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后面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现象无疑值得思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晚年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正月十五，整个长安城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显然，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踘、击马球、斗鸡、赌鹅。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儇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儇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儇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殁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儇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儇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李儇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京师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这时候，与田令孜私交甚好的盐铁转运使高骈急忙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听了觉得有理，这才停止了强取豪夺的行为。
自懿宗时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经开始腐烂。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选出代表向朝廷派来的观察使崔荛“诉旱”，要求减少赋税。崔荛为人“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他满不在乎地指着院子中的大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并下令杖责前来“诉旱”的百姓代表。陕州百姓得知消息后大怒，群起围攻衙门。民情汹汹，崔荛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听说他就是崔荛，立即端来了一瓢尿给他喝。官民间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唐帝国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乱。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当殿向皇帝撒谎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谎言，僖宗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贺”。
而这时候天下的实际情况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尸），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这里所谓“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指农民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已经是暗流汹涌。
显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员却瞒着僖宗，使皇帝安心玩乐，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为，“用权乱天下”，卖官鬻爵，都不告诉僖宗，便径直矫旨去办。史称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为之侧目。当时的宰相卢携依附田令孜，凡事都听从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况下，火山终于爆发了。
僖宗即位后不久，濮州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曹州人黄巢也积极响应，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并逐渐崛起，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声望甚至超过了王仙芝。天下大乱之时，各地纷传狼烟，而朝廷内部各将领大都拥兵自重，与中央矛盾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堪忧。
而僖宗却对此不闻不问，只顾沉浸在各项游戏运动中。他好骑射、剑槊、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赌鹅，兴趣爱好不少，乐此不疲，甚至有时一练起蹴鞠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
皇帝在尽情玩乐的时候，帝国的大厦却日益倾斜，摇摇欲坠。广明元年（880年）秋七月，黄巢率十五万农民军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渡过长江，唐军不战而溃，黄巢未损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二州，从而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势极盛。当时唐朝廷负责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的是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淮南将领毕师铎（原为黄巢麾下将领，后投降高骈）劝高骈主动出战。高骈尚在犹豫，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力劝高骈避开黄巢兵锋，坚守不战。高骈好神仙之术，对术士吕用之极为信任，于是不肯出战黄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军六十万，距离扬州已经不足五十里。
高骈的上表送到长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骇。一向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使唐军无备，黄巢乘机渡江。僖宗严厉斥责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骈尽快出兵。高骈却干脆称病不出，拥兵观望。中央皇权衰落已久，高骈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对其也无可奈何。
这时候，宦官田令孜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打起了脚底抹油的小算盘。他先向僖宗推荐自己的亲弟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田）和私党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出镇蜀中（四川），想学当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可以挟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难。僖宗同意了。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让这四个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的官衔。陈敬瑄等四人在球场上驰骋奔突，纵马角逐。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西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勖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杲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这就是僖宗创下的“击球赌三川”，旷古奇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还未发迹之前，均在右神策军任职，默默无闻，却因为善于击马球，而意外被僖宗赏识，竟然破格擢升为将军，后来二人均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在农民军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卢瑑曾想出一招缓兵之计，主张封黄巢为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黄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等到黄巢到天平就藩时，朝廷再发兵除掉他。另外一名宰相卢携却是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农民军便会被阻在潼关之外不能入关，不会有什么作为。僖宗惶然无主，采纳了卢携的建议。然而不久后，农民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随着前线唐军的败报不断传来，京师也开始人心惶惶，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一直特别想当天平节度使，几次以此为条件与唐朝廷讲和），不及休师整顿，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北进，并传檄唐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慑于农民军强大的声势，一些唐地方官军势力果然只摆出观望的姿态，不敢轻易撩拨黄巢的兵锋。
