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孩子的父亲费奥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层成员，是里奥的一个下属。他除了更了解情况之外，还利用职权影响力让人相信这个不可能的说法，简直让国家安全部名誉扫地。他的行为已经越界，已经让情绪模糊了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情况一直得不到缓和，里奥今天来这里的任务可能就是拘捕这个人。整个事情一团糟。为了赶快解决这件事，里奥被迫暂时丢掉一项真正敏感的任务。
里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与费奥多见面，而是从容不迫地上楼，一边思忖今天如何了结此事——警察的反应。他从未打算进入国家安全部；他的职业生涯源于兵役期间。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他被招进特种部队——负责特殊任务的独立运动步枪旅。这个部门的第三、第四队伍从中央体育大学选拔人才，他当时就是该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竞技与体力这两方面进行严格挑选，然后将这批人送往位于莫斯科北边的梅季希的一个训练营，在那里接受近距离搏斗、武器训练、低空跳伞以及使用炸药等训练。该营地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这两支队伍直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他们的任务性质反映了这一点。被派往敌人后方、破坏基础设施、收集情报、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就是秘密袭击者。
尽管需要谨守秘密，但里奥还是很享受独自行动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实，或者说这样一个感想。他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曾受过苏沃洛夫勋章二等奖章的奖励。他的客观冷静、战绩、出众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国家绝对忠诚的信仰让他成为苏联解放德占区的功臣。他和一帮来自不同部门的士兵围着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坦克拍照，他们将枪举向空中，脚边都是死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表情。背景是来自被烧村庄的缕缕浓烟。破坏、死亡、胜利的微笑——里奥，由于长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和一副宽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周之后，照片被刊登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里奥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贺，有陌生人、军队、市民等，他们想要和他握手拥抱，他成了胜利的象征。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务与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或军事训练丝毫沾不上边。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一个同事兼朋友，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规定，这位服丧的父亲就是被调查的对象。里奥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让自己也被费奥多失去判断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种毫无根据的关于谋杀的无聊言论将会如星火燎原一般，在这个社会蔓延开来，会让那些不安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支柱产生质疑：没有犯罪。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社会还有瑕疵，这个社会尚处在过渡阶段，还不够完美。作为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里奥的职责是研究列宁著作，其实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他知道，当贫困消失，社会暴行——犯罪就会消亡。他们尚未到达那个阶段。偷窃、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还有犯罪团伙存在。但人民必须相信，他们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迈进。把这次事件称做谋杀，简直是后退了一大步。里奥曾听他的上司雅努·库兹明——也是他的导师——讲过1937年大审判的情况，斯大林在那次审判上总结说：那些被告已经失去信仰。
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等着他们的那个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根据这条原则，里奥的朋友兼同事费奥多的确已成为一个敌人。
里奥的任务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须有的揣测，将他们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谋杀的言论自然就具有一种戏剧张力，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无疑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事态真的演变成那个样子，他一定得严加阻止：孩子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这也许有点过头了，他也没必要这么严厉，事情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圆通一点。他们无非也就是难过沮丧——仅此而已。对他们要耐心一点，他们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们陈述事实。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威胁他们，至少无须马上就表现出这个样子：他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他来这里是帮他们找回信仰的。
里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费奥多。里奥低下头：“对你的丧子之痛，我深表遗憾。”
费奥多后退一步，让里奥进门。
