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因自大而走向灭亡。”
——《“强者”格雷惕尔萨迦》
位于爱尔兰海对岸的都柏林王国也在摇摇欲坠。从某些方面而言，试图征服和控制约克的频繁举动已经耗尽了爱尔兰维京人的力量。原本可以用来征服爱尔兰的力量，为了建立水上帝国的幻想而牺牲，现在都柏林将为此付出代价。
奥拉夫·西特里克逊被逐出约克后，曾试图在爱尔兰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遭到了势力日渐强盛的至尊王梅尔·塞克纳尔的激烈抵抗。梅尔·塞克纳尔是米斯（Meath）的国王，该地与都柏林的西部接壤。980年，已经年过六十的奥拉夫决定消除这个威胁。他从苏格兰的滨海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招募维京军人，迫使爱尔兰人向他屈服。两军在塔拉山附近相遇，该地是至尊王最初的势力阵地。
维京人遭遇了入侵爱尔兰以来的最大挫败，终结了都柏林作为爱尔兰岛权力中心的地位。奥拉夫的长子和他的继任者遭到杀戮，维京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的爱尔兰人占领了都柏林，逼迫其市民缴纳丰厚的贡金。奥拉夫——或许主动退位，或许被迫放权——在这样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时刻来到了艾奥纳修道院，成了一名普通的修士，并在此度过了余生。从此之后，爱尔兰岛上的维京人成了附属的群体，被彼此相互斗争的国王当作争权夺利的盟友，但是再也无法对爱尔兰原住民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在与维京人的长期斗争中，梅尔国王成了最大的赢家。米斯王国崛起，成了主要的王国，他也牢牢地锁定了至尊王的位置。米斯王国的唯一对手是远在西南地区的芒斯特王国。它的国王是布里安·博鲁，此人颇具雄心壮志，曾把爱尔兰西部的维京人全部驱逐，并因此而赢得声誉。
布里安是名新贵，他是一位来自落后王国的二代君主，但是他已经显示出了自己非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布里安是老国王12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幼年时期在维京人的一次袭击中幸存下来，后来在芒斯特的一所修道院中接受教育，并在这里学会了弹奏竖琴。他死后，为了纪念他，竖琴被定为爱尔兰的象征。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将尤里乌斯·恺撒的生平熟谙于心，因为他被这位伟大将军的才能所震撼。恺撒不仅总能战胜自己的敌人，而且有着记忆作战计划的良好习惯，从而避免了作战计划被敌人拦截的可能。
继承王位后，他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利用维京人的战术与维京人作战。他经常让被俘的维京人在前引路，派兵突袭内陆地区。海战与陆战相结合，利用这种不同寻常的作战方式，布里安逐渐建立了自己对整个西南地区的掌控。997年，这项非凡的成就得到了正式的认可，至尊王梅尔·塞克纳尔被迫与他共享王权。梅尔将继续保持至尊王的头衔，但是布里安将独立管理南部地区。不管怎样，爱尔兰如今有了两位至尊王。
无论这个新的联盟有多么脆弱，它使爱尔兰境内抵抗维京人的主要势力实现了首次联合。999年，爱尔兰历史上最后一位维京伟人，“白胡子”西特里克在伦斯特（Leinster）发起了反抗布里安统治的起义。两位至尊王联合作战，将叛军困在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内，屠杀了大部分叛军。都柏林再次被占领，西特里克向布里安宣誓效忠，借此才保住了自己的王位。
这场胜利激化了联盟之间的关系，因而更像是一场失败。与一个突然崛起的新贵分享政权，已令梅尔备感屈辱。然而，布里安·博鲁在第二年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举动：贬黜梅尔，独称至尊王。这种举动引发了一系列阴谋，这些阴谋即便从整个爱尔兰历史来看，也算得上是错综复杂。平步青云的布里安·博鲁最终被这些阴谋所击败。
都柏林的“白胡子”西特里克最早提出了这项计划，梅尔·塞克纳尔在暗中秘密协助，他当时仍在为从至尊王的位置上被贬黜下来而愤愤不平。1005年，布里安赤裸裸的野心使得其他爱尔兰领主感到忧虑，并加入了他们的谋划。那年，博鲁曾前往位于阿马的圣帕特里克的坟墓朝圣，并在祭坛上留下了20盎司黄金。然后，他命人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教堂的记录簿上，用的是Imperator Scottorum的头衔，即苏格兰皇帝。他的野心就此展露无遗：把各个分裂割据的部落聚合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置于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
这意味着爱尔兰境内的其他所有领主都将被降级。布里安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稳步推行自己的计划，迫使许多附属王国的领主加入了西特里克的联盟。1014年，西特里克认为联盟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公开反抗至尊王。为了壮大叛军的力量，他还找来了维京人作为联盟。这些维京人有的是来自马恩岛由布罗迪伯爵率领的军队，有的是来自冰岛的雇佣兵，甚至还有来自奥克尼的著名的“勇士”西格德（Sigurd the Stout）。西格德还带来了令人畏惧的奥丁的乌鸦旗。
