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不幸的是，生性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唐僖宗酷爱运动，尤其擅长击球，技巧极为高超。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运动，因而叫做马球。马球所击的球是木制的，中间掏空，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马球是一项相当危险的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
换做普通伎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他是皇帝，是大唐的天子，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
僖宗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优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却甚是有心，借此讽谏说：“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意思是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僖宗会被责难而落选呢。僖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
石野猪的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当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儿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时，结局就十分悲惨了。
广明元年（880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农民军黄巢进占广州、潭州，经鄂（今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饶（今江西波阳）、信（上饶）、池（今安徽贵池）、歙（歙县）婺（今浙江金华）、睦（建德）等州。而突厥族沙陀一部趁中原纷乱，也想趁火打劫，发兵攻打代北，并逼近晋阳。大唐已经是风雨飘摇，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复杂状态。
左拾遗侯昌业对此忧心忡忡。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
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僖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征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事见《通鉴考异·卷二十四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猜疑。根据《北梦琐验》记载：“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无论如何，真正触怒僖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言辞。就在这封奏疏中，侯昌业指责僖宗“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指田令孜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这就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嬉闹小儿了，跟强盗土匪没什么区别。
侯昌业是个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被贬出京师去当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徵，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徵为榜样。然而，并非每个皇帝都想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侯昌业这样因上书直谏而死的不在少数。
玄宗时，李林甫专权，与牛仙客勾结一气。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牛二人阿私，上书直谏，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周子谅在朝堂被当场打死。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因为推荐过周子谅，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被罢相位。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侯昌业、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唐朝时局影响很大。大诗人王维当时为张九龄提拔，在朝为官，看到此事后心灰意冷，从此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
唐高宗朝著名诗人陈子昂担任谏官，开始他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评论时政得失，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陈子昂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认为陈子昂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拒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陈子昂在历史上以倔强正直出名，他这样性格的人都在权势的淫威下屈服，其他谏官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
再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被称作“元才子”。这位元才子开始做谏官时，还能仗义执言，颇有文人的气节。宪宗时，元稹任东台御史，一次回京师的时候夜宿在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刚好大宦官仇士良奉命出使，也来到了敷水驿。元稹因为先到驿站，已经占据了上厅。仇士良倚仗宪宗的恩宠，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大愤，回京师后上奏弹劾仇士良。宪宗不听，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之后，元稹的态度完全转变，开始极力巴结宦官，以求得高位。穆宗时，元稹因交结宦官，当上了知制诏，却从此受到朝官的鄙视。一次，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过来，中书舍人武儒衡挥扇驱蚊。说：“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一边说着，一边以目光望着元稹。元稹又惭又恨，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开。
懿宗李漼在位时，游宴无度，不理政务，事务都委任给宰相路岩。路岩生活奢侈豪华，经常收贿赂，左右小人也参预政事。至德县令陈蟠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要求召对，说：“请皇上抄边咸一家，抄得的财物可用以赡养国家军队两年。”懿宗很有兴趣，问：“边咸是谁？”陈蟠叟说：“是路岩亲任的小吏。”懿宗顿时大为愤怒，将陈蟠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
正因为因直谏而被贬或杀谏官的不在少数，也导致后来者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懿宗时还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同昌公主为懿宗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懿宗原名李温，为宣宗长子，被封为郓王。他虽是长子，却不讨宣宗的欢心，宣宗临死前将第三子夔王李滋托付大臣王归长等人，准备让李滋继位。然而，宦官王宗实等杀王归长三人，抢立李温为太子，改名李漼。李漼即皇帝位，就是唐懿宗。
同昌公主是懿宗为郓王时所生。据说，同昌公主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有一天，她忽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郓王即位的仪仗就到了郓王府门前。所以懿宗认为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视为掌上明珠。
女大不中留，懿宗再爱同昌公主，终究女儿长大了还是要嫁人。经过千挑万选，懿宗选择了新科进士韦保衡为驸马。
韦保衡，字蕴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悫都是进士登第，所以，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保衡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座师（科举制度下，主考官被称为座师）是王铎。王铎认为韦保衡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但韦保衡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为懿宗所瞩目。大概在这时候开始，懿宗心中就打算将韦保衡选为爱女的驸马了，不过当时同昌公主的年纪还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懿宗出面干预，韦保衡总算进士及第。但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萧遘传》）。
公主下嫁之日，懿宗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韦府去，倾尽宫中珍玩，赠与爱女作为嫁妆。懿宗对同昌公主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这批举世无双的嫁妆搬到韦家后，韦家原本宽敞的府第竟装摆不下，只好请来工匠，日夜扩建府第。新宅院的门窗均用珠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笊篱箕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床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其他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均来自异域。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约八九尺，似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光可照人。据说帛中有龙涎，能消暑。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皆觉凉爽，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光明如昼。
同昌公主出嫁以后，懿宗生怕韦府的饮食不合女儿的胃口，不停地派人送去珍奇的食物。其中有一道灵消炙，一头羊里只有四两肉符合它的用料标准，而且做成以后，能够长期存放，经历一个酷暑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肉干红虬脯，蓬松盘绕，高达一尺，如果用匙筷一压，能把它压得很低，但是一松手，它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有一次，一群贵族公子在广化里饮酒，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一开始以为是龙脑的香气，后来发现香气浓郁，世间少有，于是循香追寻，才知道是为同昌公主送食物的宫使刚刚经过。
而韦保衡娶了同昌公主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升迁，几乎是马不停蹄，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一直到集贤殿大学士，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辅的高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并非这位驸马爷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沾了同昌公主的光。