屋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好像在召开村会议。有老人，有孩子——显然，整个家族都聚齐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下，情绪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他们无疑在相互鼓动，认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男孩死亡。也许这么想要比甘心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更加容易；也许他们在为没有教男孩远离铁路而深感内疚。里奥认识其中几个人，他们都是费奥多的工作伙伴。突然被发现在这里，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他，想赶快脱身，但却无能为力。里奥转身对费奥多说：“就我们两个人谈谈，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拜托了，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也想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里奥环顾屋内，大约有二十双眼睛正盯着他。他们已经料到他要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听他说这些话。他们生气的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这是他们表达伤痛的方式。里奥暂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成了他们愤怒的焦点。
“我认为，丧子之痛是人生最大不幸之一。你和你妻子庆祝儿子诞生的时候，我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当时祝贺你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而我现在却让你节哀顺变，这多么让人难过。”
听上去可能有点生硬，但里奥认为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屋里鸦雀无声。里奥开始仔细酝酿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从没经历过丧子之痛，所以我也不清楚自己会对这样的事情作何反应。我可能也会觉得要去指责某人，要去恨某人。但是，如果客观冷静地去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尔卡迪的死因毫无争议。我将事故报告带来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将报告留给你们。除此之外，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答，这也是我今天被派到这里来的目的。”
“阿尔卡迪是被谋杀的，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如果你个人不能帮助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会希望国家安全部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设立一个刑事案件。”
里奥点点头，试图维持一种和解的氛围。这个开头极其糟糕，不利于接下来的商讨。孩子的父亲态度坚决：他们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丝毫不肯让步。他在要求正式设立一个刑事案件，如果不确定这个的话，民兵是不会展开调查的。他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里奥凝视着这个工作伙伴。他们意识到，“谋杀”这个词对屋里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玷污，但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阿尔卡迪是被途经列车撞到的，他的死亡是个事故，一次可怕的事故。”
“那么他为什么没穿衣服？为什么他的嘴巴里塞满了脏东西？”
里奥想要彻底了解刚才听到的话。孩子没穿衣服？这可是他头一次听到。他打开事故报告，上面写着：
孩子被发现的时候穿着衣服。
现在他看到这句话，就像一个奇怪的规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句话明明写得很清楚：孩子被发现的时候穿着衣服。他继续浏览报告内容：
由于被沿地面拖拉，孩子嘴里有污物。
他合上报告。屋里人全都在等着。
“你的孩子被发现的时候，衣服穿得很整齐。的确，他嘴里有污物。但他的身体被火车拖拉了一段距离，嘴里有污物也属正常。”
一位年长的妇女站起来。尽管她年事已高，背都已经驼了，但目光依然犀利：“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
“非常遗憾，但你们得到的是误传消息。”
这位妇女往前逼近了一点，显而易见，她是这种揣测背后的重要力量：“一个捡破烂的人发现了尸体，他叫塔拉斯·库普林，就住在两条街之外。他跟我们说阿尔卡迪没穿衣服，你听到了吗？全身赤条条的，什么也没穿。与火车相撞，并不会脱掉孩子的衣服。”
“库普林，的确是这个人发现了孩子。他的陈述都写在这份报告里了，他声称孩子是在轨道上发现的，穿戴整齐。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都白纸黑字写在这份报告里了。”
“那他为什么跟我们说得不一样？”
“可能他也糊涂了，我不知道。但这个人在他的声明上签了字，他的声明就在这份报告里。我怀疑，我现在问他的话，他说的内容可能也会有出入。”
“你看过孩子的尸体吗？”
她的问题让里奥有些措手不及。
“我来这里不是调查事故的，我的工作不是这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调查的。这是一场可怕的事故。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跟大家讲清楚，让事情水落石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将整个报告的内容念给你们听。”
这位年长的妇女接着说道：“报告内容不属实。”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里奥没有说话，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必须要让他们有所意识，这中间没有妥协方案。他们必须让步，必须接受孩子的死就是不幸的事故这个事实。里奥来这里是为了他们着想。他转身面对费奥多，等着他纠正这名妇人刚才说的话。
费奥多上前一步：“里奥，我们已经掌握新的证据，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证据公布出来。住在附近公寓里的一个女人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看到阿尔卡迪和一个男人一起出现在轨道上。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此，这个女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前从没见过她，她得知谋杀——”
