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海战战术的原则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支分遣舰队的战船前进接战时，仍旧摆出新月形的阵式，冲向对面的敌军，想尽办法要用尖锐的船首撞角冲击对手柔弱的船舷。用结实的木材建造抛掷石块和标枪的弩机；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举起装着武装人员的篮筐，能有效地登上敌舰实施肉搏战斗。现代的海事手册胪列各种信号的术语，不仅明确而且详尽，要是用古代指挥旗的位置和颜色来表示就不够精准。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击、停止、撤退、突围、列阵的命令，都是通过领导的旗舰用灯光来传达。陆地的烽火信号在高耸的山岭之间传送，8个烽火站的传递线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间，萨拉森人在塔尔苏斯的敌对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通报到君士坦丁堡。
希腊皇帝为了占领克里特岛，军备整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详尽周密，从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权势和实力。一支舰队有112艘战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亚型船只，建造的地点是在首都、爱琴海的岛屿以及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海港。载运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罗斯人，加上5087名马尔代特人，这些马尔代特人的祖先是从利巴努斯山区迁移过来的。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是3400枚金币，大约是13.6万镑。所有的武器和机具、衣物和亚麻布、面包和饲料，以及各种补给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单更是数量惊人，使我们对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去征服一个蕞尔小岛实在说不过去，要是用来建立一个兴旺的殖民地倒是绰绰有余。
希腊火的发明并没有像火药那样对战争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液体的易燃物质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运用在围城作战和海上战斗会产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腊火很少会得到改进也不容许有更大的发展，古代的作战机具像各种弩炮以及攻城锤和撞车，在工事筑城的攻防作战中仍旧发挥很大的功效。决定性的会战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喷出快速和浓密的火焰，敌人使用火攻时，穿着的铠甲同样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钢铁仍旧是带来毁灭和保证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纪的头盔、胸甲和盾牌，无论就形式还是实质而论，与用来庇护亚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希腊人的习性不像古老的军团士兵，能够持续忍受沉重的负担，他们把铠甲放在伴随行军的轻型车辆上，等到敌人接近，才在仓促的状况下，很勉强地忍受这种可以保护自己的累赘。他们在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有军刀、战斧和长矛，但马其顿长戟的长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长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西徐亚和阿拉伯的箭矢极为锐利，作战时使人印象深刻。
历代的皇帝都叹息射艺的式微，给国家带来不幸和灾祸，不仅劝说还下达命令，鼓励习武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在40岁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练弓箭。队或团通常有300名足额的士兵，一般而言纵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骑兵的冲锋基于合理的考量编成4排，敌方的战线即使能够挡住前排的冲击，也无法抵抗最后一排马匹的压力。要是步兵或骑兵的纵深或队列成倍增加，这种谨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部队的作战勇气已经出现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出战线的人数已经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选的队伍，敢与蛮族的长矛和军刀进行交锋。会战的序列根据地形、目标和敌军状况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经常运用的部署是采取两线再配置加上一个预备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获胜希望和战斗资源，这符合希腊人的性格作风和判断方式。在战败失利的情况之下，第一线从第二线所留的间隔中后退。预备队分为两部分，转向侧翼增加胜利的机会，或者是用来掩护撤退的行动。拜占庭统治者对于宿营和行军、训练和操演、敕令和典范，都已制定出权威的规则以资遵行，至少在军事的理论方面都已完成。