唐朝廷听到黄巢进师的消息后，急忙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等藩镇兵进剿。然而，农民军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时，农民军号称六十万，势力极盛，大有探取天下于唐朝廷囊中之意。
唐朝廷听闻东都洛阳失陷，农民军即将大举西进入关，君臣束手无策，竟然只能相对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对。田令孜抛出了预谋已久的方案，提议僖宗奔西蜀避难。这是公然倡议逃跑，僖宗虽然年轻贪玩，但还是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祖宗的脸，因此相当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反对“阿父”。刚好这时候，潼关守将齐克让派来求援的使者到来，僖宗便请田令孜发兵守潼关。
就在同一天，僖宗来到左右神策军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被任命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杨复恭为副使，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之后，田令孜急发神策军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率领，赶赴潼关拒守。田令孜虽然名义上是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负责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
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富室子弟，这些人当初并非真的想当兵，而是靠贿赂宦官挂名军籍，借此厚得廪赐。平时，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军士平时都是华衣怒马，怡然自得，很少操练，更谈不上经历过战阵。一听说要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痛哭。不少神策军士暗中用金帛雇长安的商贩和贫穷百姓代自己出征。这样的一支军队，自然谈不上有任何战斗力。
大军临行前，僖宗亲自到章信门送行。张承范已经预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说：“听说黄巢有贼兵数十万，而潼关外只有齐克让饥卒万人死守，现微臣仅以两千多人屯兵关上，无后继粮草支援。以此来拒贼，实在令我寒心！愿陛下催促诸道精兵早来增援。”中心意思就两件大事，一是速运粮草，二是速搬救兵。对此，僖宗含糊应承道：“爱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实证明，后来潼关迅速失守，就是败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这两件事上。
张承范率军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城中无主，华州军民全部都逃入了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唯尘埃鼠迹”。幸运的是，华州的人虽然跑光了，但粮仓中还有千余斛米，张承范便让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行。到达潼关后，唐军在青草茂密处搜得隐匿的村民一百来人。张承范便让这些村民运石汲水，做好守城的准备。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坑、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元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十二月初一，黄巢军前锋自洛阳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农民军声势极其浩大，“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和张承范不但兵少，而且已经断粮几日。唐军将士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因而士气极为低落。齐克让为了鼓舞士气，率先出战，黄巢军小败。但不久后，黄巢大军赶到，农民军大声呐喊助威，声震华山和黄河，地动山摇，令唐军胆战心惊。齐克让拼命督军死战，唐军总算不至于溃败。从午时一直到至酉时，双方奋战了大半天，眼见天色已暗，这才停战，各自收兵回营。
齐克让刚刚松了口气，唐军士卒却突然自乱了起来。唐士卒们因为多日不食，已经饿极了，狂怒之下开始呼喊喧闹。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士卒们放火烧毁了营寨，自行溃散，各自去谋生路去了。齐克让身为唐军主帅，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无力阻止。
当时潼关左侧有一个山谷，平日禁止人往来，以便榷征商税，所以人们称其为“禁坑”。农民军兵临关下时，唐潼关守将仓促间没有派兵到禁坑防守。齐克让部下溃军乱哄哄闯入禁坑，禁坑山谷中长满了荆棘、灌木和长藤，茂密交织，犹如蜘蛛网，行人难以通过。然而，唐溃军一哄而上，一夕之间，便踏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张承范见大敌当前，情势危急，派人向唐朝廷告急：“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馀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未可轻动，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言语之间颇有气势。关于安禄山和哥舒翰，后面提及安史之乱时会有详述。
张承范生怕唐军再发生兵变，将辎重和自己的私囊都拿了出来，全部散发给士卒，同时勉励将士说：“诸君勉报国，救且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下》）将士们十分感动，决定奋力拒战。
此时，唐朝廷已经知道潼关部分唐军将士因断粮溃散的消息。僖宗匆忙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畏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僖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
十二月初二凌晨，黄巢军开始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力率军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潼关上的唐军弓箭用尽，无矢可射，只得用石头投向黄巢军。
黄巢见唐军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来一千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掘土填潼关外的壕沟。不久，壕沟被填平，黄巢军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关楼烧得一干二净。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黄巢还派部下尚让从禁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前后夹击。
张承范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黄巢军填平后，才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八百士兵去守禁坑，但还是晚了一步。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大军已经通过。
十二月初三凌晨，黄巢与尚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军饥饿不堪，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见大势已去，换上便服，率领残余士兵仓皇逃走。
张承范一行退到野狐泉时，才遇到增援前来潼关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喟然长叹，说：“你们来晚了！”
黄巢攻克潼关后，留成令环据守，继续东进。潼关为京师长安的门户，雄关天险一开，长安再无险可守，陷落已经是早晚的事。
十二月初三，黄巢陷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指长安。
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后，退到了渭桥一带。在渭桥驻守的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博野军远道而来，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看见新军都穿着新衣皮裘，异常华丽，自然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服，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大肆抢劫新军的衣服，并由此而哗变，倒戈相向，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宰相卢携。僖宗昏庸，不由分说，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申诉无门，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
