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议和”其实是一件“两厢情愿”的事。汉朝要巩固内政，巴不得罢黜兵事好专心建设经济；作为匈奴一代杰出单于的冒顿，也希望通过议和让匈奴人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从本质上讲，这是汉朝政府对国家主权的又一次放弃。汉人已经习惯安逸了。
终于要重新谈到有关匈奴的问题了。
前文讲过，匈奴人在冒顿单于执政时期曾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入侵汉朝的北地郡，领兵的是匈奴的右贤王。后来刘恒派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名骑兵出征，匈奴右贤王自知汉军势大，于是退守塞外。由于不久后就爆发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且本着汉匈和好的原则，刘恒并没有让汉军越境追击。
然而这件事情却还远远没有完结。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冒顿单于执政的第三十六年，在刘恒重申了希望同匈奴复修和亲的意愿之后，冒顿单于给汉朝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前段时间汉皇帝您说要来与我和亲，这想法着实不错。本来我都打算派人和您那边接洽接洽然后和好算了，但是你们汉朝的边将却贸然率兵攻打我们匈奴的右贤王所部。我的右贤王也是个火暴脾气，听信後义卢侯难氏等人的意见，没给我打报告就擅自出兵报仇去了。结果搞得咱们两边都很尴尬，损害了咱们的兄弟之情，破坏了两国的合约。
“汉皇帝您专门写了封信来责备我，我也回信了，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的使臣被扣留，你们汉国那边也不给我解释，你们这些人看来不是真心要与我和好，那我们也就不打算与你们和谈了。
“上次右贤王的事情，他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已经对他进行了惩处，罚他到西域去攻打月氏国。好在上天保佑，加上我匈奴兵强马壮，月氏国已经被我们消灭，月氏人要么被杀，要么投降。我一看，既然我们匈奴军队这么厉害，顺带着就让他们把楼兰国、乌孙国以及呼揭人的地盘也都占领了。这一片儿二十六个国家统统归附了我们匈奴，所有骑马射箭的骁勇民族自此连为一家。
“我们这边北方既然已经安定，所以就打算停止征战，整顿内政，发展民生，重续旧约，从此保境安民。汉匈两国和好如初，让年轻人快乐成长，老人们尽享天伦之乐，两国人民安居乐业，世代繁衍。
“我不知道您那边是怎么想的，所以派郎中系雩浅拿着这封信来问问您，顺带捎给您一匹骆驼、两匹可以用来当坐骑的马、八匹可以拉车的马。您要是想让匈奴人不靠近汉朝的边境，那您最好也让你们汉朝人离咱们两国边境远点。
“另外您别又把我的使者扣留在你们那里了，信送到就请赶紧放他回来，少给老子耍花招。”
冒顿这封信言语是十分巧妙的，既有让步也有坚持，总体上而言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毕竟匈奴国力要比汉朝强大，冒顿免不了有点自我优越感。
冒顿在信中先是就右贤王南入汉境一事撇清自己的责任，说这事跟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另外冒顿也没有刻意指责刘恒有怎样的过失，只是说边境上的事情是汉朝边将做的。
这些话的潜台词无非是“矛盾都是手底下人不懂事造成的，咱们两边的领导还是一心求和”。另外冒顿在说到惩罚右贤王的时候简直是冷幽默，这哪里是惩罚，明明是让右贤王立功去了。冒顿大谈匈奴战功，其实是在暗示刘恒，汉朝是绝对打不过匈奴的，同时申明广大少数民族弟兄团结一致的态度，目的是想要告诉刘恒他的敌对势力很多，让刘恒自己掂量清楚。
归根结底，冒顿的话以赤裸裸的挑衅居多。
刘恒拿到冒顿的书信，立马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其间三公九卿们纷纷踊跃发言，但大多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觉得匈奴此时兵锋正盛，加之匈奴地区都是盐碱地，作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农耕民族，大汉子民压根看不上眼。索性跟冒顿“手拉手”和好算了，争来争去没意思。
这里我们就要批评一下汉朝政府了。其实中国古代汉族人的王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领土意识，只要这地方气候不好或者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不论是别人的地方还是它自己的地方，汉族政权都很少去竭尽全力地争取或维护。特别是往北到蒙古高原还有西伯利亚地区，还有往南跨海的地方，经常都是主动放弃。所以很多时候领土并不是打仗打丢的，政府对一个地区不重视，成天把那块地方荒废着，其他势力不乘虚而入盘踞其间才怪。
而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领土意识就极强，请大家不要以为历史上所有北方少数民族都是奔着中原的肥沃土地才南下的，这种理论有些荒谬。
北方气候干燥，南方则气候湿润，北方人到了南方还经常水土不服，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南下都是自己跟自己找虐。倒不是说汉人政权多么强大，而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根本就没办法让少数民族居住。
在这个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文明是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但带有地域性质的文化和文明是不可能完全交融的，非要让种不出来稻子的地方的人天天吃大米，这绝对会把人逼疯。
今人常常讲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汉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少数民族一定要“入主中原”。你让他还待在蒙古高原上，然后让他“汉化”，这摆明了是要活活饿死人家。而且历史上所有的汉化都附带着通婚，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让鲜卑人广泛地和人口众多的汉人通婚，慢慢地鲜卑人原有的生活习性就被淡化了。如果人种体质不能改变，马背上的民族跑到中原或者江南还是会有人天天水土不服，唯有“基因改良”，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长久地适应新环境、新气候下的生活。但是只要少数民族“服”了，那他们就与汉族人无异，这其实也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族人常常是被外来的“汉族人”入侵成功的。
