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对其他人而言，这或许像是轮盘赌或赛马会，可我寻求的并非金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我决定，地铁车窗上的某一块玻璃会给我带来答案，让我找到幸福。在这里，在地下穿行的时候，时间是线路图上一站一站描绘出来、规定下来的路程，一切显得那么决绝，毫无变通的余地。我用到决绝这两个字，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从我投身到这一场游戏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去理解）自己心中暗含的期望，期望遇到一次擦肩而过的交集，说不定它就在车窗某一块玻璃的反射之中。车厢里疲倦的人群上上下下，即便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未必能察觉到自己心中这种决绝，此外，在这种交通工具上，在车厢里的某一处地方，上车下车的站点谁先谁后，也是早有定数，谁也没法料定你会和谁一起下车，是我先下呢，还是那个夹了一卷纸的瘦子，那个一身绿衣服的老太太会不会一直坐到终点站，那几个男孩会不会马上就要下车，他们要下车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已经收拾起本子尺子，打打闹闹地走到了车厢门口，而在那边，在车厢的一角，好不容易空出一个座位，一位姑娘刚刚坐了下来，看起来还要坐好多站，另外一个姑娘就完全无法预测了，安娜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腰挺得笔直，我从艾蒂安·马塞尔站上车时她就在车上了。这时，一个黑人空出了她对面的座位，谁都没有注意，我趁机溜了过去，越过坐在靠外面那两个乘客的膝盖，在安娜对面坐了下来。本来我来坐地铁就是为了再赌一把运气的，于是我立刻开始在车窗玻璃里寻找玛格莉特的侧影，我猜想她一定长得很漂亮，我喜欢她那一头黑发，喜欢她那一缕头发斜搭在额头的样子。
要说玛格莉特或是安娜这些名字是我后来加上去，为的是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能把她们区别开来，那不是实话。名字都是由游戏瞬间定好的，我的意思是，车窗倒影里的那个姑娘绝不能被叫作安娜，同样，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姑娘也不能被叫作玛格莉特。此刻，她看也不看我一眼，眼神涣散在虚空，满满地都是厌烦，周围所有的人也都一样，眼神盯在某个地方，但绝不是身边的众人，除了那些孩子，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直到大人来得及教会他们要从人群的缝隙中看东西，要似看非看，要带着一种有教养的天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避免感情的交集，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气泡里，排成一排，把自己用括号括起来，在别人的膝盖和胳膊肘之间竭力保持最起码的自由间隙，用一张《法兰西晚报》或一本平装书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总会有像安娜一样的人，似看非看，目光填满了我的面孔与那位聚精会神读着《费加罗报》的男人之间中性的、愚蠢的距离。如果说我能预感到一点儿什么，那就是安娜迟早会把无所事事的目光转向车窗，那时，玛格莉特就会看见我的影子，目光与目光交会，在漆黑的隧道里，车窗像一层稀薄的水银，她身上的紫色长毛绒大衣飘拂着，她的面孔仿佛来自另一个层面，摘去了车厢里惨白灯光给人们涂上的白灰似的可怕面具，特别是，哦，玛格莉特，这你是否认不了的，人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注视玻璃中的另一张脸，因为像这样的目光交集，是不会遭到怪罪的，玻璃里我的影子并不是坐在安娜对面的这个男人，地铁车厢里坐着的安娜也不应该这样直勾勾地看什么，此外，看着我影子的并不是安娜，而是玛格莉特，安娜此时已经迅速把目光从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身上移开，因为这样盯着一个人看总归不太雅观。玛格莉特的目光像只小鸟一样落在安娜眼睛上的时候，她转向了车窗玻璃那边，这时她一定看到了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正等候在那里，露出浅浅的笑容，这笑容里没有丝毫的傲慢，也不含任何的期待。这样大约持续有一秒钟，也许更久，因为我感觉玛格莉特察觉到了这个微笑，而安娜显示出些许不快，尽管她只是微微低下了头，似有似无地查看着她红色皮手袋上的拉链。虽说玛格莉特这时已经不再看着我，但我能做的最妥当的事就是保持笑脸，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的表情已经显示出她的不快，这我是一直都知道的，这时她也好，玛格莉特也好，是不是在看我都无所谓了，她们俩全神贯注地端详着的是红色皮手袋上的拉链。
