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这种场合，势必会出现一个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人。
“是谁，劝说我们投入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
“伯里克利！”
“是谁，准许首都雅典接收大量的难民？”
“伯里克利！”
“是谁，说瘟疫会很快过去？”
“伯里克利！”
这情形不禁让人想起某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回答似乎被提问牵着鼻子走。实现长达30年的一人统治的雅典第一人，一夜之间竟然被视为造成雅典所有不幸的“犯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罪的话，他唯一的罪就是没有预料到瘟疫的传播。
但那可是气度不凡的伯里克利。面对民众激烈的指责，这位65岁的领袖毫无退缩之意。
伯里克利召开公民大会，在会场上进行了严肃的反驳。
诸位对我的愤怒，我有所预料。但请诸位决定是否开战时，我已经对战争的必要做了明确的说明。
今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被不安情绪控制的诸位想起你们过去所做的决定。看看你们如今变得多么懦弱、多么消沉。
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始终认为有城邦才有公民。
有人会凭借好运展翅高飞，但他也有回到地面的时候。若接纳他收起翅膀休养生息的祖国不断衰退，他会失去再次高飞的能力。国家的作用就是给有能力的个人提供起飞的基础。
对于必须时刻面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出抉择的领袖而言，此时国家整体的安全当然优先于个人的安全。对于有权赞成或反对领袖选择的公民而言，冷静接受最优选择是当然的义务。
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伯里克利这样说合适吗？他的这番言论不禁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2500年前创造出民主政体的雅典人，难道是这样考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吗？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使在现代也是难得其解的宏大命题，伯里克利的同辈兼好友、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安提戈涅》（Antigonē）是伯里克利此番演讲12年前的作品。根据观众的投票，这部悲剧获得当年最佳作品的荣誉。
政治家坚持有国家才有个人，艺术家则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艺术家索福克勒斯当选将军后，依然选择率军奔赴战场。这就是说，索福克勒斯并不完全赞同伯里克利有国家才有个人的观点，但他对公民履行应尽的义务，毫无异议。
伯里克利对这位好友的观点也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在《安提戈涅》荣膺月桂冠的第二年，他们两位作为将军（司令官）共赴萨摩斯岛平定叛乱。
然而从本质上说，索福克勒斯是艺术家，伯里克利是政治家。艺术家只需提出问题并以最好的形式展示，而政治家必须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伯里克利始终坚持有城邦雅典才有雅典公民的观点。所以，他要求民众做出符合雅典公民身份的行动。
伯里克利声称，无论能不能预测，今后必然还会有灾难降临。每当灾难发生都将责任推给他人，是被不安控制、丧失理智的人才会做的事。不辱雅典公民之名的人应该牢记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再大的苦难也要承受，要冷静地等待形势好转。
“每个人担起自己的责任，既是为了诸君自己，也是为了雅典城邦。它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伯里克利的演说以这句话结束，众人表示接受，激烈的情绪没有进一步升级，会议得以平稳结束。
然而这些人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为亲人的伤病或过世而悲痛欲绝的女人们。面对眼前的情景，男人们很快就把伯里克利的“不要局限于眼前，要面向未来”的话抛在脑后。
索福克勒斯
柏林国立美术馆藏（德国） © ullstein bild/Getty Images
民怨再度升起，不乏煽风点火之人。在伯里克利没有召集的情况下，公民大会自行召开，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30年来从未有过的判决：
解除伯里克利的将军之职。
以滥用公款罪判处伯里克利缴纳罚金50塔兰特。
滥用公款相当于把国家引入歧途。
伯里克利面对各种非议、批判都能以他的贵族精神泰然应对，唯有滥用公款这一罪名让他忍无可忍。
所幸30年来始终支持他的阿卡曼提斯选区的选民们这时没有弃他而去。在第二年的选举中，伯里克利再度当选将军。
这个结果像给燃烧的火焰泼了一盆冷水。曾经沸沸扬扬的罢免公职、滥用公款罪的风波，顿时平静了许多。
不过，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民众再次认识到伯里克利无法替代并不能平息骚动，不过是让火势减弱而已。
伯里克利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状况。那个对他穷追猛打、叫克里昂（Cleon）的男人的激烈言辞，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倾听。更何况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翌年，公元前429年的夏天，斯巴达国王照例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北上，践踏阿提卡地区。雅典海军照例南下，侵犯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当夏季结束，双方像事先约定好似的都撤军回国，重复了前一年的流程。
至少在这一年，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依然得到贯彻。
持续消极战法对哪一方来说都不容易，毕竟大家的忍耐力都有限度。若在这时发生振奋人心的事情，民众的忍耐力会得以提升。这一年的夏天，久违的喜讯令雅典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