十二月初四，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莅镇。这其实就是宰相豆卢瑑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一厢情愿的妄想。黄巢已经今非昔比，长安就在眼前，他已经胜券在握，决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封号便就此退兵。
十二月初五清晨，文武百官退出朝堂，听到博野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田令孜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惊慌失措，立即率神策兵五百人，拥僖宗出逃。事出仓促，僖宗身边只带了三名妃嫔和福、穆、泽、寿四王，寿王即后来的昭宗。宰相和文武百官都不知道僖宗西行，自然也没有跟随。身边没有良将忠臣，这也成为后来僖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
当时神策军中有十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僖宗，说黄巢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大怒，当即杀了这些军士，带着僖宗继续往四川逃跑。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外，还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瑄此时正担任西川节度使（即靠击球第一赢得节度使位置的那位）。这样，僖宗一旦入川，依旧在田令孜的控制之中。
僖宗一行人仓皇经金光门离开长安，重新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年前（756年）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长安城一片大乱，军士及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十二月初五，僖宗逃走当天，黄巢军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灞上迎接，表示归顺黄巢之意。不久，黄巢乘金装肩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灾难。实际上，自从一百二十五年前，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而仓促逃离京师后，长安就此开始了它多灾多难的历史。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唐由极盛转入衰败。
僖宗西逃入蜀后，各地节度使不思进取，要么隔岸观火，要么趁火打劫，整个中原陷入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有《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
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
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
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公元880年，对于僖宗而言，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第四位逃离京师的皇帝（第一位是玄宗，第二位是代宗，第三位是德宗）。唐末诗人罗隐有《帝幸蜀》诗咏僖宗西逃一事：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
“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玄宗的小名。“杨妃”指杨贵妃。意思是说当年玄宗逃难，天下人都怪在杨贵妃头上，认为红颜祸水。如今对于僖宗而言，却是怪不到女人头上了。
号称“秦妇吟秀才”的唐末诗人韦庄也有《立春日作》一诗：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僖宗回到京师后不久，屁股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还对五年的动荡生涯惊魂未定时，便因为动乱再一次脚底抹油，被迫逃离了长安。而他的继位者昭宗（僖宗同母弟）也有数次逃跑的经历，这两节到后面再行叙述。
唐僖宗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据说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犯罪入狱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创造了辉煌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
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而此时此刻，大唐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一百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发现大部分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荣阳等郡连连失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唐朝廷仓促应战，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封常清为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封常清屡遭败绩后，洛阳失守，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安禄山大军随即逼近潼关。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
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词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玄宗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玄宗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守潼关。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
安思顺此为安禄山族弟，在安禄山谋反前，他曾经多次向玄宗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但还是将其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杨贵妃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哥舒翰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三十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王思礼不敢再说。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闻言后大骇，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三千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兵于灞上，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十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四千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二十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颜真卿也上言：“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纷纷而上。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不久，又下手敕切责哥舒翰：“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八，哥舒翰率军出灵宝县西（在今河南省西部），与崔乾祐部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领弱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战，叛军偃旗息鼓假装败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士兵见此境况，不由得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
这时，崔乾祐命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潼关城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二十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五天时间。
