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的提案中，有一条规定被现代人认为是雅典民主政体的象征，它就是向担任公职的公民支付日薪。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设立了一个叫“治理委员会”（buoule）的国家行政机构。其成员在10个选区中抽签选出，总计500位，任期一年。这些公务员有大量繁杂事务需要处理，因此任职期间无法再从事其他工作。
根据梭伦改革，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客蒙、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属于富裕的第一或第二等级。
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街头免费传授真理，仍能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想来是有些薄产，而且史料证明他曾经两度服役担任重装步兵，因此可以认为他属于第三等级。
由此可见，自梭伦改革以来持续了150年的四等级制度只是以财产多寡来划分，对个人从事的活动没有影响。
希腊悲剧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巅峰。最负盛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所属的等级完全不同。
埃斯库罗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应该属于第三或第四等级。
索福克勒斯曾经当选为将军，作为司令官与伯里克利一起率军出征，所以几乎可以确定他属于第一等级。
因为“粉丝”马其顿国王的照顾，安逸地度过后半生的欧里庇得斯，其双亲从事处理新鲜食材的工作，因此属于第四等级。
此外，从事建筑、雕刻工作的人都被视为工匠。
伯里克利的好友菲狄亚斯，曾受托担任帕特农神殿工程总监，他为神殿制作的浮雕群像如今成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要论等级，他属于最低的第四等级。
由此可见，雅典的等级制，对于文化艺术创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因为有这些超越门第的天才带来知性与感性的双重刺激，希腊文明之花才能盛开得如此绚丽。
不过，文明之花盛开的雅典也有很多生活灰暗的人，他们是被称为“thetes”、隶属第四等级、与艺术创作无缘的一般庶民。罗马人称这类人为“普罗列塔利”（proletarius），将他们定义为靠每日出卖劳力养家糊口的人。
在雅典，农民、工匠以及商人都属于这个等级，他们也是有尊严的公民。在民主政体下，这些人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同时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役期间，他们大多担任轻装步兵或战船的划桨手。战船划桨手为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第四等级的力量因此变得强大。
然而，这些人必须每日劳作才能维持生计。战争时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可以心甘情愿地不取一文，但在和平时期为从事公共服务而断了生活来源，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了。因此，不少人即使抽签当选公务员也会自动放弃。
担任公职本是公民参与城邦国家运作的一个好机会，有些人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
伯里克利认为这种状况有违民主主义的理念，有损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的形象。因此，他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制定公职津贴法。
公务员每天的公职津贴与他们平常的日收入大致持平或略低，金额十分有限且不面向所有公务员发放。苏格拉底曾是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但没有史料记载他曾领取日薪。在抽签当选的500人中，这个政策大概只针对第四等级。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参军还是担任文职，但凡公共事务，无薪任职都被视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即使是少额补贴，伯里克利的提案还是引来不少非议，反对者称此举有违公民社会的理念。
公民大会最终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该法，而反对之声依然不绝。反对派指责伯里克利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花钱买选票，而且花的是国家的钱。
如果当时客蒙没遭到陶片放逐，势必会站在反对阵营的第一线。作为稳健民主派的领袖，在他眼里，伯里克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民主派分子。
然而，伯里克利以公职津贴法为契机，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利用对手不在雅典的机会，他乘势巩固基本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嗅觉实在敏锐。
话说回来，伯里克利虽然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军事才华的欠缺依然是他无法忽视的弱点。
所谓有军事才华，不仅要在战场上制定合理的战术，还要具备在战争开始之前谋篇布局，即有制定战略的能力。
伯里克利的公职“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的词源。担任这个公职，意味着他在政略和军略上都必须是最高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