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点令人厌烦的新闻报道，与其说是一种文风的习作，还不如说是习作的文风，这是一个好比说叫亨利·詹姆斯的人写的，他是那种可能在二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拉普拉塔随便哪家院子里喝着马黛茶的人。
四十岁那年，豪尔赫·弗拉加决定研究诗人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
起因是一次在咖啡馆里的闲聊，当时弗拉加和朋友们又一次说到，他们认为罗梅洛这个人身上有些不确定因素。他写过三本书，每本都有一批对他敬羡不已的书迷，在世纪初的几年里，也曾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名声。罗梅洛的形象和他的作品被混淆得难解难分，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评论，甚至连个令人满意的肖像都没有。除了同时期的杂志上几篇非常审慎的赞美文章，还有圣菲市一个主张“思想不够抒情来凑”的热心教师写过的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人想着去研究这位诗人的生平或著作。两三件轶事，几张看也看不清的照片，剩下只有茶会上的传闻与不知何人编写的文选上的溢美之词。可是弗拉加不无惊奇地注意到，仍然有不少人以不亚于读卡列戈或者阿方西娜·斯托尔尼的热情，读着罗梅洛的诗句。他自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些诗的，虽说笔调有些庸俗，形象又被那些吹捧者弄得面目模糊，这个拉普拉塔诗人的诗篇还是如同阿尔玛弗埃特或者卡洛斯·德拉普阿的诗篇一样，成为他青年时代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只是到了晚一些时候，当他已经成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之后，他才想到去认真思考罗梅洛的作品，而且立刻发现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和世纪初其他优秀诗人的诗句相比，罗梅洛的诗出众之处在于它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它较少装腔作势，这使得它立即赢得了年轻一族的信任，他们对夸张的比喻和又臭又长的描写早已心生厌倦。每当弗拉加和他的学生或者朋友们谈起罗梅洛的诗篇的时候，总会暗自思忖，这些诗在关键之处总是朦朦胧胧，主题也闪烁其词，说到底，给它带来如此声望的难道就是它的神秘感吗。钦佩之情最容易从无知中产生，想到这一点，弗拉加不免心生恼怒；归根结底，克劳迪奥·罗梅洛的诗足够高深，哪怕是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究，也不至于让它失色。时常有人举行咖啡聚会，其间总少不了一通对罗梅洛似是而非的赞扬，每次从这一类聚会出来，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认真研究一下这位诗人。同时他又觉得，要研究就不能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光从语言学或是文体学角度写几篇文章了事。从一开始他就想要给这位诗人写一部最高级的传记：人物、家乡、著作，三位一体；只是因为时代久远，迷雾重重，想把这件事做成看似毫无可能。先得做一大堆卡片，再归纳分类，而且虽然说起来有些荒诞，还是得把诗人和指责过他的人联系在一起，唯有这样的接触才能还罗梅洛的作品以本来面目。
弗拉加开始他的研究之日，正是他在生活中遇到麻烦之时。他在学术上的几项成就使他当上了大学的副教授，也得到了一小群读者和学生的尊敬。可与此同时，因为官僚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最近一直在争取的通过官方渠道去欧洲某个大图书馆工作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他出版的著作并没有成为进入部委的敲门砖，然而另有几位当红的小说家和占据着文学版面的评论家都捷足先登了。弗拉加没有回避这样一个现实的动机：要是他对罗梅洛的研究真的做出了什么成果，他那点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同时代那些抄抄写写的人抛在身后，心里难免愤怒。当年的克劳迪奥·罗梅洛也曾发过同样的牢骚，说在某些高贵沙龙里，有人只不过写诗的韵脚押得巧妙一些就当上了外交官，而他却屡遭拒绝。
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两年半时间，搜集各种资料。这件事说难也不算难，可做起来非常繁琐，有时还很烦人。他跑过佩尔加米诺、圣克鲁斯和门多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与档案管理员保持书信往来，翻阅了不少报纸杂志的合订本、各种文本的复印件，还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学流派做了不少横向比较。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写书所需要的主要素材都已搜集完毕，也都按照价值做出了评估，只是书还没有写出一个字来。