希腊君王的财富和众多工匠的勤奋，能充分供应锻铁炉、织布机和试验室所需的各种技艺。然而权威著作和各种技艺无法造就最重要的战争机器，即士兵本身。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认为皇帝安全班师回朝是理所当然，然而他的《战术学》却尽是如何避免可能的败北和拖延战事的时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战术。虽然希腊人获得了一些短暂的胜利，却始终处于自己所认定的悲惨状况，也难逃邻国的法眼。一只冷漠的手和一条好辩的舌是对这个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战术学》的作者被围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后出现的蛮族，对萨拉森人或法兰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惧，也能骄傲地展示出金质和银质的奖章，那是他们勒索君士坦丁堡虚弱的统治者强行获得的。受到他们的政府和习性所压制的进取精神，在某些方面应该可以受到宗教影响力的激发，但可惜希腊人的宗教只是训诫他们要忍受和服从。尼西弗鲁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荣誉，授予对抗不信者的圣战中丧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复罗马人名号的纪律和光荣，也不过片刻工夫。然而教长、主教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全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过。他们费尽口舌极力赞同圣巴西尔的教规，任何人从事士兵的血腥行业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绝与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
我们可以将希腊人的顾虑与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较，如果不让后者上战场，他们会流出眼泪。对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热，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会洞悉敌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满热情和信仰的门徒，至于那些哈里发之后陆续获得的臣民，毫无疑问是堕落的后代。然而他们的好战信条仍旧表现出神圣性，也赋予那些发起战争的人。宗教狂热的火花虽然处于潜伏的状况，还是至为重要，经由他们的信仰仍旧闪烁在心田深处，有些萨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边界，经常燃起鲜明和积极的火焰。
他们的正规军是由勇敢的奴隶组成，这些人受到教导要保护他们的君王，伴随着主上的旗帜向前迈进。但等到号角声响起，宣示一场对抗不信者的圣战正式拉开序幕，叙利亚、西利西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众全都惊醒。有钱人禀持的抱负是为真主的大业牺牲性命或是获得胜利，穷人为抢劫的希望所诱惑，老人、残疾者和妇女也善尽自己的责任，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战场，装备所需的武器和马匹。这些进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强度和性能而言，与罗马人使用的装备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们在骑术和箭术方面更为高明。他们的腰带、缰辔和刀剑都用大块白银来装饰，展示出一个兴旺民族富丽堂皇的气象。除了来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对于他们祖先赤裸身体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不使用车辆来运输，而是伴随着长长行列的骆驼、骡子和毛驴，为数众多的牲口都装饰着旗帜和幡带，使整个队伍从外表看来更为雄伟而且声势惊人。东方的骆驼有笨拙的外貌和恶臭的气味，敌人的马匹遇到就会产生骚动。他们忍耐口渴和炎热的本领真是无可匹敌，但积极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动弹不得。他们知道自己有爱好睡眠的习性，坚持要求完成周详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夜袭。两条战线分别配置长方形的方阵形成战斗序列，每条战线都非常坚实而且形成纵深，第一线是弓箭手，而第二线是骑兵。他们在海上或陆地的接战中，发挥最大的耐性来抵抗狂暴的攻击，一直要等到敌人在受到压制的状况下疲乏不堪，否则很少主动前进发起冲锋。但若他们一旦被击败或是战线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顿部队再行战斗，对于迷信的成见使得他们更为惊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主已宣称自己站在敌人那边。
哈里发的衰亡可以证明这种令人畏惧的论点，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涩难解的预言，早已提出宣告说他们要交替遭受败北的命运。团结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解体，但独立的王朝或区域仍相当于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王国。就拿阿勒颇或突尼斯的埃米尔来说，他们的水师和军队的实力，凭着技能、勤奋和财富都不容小觑。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与萨拉森人处理有关和战的大计时，经常会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些蛮族就纪律和训练而论，完全没有未开化的痕迹。虽然他们缺乏创造的才能，但依然拥有求知和模仿的锐气。原型当然要比复制品更为完美，他们的船只、器械和筑城的结构都不是很高明。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承认，真主将舌头给予阿拉伯人，将精巧的双手赐予中国人，而希腊人则得到了善于思考的头脑。
几个日耳曼人的部落位于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胜利的影响力遍及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用来指称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后来将他们的知识传播到大西洋的两岸。这个巨大的政治体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堕落中，否则可以与拜占庭的恺撒争胜。那些可以用来为基督徒的屈辱复仇的皇家权力，很快就走向崩溃。当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国家岁入的运用、贸易和生产的成果支持军事行动、行省和军队的和衷共济，以及从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线规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舰队，全部都如过眼云烟，使得敌人不再畏惧而臣民不再信任。
