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野生动物世界里适者生存。我们不由得思考，人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者是雅典，胜利者是斯巴达。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面对入侵的波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国家同心协力，成功地击退了波斯的进攻。从那年算起，两个国家共享希腊半岛霸权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并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时，剩下的唯一一个霸权国家明显是斯巴达，雅典只得吞下无条件投降的苦果。其明证是双方媾和条件中有两项重要条款是斯巴达一直以来都在向雅典索求的。
第一项是拆毁连接首都雅典和外港比雷埃夫斯的长7.5公里的通道，雅典人称这条通道为“长墙”。
这是一处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称之为通道都怕人说小觑了它。它宽180米，两侧均有高6米的坚固墙壁护卫。这个设施由地米斯托克利建起之后历经74年的岁月，一如“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个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成为保障雅典安全的基本设施。即使首都被敌人包围，也可以通过外港比雷埃夫斯保障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补给。
对雅典而言，波斯被击退之后有可能从陆路进攻本国的国家只有斯巴达。
斯巴达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当初雅典建造“长墙”时斯巴达便激烈反对，建成后他们也一直看着不爽，认为这是把斯巴达作为假想敌的象征。
胜利者斯巴达让失败者雅典吞下的第二颗苦果是提洛同盟的解体。
与此同时，斯巴达还让雅典把拥有200艘三层桨战船的常备海军力量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只有12艘。12艘船仅够近海警备之用。
提洛同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有希腊最强海军力量的雅典在主导。斯巴达想把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拉下来，削弱雅典的海军力量是必然的措施。
但这里有一件事想请读者考虑。
斯巴达让雅典拆毁“长墙”，让雅典海军非军事化进而瓦解提洛同盟，其意图是纯军事性的。
然而，拆毁“长墙”无论对“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还是对提洛同盟，都有经济方面的影响。
“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让雅典成为爱琴海乃至东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大通商中心，而提洛同盟让雅典受益于广域经济圈。
公元前404年的战败，不仅让雅典从军事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去，还让它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可是，斯巴达并未理解到这个层面。斯巴达人的座右铭是质朴刚健，其国内只允许使用铁制通货。这遭到其他国家商人的嫌弃，其他国家的物产也就进不了斯巴达。我们只能无奈地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经济头脑。
这样的国家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希腊还有未来吗？
斯巴达及其周边
一个人若只想着自己赚钱，便不能长期赚钱。相反，做生意让别人也赚钱，则自己和别人都能长期赚钱。
我对经济很无知，我所理解的经济只是如此程度。不过我知道，“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提洛同盟既是军事政策，也是经济政策。
与希腊其他城邦的人相比，雅典人在经济方面的头脑是出类拔萃的。
他们创造了民主政体，比别的城邦更长久地发挥这个政体的作用。
民主政治还是一种政治思想，目标是通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进而飞速提高整个国家的收益水平。
而斯巴达是一个坚持固化阶层差别的寡头政体的国家。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但它并非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说斯巴达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重大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斯巴达面临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
仔细分析持续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得知，在战争中取得重要战果的总是那些受到斯巴达社会排斥的人。
结束战争的有功之臣吕山德的地位也并不高于其他被排斥者。
与之相对，斯巴达的正规军由二王之一率领，有两位监察官随行参谋，那些人在这30年里又做了些什么呢？
每年一到夏天，他们就入侵雅典领土阿提卡，在那里祸害农田，入秋就马上撤回斯巴达，如此循环往复。
年复一年，雅典农民的收成都被抢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雅典依靠“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完善了来自海外的补给体系。耕地遭到破坏不至于对雅典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这很像棒球赛中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而且每次派上场的还都是正式选手。如果试着让板凳队员上场反倒得分，全队的气氛又会怎样呢？
可惜斯巴达没有让板凳队员凭实力成为正式选手的机制。这样做会让国家崩溃。斯巴达一直以来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
