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雅典国内的局势不断发生变化。
雅典人从最初闻悉西西里远征军全灭时“无法相信”的情绪中缓和过来，齐心协力再建雅典海军，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绝望和不安情绪的考验后，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较为平稳的时期。
然而，抬出83岁高龄的索福克勒斯等人组成“老贤人内阁”，不是长久之计。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府，但在商讨哪一种政体适合雅典的问题上，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不信任喷薄而出。
仅从文学界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等，反民主主义者意外地多。自伯里克利死后开始的众愚政治，令雅典上流社会的文化人深恶痛绝。
普通市民同样心存疑惑。若说是雅典的民主政体导致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的惨败，大家大概无法反驳。发起远征以及继续远征战，都是民主投票做出的决定。结果，雅典一半的男人永别家园，死于异国他乡。
就这样，雅典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四百人会议”以及随后的“五千人会议”的政体。雅典从6万选民构成的民主政体转向了寡头政体。
从此，包括无资产者在内的20岁以上公民具有参政权的政体被废除，参政权仅属于30岁以上拥有资产的公民。
这种改变代表了雅典人希望结束战争的愿望，想法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意。
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e，又译《公民大会妇女》）上演，收到热烈的反响。
对长年累月的战争忍无可忍的雅典妇女们，在吕西斯特拉忒的带领下向斯巴达妇女喊话，为终止两国男人的战争，决定停止房事。持续争战是男人们犯下的错，此时唯有女人们能解决问题。与罗马相比，希腊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下。这样想来，说她们唯一有效的抗争武器是拒绝做爱，似乎有点说服力。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对决是已经持续了2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要终结这场战争，除了双方讲和没有第二条出路。
斯巴达提出的条件是雅典解散提洛同盟，也就是要求雅典放弃帝国主义路线。
然而，与纯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的成员方除开展军事合作以外，还有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
换言之，如果解散提洛同盟，作为海军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雅典不可能再存在下去。
作为陆军大国、经济小国且几乎没有对外交流的斯巴达，是无法理解雅典的这种处境的。
倡议拒绝做爱，是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的。
民众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大多是在战争长期进行且战果不佳的形势下涌现出来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时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
决定发动战争的是伯里克利，决定继续战争的是民主政府。远征西西里最初是雅典民众决定的，其间没有及时做出终战的决定，最后以悲剧收场的责任也在民主政府。面对寡头派的严厉指责，民主派毫无反驳之力。或许寡头派认为汇总大众的意见是国家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如果由被选出的人做决定，就能避免错误的发生。
无论集结“四百人”还是“五千人”，目的都是为了实行由少数人领导的政治体制。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四百人会议”是“过激的寡头制”，“五千人会议”是“稳健的寡头制”。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称“五千人会议”是雅典城邦迄今实施的最好的政体。
这一派人的目标就是废除伯里克利时代建立起的完全的民主政体。
一、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底线从20岁提升至30岁。
以前雅典规定担任国家要职的人最低年龄是30岁。因此被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与以前一样，改变的是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要求。也许寡头派认为积累了一定经验、思想成熟的人不会对国家政治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全面废止向国家公务员支付日薪。
当初伯里克利实施这个政策，是为了让那些靠每天劳作求得温饱的无资产者即劳动者，也有参与公务的机会。但要这些人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是不现实的，因此就算他们抽签获得公职，也只能辞去。虽说这是个人的决定，但他毕竟放弃了原本每个人都有的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因此，伯里克利推出了公务员在一年任期中由国家以薪水方式支付其生活费的政策，并将之制度化。
