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我们沿着高速公路从奥林匹亚开车前往桑塔利亚，去外公外婆家。他们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在奥林匹亚的家大约二十六分钟车程。一路上，我一直看着窗外，观察每一棵从没见过的树。
我只有在树上，或者被妈妈抚摸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完全的平静。爸爸几乎从未抚摸过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抚摸我的那几次，我并没有咬他。有一次，妈妈抚摸我的时候我咬了她一口，只是为了看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结果，她一个星期没再抚摸我，我只好发誓再也不咬她了。可我从来没咬过爸爸。
我在心里想着妈妈，想着肩膀上的皮肤被她抚摸的感觉。虽然我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在观察她，其实我只是在看她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偶尔看一眼她的胸口和肩膀，还有垂在肩上的头发。她长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里面混杂着一些灰发。人上了年纪就会长出灰色的头发，树上了年纪却不会长出灰色的叶片，这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没有抚摸妈妈，尽管我觉得她可能也会喜欢我这样做。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平静，我不知道她心里是什么感受，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我问她，迈克舅舅会不会去桑塔利亚的外公外婆家，她回答说：“不会，没有人邀请他。请你别再问了。”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天空就会被雾气笼罩，周身的空气都是潮湿的。妈妈打开了雨刮器，刮走凝聚在挡风玻璃上的水雾，但这其实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下雨。如果你走到车外，身体只会慢慢变潮，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湿透。
我之所以要解释这一点，只是因为看见许多人写道：太平洋西北岸的普吉特湾地区雨水丰沛。但严格来讲，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里并没有大量的雨水，降水量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就好像我们一年中有九个月都住在一片湿漉漉的云彩里一样。
身处这片朦胧的水雾中，透过车窗朝外看去，高速公路两旁的树宛如一块块巨大的绿色积木，高高戳向天空，尖端隐没在云朵中，似乎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有趣的是，虽然我明确知道那些全是树，很多很多的树，却并没有想爬上去的冲动。只有在看见一棵孤零零的，或是与众不同的树时，我才会产生那种冲动。比如，当我看见后院里的大叶枫时，还有，第一次看见鹰树那高耸入云的躯干、那孑然独立于整个LBA树林的身影时。
所以，尽管我很享受眼前的一片葱茏，并且明知那些全是树，却没有非要从车里跳出去把每一棵树都爬个遍的渴望。因为这时，它们在我眼中并不是一棵棵独立的树。
多数人在看待人类的时候却恰好相反，这么一想，就会觉得相当有趣。我们都被要求把对方看作个体，每遇见一个人都应把他当成独立的个体来对待。他们甚至要我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大多数时候，我是做不到的，我甚至连他们的脸和声音都分不清楚。
如今，我在对付人类方面有了一些经验，也开始试图去跟更多的人交流。我发现，他们就像这片雾气中的树林——彼此紧密相连，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我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正从大腿上缓缓抬起，嘴里开始发出声响——一种漫不经心的哼哼声。每回我有新发现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这就是我的新发现：我们并非真的——或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更像是一片白杨树林，在地底下紧密相连，必须依赖彼此才能生存，才能获得在这个世界上旺盛生长的能力。
可就算清楚这一点，我还是不懂该如何与其他人创建联系，要在乎别人对我来说很困难。不过我认为，明白这个道理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就像树一样，一直通过根系彼此相连、彼此触碰，即便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些联系与触碰的存在。这是我的新发现。