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懿宗思念爱女，十分悲伤难过。韦保衡生怕皇帝降罪，便将责任推到曾经为公主诊治过的御医身上，说是因为他们御医不当，延误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出了一场大冤狱。懿宗立即转悲为愤，迁怒医官，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因为临时逮捕的人数众多，监狱都被塞得满满的。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懿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议论，举国上下为之愤愤不平。宰相刘瞻认为皇帝此举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终必给朝廷带来灾难，于是召请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们懦弱无用，惧怕懿宗盛怒下迁怒于己，竟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谏官不谏，这不但是谏官个人的悲剧，也是唐帝国的悲哀。
鉴于这种情况，宰相刘瞻只好自己上书劝谏，话说得倒是相当委婉：“生命长短，在于天定。公主有疾，深触陛下慈怀。宗邵等人为公主疗疾之时，唯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人力难以回天，致此悲局，实可哀矜。今牵连老少三百余人入狱，天下人议论纷纷，多有不平。陛下仁慈达理，岂能被人妄议，还当居安思危，安抚天下民心。伏愿陛下少回圣虑，宽释牵连者！”
刘瞻的奏词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懿宗已认定是御医药杀了爱女，决不肯宽容他们的家族，因而对刘瞻的话十分不悦，但碍于他宰相的身份，总算忍着没有当面发作，但对他的奏疏却置之不理。
刘赡倒是个执拗的人，他见第一次上奏没有结果，就在第二天上朝时，又联合了京兆尹温璋。二人一起直谏，措辞也不似先前那样委婉，激烈了许多。这下当场惹怒了懿宗，他大声叱责二人的犯上，当即降旨，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璋贬为崖州司马，责令三日内离京赴任，免得他们再在朝堂上啰嗦个没完没了。
温璋是个性情耿直的有才之臣，被贬南蛮之地，着实心有激愤，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服毒自尽。懿宗听到温璋的死讯，还狠狠地说：“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之后，懿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懿宗与淑妃亲御延兴门送行并恸哭，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场面宏大，送葬的队伍长达二十余里。京城士庶都驻足观看。
乐师李可及因谱写哀悼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有功，一直封至大将军爵。李可及的儿子娶妻时，懿宗特意赐酒，打开才发现壶内居然不是酒，全是珍珠宝石。
至于同昌公主的丈夫韦保衡，则趁机大力排除异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被诬陷与医官勾结谋害同昌公主，由此造成了许多朝臣被贬。刘瞻被贬后，韦保衡推荐自己的座师王铎为宰相。但王铎依旧轻视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从来都不跟他商量。结果惹怒了韦保衡，于是将王铎发配出去当节度使了。
韦保衡还是个小人。当时同昌公主嫁入其家，他用种种名目，将懿宗赏赐给同昌公主的奇珍异宝据为己有。等同昌公主病逝，他便称那些奇珍异宝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同昌公主下葬后，他竟然在烧掉的陪葬物灰烬中抢夺金银珠宝。其贪婪可见一斑。
看在同昌公主的份上，韦保衡在懿宗一朝始终得宠。懿宗临终前，还让韦保衡代十二岁的儿子李俨（即后来的僖宗）摄政，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不过，韦保衡当宰相时，不思进取，只顾铲除异己，得罪了不少人。懿宗一死，他失去了靠山，结局可想而知。僖宗即位后，宦官田令孜联络百官，弹劾韦保衡。韦保衡先是被贬贺州刺史，不久被赐死。
与懿宗朝的谏官相比较，后来者侯昌业显然具有超凡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侯昌业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看到唐朝宦官当政、藩镇林立已经有百年历史，朝廷内外均是千疮百孔，无力回天。而满朝文武中，奸臣当道，小人横行，竟数不出几个有气节有才华的大臣。回想当年唐朝立国之初，英雄人才辈出，文治武功，无一不盛。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经走近历史的黄昏。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有《登乐游原》绝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个人的命运始终无法摆脱时代的背景。这转眼即逝的夕阳，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沦落，是李商隐本人沉沦迟暮的写照，也象征着世运的衰微，昭示了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
侯昌业死后不久，黄巢攻占长安，僖宗步玄宗的后尘避蜀。僖宗逃到成都后，在成都向各路节度使封官许愿，又借助沙陀兵来平叛。加上农民军朱温等人的叛变，黄巢兵败，退出长安后被杀。起义被平定后，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中央的节度使们，现在也无视朝廷。王建据蜀，杨行密占据淮南，钱鏐在杭州割据，虎视眈眈的还有河北藩镇中势力最大的汴州朱温、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
从此，天下大势便成为纠缠不清的状况：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逐渐开始混战，唐朝廷对之无可奈何，只能对强者的军事行为一概承认。右补阙常濬的一则上疏，足以表明这一点：“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藩镇雄踞一方，而中央朝廷内部也矛盾重重，南衙北司都分别借助藩镇的实力互相争斗，藩镇也利用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扩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南衙北司的冲突变成藩镇间的军事征战。藩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交织一起，整个局势越来越加复杂。到了这个时候，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
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以长子身份，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被立为太子后，当了二十六年太子，是唐朝皇帝中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当太子时，王叔文和王伾为东宫侍读。这二人，王叔文棋术高明，王伾擅长书法，时称“二王”。二王常与太子李诵议论时政，很得他的信任。尤其是王叔文，对太子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王叔文下得一手好棋，时人认为这与他胸怀谋略有关。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王叔文“待诏禁中，一共十八年”，与太子朝夕相处。他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一有机会就与太子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
德宗晚年宠信宦官，派宦官当宫市使，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么，抢了就走，叫做“白望”。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让老百姓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市的黑暗的。
长安还建有“五坊”，专门替皇帝养雕、鹘（音gǔ，同古）、鹞、鹰、狗。在五坊当差的宦官叫做五坊小儿。这些人平时无事可做，就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将鸟网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井架上。百姓在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会碰到鸟网。五坊小儿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肯善罢甘休。五坊小儿常常在酒店里大吃大喝，吃得醉醺醺的，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坊小儿把蛇带走，五坊小儿才把蛇筐带走。
宫市和五坊小儿如此胡作非为，引起了长安百姓的痛恨。百姓们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有些血性的百姓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时，奋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有一次，有个农夫用毛驴驮着柴禾从皇宫外路过，宦官拦住他，声称宫市要买下他的柴禾。宦官不但不给农夫钱，还向他要跑腿钱。这农夫是个烈性子，大声说：“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禾换钱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禾，却不给钱，我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站在大街上痛骂宦官，结果被巡逻的官吏抓住。官吏将这件事报告了德宗。德宗下诏废黜了那名宦官，补偿给农夫十匹绢。即便如此，宫市的不法行为依旧进行。
谏臣、御史纷纷上疏，请求德宗废除宫市。然而，正是德宗创造了宫市，他如何肯轻易废除。徐州刺史张建封上朝时，向德宗详细地讲述了宫市的弊端。德宗有所心动，同意考虑张建封的意见。然而，当德宗征求判度支苏弁的意见时，苏弁秉承宦官的意思，对德宗说：“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意思是说，京城里有许多人游手好闲，没有谋生手段，需要仰仗宫市供给。德宗相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再也大臣劝谏宫市的，一律不听。
有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在东宫议论宫市。太子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说：“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侍读们众口称赞，都说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不言，不表态。
太子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特地叫王叔文留下，问他：“你不是常谈起宫市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王叔文回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难了！”