潼关失守后，京师无险可据。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二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子、皇孙等。玄宗因此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长安的皇帝。当时，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去向。
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至此，可叹！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就是如此无情！
一行人路过左藏大盈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请将库藏烧毁，以免大批库存布帛为叛军所得。玄宗心情凄惨，长叹道：“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立即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士民逃命之用。
玄宗事先已经派太监王洛卿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卿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逃难的皇帝饥饿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随行太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们送来了一些粗饭，其中掺杂有麦豆。皇子皇孙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但是实在饿得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便用手捞着吃，一下子就吃得精光，还没有吃饱。
快半夜时，逃难的一行人到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和县民也早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趁夜色逃走了。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贵贱地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已尽。
玄宗一行逃跑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时，唐禁军将士因饥饿疲劳而十分愤怒，并认为杨国忠是罪魁祸首。禁军将领陈玄礼想杀掉杨国忠以平民愤，并请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取得太子的支持。太子犹豫，没有明确表态。
刚好这时候，有吐蕃使者二十多人拦住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杨国忠未及回答，士兵就喊道：“国忠跟胡虏谋反！”杨国忠争走，被士兵擒杀。士兵们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玄宗开始还不同意，但军士鼓噪不已。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赐杨贵妃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至此，玄宗以凄凉谢幕的方式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时代到此结束了。
九月，肃宗以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反攻。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于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史思明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至此，玄宗离开长安已经一年有余。
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命令九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这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朝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
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贻误了战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唐军溃败后，史思明屯驻邺郡，杀安庆绪及其心腹等。安庆绪先前所据有的州县及兵众，至此尽归史思明。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不久后，史思明攻入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但因其政治意义，史思明还是以洛阳作为自己的中心据点。
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760年）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鱼朝恩从中作梗，事竟不能行。二年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再陷。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太上皇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皇帝位，为代宗。代宗任命长子李适（音kuò，同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后北逃。而中原百姓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唐朝廷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有约定，答应收回洛阳后，财宝皆归回纥所有。“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之前，士民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更加失望。
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唐朝廷。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奚和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
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七年又三个月，史称“安史之乱”。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节度使势力形成的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公元626年，历史上著名的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预谋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率兵二十万直逼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师大震。有人劝太宗离开京师避难，太宗却镇定自若，设疑兵之计，亲率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与唐结盟，领兵而退。
到了太宗的曾孙玄宗这里，则开了一有动静就率先逃跑的先例。回想当年太宗的英姿，真令人生出“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的感慨。
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
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玄宗孙）和德宗（代宗子）。而这两位皇帝的逃跑，都直接跟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跟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
唐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后，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玄宗后期，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府兵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府兵原来是三年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边将日重”。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贻患无穷。在众多边镇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自从唐朝立国以来，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安史之乱是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动荡的局面，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时平定的，这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事。