终于，我们下了高速，慢慢地驶入桑塔利亚。这里的树并不是一片整齐划一的树林。我正在努力辨识眼前的每一棵树，这需要集中注意力，因为有太多我从未见过的树。
在车里，妈妈打断了我。
“彼得，你发出的噪声吵到我了，”她说，“还有你的手，能停下来吗？拜托。”
“马奇，”我说，“我的名字叫马奇。”
“好吧。”她说，声音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每当她的声音里出现这种东西的时候，她的脸就会皱起来，眼睛里渗出水，“马奇，你的嘴和手能停下来吗？这声音太吵了，弄得我没法好好开车。”
她继续和我说话，甚至还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我发现她的脑袋在动，但我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因为周围的树正一棵一棵从车窗外掠过。车速快了起来，这让我更难集中精神。为了能好好思考，专注于窗外的树木，我加快了双手晃动的频率，张开嘴巴，发出更响的声音。
“该死的，马奇！”身边传来这样一个声音，可我丝毫没有被干扰，一心一意让自己的声音与动作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到全神贯注。
我数着出现在窗口的每一棵树。一棵道格拉斯冷杉。一棵西部铁杉。又一棵西部铁杉。三棵红雪松。一棵西部铁杉。一棵橡树。橡树和红雪松都长着粗壮的树枝，很容易攀爬。总共八棵树。
“马奇，你能不能听——”
我把脑袋转向前方，没办法细想那三棵粗壮、好爬的红雪松和橡树，因为眼前又出现了好多我从未见过的小树，就在一个院子的围墙后面。那里有两棵矮矮的苹果树——也许是梨树，还有一棵长错了地方的东部紫荆。它本应长在大西洋沿岸，此刻却出现在某户人家的院子里。这些树都非常容易攀爬。
突然，我察觉到肩膀上有个什么东西，立即转过头去看，原来是妈妈的一只手，正莫名其妙地紧紧抓着我的棕色衬衫。“马奇，”她紧贴着我的脸，我都能嗅到她的呼吸——甜甜的，带有一丝柑橘的气息，连牙齿和舌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的声音非常响，“你必须停下来，亲爱的，我都没法思考了。这样又叫又闹的让我怎么好好开车？”
我闭上了嘴，双手却依然止不住地抽搐。刚才看见的树全都消失在车子后面，我任由它们离去。她的右手离开了我的肩膀，放回到方向盘上，手指还在剧烈地颤抖，声音低沉而沙哑，眼睛里的水流满了脸颊。但她似乎浑然不觉，只是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丝毫不在意那些被抛在身后的树木。
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扭头去看那些树，努力计算着如果现在就停车的话，距离它们会有多远。这很困难，因为车子开得时快时慢，无法计算出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树下。
在我身边，妈妈发出了另一个声音，接着又从包里抖出一张软软的纸。我仔细地观察这张纸，发现它就像一只从包装袋里飞出来的蝴蝶。我见过蝴蝶长什么样，这一只很漂亮，却被妈妈拿来擤了鼻子。
擤完鼻子之后，她的手指不再颤抖了。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知道，她不想让我把头转开。于是，我很努力地维持了大约六秒钟，接受她的凝视。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转开了脑袋。就在这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坐在行驶的车上计算与树木之间的距离和注视她的脸这两个难题之间竟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我无法准确地计算出与那些树的距离，是因为距离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变化。这也正是我不喜欢注视人脸的原因。人脸很难看得清楚，它们一直在不断变化。更糟的是，人们总希望你能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即便那些表情分明就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
在那十一棵树中，橡树应该是最好爬的一棵。我张开嘴，轻轻哼了起来，好让自己更清楚地思考关于橡树与其构造的问题，并把它的构造存储在记忆中。这时候，妈妈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我只能看见她的半张脸。从这个角度看去，她的眼睛是白色的，只露出一点点的瞳仁。我再次闭上嘴巴，双手却自动从大腿上抬了起来，比出一个类似某种树枝的拱形。