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贞元三年（787年）八月，郜国大长公主之狱发。郜国公主为肃宗之女，她与丈夫萧升所生之女是为太子李诵妃。萧升死后，郜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与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有人向德宗告状，说郜国公主“淫乱”的同时，还行厌胜巫蛊之术。德宗大怒，幽禁郜国公主，杖杀李万。郜国公主的亲生儿子和李昪、萧鼎等人都被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萧妃是郜国公主之女而被切责，太子李诵惶恐不安，主动提出与萧妃离婚。萧氏随即被杀死。这件事还没有完，德宗萌生了废太子李诵、改立舒王李谊的念头，幸好宰相李泌力保，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保。
太子听了王叔文这一番话后，才恍然大悟，感泣说：“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从此，太子对王叔文更加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王叔文深谋远虑，他让太子不要大张声势，但暗地却为太子在朝廷中物色有才能的官员，密结人才，为将来太子登基后做准备。
翰林学士韦执谊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说曾出过十四位宰相。不过韦执谊的父亲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这段话有褒有贬，既夸奖韦执谊自小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擢第，早入仕途，也暗讽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逢迎而受到德宗的宠信。德宗经常与韦执谊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写完后，德宗又命太子赐韦执谊缣帛（双丝的细绢），表示谢意。韦执谊特地到东宫拜谢，太子便趁机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伟才。”于是韦执谊与王叔文开始密切相交。
除了韦执谊，王叔文还暗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凌准、陈谏、程异等人。他们和王叔文志同道合，结为知心好友。王叔文也将这些密友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洛阳，改汉姓。出身于官宦世家。贞元九年（793年），年仅二十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博学宏词科，荣得高第。他才华出众，诗文辞章誉满天下。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祖父，巨著《通典》作者）处为掌书记，杜佑升任宰相后，将他也带到京师。王叔文非常欣赏刘禹锡，赞誉他有宰相之器。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自幼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思如泉涌。时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宏词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后来《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否定永贞革新，却不得不赞赏二人是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也称他们有“高才绝学”。陆质，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为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官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滉族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凌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
由此可见，王叔文处心积虑建立的这个集团中，确实是人才济济。因为是集于东宫，自然是以东宫太子李诵为首。太子李诵最倚重东宫故人王叔文、王伾。王伾才不如王叔文，加上相貌丑陋，不会说长安的官话，只会讲他家乡的吴语，所以，王叔文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王叔文最看中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以后来这群人当政推行永贞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后，这个集团当中有八人被贬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个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
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六七名官员还一起去张正一处祝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了个饭。这时候，有人悄悄告诉翰林学士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要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于是，韦执谊晋见德宗的时候，上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询，发现张正一等确实聚在一起过，就将张正一等一道吃过饭的六七人全部远贬外官。这虽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韦执谊的品行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这件事还充分说明，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历史的发展往往因为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改变走向，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之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老年的德宗又急又气，李诵也差一点丢掉太子的位置。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皇室按惯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李诵卧病未到。德宗涕泣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后，德宗病逝。
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合，宦官心中也很明白。因此，德宗殁后，他们不召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在卫、郑二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二十六年，突然改立，有违唐制。卫次公与王叔文等人并无来往，但终于还是仗理直言：“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絪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犹疑后，立即扶病穿上紫衣麻鞋，从容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卫士还惊疑不定，有人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后，这才说：“真太子也。”众人喜极而泣。李诵才顺利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微妙，人心惶惶。
顺宗带病即位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德宗而亡的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
顺宗即位后，王叔文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
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据说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另外荐举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躲在幕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韦执谊也不负王叔文首引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在翰林决策，一在中书承行，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器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去还原。但顺宗即位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权力圈的始终只有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伾在顺宗登基后，还依旧是翰林待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伾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北宋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唯独没有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是有点私心。他在东宫十八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
一开始，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市、五坊小儿等虐政、弊政，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
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权利，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镝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表面是升职，其实是削夺李镝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两天之后，王叔文自任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
第二是要裁抑藩镇。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根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西两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三川）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皋。因为韦执谊的竭力反对，才没有动手，但刘辟却吓得屁滚尿流而逃。韦皋由此也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心怀异志，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中央朝廷和地方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要夺取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势力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十五万神策军（禁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还在任各地藩镇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地方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此，王叔文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一些将领根本不理睬他。范希朝只好空手回来了。这是前朝制度使然，王叔文事先也没有计划周详。他有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