我尝试将斯巴达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尽管它们有2000年的时代差距，有西方与东方的地域差距，但因为这两者之间仅有的一点共性，我仍然要把它们作为比较对象。
这仅有的一点共性是，两者都因社会等级的固化而享受了300年的和平。
不过，外部环境并非一样。斯巴达的武士们不得不进行对外战争，而日本的武士不需要这样做。
在尚未有日本这个国家的公元前8世纪末，吕库古为斯巴达制订了“宪法”，此后斯巴达一直严格遵守。即便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5世纪末，他们仍然坚守着按等级划分的社会差别。这使斯巴达远离希腊其他城邦司空见惯的国内党派争斗，拥有了300年的和平。
在斯巴达，只有一万名斯巴达战士才拥有公民权，他们通过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参与国家政治，并拿起武器尽到保卫祖国的义务。
数量是斯巴达战士16倍的奴隶则生来从事农业工作，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结，他们只能一辈子作为农奴来支撑武士的生活。
数量7倍于斯巴达战士的半自由民从事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工作，和奴隶一样，斯巴达也不承认他们是社会成员。
斯巴达社会等级如此固化，是因为统治者斯巴达人是从北方攻来的，他们征服了原来一直居住在拉科尼亚的奴隶和半自由民。奴隶和半自由民的区别仅在于半自由民投降早，后来投降的那部分人成了奴隶。
虽然斯巴达社会等级的差别长年存在，但这种差别仅限于社会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奴隶只须交出农产品收获的一半，剩下的允许归为自有。至于半自由人，这种税赋似乎更轻。
身为统治者的斯巴达公民坚持质朴刚健的原则，再加上国家本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他们觉得无需剥削被统治者。
各等级经济方面没有太大差距也是300年和平的重要原因。
此外，斯巴达能够长期享受和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以区区一万名斯巴达战士赢得了希腊最强陆上战斗力的名声。
据说哭闹的孩子一听到斯巴达重装步兵的名号便不敢作声。这不仅对斯巴达国内的奴隶和半自由民起到震慑作用，而且给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也造成一种压力。
这样的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就像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的球队。终结战争的竟是像替补队员一样派出去的奴隶出身的吕山德。
虽然斯巴达最终赢了战争，但这使斯巴达的社会精英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
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留下历史记录，要接近他们的思想，人们只能根据雅典和其他城邦国家的史实进行推理。推理的结果是，这个时期斯巴达上层的意见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对立和分歧。
这种对立在如何处置战败的雅典方面已见端倪。
斯巴达上层也承认，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功臣，尽管他出身农奴。
这位武将虽可算是斯巴达进行被排斥者的骄傲，但他的战法龌龊。也许是为了洗刷影响，他对战败者进行了极度残忍的处置，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
正如本书第二卷结束部分介绍的那样，他亲手挥剑砍下已成为俘虏的雅典司令等4人的头颅，并下令从俘虏中找出3000名雅典人用长矛全部刺死。
他还令雅典人撤离提洛同盟的所有加盟国，威胁说如果反抗，等待他们的是跟这3000人同样的命运。于是，居住在海外的雅典人全部撤回了雅典。
提洛同盟的瓦解不是反复战斗的结果，而是只靠这一件事就实现了的，可见吕山德的确能力出众。
但是，吕山德的祖国斯巴达似乎是一个靠战士之魂生存的国度。它甚至不允许吕山德参加置雅典于被告席的媾和会议。
如果吕山德出席会议，也许会采纳一心报复雅典的科林斯的强硬意见。科林斯和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在斯巴达的指挥下同雅典打了30年仗，终于坐在了媾和会议的战胜者席上。这些城邦强硬地主张杀光雅典全部成年男子，把女子和儿童卖为奴隶，并把雅典城区夷为平地。
吕山德不但未被允许参加媾和谈判，还不得不远离雅典去镇压提洛同盟瓦解后唯一站在雅典一方的萨摩斯岛。代表斯巴达出席会议的是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面对主张把战败的雅典从地图上抹去的科林斯和底比斯的代表，年轻的国王厉声道：
“难道你们忘了吗？你们的国家至今作为自由的城邦存在，你们能够作为自由公民发言，这一切拜75年前雅典率领希腊人赶走入侵的波斯人所赐！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最终，雅典的男人没有被杀，女人和儿童也没有被卖为奴隶，城区也没有被夷为平地，以帕特农神殿为中心的整个卫城都以伯里克利建造的模样留存下来。
各城邦的代表们并非因年轻国王的当头棒喝而恢复了理性。斯巴达是战后希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在这一事实面前，任何人都只有沉默了。
这一年秋天，帕萨尼亚斯与吕山德再次对立，也是因为如何处置雅典的问题。
战后不久，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控制了雅典，但他们因实施恐怖政治而失去了市民的支持，逃亡国外的民主派得以回国。
充满危机感的克里提阿向吕山德求援。后者憎恶民主派是出了名的。吕山德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请求。
然而斯巴达国内又来了另外的命令。国王率领正规军前去援助雅典的寡头政权，吕山德要负责指挥左翼参战。
斯巴达的惯例是国王率领右翼部队出站。这样国王率领的正规军可把握战斗的大方向，而指挥左翼的吕山德则归帕萨尼亚斯指挥。
雅典民主派和寡头派在比雷埃夫斯港近郊展开内战，如果斯巴达军队参战，胜负恐怕在战斗打响之前便会见分晓。民主派必定会被永久驱逐出雅典。
然而，斯巴达军的最高司令帕萨尼亚斯几乎没和敌方发生正面接触便率领全军迅速回国了。吕山德只能跟着国王撤退。结果“三十僭主”的领袖克里提阿战死。失去领袖的雅典寡头政权失势，民主政权在雅典复兴了。
因为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并不同情雅典的民主派。
