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斯巴达虽然陆上战斗力具备压倒性优势，但在外政方面常常被科林斯牵制，这就是长期“不争”导致的主导力低下的典型例子。所以斯巴达才会对科林斯言听计从，向雅典提出了雅典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要么开战，伯里克利向民众摆明了观点。
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指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过于苛求对方。
不过，决定开战的政治家任谁都会用类似的言论引导民众。
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说朝着战争的胜利必定属于雅典的方向展开。
他的根据是雅典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由熟练技工组成的强大海军。战争说到底是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而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越是经验丰富越不容易被一时的战势左右。
有了财力人力，那么“精神力”呢？伯里克利提倡的可不是“一亿人变身火焰冲进敌阵”之类的精神。
他所谓的“精神力”，简单地说是自我克制的能力。
他说，我们雅典人最应该警戒的不是敌方的高明战略，而是一直潜藏于我们内部的自信的丧失。
伯里克利所说的“精神力”指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失去冷静，哪怕财产被掠夺。要相信人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因此挺过难关的忍耐力至关重要。
作为最高司令官，伯里克利接着向公民们说明了雅典大体的战略构想。敌人从陆地侵入，雅典就从海上攻打他们的国家。
最后，他用以下事例作为结束语——
我们的父辈打败了大国波斯，他们当时面对的状况比我们现在更不利。50年后的我们一定能击退来犯之敌。即将到来的战争，是针对入侵的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自卫反击战。
作为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势必要以自卫作为开战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伯里克利演说之后，公民大会进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