然而，这支声势浩大的联军从来没有真正地展开过行动。面对布里安·博鲁召集的规模庞大的军队，西特里克感到坐卧不安，于是他悄悄地撤出了联军。梅尔和他做出同样的选择，决定先置身事外，然后根据战场形势，随机应变。
即便发动这场起义的两个主要策划人选择了退出，剩余的联军依然决定继续这场反抗。依据计划，大军在都柏林集结。这令西特里克有点尴尬，因为他现在的角色是忠诚于布里安的附属国王。1014年4月23日早上，两军在都柏林西部的克朗塔夫平原相遇。
克朗塔夫战役于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如期爆发，被认为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抵御维京人入侵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这场战役通常被视为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爱尔兰基督徒在对阵维京异教徒的战役中取得了伟大胜利。布里安·博鲁，这位爱尔兰历史上的凡俗伟人，被世人所赞颂。他统一了国家，赶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者，实现了爱尔兰的独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克朗塔夫战役并不是为了驱逐维京侵略者，而是为了决定谁将成为爱尔兰的至尊王。事实上，都柏林境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之间并无太大区别。“白胡子”西特里克可能是凯尔特人，而非维京人，而且与布里安一样，也是个基督徒。他修建了都柏林境内的第一座大教堂，铸造了印有十字架的货币，还曾至少两次前往罗马朝圣。他也许曾与马恩岛的布罗迪等维京异教徒联盟，请求他们出兵援助自己，但是布里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布罗迪的弟弟奥斯帕克（Ospak）和其他几支维京军团也曾为至尊王而战。此外，布里安·博鲁当时已经年过八十，因此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参战。他退到了克朗塔夫的一座小山丘上，在那里祈祷，把领军作战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穆查德（Murchad）。
中世纪的战争是年轻人之间的较量。两支军队势均力敌，组成了两排长长的人墙，士兵手持盾牌，高举长矛，肩并肩站在一起。两支防线朝着彼此的方向不停冲撞，不知哪边会率先取得突破。这种作战方式令人疲惫不堪，两边的士兵举着盾牌相互推进，同时还要与敌人正面厮杀，或者试图绕过盾牌底部，从下面刺死敌军。
这场残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天，两边的防线都发生了弯曲，但都没有被突破。联军的人数更多，因而战争前期取得了优势，击退了布里安的军队。但是在接下来残忍的肉搏战中，他们又被击败，被迫退到了一座横跨利斐河的小桥上。
布里安的两个孙子战死沙场，但是马恩岛的布罗迪被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极大地削弱了联军的力量。对于联军而言，幸运的是，“勇士”西格德挥舞乌鸦旗，把他们又召集回来，至少维京人是这样绘声绘色描述的。这种举动十分英勇，因为维京人相信无论是谁，只要手持乌鸦旗，就能获得胜利，但是持旗者要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布里安的儿子穆查德与西格德交战的场面，可以说是所有的挪威传奇中最为精彩的。这位王子，鉴于他父亲的年纪，当时至少也已经年过六十，两手各持一把利剑，骑着一匹白马，如同一位从爱尔兰的早期传说中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先一剑挑掉了西格德的头盔，然后一剑割破了他的喉咙，干净利落地将他解决。西格德一个手下一剑捅在了穆查德的腹部，拽出了他的肠子。但是穆查德在临死之前，拽掉了这个维京人的盔甲，并在他的胸部连刺了三剑。
和中世纪的所有战争一样，结局来得迅速而惨烈。在西格德倒下的同时，联军的盾墙也被击溃，被博鲁的军队横扫。有的士兵在试图转身逃亡时被砍杀，有的在试图渡过利斐河时溺死在河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参战士兵被杀害，维京人在这次战役中损失的人数超过他们之前在爱尔兰参与过的任何一场战役。所有被俘虏的维京雇佣兵皆被处死。都柏林得以幸免于难，因为西特里克在战争开始之前就颇有预见性地退出了联盟。
但是布里安方面的损失同样惨重。这位至尊王的长子和他的后代都战死沙场，同样战死的还有他的两个孙子、一个侄子和不计其数的宗族领袖。也许最大的损失是，这位至尊王也倒在了这场战役之中。布里安·博鲁站在山丘上，看到下面战场上维京人的防线被撕裂后，便退到了自己的帐篷中做祷告，只有一个用人陪伴着他。这位获胜方的爱尔兰至尊王独自一人在做祷告，身边几乎没有任何守卫，最后被一队逃亡的维京士兵杀害了。