他只是认为，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没有能力把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强加给其他城邦国家。
间接施压要发挥需要适度的量。
希腊的城邦数量众多。我认为，斯巴达国王认识到了要向所有这些城邦施压，即使是“间接施压”，仅靠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重装步兵肯定不够。
吕山德只会打仗而不具备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一定在想，如果希腊的所有城邦都实行寡头政体，那斯巴达会一直保持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
这两者的对立是象征着既有势力的国王与久经沙场的军官之间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一直是帕萨尼亚斯占据着优势。在这个时期，帕萨尼亚斯身边的监察官共有5人之多。
讲到斯巴达就不能不提起5位监察官，因为斯巴达独特的监察官制度左右着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各个方面。极端地说，斯巴达是一个由监察官管理的社会。
两位国王的工作只是率领重装步兵团奔赴战场，在那里指挥战斗而已。
重装步兵是斯巴达的骄傲，他们只要想着“战场上不能逃跑，上战场不是战胜就是战死”就好。
只有一万人左右的重装步兵具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每年公民大会选出5位监察官。他们自认为是“吕库古法的守护人”。他们的工作涉及国内外的政治事务，这在斯巴达社会中是很自然的。所以，雅典将军去斯巴达交涉，其对手不是国王而是监察官。
这个乍看上去铁壁一般牢固的监察官制度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是监察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规定不可以连任，国家政治因此缺乏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第二是监察官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重装步兵中选出，虽然他们有丰富的行伍经验，却无任何做总司令的经验。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画：畠山莫谷
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战场上士兵用肉体战斗，而总司令用头脑战斗。雅典的司令官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军队的总司令。
由于有监察官制度发挥作用，斯巴达至此已经享受了300年国内安定的局面。问题出在斯巴达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家之后。
斯巴达成为希腊唯一霸权国家两年之后，对监察官制度是否继续有效的考验不期而至。
公元前402年，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发来求援信，请求斯巴达派遣军队前往波斯本土。
信中所写的请求派兵的理由是，居鲁士要推翻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统治，自己当国王。
信里还说伯罗奔尼撒战争能以斯巴达的胜利结束，是因为有小亚细亚西部最高领袖居鲁士提供资金援助，这次轮到斯巴达帮助他了。
的确，战争末期波斯向斯巴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吕山德用这些资金打赢了绵延30年的战争，这是事实。
不过，以前我帮过你，这次轮到你帮我的逻辑，在个人之间可以成立，到了国家层面就不一定了。如果帮忙的结果是负面的，损失是要加诸整个国家的。这时领导人需要冷静地做出判断。在国家层面，即便结果是拒绝对方的请求，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况且，国王的弟弟居鲁士造反的理由太牵强。
现任国王是居鲁士母亲所生的胞兄。居鲁士认为哥哥只因出生早就登上了王位，这违反人伦，所以他要造反，要自己当国王。这就是居鲁士的理由。所谓“违反人伦”的根据是，哥哥是父亲尚未登上王位时所生，而自己生于父亲登上王位之后。对于这样的说法，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有很多人感到诧异。
如果说哥哥是暴君，或者是个不适合占据王位的无能之辈，即使在规定长子继承的波斯王族，大概也能成为弟弟取而代之的“理由”。
可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性格温厚、统治有方，也不是一个好战的国王，推翻这样的国王而由弟弟取而代之，这对波斯人能有多少说服力呢？
居鲁士这时50岁上下，年富力强，一直野心勃勃，他已经无法再等下去了，便仗着母后更加宠爱自己举旗造反。面对这种情况，肩负国家政治使命的斯巴达监察官自然要谨慎应对。
帕萨尼亚斯似乎反对援助居鲁士的冒险行为，另一位国王阿基斯年老卧病在床。而那年担任监察官的5个人在远见和判断力方面又令人怀疑。
最后斯巴达接受了居鲁士的请求，决定派斯巴达军队去帮助国王的弟弟。
这次他们又选择了以前曾经用过的做法。
他们没有派国王率领斯巴达正规军出征。司令按规定由斯巴达人担任，但在他指挥下打仗的士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来的志愿者，居鲁士负责付给他们报酬。
居鲁士同意了这个条件。第二年即公元前401年，由希腊人组成的居鲁士援军在小亚细亚的波斯城市萨迪斯集结。
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
色诺芬笔下的《长征记》是一部叙述希腊联军行进6000公里撤回希腊的非虚构类杰作，绝非单纯的打斗故事。
色诺芬参加此次行动时年仅二十多岁。他虽然位列末席，却不愧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他能够冷静、准确地认识现状，阅读他的这部作品能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并使我们思考。对一名哲学家来说，不带偏见地认识现状是最基本的要求。
集结在萨迪斯的斯巴达的军队规模，仅主力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几乎都是希腊人。其中，斯巴达的士兵和指挥官有1700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总共只有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虎狼之师”，有1700人要送出国去，这行吗？