九月里的一个晚上，往黑色的卡片盒里插进一张新卡片之后，他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工了。障碍是会有的，这他一点也不担心。恰恰相反，担心的是这个领域他已经烂熟于胸，起步会不会太过轻松了。资料都在那里，他那一代阿根廷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再挖掘出什么更重要的东西来。许多看起来不为人知的消息和事件他都搜集在手，这对于完善克劳迪奥·罗梅洛和他的诗作的形象大有好处。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要在分析重点、高潮线和整体结构上出什么差错。
“可是这种形象对我而言是足够清晰的吗？”望着烧得红红的烟头，弗拉加这样问自己，“罗梅洛和我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对美学和诗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同样的偏好，这对于传记作家的选题而言是致命伤，这样会不会使我陷进泥潭，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成了经过伪装的自传呢？”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自己并不具备什么创作才能。他不是个诗人，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他的本领在于发表些评论，自娱自乐。其实只要足够警惕，在沉浸于这位诗人的作品之中的时候保持一点警觉，就完全可以避免此类不该犯的错误。他对克劳迪奥·罗梅洛有好感、沉醉于他作品的魅力，这都不必使他心存顾虑。这就好比那些好的照相机一样，总得进行一些必要的校正，才能让目标正好落在取景框当中，而不会让摄影师的影子落在他的脚面上。
此刻，第一页白纸就放在他面前，它像一扇门，或迟或早他得打开，他又一次扪心自问，自己确实能写出他设想中的那部作品吗。一本传记，或是一篇评论，一旦呈现给那些把读一本书当成看场电影或是读一本安德烈·莫洛亚的读者群，是很容易落入俗套的。问题在于你不能牺牲掉一大批无名大众消费者，他的社会主义好友们口中的“人民”，而只是去迎合一小群博学的同事。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写出既让大家热心阅读又不落入畅销书窠臼的书来，既赢得学术界的尊重，又激起漫步于街道上的人们的热情，后者所想的只是星期六晚上靠在摇椅里时能有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差不多到了浮士德签订契约的钟点了。天快亮了，烟卷已快燃尽，举着葡萄酒杯的手有点迟疑。葡萄美酒，时间的一只手套。克劳迪奥在什么地方这样写过的。
“为什么不呢，”弗拉加自问自答，一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我对他已经这么了解，如果仅仅写成一篇论文，发行个三百册，那简直太愚蠢了。这样的东西换成华雷斯或者里卡尔迪也一样写得出。可他们谁也不知道一丁点儿有关苏珊娜·马尔克斯的事情。”
布拉加多有一位调解员是克劳迪奥一位过世好友的弟弟，他提供的一条线索让他找对了方向。拉普拉塔市的户籍登记员没花多长时间就帮他找到了一个地址，在皮拉尔镇。苏珊娜·马尔克斯的女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子不高，长相甜美。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愿意说，说是要照看生意（一个水果铺子）；后来她终于让弗拉加进了客厅、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椅子上、向她提问题。开始的时候，她只是看着他，并不回答；然后，她低低地哭了一小会儿，又用手绢擦了擦眼睛，谈起了她可怜的妈妈。要想让她明白其实自己对克劳迪奥·罗梅洛和苏珊娜之间的关系已经略有所闻，还真令弗拉加犯了难，可最终他对自己说，一个诗人的爱情是值得领一张结婚证的，他把这个意思非常含蓄地说了出来。于是，道路铺平，目的达到，过了没几分钟，他看见她朝自己走来，衷心地信服、甚至可以说是感动。片刻后，他手里就有了一张罗梅洛非同寻常的照片，是以前从未公布过的；还有另一张，稍小一点，颜色已经发黄，照片上，诗人身边有位娇小玲珑的女子，面容像她的女儿一样甜美。
“我还保留着一些信件，”拉克尔·马尔克斯说，“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您不是说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吗……”
她从乐谱柜里翻出一大堆纸，在里面找了好半天，最后把三封信递到弗拉加面前。弗拉加确认了这些都是罗梅洛的亲笔信，没有看，直接把信收了起来。谈到这会儿他已经明白，拉克尔并不是诗人的女儿。他第一次暗示的时候，看见她低下了头，半晌没说话，好像在思考什么。后来她解释说，她妈妈后来嫁给了巴尔卡塞的一个军人（“那是方吉奥的故乡。”她说，仿佛是想证明她说的是实话），只是在她八岁的时候，他们俩都去世了。她对妈妈记得很清楚，可是对爸爸却没多少记忆。只记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弗拉加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读克劳迪奥·罗梅洛写给苏珊娜的三封信的时候，那一场拼图游戏的最后几片仿佛突然被嵌入了应有的位置，揭示出一种从未有人想到的拼法，那是与诗人同代的那些无知和古板之辈从来不曾想到的。一九一七年，罗梅洛发表了一组献给伊蕾内·帕斯的诗，其中就有那首著名的《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评论界认为这是阿根廷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美的爱情诗。然而，就在这部诗集问世一年之前，另一个女人已经收到了三封信件，它们再明确不过地界定了罗梅洛最美的诗歌风格：激情中带着洒脱，仿佛一个人既是行动的动力又是行动的主体，既是独唱者又在唱和声。在读到那几封信之前，对这一类的爱情书简弗拉加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他觉得那就像是相对而放的镜子，照出来孤零零的、化石似的影像，只对彼此才有意义。然而，在这三封信的每一段文字里，他都发现了罗梅洛的整个世界一再重现，他的爱情观是那样丰富、那样饱满。他对苏珊娜·马尔克斯热烈的爱意不但没有使他与世界割裂开来，反而让人从每一行字句里都悸动地感受到一种更为博大的真实，他心爱的女人越发显得高大，正适合、也必须拥有一种拼尽全部生命而绽放的诗篇。