不管是宝拉（是奥菲利亚）还是其他随便哪个女人，也不管她是在端详一条拉链、一个扣子，还是一本杂志上的一道折痕，反正这就像是一口井，在这口井里，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像致命的蜘蛛抽搐成一团；还是在这口井里，时间成了第二颗心脏，它跳动着，伴随着人们赌一把运气的冲动。从这一刻起，每一个地铁站都成了未来这场戏剧中的一幕，这场游戏的性质早已决定了这一点；玛格莉特的目光和我的微笑，再加上安娜在一瞬间退缩回去打量自己手袋上的拉链，这一切仿佛开启了一种仪式，先前这一类的仪式也曾有过，在这里，一切理性的思索判断都毫无用处，最好的办法就是碰运气。想把这种办法解释清楚也并非难事，但倘若你想这样去赌上一把，那就好比是蒙上眼睛去打架，又像是置身于一团颤颤巍巍的胶状悬浮中，每一条路线都不可预测，织成树状的线路图。手里只要有一张巴黎地铁路线图，在那一幅蒙德里安式的构架图上，红的、黄的、蓝的、黑的，各式各样的线把一个广阔的有限空间里在地下延伸的条条伪肢标得一清二楚；这个树状线路图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二十个小时是鲜活的，它生机勃勃，目标明确，到夏特雷站下车，从沃吉拉站上车，在奥德翁站换车到拉莫特—皮凯站，两百种，三百种，天知道会有多少种组合，让一个预先编码的细胞从树的一头进入再从另一头冒出，从老佛爷百货大厦出站，把一包毛巾或是一盏灯送到盖—吕萨克大街的某一处三层。
就像那些有怪癖的人一样，我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美丽之中带着一股傻气，还有点不讲理。既然我喜欢一个女人，既然我喜欢的女人就坐在我对面靠车窗的位置，既然在车窗里她的影子和我的影子目光交织着，既然我在车窗里的影子微微一笑扰乱了她的影子的心情，不用去管她的影子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既然玛格莉特看见了我的微笑而安娜低下了头去专注地打量她红色手袋上的拉链，那就是说，这场游戏开始了。至于我的微笑是不是被人注意，有没有得到回应，抑或根本没人理会，这一点儿都不要紧，有个人值得你对她微微一笑，她记住了这个微笑，这场仪式的最初阶段到这一步也就足够了。井下的一场战斗就这样开始，胃里面蜘蛛在伺机而动，一站接着一站，像一只晃过来晃过去的钟摆。我记起来了，自己是怎么会想起这一天的：现在是玛格莉特和安娜，一个星期以前出现过的是宝拉和奥菲利亚，那个金黄头发的小女孩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车站下的车：蒙帕纳斯—比耶维纽，臭气熏天的七头蛇怪，到那里十有八九是会失败的。我本来是要换车到万沃门那一站，可刚走到第一段过道我就发现，宝拉（奥菲利亚）要走的是通往伊西镇方向的过道。毫无办法，我只能站在过道口最后一次目送她渐行渐远，在台阶那里消失了。这就是我的游戏规则，先是一次在车窗玻璃里的微笑，接下来我有权追随一位女子，满怀希望，指望她的换乘路线和我出门前事先设定好的线路正好一致；接下来——到现在为止始终如此——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另一条过道，不能随她而去，而是强迫自己回到上面的世界，钻进一家咖啡馆，继续过自己周而复始的日子，直到我心中的渴求重新复苏，寻求下一次的机会，女子，车窗玻璃，被接受或是根本无人理会的微笑，换乘地铁，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天衣无缝地吻合，那时我终将有权利走近她，开口对她说出第一句话。这句话沉淀了太久太久，并且在井底一群抽搐成一团的蜘蛛间千回百转，变得又黏又稠。
现在，地铁驶进了圣叙尔比斯教堂站，我身边那个人站起身来，打算下车，对面，安娜也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已经不再看她的手袋，有那么一两回，她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我身上扫过，游移在车厢四周一张又一张的温泉度假村广告上。车窗里，玛格莉特没有再看我一眼，可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有过接触交流，暴露了她的心思；安娜也许是有点儿腼腆，又或者是觉得，让那张脸的影子又对玛格莉特微微一笑，这事儿有点荒唐。此外，车到圣叙尔比斯教堂这一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到终点站奥尔良门还剩下八站，这八站里只有三站有换乘线路，只有当安娜在这三站当中的某一站下车，我才有可能和她路线一致。地铁驶进圣普拉西德站开始刹车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注视着玛格莉特，寻找着她的目光，这时安娜的双眼还在柔柔地观看着车厢里的东西，仿佛她心中有数，知道玛格莉特不会再看我一眼，那个影子想冲她微笑纯属白费心机。
