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发现鹰树之前的那个星期五，我们搬家了。新房子比老房子小一点儿，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住。爸爸不再和我们住一起，所以我们搬进了小一点儿的房子。
新家有一个几乎恰好十二英尺见方的客厅，里面摆着一个沙发、一把椅子，还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放了几本书。楼下除了客厅之外还有个厨房，厨房里有一套餐桌椅，还有吧台和水槽。水龙头里能放出温水和冷水，不过没有滚烫的开水。厨房有两扇门，都是由玻璃窗格拼成的，其中一扇窗户用纸板和胶带封住了。除此之外，从每一扇窗户望出去都能看到后院。
你可以从厨房走回客厅，也可以绕过楼梯去卫生间。如果要上楼的话，就得爬十四级台阶。
楼上有两间卧室，两个房间大小一样——我量过的。妈妈的房间在西北角，我的靠近东南。她房间的窗口正对着后院的树木，而我的窗外却没有树，这大概是住在老房子里的时候，我从窗口探出身子爬树，结果摔断了胳膊的缘故。于是，我现在只好住在窗外没有树的房间。
新房子的厨房有大大的门窗，妈妈说这是法国的式样。门外就是后院，院子里有一棵枫树，只有四十英尺高。枫树的种类很难准确识别，因为实在太多了。但根据它的树叶形状、生长地点、高度以及颜色来看，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棵大叶枫。
除此之外，后院还有不少别的植物，比如羊齿草、百合、紫藤、蔷薇。还有一棵矮矮的小树，我猜那是一株幼嫩的甜樱桃，但还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品种。
刚来这儿的前三天，我没有在新房子里过夜。当时，我在医院里，他们不停地在我的胳膊上绑绷带，我不停地把绷带扯掉。到了第四天，我总算回到了新家。
从医院开车回新家的路上，妈妈开口跟我讲话。我一边听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边听她说话，很难集中注意力。突然，她提到了亚利桑那，原话是这样的：
“听着，你爸爸走后，我们不得不搬进这座小房子，我和你一样，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儿。如果你想我们一家人团聚的话，我们可以搬去亚利桑那，和爸爸在一起，那就——”
“不要。”我说。
“亚利桑那是个不错的地方，马奇，”妈妈说，“还能重新和爸爸住在一起，你得明白——”
“那里太热了。”我说。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热不热，我在乎的是树。只要树能在那种温度下生长，搬去亚利桑那也无所谓。可我要是再提“树”这个字，我们俩恐怕就没话可谈了。她会不跟我商量直接做出决定，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念头。
妈妈叹了一口气：“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会很热。你爸爸说过，只要我们搬过去，就可以再商量……”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妈妈或许会考虑搬去别的地方。在美国，我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有树可爬，都好过亚利桑那。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让我静不下心来思考，我只好闭上眼睛。
“肯塔基，田纳西，我觉得这些地方都不错。”我说。
妈妈没有回答，深吸了一口气。我感觉到她似乎正在看着我，但我没有看她的眼睛。终于，她又开口说话了：“我能问问为什么吗？美国这么大，你为什么偏偏想去肯塔基呢？”
“那里有阿巴拉契亚山脉，全世界最大的阔叶林。至少现在来看是最大的，将来可能就不是了。”
“树啊——”她说着，勐地一打方向盘。我被甩到了一边，只好睁开眼睛。“那儿的树比这里还多，对吧？”她说。
“是的，”我说，“但只是暂时。过不了多久，阿巴拉契亚山脉就会变成沙漠或草原，就像现在的亚利桑那。我想在那些树消失之前去爬个遍。”
“那些树会消失？”她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马奇。”
“如果五十年内全球气温再上升四摄氏度的话——这很有可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树林就会消失。那里的白榆树和栗树已经死光了，铁杉和山茱萸也是，而我却连去爬一爬的机会都没有。一不留神，树林就会荒芜，最终消失不见。”
车子突然往回一转，我又被甩回妈妈身边。现在，我知道做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在风中摇来摆去。
“天哪，马奇，”妈妈说，“我相信总有些树能活下来，够你爬的。一整片树林怎么可能就那样消失了呢？你将来有的是时间去爬树，我们现在来谈点儿现实的，好吗？”
“怎么没可能？”我的声音大了起来，既然谈到现实，就有必要就事论事，而我一大声说话，就很能显出就事论事的架势。我说着，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发动机声：
“只要气温再上升一二摄氏度，所有的红云杉和弗雷泽冷杉都会死光，接下来就会轮到糖枫树和花楸。这些树无法在那种温度带生存，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弗雷泽冷杉死掉了。”
“好吧，我想别的地方总会有棵弗雷泽冷杉让你爬的，马奇。”
“不行，弗雷泽冷杉只有大烟山才有，我一棵也没爬过，酸雨和欧洲冷杉蚜虫已经害得它们快要灭绝了。”
“什么虫？”
“一种蛾子。”
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静默，车子的发动机轰隆作响。“我不想去亚利桑那。”我对她说。
“帕特·提尔曼就住在亚利桑那，”妈妈说，“你不知道吗？”
她这么一说，我立刻意识到，她是想提醒我亚利桑那的好处。
这个名叫帕特·提尔曼的男人发明了一种游戏，我很爱玩。他把这种游戏称作“泰山”。我从来没想过，他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也没想过它到底有什么出处，不过我非常喜欢这个词，说起来很带感。