斯巴达已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需要向希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哪怕只是震慑。此时斯巴达应该没有余力向波斯派兵。为什么斯巴达的监察官没有想到这些呢？
斯巴达以外的志愿兵来自色萨利等希腊各个城邦。有研究者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失业的老兵们一齐前来报名了。
如果唯一的霸权国家斯巴达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希腊其他城邦的志愿兵起初由本国指挥官率领，现在要受斯巴达人指挥了。
已经归在斯巴达羽翼下的雅典也来了30名骑兵，色诺芬也许就是其中一人。
此外，斯巴达派出了35艘三层桨战船组成的斯巴达海军。所谓“斯巴达海军”的舰船全是从投降的雅典缴获来的，其船长、水手、桨手都是雅典人。
率领军队的总司令是斯巴达武将克雷阿尔克斯。他可不像吕山德，他不是斯巴达社会的非主流势力。据色诺芬说，他公正仁义，给人以典型斯巴达勇士的印象，没有那种可以参透人心的狡诈。
可惜后来他中了波斯的奸计，在部下尚未开始6000公里撤退行动时，就遭到了暗算。
其他斯巴达将领是一群和克雷阿尔克斯一样的人。于是，年轻的雅典人色诺芬脱颖而出，成为撤退行动的领袖。
斯巴达就这样响应了居鲁士的请求。
大概作为斯巴达实际管理者的5位监察官认为，没有国王率领的军队不是斯巴达正规军，所以没问题。可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斯巴达都明摆着在全面支援居鲁士。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斯巴达军”远征到美索不达米亚时，在靠近波斯首都的地方与现任国王的军队打了一场会战，取得了胜利。
可是，急于亲手打败哥哥的居鲁士冲到第一线，结果遭到国王部下反击，不幸身亡。不论古今东西，统帅的生死时常左右着战斗的结局。斯巴达一方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得知居鲁士死亡的消息后，他们面对重新起势的波斯军只有逃跑。
这就是6000公里突破撤退行动敌营的肇始。他们要摆脱打着消灭叛军旗号的波斯国王正规军的追击。历经6000公里回到希腊自然要耗费两年的时间。
我们只能认为，答应居鲁士的请求对斯巴达而言是彻底的愚策。
斯巴达的这次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发生在击败长期对手雅典仅仅3年之后，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第3年。从此之后，斯巴达与波斯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已经是可以充分预测到的事情。
斯巴达在外交方面犯错并非始于这件事。但这一年与以往不同。公元前399年，色诺芬把撤退行动活下来的5000人交到斯巴达统治者的手上。斯巴达上层围绕支援居鲁士失败一事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
这场冲突发生在国王帕萨尼亚斯与5位监察官之间。
远征波斯的失败使得大家都认为帕萨尼亚斯现在应该有力量弹劾监察官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吕山德站在监察官一边。
按说农奴出身的吕山德不是国王的对手，但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功臣，这是斯巴达人承认的铁定事实。也就是说，在斯巴达，这个身经百战的人已经成了有威望的人物。
尽管如此，吕山德一直被排除在重要事务的场合之外，例如与雅典的媾和谈判、响应雅典寡头政权的请求出兵……排斥他的总是帕萨尼亚斯。
吕山德站到监察官一边，并不是因为他拥护5位监察官所制定的斯巴达的对外政策，而是对他这个被排斥的非主流人物而言，监察官更容易成为自己人。
还有一个人也站在监察官一边。他就是一年前刚刚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二世，他支持监察官也是出于个人原因。
斯巴达自古规定由两个王族各出一人担任国王。眼下国王是帕萨尼亚斯和阿基斯。阿基斯寿终正寝。他有一个亲生儿子，但尚未成年。
斯巴达王室的惯例是，在正统继承者尚未成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伯父等近亲担任监护人。
可是，前国王的弟弟、44岁的阿格西劳斯不想做侄子的监护人，而是要自己当国王。虽然他在练武时受伤行走不便，但他似乎不甘心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卧室里度过后半生。
斯巴达是个尚武的国家，凡是身体有缺陷的新生儿都得被从悬崖上扔下去摔死。因此不难理解阿格西劳斯身有残障便心情不好，想着自己若是当国王就好了。
不管斯巴达人的接受度如何，要篡夺正统继承人的王位，理论武装必不可少，而且还需要有支持者。
阿格西劳斯的支持者是被帕萨尼亚斯弹劾的5名监察官和怨恨帕萨尼亚斯的吕山德。
阿格西劳斯主张，前国王的儿子不是国王阿基斯亲生的，是当时逃亡到斯巴达的阿基比亚德与国王之妻的私生子。吕山德旁敲侧击道，阿格西劳斯虽然身体有缺陷，但他与前国王一样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之子，这一点是清楚的。对照吕库古法典，相比可能吕库古有雅典血统的年轻人，阿格西劳斯这样的人当国王更加靠谱。自诩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对这一说法都不持异议。
就这样，作为王子成长到15岁的列奥提基达斯（Leotychides）没能当上国王，他的叔父登上了王位。
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占据王位40年。据说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每年5位监察官就任时向他们送贺礼。每当他们进入公民大会会场，他都会不顾国王身份起立欢迎。
此时，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矛盾尚未爆发。帕萨尼亚斯的权威尚不可动摇，而斯巴达内部有不少人对依靠监察官的国内外管理体系抱有疑问。帕萨尼亚斯在那个时期一直在专心为改革监察官制度扫平障碍，他在谋划修改“宪法”。
4年过去了。公元前395年，火山爆发了。那年，吕山德战死疆场。失去有力支持者的监察官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再不出招，监察官制度将面临崩溃。