她并没有在圣普拉西德站下车，没等地铁停下来，我就猜到了。乘客们总会有些准备动作的，特别是女人，她们会紧张起来，检查自己随身的包包，把大衣裹紧点儿，站起来的时候会左右观察一下，列车减速的那一瞬间人的身体都会变得迟钝，容易磕磕碰碰，得注意别碰到左右两边的膝盖。安娜在漫不经心地一遍遍观看着地铁站里的广告，在站台灯光的映照下，玛格莉特的面孔模糊起来，我没法知道她是不是又在看我；到处是炫目的霓虹灯和照片制成的广告，人群出出进进，想必车窗里我的影像也一定是看不清的。倘若安娜在蒙纳帕斯—比耶维纽站下了车，我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我怎么会不记得那一天宝拉（那一天奥菲利亚）的事呢，那一站有四条换乘线，再擅长预测的人到了那儿都会一筹莫展。不过，碰见宝拉（碰见奥菲利亚）的那天，莫名其妙地，我就觉得我们的线路一定会一致的，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一直跟在她身后三米远的地方，她一头金发，慢悠悠地走着，身上的衣服是那种树叶枯黄后的颜色，当她转向右面的岔路时，我觉得好像有一阵乱鞭抽在我脸上。所以，现在玛格莉特可千万别下车，这可恶的一幕不要再一次在蒙帕纳斯—比耶维纽发生；一想起那一天的宝拉（那一天的奥菲利亚），井底的那群蜘蛛便会把我寄托在安娜（寄托在玛格莉特）身上的那一丝希望咬得粉碎。可是又有谁能反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天真质朴的本质呢，几乎立刻我就告诉自己说，也许安娜（也许玛格莉特）不会在蒙纳帕斯—比耶维纽站下车，也许她不会在中间那几个站下车，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没什么理由去跟踪她了；安娜（玛格莉特）可千万别在蒙帕纳斯—比耶维纽站下车（她果然没下）；她也千万别在瓦温站下车，她真的就没下；那么她会不会在拉斯帕伊站下呢，那可是最后两个有可能的车站中的第一站；她也没下车。这时我知道了，能让我跟踪她的只剩下一站了，剩下最后那三站都无关紧要。我再一次在车窗玻璃中寻找玛格莉特的目光，我一动不动，默默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我觉得这样的呼唤能到达她的耳边，就像一声鸟鸣、一阵海浪，我又向她发出微笑，这微笑安娜不可能觉察不到，玛格莉特也必然会有所感觉，尽管她此刻并没有看着我的影像。这时列车已经驶进了丹费尔—罗什洛站，在隧道口昏暗的灯光下，我的影像仿佛被暴风雨袭打着，忽隐忽现。兴许是第一下刹车使安娜腿上的红色手袋晃动了一下；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坐车坐烦了，她伸手撩开了滑到额头上的一绺头发。就在列车在站台慢慢停下来的三四秒钟时间里，蜘蛛把它们的利爪刺进了井壁，又一次从内心里击垮了我。安娜干净利落地站起身来，她的背影夹在另外两个乘客之间，车窗外灯火通明，人群涌动，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还傻傻地在玻璃上寻找玛格莉特的面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下的车，只知道自己像个被动的影子一样跟随在那个下到站台的女人身后，这才猛然惊醒，下面该怎么办呢，这是最后的二选一，一旦决定便再无更改的余地。
在我看来，这事很明白，安娜（玛格莉特）要么是在走她每天都走的路线，要么是在走一条偶然决定的路线，而我呢，我在登上这列地铁之前就决定好了，只要有人进入这场游戏，而且是在丹费尔—罗什洛站下车，我的换车线路就一定是明星—民族方向，同样，倘若安娜（倘若玛格莉特）是在夏特雷站下车，那就只有当她去换乘文森—讷伊方向时我才可以尾随她而去。在这最后的关头，如果安娜（如果玛格莉特）去换乘索镇线，或者是干脆出了地铁站，那这场游戏就没法玩儿了；这个站可不像别的站，它没有那么多走不完的通道，只需几层台阶就可以迅速抵达各自的命运，在交通工具里，大家也把它们称作“目的地”，我一点都不敢怠慢。我看见她在人群中移动着，红色的手袋像钟摆一样晃动，她抬起了头，寻找路标，迟疑了片刻，最后向左边拐了过去。可左手边是通向大街的出口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那群蜘蛛撕咬得太厉害了。