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1927年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在国民党的屠杀和镇压下气馁，而是勇敢地站起来，高举革命大旗，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的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开辟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并在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面对蓬勃发展的红军势力和不断拓展的革命根据地，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完全不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逼近关内的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先后发动四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重兵“围剿”，都被红军一一粉碎。国民党在军事上不仅没有消灭红军，反而红军得到壮大，队伍发展到30万人。
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结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把主要兵力投入到“歼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上，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坐镇指挥。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接连丧失军事机会，战场上部队损失过大，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陷入被动处境，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在情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到湘粤西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确定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突围。10月16日晚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计划分别从雩都（今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悲情的一幕。
雩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伫立在各个渡口，恋恋不舍地为红军送行。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赶到于［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雩］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
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红军告别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亲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个来自陕北的叫贾拓夫的人，他1912年出生于陕北神木县，16岁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西安市团委书记、陕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先后组织和参与了蒲城兵变、陕南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活动。陕西省委遭破坏后，贾拓夫先后到中共北方局、上海局汇报工作，辗转来到了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担任了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他是来自于陕北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
当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处于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窘境。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朝西前进，一举夺取了贵州黎平县城。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黔北遵义城。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又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军事主义的领导，取消原先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取消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军事上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将中华苏维埃共和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保证了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根据军事形势，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三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行进到“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讨论了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同时作出了撤销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留任中央常委的决定。
在国民党大军疯狂的围追堵截中，能实现，中央遂决定转战川滇黔落脚，定的落脚点。几番努力，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难建立新的苏区。这是党中央第四次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川康的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取得甘肃南部，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五次确定落脚点。这时候，张国焘拥兵自重，不同意中央主张，导致落脚川陕甘的计划被迫取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手后，继续北上，穿越危机四伏的松潘大草地，禽野菜，嚼草根，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入甘肃迭部县。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将中央红军各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以游击战经甘东北和陕北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六次确定落脚点。