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缩景园和原子弹爆炸顶一样，也围着高高的围栏，不让人进去。但梅琦并没有因此受阻，他在围栏中间找到了一处缺口，显然早有人进去过了（福尔摩斯怀疑，是有人用钳子剪断铁丝网，用戴着手套的手拉开铁丝，使缺口的宽度足以让一人通过）。很快，他们就走上了交错相连、蜿蜒曲折的步行小路——小路绕过毫无生气的黑色池塘，一路上都撒着灰色的煤烟，路旁还残留着焦炭般的李子树和樱桃树枝。他们悠闲地走着，时不时停下来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着这座历史悠久的花园被焚烧后的残余——茶艺室只剩下焦黑的瓦砾，曾经数百丛、甚至数千丛杜鹃花盛开的地方而今也只有凋零的几株。
但梅琦先生对所目睹的一切都保持着沉默，这让福尔摩斯有些沮丧。当他问起这花园的光辉历史时，梅琦没有理会他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似乎也不愿意待在福尔摩斯身边，有时候，他会走在前面，有时候，又趁福尔摩斯不注意，突然落到后面。实际上，自从向那几个女人问过路之后，梅琦的情绪就一直相当低落，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不想知道的事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记忆中美好的花园如今变成了不欢迎公众参观的禁区。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擅闯者。在小路上，一位看上去饱经世故的成年男子朝他们迎面走来——男人应该四十多岁或五十岁出头，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他还牵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男孩穿着蓝色短裤和白色衬衫，蹦蹦跳跳地走在旁边。双方相遇时，男人礼貌地对梅琦点了点头，用日语说了句什么，当梅琦回答他时，他又礼貌地点点头。他看上去似乎还想和梅琦说说话，但男孩一直拽着他的手，催促他往前走，他只好点点头，又继续走了。
福尔摩斯问那个男人说了什么，梅琦只是摇摇头、耸耸肩。福尔摩斯发现，这短暂的偶遇似乎让梅琦很是不安，他不断回头看身后，显得心神不宁。有一段时间，他紧紧挨着福尔摩斯走，提着行李箱的手指关节都因为过于用力而发白了——他看上去就像是刚见到了鬼。在他再次加快步伐之前，他说道：“真奇怪，我觉得我刚刚见到的就是我和我父亲，不过，却没有看到我的弟弟——我真正的弟弟，不是健水郎。因为您一直认为我是独生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所以，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跟您提起他。其实，他死于肺结核，就在我们一起走过这条小路后一个月左右，他就死了。”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加快了脚步。“真是太奇怪了，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可感觉却一点也不遥远。”
“确实，”福尔摩斯说，“有时，我以为早已被遗忘的过去会活灵活现地出现，让我出乎意料，吓我一跳。如果不是它们找上我，我压根就不会记得。”
他们沿着小路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池塘，上面有一座拱起的石桥。池塘里，还有几个小小的岛屿，每个小岛上，都残留着茶室、小屋或小桥的遗迹。整个花园也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仿佛远离了任何城市。走在前面的梅琦停下来，等着福尔摩斯赶上他。然后，两人盯着一个在一座小岛上盘腿而坐的和尚，看了一会儿。那和尚身穿长袍，坐得笔挺，像尊雕像般一动不动，低着剃得溜光的头在祈祷。
福尔摩斯在梅琦脚边弯下腰，捡起路上一块青绿色的鹅卵石，放进口袋。
“我觉得，在日本压根就没有命运这回事。”梅琦目不转睛地盯着和尚，终于开口说，“在我弟弟死后，我见到父亲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那些日子，他经常外出旅行，主要是去伦敦和柏林。对了，我弟弟叫贤治，他死后，母亲的悲伤情绪感染了整个家庭。我特别希望能和父亲一起旅行，但我当时还在念书，而且母亲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待在她身边。不过，父亲倒是很鼓励我的想法，他承诺，如果我能认真学英语，在学校成绩又还不错的话，他也许有天会带我一起出国旅行。于是，你也应该能想象得到，满心热切期盼的我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练习英语的听说读写。我想，从某个方面来说，那种勤奋的劲头也培养了我成为一名作家所必需的决心。”
当他们又开始走路时，和尚突然抬起头，仰望着天空。他低声吟诵经文，嗡嗡的声音像涟漪般从池塘上传来。
“一年多过去了，”梅琦继续说，“父亲给我从伦敦寄来了一本书，一本精装版的《血字的研究》。那是我第一本从头看到尾的英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华生医生写的关于您的历险故事。遗憾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再也没能读到他写的其他英文小说了，直到我离开日本，去英国念书，才又重新看到。因为我母亲当时的精神状态不好，所以，她不允许任何和您有关、甚至是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出现在我们家。实际上，她把父亲寄给我的那本书都扔了——她找到了我藏书的地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它扔了。幸好我在前一天晚上看完了最后一章。”
“她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激。”福尔摩斯说。
“确实，”梅琦先生说，“我生气了好几周，不和她说话，也不吃她做的饭。那段时间，每个人都不好受。”
他们来到池塘北岸的一座小山，花园外相邻的小河和远处的群山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背景图。小山旁有人刻意放了一块大石头，石头的上半截被锯断磨平，可以当作天然的长凳，于是，福尔摩斯和梅琦坐下来，享受着眼前美丽的景色。