最初的那一分钟，我并不是失去了诚信，我只是机械地跟着她，打算最后接受这样的结局，至于她，上去之后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吧。走到台阶一半处，我突然明白了，不能就这样算了，唯一能把那些蜘蛛干掉的办法就是干脆别去管那些游戏规则。安娜（玛格莉特）踏上对我来说是某种禁区的台阶的那一刹那，我全身都在痉挛；此刻这痉挛突然消失了，变成了疲倦无力、昏昏欲睡，我像傀儡一样身不由己慢慢地登上了台阶，我不想去费什么脑筋，只知道我还能继续看见她，看见那只红色手袋朝着上面的大街走去，看见每走一步她那黑色的秀发便在肩头跳动一下，这就足够了。天已经黑了下来，风冷得刺骨，一阵阵风雨刮过来，有雪花在飘。我知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安娜（玛格莉特）一点儿都没有害怕，我对她说：“既然我们曾经相遇，不能就这样分手了。”
片刻之后，在咖啡馆里，玛格莉特的影子已经退去，让位给了现实的扎诺酒和谈话，只剩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对我说，她一点儿都不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叫玛丽—克劳德，说我在车窗玻璃里对她微笑使她很不舒服，有一阵她甚至想站起身来，换一个座位，她也并没有看见我跟在她的身后。然后，有些矛盾地，她直视着我的双眼，啜了口扎诺酒，毫不在意地微微一笑，说在大街上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她对我在大街上的跟踪迅速地释怀了。此时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当，像潮水一点一点上涨，又像在岸边长满白杨树的小河上随波逐流。我当然不能把什么都告诉她，她会认为我是个精神病，要么是有什么怪癖；我也不能对她说，其实她真这么想也没错，只不过不完全是她想象的那样，有些事儿得从人生另外一些角度来理解才行。我和她聊起她那一绺头发，她的红色手袋，她看那些温泉度假村广告时的样子，对她说，我对她的微笑并非唐璜式的挑逗，也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对她的一种欣赏，是献给她一束她还没有的花，是对她发出一个信号，表示她让我欢喜，能坐在她对面让我心情愉快，于是，再来根香烟，再加一杯扎诺酒吧。我们谈话的语气始终平和，像是相识已久，互相注视却绝不互相伤害。我觉得玛丽—克劳德允许我来到这里，和她待在一起，换做玛格莉特，只要不带过多的成见，说什么“如果有人在大街上和你搭讪、送你糖果，或是想带你去看电影，你绝不要理睬他”，她也一定会在玻璃里回应我的微笑的。到后来，玛丽—克劳德已经毫不介意我之前对玛格莉特的微笑，在大街上也好，在咖啡馆里也好，她认为那完全是一种好心好意的微笑，换句话说，在下面的地铁里那个陌生人对玛格莉特的微笑并非有什么得寸进尺的念头，而我和她攀谈的方式虽说有点荒唐，看来也是唯一可以理解的办法，也是唯一说得出口的理由，能让她回答说“可以”，说我们可以去找一家咖啡馆喝上一杯。
我记不起对她说了哪些自己的事情，也许是除了这场游戏之外的一切，可这样一来能谈的内容就会太过单薄。有时谈着谈着我们会相视一笑，也记不清是谁先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又发现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牌子的香烟，都喜欢凯瑟琳·德纳芙，她允许我把她一直送到她家大门口，很随和地向我伸出手告别，并且同意下星期二同一时间还在那家咖啡馆见面。我打了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街区，第一次这样沉浸在自我里，仿佛沉浸在另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这样做就对了，回味着玛丽—克劳德，回味着丹费尔—罗什洛站的里里外外，我紧闭着眼皮，努力把那一头乌黑的秀发、把她开口说话之前总是先歪一歪头的模样、把她莞尔一笑的样子都牢牢记在脑海里。我们赴约都很守时，聊聊电影，聊聊工作，也聊到各自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她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认可，就仿佛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须提出什么疑问，眼下这种状态就使她十分满意；她甚至好像根本没有察觉，像她这样，随便哪个低能儿都会把她当成那种傻乎乎的、很容易得手的女人。她肯定也注意到在咖啡馆里我并没有故意去和她挤在同一条凳子上，在弗洛瓦德沃大街上我也没有为了表示亲密而伸出胳膊去搂她的肩头，并且明知她几乎就算是一个人独居（四楼的公寓里还住着她一个妹妹，但很少在家）也没有提出来陪她一起上楼。