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地失败了，他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就在这个时候，革新派内部也开始了分化。
刚开始，革新派集团内部日夜群聚，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计议政事。
有件事可以说明。顺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众宰相（唐朝是多宰相制）在中书省一起吃饭，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宰相会食，百官无敢请见者”。但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赶快出去，宰相郑珣瑜、杜佑、高郢于是停下来，打算等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一会儿，小吏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众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珣瑜尤其感到伤了自尊心，于是叹道：“吾可复居此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珣瑜传》）便起身回家，在家里七天不出来视事，由是罢相。郑珣瑜自然不是计较一顿饭，而是因为他看不惯王叔文当权、反对革新。由此也可见。
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意见不合，裂痕越来越大。当时，高郢、杜佑等人都位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备受压力，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而朝中更是有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韦执谊却感到脸上无光，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开始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表示他跟王叔文有矛盾。
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还上门找到王叔文，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以后的下场。因为影响极为恶劣，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的官。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极力阻止。宣歙巡官羊士谔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羊士谔。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王叔文只好再改为贬羊士谔的官。
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韦执谊表面反对王叔文的决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分明表明他时时标歧立异是故意为之。王叔文大怒，对人品如此低劣的人深恶痛绝。从此，二人开始结仇，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十分害怕，生怕遭到杀身之祸。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势力乘隙而入。当时，顺宗的病情加重，不能与大臣奏对，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非常担心，便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于是宦官俱文珍、刘光琦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不久，就正式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
王叔文已经预料时局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但却无可奈何，总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示忧愤之心，因感慨而歔欷泣下，“人皆窃笑之”。
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韦执谊的岳丈）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由太子李纯监国，其实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当时韦执谊与王叔文的关系还未恶化，韦执谊自然没有同意。
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见朝政混乱，打算浑水摸鱼，立即以顺宗有病为名，上表请太子李纯监国。紧接着，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奏表，频频向顺宗施加压力。这些人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手握重兵，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与此同时，宦官用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他觉得大势将去，革新前途岌岌可危。但并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伾代他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巧的是，王叔文的母亲突然在这时候病死。古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大局已定。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却还是不肯轻易放弃，希望做最后努力。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席上，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近年尽心戮力，不避危难，兴利除害，都是为了国家。一旦离去职位，各种诽谤一定会交错而来，到那时谁肯说一句公正话？”结果，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韦执谊更是公开与集团分裂。倘若之前是刘禹锡而不是韦执谊拜相，或许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可叹！
此时，只剩下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要见到顺宗也相当困难。他还在尽最后的努力，试着通过宦官上疏给顺宗，但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宦官掌控着皇宫的出入，加上握有禁兵的兵权，实际上完全掌控了皇帝。一个皇宫出入权，一个禁兵兵权，都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甘露之变中文宗处心积虑，仍然敌不过宦官势力的根本原因。
不久，王伾意外中风，失去了行为能力，于是宦官势力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九日，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部转交给太子治理。但即使这样，俱文珍等还不满足。八月初四，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皇帝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八月初五，顺宗徙居兴庆宫，改元永贞。至此，顺宗正式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仅仅八个月，成为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还没等到太子李纯正式即位，宦官势力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因为早已经有病在身，不久就死在贬所。
王叔文等人当政一百四十六天，永贞革新在激烈的斗争中完全失败，革新派以凄凉的结局收场。更令人难过的是，后来修撰史书的人，对革新派的作为多有攻讦，尤其是“二王八司马”中的二王，连品行都受到了诋毁。
总的来说，公元805年是个极不平静的年头。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崩，顺宗即位，至同年八月初四顺宗退位，宪宗嗣位，皆用贞元年号，未改元。八月初五，顺宗始以太上皇“诰”改称永贞元年。所以，这一年有三个现任皇帝，两个年号。
好不容易过了年，永贞革新的余温尚未完全冷却。正月初一，宪宗改元和。正月十九日，顺宗在孤寂中病死于兴庆宫，年仅四十六岁。
关于顺宗的死因，时人颇觉可疑。正月十八日，顺宗死前一天，宪宗突然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制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意思是说旧病没有治愈，而宪宗自己要“亲侍药膳”，所以暂时不听政。结果第二天，顺宗就被宣布死于兴庆宫。因此有人认为顺宗其实早就死了，宪宗先下制书，就是要掩盖真相，但却不料起到了欲盖弥彰的相反效果。
不久后，宪宗赐王叔文死。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有心力挽狂澜的革新家，默默地被处死在长江边上的渝州（今四川重庆），时年五十四岁。
柳宗元、刘禹锡等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对于失败却是很不甘心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表达出他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蔑视权贵而看轻禄位的品格，结果因此而得罪朝中新贵显臣（主要是武元衡）。他与柳宗元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而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这才动身向柳州。在患难之中，两位大文学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友情。
刘禹锡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这些地方都相当偏远，在当时属于蛮俗之地。正是在此期间，刘禹锡“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其中就有著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事见《全唐诗·诗人小传》。
后来，刘禹锡重新被召回，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白居易评论刘禹锡的诗说：“彭城刘梦得（刘禹锡的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登进士第。历官监察御史、华原县令、比部员外郎、右司郎中、御史中丞。宪宗即位后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嫉恨。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早朝时，为刺客暗杀。