这个制度如今被全面废止。尽管国家公务员只有一年的任期，但能够胜任的只有无须劳作、生活有保障的有产者。
不过，三层加莱船的桨手也作为国家公务员领取薪水。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的报酬也被停掉。
桨手是那个时代的船马达。在叙拉古失去了所有战斗伙伴仍坚定地表示哪怕薪水减半也绝不放弃的这些人，都是来自雅典最下层的无资产者。
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取决于能否重建雅典海军。在这一点上，寡头派和民主派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失去桨手，三层加莱船不要说海战，就连动也无法动弹。既然水手们主动提出薪水减半，也许寡头政府就同意付给他们一半薪水了。
总之，面对西西里远征军的全军覆没，雅典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茫然无措期之后，于公元前411年的6月进入了“四百人会议”的时代。
唯一反对“四百人会议”的是萨摩斯岛基地的雅典驻军。在同盟国脱离提洛同盟越来越公开化的情况下，有雅典海军常驻的萨摩斯岛的地位愈发重要。自认为已经掌控了雅典国内的“四百人会议”，对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为说服当地的雅典人，政府派遣了两位高官前往萨摩斯岛。
他们在萨摩斯岛见到的是一群深受阿基比亚德影响的雅典人。
有意夺回爱琴海东部的波斯，以及逐渐与波斯结成同盟的斯巴达，都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给阿基比亚德公开发言的机会。只要他开口，一切就结束了。阿基比亚德优秀的说服力不仅表现在一对一的谈话场合，面对大众发言时，他的说服力在当时的雅典也是无人比肩。
就这样，雅典来的两位高官谈判的对手变成了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国际通缉犯阿基比亚德。
39岁的阿基比亚德在成为国际通缉犯之前，曾经被视为雅典民主派的领袖。他的代理父亲是伯里克利。让这样一位人物承认寡头政体，简直就是荒诞的喜剧。然而，阿基比亚德没有立即拒绝谈判。
他答应会尽量安抚海军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同时提出了条件。
他的条件是推举他为常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将军（司令官），但当地是否接受这个推举，最终由萨摩斯岛的雅典公民决定。两位高官答应了他的要求，也许他们脑子里只想着平息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
他们的决定使4年前被定罪、目前依然是通缉犯的阿基比亚德重新恢复了公职。因为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再无兴趣与寡头派纠缠，高高兴兴地将阿基比亚德选为将军。他成为正式隶属于雅典海军的萨摩斯岛常驻军的司令。
阿基比亚德的这种行为被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指责为背信弃义。他一面接受寡头政体，一面又是导致该政体垮台的罪魁祸首。
但是，对当时的阿基比亚德而言，首要任务是再次拿回雅典公职。尽管他暂时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达成回国的目标，但成为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实权。
相信阿基比亚德也不看好寡头政体。
雅典的民主政体哪怕从伯里克利时代算起，也已经持续了50年。更何况如今的雅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民同心协力。在如此重要的时期，一半以上的公民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带来长治久安。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雅典人复杂的心情。在这一点上不分阶层、男女。
所有雅典人都知道，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手拥有吉利普斯这位斯巴达武将。
尽管斯巴达声称没有正式介入，但没有斯巴达政府的许可，编外人员吉利普斯不可能率军出征。另一方面，由斯巴达国王率领的正规军每年都对阿提卡地区的农田进行大肆破坏。这些都令雅典人的反斯巴达情绪有增无减。
可是寡头派从来不隐瞒他们与斯巴达的接触。不赞成寡头政体的雅典人在理智上能够理解与斯巴达接触是构建两国和平的需要，但他们心底的反斯巴达情感难以磨灭。
所以，雅典今后的政体如何选择，关键在于哪种政体更适合雅典的现实。
事实上，“四百人会议”不足四个月便倒台，随后的“五千人会议”也没能维持超过一年的时间。
公元前410年，雅典恢复了民主政体。
话说人在萨摩斯岛的阿基比亚德，来不及等待国内政权此起彼伏地交迭。他在拿到指挥权后，未等“四百人会议”崩溃便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出征了。
也就是说，阿基比亚德再次换了雇主。他先是从雅典逃往斯巴达，继而投奔波斯，这一次又回到雅典。
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介绍这位人物倒也简单。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并不单纯是更换雇主这么简单。学者们称阿基比亚德脚踏雅典和波斯两只船。