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是无法猜测到的，那就是我那群蜘蛛了，我和它们也曾有过三四次遭遇，但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没有张嘴撕咬，只是等候着，等我发现，就好像我从来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一样。我依然每个星期二都到那家咖啡馆去，要么在心里想象着玛丽—克劳德早就到了，要么就是看她迈着轻巧的步伐走进来，蜘蛛们早已醒来，她黝黑的身影有一种无邪的力量能与之对抗，她只要向我伸出温暖的小手，晃动着额头的那一绺头发，她便有了力量保护游戏规则不被破坏，唯有她能这么做。有几回，她似乎也有所察觉，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候着什么；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为这场休战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会被看出来的，我不想承认，即便有玛丽—克劳德在场，蜘蛛们总还是会一点一点重新现身，这一点玛丽—克劳德不会明白，她只会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候着什么。那么就喝喝酒，抽抽烟，和她聊聊天，好好珍惜这段没有蜘蛛袭扰的时光，了解了解她的平凡生活，她每天都在做什么，她那个上学的妹妹又如何如何，她对什么东西敏感，一面念念不忘她额头的那绺黑发，心头涌起对她的种种欲望，仿佛这就是一种结局，仿佛真的走到了人生最后一班地铁的最后一站，原本我应该坐在那条长凳上和她亲吻，我本应该吮吸到玛丽—克劳德的第一口蜜汁，然后两个人相拥到她家中，登上楼梯，把禁锢着我们的这么多衣裳和这么长的等候摆脱得一干二净，然而，此刻在我的椅子和她那条长凳之间，有那口井在。
于是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到现在我都记得公共墓地里的那堵矮墙，记得玛丽—克劳德倚靠在矮墙上，听我讲话，而我则把脸深深埋进她大衣暖暖的绒里子，谁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是不是都能听清、都能听懂；我反正把什么都告诉了她，包括这场游戏的每一个细节，一次次碰见宝拉们（碰见奥菲利亚们）消失在某条通道时的绝望心情，以及每一次的结局中都会出现的蜘蛛。她哭了，我感觉得到她紧贴着我的身体在颤抖，但她仍把我拥在怀里，她把身体倚靠在亡者的矮墙上支撑着我。她什么都没问我，她也不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根本没想去和一架机器作对，一架一个人用全部生命违背着自己的意愿也违背着这个城市的意愿构建起来的机器，只有哭泣声，仿佛发自一只受到伤害的小兽，对游戏的胜利、对井底狂舞的蜘蛛做出无力的抗争。
在她家大门口，我对她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我们能不能合理合法地在一起，决定权在我们两个人手上。现在她既然知道了这场游戏的规则，这也许对我们更为有利，因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找到我，我找到你。她对我说，她可以请上两个礼拜的假，再带一本书，去到地铁里，带书的目的是为了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抵抗潮气，日子也会过得轻松点。她会从一条线换到另一条线，一面读读书看看广告，一面等着我。我们不愿意去考虑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比如我们说不定会在某一列地铁上巧遇；然而仅仅这样做还不够，这一次，不能再破坏事先定好的规矩了。我要求她什么都别去想，随地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在我寻找她的这两个礼拜里千万别哭。不用多说，她已经完全明白了，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能遇见，或者是虽然互相看见了身影，却又被两条不同的通道相隔，那就不用再回那家咖啡馆去，也不用再来她家大门口了。一盏路灯柔柔的昏黄灯光向高处照去，照亮了通往大街的阶梯，照亮了玛丽—克劳德的模样，她在自己的公寓房里家具之间，全身赤裸，睡得很香。