我希望自己能抚摸一下妈妈，让她体会到我被抚摸时的感受，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好转过头去不再看她。我开始小声地哼哼，脑中逐渐浮现出那棵橡树粗壮的树枝，从树干的中央向四周延伸，就像是数不清的动脉围绕一颗强壮的心脏生长。
每次我们来，外公总会拿出他小时候的照片给我看。他是在东海岸长大的，时常给我讲照片中那些人的故事，我则对他说背景中那些树的故事。
外公让我想起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他没有头发，两只耳朵看起来就像脑袋上光秃秃的树枝，上面长满深深浅浅的斑点。我很喜欢听他讲当年那些老树的故事。
我希望自己也能在场，亲眼看看那些老树。外公就在场，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它们。他对树的了解不如我多，他常常对我说：“看来我当时没有睁大眼睛好好瞧一瞧，是吧，彼得？”
我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美国曾经有许多非常非常高大的树。比如，书上说明尼苏达北部的森林里曾有一片原始白松——每一棵都高达二百二十英尺，相当于二十层楼那么高。这样的大树原本不计其数，遍布各地，后来全被砍掉了。
外公的照片里还有美国栗树的身影。一百多年前，广袤无垠的美国栗树林是一种多么美丽的景致啊。我的好些亲戚都曾站在栗树林前，拍下许多黑白照片。我还看过不少美国栗树的照片和图画。
美国栗树能从森林地表生长至一百英尺以上的高度，树枝朝四面八方伸展，整个树冠仿若一柄巨大的伞。每一棵枝繁叶茂的栗树都如同一个小森林般，长有将近一英亩的树叶。
阿巴拉契亚山脉曾经满是这些庞然大物。一棵茂盛的栗树无论从哪个方向测量，树冠的周长都在二十到二十五英尺——直径则能达到十英尺。这里曾经有成千上万棵这样的大树，数都数不清。即使是从外公的照片里看，站在栗树下的人也显得像侏儒般矮小。
外公的照片有些年头了，如今野外早已看不见栗树的踪影，更不要说这么大、这么多的了。一九〇四年，美国栗树开始成片地死亡。罪魁祸首就是一种来自亚洲的真菌，名叫板栗疫病菌。
不幸的是，这种真菌很快就蔓延至阿巴拉契亚山脉，感染了那里所有的树。短短几十年内，四百万棵树就这样死掉了。如果换算成人类的数量，相当于在十年中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现在，幸存的美国栗树已经寥寥无几，只剩下一些杂交品种或特殊的抗菌品种。
我是美国栗树基金会的一员。这个组织是由一些希望在东部林区恢复栗树种群的人组成的。正是这些人培育出了抗枯萎病的栗树品种。可是，要恢复一种已经灭绝的树木种群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我们正在杀死所有的树。外公不相信，每次我一说起这件事，他就会把照片放在一边，大笑起来。“杀死所有的树？这是不可能的，彼得。”他对我说。但是，他错了。
大多数的树木正在逐渐死亡。整个北美洲的森林——从墨西哥到阿拉斯加，都在逐渐死亡。自我出生以来，已经有七千平方英里的树林死掉了——相当于整个华盛顿州的大小。等我长到外公的年纪，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再也没有树的存在了？
树木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在美国西南部，一种名叫雕刻小蠹的甲虫杀死了所有的矮松，还有云杉甲虫、冷杉甲虫、山地松甲虫。人们很容易把罪名推到昆虫身上。而真相却是，这些昆虫之所以活动频繁，都是因为气温升高和压力增大——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类。甲虫和其他的昆虫只不过是人类的小士兵，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杀死所有的树。
举个例子，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就在华盛顿州以北，原本以大片大片的罗奇波尔松闻名，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百分之八十的罗奇波尔松都死掉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甲虫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大肆繁衍，将树林从碳汇变为碳源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
到我二十岁的时候，英属哥伦比亚将不再是一个森林覆盖的省份。华盛顿州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是不是要在一个没有树的世界里长大？
美国黄松也正在走向灭绝。我已经把美国栗树的故事解释给外公听过了。这回，我开始跟他讲美国黄松的故事，可我刚讲到美国黄松甲虫时，外公就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他把照片收好，拿起那副旧旧的棒球手套。
“我们来玩会儿球怎么样，彼得？”他说。