而另一宰相裴度，与武元衡同日遭遇刺杀，幸免于难。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年），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词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事情还要从宪宗登基时说起。永新革新失败后，但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却萌生了振兴唐帝国的意愿。当时，唐宪宗被迅速立为皇帝，方式极不寻常，完全是宦官和藩镇联合起来反对永新革新的结果。然而，谁都不会想到，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雄踞一方的固瘤，竟然会在宪宗手中得到解决。后世史学家将唐宪宗与著名的唐太宗和唐玄宗相提并论，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唐玄宗有开元盛世，而唐宪宗之所以能获得较高评价，则完全是因为他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从上面讲述的宪宗即位的经过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宪宗原名李淳，为顺宗长子，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李纯小时候相当机智聪明。曾经有一次，祖父德宗抱着李纯，故意逗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在我的怀里？”李纯回答：“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顿时语惊四座。李纯是德宗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确实是“第三天子”。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是闻所未闻，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来，就格外新奇而有趣了。德宗由此对李纯更加偏爱。德宗即位初期，试图复兴大唐，削平藩镇，结果狼狈地失败了。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没想到，祖父的志向，竟然在孙子手中实现了。
李纯幼年时遭逢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皇帝被迫逃出长安，李纯也在逃难的队伍当中。当时他年纪虽小，正是懵懂之时，但显然战乱给他的印象相当深刻，他幼小的心灵中必然埋下了深恨藩镇的种子。所以，宪宗一当上皇帝，立即开始不遗余力地铲除藩镇割据势力。
顺便提一句，宪宗的皇后郭氏是名将郭子仪的孙女，为升平公主（代宗女）和郭子仪幼子郭暧所生（即著名的《打金枝》的主角）。其实按辈分来说，宪宗还比郭皇后低了一辈。不过唐朝风气开放，也没有人去计较这些。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宪宗改元还没有几天，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即先前差点被王叔文杀掉的那位）趁西川节度使韦皋（前面提过的磨刀霍霍的那位）暴病身死，自任为留后，擅自接手西川事务。如此，刘辟还不满足，上书宪宗，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宪宗没有同意。刘辟干脆就打算用武力解决，发兵往梓州（今四川三台），攻克梓州，逮捕东川节度使李康，并打算任命自己的亲信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宪宗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想要兴兵讨伐刘辟。但此时他新登皇位，根基未稳，还有许多顾虑，不敢轻易用兵。朝议时，群臣也认为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应该轻易发兵。只有宰相杜黄裳（韦执谊岳父）坚决主战，慷慨激昂地说：“刘辟不过是一个狂戆书生，朝廷取之如拾草芥。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不要置监军，一定能打败刘辟。”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力主讨蜀。
宪宗听了觉得很受鼓舞，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不能忘记藩镇战乱的祸害。于是，唐朝廷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五千人马为前锋，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二千人马继后，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三军共同讨伐刘辟。
高崇文当时正在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练兵。他治军有方，常备不懈，诏令一下，立即出发，器械粮草，一无所缺，令人十分惊叹。正月二十九日，高崇文出斜谷（今陕西太白），李元奕出骆谷（今陕西佛坪），一同进军梓州。
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旗开得胜，先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斩刘辟一方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率军从阆州（今四川阆中）进发梓州。在行军途中，有个士兵在餐馆吃饭时，不小心将店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这个士兵斩首示众。由此可见高崇文对军纪要求之严格。正因为如此，他的军队才能保持良好的战斗力。
梓州当时驻防的是刘辟心腹将领邢泚。邢泚见唐军势大，又听说过高崇文的厉害（高崇文少年时跟随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征战，曾以三千人大破吐蕃军三万，且敌人死者过半），立即不战而逃。高崇文兵不血刃地进驻梓州。
有了前面两场胜利，刘辟也开始害怕起来，想跟唐朝廷讲和，并放回了之前被他逮捕的东川节度使李康，要求李康回去为他多说好话，“以求自雪”。李康回到梓州后，也确实为刘辟美言了几句。大概正因为李康如此没有骨气，激怒了高崇文。高崇文以李康丢城被俘、是败军之将为由，将他斩首示众。
唐朝廷随即任命韦丹为新一任的东川节度使。韦丹到达汉中后，观察了形势，给朝廷上表说：“高崇文率兵远来，没有资粮，如果与其梓州，必能有功。”于是唐朝廷封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大战随即开始。
刘辟见求和无望，在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筑城，连设八道栅栏，屯兵万余人。但这道防线很快被高崇文攻破。刘辟又在关东万胜堆设置栅栏，被高崇文部将高霞寓攻破。高崇文每战皆胜，所向披靡。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和心腹卢文若只数十骑往西逃走，打算去投奔吐蕃。高崇文部将高霞寓率军穷追不舍，刘辟被生擒，卢文若投水自杀。
高崇文进入成都后，休息士卒，秋毫无犯。而且只杀了刘辟的大将邢泚及馆驿巡官沈衍二人，其余官员都不问罪，由此人心大安。刘辟被送到长安处死，灭族。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叛乱被顺利平定。
之后，宪宗下制割资州（今四川资中）、简州（今四川简阳）、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昌州（今四川荣昌）、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六州隶于东川，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同年三月，夏绥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之前，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时，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将其解职，并任命了新的夏绥节度使。但夏绥的杨惠琳自负手中有支人马，抗命不移交权力。河东节度使上表请求征讨杨惠琳，军队尚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他的头颅被送到京城。宪宗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杨惠琳之叛。
自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局势形成，到宪宗时，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没想到宪宗一即位，就派兵讨平了西川、夏绥两地的叛乱，藩镇大为震动，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小觑朝廷，纷纷派使者入朝，表示对朝廷的忠心和臣服。
当日德宗削藩镇失败，是因为德宗太急不可耐。而朝廷本身没有兵力去对付藩镇，只能以藩削藩。德宗匆忙上阵，让藩镇担心会被各个击破，于是联合起来抗命。而宪宗的削藩，仍然不出以藩削藩的套路，不过行动更显稳健，没有出现两线作战的情况，因此避免了祖父的前车之鉴。而此时的藩镇，也没有像在德宗削藩镇时那样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对抗朝廷。另外，德宗以俭朴吝啬著称，皇帝小气，就能节余不少财政收入，是以宪宗初登皇位，尚有足够的军费能够供朝廷支出。这两点，是宪宗能一举削平西川、夏绥两地的两个根本原因。
镇海节度使李錡心中不自安，也请求入朝觐见。当时中央朝廷的威信达不到东南，宪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李錡入朝，可以大大提高朝廷的威望，便同意允许李錡入京。然而，李錡并没有诚意来京，便一再拖延行期，最后以生病为借口，请求年底再入朝。
宰相武元衡对此深为不满，对宪宗说：“李錡请求入京朝见就允许他朝见，请求不来朝见就允许他不来，这样下去，靠什么去对全国各路兵马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此话在理，于是就下诏征召李錡进京。李錡见朝廷反复催促，心中更加恐惧，生怕一到长安就被谋害，却又无计可施，终于起兵谋反。
宪宗正打算派淮南节度使前去讨伐，李錡属下部将张子良等人料定李錡要失败，不愿受到牵累，便合谋擒住了他，将其押送到长安。李錡和他的儿子都被处死。镇海叛乱由此而平。
李錡是宗室子孙，雄踞东南多年，横征暴敛，家产无数。唐朝廷抄了他的家后，打算将这些财宝全部运到长安。翰林学士李绛极有远见，向宪宗进言说：“李錡剥六州百姓，使得自己富有。现在不如把这些财产赐给浙西的百姓，用来取代他们今年的赋税。”宪宗此时正锐意进取，立即同意了李绛的建益。镇海地区的百姓听说后，为之沸腾。从此，人心都感激唐朝廷。
平定李錡后，唐朝廷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而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平定，则极大地增强了宪宗进一步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之后的征战却是有胜有负。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长子）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决意革除藩镇世袭制，决定兴兵讨伐，但却任命宦官吐实承璀为统帅。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朝唐代皇帝猜忌将领，已经成为一个通病。因为有鱼朝恩之类的前车之鉴，大臣以白居易为首，群起反对。宪宗固执己见，再一次犯了他祖先曾犯过的错误。结果可想而知，各路将领不服吐突承璀，根本不听他的号令，战况完全陷于被动。宪宗也因此遭受了削藩斗争中第一次重大挫折，讨伐王承宗的二十万唐军无功而还，唐朝廷不得不被迫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
吐突承璀回京师后，翰林学士李绛等人据理力争，要求惩办吐突承璀。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不久，吐突承璀因受贿被揭发，贬作淮南监军。