捏造罪名是历代监察官的拿手好戏，他们以反叛国家罪传唤国王帕萨尼亚斯。
帕萨尼亚斯的祖父也叫帕萨尼亚斯。公元前479年，他率领斯巴达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打得波斯大军落花流水，因而成为与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比肩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的英雄。此后他被监察官诬陷，因而逃进了神殿，最终饿死。
他的父亲普雷斯托阿纳斯也是监察官制度的牺牲品。普雷斯托阿纳斯对监察官要向雅典开战的决定心怀不满，以秋天将近不适合作战的理由解散军队，回到了国内，使监察官大为光火。结果，他被套上一个私通伯里克利的罪名，被迫退位。
帕萨尼亚斯一家三代都与监察官对立。
这一代的帕萨尼亚斯没有理睬监察官的传唤令，逃到了邻国阿卡迪亚，在那里作为一个希腊人平安度过了15年。
帕萨尼亚斯选择逃亡，监察官也不再追究，让他的儿子登上王位了结了此事。既然已经挫败了帕萨尼亚斯修改宪法的尝试，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监察官成功地排挤走帕萨尼亚斯，却使斯巴达永远失去了脱胎换骨的机会。
此后，斯巴达所谓霸权国家的地位只维持了20年。
阿格西劳斯在王位上坐了40年，亲眼看到斯巴达跌下霸权国家的位置。不仅如此，他还亲眼看到了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我认为，希腊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审判苏格拉底所反映出的自信丧失，也不是斯巴达人身上的那种古板僵化，而是希腊的男人曾经为自己国家而战，如今被其他国家雇佣为别国而战。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兵变成了佣兵。
雅典人色诺芬的《长征记》详细叙述了对佣兵化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很有历史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波斯以雇佣海军打击敌人斯巴达为由，用钱悄悄抽走了曾经被伯里克利称为“熟练技工集团”的雅典海军。
这是雅典战败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不到6年的公元前401年，希腊的重装步兵又被波斯的金钱之力悄悄抽空。
斯巴达深深参与到这两次事件之中。甚至可以认为，斯巴达正是导致希腊公民兵变为佣兵的主犯。
重装步兵是靠公民皆兵制度组织起来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
斯巴达的重装歩兵
画：畠山莫谷
公民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同时负有作为士兵保卫祖国的义务。
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将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的国家、工作、房产和家庭。以前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打仗却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佣兵制度是波斯的东西，没有人认为它与希腊有关。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会战之时（这场会战因马拉松比赛这一体育项目而名垂青史），公元前480年以及翌年，希腊人在海上的萨拉米斯和陆上的普拉塔亚两度大破波斯军队之时，在雅典和斯巴达分立的整个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语言里甚至没有佣兵这个词汇。
不到百年的时间竟至于此。
希腊公民兵的佣兵化导致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其最大的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如果佣兵只是被波斯人支付高额的佣兵费所吸引，这事也并非不值得同情。
自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战败国雅典以及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都在降低。士兵在长期战争结束后成为失业者，他们很难觅得其他工作。
在希腊民族中，雅典人在经济方面能力出众，而提洛同盟的解体使雅典人的经济活动大幅减少，这降低了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
人们有理由外出挣钱，但如果外出挣钱没有在祖国工作挣得多，就不合算了。波斯王弟居鲁士保证支付的佣兵费并不高，这让希腊人的佣兵化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可悲现象。
雇主是波斯人，支付的货币是波斯的大流克（daric）。这种钱币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由当时的国王大流士一世开始铸造的，于是有了这样的名字。希腊的通货叫“德拉克马”，波斯的通货叫“大流克”。
当时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大概是1大流克兑换20德拉克马。
居鲁士同希腊佣兵签订了每月每人1大流克的合同，折合20德拉克马。而雅典的劳动者（proletarii）据说1个月可挣15德拉克马左右。
不过，居鲁士承诺的这一佣兵费是在没有告知希腊士兵战争的对手是现任波斯国王的情况下给出的。
据说只有斯巴达派来的总司令克雷阿尔克斯从一开始便知道这一情况。
得知打仗的对手是波斯现任国王时，集结在萨迪斯的希腊人有一部分离队。指挥官跑得比士兵多，因而归克雷阿尔克斯指挥的士兵人数激增。决定留下来的士兵要求居鲁士提高佣兵费。
居鲁士同意了这一要求，佣兵费从每人20大流克涨到了30大流克。从金额上看，这是他们在国内月收入的许多倍。
但他们的雇主居鲁士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战死了，这些钱很可能并未支付。通过色诺芬的书，人们很难想象踏上撤退之路的希腊人在经济上很富裕。
总之，我们通过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雅典海军被波斯大批抽走的案例发现，波斯人付给希腊佣兵的报酬按月薪计算大约为1大流克，约合20德拉克马。
这比留在国内工作，算是增收了。
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希腊人当初只是外出挣钱，后来竟不再回故国，而在波斯居住下来，要以做佣兵为“生计”生活下去了。