历史上，少数民族对汉地“水土不服”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辽太宗耶律德光，他灭了后晋本来打算就此坐拥中原，但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契丹人都水土不服，在中原这鬼地方实在待不下去，最终才无奈地北返契丹。归途中由于气候不适，耶律德光染上恶疾，最终病逝于汉地，死后尸体被晒成肉干，下场凄惨。
所以诸多的史实告诉今人，少数民族弟兄们真的不是稀罕汉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长江以南，那地方放不成马养不成牛，没有酸奶更没有肉干。人家之所以要向南发展，就是一种领土扩张的意识造成的。你让少数民族往北走，那离北极圈越来越近，天寒地冻的人家当然不去了；往西发展，那边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到欧洲还得翻越高山，远没有南下汉人的地区更方便。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抢了你汉人的地盘也还说得过去。
而且我们观察中国的地势，基本上是北高南低的地形，那么自然而然少数民族从北往南俯冲下来更方便，而从南往北打总是很难。这种说法虽不能够在专业学术的角度上成立，但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定普遍性。
历史上多数从北往南打的大规模战争基本都是以胜利告终的。隋朝灭陈、金人南下攻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清人平定南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完全成功的北伐，不论是刘裕还是岳飞，抑或是吴三桂反叛满清，说是往北打了，可是没见哪个最终统一中国，连半壁江山都没能占下。
今天，长城以内的地区基本上都算是过去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汉地的俯冲区，至于朱洪武把元朝人赶跑，那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单单是军事上的。
少数民族领土意识特别强烈，不容他人入侵，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分一毫都会去捍卫。关键人家有军事实力，即使是对人家而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也要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比如宋金对峙时期刘豫的齐国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扶植刘豫政权其实也算得上是金国人变相治理汉地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次侵略是以屠杀为目的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途径，真正的目的都是治理。治理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治理，比如清朝，它是一边治理一边将其文化汉化，清政府最后汉化得特别彻底；另一种就是建立二级政权，金国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金人短期内不能、也不愿意快速汉化，所以他们无法直接治理汉地，只能建立二级政权，说起来这还是金国人对汉地百姓负责任的表现呢。不过历史发展到最后，金国人还是严重汉化了，汉化就带来了腐败，整个金国政权最终被消灭。
少数民族想尽各种办法在他们新得的领土上加强统治，这就是因为他们领土意识强。然而汉朝政府就缺乏匈奴人那样的领土意识，尽管汉人的文明看起来更为先进，匈奴文明略显野蛮。
诚然，让野蛮文明占据了更多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在当时来讲，争夺领土本身是没错的，或者说，先进文明有义务对野蛮文明进行扶持，好学生应该主动帮助坏学生的学业，让坏学生也体会到进步的自豪感和好处。
可惜，汉朝政府作为一个勉勉强强的“好学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懒得去管匈奴的地盘，他们的军事实力在匈奴人的兵锋面前也显得太过绵软。
于是刘恒给冒顿回信，言辞恳切地说道：“我十分赞同单于您的主张，您的想法是真正的圣明之君的想法。汉、匈两国一直互为兄弟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因而我决定特地送给单于您一份厚礼。
“但是单于啊，违背合约、损害兄弟情义的常常是匈奴那边的人。不过右贤王的事情是在大赦令颁布之前发生的，所以也在赦免范围内，单于不用深究了。
“单于要是真心和亲，就让匈奴弟兄们管好自己，别再挑起事端，要信守合约，不做违约之事。我听使者说，单于征战辛苦，那我就送给单于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比余一件，黄金饰具带一件，黄金胥纰一件，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让中大夫意、谒者令肩给您捎来。”
关于汉匈之间谁是谁非的话题今人已经无法作出评判，因为我们没能够亲眼见证历史。历史事实纠缠不清，站到任意一方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胡说八道都是不公允的，我们不能证明汉朝边将真的挑衅匈奴人，更不能证明汉朝人就没有、就不会挑衅匈奴。司马迁总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今天的学者对待历史，却需要摒弃了民族主义的公正态度。
同时，政治斗争本身就是阴暗和残酷的，如果要追究责任，汉匈两方卑鄙之事肯定做得都不少，尤其是汉朝这边费尽心机，汉人在军事上的弱势促使其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耍阴谋诡计，少数民族毕竟相对单纯。笔者在此的论断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在阅览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央汉族政权外交史后得出的相对客观的描述。
汉匈关系虽然暂时缓和，但匈强汉弱的局势并没有丝毫改变。举例来讲，刘恒给冒顿单于写信用的简牍是一尺一寸的规格，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回信则用的是一尺二寸的简牍，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谁强势谁弱势不言而喻。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冒顿三十六年，冒顿单于病逝，此时的汉匈关系刚刚趋于平静，然而，这种和平关系并未持续太久，伴随着匈奴新单于的即位，新的争端又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