元和六年（811年），宪宗起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有才干且正直，朝廷面貌一新，有了振作的气象。当时，正逢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田季安子田怀谏只有十一岁。部分朝臣主张趁机对魏博用兵，李绛却坚决反对。他认为田怀谏年纪幼小，不能主持军政，魏博镇不久将会发生内讧。新一轮权力斗争结束后，新魏博主会主动归顺朝廷。果然，次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兴为留后。田兴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唐朝廷。唐宪宗大喜，由此更加信任李绛。但是不久后，宪宗又开始疑忌李绛的才智。元和九年（814年），李绛罢相，宪宗重新召回吐突承璀。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吴少诚的义弟）死，儿子吴元济自任留后。淮西一镇仅有蔡（今河南汝南）、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区区三州之地，周围都是唐朝州县，势孤力单。而淮西历来对唐朝廷态度不恭顺。从吴少诚开始的三十多年中，淮西屡叛屡降，共造反十多次。宪宗早就不能容忍，便拒绝了吴元济继承淮西节度使的要求。吴元济于是纵兵劫掠，公开与唐朝廷叫板对抗。吴元济占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三个州，地方不大，但逼近东都洛阳，地位十分重要：从蔡州东北推进，还可以控制汴州（今河南开封），切断运河交通，威胁唐朝的漕运。因此，这次叛乱，成了唐朝廷的心腹大患。此外，各地藩镇对唐中央朝廷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在臣服和叛乱之间徘徊，因此，朝廷如何对待吴元济，将直接影响到其他藩镇对唐朝廷的态度。
元和九年（814年），宪宗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元帅，率兵十六道，举起了讨伐淮西的大旗。但严绶私心极重，对敌不思进取，对内贿赂宦官，结为内援，导致唐军作战一年，毫无功绩可言。吴元济也使出两面派手段，一面坚决抵抗，一面派使者向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李正已的后代）和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求救，请求他们向朝廷上书，赦免淮西。
李师道、王承宗虽然以前与吴元济不和，但此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若唐朝廷灭了淮西，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为了自身利益，他们立即上表，“请赦元济”。但此时宪宗决心已下。于是，李师道和王承宗表面支持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开始支持吴元济。当时，各地藩镇都养有幕僚，根据幕僚献策，李师道派部队二千人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是为了援助吴元济。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人招募数百恶人，攻入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三万余斛，给唐军的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造成人心恐慌。
李师道又派人潜入京城，预谋刺杀朝廷中主战最力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御史中丞裴度。如果这两个人死了，其他朝臣必不敢再言用兵。
元和十年（815年）十年六月初三清晨，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出门上朝。刚刚走出靖安坊东门，突然有名刺客躲在暗处用箭射中武元衡，武元衡随从一哄而散。刺客上前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从容地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而去。
随后，刺客又入通化坊刺杀裴度。裴度头部被刺伤，不过他当时戴着官帽，起了一定的防护作用，创口不深。刺客还要追杀时，裴度随从王义将刺客从后面抱住，大声呼救。刺客回身先砍断了王义手臂，然后再去追杀裴度。刚好这时候，裴度摔进了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这才停止追击，从容逃走。裴度因而幸免于难。
一天之内，两名朝廷重臣一死一伤，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骇人听闻。京城闻讯大惊。宪宗紧急下诏，以后宰相出入由金吾骑兵护送，宰相所过之地，行人必须回避。尽管如此，恐怖气氛还是悄然笼罩了全城，朝臣天不亮都不敢出门。
尤其可笑的是，刺客胆大包天，在金吾卫与京兆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威胁说：“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意思是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负责破案的官差竟然因此被吓唬住了，都不敢轻举妄动。兵部侍郎许孟容晋见宪宗，大哭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不能捕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深受触动，立即下诏，凡擒获刺客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族诛。
京城随即展开了大搜捕，无论是公卿还是贵戚，家有夹墙、重层者，无一例外。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后，神策将军王士则等捉拿到五名刺客，全部被斩首示众。
刺杀事件后不久，李师道手下一名士兵突然到东都洛阳留守府告变，说李师道已秘密派人潜入洛阳，预谋叛乱。原来李师道早已经陆续派人潜入东都及附近地区，四处收买少数民族和安史余孽，“谋焚宫阙，纵兵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得知此消息后，紧急带兵抓捕。结果在数日之内捉到李师道的党羽数千人。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朝中人人自危，更不敢言平淮之事。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建议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李师道和王承宗。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宰相。
裴度躺了二十多天，伤口才好。他矢志不移，依旧力主战事，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议。宪宗也允许了。早先，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召见宾客。
宪宗随即以韩弘取代作战一年、无功可言的严绶，同时，又将刺杀武元衡之罪归之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下令对成德用兵。
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军进攻成德。各路唐军因缺乏最高统帅，难以协调行动，被王承宗逐一击破。这一幕在徳宗朝时便已经上演过。而淮西战区的唐军因主帅韩弘深怀私心，养寇自重，只能各自为战，不能互相呼应。东路唐军击败淮西军，攻占鏊山（今河南丘东）。北路唐军连败淮西军。南路唐军亦攻破申州外城。西路唐军先败淮西军于朗山（今河南确山），但随即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
此时，天下震动，朝廷上下阻战的奏章如雪片般纷飞而至。但宪宗决意继续用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愬登上了唐帝国的政治舞台，演出了一出雪夜入蔡州的千古传奇。
李愬，字符直，名将李晟（李晟曾在德宗朝挽救唐帝国于危难之中，事见《泾原兵变》一篇）之子，有谋略，善骑射。李愬从小慈孝过人，父亲死后，十五个兄弟中，唯他与哥哥李宪坚持为父庐墓三年，被皇帝劝回后，隔天又跑回去守墓。李愬之前任太子詹事。临时被起用为西路唐军统帅，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
元和十二年（817年），讨伐淮西的战事进入了关键的一年。唐朝廷用兵已经四年，馈运疲弊，民力困乏，深以为患。宪宗也明白不能再拖了，下令停止对成德用兵，决心集中力量，先平定淮西。这时，北路李光颜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忠武诸镇唐军渡过溵水，进至郾城，击败淮西兵三万，歼灭十之二三。郾城令董昌龄、守将邓怀金举城降唐。吴元济得知郾城不守，十分恐慌，将亲兵及蔡州守军全部调往北线，以增援董重质防守的洄曲。这样，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吸引到了北线。这就为西路李愬奇袭蔡州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六月，吴元济见部下多降唐，兵势不振，上表请罪，声称愿束身归朝。宪宗派中使赐诏，允许免其死罪。但吴元济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无法归朝。淮西已到了穷途末路、指日可下的地步。
李愬作战勇猛，足智多谋。抵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后，他故作柔懦懈惰，御军宽怠，以麻痹敌军，还特意对将士们说：“皇上知道我懦弱无能，所以派我前来安抚你们。对攻城打仗那类事情，我可担当不了。”这些话传到淮西军中，淮西军因屡败西路唐军，见李愬名位卑微，行事又如此不堪，遂掉以轻心，对他也就不作什么戒备了。
那时候，唐州的官军刚被吴元济打败，士气低落，伤兵很多。李愬上任伊始，即亲自行视慰问将士，存恤安抚伤病员，以稳定军心。李愬看到士气开始振作，就向朝廷要求增派军队，准备袭击吴元济的老巢蔡州。朝廷又给了他两千骑兵。
李愬知道，要打败淮西，还要争取熟悉叛军内情的淮西将士投降过来。他每次获得投降的士兵，都亲自去问寒问暖，由此对于敌人的地形、道路、兵力等情况，了解很清楚。有一次，李愬的部下活捉了骁将丁士良。唐军中很多人吃过丁士良的苦头，要求把他开腹剖心。李愬见丁士良是条好汉，就亲自给他松了绑，把他收为部将。丁士良感激之余，献计擒获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吴秀琳部谋主陈光洽，招降吴秀琳部三千人。西路唐军因之士气高涨，连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
李愬谋取蔡州，问计于吴秀琳。吴秀琳以为欲攻取蔡州，非李祐不可。李愬便设计生擒李愬，免其一死，并委任他为自己牙队的将领——六院兵马使。李祐是淮西有名的勇将，唐军多次败在他手里，都想杀他，李愬却想尽办法保护他。李祐非常感激李愬的恩德，决心帮他攻取蔡州。
当时，吴元济把主力都用来对付其他官军，李祐便向李愬献计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四面边境，守卫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可以乘虚直取蔡州。”李愬深以为然。
这时宰相裴度亲自到前方督战，临行前上书皇帝：“请自往督战，誓不与贼共生。”表现出相当的决心和勇气。刚好这时候他收到了李愬制订的偷袭蔡州的计划，裴度十分赞赏，同意出兵。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初十，风雪交加，气候极度寒冷。李愬突然命李祐、李忠义带领三千人组成突击队，作为先锋，自己和朝廷派来做监军的宦官带领三千人为中军，另一个将领带领三千人为后队，离营出发。军队的行动十分秘密，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均不知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有人跑去问李愬。李愬只是说：“向东进军。”
大军东行三十公里，在夜间抵达张柴村，乘守军不备，全歼包括负责烽燧报警士卒在内的守军。待全军稍事休整和进食后，李愬留五百人守城栅，防备朗山方向之敌，另以五百人切断通往洄曲和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下令全军立即开拔。诸将问军队开往何处，李愬才宣布说：“入蔡州直取吴元济。”诸将闻说皆大惊失色，但军令如山，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
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唐军无人认识，都没有走过，黑夜行军，十分难走，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但众人都畏惧李愬，无人敢违抗军令。夜半，雪愈下愈大，唐军强行军三十五公里，终于抵达蔡州。
李愬看到近城处有鸡鸭池，顿生一计，命人拿棍棒去赶鹅鸭。鹅鸭给棒一赶，都呱呱地乱叫，把人马发出的声音掩盖了。李祐、李忠义率领先锋部队，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爬上了城头。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唐军已有三十余年未到蔡州城下，蔡州守军毫无戒备。城上的守兵还没有醒，就全被杀死了。只留下巡夜者，让他们照常击柝报更，以免惊动敌人。外城攻破以后，李祐等打开城门，迎纳唐军。接着，李祐、李忠义又按照老办法，攻进了内城。