关于他的死亡，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马恩岛的布罗迪处死了他。这位维京人首领和他的两位随从从战场的屠杀中逃出，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布里安的帐篷。他的两名随从把布里安当成了一位神父，因为他正拿着十字架，跪在地上祈祷。但是，布罗迪认出了他。布罗迪举起手中的战斧，劈开了这位老人的头颅，然后逃离了此地，留下至尊王布里安的尸体在其身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克朗塔夫战役是一场胜利代价太高的战役。布里安统一爱尔兰的梦想也随着他的死亡而湮灭。他的小儿子继承了“帝国”，但是缺乏他父亲那样的人格魅力，无法牢牢掌控这份基业。几年之后，他能控制的范围仅仅限于原来的米斯王国的领地，而且领地内爆发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梅尔·塞克纳尔重新夺回了至尊王的头衔。对于那些历经数代更替的人而言，布里安统治的几十年，仿佛是场镜花水月。最开始时，梅尔是至尊王，西特里克统治着都柏林。如今，随着布里安的逝去，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尽管在接下来的150年内，都柏林依然处在维京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其地位已大不如前，成了近邻伦斯特王国的附属。不管怎样，都柏林再也不是纯粹的维京人的国度，距离它被完全同化已然不远。1171年，亨利二世率领英军入侵爱尔兰，杀掉了都柏林的最后一任国王——阿斯卡麦克·拉格纳（Ascall mac Ragnaill）。
维京人在爱尔兰留下了毁誉参半的遗产，他们建立了岛上最早的一批商业城市——都柏林、科克、利默里克、韦克斯福德、沃特福德，但是他们同样是声名狼藉的掠夺者，因为他们破坏了爱尔兰文化，而爱尔兰文化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修道院和教堂遭到掠夺，人们的家园遭到破坏，无数的无辜民众被杀害或是沦为奴隶。
后面这条罪责导致大多数人如今对维京人仍然存有偏见。尽管爱尔兰早在维京人抵达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奴隶制度——圣帕特里克就曾被爱尔兰的奴隶贩子所抓获，但是到8世纪时，奴隶制度已在爱尔兰消失，维京人后来又重新引入了它。最初维京人都是把奴隶或者俘虏运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者将他们放到伊斯兰世界的市场中出售，后来逐渐将他们留在爱尔兰，让他们为自己服务。爱尔兰人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人格侮辱，因此为了报复维京人，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奴隶交易，不过只是使用被捕的维京人。不久之后，拥有奴隶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维京人退走之后，当地的爱尔兰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教会引用圣帕特里克的言论，严厉地斥责了这种行为，圣帕特里克的亲身经历使他清楚地知道奴隶制度的邪恶之处。但是不管怎样，奴隶贸易还是在不断扩大。以至于1171年英军对爱尔兰的入侵，拉开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运动——一位爱尔兰的宗教领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诅咒，是上帝派遣英格兰人来终结爱尔兰的奴隶贸易。
维京人留在爱尔兰的真正遗产是都柏林。西特里克时代之后，都柏林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其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在不断提升。都柏林因奢侈品贸易而享有盛名，成了黄金、白银、武器、丝绸和马匹等商品的国际集散中心。维京人最先把金属货币引入了爱尔兰，并对岛上的商人进行了最早的阶级划分。在维京人的统治下，都柏林成了欧洲利润最高的贸易港口，连接着维京世界的伟大贸易航线。
它之所以没有成为某个维京王国的首都，是因为维京人的社会结构与爱尔兰人的一样，都是部落制。维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无与伦比的适应性，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他们定居的土地上，他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适应性。他们通常会向以前的国家学习，试图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之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国度。他们曾在英格兰建立了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政府，但是阿尔弗雷德及其子孙太过强大，不允许一个维京王国在此落地生根。在爱尔兰，他们却面临着相反的问题。这里只有尚未成熟的社会群落和诸多小国的领主。爱尔兰的政权不断更迭，都柏林也只是个势力极小的参与者。
但是，如果英格兰过于强大，爱尔兰过于混乱，就无法满足建立一个永久国家的条件，那么法国似乎成了最佳的选择。加洛林帝国为维京人提供了丰饶的土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维京人建立强大的国家提供了模板，而腐朽的君主制度又使得维京人在此所向无敌。万事俱备，只差一位愿意定居国外的海上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