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们说到了明朝后期的昏君屡出、宦官专权、党争严重这三大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已无法挽救。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转眼之间，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就先后占领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顺、大西这两个与明朝对立的农民政权！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统治黑暗引起的经济上的三个方面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明朝中后期除政治腐败外，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和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又加深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载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灾害。屋漏偏逢连夜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赶上天灾不断，水旱灾害频繁，人民无以聊生。陕北地瘠民贫，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吃尽后又挖“观音土”填腹，苟延数日，最后腹坠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造反别无出路。
第三，加派三饷。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和军费开支的剧增，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政权也在时刻威胁着明朝。在此情况下，明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饷”（“练饷”“剿饷”和“辽饷”合称“三饷”）的加派，三饷总额有时竟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正常田赋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级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农民纷纷破产，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绝路。
明朝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后金政权的威胁而加派“三饷”。加派“三饷”则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也客观上更加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对于明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灾荒严重，陕北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收甚急，人民被迫起义。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
王二起义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先后举起义旗。其中，“闯王”高迎祥的义军是较强的一支。
高迎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安塞县人。1628年在安塞聚众起义。1631年陕晋各路义军结成36营，高迎祥为领袖之一，称闯王。李自成投其部下，张献忠等也东渡会师。1635年阴历五月，各路义军相继入陕会师，合兵20万，由闯王统一调度。1636年阴历七月，挥师直取西安，军至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高迎祥被俘，押至北京，不屈就义。
李自成，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说起李自成的家乡李继迁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要据此考证一下李自成的民族所属。
有的人说了，难道李自成不是汉族人吗？据我考证，李自成还真的不是汉族人！
李继迁寨的得名，是因为宋朝时候的一个名字叫作李继迁的人。大家想一想，您听说过李继迁这个人吗？
说起李继迁，我们还要提到中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人的一支——党项。党项人是羌族人的一支，原来居住在今天的青海东南和四川西部一带。唐朝的时候，把党项人迁居到今天的陕西北部一带。他们分成三个部落：居住在今天甘肃庆阳一带的为东山部；居住在今天陕西靖边一带的为平夏部；居住在今天陕西横山一带的为南山部。唐朝末年，党项羌族南山部的首领拓拔思恭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名叫李思恭。
北宋建立以后，李思恭的后代李彝殷死后被北宋政府封赠为夏王。宋太宗时期，李彝殷的儿子李继迁起兵反宋，北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契丹（也叫辽）于990年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后来，当地的党项羌族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李继迁，把李继迁出生的地点改名为李继迁寨。
1038年，李继迁的孙子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起与北宋、辽并立的西夏政权。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政权。
西夏政权灭亡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族人民逐渐与当地的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被称为“汉人”。他们继续以“李”为姓！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出生于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的李自成的祖先应该是党项羌族人——李自成应该是党项羌族人的后代！
李自成，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0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在穷伙伴的帮助下，他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准备逃跑。
李自成平时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于是他说服大家，投奔了“闯王”高迎祥。由于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再加上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因此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将，号称“闯将”。
李自成终于参加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很快，李自成就建立了与大明王朝对峙的大顺政权！
说起李自成，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与他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与李自成同岁，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老家。
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众起义，自号“八大王”。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
高迎祥牺牲以后，高迎祥的这支部队落到了新的闯王李自成的手里。此时，李自成再度与明王朝的军队真刀真枪地正面作战。这个时候，李自成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真刀真枪的阵地战。人家明朝的军队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你的军队是什么？乌合之众！结果呢？转眼之间，几十万人经历了连续几次战役，那几十万人死的死，逃的逃，都不跟李自成了，李自成的军队最后打剩不到1000人，就跑到了陕西省最东边的商洛山区，躲了起来。
就在大明王朝的军队正在追杀1000人不到的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的救命恩人出场了。
李自成的救命恩人是谁呢？爱新觉罗·多尔衮。
1638年冬天，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再度杀奔山海关而来，北京危机。当时的崇祯皇帝就命令，所有军队别打农民军了，咱们赶紧回到山海关这儿防备清军吧。这样就发生了东北战场上最著名的松锦之战。
结果，松锦之战一下打了好几年，在松锦之战的过程中，那明朝它得需要多少军饷啊？大明王朝被迫只能在原来已经加派三饷的基础之上，把征三饷的钱的数量再度翻番。结果一下又正好赶上当时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那阵儿叫直隶，这几个地区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又要加税。
