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冯一致认为大举讨蒋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瓜熟蒂落，就应该积极准备进攻了。5月1日，两人会于新乡，之后又同车抵达郑州。
到郑州的第二天，阎锡山即举行军事会议，确定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进攻目标，分三路发动进攻，其中晋军主攻陇海线、津浦线，西北军主攻平汉线。
会后，有幕僚对冯玉祥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
在很多人心目中，晋军善于打防守战，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却缺乏经验，之所以要包下陇海、津浦两线，只不过是想“先入关中者为王”罢了。
不过冯玉祥没有计较，他对幕僚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这是阎、冯最齐心的时候。之前，西北军驻天津的代表经太原返回潼关，沿途见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刷的许多旧标语仍然残留着，比如“打倒西北叛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于是便给刘骥发去电报，请他转告山西方面予以除去。
这份电报被山西电务组截获。尽管山西省、县的国民党党部早就被查封解散，但阎锡山看到电报后仍然很重视，他当即限令各县县长在三天内将旧标语洗刷干净，尤其是对公路两旁、车站附近等显要地段更要派专人督办，绝对不准再留下痕迹。
等到刘骥去找阎锡山交涉时，事情早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5月6日，郑州会议结束，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亦回洛阳。
临行前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
阎锡山的合作态度让冯玉祥十分满意，对前途也表现得越来越乐观。一回到洛阳，他便把西北军主力集中起来，举行阅兵誓师。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阅兵过程中，冯玉祥率领作为阅兵官的将领们骑马绕场一周，对以营为方队的各部进行检阅。某部军容较为整齐，引得众人纷纷勒马赞叹：西北军所处环境艰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冯玉祥听到后立即下马，高声问营长在哪里。营长听见呼喊，也赶紧下马驱前行礼。冯玉祥握着他的手说：“老兄弟，辛苦了！”营长按照上级通知的措辞回答：“为民服务，不辛苦！”
接着，冯玉祥回头让随从人员拿出一条俄国毛毯、一只金壳手表，作为奖品赠送给这位营长。此谓树标兵以励斗志。
阅兵已毕，轮到主帅训话。冯玉祥让孙殿英先讲，孙殿英推托不过，只得开腔道：“我是孙奎元哪（孙殿英的名字，殿英是他的字）！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不常听说，孙殿英大家比较常听说，在河南最响的名字是孙老殿！”
一说“孙殿英”“孙老殿”，台下有很多人耳熟——这不是那谁，盗东陵的盗墓贼吗？
果然，台上的人应承了：“我在东陵偷过皇上家的坟！”
孙殿英原属蒋介石旗下，新近刚刚加入反蒋联军。对于那段“鬼吹灯”的经历，他不仅没有丝毫羞赧之色，还从中就势牵出了叛蒋讨蒋的理由：“我在慈禧太后的坟里，弄出她枕头里的一个翡翠西瓜，一双珍珠鞋。宋美龄听说后（想要这些东西），便许给我装备新武器的一个混成旅，但是东西骗走后，什么也不给（我）。”
孙殿英俨然以下层可怜人自居：“大家想想，我是偷坟劫墓的贼小子，她骗了我还有人味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在这里，孙殿英把因果完全颠倒了。实际上，是东陵案发后，他自己主动把翡翠西瓜和珍珠鞋拿出来，四处打点贿送，以求逃脱罪责。现在加入反蒋阵营，跟什么宋美龄骗他也没丁点关系，而纯粹只是出于杂牌们“顺风草、见风倒”的势利本性。
孙殿英固然难登大雅之堂，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只要谁肯跟着他一道拿菜刀去砍老蒋，冯玉祥都愿意吸收和接纳。
轮到冯玉祥讲话了。冯玉祥体格比一般人都更胖大魁梧，站在讲台上十分醒目。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出了名的大嗓门，面对十几万人讲话，根本就不用麦克风：“铁喇叭不如我的肉喇叭！”
如何煽动士兵的情绪，冯玉祥比“盗墓贼”孙殿英要内行得多。他讲到此次出征的意义时，着力强调打倒蒋介石不仅是为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此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蒋介石乃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自然就是救中国。
说到最后，冯玉祥先把双臂前伸，然后按扇形方向，上下颤动着从队伍的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嘴里高呼：“咳！咳！咳！”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军队里负责布道的洋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