鸡鸣时分，大雪已止。李愬摸进城里，一直进到吴元济的外宅。这时，有人觉察情形有异，急告吴元济说：“官军来了。”吴元济高卧未起，笑着回答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说：“城已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洄曲守军的子弟向我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响应者近万人，才有惧意，率左右登牙城抗拒。
李愬入城后，一面派人进攻牙城，一面厚抚董重质的家属，遣其子前往招降。董重质单骑至李愬军前投降，吴元济丧失了洄曲守军回援的希望。唐军再次攻打牙城时，蔡州百姓争先恐后地负柴草助唐军焚烧牙城南门。黄昏时分，城门被烧坏，吴元济投降。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亦相继降唐，淮西遂平。
王建有《赠李愬仆射》一诗，以二十八字包举平蔡战役，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奇袭：
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记载说：“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
当时任行军司马的韩愈奉宪宗诏书，写了一篇《平淮西奉敕撰》（并序），记叙了这次战事。碑文共一千八百字，如行云流水，如大江出峡，汪洋恣意，一挥而就。文章之华美，所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勒碑之时，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本来是一件美事，却引来一场风波。韩愈时在军中任职，对于平淮西之战，亲历所见，因此有深刻的认识。韩愈认为平淮西首功之臣是主战派裴度，因此用的笔墨较多，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实，裴度与李愬分别是战略家与战术家的身份，没有裴度极力主战，也就没有后面李愬的奇袭之功。但李愬是个优秀的统兵将领，却并不是有胸襟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因此而相当不高兴。平淮西碑立在汝南城北门外不久，李愬部下石孝忠便挥锤砸断了碑。当官军赶来抓捕时，石孝忠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还动手打死一名吏卒。事情闹到了宪宗那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石孝忠是受了李愬指使，但李愬有平蔡州之功，且妻子是宪宗的外甥女，宪宗也没有追究韩愈平淮西碑被毁一事，还下旨让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写了一篇文章，多夸了李愬，重新立碑于蔡州，这才息事宁人。
然而，韩愈撰文的碑虽然被毁，文章却流传了下来。到了宋朝，蔡州知府陈王向又令人选石，重刻韩愈文。至清朝，这块重立起的碑也早已随着多次兵燹之灾不复存在。一直到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平淮西碑》。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因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
淮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不久，横海镇程权、幽州镇刘总、成德镇王承宗等都上表请求归顺朝廷。唐宪宗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讨伐李师道，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
至此，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唐朝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无论如何，唐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出唐中期未曾有过的“元和中兴”气象，在军事上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史家也因此称宪宗为“中兴之主”，裴度则被称为“中兴宗臣”。
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以后，宪宗便骄侈起来，他认为该永远享受大福。于是，大兴土木、兴建宫室，疏远了直臣裴度、崔群等，而重用皇甫鎛、程异、令孤楚、李道古等阿谀献媚之臣。宦官更被宠信，吐实承璀、梁守谦、王守澄、陈宏志等都权倾内外。
宪宗为使自己长生不老，下诏书求方士。皇甫鎛、李道古荐入方士柳泌，说是能制作长生药。宪宗封他为台州刺史，命他寻找灵草制造。不久，又听说凤翔法门寺塔留存有佛的指骨，宪宗即派遣僧徒去迎佛骨，把这纯属虚妄的事弄得惊天动地。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结果惹怒了宪宗，下令要杀他，还亏裴度、崔群说情，韩愈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阳县）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在诗中表达了他的凄恻与不平。再说柳泌到台州后，驱使吏民采药，一年多无所得，他自己也恐惧，逃入山中，被浙东观察使捕获送京师，经皇甫鎛、李道古保护，他继续为宪宗制作长生药。
宪宗服用了柳泌配制的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为两派，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太子李恒，而吐突承璀则想立澧王李恽为太子，双方展开明争暗斗。元和十五年（820年），宦官陈弘志毒死宪宗。宪宗李纯在位十五年，享年四十二岁。其同党王守澄隐瞒真相，说宪宗是药发暴死。宪宗像祖父德宗一样，宠信宦官，放纵宦官，最终自己没能逃出宦官的阴谋。随后，梁守谦、王守澄抢先拥立太子李恒，杀了吐突承璀和李恽。宪宗死后，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又起叛乱，从此，唐朝廷再也没有能够把他们制服，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唐朝灭亡。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后病逝。
古语有讲：“才人不遇，古今同慨。”在中国历史上，李商隐就是个“不遇”的典型。历史文化中的文人处境和命运，经常有某种惊人的巧合。但李商隐的怀才不遇却有些特殊，源于他本人与唐朝历史上最大的朋党之争有紧密的联系。
朋党之争最早的引子是从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元和三年（808年），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想借此来选拔人才。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时都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官吏，也参加了考试，并且在试卷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时政的弊端，实际上，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政的宰相李吉甫。当时的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骾正直和勇气，连宰相都敢指责，于是署为上第，推荐给宪宗。
宰相李吉甫是士族出身，一向不大瞧得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竟然还有人借科举考试揭他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哭诉，诬蔑说牛僧孺和李宗闵和主考官有私人关系，所以才被推荐。于是，考官们都被贬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各从辟于藩府”。
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开始崛起。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专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得宪宗喜爱。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后，责问儿子为何不回答。李德裕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唐语林·卷三》）众人无不称奇。
李德裕文章写得好，却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父亲李吉甫劝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北梦琐言·卷六》）一副不屑与士子同流的态度。后来还是靠门荫入仕。穆宗即位后，李德裕任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任中书舍人。李德裕对李宗闵曾经批评他父亲李吉甫这件事，仍旧记恨在心。
刚好这时候，又要举行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有熟人应考，私下里请托考官钱徽。李宗闵也因为女婿苏巢应考，请托考官钱徽。结果，苏巢被选中，而段文昌托的人没有选上。段文昌怒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不明真相，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回答说：“真有这样的事。”于是穆宗下令前一次考试无效，重新再考，前一任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被贬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至此，结怨愈深。此后，李宗闵、牛僧孺与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开始了四十年的明争暗斗。
这时候的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他本人确实也很有才干，有当上宰相的希望。然而，执政的宰相李逢吉不喜欢李德裕，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太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时任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抢先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又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排斥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节度使。凡是与李德裕亲近的人，也大都被贬斥。
李德裕当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率领部下到成都投降。维州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为战略要地。当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李德裕得知后大喜，隆重接纳了悉怛谋，一面上奏朝廷，一面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嫉恨李德裕，生怕他立功，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捆起来送还给吐蕃。吐蕃则将悉怛谋等人残酷地杀死在边境上。牛僧孺以私害功，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后来，西川监军王践言回到京师任职，他告诉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朝廷重大失策，并且直指出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文宗挺懊悔，开始怨恨牛僧孺。牛僧孺不自安，主动请求辞职，于是罢相。不久后，就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宰相及大臣多人被杀，宦官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而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再次入朝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文宗亲信李德裕，生怕政敌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文宗对李宗闵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甚是厌恶，再说李德裕确实是个有才干之人，还是将李德裕提为宰相。