既然他想玩球，我也没什么意见，尽管我投球的水平很不稳定。我永远接不到球，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总是把球朝我滚过来，我捡起球朝他投过去。通常情况下，我会把球扔到房顶上，而不是他的手套里，但他并不介意。我喜欢在室外，与外公和树在一起。
离开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光线发生了变化。天空不再被暮霭完全遮蔽，云层后面射出几束阳光。在太平洋西北岸，我们称之为“日破”。广播节目甚至会告诉你阳光将在何时突破云层。
早晨的水雾消散之后，云层不见了，周围的事物不再被雾气遮蔽，呈现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在阳光的折射下，一切都笼罩上了一层明亮的光晕。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淹没在一片光的海洋中。
这时候的太平洋西北岸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开车经过时，光线使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在明亮的阳光下，绿地俨然一副热带岛屿的光景，尽管没有那么炎热，也缺乏海滩风情。
天气还是很热的，那天下午有将近十八摄氏度！相比起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来说，现在算是相当热了。在这里，气温只要零下十七到十摄氏度，人人都会穿起毛衣和羊毛外套。
我想象着树把所有的阳光全部吸走，贪婪地吞噬着倾泻在我们身上的全部能量。
有时候，带给我同样感受的还有信息与真相。真相，知识，信息，这些东西包围着我们，以一种无法遏止的势头将我们淹没。可有时，我竟成了唯一能吸收这些真实事物的人：识别树木的真名，测量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估算根系的长度，计算气候变化对树木的影响，估计爬上附近的每一棵树所需花费的时间。
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只有我才在乎这些事吗？只有我才能感受到那每时每刻浸润着我们的知识的阳光吗？
我们身处一片光的海洋，整个人被包围其中，每天在里面游泳、活动，但我似乎是唯一睁开双眼、看清周围真相的人。
有时候，这让我感到非常孤单。
回到家后，我对妈妈说，我要去爬一棵树，不过并没有告诉她具体是哪一棵。我不擅长说谎，但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措辞，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方法十分有用。
我发现自己其实知道从家里去LBA树林看鹰树的路线。我看过地图，LBA树林距离我家只有二点一英里，但路线十分曲折。看了地图后，我把整条路线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不落下任何细节。找到树林和爬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不过用走路代替攀爬罢了。
我知道那儿有一个栅栏，可我不想再玩帕特·提尔曼的泰山游戏了。要是我能再一次走到距离鹰树足够近的地方，亲眼看一看它的形状，就可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美国黄松。
我一边走，一边抚摸着道路两旁树木的树皮，感到心满意足。在LBA树林里，树与树挤挤挨挨地生长。我只要离开小径，一伸手就能抚摸到它们的树皮。阳光下的树皮是温暖的、粗糙的，我想象着每一棵树里面都住着一个灵魂，就像树人一样。尽管明知这个念头并不真实，但那些树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我满心愉悦。
如果鹰树是一棵橡树，就会与周围的树更贴近一些，不会如此孤立。成群的橡树被称作萨瓦纳——它们的根系紧贴着彼此。妈妈在我的一本书中读到过这个词，她称之为“共生”。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正是她想做的事情——和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和树。如果要我与别的生物“共生”的话，我会选择树。
我伸出一只手，抚摸身边长长的树枝，树叶在我的触碰下微微颤动。树大概知道我在这里吧，又或许并不知道。我存在与否对树来说无关紧要，这正是我喜欢树的一个原因。
后来，我在树林里遇见了一个女人。她起初没有看见我，因为她拿着一副望远镜，正在用它观察树顶，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注意了她好一阵子，觉得似乎有点眼熟。
这是我唯一一次长时间地观察别人。观察人与观察树林中的一头小鹿或一只松鼠不同。她没有小鹿那么安静，也没有松鼠那么敏捷、活泼，而是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她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彼此相似、彼此相连，就好像两棵同样种类的树——这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想法。观察了她一会儿之后，我继续在树林中行走。后来，我又看见了她。这一回，她时而在树林中走动，时而停下来剪下旁边灌木丛中的一小片树叶。每剪一片就把它放进一个小包，在上面写几个字，然后再把小包一个一个放进肩上的背包里。
