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毛泽东、朱德等获悉井冈山已失守，于是决定率部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谁也未料到；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袁文才、刘辉霄等私自离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他们不敢相信，却又十分害怕。
于是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刘天林—引者注）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五月份）。”
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组建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见袁文才回来，很是高兴，就想让袁文才来当团长。袁文才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执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闻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深为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交谊甚厚，又觉得袁文才的私自离队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到红军独立一团已编入红五军，就把袁文才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仍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率领的红军独立一团一起，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了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因此也得到很快发展，接近一个营。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涡之中。并且，这种矛盾发展到与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毛泽东就已察觉了。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边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线。本地人的土籍与数百年前殖民来此的广东、福建籍，两者之间发生很大的界限，历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简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斗争。我们的割据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尤不应引到共产党内。然在事实上，因多年历史的遗留，土籍、客籍间的界限依然还有很大痕迹。”
对于这个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逐渐趋于相合。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袁文才、刘辉霄的调离，就是毛泽东力除土客籍矛盾的杰作。可是，毛泽东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又悄然而起了。当时，引起袁文才深深卷入这个矛盾之中，并直接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之间的对抗，主要源出自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间，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结婚期间，适逢边界特委有事。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派人叫刘真回来视事，刘真未从命。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进来破坏革命工作，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后来，刘真在南昌开会途中，被龙庆楼抓获杀害。有人又趁机造谣放风，诬告刘真惨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县一班人便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宛希先正在九陇山工作，闻讯后逃入深山，后仍未幸免，被永新赤卫队抓住，残酷地杀害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这些话传到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结怨于袁文才，遂埋下祸苗。
加之，袁文才素来“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泽东在时，只佩服毛泽东个人，说“毛泽东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看不惯，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意见不合。宛希先事件后，相互间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这时，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很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加剧，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这便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上的依据。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个问题，“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决议，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王虽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曾召集专门会议，具体分析了袁、王的情况，明确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但是，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机械地理解“六大”决议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顾柏路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袁、王是“土匪首领”的错误观点，主张诛杀袁、王。这一方面是对袁、王武装的性质没有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再加上当时边界特委的几任领导人亦持此观点，就加速了错杀袁、王的进程。如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说：“边界的土匪，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上述观点和态度，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他还提出：“边界政权的危机——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上述边界特委领导人的报告、文件，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边界特委的错误指导思想，袁、王之被错杀的悲剧发生了。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据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记载：“四纵队因参加赣西总暴动，夺取吉安的行动，虽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胜利回到永新，与军部集中。继向泰和、万安、遂川等县游击，乘机参加赣西特委发起召集西特边特军委联席会……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另据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记载：“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可见，于田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六军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积极的，有益的。
但是，于田联席会议却又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把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田联席会议决定杀害袁、王的具体内幕，目前尚未发现详细的文献记载，只是有些零碎的文献语句。如1930年7月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中说：“在五军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地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地将袁、王解决。”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于田会议后，特委即以攻打吉安、部队听编为由，将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骗”进永新城，进而借调红五军第四纵队，酿成袁、王血案。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正月初四（即2月2日），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早上还打了很大的霜。我们吃过早饭就在草坪上整队集合出发，出发时，袁文才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其实，他不说我们也都猜到了。部队开到虎爪坪吃晚饭时，袁文才集合部队讲话。他说：‘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断夜时我们就出发了。那天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们不能点火，不能说话，兵分三路，向江口进发。”郑善致：“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后”结果，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袁文才还邀了罗克绍打麻将，他一点劲都没有。袁文才一边打麻将还一边跟他谈话。这事引起了谢希安（宁冈县委书记——引者注）大为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我们也有些不解。中队长向我们解释：‘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这时，我们才明白。事后，听说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
对此事，当年的红军战士刘良益在1969年7月4日回忆说：“袁想利用罗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一切办妥了再杀罗不迟。当时，谢希安等就向边界特委告袁文才是别有用心。”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其时，袁文才、王佐正好抓住茶陵挨户团总罗克绍以为人质，要罗克绍交出他那个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便可以放回去，否则，就要杀他。”《刘克犹的回忆》，1978年8月24日，内部采访资料。当年柏路乡苏主席江照明也回忆说：“袁文才对罗克绍说：‘你不要怕，快写信回去把枪交给我们，我们大家以后在一起。’罗克绍当时说好。然后就把罗克绍放到小水头的土豪棚里（专门关抓来的土豪的地方）。”江照明：《在1972年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上述当事人回忆可以看出：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然而，正是这个“罗克绍事件”，成为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直接导火线。后来，“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构成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袁、王也有不当之处，那就是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事端。袁、王此举，尽管用心良苦，却为自己套上了绞索。
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当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却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刘克犹的回忆》，1978年8月24日，内部采访资料。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入为正规红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内矛盾，完全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决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王当作“土匪”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人们可以引出一些教训：
1.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
“左”倾错误是袁、王悲剧的根源。在我们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承认，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他们带着偏见，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
当时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如上评述，决不是深究什么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