你可以担任本顿那样的工作。”
“不是我故作谦虚，我实在不是当专家的料，”他说，“联邦司法协会和IBM才不会雇用我这种粗人，这跟我肚子里有多少存货无关。”
我没有反驳或多说什么，他的话大致不错。本顿外表英俊，举止优雅，每次露面总能引来众人敬重的目光，这是他和彼得·马里诺之间仅有的差别。至于正直、慈悲，以及在各自领域的专业水平，他们别无二致。
“我们先上三九五号公路，再转宪法大道，”我关注着交通信号灯，对在车尾催促和疾速超车的车辆不加理会，因为即使以最高速限驾驶在他们眼里也依然不够快，“我可不想开得太快，结果被堵在缅因大街上动弹不得。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我打开右转信号灯，“那是某个周五晚上，我来看望露西。”
“被拖车拖走是个不错的方法。”马里诺说。
“差不多吧。”
“真的吗？”他转头看着我说，“你干什么坏事了？”
“我的车被困在中间，我不得不硬冲出去。”
“结果撞了人？”
“差一点。”
“你会开车逃走吗，医生？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撞了人？”
“就算想逃，那人的同伙也饶不了我，我用你的靴子打赌。”
“老实说，”他低头望着双脚说，“这双鞋根本不值钱。”
十五分钟后，车子驶上宪法大道，行经内政部大厦和高踞在国会草坪中央的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碑四周排着许多庆祝非洲艺术节的帐篷，小贩们站在小货车车尾贩卖东海岸的螃蟹和T恤，摊贩间的草坪上不甚悦目地堆积着昨天的垃圾。救护车不时尖啸而过。远处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像条蜷曲着的暗红色的巨龙。我们绕这一带转了好多圈，照旧找不到停车位。街道若非单行道，就是忽然被某个街区截断或者安放了路障，对那些可怜的上班族而言，就算你撞上了公交车的屁股，他们也不会退让一丝一毫。
“这样吧，”我把车子转入弗吉尼亚大道，“我们把车停到水门大厦前，然后改搭出租车。”
“谁会愿意住在这种鬼地方？”马里诺抱怨道。
“多得很呢。”
“欢迎来到美国，”他继续说，“一个一团糟的国家。”
水门大厦的泊车服务生彬彬有礼、训练有素，我把车交给他并询问去哪里搭出租车时，他丝毫不觉得怪异。我珍贵的器官样本装在置有泡沬塑料的硬纸盒里，就放在后车座上，接近中午时，马里诺和我在十二街和宪法大道的交叉路口下了出租车，登上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挤的台阶。自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发生以来这里就变得警备森严，保安告诉我们，维西博士会亲自前来领我们进入。
在楼下等待时，我们观看了一个名为“海底宝石”的展览以打发时间，一边欣赏着大西洋海菊蛤、太平洋狮爪海扇蛤，装在玻璃罐里的海鳗、鱼、螃蟹、树蜗牛以及从堪萨斯白垩纪河床挖掘出来的沧龙海蜥蜴，一边接受旁边墙上的鸭嘴龙头骨的俯视。马里诺正觉无趣时，锃亮的黄铜电梯门打开，亚历克斯·维西博士走了出来。与我们上次见面时相比，他几乎完全未变，依然体态轻巧，一头白发，天才人物特有的炯炯有神的双目永远在某处游移，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只是皮肤略被晒黑，似乎也多了几条皱纹。
“你看起来精力充沛。”握手致意时，我对他说。
“我刚度假回来，在查尔斯顿。相信你也去过了？”他说着与我们献电梯。
“是的，”我说，“我和那里的首席法医很熟。你还记得马里诺队长吧？”
“当然。”