这个时候，李自成率领他不到1000人的部队，就从商洛山区杀出来了，直奔河南而去。我们说到了河南，李自成登高一呼，只用了一个词，“均田免粮”，那老百姓非常欢迎。李自成这一提出“均田免粮”不要紧，河南转眼几十万人就加入了李自成的部队，来的时候1000人，不过两个月，几十万人参加了李自成的部队。当时河南地区就流行这样的话，“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领这几十万农民军就攻占了洛阳，杀死了体重达400斤的福王朱常洵，把金银、粮食发给饥民，民众拍手称快。
1643年，李自成攻占襄阳，在襄阳称了“新顺王”，一个大顺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以西安为“西京”。
几乎与此同时，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攻占武昌，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
1644年阴历二月，李自成率部东渡黄河，攻克太原，一方面发布檄文揭露明朝的罪恶，另一方面向民众宣布“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政策。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凯歌行进，三月兵抵北京城下。
我们的问题在于：面对着中原地区大明、大顺、大西三个政权混战的情况，爱新觉罗·多尔衮为首的大清王朝，会何去何从呢？
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崇祯皇帝领导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随时有被李自成所领导的大顺政权取而代之的可能。
话说在大明王朝与大顺政权较量的最佳关头，我们可以说，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领导下的大清朝，也已经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最佳时机了。
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所领导的大清王朝正处在坐山观虎斗的绝佳状态。而随后的大顺政权，据郭沫若先生说，那它也将迅速地腐败下去。这种情况，可以说，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所领导的大清王朝来讲，真是天赐良机啊！
也就是说，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时候的大清王朝，迎来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时机，一个绝好的统一中国的时机。
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及时应对这种局面呢？咱们还是先从孝庄皇太后谈起。
我们注意，以前我们总是说庄妃。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得改口了，我们就得管这个庄妃叫作“孝庄皇太后”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庄妃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当上了皇帝，所以很自然地，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就被尊称为“皇太后”了。
当然，按照规矩，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应该被称为“圣母皇太后”，不应该被称为“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这个“孝”字，是她死后被封的谥号。而庄妃这个“庄”字是她生前的时候就有的，因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管她叫作“庄妃”嘛。但是习惯成自然，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称呼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来，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孝庄皇太后”这个称呼。所以，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也顺从大流儿，就称其为“孝庄皇太后”。
接下来，我们就该了解一下在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的背景下，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应对了。
话说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领部队横渡黄河，杀奔太原而来，转眼之间就占领太原。占领太原以后，李自成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李自成的宣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布了讨伐明朝皇帝的檄文；另一方面向百姓宣告，他若掌权，三年不征，平买平卖。另外一方面，李自成率领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太原奔大同，走张家口，占领居庸关，直扑北京而来；另外一路，从太原向东，走正定，走固安，直扑北京而来。转眼之间，在三月中旬，李自成的两支部队会师于北京城下。大明朝真正到了危在旦夕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您若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您会怎么想？您会怎么做？
就在大顺政权与大明王朝决战在即的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大顺政权的声势所震慑，连忙派迟起龙为使者跟大顺政权联系，提出双方“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意见。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意思是说，咱们大清王朝和大顺政权双方，要协谋同力，一起灭掉大明政权，共同占领中原。这个口信，李自成接到了。这个时候您若是李自成的话，您会做什么想法？
这里，诸位读者朋友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知道，最后李自成是失败了。但是，李自成的命运，难道真的天生就应该是失败的吗？经过我的考证，我觉得李自成其实从这一天开始，他有很多次机会，都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他随便抓住了这其中的任何一次机会，天下都绝不会是大清王朝的，都绝对不可能有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先灭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再灭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最后灭掉南明政权余部的情况发生。
这其中，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派迟起龙为使者跟大顺政权联系，提出双方“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意见，是为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最重要的一次机会。面对着爱新觉罗·多尔衮派来的使者迟起龙，李自成当时应该有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积极响应。好，咱们就这样，咱们划定天下，哪块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打，哪块归我李自成打。如果这样，中国可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虚与委蛇。好，咱们说话算话，哪块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打，哪块归我李自成打。这么着吧，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长城沿线以外的地盘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占领，包括都城北京在内的明朝华北领土归我李自成拿下。明朝，那阵儿的北京城我们知道，谁还有心打仗？肯定是望风归降。结果呢？我李自成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拿下华北全部领土！然后，我李自成再假装协助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攻打山海关，看着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吴三桂进行最后的决一死战，我李自成看着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吴三桂鹬蚌相争，我李自成渔翁得利。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当然是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统一了全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李自成做出的是第三个选择。他对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派来的使者迟起龙嗤之以鼻：“滚！”没有第二个字，就把来人打发走了。