福尔摩斯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和这块在山丘旁歇息的古老大石一样沧桑，周围曾经光辉的一切都已衰退或消失时，只有自己还存在。池塘对面的岸上，有几棵未经修剪、形状奇怪的大树，它们弯曲而光秃的树枝早已不能将花园与城市中的房屋和拥挤的街道隔绝开来。有一会儿，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几乎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风景。福尔摩斯一直想着梅琦跟他说过的话，最终开口了：“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太爱管闲事——但是我猜，你父亲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啊？”
“我父母结婚时，母亲的年纪还不到父亲的一半，”梅琦说，“所以，我敢肯定，父亲此时肯定已不在人世了。但我却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死的，又是怎么死的。老实说，我还指望着您能告诉我呢。”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知道呢？”
梅琦往前弯下腰，双手紧握，用无比专注的目光盯着福尔摩斯：“在我们互通信件的那段时间，您难道不觉得我的名字有点眼熟吗？”
“没有啊，我并不觉得眼熟。我应该眼熟吗？”
“那我父亲的名字呢？梅琦松田，或者说，松田梅琦。”
“恐怕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父亲在英国时，似乎曾经和您打过交道。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您提起这件事，因为我担心，您会就此质疑我邀请您来日本的意图。我原本以为您会自己猜出这其中的联系，主动跟我说起。”
“他跟我打的这些交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了。”
梅琦严肃地点点头，拉开脚边旅行箱的拉链，把箱子摊开在路上，仔细地在他自己的一堆衣服中翻着。最后他拿出一封信，打开递给福尔摩斯：“这是我父亲和书一起寄来的。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福尔摩斯把信纸拿到面前，仔细看着。
“信是四十——也许是五十年前写的，对不对？你看纸的边缘都已经明显变黄了，黑色的墨水也变成了蓝黑色。”福尔摩斯把信还给梅琦，“但很遗憾，里面的内容我真的看不懂，能不能麻烦你——”
“我会尽力而为。”梅琦先生露出迷茫的表情，开始了翻译：“我在伦敦咨询了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我意识到，我永远待在英国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你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福尔摩斯确实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对这件重要事情的意见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所有的房产和财产都会转到你的名下，直到民木长大成人，可以接过这份责任为止。”然后，梅琦把信折起来，补充了一句，“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说，我当时十一岁，他五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必须留在英国。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信息。”
“真是令人遗憾。”福尔摩斯看着梅琦把信放回行李箱。现在，他显然无法告诉梅琦他的父亲撒了谎，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疑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与松田梅琦见过面。“我也许见过他，也许没有见过。你不知道，在那些年里，有多少人来找过我，真的有成千上万。让我印象深刻的寥寥无几，但我想，如果我真的见过一个在伦敦生活的日本人，我应该会记得的，你说呢？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没法帮你什么忙。”
梅琦摆摆手，似乎是决定放弃了。他突然卸下严肃的表情，“没必要那么麻烦，”他用轻松的语气说，“我在乎的不是我父亲，他消失了那么久，我早已把他连同我的弟弟一起埋葬在童年的记忆中了。我之所以问您这件事，是为了我的母亲，因为直到今天，她都还在痛苦之中。我知道我应该早点跟您提起这件事，但我很难当着她的面说，所以只好等到我们出来旅行的时候了。”
“你的谨慎和你对母亲的孝心，”福尔摩斯和蔼地说，“很让我佩服。”
“您过奖了，”梅琦说，“不过，请不要让这件小事影响了您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我的邀请是真心实意的，我希望您能清楚——我们还有很多要看的、要聊的。”
“那是当然。”福尔摩斯说。
可是，在此之后很长时间，除了梅琦先生几句泛泛的闲谈（“恐怕我们得走了，可别错过了轮渡”），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两人也都不觉得有说话的必要。他们离开花园，坐上前往宫岛的轮渡，也是一路沉默，甚至在看到了竖立在海上的巨大红色牌坊时，也没有说话。他们坐上开往防府的巴士，在红叶温泉旅店（传说一只白色的狐狸曾经在温泉中治好了受伤的腿，所以，现在当你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中时，还有可能看到蒸汽中白狐若隐若现的脸）安顿下来，准备睡一晚时，令人尴尬的沉默依然有增无减。直到晚餐前，这沉默才被打破，梅琦直直地盯着福尔摩斯，露出大大的笑容，说：“真是个愉快的晚上。”
福尔摩斯回以微笑，但并不热情。“确实。”他简短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