电梯升到展览大厅中央那只非洲丛林象上方三层楼的高度，隐约听得到孩子们烟雾般丝丝缕缕的声音。这座博物馆很像一间巨大的大理石仓库，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的绿木抽屉里储存着大约三万具人类的骨骼标本。这批珍稀的收藏向来用作人类学，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但近年来这些美洲土着居民们执意索回自己祖先的骸骨，且已完成了相关立法，此间维西也在国会山庄吃尽了苦头。他毕生的研究对象即将离开此地，重返不再蛮荒的大西部。
“我们成立了遣送小组，负责给各类团体提供资料，”通过一条昏暗逼仄的走廊时他说，“他们会获知我们有哪些藏品，并自行决定该如何处置。也许几年后，这批美洲印第安人骨骸会再度入土安葬，但到了下个世纪还是会被考古学者挖出来的吧，我猜会这样。”他边走边继续说，“这些日子，各个团体都在抗议，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伤害。如果我们无法从亡者身上了解自身，又该从哪里习得呢？”
“亚历克斯，你这是螳臂当车。”我说。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那些抽屉里躺着我的曾祖父，”马里诺插嘴道，“或许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那里面躺着的是些什么人，连那些频频抗议的人也不知道，”维西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遗骸上我们发现了不少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种类，这对现在的土着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好消息。哦，真是的，一谈起这些就没完没了。”
维西工作的小化验室里陈列着无数黑色工作台和水槽、数千本书、专业期刊和数盒幻灯片。到处散置着头颅、头骨碎片和各种被误认为人骨的动物骨头。一张巨大的软木板上钉着大卫教信徒集体自杀事件的悲惨照片，维西曾花数周时间在德州韦科挖掘鉴定那些信徒被焚毁的遗体。
“让我瞧瞧你带来的东西。”维西说。
我把包裹放在工作台上，他拿瑞士军刀割断胶带。我伸手取出头盖骨，泡沬塑料一阵窸窣作响。接着我拿出包括颜面骨在内的极度易碎的下半部头骨，把它们摊在干净的蓝色布块上。维西打开灯后拿来了放大镜。
“这里，”我指着骨头上的细小裂痕，“太阳穴附近有出血现象，可这一带的皮肤严重烧焦，看不出伤口的类型，直到发现这处骨头裂痕才算有了点眉目。”
“非常笔直的切口，”他缓慢地转动头骨，从各个角度端详，“你确定这不是验尸不慎造成的？例如在翻开头皮取下颅盖时？”
“确定，”我说，“你可以用两根手指测量一下，”我把头盖骨放回原位，“这道切口约一点五英寸，位于验尸程序中的颅盖切口下方，和翻开头皮的角度并不吻合，看见了吗？”
透过放大镜，我看见自己的食指无比粗大。
“这道切口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方向。”我解释道。
“没错，”维西说着流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如果视作验尸失误，实在不太合理，除非你的助理法医喝醉了。”
“会不会是防御性伤口？”马里诺推测说，“你知道，假设有人拿刀砍她，她在反抗时被砍伤？”
“当然可能，”维西说着继续检査骨头的每个细节，“但奇怪的是，这道切口非常精准，从头至尾力度均衡，不太像是被砍伤的。如果被砍伤，刀锋的切入点应该更深，拔出点则更浅。”他比画着，抬手在空中一挥。
“我们也要考虑伤害造成时攻击者相对于受害者的姿势，”我补充道，“受害者是站着还是躺着的？攻击的方向是正面、背后、侧面还是上方？”
“没错。”维西说。
他走向一只有深色玻璃门的橡木柜，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棕色的旧头骨递给我，然后指着位于左顶骨和枕骨一带，即头颅左侧、耳朵上方的一道明显裂痕说道：“这就是你问起的剥头皮案例，这孩子只有八九岁，头皮被剥后烧死。无法确定其性别，只知道腿部受细菌感染而无法逃跑。这类刀痕和小切口在剥头皮案例里算是相当常见的。”我捧着那具颅骨，眼前浮现出维西所说的画面。一个胆怯的瘸腿小孩所住营地燃起大火，族人遭到屠杀，哀号遍野，鲜血染红大地。