故事本身很简单。在拉普拉塔城一家昏暗的文学沙龙里，罗梅洛结识了苏珊娜。他们最初相识时，诗人正处在人生最悖晦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传记作者要么对此不做任何解释，要么就把这归结于他染上痨病的最初症状，两年之后，这种病就会送他一命归阴。苏珊娜此后的故事不得而知，这倒也和她模糊不清的形象、和老照片上那双受了惊吓般直直盯着镜头的大眼睛颇为吻合。她是师范学校的老师，没有什么职务，是一对家境清贫的老夫妻的独生女，没有什么朋友对她有兴趣，他们俩一起从拉普拉塔城的各种文学沙龙中消失，丝毫没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时有许多事情吸引着公众的眼球：欧洲战事最悲惨的阶段、新的社会议题、文坛上新的呐喊声。弗拉加十分庆幸自己能听见那位调解员的一句无心之言，顺着这条线索，他找到了布尔萨科那座阴森森的房子，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罗梅洛和苏珊娜共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拉克尔·马尔克斯放心交给他的那几封信就是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写下的。第一封信是在拉普拉塔写的，提到了此前的一封信里讲到的、要和苏珊娜结婚的事情。诗人坦承自己染了重病，一想到要娶的太太会变成照料他的看护，他心中就有抵触。第二封信写得令人钦佩，激情让位给了道德，一种让人几乎难以承受的纯粹，仿佛罗梅洛努力在他的情人身上唤醒某种和他类似的清醒，既然离别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减少一些痛苦吧。信里有一句话可作总结：“谁也没必要了解我们的生活。我用沉默还你自由之身。你自由了，也将永久属于我。假如我们真的结了婚，每次你手持花束，来到我的房间，我都会觉得自己是杀害你的刽子手。”他又硬朗朗地加了一句：“我不想对着你咳嗽，也不想让你替我擦拭汗水。你认识的是另一具身体，我送你的是另一束玫瑰。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度过长夜，我不会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第三封信写得心平气和，好像苏珊娜已经开始接受诗人的牺牲。信中有一处这样写道：“你坚持说是我让你迷迷糊糊，是我把意志强加给你……可我的意志是你的未来，让我播下这些种子吧，它们能给这场愚蠢的死亡带来些许安慰。”
根据弗拉加列出的年表，就是从这一刻起，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单调的阶段，一连数日把自己幽闭在父母家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诗人和苏珊娜·马尔克斯后来又见过面，可同样也不能证明他们没见过面。然而，罗梅洛最终放弃这一段感情，而苏珊娜在自由和陪伴病人之中选择了自由，对此最好的证明是，在罗梅洛此后的诗歌天空里，冉冉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就在这些通信往来一年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杂志发表了《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那是献给伊蕾内·帕斯的。罗梅洛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下来，他在好几处沙龙里朗读过这首诗，这首诗一下子给他带来了荣耀，好像他此前的作品都一直在为这一刻暗中铺垫一般。和拜伦一样，他可以说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名扬天下；这话他也真没少对别人说。可事与愿违，诗人对伊蕾内·帕斯的一番激情并没有得到回应，当时一帮文人雅士根据诸多世俗的细节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叙述和判断，诗人的名声一落千丈，他不得不再次躲回父母家中，远远离开了朋友和仰慕者。他的最后一本诗集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版的。几个月后，他在大街上突然咯血；又过了三个星期，罗梅洛去世了。一小群作家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从葬礼上的祷告词和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很显然，伊蕾内·帕斯所属的那个阶层并没有人出席葬礼，连一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该有的应景的话也没有说。