不久后，文宗患病，奇士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文宗宠信。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颇中文宗心意。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李训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因此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合力排挤李德裕。于是，文宗召回李宗闵辅政，李德裕被罢相，出为镇海节度使。
就这样，牛李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次“轰然而至”和“轰然而去”的浪潮，一派当权，另一派必然倒霉，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这些人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私人恩怨，斗争不已，互相倾轧。当时李德裕的能力、牛僧孺的道德都受人尊敬，但一涉及到党争，就都失去了理性。文宗被宦官控制，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他想与大臣同心合力铲除宦官，大臣却忙于党争。文宗直叹气，说：“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啊！”
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李德裕果然因此重新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了武宗信任，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武宗病死后，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因门第世家起因，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
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烽火连天，混战不断，在残酷持久的混战中，只能以军功来衡量人才。加上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促使大家族崩溃。门第世家才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
在如此激烈党争的情况下，李商隐却与当时刘党、李党都有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其祖辈起，移居郑州荥阳。他的先祖是李唐王室旁支，然而自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其父李嗣先任县令，后为使府幕僚，携家在浙江东、西道辗转谋生，最后客死他乡。李商隐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回到家乡，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即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简直像个逃荒者。
因家境寒微，李商隐自少年时代起，就要“拥书贩舂”，以维持生计。他曾悲叹道：“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他的一位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年仅十九岁就郁郁去世。这种累世子孤、贫寒无依的家世，从小在李商隐的心理上积淀了许多悲剧性因子，诸如对人情冷暖的特殊敏感、强烈的孤子感和对前途命运的忧伤等。“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些写于早期的诗中，就已流露出一般青少年少有的感伤。
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重振家门，实现抱负，李商隐开始了一生的奋斗。然后，这是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时代，这是个“唐祚将沦”（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的时代，时代不但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还赋予了他坎坷不幸的人生。
李商隐在家乡一直跟随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学习经书与文章，“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十六岁时，李商隐著有《才论》、《圣论》，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东都洛阳。在那里，他结识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很欣赏李商隐的文才，让他与儿子令狐綯等交游，并亲自授以文章。此时的李商隐少年得志，关心社会政治，想济世匡时，有“欲回天地”之雄心。
之后，令狐楚又聘李商隐入幕为巡官。李商隐先后随令狐楚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习骈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大和六年（832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曾入王屋山学道二三年。
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又赴科场，令狐綯也为之延誉并推荐，得中进士。及第后，他一度赴兴元（今陕西汉中），入令狐楚幕。然而，不久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依靠，于是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惜他的才华，聘为掌书记，还将女儿嫁给了他。
当时朝中“牛李党争”极为尖锐，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与李党有关。李商隐本是令狐门人，却与王氏结亲，引起门第观点极深的令狐綯等人不满。牛党攻击他“背主”、“忘恩”、“无行”。而李党的人也没给他好脸色，猛挖他以前跟随令狐楚的老底，大力排斥他。李商隐之后的一生都处在牛李党争的漩涡里，两头受气，始终无法摆脱，郁郁不得志。
所幸，李商隐同妻子王氏感情极好，两人相亲相爱。他有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情真意切，就是后来李商隐在外地为官时思念妻子所作。
开始，李商隐虽遭两面打击，但热情不减，希望能有所作为。令狐綯当了宰相后，李商隐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綯，如《寄令狐郎中》，但始终没有成功，还是失意于官场。之后，他的诗风开始“隐词诡寄”，“深情绵邈”，不少诗婉曲晦涩，很是令人费解。李德裕为相的时候，朝政有些起色，李商隐也比较积，参与了博学宏词科考试。结果还比较满意，考官录取了李商隐。然而，吏部报中书省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理由是“此人不堪”。显然，这与他陷入党争有关。李商隐也因此发出“一年生意属流尘”的悲叹。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出仕秘书省，为校书郎，不久调弘农尉，又因“活狱”事件忤触上司，怒而辞职。
会昌二年（842年），他再应书判拔萃科试，被授秘书省正字，但很快因母丧去职。服丧期满，重入秘书省。不久武宗死。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李党纷纷被贬逐。李商隐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远赴桂海，任掌书记之职，结束了“十年京师寒且饿”的生活。
李商隐最后十二三年，全部在宣宗大中年间度过。他三次离家远游去做幕僚，先后在桂林郑亚幕、徐州卢弘止幕、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柳仲郢幕。三位府主对他都很器重，官职品级也逐步升迁，但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其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为时也不久。
大中十年（856年），李商隐随柳仲郢离开梓州回到长安，不久被荐为盐铁推官，出巡江东。在这次游历中，他写了一些以七言律、绝为主体的无题诗和咏史诗，形成他创作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
大中十二年（858年），旷世才子李商隐因病退职还乡。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结束了发人深思、令人叹惋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个悲剧。终其短短一生，浮浮沉沉，颠沛流离，他都在漩涡中奔波挣扎。他有远大的抱负，却因党争长期沉沦下僚，一生为寄人篱下的文墨小吏，正如崔珏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有爱情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正是他本人悲剧性格和心态的写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李商隐死后不久，终于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李商隐所处的就是唐王朝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与深化中走向没落和矛盾总爆发的时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的著名诗句正象征性地显示了唐王朝无可挽回的没落趋势。“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就是他对时代没落的典型感受。
李商隐是一位成就独特、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人，与杜牧齐名。在词采华艳这一点上，与温庭筠接近，后世又称“温李”。他的诗，有的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痛苦心情，有的反映晚唐的政治生活，有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之作，还有一类描写爱情生活的无题诗，最为后代读者所喜爱。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悲剧性的时世、家世与身世，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气质与心态，因此敏锐而纤细，多愁而善感，内向而缠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象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流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构思新巧，词藻华美，想象丰富，格律严整，风格婉转缠绵。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远去的唐代，逝去的诗人，吟哦之声渐行渐远渐不闻，而李商隐诗的芬芳却时时包围着后世的读者，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朦胧与明晰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