“可恶，”马里诺气愤地说，“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
“怎么对任何人下得了手？”我转向维西，指着我带来的那具头骨，“这上面的切口——不像剥头皮形成的吗？”
维西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
“你要知道，凯，”他说，“这很难说，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印第安人剥取敌人头皮的方式有很多，通常他们会在头顶的皮肤上划个半圆，一直切入头盖骨的骨膜，以便轻易地移除颅顶。有些只是简单地剥除头皮，有些则包括耳朵、眼睛、脸、脖颈等诸多部位，有些受害者被割去许多片头皮，也有的只被割掉发束或头顶的一小片。在过去的西部，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粗暴地抓起受害人的头发，用匕首或马刀切下头皮。”
“当作战利品。”马里诺说。
“同时也是战争技巧和勇猛的终极象征，”维西说，“当然，也基于文化、宗教，甚至医学上的诸多理由。至于你这个案子，”他对我说，“她的头皮并没有完整剥掉，因为头发还在，而且我相信这道伤痕是因非常锐利的工具切割造成的，锋利的刀子，也许是剃须刀、美工刀，甚至解剖刀。切割时受寄人还活着，而且并不致命。”
“的确，让她死亡的是颈部的伤口。”我赞同道。
“除了这里，骨头上找不到其他伤痕。”他把放大镜移近左颧骨弓，也就是面颊骨，“非常模糊，”他说，“几乎看不出来。看见了吗？”
我凑近仔细观察。
“真的，”我说，“几乎像蛛丝一样细。”
“没错，就是这么淡。还有一点相当有趣，当然或许并不重要，这道裂痕的角度和另一道切口非常相似，是垂直的，而非水平或歪斜。”
“我听够了，”马里诺不满地说，“我是说，咱们直接说重点。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个变态割开了这女人的喉咙，将她毁容，又一把火烧了房子？”
“不排除这种可能。”维西说。
“毁容牵涉私人感情，”马里诺继续说，“除非凶手完全疯了，否则通常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毁容。”
“的确是这样，”我赞同道，“根据我的经验，唯一的例外是凶手神志失常，甚至精神错乱。”
“我倒认为，无论烧掉斯帕克斯农场的是谁，他都绝不可能精神错乱。”马里诺说。
“这么说，你认为这桩谋杀案更可能是私人恩怨引起的。”维西说着拿放大镜细察头骨。
“虽说我们不该忽略任何可能性，”我说，“但斯帕克斯放火烧死自己爱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也许他为了脱罪不得不烧死它们，”马里诺说，“因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想。”
“亚历克斯，”我说，“杀害她的人一定认准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伤口。要不是那扇玻璃门掉落在她身上，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完全毁掉，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供我们调查。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残留的肌肉组织以供进行一氧化碳检测，我们便无从得知她在火灾发生前就死了。然后她会被判定死于意外，除非我们能证明这起案件是人为纵火。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点还无法证明。”