弗拉加能够想象，罗梅洛对伊蕾内·帕斯的激情会使拉普拉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阶层既开心又害怕。关于伊蕾内，他没能得出清晰的印象。她二十岁时的照片透露出了她的美貌，可其他的就只能靠报纸上社会版面的消息了。她是帕斯家族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她对罗梅洛的态度不难想象。她应该是在某次茶会上认识他的，父母经常为她举行这样的茶会，为的是会会当代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和“诗人”，“所谓”两个字无疑是要被强调的。如果说那首《颂歌》使她开心不已，如果说一开始那可钦可佩的表白如一道闪电映照出了她踏平一切障碍的决心，知道这份情意的也只会是罗梅洛本人，何况即使他自己恐怕也根本没多大把握。对这一点弗拉加心中有数，他知道问题并不简单，而且已经没多大意义了。克劳迪奥·罗梅洛心里太清楚了，他的一片痴情终将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遥不可及的距离、各种各样的障碍、伊蕾内受到的来自家庭和自身的双重绑架，这种门第之见使她从一开始就高不可攀。《颂歌》笔调之美是毫无疑问的，它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爱情诗歌的形象。罗梅洛把自己称为“匍匐在你流淌着蜜糖的双脚下的伊卡洛斯”（这个形象后来遭到《面孔与面具》周刊一位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一再的讽刺挖苦），这首诗的全部意义也在于此，纵身一跃，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追求，而且正因为其无法实现，才显得愈加美丽。他想驾驭诗的翅膀，向着太阳做一次无望的飞行，可太阳终会将他烤焦，使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连诗人的最终退出和沉寂都正像是一场坠落，他为了一个力不能及的梦想鼓足勇气想离开大地，却是凄惨地重新回归。
“是了，”弗拉加想着，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葡萄酒，“一切都对得上，严丝合缝。现在该把它写下来了。”
《一位阿根廷诗人的人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想象。在最初几个星期的评论中，《理性报》上刊登的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改小心谨慎、磨磨蹭蹭的习惯，选择了一个难以拒绝的鲜明立场。《南方报》《国民报》以及各省份最了不起的报纸都加入了这个时髦话题，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件事。还爆发了两场激烈论战（一个是关于达里奥对罗梅洛的影响，另一个是关于年表顺序的问题），这愈发激起了公众的兴趣。《人生》的第一版两个月之内就售罄；第二版，一个半月。受形势所迫，当然还有利益的驱使，弗拉加同意把它改编成戏剧和广播剧。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由一本书产生的兴趣和新闻发展到了如此的高度，人们已经在猜想这本书会得到什么样的奖项；的确，就仿佛是为了纠正某种不公，不等通知的电话到来，也不等乱糟糟的祝贺声响起，两个朋友抢先一步把他获得国家大奖的消息告诉了他。弗拉加开心之余，想起了一件事：把诺贝尔奖授给纪德，也没能耽误他那天晚上去看一场费南代尔主演的电影。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个朋友家中，躲开了第一波群体热情的浪潮，他觉得这样挺好玩儿的。他这种宁静的心态就连帮助他藏身的同谋都觉得有点过分，甚至有点虚伪。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加也不是没有操心的事儿。他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自己身上萌出了一种寻求孤独的想法。他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他的形象通过照片和广播传遍了每一个乡镇，他成了外省的交际圈里谈论的话题，还登上了外国媒体。他获得了国家大奖，这并非意外之喜，反倒更像是一种补偿。果然，后面的事情接踵而来，说来这还正是他写《人生》这本书的动力。他没有弄错：一个星期后，外交部部长在家中接见了他（“我们当外交官的人都知道，好作家是不把官方当回事儿的”），向他提供一份到欧洲某个国家出任文化参赞的差事。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弗拉加不得不做出了很大努力，才完完全全地习惯了在荣誉的阶梯上不断攀登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从最初的书评开始，到出版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一次又一次的拥抱，再到各种各样的学会和社团的邀请函，他已经上升到一个平台，在那里，只需稍稍欠欠身子，就能让上流社会随便哪家沙龙洗耳恭听，象征性地把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嘴里一口一口吃着鹅肝，还不耽误讨论讨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些沙龙，连那些文学庇护人最近买了条什么样的白领带、穿了件什么样的皮草大衣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更远处，或者说更近处观察——这得看从什么角度、抱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了——他还能看见随波逐流的碌碌大众一股脑儿买杂志、看电视、听广播，那是一群不问青红皂白随意购买的人，是买一台洗衣机还是买一本小说，买的是八十立方英尺还是三百一十八页全都一回事，他们只知道买，现在就买，买回家里，家里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因为邻居家早就买了，再则也可能是因为听见时尚评论家又一次在“世界广播电台”节目中称赞它。