突然，她看见了我，朝我挥了挥手。
“嗨，马奇！”她喊道，“你还记得我吗？又在叫树的名字吗？”我一定见过她，但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当然，也认不出她的脸。“是的，我在叫树的名字，”我说，“不过，今天我是来看鹰树的。”
从我所在的角度可以望见鹰树粗壮的树干，就在栅栏的那一边，在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我用手指了指。
她朝我走近几步，抬头向鹰树矗立的方向看去。
“他们把这棵树叫作鹰树吗？”她说，“你看见人们献祭给它的东西了没？”
“没有，”我说，“献祭是什么意思？”
“跟我来。”她说着，带我向山坡另一边的一个小凹洞走去。那儿距离栅栏很近，与我们从栅栏这边到达鹰树根部的距离差不多。我和鹰树之间只隔着短短十七英尺。从这里，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空气中淡淡的香草味告诉我，它就是一棵美国黄松。除此之外，其他几个因素也让我十分确定：树皮是橘色的，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着微光，最外层的树皮坚硬而外翘，上面一个个黄松甲虫留下的小洞清晰可见，如子弹般深深地刻在树皮上，令人心烦。我的脉搏开始噗噗地跳动。
这时候，她又喊了我一声。我转过头去，发现了第二个惊喜——巨树的根部竟然有一个洞。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凹坑，但看起来有点像伊尔莎牧师教堂里的圣坛。它有底座，还有个类似盖着布的小桌子的东西，其实是由一个树桩和一片树皮搭起来的。
在洞里，有一些用扎条捆起来的彩色羽毛，几块写着字的石头——那些字看起来有点儿像凯尔特符文，一条银项链，还有几枚宝蓝色的知更鸟蛋。
“看见了吧？”她说，“这就是人们献祭给树灵的东西。”
“人们为什么要献祭这些东西？”
“哈！”她笑了，“只有在奥林匹亚才有人这么做！我爸爸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结束，整个地球就倾斜了过来，把美国所有的嬉皮士一股脑儿全倒在了太平洋西海岸。如今，他们都生活在奥林匹亚、尤金，还有波特兰。懂我的意思吗？”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口气像极了皮埃尔。
她继续说：“你知道吗？他们准备砍掉这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全部用来做木材。”
“不，”我说，嘴巴变得干涩，几乎说不出话来，脉搏里噗噗的跳动消失了，喉中堵着一股苦涩的滋味，“做木材？”
“是的，”她说，“他们打算把这里的树全部砍掉，建许多公寓。你听过那首老歌吗？他们摧毁天堂，造个停车场。”
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哪首歌。
“没错，”她说，“他们要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砍光，无论是栅栏里面的还是栅栏外面的。”说着，她哼起歌来，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
“你不信的话，可以回去看看那块牌子。”她说。
我走进树林，终于看见了那块黄色的牌子。这一回，我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地阅读牌子上的字。她说得没错，牌子上确实是这么写的。
读完黄色牌子上的字之后，我转身离开了树林。可当我沿着计划好的路线走过树林时，周围的树似乎全都变了样。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它们就从一个个鲜活明亮的生命变成了暗淡一片，每一根黑莓藤都像是要扑上来抓住我，撕裂我的皮肤。
树叶投射在我脸上的阴影一改先前可爱、有趣的面貌，反倒像是光合作用的对立面——一种黑暗而腐败的东西。能量从死亡的树中飞快地消逝，从我的身体里被迅速抽干，快到我来不及补充。我想，也许我应该就这么躺倒在地上，任由自己腐烂；也许我的身体里会长出一棵树；也许我的死亡能为树林做点儿贡献；也许我会变成一棵哺养木。
我感觉到一个影子正从我的骨胳上剥离血肉。都是那个牌子上的字干的好事，它们仿佛已经穿透了我的心脏，把我从内到外感染了，使我的肺部得不到足够的空气。我伸出双手，去触摸身体两旁的树，但此刻它们摸起来就像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整个树林仿佛瞬间死亡。
我带着这种绝望的感觉不停地向前走，走上公路，向右转，直走，向左转，再直走一公里，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