我个人认为，他这一次应该是换乘了雅典这艘船。不过，他并没有和波斯彻底断绝关系，之后也一直和波斯保持着秘密接触。
为什么会怎样呢？
这就要讲清楚阿基比亚德这个男人面对的困难。
年近40岁的阿基比亚德与波斯负责处理爱琴海东部问题的35岁的提萨弗涅斯究竟有过怎样的交流，史料并没有记载。想深入探究两人的关系只有凭借想象力。我认为雅典男人与波斯男人的对决，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最有效果。
阿基比亚德：“波斯是打算夺回70年前曾经占据的爱琴海一带的领土吧？”
提萨弗涅斯：“嗯，是这样。”
“雅典是你们的障碍。所以你们向斯巴达提供援助，想把雅典赶出这个地区。”
“这种观点也没错。”
“不过，借斯巴达之力赶走雅典后，对波斯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居住在当地的希腊人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波斯的统治。”
“的确如此。”
“为防止雅典再次抢占这里，你们不能事成后便抛弃斯巴达。相信你们一定不愿意再和希腊人发生战争。”
“嗯，是这样。”
“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城邦，不管是以莱斯沃斯、希俄斯为首的诸岛，还是以弗所、米利都那样的陆地城邦，它们都以贸易为生。因此，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它们不会甘心接受波斯的统治，也许会再次寻求雅典的帮助。
“能够控制这些城邦的斯巴达是一个与商业无缘的国家。你应该知道，那里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铁币是唯一的流通货币，外国人不受欢迎，哪怕商人也不准入境。这种状态下，爱琴海东部的希腊人会因为有斯巴达的军事威胁，便心甘情愿地长期接受波斯的统治吗？”
提萨弗涅斯有些答不上来。“这个嘛，怎么说呢……”
这时，阿基比亚德话锋一转。
“波斯想要夺回爱琴海东部，让当地恢复希波战争前希腊人社会的秩序，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希腊本土的城邦——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实力不断衰落。所以，不能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要让它们始终处于相互争斗、相互消耗的状态。”
提萨弗涅斯不置可否：“嗯，嗯……”
“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波斯停止向斯巴达提供资金援助。”
苏格拉底式对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对方会在穷追不舍的佶问之下思路逐渐混乱，对自己原本持有的观点失去信心。
如果这类对话属于哲学层面的讨论，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过是令自认为“有知”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倘若话题涉及众多人的命运，情况就比较严重。因为谈判的主导权会被阿基比亚德这样的人所掌控。
受命夺回爱琴海东部失地的波斯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与拿下萨摩斯岛雅典驻军司令官一职的阿基比亚德，在会谈中是否会出现以上情景，我不能保证。
但事实上，自阿基比亚德在这一带出没之后，为排除雅典势力而结成的斯巴达与波斯的统一战线确实开始出现破绽。
波斯人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希望斯巴达帮他们夺回至今被波斯人称作“王的领土”的爱琴海东部地区。但斯巴达拒绝将土地转让给波斯。
普拉塔亚平原战的胜利令斯巴达与打赢萨拉米斯海战的雅典共同成为希腊世界赢得第二次希波战争的两大功臣。如果斯巴达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卖给波斯，势必会引发整个希腊世界的不满。
斯巴达拒绝转让土地是双方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波斯提供的资金少于斯巴达的预期。或许这是因为波斯人对斯巴达的军事威胁效果并不满意。
斯巴达也因为形势的发展，到了不能没有海军的时期。斯巴达人第一次意识到，从拥有海军到拥有海军战斗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可以从半岛全域征集到足够的人力，但正如伯里克利指出的那样，雅典海军这个“熟练技工的集团”是自地米斯托克利以来经过70年打磨形成的。
既然熟练技工是形成海军战斗力的必要条件，斯巴达只能去挖雅典的墙脚。波斯给雅典桨手们开出的价格，让这些雅典底层民众嗤之以鼻。
得知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之际，他们向国家表示，哪怕薪酬减半，也会继续出海作战。波斯给出的正是这半数的薪酬。如果波斯给出的薪酬在雅典的数倍以上，对本国寡头政府不满的这些人也许会答应波斯的要求。
波斯人商业天分的欠缺简直令人无语。当然，这可能是将土地视为资源的波斯人和相信人的智慧、技能才是资源的希腊人在观念上的不同。
总之，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雅典船员大批外流的现象。
就在同一个时期，阿基比亚德开始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频频出现于海上。他的目的是再次彰显雅典海军海上无敌这一事实。与此同时，阿基比亚德通过打击斯巴达海军，让波斯感到自己的援助得不偿失。没有波斯的资金，斯巴达海军不可能进入爱琴海东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