这本书现在也进入了那种“必买必读”的书目之中，这令他大为惊异。要知道，多少年来研究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只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的特殊癖好，换句话说，几乎没人对这事感兴趣。然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那些他觉得应该一个人静下来、仔细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刻（这一周里他得和电影制片商签合同了），最初的惊喜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所取代。一切都应该像是通往荣耀的阶梯上的一级级台阶，除非到了那终将到来的某一天，就像走上花园里的拱桥，最后一阶上升，紧接着就是第一阶下降。再荣耀的道路最终也通向众人的厌倦，那时，人们就会掉头寻找新的激情。当他把自己关起来准备国家大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词的时候，几周以来令人头晕目眩的遭遇都凝聚成了一种带些讽刺意味的满足感，一种对他成功的补偿。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担忧时不时涌上心头，被放大了，冲淡他的满足感，当然，以他此刻那平衡的心态和感觉，他是绝不会让这些想法抬头的。他认为，好好准备一下演讲稿，他就会重新找到工作的激情，因此他决定到奥菲利亚·费尔南德斯的乡间别墅去写这篇讲稿，在那里他起码可以清静些。夏天快要过去了，花园里已经有了些许秋色。他很喜欢待在门廊里，一面欣赏着景色，一面抚摸着小狗、跟奥菲利亚聊聊天。弗拉加的写作素材都放在一楼一个房间里。他打开卡片盒的盖子，漫不经心地用手扒拉着，就像钢琴家在弹一支曲子的前奏。他告诉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一些事落入俗套是难免的，尽管如此，《人生》的成功仍不失为一种正义之举，不失为对民族和祖国的敬意。他现在可以坐下来写演讲稿，接受大奖，然后准备动身去欧洲。日期和数目字、各种签约和晚餐请柬，在他的脑海里交织在一起。奥菲利亚一会儿就会带上一瓶雪利酒进来，她会悄悄地、全神贯注地走到他身旁，关注他的工作。是的，一切都很正常。远处传来一只凤头麦鸡的叫声，现在只需要铺开一张纸，调好灯光，点上一支雪茄。
他始终弄不清这启示是在那一刻还是在后来降临的，那时他刚同奥菲利亚做完爱，两个人仰面躺在床上抽着烟，看着窗外一颗绿莹莹的星星。侵扰，如果必须给这种事情一个叫法的话（其实怎么称呼它或者它本质上到底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侵扰应该是在他写下演讲稿第一句话的时候发生的。第一句话他写得极快，然后突然就停了下来，就像是一阵风吹过，把其中的意义扫荡得干干净净。接下来是长久的沉寂，但也许他从工作室下来的时候早有预感，沉甸甸地压着他，像头疼或是感冒初起一样。就这样，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刻，用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感、那阵黑风，终于成形：《人生》纯属虚构，克劳迪奥·罗梅洛的故事和他所写的东西没有丝毫关系。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但一切都是假的。几年的辛苦，核对资料，追寻线索，剔除多余的人物：一切都是假的。克劳迪奥·罗梅罗并没有为苏珊娜·马尔克斯做出什么牺牲，没有以让她放弃爱情为代价还她自由之身，他也没有去做匍匐在伊蕾内·帕斯流着蜜糖的脚下的伊卡洛斯。弗拉加就像是在水下潜泳，回不到水面上，水流冲击着他的耳膜，发出巨大的声响，他知道了真相。可折磨还没有结束。在这一切背后，在更深的水里，在泥浆和垃圾之间，还有真相：这些他从一开始就全都知道。再点一根烟，想想会不会是神经衰弱，亲吻黑暗中奥菲利亚的双唇，都无济于事。也不必去做一番推断，说是不是他书中的主人公被推上神坛到太过分的程度，他才一时间产生了这种幻觉，说他一定是太过投入才有些抵触。他感觉得到奥菲利亚的手在抚摸自己的胸膛，感觉得到她一阵阵温暖的气息。不知怎么，他就睡着了。
早上，他看了看打开的卡片盒和那些纸片，它们看上去比昨天夜里更陌生。楼下，奥菲利亚正在给火车站打电话，打听怎么转车。到达皮拉尔镇已经是十一点半，他直接去了水果铺子。苏珊娜的女儿对他的态度有点怪怪的，半是气恼半是巴结，就像条刚被踢了一脚的狗。弗拉加请求奥菲利亚给他五分钟，他走进了那满是尘土的房间，又在那张垫着白色坐垫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无须多费口舌，因为苏珊娜的女儿擦了会儿眼泪，低着头，腰弯得越来越往前，承认了一切。
“是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是的，先生。”
“那您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
一开始为什么没告诉他实话，这件事解释起来颇费周折。她妈妈强迫她发过誓，有些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再后来她嫁给了那个巴尔卡塞的准尉，那样一来……后来当人们大谈特谈写罗梅洛的那本书的时候，她也曾想给他写封信，因为……
