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