在同一时期，雅典苦于财政危机，再也没有能力支付伯里克利时代起一直支付给水手的薪水。虽然雅典的造船技术仍是希腊第一，但却未能复兴海军。
在斯巴达，一直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也减少到了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50年以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最先在会战中遭遇的就是以希腊佣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
当必须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人去保卫别国的国家利益了，这条路的尽头自然是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这里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想问。
为什么庞大的波斯帝国要持续从希腊雇佣士兵呢？为什么不用本国士兵，要选择外来佣兵呢？尤其是为什么要雇佣重装步兵，而不招募轻装步兵呢？轻装步兵只要招够数量，农民也能成为战斗力。
过去，波斯一直以其陆军实力统治着整个东方，但它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雅典的重装步兵，又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斯巴达的重装步兵，败得毫无悬念。
以重装步兵为代表的希腊陆上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得到了实际验证。
那么，为什么波斯国王不在本国培养希腊式的重装步兵呢？
波斯资金实力雄厚又是大国，并不缺人。它虽然拥有人称“不死军”的一万人的常备军，但那是国王的近卫军团，不是可以左右战局的主力军。
希腊城邦国家无论在资金实力还是人力方面都远不及波斯帝国，为什么波斯帝国只能仰仗希腊人呢？
在我的脑海中，希腊主力重装步兵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对战败的波斯人来说不啻为一个“品牌”。与其拙劣地仿造品牌商品，不如直接购买来得快。况且，作为卖方的希腊已经分裂，连统一谈判都做不到，这就造成了买方市场。
尽管如此，为什么波斯就不能“国产”呢？
我们先不谈连最下层百姓都有公民权的雅典和只把一万名战士视为公民的斯巴达之间的区别。希腊城邦国家的中坚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部队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在这一点上，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以及底比斯都是一样的。
而在波斯，“不死军”的万名士兵不过是波斯国王的臣下。对他们而言，波斯不是自己的国家，波斯是波斯国王的国家。
因为士兵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所以希腊城邦国家能把重装步兵培养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士。波斯尚未培育出公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希腊式的重装步兵。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希腊重装步兵前往波斯谋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斯巴达过分偏向居鲁士的重大外交失误不到一年就让斯巴达付出了代价。
一向温厚的波斯国王被激怒了，国王的怒火当然指向了斯巴达。
虽然派来支援居鲁士的希腊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而来，但军队是在斯巴达的主导下形成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监察官们所谓的没有国王率领就不算斯巴达正规军的谬论是行不通的。
波斯国王决定动真格了，他把一直以来托付给弟弟居鲁士的将小亚细亚西部纳入波斯帝国计划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战争前线基地和以往一样设在了萨迪斯。波斯唯一一条正规铺装的道路“王之道”连接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苏萨和小亚细亚西部城市萨迪斯，特别适合转移部队和运送必需物资。
国王任命长年担任当地长官的提萨菲尔尼斯为此次对斯巴达战争的统帅。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是波斯派往斯巴达运送资金的人。现如今，他要同斯巴达开战了。
波斯“王之道”
如此一来，斯巴达只能奋起抵抗。
斯巴达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从雅典手上夺走了霸权，因而它有义务阻止波斯将其控制下的城邦国家以及毗邻岛屿纳入波斯领土。
然而，斯巴达一贯不擅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制定长期战略。
到了这种时候，斯巴达居然还不想投入正规军事力量而希望逃避过去。雅典人色诺芬率军完成了6000公里撤退的壮举以后，把生还士兵交给了斯巴达，他们全部被收编进反抗波斯入侵的斯巴达军队。
波斯国王的怒火喷向了斯巴达，他们在小亚细亚西部战场陷入苦战。
我们可以举出三个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首先，监察官每年全员更换，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决断，或者说监察官制度本身不能承担做出决断的全部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斯巴达首屈一指的武将吕山德这时已经无力为斯巴达继续赢得胜利了。对他来说，农奴出身已不再是问题。他为人狡诈，善于把握机会。虽然其能力出众，但在手下的士兵中没有太高威望。他的手下对他并无敬意，他所命令之事有成果便跟随他，若无成果便弃他而去。
结果，尽管吕山德正处在45岁左右的人生黄金期，但爱琴海东部未能再次成为他活跃的舞台。