她茫然看着他，大颗大颗的泪珠滑落到嘴边。
“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最后她这么问道。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弗拉加答道，“纸是包不住火的。”
“可您在书里写的完全是两样的。这本书我读过，您看。我有您这本书，我知道。”
“书里写的是两样的，可这责任在您。罗梅洛给您母亲写的信不止这几封。您给我的那几封都是对您有利的，有利于维护罗梅洛的形象，当然也有利于维护您母亲的形象。我需要剩下的那些，现在就要。给我吧。”
“剩下的只有一封，”拉克尔·马尔克斯说，“可妈妈让我发过誓的，先生。”
“她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没有烧掉，那只能说明它也没那么重要。把信给我，我付钱。”
“弗拉加先生，我把这封信给您可不是为了钱……”
“拿着，”弗拉加的话有些粗暴，“靠卖瓜果可挣不到这么多钱。”
看她在乐谱盒子里翻动纸张的时候，弗拉加心中暗想，他说得好像自己现在才明白，其实他从第一次来探访拉克尔·马尔克斯那天起就早已知道（可能程度上会有点不一样，可他的确早就知道）。知道了真相倒也没有让他太过吃惊，此刻他反倒可以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比如为何他把第一次造访苏珊娜女儿的时间压缩得那么紧，又为何把罗梅洛那三封信当成是仅有的三封，没有再坚持一下，也没有提出给点什么回报，更没有去深挖拉克尔知道但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真荒唐，”他想，“当时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罗梅洛的原因苏珊娜最终成了个妓女。”可为什么自己当时故意压缩了和拉克尔谈话的时间，得到了几张照片和三封信就心满意足了呢。“这就对了，我是事先就知道这一切的，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知道了真相，写书的时候我心里一清二楚，说不定许多读者心里也都清楚，评论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个弥天大谎，我们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错误人人有份，他的份并不多，这是最容易的解决办法了。但这又是一个谎言：有错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
读这封信其实只是把文字与已有的印象叠加在一起，那些印象是弗拉加从另一个角度早已知晓的，就算有过疑虑，这封信也能做有力的证明。逻辑是不容辩驳的，面具一旦摘下，一个几近凶残的克劳迪奥·罗梅洛就从字里行间露出了真实面孔。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把苏珊娜拖进了这种肮脏的行当，他在两段文字中毫不掩饰地提到了这点，给她留下了永久的沉默、冷漠和仇恨，并用讽刺挖苦和威胁恫吓种种手段把她推向深渊，这是他用整整两年时间一步一步精心准备的堕落深渊。这个人在两星期前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样的话：“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度过长夜，我不会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结束的那段话暗含下流的低级趣味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像他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应该是能预见到的。另外就是一些劝告和各种挖苦话；如果苏珊娜胆敢再一次见他，他在轻浮的告别中还夹杂了赤裸裸的威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弗拉加吃惊了，可他还是久久倚靠在火车的车窗上，手里拿着那封信，仿佛在他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竭力从一场难以忍受的漫长噩梦中惊醒。“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解释了。”他听见自己思索的声音。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伊蕾内·帕斯，《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克劳迪奥·罗梅洛的惨败。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然而弗拉加有把握确信，而且这种把握远不是一封信或一篇证言所能涵盖得了的。罗梅洛生命最后两年里的每一天，都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一定要把这叫作记忆的话——排列出来了。这个人坐在从皮拉尔镇开出的火车上，在其他乘客眼中，应该就是个喝苦艾酒喝高了的先生吧。下午四点，弗拉加下火车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载他去乡间别墅的马车上有点冷，还有一股臭皮子味儿。伊蕾内·帕斯那高傲的头颅里得隐藏着多少智慧呀，她那个世界得有多么久远的贵族传统才能使她毫不犹豫地拒绝呀。罗梅洛可以让一个可怜的女人着迷，但他绝没有长出像他在诗中所说的伊卡洛斯的翅膀。甚至都不用伊蕾内亲自出马，她的母亲或是她的兄弟姐妹们立刻就看透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居心不良，像这样的暴发户往往稍一得意便忘了自己的出身，必要的时候甚至会把对方抹消得干干净净（这种犯罪已经有个名字，叫作师范学院的苏珊娜·马尔克斯）。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微笑，拒绝一次邀请，回到庄园，用一用金钱这个利器，再有几个依令行事的男仆就足够了。像参加诗人葬礼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犯不着操心了。