帕特·提尔曼的“泰山”游戏就是指在陡峭的山坡上快速移动，从一棵树转移到另一棵树。这个游戏要玩得好，就得在枝叶互不接触的树木之间转移。也就是说，你得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我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直接摔到了地上。当时，我手脚还不大协调，掉下来的时候似乎摔断了一根脚趾。我谁也没告诉，妈妈知道了肯定又要下禁令。
从那以后，我就坚持玩“泰山”游戏，总算有了进步。现在，不仅是茂密的树林，我已经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坡上、非常稀疏的树木间轻松转移了。为此，我必须计划周全：每移动一步，都要事先察看树木的每一处受力点。一旦制订了某一攀爬计划或转移计划，我就能精准地执行——前提是保证自己不摔下来。
帕特·提尔曼还在电视上玩一种名叫“足球”的游戏。但我既不喜欢球，对足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他的比赛我一场也没看过。这个游戏不是帕特·提尔曼发明的，他玩过“足球”之后就自告奋勇去参军打仗了。
“帕特·提尔曼就住在亚利桑那。”妈妈又说了一遍。
“曾经住过。”我回了一句。要是帕特·提尔曼依然住在那儿，我倒愿意去亚利桑那和他一起玩“泰山”游戏，可他已经不在了，所以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他死了，”我说，“在战场上死掉了。”
这时，车子在一个蓝色信箱旁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从车里走出来，妈妈不得不提醒我关上车门，因为我只顾着看周围的一切，连车门都忘记关了。
这里有好多好多树，我一棵都还没有爬过。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曾试着爬上后院里的大叶枫，却不幸失败了。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一走进家门，我就问妈妈，能不能爬一棵树。妈妈说：“上帝啊，马奇，我们就不能先吃饭吗？来吃早餐吧，至少先吃点东西再说。”
我用十四步二十二分钟爬上了大叶枫，樱桃树用时更短。从樱桃树上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了隔壁的一棵西部红雪松。妈妈说，她会去跟邻居谈谈，看能不能让我去爬这棵树。
开门的男人有着成年道格拉斯冷杉一般的肤色，灰色的鬈发活像一团钢丝球。妈妈把我介绍给这个男人，又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克莱顿先生。和妈妈谈了一会儿之后，克莱顿先生带我们到他的后院去看那棵红雪松。它强壮的根系稳稳地扎在地上，摊开成一个圆圆的底座，树干越往上越细，覆盖着厚厚的红色树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树枝未经修剪，朝着天空肆意生长。红雪松最适合用来攀爬。我心里默默盘算，从地面到最高处的枝条需要几步才能爬到。
克莱顿先生打量着这棵树。他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斜着眼睛看那红红的枝干。细嫩的枝叶在他脸上投射下网状的阴影，随着他脑袋的移动，他的脸有一瞬间混杂上了棕与黑的颜色，就仿佛树枝在他棕色的皮肤上纵横生长。
克莱顿先生扭过头来对妈妈说：“他到底想爬到那树上去干什么？”
“就是为了爬树，”妈妈回道，“没别的目的。一爬上去，他就会下来的。”
她看向我，我立即移开视线，可又很快意识到，她看我是为了得到我的认可。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她告诉过我，如果她朝我看过来，那就意味着她需要我的认可。有时候，我会记起这一点——通常是在公共场合。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家里，我通常会把这件事忘个精光。
这一回，我恰好记得。
“我只是想爬树，”我说，“爬上去就立刻下来。”我附和了她的话，想着这么说应该没错。
克莱顿先生搓搓下巴，转过头来盯着我看。我很想移开目光，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要是能把他的脸冻住就好了。我喜欢他的脸，可我没法直直地注视他。于是，我想，要是能冻住他的脸，仔仔细细审视一番，不用担心他会动来动去，那该有多好。接着，我又冒出另一个念头：要是能把周围的人都冻起来近距离审视，就像爬树的时候近距离观察树皮一样，一定会很有趣。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像树一样安静，我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们。
突然，我回过神来，发现妈妈已经连续叫了我好几遍，胳膊上还被掐了一把。这打断了我的思路——把人冻住舒舒服服审视一番的思路。
胳膊被掐让我很不舒服，我只好屏住呼吸——她还在继续掐我。我努力回想，她在碰我之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得向克莱顿先生保证，只是爬树，不会伤害它。”妈妈说。我不觉得她是在对我说话，她面对着克莱顿先生，眼睛也在看着他。
“我们有个约定，”她对克莱顿先生说，“他在一棵树上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对不对，彼得？”
我低头看妈妈的手，她说得不准确，我也没开口纠正——她还掐着我呢。屏住呼吸非常困难，如果一直不呼吸，我最后一定会昏倒在地，这种事我以前干过。我不想在这里昏倒，我想爬那棵树。
“对吗？”她又问了一遍。
“对。”我说。她总算松了手，我又可以呼吸了。
就这样，我对妈妈和克莱顿先生保证，一定遵守规矩。而当我在那棵红雪松上爬到五十英尺的高度时，一眼望见了山谷那边的鹰树，规矩什么的就全被抛在了脑后。
这就是我在那棵树上待了一百二十一分钟的原因。我真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做——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得搬去亚利桑那。不管怎样，在搬去亚利桑那之前，我要去爬一爬鹰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