最后一个原因是，尚在王位上的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意见对立已经成为统一对外政策的障碍。5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解决，战士们却一直在白白流血。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人终于做出决断，他们高举保护爱琴海东岸希腊人的大旗，派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出战。
率领军队的是腿脚不便且年近五旬的阿格西劳斯。
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虽然年纪尚轻，但不能委以如此重任。他根本不想隐瞒自己与监察官之间的对立。把军事力量交给这样一个人十分危险，监察官们还是懂得这一点的。
阿格西劳斯率领的是斯巴达正规军，但他来到小亚细亚后战果平平。
色诺芬似乎与阿格西劳斯关系亲密，对他有上佳的评价。就个人而言，这位斯巴达国王性格开放，虽贵为国王却与当时尚籍籍无名的色诺芬关系亲密。
阿格西劳斯能够当40年国王，是因为他一直和监察官保持良好关系。其实正如他的战绩所反映的那样，他并无特别优秀的军事才能。
国王亲自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第一次远征希腊本土以外的地方。
斯巴达军把波斯军队赶到萨迪斯，双方在郊外激战一场，最终打败了提萨菲尔尼斯率领的波斯军。
波斯国王对此又是雷霆震怒。
这位提萨菲尔尼斯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利用金钱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居鲁士事件中用计暗算过克雷阿尔克斯及其副官。如今他已年届五旬，不幸被愤怒的国王下令斩首，结束了一生。
不到两年，阿格西劳斯也被召回希腊，原因是希腊本土已结成城邦国家联盟，它们举起了打倒斯巴达的旗帜。
这又是波斯国王伸出“长手”造成的。
波斯国王断定，只要本国陷入危险，阿格西劳斯只得回国。同时，波斯国王的金钱流向了希腊各个城邦。
就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在十年后被拖入在爱琴海东西两面作战的境地。
如今爱琴海的制海权已被波斯夺走，斯巴达已经不能称为霸权国家了。
就在国王阿格西劳斯回到希腊的那年，留下保卫小亚细亚的斯巴达海军败给了波斯海军。
斯巴达海军船员都是雅典人，他们的对手波斯海军的舰长及手下也都是雅典人。希腊人成了波斯海陆两军的佣兵。
斯巴达没有公布打了败仗的消息，政府担心这会助长反斯巴达的希腊各城邦的势头。隔着爱琴海军队不能自由往来，国王阿格西劳斯和监察官们大概都明白两面作战的困难。
这一年帕萨尼亚斯不再是斯巴达的国王。如前所述，他与监察官的冲突爆发后他被人告发，逃往邻国。空出来的王位便由帕萨尼亚斯二十来岁的年轻儿子继承。
此时决定斯巴达内外政策的仍然是5名监察官和从不违逆他们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然而，面对在小亚细亚与波斯的战争，以及在希腊本土与底比斯、科林斯和雅典的战争，斯巴达终于顶不住了。
如果不摆脱这深陷8年的泥淖，斯巴达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
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签订了被称为“国王治下的和平”的媾和协议。所谓“国王治下”是“波斯国王治下”，这已经说明了这个协议的性质。
波斯国王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也就是说，波斯以后不再染指爱琴海西面的希腊本土。
作为交换，斯巴达正式承认爱琴海小亚细亚西岸一带及其毗邻岛屿的领有权归波斯国王所有。
小亚细亚西岸及其毗邻岛屿在古代多被称为“爱奥尼亚”。这一带也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在文明之花转移到雅典全面绽放以前，一切都诞生于此。
哲学之父泰勒斯来自米利都。
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岛。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来自科斯岛。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纳苏斯。
这里的居民一直都是希腊人。
正因如此，当波斯国王派军企图占领这里时，他们遭遇了全体希腊人的奋起反抗。
爱奥尼亚地区及其周边
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的“第一次”和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腊人参战不只是为了保卫希腊本土，还为了保护爱琴海彼岸爱奥尼亚的希腊人。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获全胜后，希腊人立即派海军把波斯势力彻底赶出了爱琴海。对希腊人来说，爱琴海彼岸同样也是希腊世界。
然而不过百年，准确地说是在93年以后，爱奥尼亚被卖给波斯国王。波斯在93年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从此，在希腊人的历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爱奥尼亚被划入了波斯帝国，直到50年后才由亚历山大重新夺回。
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听说波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国王治下的和平”，恐怕不会有以前的感慨了。
以这个时期为拐点，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对斯巴达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向斯巴达低头吗？不，绝不！”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从此时到斯巴达的权威完全崩解还有15年。
这并不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强大到让他国无力反抗，而是因为科林斯、底比斯、雅典这些希腊强国对付斯巴达的步调还未一致。每当这些城邦要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时候，这三个城邦中总会有一个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样的状态反反复复。
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71年的33年，在历史学上称为“斯巴达霸权时代”。不过，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学者讽刺的反话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