叛乱平定后，唐朝廷已经精疲力竭，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的巨大威胁，所以史朝义自杀后，唐廷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平叛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领地，即所谓“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州。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兵数万，自己任命文官武将，不缴纳贡赋，俨然独立王国。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地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逐步形成，朝廷中央集权大大被削弱。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
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
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竟然闻报不奏。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邠州、凤翔一线，长安告急。代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
郭子仪早先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御敌。到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程元振却拒不召见。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将领二十多万人，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一路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
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促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长安城大乱。
吐蕃军队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摄理朝政。随即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萧然一空”。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兵出发，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长孙全绪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地大喊。吐蕃军队不知底细，还以为郭子仪的军队已经进城，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十五天的长安被唐军收复。
代宗闻报后，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郭子仪入京，派将分屯畿县，表请代宗回朝。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慰劳郭子仪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相当于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长孙全绪等也被加官晋爵。
代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完全是郭子仪的功劳。此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一再戒严。代宗不忘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欲亲征。
当时，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一万兵力。回纥和吐蕃人多势众，将泾阳合围起来。郭子仪便命令将士加强防御，不许出战。这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
郭子仪知道后，立即派人去见回纥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回纥人一向很尊敬郭子仪，但由于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郭子仪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郭子仪之子郭晞担心父亲的安全，拉着父亲的马不让走。郭子仪大怒，用马鞭抽过去。郭晞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郭子仪到回纥营前，卸下盔甲走进营去。回纥首领们认出老将军，纷纷下马参拜。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药葛罗说明情况，晓以大义。药葛罗本来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已经死去，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歃血盟誓。吐蕃得知消息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连夜撤退。郭子仪派精骑追至灵台（今甘肃灵台县）西原，大败吐蕃，西部边境暂告安定。
代宗时期，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唐高宗朝名将薛仁贵之孙）。
各藩镇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拼死效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众藩镇中，尤其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制。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名天下。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在和奚、契丹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至武卫将军。田承嗣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初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安禄山大为称奇，从此开始器重田承嗣。
田承嗣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后来虽然归顺唐朝，竟然还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唐朝廷却对其无可奈何。代宗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着意笼络，“意欲固结其心”。但田承嗣本性凶顽、反复无常，皇帝的恩宠只能适得其反，使他骄横傲慢，更加肆意妄为。
不过，田承嗣虽然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极为敬重。郭子仪曾派遣自己的部将去魏博。田承嗣对来者十分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
田承嗣对另一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虎视眈眈，有心争夺攻伐。薛嵩也绝非善辈，对田承嗣甚为警惕，暗中有所防范。
一些传奇小说中记载薛嵩有侍女红线，“善弹阮咸，又通经史”。阮咸就是琵琶。薛嵩对其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室”。不仅如此，红线还身怀绝技，她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后，于半夜施展轻功赶到田承嗣所在的魏城，并潜入有重兵把守的田府，从田承嗣的枕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薛嵩派人将金盒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连夜送还。”此时，田承嗣正派人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接到薛嵩的信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有能人，自此不敢小觑薛嵩。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却功成身退，向薛嵩辞行。薛嵩挽留不住，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宴席中，当场填了一首歌词：“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一曲唱罢，薛嵩不胜其悲，红线也黯然泪下，随后借口酒醉离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不知所终。事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豪侠三》。顺便提一句，《太平广记》中用不少篇幅描写红线的本领，据说这是中国书籍中最早正式描写轻功的文字。