奥菲利亚在门廊上等候着。弗拉加对她说，自己得马上开始干活。他嘴上叼了根烟卷，双肩软软耷拉着，筋疲力尽地把头一天晚上已经开了个头的纸页摊在面前。他告诉自己：这件事再没有旁人知道。一切都和写《人生》以前一样，秘诀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微微一笑，开始写自己的演讲稿。过了许久他才发现，他在路上把罗梅洛的那封信给弄丢了。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报馆的档案里读到有关国家大奖颁发仪式的评论。在那天的仪式上，豪尔赫·弗拉加存心引起了各方大佬的不安和愤怒，他在演讲席上就诗人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发表了一通胡言乱语。一位评论家说，抛开其他不说，弗拉加给人的印象是有点不正常（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意不言而喻），因为有好几次他讲话的口吻都仿佛他就是罗梅洛本人；虽然他都立即予以纠正，但片刻之后，他就会再一次表现得荒唐离谱。还有一位记者指出，当时弗拉加手上拿着不多的几张纸，上面涂改得乱七八糟，而且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几乎没有去看，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有些话他还没说出口，便自顾自地加以肯定或是否定。偌大的演讲厅里，人们本来是打算给他鼓掌喝彩的，他反倒在人群中引发了越来越大、到最后竟让观众忍无可忍的愤怒。一位编辑还披露说，在演讲快要结束、大部分人都在起哄声中纷纷退场时，弗拉加和霍维亚诺斯博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位编辑心情沉重地指出，霍维亚诺斯博士暗示道，这些亵渎了克劳迪奥·罗梅洛神圣回忆的言论是鲁莽无礼的，发言者必须展示确凿的证据，然而，演讲人只是耸了耸肩，又以手加额，仿佛在说那些证据只是出自他的想象。末了，他久久望着空中，一动不动，对吵吵嚷嚷地退场的人群无动于衷，对一小撮年轻人和寻开心的人挑衅性的掌声喝彩声也无动于衷，后一种人看起来是觉得这场异乎寻常的国家大奖授奖仪式特别有意思。
两个小时之后，弗拉加回到乡间别墅，奥菲利亚递给他一张长长的来电记录单，上面有外交部，还有他一个从不来往的兄弟。他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名单，有几个下面划了线，还有几个名字都写错了。那张纸从他手里滑落下来，落在了地毯上。他没去捡那名单，而是径自上了楼，朝他的工作室走去。
过了好久，奥菲利亚听见他在工作室里踱步的声音。她上床躺下，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情。弗拉加踱过来踱过去，脚步声有一两次停了下来，好像站在写字台前查什么东西。一个小时后，她听见脚步声下了楼，走到卧室门前。无须睁开双眼，她感觉到一个躯体在她身旁仰面躺下来。一只手，冰凉冰凉的，握住了她的手。黑暗中，奥菲利亚吻了吻他的脸颊。
“我唯一弄不懂的，”弗拉加开了口，仿佛不是在同她说话，“就是为什么我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其实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有蠢人才说我是在故弄玄虚。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起码在一个星期之前我还不是。”
“你要是能睡上一小觉。”奥菲利亚这样对他说。
“不，我得先把事情弄清楚。事情一共有两件：一个是我弄不懂的地方，一个是明天会怎么样、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怎么样。我算是毁了，你明白，谁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先是把一个偶像放进他们怀里，然后又把它炸得粉身碎骨。这事儿办得太蠢了，罗梅洛还会是二十年代最佳诗歌的作者。可偶像的两只脚不可能是用泥巴捏成的，到明天，我那帮可敬可佩的同行还会有诸如此类的一堆废话等着我呢。”
“可既然你一直认为你的责任就是讲出真相……”
“我不是认为，奥菲利亚。我这样做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又或许是某个人替我这样做了。那个夜晚之后，突然间，我别无选择。那是我唯一能做的。”
“你当时不要那么着急就好了，”奥菲利亚怯生生地说道，“这么一下子当着……”
