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30年的31年。
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时期，这已经成为历史定论。
那么，为什么身为超级资产家、来自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世袭政治家伯里克利能够实现一人统治呢？
这是因为他的理念，或者说他的“政治哲学”，是让城邦国家的所有公民参与政治、行政、军事等国家事务。
其实，他的这个理念本身没有太多的新意。
早在半个世纪前，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就做出了政治改革，让普通的雅典市民也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
30年前，又因为地米斯托克利这位非资产家也不是世袭政治家的将军的上位，雅典第四等级公民、被罗马人叫作“普罗列塔利”的底层公民地位急速上升。
陆地战中，除了从第一或第二等级的公民中选出的将军，决定战争胜败的是第三等级公民占大多数的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成为城邦的主要战斗力。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地战中只担任辅助性的轻装步兵。
然而，在海战中，这种战力对比关系完全颠倒。
在三层加莱船为主流的时代，武装一艘船需要200名船员。其中，船长以下的指挥官、掌船的水手，以及能够应急修理船只的技师合计10人。航行中在船中央待机，当两军接近时，跳上敌船厮杀搏斗的重装步兵20人，其余的170人都是桨手。
希腊的海上战法是，战船到达前线后降下船帆只靠桨手划行前进。当敌船遭到攻击不能动弹时，桨手以船桨为长枪投入战斗。顺便提一句，波斯战船的桨手都是奴隶。而且他们人口众多，有充足的兵力，无须桨手参与作战。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运用了希腊战法，这非常考验桨手的操作技能。
经地米斯托克利改造的雅典战船相较于波斯一方属于小型船，但建造得非常坚固，而且船底装满石头，这让船只的重量得以增加。
小而重的战船具有不易受海风、洋流影响的优势，但要求船员在司令官发出命令后灵活熟练地操控船只。
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关键，除了战略和战术才能兼备的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就数勇敢的桨手——雅典第四等级公民。
自萨拉米斯海战以来，雅典海军之所以能30年威力不减，也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的雅典海军的特色。
除了爱琴海，在著名的腓尼基海军依然活跃的东地中海地区，雅典海军的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作为划桨手重要来源的第四等级公民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在持续两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向这些人支付了薪酬。
这是理所应当的。战士们再有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还是会对留在后方的家人生计牵肠挂肚，这难免影响士气。这些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必须靠每日出卖劳力以求温饱的穷人。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是司令官应尽的责任。
伯里克利全面继承地米斯托克利的这套模式，是因为他完全认可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相信雅典的未来在海上，雅典将逐步向海洋国家、海洋帝国发展壮大。
要实现这一目标，海军必不可少。那么，作为海军主力战船原动力的底层市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就不能被忽视。
伯里克利将地米斯托克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桨手发放薪酬的临时措施进一步制度化，使之变成国家政策。
支付金额换算成月薪在15德拉克马左右，基本等于桨手们在非兵役期从事本职工作的报酬。之所以以日薪的方式支付，也许是因为海军从秋末至初春通常不会出海，市民们无须服兵役，可以靠劳动谋生。军队只在海战或陆战时才向他们提供生活补贴。
此外，向贫困家庭支付上述金额的三分之二作为补贴，也成为法律。这或许是针对主要劳动力战死的家庭制定的一项遗族政策。因为雅典原本就规定战死者的孩子由国家负担抚养费直至他们成年。
当然，在战场上担任司令官的将军及其手下的指挥官阶层是不适用这项薪酬制度的。这些人一如既往地以零报酬的方式履行城邦国家的公民义务。如果他们战死，国家不会为他们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
这里提醒一句，雅典的第四等级公民，即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无资产者，而不是现在常说的无产阶级。这些人虽然没有赖以生存的财产，但他们本身是出色的生产者。
然而，在资产极具意义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点。
因此，哪怕只是发放小额的补贴，这个政策还是引发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后来哲学家柏拉图指责此举将雅典公民变成了乞丐集团，欲与之一刀两断。稳健民主派批评伯里克利是“过激的民主主义者”。
建造宏伟的帕特农神殿，坚实的地基必不可少。工程总监菲狄亚斯替伯里克利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伯里克利本人必须考虑为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持续繁荣奠定不可或缺的国家基石。因此，他才会想到给雅典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即雅典的劳动者阶层，提供生活的保障，使他们能够安身立命。虽然伯里克利本人是第一等级的资产家，不过想象力让他能够站在对方立场思考。
顺便说一下，在雅典还有两项迫使资产家们掏腰包的政策。
首先他们要担任戏剧演出的赞助人，承担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上演所需的全部费用，这是一笔金额不小的开支。
其次他们要负担一艘三层加莱船从建造至出海所需的费用。建造一艘新战船需要1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超过一个雅典劳动者30年的总收入。
赞助人要负担的不只是新船的建造。作为战船，有战斗力才有意义。因此，赞助人还需要负担170名桨手以及其他船员服役期间的薪水。
与戏剧演出不同的是，赞助人必须担任自己花钱打造的战船的船长，随它奔赴战场。他们就算贡献了钱财，仍然要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
当然，如果他在战场上有英勇表现赢得声誉，或许能当选下一任将军，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倘若战死，那就是万事皆空了。
由此可见，雅典城邦善用民众的力量。或者说，没有忘记民众的活力。
就这样，城邦国家雅典成为一个常备百艘战船（船员2万人）、必要时可以立即出动200艘三层加莱船（船员4万人）的海上强国。
雅典能成为海上强国，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是因为它有一个“熟练技工集团”。为了维持这个集团的存在，哪怕背负“公民乞丐化”的骂名，也必须向无产者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充分为国效力。
在伯里克利看来，最底层的公民皆能积极参政的民主雅典最好的象征就是矗立于卫城山丘上向世人展现雄姿的帕特农神殿。
现实主义者总以为他人会同样基于现实考虑问题，不可能做愚蠢的事情。但伯里克利忘了，希腊人将奔赴战场视为强身健体的延伸。
因《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而深信自己从此远离波斯威胁的提洛同盟的各成员首先开始了动摇。
同时，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的5年停战协议，也即将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