代宗见田承嗣忌惮薛嵩，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薛嵩尚有名将遗风，被委以重任后，“感恩奉职”。但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薛嵩的弟弟薛崿，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薛崿无处可去，只好逃到京师长安，“素服于银台门待罪”（《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薛嵩传》）。唐朝廷一直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薛崿，只能“诏释之”。
这时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打马球时，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田承嗣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大怒，两镇关系立即恶化。李宝臣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两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刚好代宗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便下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
当时诸道一心要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开始倒也能齐心协力，各道合兵，势力颇大。田承嗣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感到害怕，暗中有投降的意思。田承嗣生怕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便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意思是打算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唐朝廷竟然相信了田承嗣的话，下令诸道暂时停止进攻。田承嗣用一招拙劣的缓兵之计，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田承嗣采取挑拨、分化、拉拢等种种手段，充分利用诸道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顺利地瓦解了诸道联盟。
刚好这时候汴宋留后病死，都虞侯李灵曜暗中结纳田承嗣，仗着田承嗣的势力，自任为汴宋留后。唐朝廷得知后大怒，下令讨伐李灵曜。李灵曜势单力孤，田承嗣急忙派儿子田悦救援，结果兵败。李灵曜被俘虏，押送京师斩首。之后，代宗再次下令讨伐田承嗣，诸道却相互观望，再没有一人肯主动出击。唐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好就坡下驴，下令恢复田承嗣的官爵，不必入朝。这时，田承嗣已经占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藩镇中的最强者。
到了这个时候，各藩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代宗皇帝“听其（藩镇）所为”是事实，不过不是因为宽仁，而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代宗李豫死后，太子李适（音kuò，同扩）即位，就是唐德宗。
德宗的母亲为沈后。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匆忙出逃，当时还是广平王的代宗李俶（后易名为李豫）未及带上沈氏。沈氏沦入叛军之手，被押送到洛阳。后来唐军收复洛阳，广平王李俶在东都掖廷中重遇沈氏，本打算迎归长安，却因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依旧把沈氏留在洛阳。不久，史思明再度举兵叛乱，重陷东都洛阳，沈氏重新落入叛军之手，且从此下落不明。代宗即位后，派人四处寻访生死不明的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适为太子。李适登基为德宗后，立即尊沈氏为皇太后，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
宦官高力士有个养女高氏对皇宫旧事非常了解。女官李真一曾经伺候沈氏，记得沈氏容貌。有一次，李真一看到高力士养女高氏，发现她的年纪和容貌跟沈氏很像，又熟知宫中典故，因而怀疑她就是沈氏。高氏自己也含糊不清。李真一向德宗报告后，徳宗以为找到了母亲，欣喜若狂，立即派人隆重地迎接高氏回上阳宫。高力士养子知道真相，怕惹祸上身，告诉德宗高氏并非沈氏。德宗大失所望，但仍然好好对待高氏，让她回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被欺骗一百次也无悔，为的是找到我的亲娘。”
当时至少有四名女子自称沈氏，但都被人识破是属假冒之人。德宗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直至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放弃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以祎衣一副下葬。
母亲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一直是德宗心头恨事。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为讨伐藩镇提供必要的军费。结果，引起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
德宗即位前，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已经病死，时年七十五岁。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最喜爱侄子田悦，临终时命田悦为留后，让诸子辅佐。这时候的藩镇，基本上已经造成子孙世袭的事实，唐朝廷的任命不过成了形式。德宗即位后，急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刚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自任为留后。李惟岳接管了成德的所有事务后，还需要朝廷形式上的那一纸同意他继袭的诏书。但德宗新皇帝上任三把火，说什么也不同意给李惟岳正式任命的诏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各派使者，与成德李惟岳暗中勾结，“潜谋勒兵拒命”。于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遥相应助”，四镇连兵，公然与唐朝廷叫板较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四镇之乱”。
四镇之乱开始后，田悦先派兵抢攻邢、磁二州及临洺，率先挑起了战端；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切断了唐朝廷江淮和江汉的粮道。
德宗大怒，决意平藩，先派使者与吐蕃、回纥讲和，以免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边境暂时安定后，唐朝廷从西京抽调防秋兵（防止吐蕃秋季入侵抢粮的军队）一万两千人，同时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诸道兵，打算一举歼灭抗命的四镇。
一开始，唐官军势大，四镇接连吃了败仗。山南东道梁崇义被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所杀。成德李惟岳先被幽州留后朱滔打败，后为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所杀，首级被送到京师。淄青李正己急怒下病死，其子李纳擅领军务。四镇中去了二镇，田悦和李纳顿时势孤力单，不得不各自困守一角。局势对剩下的二镇极为不利，唐朝廷也认为天下不日可平。
长安的德宗非常得意，轻率地下诏三分成德镇（被杀的李惟岳的地盘），由此招致幽州留后朱滔和成德兵马使王武俊不满，认为皇帝不是论战功行事，因而对朝廷生怨。这便给了田悦可乘之机，田悦趁机派人与朱滔和王武俊联络，晓以利害，许以重利。朱滔和王武俊竟然倒戈相向，发兵援救被唐军围困的田悦。
德宗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田悦、朱滔、王武俊三镇。结果，李怀光率领的唐官军大败，朱滔、王武俊与田悦、李纳四镇重新结盟：朱滔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
令唐朝廷无比头痛的四镇称王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了淮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
李希烈先前曾协助唐朝廷平定四镇之乱。宰相杨炎曾经劝谏德宗，指出李希烈其人“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李希烈为人薄情寡义，心狠手辣，曾为董秦（李忠臣）养子，董秦对他信任有加，而他最终却驱逐了董秦取而代之。但德宗没有听从劝告，反而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李希烈杀死梁崇义后，自认为有大功，因此攻占了山南东道治所襄阳后，据为己有。唐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相当不满。称王的四镇充分利用李希烈对唐朝廷的不满，对李希烈称臣劝进。在巨大的权势和名利的诱惑下，李希烈心动了，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公然与唐朝廷对抗，开始向唐境进攻。