她本想说“当着部长的面”，话虽然没说出口，弗拉加却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他微微一笑，轻轻摸了摸她的手。慢慢地，像潮水开始退却的时刻，有些东西，虽然依旧不太清晰，却正在渐渐确切起来。奥菲利亚久久地陷入痛苦的沉默，在这寂静中，他双眼圆睁，注视着漆黑的夜。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件世人皆知的事情自己却没能事先察觉，而他仍在否认其实自己也是个混蛋，和罗梅洛一样的混蛋。想把这些写成一本书，这念头本身就包含了种种目的：报复社会，投机取巧，要夺回被其他那些更加投机取巧的家伙剥夺了的应有荣誉。表面上看，《人生》无懈可击，它收集到了一切可能收集得到的素材，这使它有资格在书店的橱窗里占有一席之地。它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经过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的精心准备。循序渐进当中，他将这些成就或讥诮或超然地逐一接受，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卑鄙无耻的面具中的一种。在《人生》的封皮下面，已经暗藏了电台广播、电视宣传、电影吹嘘、国家大奖、到欧洲去担任外交使节，外加金钱和各种款待。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有什么东西静静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刻猛然出手，使这台精心准备的机器崩溃。到底是什么情况，想之无益，感到恐惧或是觉得自己被鬼神附体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跟这个家伙毫无关系，”弗拉加双目紧闭，一遍遍地重复着，“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奥菲利亚，可我确实跟这个家伙毫无关系。”
他能感觉到她在静静地流泪。
“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糟糕了。就好比是你皮肤下面有个地方长了个疮，开始好长时间看着什么事也没有，突然有一天它爆发出来，溅你一身脓血。每当我要做出选择，对那个家伙的行为举止做出判断的时候，我总是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也就是那家伙活着的时候一直想留给别人的印象。他一生的经历、他写的那些信、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死亡逐渐逼得他没了退路现出原形的时候，随便哪个人都不难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我却让他替我做出了选择。我是自欺欺人，不愿意承认事实，因为那个时候，奥菲利亚，那个时候罗梅洛就不是我需要的那副样子了，也不是他自己需要的样子，为了这个故事，为了……”
他没再说下去，可他的思绪还在有条不紊地继续成形。此刻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自己和克劳迪奥·罗梅洛简直成了一个人，而且绝非因为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俩是一场闹剧中的两兄弟，靠谎言闪电般暴发起家，又在闪电中轰然倒地。弗拉加的感觉简单明了：这世上要是有什么人最像他，那只能是克劳迪奥·罗梅洛，而无论是昨天的还是明天的罗梅洛，也只能是他弗拉加。一切就像他在那个遥远的九月里担心过的那样，他写下的其实就是一本经过巧妙伪装的自传。他心中暗自发笑，不由得想起写字台里还藏了把手枪。
还有件事情他一直也没有明白。奥菲利亚那句话到底是在那个时候说的，还是后来才讲的？“你今天对他们说出了真相，这才是最要紧的。”这一点他倒没有想到，也没来得及去回味一下当他面对众人侃侃而谈的奇妙一刻，那一张张原本或是源自钦佩、或是出于礼节的微笑面孔，一点一点地都变得眉头紧锁，露出轻蔑的神情，并且挥舞着手臂发出抗议。然而，在已经发生的这一切中，最要紧最实在的还不仅于此。他打破了种种假象，甩开了那些操纵这些假象的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取得了货真价实的胜利，这一光荣时刻是谁也无法剥夺的。俯下身来抚摸奥菲利亚的秀发时，他觉得这女人仿佛成了苏珊娜·马尔克斯，在他的抚摸下，她得到了拯救，被挽留在他的身旁，而与此同时，什么国家大奖、欧洲任职、荣誉加身，都化身成了伊蕾内·帕斯。只要他还不甘心完全堕落成罗梅洛那样一个冒牌英雄，在书本上在广播剧里上蹿下跳，他就必须不为所动，避之唯恐不及。
夜色慢慢地降临，天空满是汹涌的繁星，失眠与无尽的孤寂之中，又有新的烦恼袭来。天一亮，就会有无数的电话打来，还有当天的报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正适合整版的新闻。有那么一瞬间他在想，什么都完了；可他转念一想，这念头太愚蠢了，只要稍稍想开一点，变通一点，他就可以大获全胜。一切就要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怎么召开发布会了。只要他愿意，取消颁奖也好，外交部收回任命也好，都可以变成新闻，他的事迹会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他也会一举名扬天下。当然，他也可以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闭门谢客，一连几个月把自己关在乡下的别墅里，继续埋头于先前的语言学研究，只联系最亲近的朋友。六个月之后，他就会被人遗忘，在名声榜上被某位愚蠢至极的记者替换下来。这两条路一样简单，一样明确。一切只取决于他怎样拿主意。其实主意早已拿定，但他还在漫无目的地思索，难以决断，不断为自己的选择找各种理由，直到曙光映亮窗扉，映亮熟睡中奥菲利亚的秀发，花园里的海红豆树映在窗上，先是一团朦胧，然后慢慢清晰，就像是某种未来渐渐凝结成当下，一点点坚实起来，成了日常的模样，被认同，被加强，定型在晨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