“我非常肯定，这是一桩典型的纵火谋杀案件。”维西说。
“可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割伤她？”马里诺说，“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放火烧掉那个地方然后走人？这些变态杀手将人毁容时，通常都希望自己的杰作被人看到。他们往往会把尸体拖到公园里展示，或者扔在山路边、慢跑跑道上，甚至客厅中央，希望被人发现。”
“也许这个人并不这么想，”我说，“他不希望行迹败露。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电脑数据库里好好搜索一番，看能否找到类似的纵火案例。”
“一旦这么做，就会把一大堆人牵扯进来，”马里诺说，“程序设计师、分析师、联邦调查局的电脑专家，甚至休斯敦、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大警察局的计算机部门。我敢保证，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走漏消息，媒体不炒翻了才怪。”
“不尽然，”我说，“这取决于我们向谁求助。”
我们在宪法大道上了出租车，要司机先开往白宫方向，再转向十五街的六〇〇号街区。我想请马里诺到老艾比格瑞餐厅用餐。正是下午五点半，我们无须排队便获得了一个桌上铺有绿丝绒的位子。这家餐厅吧台里装饰着乌龟、野猪和羚羊标本，几名侍者无论何时都忙忙碌碌；玻璃门窗和镜子散发出老旧的气息，黄铜瓦斯灯火光摇曳，在这样的氛围中用餐，向来让我感觉十分愉快。
身后一对打扮入时的夫妇正谈论着肯尼迪中心的门票和儿子秋天将进入哈佛读书的事，另外两名年轻男子则为午餐是否可以报销争辩不休。我把被维西用胶带层层密封的纸箱放在座椅上。
“我们应该选一张三人桌，”马里诺望着纸箱说，“你确定那玩意儿不会发臭？万一被人闻到怎么办？”
“它不臭，”我说着翻开菜单，“我们最好换个话题，好好用餐。这里的汉堡非常可口，连我都忍不住想破戒来尝尝呢。”
“我想吃鱼，”他假装十分期待，“你吃过这里的鱼吗？”
“去你的，马里诺。”
“好吧，你说服我了，医生，那就点汉堡吧。真希望现在是晚上，这样就可以再来点啤酒了。到这个餐厅来却不能喝杯黑杰克、畅饮冰啤酒实在是种折磨。我打赌这里一定有薄荷酒，自从跟肯塔基来的那个叫莎宾娜的女孩分手后我就再没喝过这种酒了。你还记得她吧？”
“没什么印象。”我环顾着四周，淡淡答道，试图让自己放轻松下来。
“以前我常带她去酒吧。有一次还遇见了你和本顿，向你们作了介绍。她有一头颜色偏红的金发，蓝眼睛，白皮肤，参加过滑轮比赛。”
我一点都想不起他说的是谁。
“可惜，”他仍然盯着菜单，“我们的关系没能维持太久。我想要不是因为我那辆卡车，她或许一点机会都不会给我。她高髙坐在驾驶座里的时候，真会让你觉得她是坐在玫瑰皇后花车上向臣民们招手呢。”
我忍俊不禁，他却一本正经，这让我笑得更凶，甚至笑出了眼泪，服务生不得不等在一旁，马里诺则一脸恼火。
“你吃错药啦？”
“我大概是累了，”我笑得喘不过气来，“想喝啤酒你就喝吧。今天你休假，我来开车。”
听了这话他心情大为好转，不多久就喝光了第一瓶塞缪尔亚当斯啤酒，此时他的瑞士奶酷汉堡和我的鸡肉恺撒沙拉也己上桌，我们便一边用餐一边随意聊着天。四周嘈杂的谈话声从未间断。
“你想旅行庆祝生日吗？”一个生意人问他的同伴，“你一向喜欢到处跑的。”
“我太太也这么问，”另一位边嚼边回答，“好像我从没带她出去玩过似的。真是的，我们几乎每周都下馆子呢。”
“有一集《奥普拉脱口秀》中提到，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背负超过自己偿还能力的债务。”一位中年妇女对正将草帽挂在桌旁帽架上的女伴说，“很荒谬吧？”
“对此我毫不惊讶，这年头还有什么事情不荒谬呢？”
“他们这里的确提供泊车服务，”生意人又说，“但我习惯走路。”