叛乱的五镇中，以李希烈兵强粮足，势力最强。唐朝廷大为震惊。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嫉恨颜真卿，为了借刀杀人，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
颜真卿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响应，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在抗击安史叛军中，立了大功。代宗即位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颜鲁公。
这时颜真卿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体衰，同僚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但他毅然领命前往。颜真卿到达淮南汝州（今河南临汝）后，对李希烈晓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协助他反唐。颜真卿自然不肯屈服，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发兵三万，围攻襄城（今河南襄城）。
淮西招讨使李勉为救襄城，采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兵乘李希烈后方空虚，直捣李希烈巢穴许州（今河南许昌）。李勉本是一心为国，不料德宗竟不理解，以为李勉也是想趁机捞一把，为自己谋取利益，立即派遣宦官指责李勉违诏。李勉被迫从许州撤兵，半途中李勉军遭到李希烈军伏击，大败，襄城因而更加危急。
襄城一旦陷落，东都洛阳便将吃紧。德宗急忙从西北抽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的兵马去救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了五千人马途经京城长安。适逢天降大雨，泾原兵士全身都湿透了，冻得发抖。而唐朝廷派京兆尹王翔犒赏军队。王翔带给军队的尽是粗米咸菜。泾原兵士大怒，产生了哗变，鼓噪攻入长安城。姚令言正要入朝辞行，听说部下哗变后，急忙赶来劝解士兵说：“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
德宗也急忙派宦官带着二十车钱帛去慰劳兵士，想亡羊补牢，稳定局势。然而，激怒的泾原兵士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杀死了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乱军入城后，立即开始冲击皇宫。皇宫的禁卫军无法抵抗，德宗仓促下无法可想，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公主从宫苑北门仓惶出走。
自从代宗朝宦官鱼朝恩因擅权被杀后，皇帝有所警惕，不再任用宦官掌管军队。所以，此时德宗身边只有宦官及随从一百多人。司农卿郭曙正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出走，也立即赶来扈从。而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也率领部下四百人迅速赶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姜公辅极有远见，拦在德宗马前，特意提醒说：“朱泚（音cǐ，同此）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
朱泚为前任泾原节度使，因弟弟朱滔（即自立为冀王的幽州留后）反叛唐朝，牵连到他，被德宗解除了兵权，留住在长安私第，挂着太尉的名。姜公辅这话的中心意思是：即便德宗要走，也应该带上朱泚，否则后患无穷。
然而，此时德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天子的气度，只顾自己逃命要紧，根本听不进去姜公辅的话。德宗一行出宫苑北门，预备逃去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如果说德宗的老子代宗逃难还是因为外患的话，德宗逃离长安，则完全是因为内忧。而他自己在平藩中举措不当，也是重要原因。
泾原兵士冲进了宫，发现皇帝已经跑了，就强行打开官库，大肆抢掠，一直闹了一夜。第二天，泾原兵士也抢累了，心满意足了，却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众人便去找节度使姚令言。姚令言自知事已至此，他无法再置身事外，唐朝廷必定会将一起罪责摊到他头上，但他有心无胆，知道自己不能堪大任，便出主意拥戴朱泚为主。
朱泚本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如今天赐良机，立即趁机接管了长安兵权，与河北诸镇割据势力遥相呼应。翰林学士姜公辅的担忧不幸应验。
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泾原之变”，由此直接造成德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
逃跑的皇帝一行经咸阳到达奉天。德宗还来不及喘口气，便急忙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入援。左金吾大将军浑瑊（音jiān，同坚）率先来到奉天护驾。
浑瑊，铁勒族浑部人。曾任中郎将、左厢兵马使、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在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浑瑊先后随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收复两京。唐永泰年间，吐蕃十万大军攻唐。浑瑊戍奉天（今陕西乾县），临危不惧，亲率两百骁骑，冲入吐蕃营，生擒蕃将，因此而勇冠诸军。之后，浑瑊又屡破吐蕃兵进扰，在唐军和朝廷中很有威望。众人看到他的到来，心里才逐渐安定。
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段秀实被杀事件。
段秀实，原名颜，字成公，陕西千阳人。幼读经史，稍长习武，言辞谦恭，朴实稳重。玄宗时举为明经，随后抛弃功名从军，积功至泾州刺史兼泾原郑颍节度使。段秀实总揽西北军政四年，吐蕃不敢犯境，百姓安居乐业。后来，宰相杨炎嫉恨段秀实，削去了他的兵权，召到京师任司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钱谷）。朱泚认为段秀实一定怨恨朝廷，有心拉拢。不料段秀实却是心向朝廷，他见无法推脱，就假意留在朱泚身边，暗中联络将军刘海宾等人，准备找机会杀掉朱泚。
朱泚随后派泾原将领韩旻（音mín，同民，韩旻亦工花鸟画）率三千骑兵，前去奉天。名义上是去接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段秀实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他担心奉天德宗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便想暗中盗取姚令言的官印，但没有得手。于是段秀实在伪造的假公文上倒盖上司农卿印，派人持假公文去骗韩旻回师。终于及时在骆谷驿截下韩旻，以姚令言之令命他返防。
段秀实自知韩旻一旦回到京师，假公文一事必然败露，便与将军刘海宾商议，计划杀死朱泚。当天，朱泚召段秀实议事。段秀实戎装入见。听说朱泚打算称帝，段秀实勃然大怒，用手中的象牙笏击打朱泚。朱泚头破血流而逃。但刘海宾等人迟迟未至，段秀实当即被杀。之后，与段秀实暗中相结的将军刘海宾等人都被杀。
消息传到奉天，德宗非常懊悔过去听信谗言，贬黜了段秀实，并为之流泪不已。时朝野上下赞叹：“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有如秀实之贤。”（《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段秀实传》）
朱泚随后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称帝以后，朱泚杀死滞留在长安来不及逃跑的唐皇族七十多人，亲自带了兵马，前去攻打奉天。当时，朱泚叛军有数万人，而唐守军仅有数千人，兵力对比悬殊，奉天一度十分危急。
左金吾大将军浑瑊率唐军浴血苦战，坚守危城。为了攻城，朱泚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浑瑊得知后，事先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地道里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大批松脂火把。叛军攻城时，箭如雨点般密集，唐军根本无法还击。叛军兵士便开始攀援云梯，打算攻入城中。不料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点燃了地道里的干柴，烧着了云梯。大火熊熊中，云梯上的叛军被烧得焦头烂额，纷纷掉了下去。浑瑊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泚叛军大败。
朱泚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城中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关键的时刻，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救援。朱泚一看形势不妙，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
奉天解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恃功高，认为德宗会亲自召见厚赏。他性格粗疏，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奸诈、谄媚，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卢杞得知后，心中恐惧，生怕李怀光会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命李怀光立即引军收复长安。