斯巴达人没花多少时间便明白了，他们出卖爱奥尼亚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的“保证”只是一纸空文。
话虽如此，“斯巴达霸权时代”仍延续了15年，因为没有其他城邦国家可以取代斯巴达。
科林斯一如既往不具备承担风险、挑头干事的能力。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维纳斯像
罗马时代雕塑仿制品，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Gre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雅典在经济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海运能力也基本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海军未能发展起来。
海运用帆船就行，还可以少用些水手。但海军不能缺少不受风力影响的三层加莱船。这个时代的雅典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无力为这种船所需的众多水手提供保障。
然而，雅典不愧是雅典。在文化方面，雅典仍然是“希腊的学校”，一如伯里克利曾经说过的那样。
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他生活在雅典政治、军事活动都持续低迷的时代，继菲狄亚斯和米隆之后成为古典时期造型艺术的最后接棒人，施展了全部的才华。
在爱奥尼亚被斯巴达卖给波斯的前一年，即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的“学院”开张了。
柏拉图不在教室里教学，而是在雅典郊外树木掩映之处边漫步边教学，因而又被称为“逍遥学派”。他的学院汇集了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从马其顿来留学的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一位。
传说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20年，其后他在雅典郊外的吕克昂开办了一所学校。
相传为每天参见苏格拉底的年轻人建的体技训练场就在吕克昂。亚里士多德开办的学校因此也被称为“吕克昂学园”。这所学校提供升入“学院”以前的教育。
如今由“吕克昂”这一名词演化而来的法语单词“Lycée”和意大利语发音“liceo”一直沿用至今，意思是一种5年制的高中，教授升入大学所需的全部科目。
我们不仅在哲学、数学、医学、历史、建筑、造型美术方面得益于希腊文明，而且还在民主政治到教育制度方面得益于古希腊人。
希腊人继续创造着辉煌的文明，尽管他们被波斯的金钱所摆布。
斯巴达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签订“国王治下的和平”之约的做法，当然会让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产生某种感慨。
为使自己的霸权存续下去，霸权国家必须要有某种理由使其辖下的国家接受现状。这种理由可以单纯，却必须有魅力。
由于吕山德高压而龌龊的做法，巨额资金流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斯巴达。
雅典城区及其周边
我真希望他们能用这些钱从雅典招来艺术家和匠人，建造起一座胜过帕特农神殿的壮丽神殿。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定是自诩为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没有允许，理由是这种做法违背斯巴达质朴刚健的信条。
既然这样，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拿手技能，在斯巴达开设一所“西点军校”那样的培养高级军人的学校，向全希腊的年轻人开放。然而斯巴达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点。
就算他们这样做了，希腊其他城邦来的年轻人真能忍受冬天住帐篷、睡在草上、吃天下最难吃的炖肉杂烩这样的生活吗？
结果，斯巴达从提洛同盟各加盟国搜刮来的巨额资金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里做了一辈子“存款”。
一句话，斯巴达没有吸引外国人的魅力，除了军事力量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创造过。许多年后，建立罗马帝国并把希腊纳入其中的罗马人只给雅典和斯巴达“自由城邦”的特殊待遇，认可它们拥有除了发动战争以外的所有自由，对它们曾经创造的文明表示敬意。
此外，罗马人还给这两个城邦经济援助，尽力帮助它们振兴。
然而，罗马人的这种做法只在雅典产生了一定效果，斯巴达什么都没能留下，想振兴也无济于事。
2400年后的今天，人们去雅典可看的东西很多，那里的宝物数不胜数。
可斯巴达没有什么可看的，那里什么都没有。
那里只有与波斯大军作战，在温泉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列奥尼达；在普拉塔亚平原把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帕萨尼亚斯；与雅典的伯里克利合作开辟了斯巴达30年和平时代的阿希达穆斯。
造访斯巴达，人们只能产生这些壮士曾经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感慨。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一座雕像。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介绍过许多雅典人的容貌，但我却介绍不出斯巴达男人的长相。
我一直觉得，斯巴达轻易地把希腊文明发祥地爱琴海东岸割让给波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对文明、文化不感兴趣。
到了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唯一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也面临着危机。
就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迷茫徘徊之时，它们中唯一崭露头角的底比斯从正面向霸主斯巴达发起了挑战。此时连波斯国王都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