“费奥多……”
“她听说了我儿子的死亡消息。如果我们得知的消息属实的话，她可以对这名男子进行描述，她一定能认出他来。”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在等她。”
“她要来这里？她要说什么，我也非常感兴趣。”
有人递给里奥一把椅子，但他谢绝了。他愿意站着。
再也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等待敲门声。里奥后悔没有坐那把椅子。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在静默之中，大家听到一声微弱的敲门声。费奥多去开门，自我介绍之后，把该女子领进屋里。她差不多三十岁：长相和善，一双略显紧张不安的大眼睛。这么多人让她感到有些惊讶，费奥多试图让她放松下来：“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和家人，无须担心害怕。”
但她根本没听进去，只是紧紧盯着里奥看。
“我叫里奥·斯特帕诺维奇，是国家安全部官员。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拿出他的便笺本，找了干净的一页。该女子没有回答。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还是没有说话。里奥正准备重复这个问题时，女子最终说道：“加琳娜·莎波利娜。”
她的声音非常轻柔，简直像在耳语。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她环顾屋内，然后低头看着地面，接着又看看里奥，又恢复沉默。费奥多想要提醒她，声音里明显透着紧张：“你看到一个男人？”
“对，一个男人。”
费奥多就站在她身旁，不停地看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该女子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可能是个工人，在铁路上——我从我家窗户里看到他。当时天色很暗。”
里奥用铅笔轻叩便笺本：“你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没有，没看到男孩。”
费奥多错愕地张开嘴巴，脱口而出：“但我们听说，你看到一个男人牵着我的儿子。”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男孩。我想，他拿着一个包——包里应该装满了工具。对，没错。他在轨道上工作，可能在维修轨道。我看得也不是很仔细，就一瞥，仅此而已。我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为你儿子的死感到非常抱歉。”
里奥合上便笺本。
“谢谢你。”
“还有什么问题吗？”
里奥还没来得及回答，费奥多就抓住女人的胳膊：“你看到了一个男人！”
女人挣脱开来，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她转身对里奥说道：“你需要晚些时候来找我吗？”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加琳娜没有看周围人的目光，赶紧向前门走去。但就在她还没走到前门跟前，那位年长的妇女大声说道：“你这么容易就失去勇气了吗？”
费奥多走到妇人跟前。
“请您坐下吧。”
她答道，语气里既没表示反感，也没表示赞同：“阿尔卡迪是你的儿子。”
“是。”
里奥看不到费奥多的眼睛。这两个人之间在做怎样的无声交流，里奥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妇人坐了下来。加琳娜就趁着这个当口溜之大吉。
里奥很高兴费奥多碰了壁。他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到达一个转折点。聚在一起搬弄是非、造谣生事对谁都没有好处。费奥多走到里奥跟前：“请原谅我的母亲，她太难过了。”
“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此，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间房子里把所有事情都讲清楚。一旦我离开这间房子，我希望谈话从此结束。如果再有人问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能再说他是被谋杀的。我不是命令你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了。”
“费奥多，我希望你明天休一天假，这已经被批准了。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不，没有了。”
在门口，费奥多握着里奥的手说道：“我们都非常难过，对于我们的冲动，请见谅。”
“这些都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就像我说的，事情到此为止。”
费奥多的表情变得非常生硬，他点点头，就好像这些话硬是从他嘴里挤出来的，说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儿子是在一场可怕的事故当中死去的。”
里奥一边下楼梯，一边深呼了一口气，屋里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事情终于解决了，这真令他欣慰。费奥多是个好人，关于他儿子的死，一旦谈妥，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真相。
他停下来，因为听到背后有声音，他回头一看，是个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先生，我是霍拉，我是阿尔卡迪的哥哥。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当然。”
“是我的错。”
“你犯了什么错？”
“我弟弟的死：我朝他扔了一个雪球，雪球里有石子、泥土和沙砾。雪球砸到阿尔卡迪的头上，他受伤了。然后他就跑掉了。也许他的头被砸晕了，所以才没看到火车。他们在他嘴巴里看到的脏东西都是我造成的，是我扔的雪球。”
“你弟弟的死是场事故，你无须有任何负疚感。但你把真相告诉了我，你做得很对。现在去你爸妈那里吧。”
“我还没告诉他们雪球的事情呢。”
“他们也许没必要知道。”
“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先生，我们大多数时候都玩得很开心，我们本来可以还像以前那么开心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和解，本来还可以再做朋友的，这一点我敢保证。但是现在我无法对他进行补偿了，我再也无法跟他说对不起了。”
里奥听着男孩的坦白。这个小男孩需要宽恕。他开始哭泣。里奥感到有些窘迫，拍了拍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好像在低吟一支催眠曲：“谁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