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竭心尽力，忠心耿耿，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非常不满。于是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并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德宗身边的大臣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不满，议论纷纷。德宗不得已，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杀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即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赦天下，除朱泚外，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并停间架、除陌之类。
这篇诏书由陆贽起草。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陆贽尤长于奏疏，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充分显示了陆贽的文学才华。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诏书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诏书的赦令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这三人重新归顺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其中。
李怀光以屯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后，心中也开始不自安，开始有背叛朝廷的想法，但心中尚犹豫不决。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李怀光又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朱泚联络，预备互相勾结。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觉察到李怀光的异常，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此时还是信任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晟的建议。
德宗预备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尤其是要督促李怀光。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各将。李怀光大为恐慌，至此，才下定了谋反的决心。
德宗出发前，还生怕李怀光猜疑，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以示信任有加。然而，使者到咸阳宣布圣旨时，李怀光更加怀疑，因而态度十分倨傲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
使者回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起了反意，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李怀光公开谋反后，派他的部将赵升鸾悄悄进入奉天，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升鸾做内应，挟持德宗。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德宗命令浑瑊戒严。浑瑊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慌慌张张地离开奉天西行。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大臣都投降了朱泚。在关键的时候，李晟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晟指挥。
当时叛军内部也相当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晟。而长安城内的朱泚对李怀光也保持警惕，两人产生了很深的隔阂。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
李怀光一走，朱泚陷入孤立。浑瑊守住了奉天，也跟李晟彼此呼应。唐大军进逼长安。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收复了长安。朱泚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结束了。
此时，只有自称“楚帝”的李希烈尚据淮西抗命。贞元二年（786年）初，李希烈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唐军击退。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杀其亲眷，举众归顺朝廷，陈仙奇被授为淮西节度使。
至此，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历时五年，总算战火平息了。然而，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
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最后再提一下这场战祸中的最大功臣李晟和浑瑊。
德宗当太子时，曾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吐蕃因此而轻视唐朝。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入侵，却被李晟打败。吐蕃认为，唐朝良将不外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打算采取离间计。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到了第二天，吐蕃军不战而退。如此幼稚的伎俩，德宗竟然信以为真。宰相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不许。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又派人向马燧求和。李晟认为不可，坚决不同意。马燧对李晟有嫌怨，便主动附和张延赏，力主讲和。德宗削去了李晟兵权，派浑瑊为会使。
浑瑊受命到平凉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吐蕃伏兵突起，唐军毫无戒备，多数被杀，浑瑊夺马只身逃回，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令其还河中。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力主和议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攻取长安。因浑瑊逃回，计划因而停止。
会盟失败后，唐朝廷上下震惊，宰相张延赏被迫辞职。德宗感觉到危机重重，坐立不安，于是起用传奇人物李泌为宰相。李泌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生不愿意做官，这时候却答应出山任职。李泌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燧，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他又多方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与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唐朝，吐蕃陷入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
几经磨难后，德宗对统兵的将领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晟的神策军（禁军）兵权。不仅如此，还用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从此，宦官专典禁军。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宦官的权力倒越来越大了。
尤其可悲的是，当德宗锐意削藩遭受严重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他的统治又继续了二十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并开始对藩镇姑息养奸。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唐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
德宗即位之初，本来对宦官预政十分警惕，但经历了泾原兵变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讲述宦官势力的崛起时，还会详细论述。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皇帝有心无力，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