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纪初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他的王国分裂成很多独立和敌对的城邦，帝王的头衔被野心最大的首领僭用，国王的下属全都效法他们叛乱的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行省的贵族拒绝服从君主并压迫臣属，对于同侪和邻邦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种私人之间的战争摧毁了政府的架构，也煽动起民众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的欧洲政治体系中，具有优势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强大的统治者，至少事实如此，作战行动被控制在遥远的边界，且听从几位人士的命令，他们尽毕生之力从事战争艺术的研究和实行。这个国家和社区的其余人员，在战争之中还能享受和平的安宁，唯一感觉到的变化是国家税赋的增加或减少。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混乱局势下，每个农夫都是士兵，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处森林或山谷都是谋杀和抢劫的地点，每个城堡的领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对领土的维护以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全部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就像规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击行动，宁愿放弃守势作战所具有的利益。亲冒战阵的危险和不得不下的决定，更能强化心灵和肉体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他们拒绝抛弃盟友和饶恕敌人，不愿在官员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安然憩睡，并骄傲否定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封建流行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农耕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转变成杀人的武器。民间和教区那些爱好和平的行业，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质遭到败坏。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换成头盔，与其说是职责使然，不如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法兰克人带着自负的神情，深知自己喜爱自由和武力。希腊人提到时，难免会感到惊异和畏惧。君士坦丁皇帝说道：
法兰克人的胆识和英勇已到达孟浪和鲁莽的程度，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在藐视危险和死亡上。在进入战场和接近战斗时，他们赶向战场的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正面冲向敌人，根本不考虑双方的兵力数量。他们靠着血亲和友情所结成的阵列极为坚固，为了救援至爱的战友激起拼死苦战的行动，要是报仇雪恨更不在话下。在他们的眼里，撤退就是极其可耻的败逃，败逃是永难洗刷的羞辱。
上天赋予一个民族如此崇高和无畏的精神，要不是这些优点被许多重大的缺失所抵消，一定可以保证获得战无不克的胜利。法兰克人建立的海权已经没落，只得让希腊人和萨拉森人拥有海洋，让他们达成骚扰和供应无缺的目标。在骑士制度还未兴起的时代，法兰克人在骑兵部队服役不仅动作生疏而且缺乏技巧，在面临危险的紧急情况，他们的武士明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不足，宁愿选择下马步战。法兰克人对长矛和投射武器的运用不够纯熟，就他们惯用的武器而言，无论是刀剑的长度、铠甲的重量还是盾牌的面积，对他们都是负担和累赘。瘦弱的希腊人讽刺他们，称他们喝酒毫无节制。法兰克人有独立不受羁縻的气质，要是首领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契约和服务所订的期限而他还想继续保有，他们就会抛弃首领的旗帜。无论在任何方面，对于勇气不足而讲究计谋的敌人，法兰克人都会用坦率的心胸，不在乎对方所设计的圈套。他们也接受贿赂，因为只要是蛮族都会被收买。他们在夜间也会被奇袭，在于他们忽略采取预防措施，使得双方的营地过于接近，或是没有设置警戒的步哨。夏季战役带来的劳累会耗尽他们的精力和耐性，要是不能供应丰富的酒类和食物满足他们暴饮贪吃的欲望，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表现出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变化，我把它归于历史的偶发事件而非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但是这些状况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奥托大帝的一位使臣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宣称：撒克逊人的争执用剑胜于用笔，他们宁可选择无可避免的死亡，也不情愿毫无尊严可言地转过身来背对敌人。这就是法兰西贵族的光荣，在他们那简陋的住所里，战争和掠夺是唯一的乐趣，也是一生之中仅有的职业。他们喜欢用装模作样的态度，去嘲笑意大利人的宫殿、盛宴和文雅的生活方式。就希腊人的看法，古代的伦巴第人崇尚自由和武德，竟然会产生意大利人这些堕落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