“晚上呢？”
“嘿，你在开玩笑吗？谁敢在华盛顿特区的晚上出去散步？寻死啊？”
我起身走进铺有浅灰色大理石的洗手间。里面很宽敞，没有其他人。我占用了残障专用设备，这里空间大，隐蔽性强。我用移动电话呼叫露西，可信号似乎被墙壁阻隔了。我又改打付费电话，很惊讶她竟然在家。
“你在收拾行李吗？”我问。
“你听见空荡荡的回声了？”她反问道。
“哦，也许。”
“我听得很清楚。你真该来看看这间公寓。”
“这么说，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你在哪里？”
“老艾比格瑞餐厅。更准确点说，我在楼下休息室打付费电话。上午马里诺和我到史密森尼博物馆来找维西。我想顺便过去一趟，除了看看你，还想和你讨论一件事。”
“好啊，”她说，“我们没打算出门。”
“要我带什么过去吗？”
“带点吃的。”
我没有开车前往，因为露西住在与杜邦广场毗邻的西北区。同这个城市的所有地方一样，那里的停车问题十分严重。马里诺站在餐厅门口挥手叫车，我们很快坐上了一辆在面前紧急刹停的出租车。傍晚的街道十分安静，许多建筑的屋顶和草坪上飘舞着国旗，远处的汽笛声不绝于耳。我们一路行经乔治·华盛顿大学、丽兹大酒店和布莱基牛排屋，进入露西居住的小区。
这是一个颇具波西米亚风情的地区，大部分房舍是灰色的，“炉边”、“皮先生”之类的昏暗酒吧里总是挤满体格健美的男人。这些都是我来探望过露西几次后知道的。车子驶过时我发现一家女同性恋老板开的书店搬迁了，而汉堡王附近又新开了一家健康食品店。
“我们在这里下车。”我对司机说。
他再度急刹车，然后猛踩油门呼啸而去。
“真差劲，”马里诺看着远去的蓝色出租车，“这城里还有美国人吗？”
“如果这座城市没有其他人的努力，你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我提醒他。
“意大利人不同。”
“是吗？和谁不同？”我一边问他一边走进P街二〇〇〇号街区的特区餐馆。
“跟一般人不同，”他说，“举个例子，当初我们的祖先一登上埃利斯岛就学会了英语，而且不会开着出租车到处乱冲。嘿，这地方真不赖。”
这家餐馆二十四小时营业，空气中弥漫着炒洋葱和牛肉的香气。墙上挂着希腊三明治、绿茶和黎巴嫩啤酒的海报，一张裱框的剪报昭告滚石乐队曾经在这里用餐。一个女人正慢条斯理地扫地，仿佛在执行一件神圣使命，看都没看我们一眼。
“你好好休息，”我对马里诺说，“我很快就回来。”
他开始寻找可以吸烟的位置，我则来到吧台边，越过烤架细看亮着背光灯的黄色菜单。
“你好。”厨师轻轻按压滋滋作响的牛排，啪地翻面后切成小块，接着迅速翻炒焦黄的洋葱丁。
“一份希腊沙拉，”我说，“一份鸡肉皮塔饼三明治，还有……”我在菜单上寻找，“再加一份Kefte Kabob烤肉蔬菜三明治。我没念错吧？”
“外带？”
“是的。”
“好了我会通知你。”他说。那女人还在扫地。
我到马里诺身边坐下。他正盯着店里的电视机看《星际迷航》，电波干扰十分严重。
“她搬到费城会比现在好得多。”他说。
“没错。”
我茫然地盯着屏幕上的模糊影像，科克船长正用激光枪指着一个克林贡人之类的。
“我可不敢保证，”他一手托着下巴，缓缓喷出烟雾，“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医生。她锋芒太露，而且乐此不疲。我不在乎她对被调职一事有何解释，但我认为她根本不想走，只是别无选择。”
“如果她想留下来，或许真的有困难。”
“而你总是有很多条路可选，见鬼，这里有烟灰缸吗？”
我瞥见吧台有一个，便去拿了过来。
“这下我成共犯了。”我说。
“你就是太闲了才会对我抽烟唠叨个不停。”
“老实说，如果不考虑你的感受，我很想把你独自丢在这里，”我说，“我一大半生命都耗在你身上了，劝你爱惜生命什么的。”
“想到你另一半生命是怎么过的，我就觉得很讽刺，医生。”
“外带好喽！”厨师喊道。
“替我叫几块千层酥怎么样？上面撒果仁的那种。”
“休想。”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