迟起龙回去面见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非常生气，马上问范文程怎么办？范文程将大顺政权看成敌人，他认为，明朝灭亡后的形势，就像秦朝灭亡以后中国的形势一样，“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范文程认为应该征讨大顺政权，“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
此时的明朝崇祯皇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但是，袁崇焕的部将吴三桂借鉴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教训，在接到崇祯皇帝的诏书率领关宁铁骑驰援北京勤王护驾时，心存顾忌，有意放慢行军速度，不但没能及时赶到京城，反而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结果，先期投降大顺政权的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率兵西进，准备拜见李自成！
1644年4月25日（阴历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之后，在万岁山（今北京景山）的一棵歪脖儿树上自缢而死。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从1368年建立开始至此存在了前后长达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灭亡了！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景山公园看到一棵歪脖儿树，歪脖儿树下的碑文告诉我们，三百多年前，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是在这棵树上自缢而死的。其实，这棵歪脖儿树是清朝的人种植的。吊死崇祯的那棵歪脖儿树在崇祯皇帝死了之后，没几年，这树也奇怪，它也死了。后人就在吊死崇祯的那棵歪脖儿树的原址种植了一棵同样的歪脖儿树——树长得直，咱们用人力给它压歪了不就可以了嘛。所以时至今日，景山公园那里还有一棵歪脖儿树，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棵歪脖儿树了。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著名的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考证，我们知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进了北京以后，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最后导致了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
郭沫若先生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里面的分析，是有着特定的背景的：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即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郭沫若先生为了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一定要戒骄戒躁，而发表了这篇《甲申三百年祭》。
也就是说，郭沫若先生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本身是一篇政治论说文，与一般意义上的严谨的历史论文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他的《南明史》一书里面根据大量的史实的分析考证，得出了关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失败原因的新的结论。
他认为，现代许多人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最终导致失败，这是轻信封建史籍对大顺军诬蔑的结果，与事实完全不符！
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荣，若干年后才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未听说过有在二十天左右便丧失战斗力的。显然，用腐败和丧失民心是难以解释李自成兵败原因的。
顾诚教授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顺政权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脚，绝非领导变质，失去了群众支持。恰恰相反，大顺军政权的失败在于它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的强烈不满。加之军事部署严重失误，导致满洲贵族与汉族官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大顺军的压倒性优势。所以“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从某种角度来说，不管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堕落与否，无论如何，这个天下都将不是李自成的，这个天下都将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赞赏顾诚教授的这段考证的。
不管怎么说，处于坐山观虎斗状态的大清王朝已经迎来了百年难遇的大好时机！这对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绝对是个天赐良机！
那么难道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就真的没有可以挽回的机会了吗？其实李自成取胜他还有很多次机会，我们还是从山海关之战前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谈起。
前面我们讲过，大明王朝已经于1644年4月25日灭亡——其标志是北京被农民军占领。大顺政权的领袖李自成为了招降吴三桂，给了他很多好处；同时，吴三桂的父亲和吴三桂的全家人都在李自成的掌控之下！而前面曾经多次招降吴三桂的大清王朝此时却没有了响动！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吴三桂会做怎样的打算呢？
对吴三桂来说，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困难时刻，他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他的父亲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称：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流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等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是啊，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国家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那日夜思念的陈圆圆都在李自成的手里，为了父母的牺牲和自己的名誉，情有可原，顺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顺他就是归命侯。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从行脚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同样用血汗挣得天下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能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呢？
现在，吴三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弃一直虚掩在身上的“忠臣”的外壳，不过里面还有一张孝子的面具，可以用来抵御社会正统价值评判系统的正面杀伤。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彭孙贻的《流寇志》里面做了如下的记载：
“有客平西（平西，指平西王吴三桂）幕者云，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借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同声应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吴三桂在开始的时候是打算以死报国的，但是他的属下经过他的三次问讯，结果全军将士“三问不敢应”！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已经不能领导他的军队——他失去了对于他的军队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提出，投降是大势所趋！咱们是否也走投降这条路呢？结果，全军将士同声回答说“今日死生唯将军命”！吴三桂于是决定归顺大顺政权！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吴三桂对于是否归顺大顺政权，是曾经存在过犹豫心理的！但是，他从全军将士的由“三问不敢应”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的情绪变化中，最终确定了归顺大顺政权的决定！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为什么宁可归顺大顺政权也不归顺大清王朝呢？