我吻了吻她的头发，抚摸了一下她的小手，她没有回吻我的嘴唇，就离去了，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沿着一层又一层阶梯向上走去，终于看不见了；我走回家中，心里空空荡荡的，蜘蛛也不见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新的等待；现在它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游戏将像从前发生过的好多次一样重新开始，但这次只是玛丽—克劳德一个人星期一早上从皇冠站下车，晚上从马克斯·多莫瓦站上来，星期二从克里米亚站下，星期三从腓力二世站下，一丝不苟地按游戏规则进行，一共十五站，其中四站有换乘线路，而在这四站当中的第一站，她是知道的，我会去乘坐从塞弗尔桥开往蒙特勒伊门的线路，在她的第二站，我会去换乘克利希开往王妃门的线路，每条线路的选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没什么道理可讲，玛丽—克劳德很可能会从她家附近乘地铁，比如丹费尔—罗什洛或柯维萨站，那么她就会在巴斯德站换车，往法居耶方向去。蒙德里安式的路线图，枯树枝一般的分叉伸向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诱惑，红的，蓝的，白的，带斑点的，完全随机；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随便找一个站台，看见地铁驶来，七节或八节车厢，任我观察，车越来越慢，我跑到车尾，登上一节车厢，玛丽—克劳德没在上面，我在下一站下车，等下一趟地铁，坐到第一个换乘站，重找一条线路，看着列车驶来，车上还是不见玛丽—克劳德，我会放过一趟或是两趟地铁，坐上第三趟，一直坐到终点站，然后返回某个车站，从那儿又可以换另外一条线，然后暗下决心，再坐一次，而且一定要坐第四趟地铁，暂停寻找，上去吃点儿东西，吃完立即再下来，抽上一根苦涩的香烟，找个长凳坐下来，静候第二趟或者第五趟地铁。从星期一到星期四，蜘蛛们没有来找我麻烦，因为我还在等待，因为我坐在绿径站的长凳上，在等待，拿着个小本子，有一只手在上面写了点什么，发明了一些时间，不像眼下这个时间表匆匆把我推向星期六，到那时也许一切便结束了，我将一个人回到地面，蜘蛛们纷纷醒来，挥起它们的螯足，乱撕乱咬，逼迫我开始下一场游戏，那时会有别的玛丽—克劳德，别的宝拉。就这样，开始了又失败，失败了再开始，像个恶性肿瘤循环往复。可今天刚刚星期四，这里是绿径地铁站，外面，夜幕降临，还有许多时间展开想象，因此后来那场景出现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在第二趟地铁里，第四节车厢，玛丽—克劳德就坐在车窗旁边的位子上，她看见了我，挺直了身体，发出一声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呼唤，这呼唤声如此贴近，我飞奔而去，纵身一跃，跳上满载着乘客的车厢，在满脸怒容的乘客间推搡着，一面嘴里不断地道歉（其实谁也没指望我能道歉，也没人接受），最后，在人腿、雨伞和大包小包之间，我挤到了坐在双人座位上的玛丽—克劳德面前，她穿了身灰色大衣，靠车窗坐着，列车启动时猛地一晃，那一绺黑色秀发随之一摇，她放在双腿上的两只手也微微一颤，这就像是发出了一种呼唤，它无须挑明，却暗示着下面要发生点什么。我们互相之间不需要交谈，在玛丽—克劳德与我之间横着一堵人脸和雨伞筑成的墙，冷漠而多疑，隔着这堵墙，真的也没什么可交谈的。剩下来还有三站可以换乘，玛丽—克劳德必须在这三站中选一站，然后穿过站台，走进一条通道，或是找到一道阶梯出站——那就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但这一回我绝不会去破坏规矩。地铁驶进了巴士底站，玛丽—克劳德还在那里没动，人们上上下下，她身边的座位空了出来，但我没有走过去，我不能坐在那里，我不能在她的身旁像她一样浑身颤抖着。下面的两站是赖德律—洛兰站和菲德比—沙利尼站，这两站无法换乘，玛丽—克劳德知道我是不能跟随她的，她一动没动，这样一来游戏就只能在勒伊—狄德罗站或者多梅尼站进行了，地铁驶进勒伊—狄德罗站时，我移开了目光，我不想让她知道，不想暗示她这一站不是的。地铁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没下车，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多梅尼站只有一条线可以换乘，另一条就是走出地铁去到大街上，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玛丽—克劳德仰起脸，正视着我，我紧紧抓住座位上方的扶手，正如她能看见的，我一定脸色惨白，就和我此刻看见玛丽—克劳德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一样。她紧紧抱着红色手袋，她马上就要做出第一个动作，站起身来。列车驶进了多梅尼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