其实，在他的心里面，应该是一直有以下两种想法：
第一，“华夷之辩”。
我们说，吴三桂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直把汉族人以外的一切少数民族都看成“夷蛮戎狄”，一直是低等民族！“夷蛮戎狄”这类低等民族是没有资格统一中国的！
因此，他一直认为，可以归顺大顺政权，也绝不可以投降满洲人的所谓的“大清王朝”！因为，在他的心中，满洲人应该是“夷蛮戎狄”，是低等民族！他们是绝对不应该统一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绝对不应该由他们来统一！李自成，好歹也是汉人——这是吴三桂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李自成实际上是党项羌人的后裔——也不是汉人！
第二，形势所迫。
此前的N多年，吴三桂一直站在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对峙的最前线！现在，大明王朝完蛋了！在他的前面，有他一直的死对头大清王朝；在他的后面，有他所不了解但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现在正在极力招降他的大顺政权！
更何况，大顺政权还决定，赏辽兵白银4万两，赏吴三桂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千缎，现在这些东西正在送往山海关前线的路上！
不仅如此，大顺政权还封吴三桂为侯呢！
由上所述，他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突然做出投降自己一直的敌人的决定呢！
因此，现在的吴三桂，他宁可归顺大顺政权也不归顺大清王朝！
吴三桂既然决定了投降，剩下的就是他的具体行动了！
1644年4月29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正式决定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且亲自率部进京朝见新的主人。1644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的军队抵达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却突然之间，又背叛了李自成！不久之后，又正式投降了大清朝！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关于吴三桂背叛大顺政权的始末，一般而言，我们都相信《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里面的记载是真实的：
在西沙河驿站，吴三桂相继见到了逃出京的家人以及父亲派出的亲信傅海山，他们向吴三桂叙说了吴襄以及吴三桂爱妾的情况。当开始听到父亲吴襄被捕时，吴三桂并不在意，以为这是李自成为迫其投降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他一投降，父亲必被释放。当听到父亲被拷打将死，交了5000两银子还不顶用时，吴三桂的头发便不禁地竖了起来。及至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抢走时，吴三桂十分愤怒，他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掉头返回山海关，并一反常态，纵兵掠夺，直接率兵杀回山海关。
这就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问题在于，陈圆圆作为一个当红歌妓，她与吴三桂到底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呢？难道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真的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这就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里面的记载到底是真是假！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考证！
第一，有关“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料出处。
我们知道，《庭闻录》和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这类著作出自清朝中晚期甚至更晚！这些著作出现的时间太晚了！他们出现的时间已经离吴三桂的降而复叛大顺政权、投降大清王朝八九十年了！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比《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更早一些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面也同样记载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实的呢？
第二，更早一些的史料记载似乎否定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说法。
更早一些的记载着吴三桂的书籍有很多！但是，这些书籍里面都没有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实的记载！
其中涉及吴三桂和陈圆圆关系的书籍主要是《明季北略》一书。《明季北略》这本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时吴三桂尚未叛清！在这本书中记载着下面的话：
“自成入京，刘宗敏系吴襄，索沅（沅，指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三桂闻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将自成守边兵二万尽行砍杀，止余三十二人，贼将负重伤逃归，三桂遂居山海关。”
这本书中，说的是刘宗敏没得到陈圆圆，对吴襄严刑拷打，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也就是说，按照《明季北略》一书的说法，“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
这里，我们就涉及了一个问题，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仅仅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这么简单吗？
支持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这一论点的论据还有很多！
如《流寇志》的记载：“（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而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虏，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
又如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的记载：“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富有戏剧性的是，几乎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问的同时，李自成也注意到了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接来到吴三桂的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5月5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引诱自己进驻北京后再行消灭！
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既然要决定投降大顺政权，就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居然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很多财产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
因此，我们说，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大顺政权的革命措施触犯了吴三桂等地主阶级的利益！
1644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决定，迅速杀回山海关！5月9日（阴历四月初四），他的军队就从大顺军队的手中夺回了山海关！大顺政权的军队被杀得仅剩八骑逃还北京。
而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兵力实际已达5万人之多，对外宣称15万。他在演武场阅兵誓师，将李自成的使节李甲斩首，陈乙割两耳后放回！同时，他还亲自给父亲吴襄写了回信，表明与李自成彻底决裂！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他说道：“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大顺政权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当然，这封信也有变相保护自己的父亲的意思。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与此同时，吴三桂还下令收拢关外各地汉民速转移到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队。问题在于：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应对中原这种瞬息万变的变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